楚玛尔河，你是我最初的村庄，也是我最后的家园。什么都不能占有我，惟独你能穿透我的心。黄河泛滥，长江水浑，你却始终用一股明丽的清波滋润我并不荒芜的心。
我常常这样想：不管过了多少年，只要我还在这个地球，楚玛尔河就不可能在我心里干涸。说小定我有一部长篇作品的书名中会出现楚玛尔河这几个字。
当初和后来我都问过自己：青藏高原上有诸多的大河名山，它是黄河长江的发源地，又是美丽的雅鲁藏布江流过的地方，一条瘦小的楚玛尔河何以让你铭记于心？
它以它羞涩而野性的纯美、豪放而节制的性格，吸引我数十年如一日地苫恋着青藏高原这块荒凉、偏僻的不朽高地。它是我远方美丽、丰饶的文学村庄……
18岁至25岁我把生命里这段最宝贵的黄金岁月献给了青藏高原，无怨无悔。那时我是汽车兵，终年在雪山颠簸，不分冬夏，总是穿着一身油渍渍的棉工作服。工作服的本来功能自然是御寒保暖，可我们这些汽车兵还要用它来擦车、燃火。你瞧，油口、胳膊肘处的棉絮被撕扯得无一保留。我腰间扎一条麻绳当腰带，脸上东一道西一溜地点缀着油腻。最有趣的是那顶毛皮帽，整个绒毛油渍浸蚀，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油球，泛着亮光。我从来不把两片护耳放下来，随意地让它在耳廓上耷拉着，忽闪忽闪的，像两只翅膀。一双毡靴很笨重地套在脚上，走起路来一步一挪，犹如北极熊。以上便是我当汽车兵时的素描。很可惜，没留下一张照片，这使我终生都后悔莫及。
我们驾驶的是从德国进口的依发牌载重汽车，运载六吨半。我每年都要开着它至少六次七次地翻越5300米的唐占拉山口，有时西藏极需物资、器材，我们便开展“攻关运输”。从甘肃峡东兵站至拉萨，往返六天六夜（正常情况下跑一个单程就需9天）。我给西藏送去了多少物资，在忙得连喘息的空隙都少有的运输任务中又写下了多少文字？楚玛尔河记着。
楚玛尔河是长江源头的一条支流。它不经意地、慢悠悠地从可可西里草原上淌过。左手掂着昆仑山，右手拽着唐古拉山，流呀流呀，不知何处是终点，它冬天不结冰，夏日不断流。河水不算深，却也不能说浅。我们在黄昏时将车开进河里洗刷，浮动着夕阳碎片的河水会把汽车轮胎淹没。每次，我们的车队驶过昆仑山口后行驶不久，老远就会看见一条亮闪闪的银镯似的带子出现在眼前，那就是楚玛尔河。它在可可西里草原上绕了个美丽的大弯子。我真想把这只银镯戴在手腕上，便加大油门向它扑去。
楚玛尔河这个独特的名字以及它身上散发出来的诱惑力使我这个当时几乎每天都作诗的“连队诗人”，途中小憩时坐在驾驶楼里趴在方向盘上写了一首题为《楚玛尔河》的诗：
楚玛尔河上，木头架的桥。
青藏公路从桥上跨过，负荷太重，桥弯了腰。
我驾着汽车过楚玛尔河，木桥吱扭吱扭唱起了歌。
歌声掉在“野驴筏”上，流进了长江黄河……
很浅，很嫩，娃娃诗。但是，小司机开着汽车走山跨水时的那欢快、自豪神情是按捺不住的。诗作于1960年前后，未变成铅字，一直蜷缩在我的笔记本一隅。诗中的“野驴筏”把我的思绪拽入美好而深思的回忆长河中……
我驾车从楚玛尔河经过时，差不多都会遇到成群结队的黄羊在河滩上吃草。那真是数也数不清的羊群，只见黑压压的一片茸毛的海在涌动。羊群有时离公路很近，我们可以瞅得见羊身上的花斑和蹄子上的泥巴。黄羊的听觉特敏锐，听见汽车喇叭鸣叫后像箭簇一样飞奔而去。瞬间，草滩上腾起烟尘，黄羊便消失在这烟尘中了。等烟尘散落后，黄羊早没影儿了。黄羊的奔跑速度可以与汽车相比，这是高原人都知道的事；野驴比较稀少，罕见。我第一次见到野驴的情形仍历历在目：有五匹野驴在距我们300米的河里饮水，湍流的水波淹没驴们的腿，只留身子露在水面上，极像羊皮筏子。只是这驴皮筏子比西北高原上常见的那种羊皮筏子大得多。我猜想：野驴的腿一定很长，恐怕像长颈鹿的腿一样细而长。这样它才没有被河水淹没。
关于野驴的腿很长这一印象，我在后来又多次见到野驴后也没有改变。需要说明的是，那时我每次见野驴都在好几百米外，观察到的目标总是朦朦胧胧的。距离像一层雾，野驴在雾深处。更正我的这个印象是在我调离高原后的第三年重返楚玛尔河时。那阵子整个中国都被推进了灾难的火坑。这是一次全民性的大疯狂、大饥饿、大倒退。据我所知，许多村民特别是偏远的深山老林里的山民，因为不会闹革命又不能放开手脚种庄稼，连肚子都喂不饱了，只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这种情况下，昆仑山里出现一批又一批的打猎人就不足为怪了。这样，那场政治上的大灾难就不可避免地殃及到高原上的野生动物。它们跟着人类一起遭灾。当时，我在楚玛尔河畔看到了一堆又一堆枪杀了的野驴和黄羊。
它们被野驴贩子们运往青海、甘肃甚至陕曲、河南去赚钱，去充塞那些饿极了的胃囊。我不敢正眼看这个残忍的场面，便问一个扎着红袖布指挥运输的半老不老的人。
“野驴和黄羊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这样成批地猎杀，怎么没人管呢？”
那人挖了我一眼，说：“管？谁去管，省长大人都戴着高帽在游街呢！”
我无语，心里刀戳一般难受。
就是这时候，我发现野驴的腿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长。
驴身驴腿的搭配还是蛮合比例的。这样，我又有了新的推断：野驴跳入河里之所以未被淹死，很可能是它们会游水。
“驴筏子”本来就应该漂在水上。
楚玛尔河在呜咽！
此刻，我站在岸上呆望着远方，心里很不平静。我听见河里的浪涛吼得比任何时候都狠都猛，我脚下的冻土地也跟着颤动。受伤的楚玛尔河在呼唤阳光，在等待黎明。它要用澎湃的浪涛把目己的呐喊送到远方。
其实，远方也在寒风里颤栗。整个中国都在武斗的枪口下流血！
让所有的冷枪都结冰，喝令所有扣着扳机的罪恶的手松开！
我写了散文诗《冷枪》：
可可西里草原在颤栗。
昆仑山和它怀里的楚玛尔河一齐闭上了眼睛……
造孽的枪口啊，此刻它正毫无顾忌地从冻着冰的土塄坎上伸出来。枪口后是一只眯缝着的眼睛，那睫毛很长，很长。
六月，昆仑山也在落雪。
肆虐的暴风雪横扫莽原。
地平线上，成群的黄羊仰起了惊慌的脖子，四处张望。它们分明嗅到了浓烈的火药味，微微的震颤已经传输虱了它们的足下……
枪口，就在黄羊的身边！
雪花漫无边际地悠悠飘荡，仿佛要遮挡住那愚昧和罪恶。
公路上，来往的汽车在行驶。
草滩上，牧羊女抱着双羔酒窝里盛满甜蜜。
黄羊继续伸长着雁脖张望……
塄坎下那纤细的食指正拥紧着冰得发烫的扳机……
随着一声爆响，针尖将扎进月亮的心！
昆仑山老人的目光已经迟钝得难以闭合了。即使瞎子，此刻也会流泪。
泪水涌进不冻泉，堵了泉眼。
可可西里地层下的万年冰柱正酝酿着新的山洪《冷枪》写于“文革”中，后来我稍作修改，收进了我的散文诗集《七月的拉萨河》。
我不会怨恨楚玛尔河，也不会嫌弃可可西里草原。河，还是那条河。草，还是那片草。野驴要来洗澡，黄羊要来吃草。我一如既往地苦恋着楚玛尔河。
楚玛尔河依然清澈见底地流在草原上，流在我心里。
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莫名奇妙的感觉，只要从楚玛尔河身边经过，或者它从梦中走来，我都会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想像力丰富得像长了翅膀似的在脑海里萌动、蓬发。我分明听到了生命拔节的声音。它鼓动着我脉管的律动。这时我在青藏高原上经历的所有事情都汹涌到楚玛尔河的浪尖上，变成诗，变成散文，变成小说。我把我的生命、我的追求、我的梦幻，揉进了作品里。该发芽的，全部变成绿叶；该燃烧的，不留一点灰烬。我的第一本散文《珍珠集》中绝大多数作品的初稿都写于我当汽车兵时期，成形于1970年前后。其中：《夜明星》被选进全国通用的初中语文课本第三册；另一篇散文《小昆仑》登在《中国文学》上，翻译成多种外文；《船》被青海省文联选人《建国三十年小说散文选》。
楚玛尔河，我文学的源地、魂地！
人走在雪山上，心却憧憬着山那边的白云，月亮。
很可能是写一首《楚玛尔河》的诗，难以表达我在高原上跑车时的美好心境，于是，我又写了第二首《楚玛尔河》：
我是高原汽车兵，终年在世界屋脊跑车，每次经过楚玛尔河，都要给水箱里舀满小河的水波。告别楚玛尔河以后，我常爱望着水箱沉思，因为，从这里能看到小河的微波，也能看到长江的大浪……
正是对雪山冰河的追逐和向往，我才深深地爱着楚玛尔河。
多少次我站在岸上的草地上描绘着一幅这样的桃源生活：河湾的某个地方，一夜之间忽然撑起了几顶帐篷，住着几个男男女女，其中有我。楚玛尔河是我们的生活基地，我们踏查河流山脉；探讨可可西里草原的奥秘，追寻包括野驴在内的高原野生动物的踪迹。我们所进行的这些事情最终都是为了文学。我的那部关于楚玛尔河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顶帐篷里杀青的。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在创作之外还有各自的“第二职业”，有的到藏村里给牧民打短工，有的在通往深山的三岔路口开了小酒店，我则在楚玛尔河边摆起了小摊摊，兴致勃勃地卖着山货，有冬虫夏草、藏红花、雪莲、鹿茸麝香……在人流穿梭的藏民中问可着嗓门叫卖自己搞来的这些名贵药材，绝对是一种非常惬意且自豪的事情……描绘得再浪漫毕竟是描绘，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楚玛尔河流域是个十分荒凉、人烟稀少的地方，到哪里去打短工？给谁卖山货？谁来喝你的酒？这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开拓处女她，可以招商投标，把楚玛尔河变成一个雪山热闹镇……
二十岁刚出头的小青年，什么都敢想，什么事也敢做。
想到的往往是最幸福的，遇到的却常常是最痛苦的。没关系，下次还想。血气方刚、锋芒毕露，有什么不好？有意思的是，事隔了30年，1995年我重返楚玛尔河时，这种渴望组建“楚玛尔河文学部落”的想法非但没有泯灭，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对一位和我同上高原的朋友说：“你敢不敢下决心，咱们来当楚玛尔河新村的第一代村民？”对方一点也不示弱，回答我：“你前面走，我随后跟。我在这里扎根后一定能创作出一部让所有男人和女人看了都叫好的长篇小说。”
看来并不是我一个人是疯子，无极荒原对每一个想长翅膀腾飞的人都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这时候，我想起了我刚到高原时，听到老同志经常吊在嘴边的一句顺口溜：
死在五道梁，埋在小河旁。
五道梁是可可西里草原上的一个地名，也是青藏公路沿线气候最恶劣的地方。俗称“纳赤台得了病，五遭梁送了命”，可见此处确是一道鬼门关；小河，即指楚玛尔河。
我对这句顺口溜的理解是：高原人不是贪死，而是求牛。只有把感情渗透到这块高地上的冰川、雪峰中，对高原爱得深沉、厚重的人，才会喊出如此响亮、豪迈的语言。
迈进雪的门槛，再往前走一步，便是春了。
楚玛尔河畔确实埋葬过不少高原先人的尸骨。这些开拓、建设边疆的无名英雄是值得人们永远尊敬的。他们最后的呐喊是被小河带着流向远方的，那是永久都不会消失的声音。楚玛尔河两岸是没有墓碑没有墓堆的陵同。我的一位战友在一次翻越唐古拉山雪峰时，发生翻车事故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们没有在四季冰封的唐古拉山为他开挖墓地，而是在楚玛尔河畔给他找到了长眠的最后家园。岁月已经荡平了我们为他砌起的坟堆，但是坟前的那簇红柳却依然顽强地活着。他的身子是最后让暴风雪吞噬的，必将变为雪原的春泥。每次我默默站在他灵前的红柳丛旁时，就想起了曾经走过的路途。我能做到的就是把泪噙住，直到他的坟前立起墓碑。
这也许是我为什么总念念不忘这条小河的一个原因吧！
1995年重返楚玛尔河尤其使我难忘的是看到了已经不多见的野驴。非常难得。调离高原这几十年中，我虽然没有少回娘家，也多次到过楚玛尔河，但是一直未见到野驴、黄羊。原因是经过“文革”的劫难，可可西里草原的生态平衡受到空前破坏，许多野生动物濒临绝迹，剩下为数不多的动物都躲在草原深处不敢露面了。我有一种失落感，站在楚玛尔河新修的钢筋水泥大桥上，怀念着昔日的生活。
那灭黄昏，我乘坐三菱牌越野车从拉萨返回西宁途经楚玛尔河时，特地停驶小憩。夕阳衔山，山山水水都罩在一层橘红色的彩光里。我踏着绵绵的草滩慢慢地走着，走向哪里？不知道，只想让长途跋涉给浑身带来的疲劳和烦躁在这不经意的散步中消失殆尽。就在这当儿，我看到不远处的地平线上冒上来一道隐隐的影子。开始我不清楚是什么，就没有在意，依旧朝前走着。转瞬，那影子变大了，成为淡蓝色天幕上活灵活现的剪影。“野驴！”我的脑海里立即闪出这两个字。没错，是野驴！
我怕自己吓跑了野驴，忙返回到停车的地方，并示意伙伴们与我一起躲在汽车后面。
一共8匹野驴很快就来到离我们约50米的地方止了步。显然它们发现了公路上的汽车和藏在汽车后面的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一个个仰起头向我们张望。按我的想法，它们很快会飞跑而去的，野驴能不怕人吗？
出乎意料，野驴没有被我们惊跑。它们站在原地环顾了一阵子后，便扎下袋吃草了。那消闲轻松的样子，全然没有把我们当敌人看待。
我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从汽车后面走出来站在公路上看野驴吃草。这是我自从知道楚玛尔河畔有野驴以来，相距最近、对野驴看得最清楚的一次。8匹野驴一字排开，个头大小差不多，体长约2米，形状像骡子，尾巴却像马。
背毛淡棕色，腹毛黄白色，四肢内侧呈乳白色，背脊梁有一条黑褐色的脊纹。它们边吃草边慢慢地走动，驴与驴之间的距离很均等，排列得十分整齐……
同我一起进藏归来的青年摄影家杨爱平，这时举起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有的摄影记者十年八载都难碰上这样的机会，今天让你遇到了。你这张片子是千金难买！”我对小杨说。
他美滋滋地笑着。
这阵子昆仑山吞没了夕阳的最后一缕光线。橘红色慢慢淡化的楚玛尔河畔，仍然十分清晰地留着8匹野驴的剪影。我想，我无论如何要把这张照片保存好久……
这个黄昏，在十多分钟里我觉得我似乎阅尽了世界屋脊的千山万水。于是，我想得最多的是我的那部书名中有“楚玛尔河”的长篇小说什么时候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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