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过去之后,队长回忆起当初的情景来,他说,他当时并不觉得冤枉,而是他妈的窝囊。窝囊不知被哪个龟孙子告了,窝囊那公社干部毫无人性,自己吃的是国家供应的细米白面,却不让老百姓吃一点烂谷子。所以,他才会青筋暴跳地大骂:
“操你妈的,一口一个革命,革命老子个球!你把老百姓饿死,你算共产党的球干部!”
那天的批斗会一直进行到天明。我和母亲惴惴不安地回到家中,母亲全然没了昨晚分粮的喜悦,望着粮缸,不知盛着的是祸是福,分下的那点谷子该不该退回去。而我却摆脱不掉队长被斗的一幕,对队长充满了无限同情。后来听人说,那天晚上公社干部带着民兵来了,队长当时分完粮正准备回家,公社干部说有重要会议要开,让队长把社员们召集起来,队长就给召集了起来。然后像公社每次派人来开大会一样,队长围着炭火坐到最暖和最显眼的地方。
批斗会的第二天,队长就被撤职了,由会计来担任队长。人们便怀疑是会计告的状,但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后来那公社干部因调戏妇女坐了牢,并且死在劳改煤矿的井下,告状的事就永远成了一个谜。队长被撤职以后,被罚扫一个月的大街,然后去饲养院喂驴。据说,这也是沾了那烂谷子的光,要是好谷子的话,他得去蹲监狱。
我的秋假生活随后就结束了。有一天早晨我去上学,正碰上队长在清扫大街,佝偻的背影冷冷清清。队长感觉到背后有人在看他,就停下手缓慢地掉转身来,一张脸从飞扬的尘土中浮出。队长的胡子上挂满白霜,像一夜间变得白发苍苍。我几乎吓了一跳。他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窘态,便拄住扫帚笑嘻嘻地问我:
“明年赶不赶麻雀了?”
我没想到,队长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允诺,可转而一想,你倒落魄如此了,还管我明年赶不赶麻雀?我感到非常好笑,威风凛凛的队长就扫了大街,甚至怀疑它是否真实。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那样太残酷了,太对不起队长了。然而,我又觉得应该问点什么,哪怕是出于礼貌,也不能不声不响地走了。于是我也笑嘻嘻起来,我问队长:
“那天晚上斗你,那四个兜说你有罪,你是不是真有罪?”
我的话显然出乎队长的意料,可是他又显得不以为然。他丢下扫帚走过来,把嘴伏到我耳朵上,神秘地问我:
“你说狗咬人吗?”
我说:“咬。”
“你说狗放屁吗?”
我说:“放。”
“哈哈哈,那你他妈的还问我,是不是真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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