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自清
这回暑假到成都看看家里人和一些朋友,路过陪都,停留了四日。每天真是东游西走,几乎车不停轮,脚不停步。重庆真忙,像我这个无事的过客,在那大热天里,也不由自主的好比在旋风里转,可见那忙的程度。这倒是现代生活现代都市该有的快拍子。忙中所见,自然有限,并且模糊而不真切。但是换了地方,换了眼界,自然总觉得新鲜些,这就乘兴记下了一点儿。
飞
我从昆明到重庆是飞的。人们总羡慕海阔天空,以为一片茫茫,无边无界,必然大有可观。因此以为坐海船坐飞机是不亦快哉,其实也未必然。晕船晕机之苦且不谈,就是不晕的人或不晕的时候,所见虽大,也未必可观。海洋上见的往往是一片汪洋,水,水,水。当然有浪,但是浪小了无可看,大了无法看——那时得躲进舱里去。船上看浪,远不如岸上,更不如高处。海洋里看浪,也不如江湖里,海洋里只是水,只是浪,显不出那大气力。江湖里有的是遮遮碍碍的,山哪,城哪,什么的,倒容易见出一股劲儿。“江间波浪兼云涌”为的是巫峡勒住了江水;“波撼岳阳城”,得有那岳阳城,并且得在那岳阳城楼上看。
不错,海洋里可以看日出和日落,但是得有运气。日出和日落全靠云霞烘托才有意思。不然,一轮呆呆的日头简直是个大傻瓜!云霞烘托虽也常有,但往往淡淡的,懒懒的,那还是没意思。得浓,得变,一眨眼一个花样,层出不穷,才有看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生只见过两回的落日,都在陆上,不在水里。水里看见的,日出也罢,日落也罢,只是些傻瓜而已。这种奇观若是有意为之,大概白费气力居多。有一次大家在衡山上看日出,起了个大清早等着。出来了,出来了,有些人跳着嚷着。那时一丝云彩没有,日光直射,教人睁不开眼,不知那些人看到了些什么,那么跳跳嚷嚷的。许是在自己催眠吧。自然,海洋上也有美丽的日落和日出,见于记载的也有。但是得有运气,而有运气的并不多。
赞叹海的文学,描摹海的艺术,创作者似乎是在船里的少,在岸上的多。海太大太单调,真正伟大的作家也许可以单刀直入,一般离了岸却掉不出枪花来,像变戏法的离开了道具一样。这些文学和艺术引起未曾航海的人许多幻想,也给予已经航海的人许多失望。天空跟海一样,也大也单调。日月星的,云霞的文学和艺术似乎不少,都是下之视上,说到整个儿天空的却不多。星空,夜空还见点儿,昼空除了“青天”“明蓝的晴天”或“阴沉沉的天”一类词儿之外,好像再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初次坐飞机的人虽无多少文学艺术的背景帮助他的想象,却总还有那“天宽任鸟飞”的想象;加上别人的经验,上之视下,似乎不只是苍苍而已,也有那翻腾的云海,也有那平铺的锦绣。这就够揣摩的。
但是坐过飞机的人觉得也不过如此,云海飘飘浮浮的弥漫了上下四方,的确奇。可是高山上就可以看见;那可以是云海外看云海,似乎比飞机上云海中看云海还清切些。苏东坡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飞机上看云,有时却只像一堆堆破碎的石头,虽也算得天上人间,可是我们还是愿看流云和停云,不愿看那死云,那荒原上的乱石堆。至于锦绣平铺,大概是有的,我却还未眼见。我只见那“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可怜得像条臭水沟似的。城市像地图模型,房屋像儿童玩具,也多少给人滑稽感。自己倒并不觉得怎样渺小,却只不明白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假如在海船里有时会觉得自己是傻子,在飞机上有时便会觉得自己是丑角吧。然而飞机快是真的,两点半钟,到重庆了,这倒真是个“不亦快哉”!
热
昆明虽然不见得四时皆春,可的确没有一般所谓夏天。今年直到七月初,晚上我还随时穿上衬绒袍。飞机在空中走,一直不觉得热,下了机过渡到岸上,太阳晒着,也还不觉得怎样热。在昆明听到重庆已经很热。记得两年前端午节在重庆一间屋里坐着,什么也不做,直出汗,那是一个时雨时晴的日子。想着一下机必然汗流浃背,可是过渡花了半点钟,满晒在太阳里,汗珠儿也没有沁出一个。后来知道前两天刚下了雨,天气的确清凉些,而感觉既远不如想象之甚,心里也的确清凉些。
滑竿沿着水边一线的泥路走,似乎随时可以滑下江去,然而毕竟上了坡。有一个坡很长,很宽,铺着大石板。来往的人很多,他们穿着各样的短衣,摇着各样的扇子,真够热闹的。片段的颜色和片段的动作混成一幅斑驳陆离的画面,像出于后期印象派之手。我赏识这幅画,可是好笑那些人,尤其是那些扇子。那些扇子似乎只是无所谓的机械的摇着,好像一些无事忙的人。当时我和那些人隔着一层扇子,和重庆也隔着一层扇子,也许是在滑竿儿上坐着,有人代为出力出汗,会那样心地清凉罢。
第二天上街一走,感觉果然不同,我分别了重庆的热了。扇子也买在手里了。穿着成套的西服在大太阳里等大汽车,等到了车,在车里挤着,实在受不住,只好脱了上装,摺起挂在膀子上。有一两回勉强穿起上装站在车里,头上脸上直流汗,手帕子简直揩抹不及,眉毛上,眼镜架上常有汗偷偷的滴下。这偷偷滴下的汗最教人担心,担心它会滴在面前坐着的太太小姐的衣服上,头脸上,即使不是太太小姐,而是绅士先生,也够那个的。再说若碰到那脾气躁的人,更是吃不了兜着走。曾在北平一家戏园里见某甲无意中碰翻了一碗茶,泼些在某乙的竹布长衫上,某甲直说好话,某乙却一声不响的拿起茶壶向某甲身上倒下去。碰到这种人,怕会大闹街车,而且是越闹越热,越热越闹,非到宪兵出面不止。
话虽如此,幸而倒没有出什么岔儿,不过为什么偏要白白的将上装挂在膀子上,甚至还要勉强穿上呢?大概是为的绷一手儿罢。在重庆人看来,这一手其实可笑,他们的夏威夷短裤儿照样绷得起,何必要多出汗呢?这儿重庆人和我到底还隔着一个心眼儿。再就说防空洞罢,重庆的防空洞,真是大大有名、死心眼儿的以为防空洞只能防空,想不到也能防热的,我看沿街的防空洞大半开着,洞口横七竖八的安些床铺、马札子、椅子、凳子,横七竖八的坐着、躺着各样衣着的男人、女人。在街心里走过,瞧着那懒散的样子,未免有点儿烦气。这自然是死心眼儿,但是多出汗又好烦气,我似乎倒比重庆人更感到重庆的热了。
行
衣食住行,为什么却从行说起呢?我是行客,写的是行记,自然以为行第一。到了重庆,得办事,得看人,非行不可,若是老在屋里坐着,压根儿我就不会上重庆来了。再说昆明市区小,可以走路;反正住在那儿,这回办不完的事,还可以留着下回办,不妨从从容容的,十分忙或十分懒的时候,才偶尔坐回黄包车、马车或公共汽车。来到重庆可不能这么办,路远、天热,日子少、事情多,只靠两腿怎么也办不了。
况这儿的车又相应、又方便,又何乐而不坐坐呢?
前几年到重庆,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黄包车,其次才是公共汽车。那时重庆的朋友常劝我坐滑竿,因为重庆东到西长,有一圈儿马路,南到北短,中间却隔着无数层坡儿。滑竿可以爬坡,黄包车只能走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至于公共汽车,常常挤得水泄不通,半路要上下,得费出九牛二虎之力,所以那时我总是起点上终点下的多,回数自然就少。坐滑竿上下坡,一是脚朝天,一是头冲地,有些惊人,但不要紧,滑竿夫倒把得稳。从前黄包车下打铜街那个坡,却真有惊人的着儿,车夫身子向后微仰,两手紧压着车把,不拉车而让车子推着走,脚底下不由自主的忽紧忽慢,看去有时好像不点地似的,但是一个不小心,压不住车把,车子会翻过去,那时真的是脚不点地了,这够险的。所以后来黄包车禁止走那条街,滑竿现在也限制了,只准上坡时坐。可是公共汽车却大进步了。
这回坐公共汽车最多,滑竿最少。重庆的公用汽车分三类,一是特别快车,只停几个大站,一律二十五元,从哪儿坐到哪儿都一样,有些人常拣那候车人少的站口上车,兜个圈子回到原处,再向目的地坐;这样还比走路省时省力,比雇车省时省力省钱。二是专车,只来往政府区的上清寺和商业区的都邮街之间,也只停大站,二十五元。三是公共汽车,站口多,这回没有坐,好像一律十五元,这种车比较慢,行客要的是快,所以我没有坐。慢固然因停的多,更因为等的久。重庆汽车,现在很有秩序了,大家自动的排成单行,依次而进,坐位满人,卖票人便宣布还可以挤几个,意思是还可以“站”几个。这时愿意站的可以上前去,不妨越次,但是还得一个跟一个“挤”满了,卖票宣布停止,叫等下次车,便关门吹哨子走了。公共汽车站多价贱,排班老是很长,在腰站上,一次车又往往上不了几个,因此一等就是二三十分钟,行客自然不能那么耐着性儿。
衣
二十七年春初过桂林,看见满街都是穿灰布制服的,长衫极少,女子也只穿灰衣和裙子。那种整齐,利落,朴素的精神,叫人肃然起敬;这是有训练的公众。后来听说外面人去得多了,长衫又多起来了。国民革命以来,中山服渐渐流行,短衣日见其多,抗战后更其盛行。从前看不起军人,看不惯洋人,短衣不愿穿,只有女人才穿两截衣,哪有堂堂男子汉去穿两截衣的。可是时世不同了,男子倒以短装为主,女子反而穿一截衣了。桂林长衫增多,增多的大概是些旧长衫,只算是回光返照。可是这两三年各处却有不少的新长衫出现,这是因为公家发的平价布不能做短服,只能做长衫,是个将就局儿。相信战后材料方便,还要回到短装的,这也是一种现代化。
四川民众苦于多年的省内混战,对于兵字深恶痛绝,特别称为“二尺五”和“棒客”,列为一等人。我们向来有“短衣帮”的名目,是泛指,“二尺五”却是特指,可都是看不起短衣。四川似乎特别看重长衫,乡下人赶场或入市,往往头缠白布,脚登草鞋,身上却穿着青布长衫。是粗布,有时很长,又常东补一块,西补一块的,可不含糊是长衫。也许向来是天府之国,衣食足而后知礼义,便特别讲究仪表,至今还留着些流风余韵罢?然而城市中人却早就在赶时髦改短装了。短装原是洋派,但是不必遗憾,赵武灵王不是改了短装强兵强国吗?短装至少有好些方便的地方:夏天穿个衬衫短裤就可以大模大样的在街上走,长衫就似乎不成。只有广东天热,又不像四川在意小节,短衫裤可以行街。可是所谓短衫裤原是长裤短衫,广东的短衫又很长,所以还行得通,不过好像不及衬衫短裤的派头。
不过衬衫短裤似乎到底是便装,记得北平有个大学开教授会,有一位教授穿衬衫出入,居然就有人提出风纪问题来。三年前的夏季,在重庆我就见到有穿衬衫赴宴的了,这是一位中年的中级公务员,而那宴会是很正式的,座中还有位老年的参政员。可是那晚的确热,主人自己脱了上装,又请客人宽衣,于是短衫和衬衫围着圆桌子,大家也就一样了。西服的客人大概搭着上装来,到门口穿上,到屋里经主人一声“宽衣”,便又脱下,告辞时还是搭着走。其实真是多此一举,那么热还绷个什么呢?不如衬衫入座倒干脆些。可是中装的却得穿着长衫来去,只在室内才能脱下。西服客人累累赘赘带着上装,倒可以陪他们受点儿小罪,叫他们不至于因为这点不平而对于世道人心长吁短叹。
战时一切从简,衬衫赴宴正是“从简”。“从简”提高了便装的地位,于是乎造成了短便装的风气。先有皮茄克,春秋冬三季(在昆明是四季),大街上到处都见,黄的、黑的、拉链的、扣钮的、收底的、不收底边的,花样繁多。穿的人青年中年不分彼此,只除了六十以上的老头儿。从前穿的人多少带些个“洋”关系,现在不然,我曾在昆明乡下见过一个种地的,穿的正是这皮茄克,虽然旧些。不过还是司机穿的最早,这成个司机文化一个重要项目。皮茄克更是哪儿都可去,昆明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就穿着一件老皮茄克教书、演讲、赴宴、参加典礼,到重庆开会,差不多是皮茄克为记。这位教授穿皮茄克,似乎在学晏子穿狐裘,三十年就靠那一件衣服,他是不是赶时髦,我不能冤枉人,然而皮茄克上了运是真的。
再就是我要说的这两年至少在重庆风行的夏威夷衬衫,简称夏威夷衫,最简称夏威衣。这种衬衫创自夏威夷,就是檀香山,原是一种土风。夏威夷岛在热带,译名虽从音,似乎也兼义。夏威夷衣自然只宜于热天,只宜于有“夏威”的地方,如中国的重庆等。重庆流行夏威衣却似乎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去年夏天一位朋友从重庆回到昆明,说是曾看见某首长穿着这种衣服在别墅的路上散步,虽然在黄昏时分,我的这位书生朋友总觉得不大像样子。今年我却看见满街都是的,这就是所谓上行下效罢?
夏威衣翻领像西服的上装,对襟面袖,前后等长,不收底边,不开岔儿,比衬衫短些。除了翻领,简直跟中国的短衫或小衫一般无二。但短衫穿不上街,夏威衣即可堂哉皇哉在重庆市中走来走去。那翻领是具体而微的西服,不缺少洋味,至于凉快,也是有的。夏威衣的确比衬衫通风;而看起来飘飘然,心上也爽利。重庆的夏威衣五光十色,好像白绸子黄卡叽居多,土布也有,绸的便更见其飘飘然,配长裤的好像比配短裤的多一些。在人行道上有时通过持续来了三五件夏威衣,一阵飘过去似的,倒也别有风味,参差零落就差点劲儿。夏威衣在重庆似乎比皮茄克还普遍些,因为便宜得多,但不知也会像皮茄克那样上品否。到了成都时,宴会上遇见一位上海新来的青年衬衫短裤入门,却不喜欢夏威衣(他说上海也有),说是无礼貌。这可是在成都、重庆人大概不会这样想吧?
雾重庆
文 / 茅盾
二十九年(1940)我到重庆刚赶上了雾季。然而居然也看见了几天的太阳,据说这是从来少有的。人们谈起去年的大轰炸,犹有余怖;我虽未曾亲身经历,但看了水潭(这是炸弹洞)那样多,以及没有一间屋子不是剥了皮,——只这两点就够了,更不用说下城那几条全毁的街道,也就能够想象到过去的大轰炸比我所听见的,实际上要厉害得多。
然而“雾重庆”也比我所预料的更活跃,更乌烟瘴气,而且也更趋莫明其妙,“雾重庆”据说是有“朦胧美”的,朦胧之下,其实有丑,但此处只能拾零而已。
重庆的雾季,自每年十一月开始,至翌年四月而终结,约有半年之久。但是十一月内,“逃炸”的人们尚未全归,炸余的房屋尚未修葺平整,而在瓦砾堆上新建筑的“四川式”的急就的洋房也未必就能完工,所以这一个月还没活跃到顶点。至于四月呢,晴天渐多,人与“货”又须筹备疏散,一年内的兴隆,至此遂同“尾声”,故亦当别论。除去首尾两月,则雾重庆的全盛时代,不过四个月;可是三百六十行就全靠在这四个月内做大批的生意,捞进一年的衣食之资,享乐之费,乃至弥补意外的损失。
而且三百六十行上下人等,居然也各自达到了他们的大小不等的“生活”目的,只看他有没有“办法”!有办法,而且办法颇多的角色,自可得心应手,扶摇直上;办法少的人呢,或可幸免于冻馁,但生活费用既因有些人们之颇多办法而突飞猛进,终至于少办法者变成一无办法,从生活的行列中掉了队。有人发财,亦不免有人破产;所以虽在雾重庆的全盛期,国府路公馆住宅区的一个公共防空洞中,确有一个饿殍搁在那里三天,我亲眼看见。
这里只讲一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物。浙籍某,素业水木包工,差堪温饱,东战场大军西撤之际,此公到了汉口,其后再到重庆,忽然时来运来,门路既有,办法亦多,短短两年之间,俨然发了四五万,于是小老婆也有了,身上一旗袍数百元,一帽一鞋各数十元,一表又数百元,常常进出于戏院、酒楼、咖啡馆,居然阔客。他嗤笑那些叹穷的人们道:“重庆满街都有元宝乱滚,只看你有没有本事去拾!”不用说,此公是有“本事”的,然而倘其他那一点水木包工的看家本事,他如何能发小小的四五万?正如某一种机关的一位小老爷得意忘形时说过的一句话:“单靠薪水,卖老婆当儿子也不能活!”
这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小小暴发户,今天成为“繁荣”雾重庆的一分子。酒楼、戏院、咖啡馆、百货商店、旧货拍卖行,赖他们而兴隆;同时,酒楼、戏院、咖啡馆、百货商店、旧货拍卖行的老板们,也自然共同参加“繁荣市面”。
重庆市到处可见很大的标语:“藏钞危险,储蓄安全。”不错,藏钞的确“危险”,昨天一块钱可以买一包二十支装的“神童牌”,今天不行了,这“危险”之处,是连小孩子也懂得的;然而有办法的人们却并不相信“储蓄安全”,因为这是另一方式的“藏”。他们知道囤积最安全,而且这是由铁的事实证明了的。什么都囤,只要有办法;这是大后方一部分“经济战士”的大手笔。如果壮丁可以不吃饭,相信也有人囤积壮丁,以待善价的。据说有一个囤洋钉的佳话,在成都方面几乎无人不知:在二十八年之夏,成都有某人以所有现款三四千元尽买洋钉,而向银行抵押,得款再买洋钉,再做抵押,如此反复数次,洋钉价大涨,此人遂成坐拥十余万元之富翁。这故事的真实性,我颇怀疑,然而由此可见一般人对于囤积之向往,也可见只要是商品,囤积了就一定发财。
重庆市大小饭店之多,实足惊人。花上三块钱聊可一饱的小饭店中,常见有短衫朋友高踞座头,居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中山装之公务员或烂洋服之文化人,则战战兢兢,猪油菜饭一客而已。瞎眼的诗人于是赞美道:劳力者与劳心者生活之差数,渐见消灭了,劳力者的生活程度是提高了。但是,没“办法”之公务员与文化人固属可怜,而出卖劳力的短衫朋友亦未必可羡。一个光身子的车夫或其他劳力者每天气命所得,或许是多于文化人或公务员,每星期来这么两次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也许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要是他有家有老有小,那他的“生活程度”恐怕还是提不高的。君不见熙熙攘攘于饭店之门者,短衫朋友究有若干?
“耶诞”[ “耶诞”基督教传说中的耶稣诞生日(公历十二月二十五日)。
]前后,旧历新年首尾,政治上愁云重重,疑雾漫漫,但满街红男绿女,娱乐场所斗奇竞艳,商场之类应节新开,胜利年的呼声嘈嘈盈耳,宛然一片太平景象。不过也有不值得“见之报章”的“小事”,为“胜利年”之例外点缀:例如,在那几天十多个青年“失踪”之后,居然出现于川东师范的防空洞内,也有人看见了,但关心者探询时所得的回答还是干脆的两个字:“没有!”又有一件小事,则发生于全市共庆元旦,铺张扬厉之日:事缘胜利年之元旦,大重庆的防护团与三青团都应扎扮停当,恭候检阅,某区(市外)奉到命令,即便转饬所属,着于元旦清晨集合,不得有误。讵料该区所属某乡名额上虽写明防护团员七人,三青团员五人,都共十有二人,但实际只有八位老乡两兼差;元旦之晨,此八位老乡果然全体出马,恭候带往大队集合,防护团之分队长一看总数八人,尚多一人,但如同时检阅,则八位既无分身之术,势必两面皆不能足额。于是各为奉队部之名誉计,两方互争足额,毫不相让,口舌不能解决,终至于拔枪相向。八位老乡在先还是没人儿似的坐在一旁看热闹,及见动武,则大骇而起,拔脚便逃。分队长与支部长喝止不住,盛怒之下,遂开枪制止,可怜子弹不生眼睛,八人之中,一人倒地,本来不足之名额,至是更少——但此时名额之争,倒又成为不关重要了。
新年前后,盛传“胜利年”中加强“文化建设”已有具体计划,单就文化事业费一项而论,将视去年增加数倍,而“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会”之经费则将由每月二万元增至六万元,云云。本来审查会诸公,贤劳过甚,凡属“免予登载”之件,必附加长批,某诗人叹为“不亚于胡风之理论大文”;又不但审而查之而已焉,时时且为作家删改文章,其点窜之妙,能使鹿变为马,白转成黑,每每一起放出,墨团盈纸(凡有删抹之处,例必浓墨涂抹,故曰墨团盈纸),作家捧读,啼笑不得;如此“精神劳动”,陪都文化界早已有口皆碑,是以骤闻经费将大增加,机构将大扩充,凡属笔耕之流,莫不认为右文之典,理所宜然,但事隔一月,案尚留中,谓为经费无所出耶,则本年度岁支票十余万万,区区每月六万之数,何啻九牛之一毛?但截到二月中旬为止,审查会仍以原有太少之人力应付繁重之工作,则为事实。不过,似乎调剂的新办法是在采用。例如,有一向来无所谓的某书局,资本不大不小,出书若有若无,但既列肆而为书局,总不能不印一二套书,于是收进了有关抗战的文艺稿子若干部,且又拟办一刊物,稿费已经付出,刊物合同亦已签订,忽然奉到谈话之命,备聆转弯抹角之训词,结果老板知难而退,合同取消,书稿退回,稿费奉送。这一件事的做法,委实令人莫测高深。盖法令具在,书报内容倘有不妥,只消审查会“免予刊载”四字,便已一了百了,何必另生办法,转觉不大光明。唯一的解释,也许是顾全诸公工作的繁重,特为釜底抽薪。但也许是“空室清野”的战略应用于文化?究竟如何,书呆子们实在猜详不透,只能说,因其是雾重庆,故万事如堕五里雾中。
拍卖行之多而且营业发达,表示了中产阶层部分的新陈代谢。究竟有多少拍卖行?恐怕不容易回答。因为这一项“新兴事业”,天天在滋长。而且“两起类”也应时而生了,一家卖文具什么的铺子可以加一块招牌“旧货寄售”,一家糖果店也可以来这么一套,而且堂堂的百货商店内也有所谓“旧货部”。所谓“拍卖行”者,其实也并不“拍”而卖之,只是旧货店而已,但因各物皆为“寄售”性质,标价由物主自定,店方仅取佣金百分之十五,故与“民族形式”之旧货店不同。此种没本钱的生意,自然容易经营,尤其是那些“两栖类”,连开销都可省。据说每家起均每日约有二千元的生意,倘以最低限度全市五十家计算,每天就有十万元的买卖,照重庆物价之高而言,十万元其实也没有几注生意好做。被卖的物品,形形色色都有,就只不曾见过下列三样:棺木、军火,和文稿。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比方说,一件磨光了绒头的毛织的女大衣,标价一百四五十元,立刻就卖出了;这好像有点出奇,但再看一看,所谓“平民式”的棉织品(而且极劣)的女人大衣,在“牺牲”的名义下也要卖到一百九十九元一件,就知道旧货之吃香,正是理所当然了。旧货的物主,当然是生活天天下降的一部分中产阶层,可是买主是哪一路脚色呢?真正发国难财的阔佬们,甚至真阔佬们,对这些“破烂古董"连正眼也不会瞧一眼的,反之,三百元左右收入的薪水阶级,如果是五口之家,那他的所入,刚够吃饭,也没有余力上“拍卖行”。剩下来的一层,就是略有办法的小商人以及走运的汽车司机,乃至其他想也想不到的幸运的国难的产儿。这班小小的暴发户,除了吃喝女色之外,当然要打扮得“高贵些",而他们的新宠或少爷小姐当然也要装饰一下,于是战前中产者的旧货就有了出路。
去年十二月尾,重庆各报登载了某院长[ 某院长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一九四○年十二月,他发起所谓“食物营养研究会”,无视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现实,侈谈“国家之富强,多于人民之健壮;而人民之健壮,在乎食品营养之充分适宜”,以及“物价愈贵,愈要讲求营养”等等。
]提倡的“食物营养研究会”的消息,并所谓“新生活维他命西餐”的餐单,——据说这是最节俭且最富于营养的设计;兹照录该餐单如下:
一、汤:黄豆泥汤。
二、正菜:猪肝、洋葱、烘山芋、酱豆瓣、青菜。
三、点心:糖芋头。
四、副品:菊花“维他饼”、花生酱、乳腐、维他豆汁、川橘。
看了这餐单,谁要是还说不够节约,那他就算“没良心”;但是,如果懂得重庆粮价物价,不妨计算一下,这样一顿“新生活维他命西餐”,够一个平常人吃饱,谁要是说花不了一块五毛钱,那他也是“没良心”!一块五毛国币一市斤的米,一个没有胃病的人一个月光吃米就该多少?五口之家,丈夫有三百元的月入,两个儿女如果想进初中,那简直是很少办法;即退一步,不说读书,但求养活,则以每月三百元来养五口,实在无可再节约,而且也谈不到什么营养。故对大多数人而言,今天的问题既非节约,更谈不到营养,而是如何活命。听说有在军事机关供职者,阶级是上校,月饷及其从津贴等等,共得二百七八十元,饭碗是铁饭碗,职务亦不辛苦,但吃亏的是油水全无,而此公又太老实,不会另寻“办法”,更该死的是家有老母妻儿都只会张口待哺,年复一年,借贷已经断了门路,典当亦更无长物,一日夫妇吵架,其谓“如此不如为妓”。那同志忿极而去,亦声言,“悉听尊便,自寻活路”。然出门后,其渐贫,仍思设法借钱,以济眉急,不料正待告假一日,长官又责其办错了事,申斥一顿,这位同志就连假也不敢请了,挨至散值,碰了几个钉子,才借到数升米的钱,急急回家,则家中已如活地狱——妻子不知去向,老母高悬梁上,饿了一天又受惊吓的小儿女躺在败絮里,跟死了差不多;这位同志心中一急,便拔出“成功成仁”,之剑,竟自“成仁”去了。
南温泉为名胜之区,虎啸尤为幽雅,主席与某院长别墅对峙于两峰之巅,万绿丛中,红楼一角,自是“不凡”。除此以外,属于所谓南泉市区者,无论山石水泉,都嫌纤巧不成格局,——甚或有点俗气。花溪本来也还不差,可是西岸的陪衬太糟了,颇为减色。这一条水里,终天来往着渡船,渡费每人一毛,包船则为一元。据船夫说:四五年前,渡船一共仅六七只,渡费每人一分,每日每船可得三毛;现在呢,渡船之数为六十余,每船每日可得五元。去了船租二元,仅余三元。够一人伙食而已。今日之五元不及以前之三毛。然而出租渡船的老板们的收入,却是今胜于昔。据船夫说,他的老板就是南温泉一个地主,有渡船八只,每月可得租费四百八十元,一年为六千元强,去修理费每年约共二千元,尚可净余四千元。至于渡船的造价,现在每只约需六百元(从前仅四五十元),八只为四千八百元。一年之内,本钱都已捞回,第二年,所得已为纯利了。但这样的好生意还不算国难财,真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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