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类使用生物科技的历史这么久，为什么近年来生物科技又突然吸引大家的注意呢？这是因为从1950年代开始，我们对构成生物体最小单位的细胞及控制细胞遗传特征的基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以及1970年代发展出基因重组和细胞融合技术。由于这两项技术可以更有效地让细胞或生物体生产我们所需要的物质，且适合工业或农业量产，因此从1980年代开始造就了一个新兴的生物科技产业。
麻醉剂的发明
众所周知，在绝大多数的现代外科手术中，麻醉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如果没有麻醉药的辅助，很少有病人能够忍受手术带来的巨大痛苦。所以在发明麻醉药以前，外科手术往往失败，因为还没有等到手术结束，病人就因为无法忍受剧痛而死去。虽然许多国家（如中国、印度、巴比伦、希腊等）在古代即积累了麻醉法的经验，但是主要是应用植物性麻醉药（曼陀罗花、鸦片、印度大麻叶等），亦有神经干机械性压迫、饮酒、放血等使病人丧失神志，甚至棒击病人头部造成昏迷的“麻醉”方法，也有手术时在手术部位搽酒精，靠酒精的吸热作用减缓疼痛感，然而这些方法都不能使人满意。
在使用麻醉剂之前，惨死在外科医生刀下的人所经受的痛苦无可名状。每一例手术都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痛苦嘶叫。
由于手术时病人十分痛苦，休克极多，迫使手术向快速方向发展。俄国外科医生皮罗果夫可三分钟锯断大腿，半分钟切去乳房。法国名医让·多米尼克·拉里24小时为200个病人做完了截肢手术。在这些快刀手中，最出名的是英国医生罗伯特·李斯顿，他以手术奇快著称，人称“李斯顿飞刀”。
止血钳李斯顿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曾发明外伤软膏、止血钳等医疗用品，其中骨折用的固定木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仍在使用。他身高188米，天生一副急性子，在当时的医学界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在他经手的病例中，有三个特别令人胆寒：他曾在两分半钟内切下患者的腿，但由于用力过猛，同时也切下了患者的睾丸；一名颈部溃烂的少年，由于李斯顿的过分自信而导致误诊，当他用刀切开患部时，少年立即喷血不止而死；他还创造了一起历史上唯一死亡率达300％的手术纪录：被他以神速切下腿部的患者翌日因感染死去（这在当时相当常见），他的助手则被他失手切断手指，亦因感染而死去，另一个无辜受害者是在场观摩手术的一位名医，被他刺中两腿间的要害，因恐惧而休克致死。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一个早期愿望必定是对魔幻止痛物的希冀。为达到这一目的，古代的医生们对某些植物的止痛性能作过广泛地研究，从实践经验中悉心积累了许多知识。
400年之前，可卡因和鸦片就已作为影响心理状态的药品而为人所熟知。它们也经常被当做药物来使用。公元1世纪初，罗马作家塞尔苏斯曾建议将莨菪当做镇静剂使用。对罗马人来说，药力最强的麻醉剂当属曼陀罗子。其理由还是充分的：曼陀罗子含有颠茄碱和东莨菪碱，都是减缓心律的药物，服用得当还能彻底消除疼痛，减少手术给病人带来的精神创伤。普林尼于公元75年前后描述过罗马医生更具建设性地使用这种药物的过程。在欧洲中世纪，为古罗马人所熟知的这些麻醉药物一直在持续使用。但在摄取途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常见的摄取途径是公元9~15世纪无数典籍中提到的“催眠海绵”法。它是把一些药物，包括鸦片、曼德拉草、莨菪和从芹叶钩吻中提炼的毒物，混合后浸入海绵之中，随后将海绵晾干。在需要麻醉剂时可将海绵浸湿，放在患者的嘴上，让患者吸入药味。这些混合药物肯定会使任何人陷入毫无知觉的状态，尽管吸入致命的芹叶钩吻毒物（可以先后抑制神经系统的运动中枢和感觉中枢），会使整个手术极具风险。
但是情况表明，这些处方并不像所说的那样深受欢迎——因为它们在剂量过高时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危险。
除了西方，中国古人很久以前就有关于手术麻醉的传说和记载。公元2世纪，医学家华佗发明了“麻沸散”，并已可以使用全身麻醉进行腹腔手术。而欧美使用全身麻醉术是19世纪初的事，比我国推迟了一千六百多年。这是中国麻醉术最重要的一个进步。
中国古代名医华佗华佗对麻醉学的贡献已得到国际医药学界的承认，并不断有人对麻沸散的成分进行研究。美国的拉瓦尔在其所著的《药学四千年》一书中指出：“一些阿拉伯权威提及吸入性麻醉术，这可能是从中国人那里演变出来的。因为，据说中国的希波克拉底——华佗，曾运用这一技术，把一些含有乌头、曼陀罗及其他草药的混合物应用于此目的。”其中所说的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医师、西方医学的奠基者。
可惜的是，“麻沸散”已经失传了。19世纪以来，手术治疗的客观要求日益增长，对麻醉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同时化学的发展为麻醉的探索和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799年，英国的化学家戴维最早发现了氧化亚氮有麻醉作用，他在自己吸入氧化亚氮后，发现其炎症部位的疼痛有所缓解，因而他断定：“氧化亚氮，可以在出血不多的手术中起到麻醉作用。”戴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叙述过他吸入氧化亚氮以后的欢乐、快慰的感觉。因此氧化亚氮也称作“笑气”。但是这一发现却没能及时在临床上推广。
1824年，希克曼用二氧化碳、氧化亚氮和氧气对动物施行了麻醉实验，并进行了截肢手术。他要求进行人体实验，但未被应允。直到1893年，化学家斯考芬证实吸入多量笑气可使人呈醉态，甚至失去知觉，使用麻醉剂的时代才真正开始了。
麻醉手术除了氧化亚氮以外，人们还探索了其他麻醉的方法。1818年，著名科学家法拉第在著作中曾指出“乙醚有致人昏迷的作用，其效应与氧化亚氮很相似”。1842年，美国罗彻斯特的一个叫威廉·克拉克的学化学的学生，给一个需要拔牙的妇女施用了乙醚，使她在拔牙时毫无痛苦。同年3月30日，美国的另一位医生克劳福德·郎格应用乙醚吸入式麻醉方法，成功地为一个颈背部肿瘤患者进行了切除手术，随后他继续用乙醚进行了许多小手术。由于当时郎格居处偏僻，他的成就未能被世人所知。
1844年夏天，美国牙科医生莫尔顿到波士顿实习，并来到他的校友杰克逊处学习化学知识。后者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是位化学家。一次闲谈中，莫尔顿谈到拔牙时如果能破坏牙神经就好了。杰克逊说，他有些乙醚，这种物质可减轻牙痛，说着随手给了莫尔顿一些。后来，一位患者找莫尔顿拔牙，并希望不要太痛。于是莫尔顿将蘸有乙醚的手帕递给患者，让其吸入，使其渐渐失去知觉，然后在助手的帮助下，将牙拔掉。莫尔顿拔完牙后，问患者有何感觉，病人高兴地说：“真是奇迹！一点疼痛感都没有。”这次成功引起很大轰动。麻醉药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医生承认和应用。
1846年10月16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另一个莫尔顿用乙醚麻醉，从一个病人的脖子上割下一个肿瘤，仅历时8分钟，首次证明在进行大手术时，能用乙醚来进行全身麻醉。这次手术成功的消息在美国迅速传开，而后又传遍了全世界。各国相继采用乙醚麻醉进行手术，结束了病人必须强忍剧痛接受手术的时代。中国和俄国都是在莫尔顿成功的次年即开始采用乙醚麻醉的国家。
后来，妇产科大夫辛普森把乙醚用在产科手术中，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用氯仿比乙醚的麻醉效果更好，所以氯仿成了第三种重要的麻醉药。
今天，乙醚和氯仿仍是全身麻醉最常用的麻醉剂。知识点可卡因别名古柯碱，人类发现的第一种具有局麻作用的天然生物碱，为长效酯类局麻药，脂溶性高，穿透力强，对神经组织亲和性良好，产生良好的表面麻醉作用。其收缩血管的作用，可能与阻滞神经末梢对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有关。毒性较大，小剂量时能兴奋大脑皮层，产生欣快感，随着剂量增大，使呼吸、血管运动和呕吐中枢兴奋，严重者可发生惊厥；大剂量可引起大脑皮层下行异化作用的抑制，出现中枢性呼吸抑制，并抑制心肌而引起心力衰竭。因其毒性大并易于成瘾，近来已被其他局麻药所取代。
天花和牛痘的故事
古代社会人口相当稀少，而且不大流动。因此那时即使医疗卫生条件较差，恶性传染病也很少发生。后来，当欧洲人口密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各种瘟疫就开始在欧洲大地上肆无忌惮地施威逞狂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叶，整个欧洲人口骤增，城乡人口密度显著增大，尤其是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壮大，人口流动性逐渐增强，人际交往日趋频繁。这些变化都为恶性传染性疾病大规模流行，埋下了不祥的隐患。
早在14世纪，一次名为黑死病的恶性瘟疫袭来，使欧洲人口锐减1/4以上；1665年前后，伦敦流行鼠疫，被年轻的牛顿遇上，仅7、8、9月三个月，伦敦就有70000多人被夺去生命。幸亏剑桥大学及时关闭，牛顿回到家乡，才幸免于难；1867～1870年间，当炭疽病肆虐俄国的索里戈地区时，该地区2000多人口中就死亡500多人，还造成了56000头牛的死亡，其他牲畜死亡不计其数。
使欧洲人胆战心惊、万分恐惧的恶性传染病有很多种，仅近400年来有史料记载的，就有鼠疫、炭疽、斑疹伤寒、天花和霍乱等十几种，其中尤以天花和霍乱最为厉害。它们每次袭来，像野火烧荒一样席卷各地，所到之处，人去室空，往往造成高达10%～20％的人口死亡率。
欧洲人一直熬到18世纪末，天花才第一次不为人们所恐惧了。医生用“种牛痘”的方法防治天花，使人类首次从天花这种“最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富于献身精神的医生琴纳。
1823年1月24日，琴纳逝世。人们为了纪念他，在伦敦和巴黎为他建造了大理石雕像。在花岗岩的基座上刻着：“向母亲、孩子、人民的恩人致敬！”
琴纳是值得后人如此颂扬的。他开创了免疫学，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成功地预防恶性疾病的人，是给人类指明征服传染性疾病道路的人。
1749年5月17日，琴纳生于英国格洛斯特一个牧师的家庭。年轻的琴纳堪称博学多才。为了解救人们的病痛，他毅然拒绝子继父业去当牧师，而去学习医术，开办卫生所。
一晃十年过去了。琴纳大夫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当他为死于天花的朋友的爱女送葬时，他内心感到无限悲痛，暗暗决心攻破医治天花的难关。
琴纳博览群书，好学不倦。他从一位传教士的医学著作中，了解到了古代中国防治天花的医疗技术。中国古代就采用了“以毒攻毒，以病防病”的方法来防治天花。中国医生或把患有轻微天花的病人身上的水泡里的水，用棉花蘸着搽在健康人的身上；或把患天花的病人身上的水泡结痂物，磨成粉末吹进健康人的鼻孔。这样做能使健康人感染上一次轻度天花，则保证今后永不再得天花。
中国的这种天花防治法很有效。从17世纪开始传向世界，并通过波斯和土耳其传到欧洲。1718年，一位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夫人，得知这一方法，用“人痘”给她的儿女进行接种，收到了较好的防治效果。通过这位大使夫人的介绍，中国防治天花的方法传入了英国，进而在欧洲一步一步传开了。
然而，用接种“人痘”的方法并非万无一失，有时健康的接种者还会染上重症天花，留下一脸麻子或危及生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能够根治和预防天花呢？琴纳陷入了沉思。1766年的一天，几位在养牛场工作的挤奶女工到琴纳诊所就诊。交谈中琴纳得知，她们都奇迹般地避免了几次流行的天花，这引起了琴纳的注意。
“为什么你们养牛场的人都躲过了天花大流行？”琴纳关切地问道。
“前些日子天花作乱，我们农场的挤奶女工，却没有一个人染上天花。人们说，这是我们的手常接触奶牛，手上常长牛痘，才免去了灾祸。”
琴纳心里豁然一亮，“牛痘能避免天花！”这可是个好消息。“不知是不是其他地方的挤奶女工也是如此！”琴纳决定就这个问题进行广泛地调查。琴纳对很多农场所有挤奶女工进行了调查，发现她们确实都没有患过天花，但却都感染过牛痘。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她们在挤牛奶时，大都无意接触过患天花的奶牛的脓浆。开始时，她们手上长出了小脓疱，身体略感不适，有的出现低热，但很快身体复原，手上脓疱消失，以后也就不患天花了。有位挤奶女工告诉琴纳，在英国格洛斯特郡有些家族把这件事当成祖传秘密。琴纳在其他地区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接触过患天花牛的脓浆的人，很少得天花。
连续而广泛的调查之后，使琴纳确信，牛痘能够防治天花。联想到古老中国接种人痘的方法，更加坚定了琴纳的信心。
作为恶性传染病，不仅人能够染上天花，动物也能染上天花。天花发生在牛身上，出现一些带有浓浆的疱痘，称为“牛痘”。人染上牛痘很少引起水泡，不会给人留下麻坑，同时对于人也只能染上轻度的天花。因此“牛痘”是控制天花感染的安全方法。
琴纳决定先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以验证接种牛痘的安全程度和防病效果。结果和预想的一样，十分理想。但是，在人身上接种牛痘会怎样呢？它很安全吗？不经过实验，是不能普及推广的。用谁来做实验呢？现代医学的第一批人体试验，往往需要招募志愿人员进行。可是，当时琴纳找不到这样的志愿人员，在别人身上偷偷接种又是不道德的。他大伤脑筋，颇费心思。怎么办？他决定在自己儿子身上接种牛痘。一个宗教传说故事使琴纳下了决心。宗教传说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天上帝告诉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牧人，为了人类和草原上所有畜群的安全，他要亚伯拉罕把爱子以撒奉献为祭品。亚伯拉罕就这么一个儿子，以撒是他唯一的人生寄托。但是，经过激烈地思想斗争，最后亚伯拉罕还是下决心弃爱子救众生，当他在祭坛上举起尖刀朝着以撒刺去时，上帝通过天使拉住了亚伯拉罕的手……琴纳为幼儿接种牛痘琴纳或许根本不相信这种宗教迷信，但他受到触动。当琴纳的主意遭到亲人的愤怒指责和邻里的制止时，他解释说：“如果能为全人类解除天花瘟疫，献出我的一个儿子不是很值得吗？他的一条命换来的却是成千上万条人命呵！”
当气愤不已的妻子含着眼泪做祷告时，琴纳说：“请相信我，我已经感到万无一失了。”他不顾人们的反对，硬是在儿子身上种上了牛痘。
当琴纳把传染性极强的天花脓浆接种给儿子时，人们都认为他一定是疯了。大家都说他着了魔，要把亲生儿子害死。
琴纳心想，科学不是碰运气和莽撞行事的。为了保险起见，他曾先后观察过许多例挤奶女工。然而，父子亲情毕竟使他牵肠挂肚。结果，一天天过去了，儿子不仅没有传染上天花，就连种痘后出现的略有不适的感觉都没有出现。他身上的瘟神被彻底驱除了。
成功了。儿子接种牛痘后感染的程度比挤奶女工说的还要轻，而且很快就过去了。
1789年是琴纳最忙碌的一年。经过了事实的证明，琴纳的“种牛痘”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和信服。很多人从遥远的乡间赶来，请妙手回春的琴纳大夫接种“牛痘”。这时有人劝他说，“保守种痘法的秘密，可以赚大钱。”琴纳却淡然一笑，未加理睬。这一年，琴纳经过反复试验，认为万无一失，这才公开了他的“种牛痘”防治天花的方法，并且写成了《牛痘成因及作用》一书出版。从此，预防天花的琴纳种痘法，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欧洲和世界。
一天，一位神父模样的人化装后来见他，请琴纳为他接种牛痘。琴纳心里觉得好笑。当琴纳推广牛痘法时，封建教会宣扬说，以牲畜的疾病来感染人，是“亵渎上帝”的行为，甚至胡说“人种了牛痘会头上长出牛角来，全身就会长满牛毛，面孔变成牛的模样”。琴纳顶住了这股邪风，他坚信科学事实终究会战胜愚昧的造谣。如今这位教士也不怕“头上长牛角”了。
现代的免疫医学在预防疾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接种牛痘是最早的免疫治疗法。接种牛痘之所以能够预防天花的道理，直到20世纪，医学才揭开了其中的奥秘。今天，人们用接种各种疫苗，包括卡介苗、乙肝疫苗、狂犬病疫苗等预防疾病的方法已经普及了。
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已经在地球上灭绝，许多年来人类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为了防止天花病死灰复燃，该组织还明令奖赏发现天花的人。人类能够彻底送走天花这个瘟神，主要应该归功于爱德华·琴纳。知识点免疫学所谓“免疫”原由拉丁字“immunise”而来，其原意为“免除税收”，也包含着“免于疫患”之意。免疫学是研究生物体对抗原物质免疫应答性及其方法的生物-医学科学。免疫应答是机体对抗原刺激的反应，也是对抗原物质进行识别和排除的一种生物学过程。免疫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新兴的科学。免疫学的发展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和不断创新的结果。一般认为免疫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即：经验免疫学时期、经典免疫学时期、近代免疫学时期和现代免疫学时期。
意外的青霉素
自从近代科学技术诞生以来，人类发明了难以计数的药物，但自始至终药效不减、闯遍天下的，只有青霉素。它具有广谱的抗菌功能，无副作用和不使病菌产生抗药作用等优点。从它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将它视为“神药”。
青霉素药物的发现者亚历山大·弗莱明，1881年生于英国爱尔沙亚的一座农庄。14岁时，弗莱明遵父命到伦敦去同他那当医生的兄弟住在一起，随后在一家船运事务所当小工。后来，弗莱明继承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遗产，得以在圣玛丽医院学医。学习期间，聪颖的弗莱明差不多取得了所有的奖金和奖学金，190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了一名医生。离开了圣玛丽医院以后，弗莱明在赖特的预防接种站里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在那里一待就是半个世纪。
弗莱明1921年，弗莱明和他的助手艾利森发现了溶菌酶。溶菌酶是一种大量分布在动植物组织中、能够溶解病菌的生物酶。当时，弗莱明和助手正在做一项生物培养抗菌试验。当弗莱明观察培养液时，培养液板恰好被一种十分稀少的生物孢子污染。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种偶然的现象一下子把弗莱明的注意力吸引到早先并不认识的具有溶菌作用的酶上。随即，弗莱明转向酶的研究上，他同艾利森一起对溶菌酶开展试验研究，为后来发现青霉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弗莱明和他的助手研究了7年溶菌酶，本以为它能够成为一种重要的疫苗或有效的药物，然而，他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这是因为溶菌酶在病原生物方面几乎丝毫不起作用。科学研究总是面临成功与失败，而且失败的总量总是大于成功的总量，失败固然可惜，但宝贵的经验却是千金难买的，没有失败经验的人，不可能尝到成功的甜头。
事实上，失败获得的经验已为弗莱明打开了通向青霉素的大门。1928年，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完成了科技史上彪炳千秋的功业。
1928年夏天格外酷热，赖特生物研究中心破例让大家休一个避暑假，大家都跑向海滨避暑胜地或一切清凉宜人的地方。几天来的连续失败使弗莱明的心情格外烦躁，他胡乱地放下手中的实验，准备去海滨避暑。天气热得人透不过来气，什么事也干不下去。望着实验台上杂乱无章的器皿，弗莱明心想，这在2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还是第一次。从前，细心的弗莱明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9月初，天气渐渐凉爽下来了，人们也心平气和了，赖特研究中心的人们陆续回来了。一天，弗莱明来到实验室，观察他度假之前搁放在工作台上的一堆盛有培养液的表面皿。他望着生毛发霉的试验器皿有些追悔未及，应该在度假之前就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他丢弃了这些不能再用的东西。过了不久，弗莱明重新取回其中的一些器皿，作进一步的观察。其中一个试验器皿经过第二次仔细检查之后，发现有这样一种现象：靠近一团真菌的一些葡萄球菌落，明显地被溶解掉了。也许这时弗莱明脑子里已经有了溶菌酶的概念，特别是经历失败的宝贵经验，他决定将这些菌落进一步培养观察，并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于是发现青霉素的历史开始了！
10月30日，弗莱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第一次记录了有关霉菌试验的情况。弗莱明将真菌菌落在常温下放在盘中培养了5天，再将其他多种生物培养液以条状穿过菌落，然后再用培养液加以培养。他把结果记录下来了：“某些生物体直接朝真菌生长，甚至越过并覆盖住了真菌，而葡萄球菌却在真菌前25厘米处停下了。”在随后的一次试验中，弗莱明把装有混浊的葡萄球菌悬珠体瓶中又加入一些真菌培养液，并在45℃下进行培养观察，3小时之后悬珠体混浊液开始变清了。
弗莱明在他那灰色布面的道林纸笔记本上，用墨水写下了这样一句使他誉满全球的话：“这表明在真菌培养液中包含着有对葡萄球菌有溶菌作用的某种物质”，这“某种物质”后来被命名为青霉素。
葡萄球菌是一种可以致病的细菌，许多疾病就是它从中作祟的结果。如今发现了溶菌物质，怎么能不让弗莱明高兴呢？1928年的圣诞节很快就要到了，处于兴奋状态的弗莱明，盘算着1929年在青霉素研究中作出怎样的成绩。
从1929年1~6月，弗莱明和他的年轻助手里德利·克莱道克一块儿，研究了命名为青霉素真菌的活动情况。青霉素能够生存在许多种不同的生物体中，生命力极强，经过试验证明它对活细胞无毒害作用，一系列试验结果简直使弗莱明高兴极了。他认为青霉素就是他长期梦寐以求的“完美无缺的抗菌剂”。
1929年5月10日，弗莱明将他有关青霉素的论文，正式提交出版。论文的发表并没有给弗莱明立即带来荣誉和地位。相反，青霉素的试验又传来了不祥的信息。一些试验结果使弗莱明把青霉素作为一种全身或局部性抗菌剂的希望破灭了。这些试验显示了它的弱点：青霉素花了4个多小时，才能把细菌杀死；在血清存在的情况下，青霉素几乎完全丧失杀菌能力；如果青霉素通过静脉注射到兔子身上，30分钟之后就会消失在血液中，并不能穿过感染的组织，因而不能将表层下面的细菌消灭……面对困境，弗莱明感到，继续研究青霉素在临床上的使用，恐怕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了。因此他没有去作关键性的动物保护性试验，而这些试验极有可能揭示出青霉素所真正具有的杀菌功能。从此，弗莱明放慢了研究青霉素的工作速度。
1930年以后的10年中，弗莱明发表了27篇论文，他一直将青霉素用于出售的疫苗生产中，他并不鼓励别人去做青霉素的提纯工作，他自己对此也毫无兴趣。1936年，磺胺第一次在世上出现时，更使得青霉素黯然无光，人们几乎忘却了青霉素。
青霉素在它的发现者所处的冷遇，却被牛津试验者的热度所弥补了。从1933年开始，一位名叫欧内斯特·金的化学家专门研究酶，他的研究使青霉素焕发了青春。他在收集文献时发现了弗莱明的青霉素论文，他对弗莱明关于溶菌酶的设想十分感兴趣，他随即又将论文送交弗洛里。青霉素开始显示它的效力了。不久之后，弗洛里证明青霉素既不是溶素，也不是一种酶。但他对青霉素的抗菌效力十分满意。
1940年5月25日，弗洛里进行了动物保护性试验，证实了弗莱明的青霉素菌株具有强大的杀菌作用。第二年，提纯青霉素的工厂开业了。不久，弗洛里将纯化后的青霉素用于人体病员身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遗憾的是他们发表的成果报告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多大兴趣和反响，甚至连弗莱明本人对此也不置可否。
1942年8月，弗莱明的一位朋友患了脑膜炎，虽经磺胺药物治疗，但仍无效果。眼看病人快死了，弗莱明最后决定采用青霉素。他向弗洛里求援，弗洛里为他提供了一些青霉素并告诉他如何使用。用药之后，濒临死亡边缘的病人，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这位社会知名人士使弗莱明大夫马上成了无数家报纸采访的中心人物，青霉素立刻成了新闻界的宠儿。
随即，青霉素治疗各种疾病的神奇功能，在欧洲引起了一场“青霉素旋风”。不久，青霉素闯遍天下，成了各科医生案头必备的抗菌剂，荣誉像雪崩一样朝弗莱明涌来。
1945年，弗莱明同弗洛里、欧内斯特·金分享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金。在这以后的十年里，弗莱明继续攀登在充满着胜利和成功的山路上，他曾经获得15个城市的荣誉市民的称号，25个荣誉学位以及140多次重大奖赏、荣誉和奖励。知识点孢子孢子是生物所产生的一种有繁殖或休眠作用的细胞，能直接发育成新个体。孢子一般微小，单细胞。由于它的性状不同，发生过程和结构的差异而有种种名称。生物通过无性生殖产生的孢子叫“无性孢子”，如分生孢子、孢囊孢子、游动孢子等；通过有性生殖产生的孢子叫“有性孢子”，如接合孢子、卵孢子、子囊孢子、担孢子等；直接由营养细胞通过细胞壁加厚和积贮养料而能抵抗不良环境条件的孢子叫“厚垣孢子”、“休眠孢子”等。孢子有性别差异时，两性孢子有同形和异形之分。前者大小相同；后者在大小上有区别，分别称大、小孢子，并分别发育成雌、雄配子体，这在高等植物较为多见。
褒贬不一的DDT
一部农业发展繁荣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不断战胜病虫害的历史。对害虫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18世纪。在19世纪70~80年代，人类防治几例严重病虫害获得成功，成为病虫害防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波尔多液直至今日仍在使用对于波尔多液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广泛用于防治葡萄霜霉病。其实，波尔多液最早是一个住在波尔多地区的农民涂在葡萄上，防止被人偷盗的。1882年，法国农学家米拉德进一步肯定了波尔多液的药效，从此这种硫酸铜加生石灰制成的混浊液，成为一种用途广泛的良好杀菌剂，于是开始了使用化学农药的新时代。
穆勒就是在同化学农药时代的开始相差不远的1899年诞生的。他于1899年1月12日生于瑞士的奥尔坦，他的一生注定要为扑杀节肢动物而斗争。1925年，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穆勒，加入了一家著名的化学工业公司。他的志向就是运用化学知识，通过工业化手段，造福于人类。他早年从事植物染料和天然鞣革剂的研究，这使他熟练地掌握了有机化学的基本化工过程，成为他日后将DDT杀虫剂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的军队曾经多次流行严重的传染病。为了防治热带传染病，特别是消灭传染病的媒介——体虱和跳蚤等有害昆虫，德国开始加快对杀虫剂的研究。1935年，穆勒开始研究合成杀虫剂。他首先对当时的主要农用杀虫剂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充分的调查。那时主要农药用的都是天然杀虫剂，例如砒霜。它们虽然可以杀虫，但对人畜皆有剧毒，而且杀虫效果和供应量都很有限，因此难以推广……能否用化学反应合成一种新型的杀虫剂，它既可以杀死各种害虫，又对人畜无毒呢？穆勒在研究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一设想。有一天，穆勒接到妹妹从奥尔坦家乡寄来的家信，她诉说乡间又闹虫灾的惨况，穆勒陷入了往事的回忆。
奥尔坦位于景色旖旎的阿勒尔河流域，茂密的农作物连接远处青黛色的群山。可是这里偏偏经常闹虫灾。虫灾严重时，家家户户唉声叹气，愁眉苦脸；乡间的父老对田地里那些微小的虫子一筹莫展，只好在教堂中祈祷上帝。有时人们也试图用农药捕杀害虫，可是又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穆勒儿时特别要好的一位朋友，就因为误食了喷洒砷化物的瓜果而死去……穆勒决定集中精力研究一种广谱安全的杀虫剂。从此，穆勒钻进了资料堆和实验室，几乎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查找了大量的资料，进行了无数次实验。
整整3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穆勒一无所获。他筛选了几百种药物，但都毫无结果。这也难怪，穆勒实际是在和自己过不去，他设想找到的杀虫剂，一是要杀死各种虫子，二是要对人畜安全。可是，他实验筛选的药物，不是只能杀死一种虫子，就是对人畜有剧毒。穆勒企图找到十全十美的杀虫剂，朋友和同事都劝他放弃这个不现实的幻想，别再钻牛角尖了。
是继续钻牛角尖，还是半途而废呢？穆勒心神不宁了。一想到飞蝗铺天盖地而来，庄稼地里片叶无存的景象，穆勒不甘心了。他决定咬紧牙关，继续钻他的牛角尖。在同事们的帮助和指点下，穆勒改变了工作方式。他不再只注意那些已有的物质，他要合成新的物质，看看它们能不能够杀虫。
经过一跳蚤段时间细致地观察，他把杀虫剂与虫子的中毒方式分成两类，然后区别加以对待。一类是虫子吃进杀虫剂后而致命，另一类是虫子接触杀虫剂后而致死。他分别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不久，前线的战报使他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倾斜。战争期间，前线不断传来流行斑疹伤寒的消息。斑疹伤寒是由一种叫做立克次氏体的微生物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它多以虱、蚤、壁虱等节肢动物为媒介侵入人体，形成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这一传染病的流行季节与虱子的孳生季节相同，以冬春两季较多。人们在过度疲劳和全身抵抗力下降时易患此病。所以在战争和灾荒年代容易大规模流行，有人戏称之为“战争伤寒”和“饥荒伤寒”。
当时，医生们已经知道“战争伤寒”是虱、蚤在作怪，呼吁科学界尽快研制出杀虫剂用来扑杀虱、蚤之类的害虫。虱、蚤是以吸食人或畜的血液为生的，所以不会把药物吃进胃里。因此，穆勒把研究方向转向寻找一种触杀型杀虫剂。它能够通过接触害虫而达到杀虫的目的。为了挽救战壕里那些因被虱子咬而濒于死亡的战士的生命，穆勒加班加点地工作。
穆勒的工作也像一场战争，他是从虱子嘴里夺出年轻战士的生命。1939年9月，穆勒在查阅文献时，受到启示，终于合成了“DDT”。
DDT，化学名称叫二氯二苯基三氯乙烷，它是一种有机氯化物。经过实验发现，它对各种害虫有广泛的触杀作用，特别是对蝇、虱、蚤等害虫，有明显的毒杀作用，穆勒成功了，1939年底，穆勒正式公开宣布了自己的发明。DDT的合成及其对害虫的广谱触杀作用的发现，是穆勒对人类的重要贡献。一个真正的科学贡献必须是在它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之后，才能更有威力。
穆勒公开自己的发明以后，瑞士政府用DDT成功地防治了马铃薯甲虫病，效果很好。DDT小试牛刀就锋芒毕露，穆勒增强了信心，他决心为扑灭虫患大量生产DDT。可是这时困难像山一样向穆勒压来，DDT的触杀效力被承认了，可是由于化学反应复杂，制造过程繁琐，成本高，价格贵，所以不能普遍推广。害虫猖狂为害仍然无法被清除，穆勒的心深深地被刺痛了，他投入了将DDT从实验室推向社会的工作。
后来，化学家、化工专家经过无数次的改进，1942年正式投放市场的DDT，立即受到人们的欢迎。1943年，美国农业部也进行了大面积的试验，证实了DDT具有较好的杀虫效果，DDT终于在扑杀虫患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DDT在消灭传染病的媒介昆虫和重要农业害虫方面，建立了巨大功勋。
1943年10月，意大利南部港口那不勒斯流行严重的斑疹伤寒。1944年7月，由于在那不勒斯大面积使用了DDT，在数周之内，就彻底消灭了虱子，制止了此病的继续蔓延。同年，在日本也得到了同样的防治效果。这些结果有力地显示了DDT在防治斑疹伤寒及由其他节肢动物传播的疾病方面，有重大的功效。
正是由于穆勒第一个合成并确证了高效有机杀虫剂DDT，并广泛应用于农业、畜牧业、林业及卫生保健事业，因此他荣获了1948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DDT为代表的有机杀虫剂，以2′4—D为代表的有机除草剂的兴起，使大规模地应用化学农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DDT运用的广泛，出乎一般人的意料，而且对付特殊虫类，只需稍微加工，即发生奇特的效力。
在全球范围内DDT到处大规模地应用，建立了巨大功勋。但同时也更加助长了单纯使用有机农药防治害虫的偏向。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出现大量使用DDT后引起的副作用问题，到20世纪60年代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首先是害虫、病原菌对农药产生了抗药性，剂量日益加大甚至增加几倍，而且还要重复防治。后来，化学农药不仅杀死害虫甚少，也杀死了许多害虫的天敌，使某些本来危害不严重的昆虫，上升为重要害虫。DDT的滥用还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引起了公众的重视。
在DDT有机农药的启示下，人们又研制出一系列新型的杀虫剂和杀菌剂。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DDT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它的功绩在科学史上是不可磨灭的。知识点砒霜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分子式As2O3，是最具商业价值的砷化合物及主要的砷化学开始物料。它也是最古老的毒物之一，无臭无味，外观为白色霜状粉末，故称砒霜。这是经某几种指定的矿物处理过程所产生的高毒性副产品，例如采金矿、高温蒸馏砷黄铁矿并冷凝其白烟等。在食物搭配不恰当的时候，会造成三氧化二砷中毒。例如人们在享受美味的海、河鲜等产品如小龙虾、螃蟹等时，同时大量食用了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和饮料如青椒、西红柿、橘子、橙子及西红柿汁、橘子汁、橙子汁等。维生素C就会还原含在小龙虾、螃蟹等体内的五氧化二砷成为三氧化二砷，经常如此食用搭配会造成慢性三氧化二砷中毒。
杂交水稻的诞生
饥饿是人类的天敌。自从诞生的那一瞬间开始，人类就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而努力着。但是，在人类发展的漫漫长河中，饥饿却一直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到改善。改善这种状况的人就是被世界各国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袁隆平，1930年9月1日生于北平（今北京），汉族，江西省德安县人，无党派人士，现在居住在湖南长沙。他是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世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1953年，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
1980~1981年，袁隆平赴美任国际水稻研究所技术指导。1982年任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87年任863计划两系杂交水稻专题的责任专家。1991年受聘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
看着这一连串的成就，大家一定以为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之路一直顺利而平坦。其实，袁隆平教授培育杂交水稻之路充满了坎坷和艰辛。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这使袁隆平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袁隆平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1960年7月，他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第二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他想：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着“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从而利用其杂交优势，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袁隆平从实践及推理中突破了水稻为自花传粉植物而无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于是，袁隆平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在1964~1965年两年的水稻开花季节里，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是国内第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不仅详尽叙述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点，并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区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种类型。
从1964年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百分之百的不育系来。袁隆平总结了6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不育现象，认识到必须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重新选用亲本材料，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领助手李必湖于1970年11月23日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一株雄花败育株，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稗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
是将“野稗”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野稗”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
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紧接着，他和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种“优势关”和“制种关”，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
1976年，袁隆平培育出的杂交水稻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当年，中国水稻的产量震惊了世界。在推广杂交水稻之前，较好的土地亩产也不过400千克。而袁隆平教授培育的杂交水稻平均亩产则达到了500千克以上。
大面积推广的杂交水稻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朗抛出“中国威胁论”，撰文说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到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时，袁隆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其实，袁隆平早有此虑。早在1986年，就在其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提出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1995年8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九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千克，而且米质也有了较大的提高。至今，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杂交水稻1800余万亩。
1998年8月，袁隆平又向新的制高点发起冲击。他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袁隆平为此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10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攻克了两系法杂交水稻难关。经过近1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亩产达到800千克，并在西南农业大学等地引种成功。目前，超级杂交稻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知识点野生稻普通野生稻是栽培稻的近缘祖先。普通野生稻经过长年的进化，成为现代的栽培稻。但是在进化过程中，普通野生稻的许多优良基因被丢失。我国是世界公认的栽培稻的起源中心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等地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7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学会了栽培水稻。可以想象，他们在采集野生稻谷为食的过程中观察到自然落谷能萌发生长，于是尝试着播种野生的稻谷，又重复了收获和播种的过程，向种植水稻迈出了第一步。经过漫长的岁月，人们培育和种植水稻的技术越来越高超，终于使稻谷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主要食粮。与此同时，那些孕育了栽培稻的野生稻种也年复一年默默地生长在中国南方的池塘、沼泽中和山坡上，直到今天。
克隆技术的发明
克隆是英文“clone”的音译，简单讲就是一种人工诱导的无性繁殖方式。但克隆与无性繁殖是不同的，无性繁殖是指不经过雌雄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只由一个生物体产生后代的生殖方式，常见的有孢子生殖、出芽生殖和分裂生殖。由植物的根、茎、叶等经过压条、扦插或嫁接等方式产生新个体也叫无性繁殖。绵羊、猴子和牛等动物没有人工操作是不能进行无性繁殖的。科学家把人工遗传操作动植物的繁殖过程叫克隆，这门生物技术叫克隆技术。
克隆技术的设想是由德国胚胎学家于1938年首次提出的。1952年，科学家首先用青蛙开展克隆实验，之后不断有人利用各种动物进行克隆技术研究。由于该项技术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研究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度进入低谷。
后来，有人用哺乳动物胚胎细胞进行克隆取得成功。1996年7月5日，英国科学家伊恩·维尔穆特博士用成年羊体细胞克隆出一只活产羊，给克隆技术研究带来了重大突破，它突破了以往只能用胚胎细胞进行动物克隆的技术难关，首次实现了用体细胞进行动物克隆的目标，实现了更高意义上的动物复制。
克隆的基本过程是先将含有遗传物质的供体细胞的核移植到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利用微电流刺激等使两者融合为一体，然后促使这一新细胞分裂繁殖发育成胚胎，当胚胎发育到一定程度后（罗斯林研究所克隆羊采用的时间约为6天）再植入动物子宫中使动物怀孕便可产下与提供细胞者基因相同的动物。这一过程中如果对供体细胞进行基因改造，那么无性繁殖的动物后代基因就会发生相同的变化。
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多利”当伊恩·维尔穆特博士1996年利用克隆技术克隆出小羊多利后，这一成果立即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也是最有争论的科技突破之一。这一突破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利用这一技术可以在抢救珍奇濒危动物、复制优良家畜个体、扩大良种动物群体、提高畜群遗传素质和生产性能、提供足量试验动物、推进转基因动物研究、攻克遗传性疾病、研制高水平新药、生产可供人移植的内脏器官等研究中发挥作用。
在肯定了这种技术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人们更大程度上表示了对这种技术的担忧。如果在畜牧业中大量推广这种无性繁殖技术，很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导致一些疾病的大规模传播；如果将其应用在人类自身的繁殖上，将产生巨大的伦理危机。
克隆羊多利的身份被披露后，美国俄勒冈科学家也证实他们于1996年8月已经利用克隆胚胎培育出猴子；又有传说，比利时一医生已无意中克隆出一个男孩。尽管比利时科学家否认克隆人的报道，但是各国政府对克隆技术在法律和伦理方面可能造成的影响非常重视，美、德、法、英、加等国纷纷成立专家小组研究这一问题，科学家们也要求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加以限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和欧盟委员会负责科研的委员1997年3月11日分别发表声明和谈话，表示反对进行人体克隆试验。
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猴“泰特拉”目前各国对这项技术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制定法律加强对这种技术的管理，并严禁用它复制人类。克隆出小羊多利的英国科学家维尔穆特也说，用来克隆多利的那种技术效率极低，在他成功克隆出多利之前，该技术曾导致先天缺损动物的出生。将这种技术用于人类是“非常不人道的”。
中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克隆技术及其提出的相关问题，国家科委和农业部等部门已多次召开有各方面专家参加的研讨、座谈会，并就有关问题达成共识。专家们认为，动物克隆技术的成功是科学研究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既有有益的一面，又有不利的可能，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规范，严格控制住有害的一面，使这项技术造福于人类。
1997年11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在巴黎通过一项题为《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的文件，明确反对用克隆技术繁殖人。文件指出，应当利用生物学、遗传学和医学在人类基因组研究方面的成果，但是，这项研究必须以维护和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为目的，违背人的尊严的做法，如用克隆技术繁殖人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
1998年1月12日，欧洲19个国家在法国巴黎签署了一项严格禁止克隆人的协议。这是国际上第一个禁止克隆人的法律文件，是对《欧洲生物医学条约》的补充。这项禁止克隆人协议规定，禁止各签约国的研究机构或个人使用任何技术创造与一活人或死人基因相似的人，否则予以重罚。违反协议的研究人员和医生将被禁止从事研究和行医，有关研究所或医院的执照将被吊销。如果签约国研究机构或个人在欧洲以外地区进行这类活动也将追究法律责任。在协议上签字的国家有法国、丹麦、立陶宛、芬兰、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卢森堡、摩尔多瓦、挪威、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马其顿、土耳其和圣马力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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