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在2015年全国青联第十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修正案）》中，“总则”的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基本的人民团体之一，是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核心力量的各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是我国各族各界青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这里面明确规定了共青团和青联的关系。然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是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核心力量的各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这样的关系的确立也不是从两个组织成立之初就形成的，而是不同时期和政治、社会背景下不断演变的结果。
关于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关系的历史演变在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主要是依据其关系和历史背景的重大转折而划分。每个阶段内部也有其演变的具体过程。
一、共青团与青年联合会早期形态的起源与互动
共青团的早期组织是于1920年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全国性的共青团组织正式成立的标志，是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这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组织正式成立的标志，是1949年5月4日召开的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与共青团的成立相差27年之久，其成立时的名称是“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
虽然如此，青年联合会这一组织形态实际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统一战线，而且这一联合组织形态曾经在革命战争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1949年成立的青年联合会，就是在这样的青年统一战线基础上正式建立的。1945年，中共中央将建立共青团和青联的事情提上日程，1948年进入筹备的最后阶段。在1948年之前的近30年时间实际上是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的起源时期，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在党的青年工作体系中的定位及组织之间关系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这段时间共青团和青联早期形态二者的起源是不同的，但是它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融汇，走向了同一条发展道路。共青团的起源是属于内生性的，而青联早期形态则是外生性的。
（一）共青团和青联的起源及其早期互动关系
共青团的内生性是由于它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而成立的。青年团的成立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五四运动的主导群体是青年，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干部都经历过五四运动的历练。因而，共产党成立初期就高度重视青年工作。1920年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陈独秀立即指派俞秀松等8人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全国性的组织正式成立之后，1922年5月共青团的全国性组织也随即成立了。第二，共产国际的工作指导。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成立初期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主要是受苏联共产党影响，在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即“少共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立即组织成立全国性的青年团组织。1920年，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帮助中国创建早期的党团组织时，“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同时“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在党团成立初期，由于人员队伍弱小和组织不健全，工作上存在着“党团不分”的现象。可见，党团组织早期具有天然的“直系血缘关系”。而且，早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心逻辑就是成为各革命团体的领导核心，因而青年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也自然要成为各青年革命团体的核心组织。根据1922年9月10日，团中央执委会十七次会议发出的《本团与各种青年团体之应急联络》的通知，青年团的主要工作是“应该联合全国为自由而战的一般民众，结成一个最大的群众势力，一致的在同一战线上努力奋斗”[2]。这说明青年团早期定位就是全国青年团体的联合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身份。这里提到的“同一战线”就是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以共青团为核心的青年统一战线，也就是青年联合会的早期形态建立的基础。
青年联合会组织的正式成立是在1949年，比共青团成立晚了将近30年。但是在这30年里，却存在着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青年联合会组织的雏形。在抗日战争之前，它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并不具有组织形态。青年联合会的早期形态是在近15年左右的革命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直到1937年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才逐渐成熟，形成了具有较严密组织形态的联合型团体。因而，这个统一战线主要是联合当时的各类进步青年团体，这项工作主要由共青团来做。
在1920年至抗日战争之前，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在前期，即从1920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主要是以共青团为主，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去吸引和建构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力量。在后期，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到1936年共青团改造之前，由于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青团的力量损失惨重，因而这一阶段共青团发展外围青年组织的工作步伐比较缓慢，在上海等主要城市中主要从事地下工作，更加依靠其他青年组织和团体的力量来开展工作。
（二）共青团融入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共青团改造和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之后的抗日战争时期，这一阶段共青团组织解散，共青团的主体力量都分散到了各类青年抗战群体中去，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1938年10月10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国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作为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机关。会议之后，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青年救国团体，宣传抗日，发动青壮年参加抗日组织，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发动青年参加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组织青年拥军支前。”[3]
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共青团改造成为青年救国联合会。从1936开始中共中央改造共青团之后，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成立了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青委”），负责领导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各青年组织。从中可以看出，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实际上共青团是实现了两个方面的改造：一方面，它作为青年革命团体的核心组织的职能，归并到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各级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去了；另一方面，它作为青年群体先锋的团员干部队伍，实际上是分散到了青年救国联合会中去了。
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青团的核心作用和青年统一战线形态的广泛动员实现了有机融合，形成了“青年救国联合会”这一新型组织形态，从而使得共青团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先锋作用。而领导这一组织的是1938年成立的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因此，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早期形态的融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区的青救会、青抗先、青联会等组织在参战参军，文化教育和其他建设根据地工作中，都起了伟大的作用”[4]。
（三）青年团的重建与青年联合会创立的探索
1945年至1948年这一阶段，对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的关系发展非常重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局势，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不断研究和尝试新的全国性青年组织的建立，最终实现了青年团组织的恢复与新的青年联合会组织的建立，从此这两大青年组织在建国后60多年的时间里关系不断调整变化。这一阶段共分为以下两个小的阶段。
第一阶段，进行了建立青年联合会的探索，这时仍然是以青联组织的建构为主。1945年，中央民运工委青年组负责人冯文彬提议建立青年团时，中共中央认为当时应该建立解放区青年联合会，以加强对解放区广泛的、新式的青年运动的指导。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始终没有正式成立。由于抗日战争即将结束，面临国统区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等具有青年联合会的组织形式，以爱国学生为主体，动员国统区广大工人、市民及其他阶层人民，形成了有力的第二条战线。
第二阶段，进行了建立共青团的探索，中共成立全国性青年组织的重心向青年团转移。1946年，中共中央将成立共青团的事情提上日程，出台了《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首先对成立青年团的必要性做了说明。提议认为“在党政军民各方长期努力下，解放区青年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其中涌现了大批优秀的积极分子，青救会式的组织与活动已经不能满足于这些积极分子的要求，而青年工作也因为缺少积极分子有组织的推动，逐渐松懈，不能发挥应有的力量。这些经验说明，青年积极分子需要有一个单独的组织以满足其工作与学习的要求，并成为党团结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5]可见，除了强调必要性之外，这个文件对即将恢复成立的青年团组织的定位非常清楚，即党的青年工作的“核心”组织，由青年积极分子组成，“此组织应比过去共产青年团更群众化、青年化，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其名称拟定为民主青年团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6]。而在整个文件的末尾，党中央对于青年联合会的定位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青年团普遍成立后，现有的青联会拟转化为各种青年团体的联合大会性质，仍为各地全体青年的代表机构。”[7]
由此，关于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的定位，一方面反映了它是在党的革命实践的历史中形成的，另一方面反映出早在两个组织恢复和成立之前的1946年，中共中央就做出了明确的差异化定位。这也决定了它们后期关系发展的基点，共青团的先进性和青年联合会的广泛代表性的差异化定位，奠定了它们之后的不同关系。
二、青年团与青年联合会关系的建立与转折
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将成立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组织的事情逐渐落实，两个组织于1949年同时成立。两个组织成立期间，中共中央所进行的青年工作体系的设计对于两个组织后期的发展和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其后的青年工作实践也将这种设计不断扩大和演化。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间，党和国家都经历了重大发展，同时也经受了重大挫折，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在此期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转折，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的工作体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建设、健全起来，共青团的领导地位逐渐稳固，青年联合会的工作空间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变化最为剧烈的则是，1957年青年联合会的危机以及文革期间两个组织停止运行的挫折。它主要历程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青年团和青联成立时的差异化定位
从1948年开始，中共中央同时将建立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列上议事日程，并明确列入了1949年的规划之中。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1949年上半年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的问题。会后，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确定了1949年上半年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并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一时期，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都已经成为中共工作体系设计的一个部分，因此这两个组织在1949年的成立都是内生性的。但是，此时由于新生政权需要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青年联合会成立实际上比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为紧迫。
在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成立的进程中，起初有将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合并为一个全国性青年组织的考虑。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基于差异化定位的考虑，分别成立了两个组织。1948年10月11日，周恩来专门致函毛泽东，就青年团和青联的职能、成立方式等问题提出建议：“请考虑明年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究只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其中委会，还是同时仍须成立青年联合会的中央机构。我意，如包括全国学生联合会，基督教青年组织及其他青年团体等等，恐只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不够的。而在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同时，即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因此，两个团体恐仍须分别成立。但全国青年联合会，可成为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只以团体资格参加，并起领导作用。”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8]。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亦无异议。
首先，关于中共中央在建构新的青年工作体系中两个组织的定位。在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简称《决议》）中已经非常明确了，即青年团的领导地位和先锋性、青年联合会的基础地位和广泛代表性。《决议》中明确提出青年团“在领导和团结广大青年参军、参战、发展生产、土地改革及民主建设和文化事业中表现了极大的作用”，“是党去团结和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9]，这不仅高度评价了青年团既往的工作，也明确使用了“领导”这样的表述。而且“建立全国性的和各地方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当前青年运动的中心环节，是党在目前革命形势胜利发展下的极重要的工作之一，各级党委必须予以重视”[10]。这里面强调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是当前青年运动的中心环节。这是和青年联合会的基础性定位有明显区别的。
其次，关于两个组织联系的不同目标群体。决议中对于青年团联系的群体使用的是“先进青年”“青年群众中的先进积极分子”这些表述，在文件中反复出现。而青年联合会的定位则是“广大的青年群众”“全中国的青年群众”。它们之间是“青年团团员”和“团外青年”两个群体的差异[11]。决议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坚决地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先进青年们的群众性的组织”，“是中国青年群众中的先进积极分子的组织，而不是普通的一般的青年团体”。在强调先锋性之外，决议也强调了青年团的群众性，“正因为它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应该比较过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更为广泛地吸收各民族阶层中的青年积极分子入团，以扩大自己的群众性”，但先锋性是第一位的。
再次，关于两个组织在青年工作中的工作方式。决议认为，青年团“它的任务，就是首先要团结和组织先进青年的积极分子，再经过这种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去团结和教育广大的青年群众”。“只有很好地组织中国青年中的积极分子才能使中国广大的青年群众有一个巩固的核心，在全国青年群众中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否则，就不能很好地团结全中国的青年群众”[12]，这里也比较明确地规定了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直接就青年群体工作的方式，即青年团做青年积极分子的工作，而青年联合会做基本青年群众的工作，青年联合会在青年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据此，青年联合会的最广泛的青年代表性和青年团在青年群体中的先锋性两个定位都已经初露端倪。在强调青年联合会群众基础作用的同时，特别明确了青年团在青年联合会中的领导作用。这是沿袭了解放前的两个时期的传统：第一个传统是1936年之前青年团在青年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第二个传统是1936年之后青年团员在青年联合团体中的先锋作用。这些传统也同样是中共中央在最初成立青年团组织的基本意图。后期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作实践中也逐渐强化了这样一种趋向。
（二）青年团和青联组织体系的扩张和工作空间的拓展
1949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进行了成立初期组织体系的扩展。共青团组织发展迅速，在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在解放的城市建立团组织，解放前已有团员19万人，1950年发展到150万人，1953年6月发展到900万人。青年联合会在成立初期也着力加强对各地青代会的领导，建立健全各级青联组织。“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建立后一年多时间内，其主要工作是加强各地青联工作和青代会的领导。1950年前后，各地按全国青联的要求定期召开了青年代表大会，较好地发挥了通过青代会这种形式，来团结教育各界青年。”[13]但相比于共青团完善的组织体系，青联的组织覆盖还是有些不足，据1950年统计，青代会只在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开了10次，至1951年8月，全国成立了省级青联及青联筹备委员会18个，市级50个。到第二次全国青代会之前发展了108个省市民主青年联合会，这一阶段青年联合会的主要工作包括，通过青年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及其他形式与广大青年建立了联系，倾听广大青年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传达政策法令和动员各方面青年投入抗美援朝等各项运动的一个纽带，组织各界青年学习文化和专业技术。但总体来说，青年联合会的工作比较狭窄，而且和共青团高度重合。例如，组织各界青年学习文化和专业技术，主要是面对广大社会青年，而根据数据统计，实际上覆盖面必将有限。而共青团的工作则比较丰富，带领团员青年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动员青年参加志愿军和军事干校、投身抗美援朝，参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同时，青年团通过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积极开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青年组织的交往。[14]
党中央领导人对青联的工作也曾提出过方向和要求。1952年11月，胡耀邦、廖承志向毛泽东汇报青年工作时，毛泽东明确指出，“青联是全国基本的人民团体之一，是中国青年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但过去青联的工作做得很少，很不够，今后必须加强。”“青联要着重开展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宗教和技术人员等五方面青年的工作。”[15]这些对青联工作范围做出了明确指示，后期的青联工作主要围绕这个指示来做，而青联的工作也因此而划定了明确的范围。根据中央指示，青联的工作要突出重点，在1957年之前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运用多种形式开展社会青年工作；积极开展工商界青年的工作；积极稳妥地开展民族、宗教方面的青年工作；初步开展了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
（三）青年团对青联工作的实际领导的开始
在第二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上，青年联合会根据中央的指示，指出了自身联系五个方面青年的不足，而这五个方面的青年属于党的统一战线联系的群体。因此，在青代会二大的报告中，青联明确提出“必须扩大和加强青年的团结，并建立广泛的青年统一战线工作”，“在充分发动广大工农青年和革命知识青年的基础上，还必须足够地重视和展开对少数民族、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宗教界及技术人员中的青年的团结，才能把最大多数的青年组织起来参加国家建设”[16]。而相应的，针对这些青年群体，1951年青年团通过成立统战部，参与青年联合会的引导和服务这些青年群体的工作。如果说之前文件上规定的青年团对青年工作的核心地位属于一种工作设计的话，那么统战部的成立则是针对青年统一战线核心地位功能的落实。此后，青联的秘书长会议则经常与团委的统战部长会议联合召开。
根据不断修改的全国青联章程的一般规定，青联全体委员会选举主席、副主席及常委会。全国委员会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常委会决定日常决议，决定青联工作机构设置和变动，决定秘书长的任免。副秘书长由常委会决定或者直接由主席会议决定。据青联的历史考察，在通常情况下，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担任全国青联主席，多位副主席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其他副主席代表不同的界别。团中央统战部部长、副部长分别担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副秘书长若干人，除统战部负责人兼任外，还包括团中央常委、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等与青联工作直接相关的团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兼任。其他副秘书长则代表重要的界别，主要是宗教和科技界。全国青联下设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因此，全国青联的直接管理者就是团中央有关工作负责人兼任的全国青联秘书长及副秘书长。地方青联与地方共青团的关系也是基本一致的，略有出入。
这一调整对青联后期工作定位的改变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青联明确确定了“青年爱国统一战线”的定位，纳入到党的统战工作体系之中。青联的青年统战工作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关于此方面将在第三大阶段详细描述。
（四）青委的取消与青年团成为党的青年工作核心的基本确立
自青年团重建之后，各级党委陆续取消党的各级青年工作委员会。在1953年之后基本上全国范围都取消了，这实际上将党的青年工作领导权委托给了青年团，青年团获得了中央青委负责党的青年工作的职权。正如前面所述，在1938年成立的各级党的青年工作委员会实际上是保留了共青团领导党的青年工作的核心职能，而将团员融入党的青年统一战线各青年团体中去发挥先锋作用。根据1938年《中央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展全国青年运动与集中统一党领导下各青年团体的领导，特决定”，“县委以上地方党部直至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吸收在青年团中的负责党员参加青委，隶属于同级别党部领导之下。上级青委对下级青委给予经常的指导，下级青委应对上级党委及青委做工作报告”[17]。可见，青委的双重领导与团委的双重领导是同构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在党史和团史上，各级青委负责人和团的负责人确实是重叠的。从1954年到1960年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大发展，领导青年工作的核心作用不断增强的时期。就在这一时期，各级党的青年工作委员会逐渐取消，实现了共青团在党的青年工作中核心领导职能的回归。实际上，在党的青年工作委员会取消之前，工作委员会在人员和职能上就已经和共青团重合了。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1949—1953年党的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冯文彬、副书记廖承志和蒋南翔，就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届一中委员会重合。部分省市的青委书记就是青年团党组书记，例如1949—1950年期间的河北省就是这样。还有部分省市的青年工作委员会随着青年团的成立就立即取消了，例如1948—1949年期间的北京市就是这样。
（五）共青团与青联关系的大调整及大挫折
青年联合会和共青团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发生在1957年到1958年，青联的工作面临重大挫折，主要是由于反右派斗争对青联工作的干扰，青联委员被打成右派，对青联所联系的工商、宗教等各界青年进行了错误估计，进而发展到要修改青联体制。“在反右派斗争和‘左’的思想影响下，青联的组织性质、组织形式等方面的错误认识在迅速蔓延并逐渐占据主导。比如，认为当时对中国青年只需要强化一种模式的思想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只需要强化一个青年组织——共青团；认为中国的青年运动只要有共青团这个核心就够了，把共青团和青联比作青年运动的两个轮子是错误的”。“1957年10月在讨论第三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会议上，通过对青联体制的若干意见，使青联组织的性质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使青联的主动工作能力大大削弱，使青联的工作范围收缩，联系对象减少。”[18]195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同意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召开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和改变青联组织形式的请示。全国范围取消召开青年代表大会，保留少数青联，省青联除必需保留外，改为全国青联的办事处。所以1957年下半年和之后的两三年内，青联工作举步维艰，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青联组织的工作在1950—1961年曾经出现过短暂的转机。主要是在调整国民经济中青联工作一度出现转机，引导各界青年投身“增产节约运动”，加强归国华侨工作，全国青联四届一次会议，发挥青联的社会主义民主作用。但是这样的转机不久就消失了。
可见，这一转折时期，本身不完备、尚在发展中的青联组织体系遭到了大范围的取消。而这些工作空间只能由共青团去填补，时任全国青联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西元，在1958年中华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我国青年运动的核心力量。各国青年组织要与共青团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和合作。我们相信全体共青团员和团干部，将会进一步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虚心向广大青年群众学习，并且善于耐心地给予广大青年以一切必要的帮助，以自己吃苦在先，得利在后的模范行为，取得广大青年的信任。”[19]
所有的这些都由青联新章程加以确定。新的章程将青联组织的性质由原章程表述的“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不分宗教信仰、职业、性别、包括各民主阶级、各民族的全国性的青年组织”，改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是中国各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并明确提出“它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20]。这是第一次将共青团的核心地位写进青联章程总则的第一条，而且取消了“全国性的青年组织”的表述，不再提青联是全国性的青年组织。其自身的工作定位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和扩大我国青年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这一表述是在共青团统战部管理青联组织事务之后，在章程中明确了其统一战线的性质。政治功能趋向统战性，社会功能不断收缩。
青联不仅在组织上发生重大改变，而且原全国青联章程中规定的每三年举行一次大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也改为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委员会的体制。因此，青联体制大变，青联组织对青年群体的广泛代表性的功能也受到重大影响。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青联工作战线的第二次收缩。这次大会之后，青年联合会的组织力量发生重大调整，共青团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青年联合会和共青团的工作空间是此消彼长的。这次青代会使青联的组织性质、组织形式、工作范围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文革”期间，共青团与青联工作基本都进入停滞状态。在组织处于消沉阶段的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在“文革”之前主要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学习活动。中华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全国青联和许多地方青联把青年代表大会制度改为委员会制度。1962年召开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不再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因此，没有青年代表的会议，青联委员的作用开始突显。青联主要“通过召开青联委员会、常委会以及各种座谈会、谈心会和通信、互相访问等方式，同青年中的积极分子保持联系”[21]。这种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后，青联组织恢复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总之，在重大转折之后的青联组织工作的外部环境比较艰难，工作更加难以开展，形式比较简单，联系的青年对象比较狭窄，主要是非团员的青年积极分子。
三、共青团与青年联合会关系的恢复与发展
在“文革”之前，青联组织与共青团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而在“文革”期间，共青团和青联的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共青团和青联才逐渐恢复组织和工作，而这一时期，共青团和青联面临的主要工作也是党的青年工作体系的恢复和建构。共青团组织恢复后，其定位基本不变，而青年联合会则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过渡到“爱国统一战线”，主要任务是配合和完善共青团主导下的党的青年工作，不断适应新形势，开辟工作新空间，创造工作新格局，形成了稳定的、欣欣向荣的新型党的青年工作格局。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共青团与青联组织关系的恢复与重新确立
“文革”期间长期形成的“左”的指导思想尚未得到清理，共青团和青联在“文革”后面临共同的工作形势。在工作中，首先是跟党一道实现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最迫切的工作首先是恢复组织。青年联合会恢复省级地方组织23个，帮助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等全国性青年团体恢复了工作。其次是积极推动冤假错案的解决，协助共青团做好党在“文革”结束后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协同有关方面，认真落实政策，并为广大青年办好事、实事，为国家排忧解难。这些工作主要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青联大会，即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
组织纷纷恢复之后的共青团和青联之间的关系定位延续了大转折之后的关系模式，青年联合会更加向党、团组织靠拢。1979年青联大会的工作报告对“文革”之后的青年联合会做出了第一次明晰的界定，认为全国青联的组织定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以共青团为核心，广泛地团结和动员各族各界青年”，“发挥了党团结教育青年的纽带作用”，“实践证明，青联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青联的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取得共青团的帮助”。[22]这些界定明确了党的领导，共青团为核心，面向广大的各族各界青年，是党的青年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定位基本延续了建国后青年联合会所形成的与党、团的关系模式。
在共青团和青联的组织关系恢复之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随着青联定位的变化而调整。
关于青联在党的青年工作体系中的定位已经不是之前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了，而是“爱国统一战线”。青联的青年统战工作定位更加巩固。1979年全国青联五次大会到会讲话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他明确提出了青联“爱国统一战线”的定位，指出“全国青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核心力量的各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是我国各族、各界青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是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3]。这次大会修改的青联章程也明确将青联“是我国各族各界青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写入。由此，“青联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组织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式纳入中共中央统战工作体系之中。由此，青联工作开始明确处于党的青年工作体系和统战工作体系之间。在全国青联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青联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维明作的题为《团结各族各界青年，担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的工作报告，概括出“团结，爱国，跟党走”这七个字作为建国32年来青联工作的基本经验。[24]这是对青联的历史性定位，青联的该定位至今没有改变。这“既符合青联的历史状况，也表明了青联在新的历史时期内的工作范围和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25]。
因此，共青团成为党领导下的一个由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青年组成的群众性组织；青联是党领导下的我国各族各界青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们之间的定位更加明确。由此，随着新时期青年工作的发展，以共青团为核心的党的青年工作体系格局也越来越清晰。
1990年，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宋德福作了题为《团结带领各族各界爱国青年，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致辞，对于共青团、青联、学联等党的青年工作体系中最主要组成部分的关系做了清晰的梳理。
（二）共青团和青联在工作关系上的调整与定位
第一，青联和共青团在联系青年群体上进行了差异化的定位。改革开放为青年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青年群体开始分化，类型更加丰富。关于青年联合会所联系的青年群体，在全国青联五次大会上，青联认识到“青联是党联系、团结、教育青年的一个重要渠道。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渠道，使党和国家同广大青年息息相通”，“如果不这样做青联就会脱离广大青年”。[26]在此，青联意识到了脱离青年的问题，因此需要青联找到自己明确的联系对象。
但是在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过程中，青联所联系的青年群体已经表述为“各族各界青年”，突出了少数民族青年、广大归侨青年、台湾青年等群体。由此，共青团领导下的青联工作的工作空间也主要是青年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这个统一战线是“由社会主义劳动青年、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青年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青年组成的，包括台湾青年、港澳青年和海外侨胞青年在内的，最广泛的青年的爱国统一战线”。实际上早在1951年共青团就成立了统战部开始介入青年联合会的工作。而在新时期青联确立“青年爱国统一战线”的定位之后，这样的工作更加深入拓展。共青团和青联的工作关系也更加密切。
第二，青联和共青团在机构关系上的建立与运行。根据当前共青团中央官方网站对统战部职能的描述，统战部主要负责“研究、指导青年统战工作”，“负责全国青联秘书处的工作”，研究和指导需要统战的各类主要群体的青年工作。这些群体也就是青联需要联系、团结和教育的对象。[27]因此，统战部下设五个机构，分别是青联办公室、社团和民族宗教工作处、港澳工作处、台湾工作处、科技与海外学人工作处。青联办公室的工作职责是“负责全国青联秘书处的日常工作；指导地方和行业青联的工作；组织全国青联委员开展各类活动；负责‘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表彰的具体工作；负责联系民主党派青年和无党派青年代表人士；开展青联工作理论研究；编辑《全国青联通讯》”[28]。其他四个机构分别对应青年联合会工作的几类重点群体，对应全国青联的民族宗教和社团工作部、港澳联络部、台湾联络部、科技与海外学人工作部等机构。[29]
由此可见，共青团的统战工作职能基本覆盖了青年联合会的工作职能。就机构的工作方式而言，在新的历史时期，青联和共青团的工作方法也更加灵活多样。共青团工作方式更具有广泛动员性和群众性，青联逐渐突出青联委员的重要性，成立了委员联络部。认为“青联组织要广泛的团结青年群众，主要是依靠委员去做工作。青联委员是各条战线的优秀人才和代表人物，他们在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和较高的威信”[30]。要充分发挥委员们的特长和积极性，通过组织旅游、辅导讲座、文体竞赛、办展览会等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
第三，青联和共青团在工作空间上的开创与互补。除了上述几个方面青年群体的工作之外，共青团领导下的青联还特别注重开辟新的工作领域，包括青年外事联谊、国际交往工作、对外宣传工作和旅游工作，这主要是基于“青联具有同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思想信仰的青年团体建立广泛交往的有利条件”[31]这一优势。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的职能则是负责青年联合会外事工作的管理，《中国青年外事》《全国青联通讯（英文版）》的编印工作就是由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办公室负责的。
（三）青联在共青团指导下服务国家战略、推进适应性改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青联不断适应新形势，面向21世纪，协助共青团工作，共青团和青联的工作高度交叉互补，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而青年人才的工作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已经成为青联工作的主要部分，充分发挥其广泛联系各界青年独特的人才智力资源优势，围绕青年人才工作不断开拓工作格局。例如，1993年全国青联与共青团一起共同实施“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青联在扩大工作对象的过程中，突出地注重面向各行各业中的青年人才做工作，认识到青联的主要工作方式应该转向更经常、更大量地通过青联委员们的带头示范作用去影响身边的青年，充分挖掘和发挥青联的人才智力优势。青联有计划地组织一些活动教育和引导青年是必要的，但是更经常、更大量的是通过委员们的以身作则、带头示范去影响身边的青年。这就要求我们的委员率先做好本职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更大的成绩。对于当代青年，这种无声的行动往往要比空洞的说教更具感召力。委员们做好了，青年就会跟着学，就会产生连锁反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青联组织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引进智力，培养青年人才，这使得青联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积累了丰富的人才资源。
青联在共青团的领导下近20年的工作具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1994—1999年，主要是适应市场经济和网络社会的发展新形势，调整工作格局，制定和设计适合青年需求的活动和项目；21世纪以来，主要是以“造就千百万青年人才”为中心，在科技创新、创业就业、国际交流等方面着重培养精英和领袖人才。除了这些，青联在劳动就业、自学成长、文体活动、婚姻恋爱等青年民生方面，也配合党、团、政府做了大量工作。
因此，虽然青联在党的青年工作体系中处于共青团的领导之下，但是其可以作为的空间还是很广泛的，可以深入挖掘。实际上，在1983年第六届青联大会上，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王兆国在《新时期青联工作大有作为》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状况的根本变化现阶段的青年统一战线与过去的青年统一战线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同时在爱国的旗帜下，我们广泛的团结一切赞成祖国统一的爱国青年。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统一战线又是爱国主义的。青年统一战线的性质决定了在新的历史时期青联的工作对象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她的活动范围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她的工作任务不是减轻，而是更加繁重了。”[32]
四、结论
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都是兼具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必然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呈现阶段性动态变迁。共青团与青联当前的关系及它们在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都是历史形成的，它们之前关系演变的趋势也从本文中可窥一斑。虽然，当前在党的青年工作体系中青联处于共青团的领导之下，但是其可以作为的空间是很广泛的，可以深入挖掘。
本研究认为，对于共青团和青联之间的关系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笼统性表述，而是要将其放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青年工作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同时结合当前共青团和青联在青年工作中发生的实际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共青团、青联组织以及对党和国家青年工作的未来发展规划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基于上述分析，共青团和青年联合会之间的关系在短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在长时期的历史进程中是不断调节、动态变化的。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它们之间都将长期存在着这种互动和调节的关系。
从共青团与青联之间组织发展和关系演变的历史中可以发现，其发展并不是直线递进式演进，实际上在发展中有很多倒退的现象。所以，共青团和青联未来的改革发展在适应时代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在历史中去溯源两个组织在本质上的做好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定位，发掘历史上可供借鉴的工作经验和变革经验，这也是组织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执政党与群团组织之间的关系在改进、调整、完善、加强中将得到持续优化。在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共青团与青联的关系也将回归本源，调适到一个既主次有序又互为补充、既相映成辉又各得其所的良好状态。
（撰稿人：高天、孙鹏）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20—1925）》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2]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第1册，1957年内部印行，第194页。
[3]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4]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633页。
[5]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633页
[6]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634页。
[7]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635页。
[8]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等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48.4—1948.11）》第18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77页。
[9]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708页。
[10]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712页。
[11]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710页。
[12]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710页。
[13]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14]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
[15]佘世光主编：《当代中国的青年和共青团》下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16]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17]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453页。
[18]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19]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20]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
[21]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22]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23]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
[24]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
[25]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26]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27]中国共青团网：
[28]中国共青团网：
[29]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网站：
[30]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
[31]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32]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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