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的一员，每一个人都应该积极参与到绿色革命的行动中来。每人节约一滴水，汇起来就会成为一条大河；每人节约一度电，汇起来就相当于几座发电站的发电量；每人节约一张纸，汇起来就能保护一片森林……绿色革命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为了人类和地球美好的明天，绿色革命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发端于农业的绿色革命
1968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发起了一场“农业革命”。那一年，印度种植高产小麦品种的面积由70万公顷扩大为600万公顷，种植高产水稻、高粱和小米的面积为100万公顷，各种粮食作物的总产量创纪录地超过9500万吨，进而可望在3~4年内实现自给自足。巴基斯坦种植高产小麦的面积从60万公顷扩大为大约350万公顷，产量创纪录地达到750万~800万吨，可望在1年内实现自给自足。菲律宾所种植的高产水稻品种虽然仅占水田面积14%，产量却依然创下历史纪录，有望当年实现自给自足。
那年3月8日，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署长威廉·S·高德向国际开发协会发表演讲，认定农业领域的这些进展堪称“标志”，预示一场“新兴革命”，影响不亚于距1968年已有一个半世纪的那场“工业革命”。
高德解释说，他之所以把这场剧变称为“绿色革命”，原因在于它不同于俄罗斯1917年10月爆发改变社会制度的“红色革命”，也不同于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63年6月为推行社会改革而发起的“白色革命”。
促成“绿色革命”的要素，依照高德的判断，首先是高产种子，其次是化肥和农药等农用化学品，再就是灌溉和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农业信贷和农业扶持政美国农业科学家博洛格策。而在一些农业专家看来，技术层面上，至少就亚洲国家种植的高产水稻而言，灌溉、化肥和种子构成三要素，对增加产量有着同等重要的贡献。
“绿色革命”进程中，全球人口增长大约40亿。假如没有这场革命，发展中国家极可能会面临更为严峻的饥荒和营养不良状况。
1950~1984年，“绿色革命”使然，水稻、玉米和小麦产量持续稳步提高，全球粮食总产量增加2.5倍。
1970年，小麦育种专家博洛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一年，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和国际水稻研究所获得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科学奖。博洛格历年对小麦育种所作贡献或许以增产粮食的方式解救了数以十亿计发展中国家民众。因此，他荣获“绿色革命之父”的伟大称号。
在印度，1961年邀请博洛格访问印度的农业部长斯瓦米纳坦如今也是一位南亚国家最富有成就感的农学家，同样也荣获“绿色革命之父”的伟大称号。
印度农学家1968年报告，某一特定高产水稻品种与传统品种相比，产量可提高至原先5~10倍。那年3月，“绿色革命”一词诞生，特指农业技术开发和推广以及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促升粮食产量。从那年开始，“绿色革命”巩固效果，一段时期内既满足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所需，也避免了和平时期爆发大规模饥荒。那年至今，已40多年，积累经验和教训。再次面临粮食危机之际，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召开全球粮食安全高级会议。
对40年前得名的那场“绿色革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之为“第一次绿色革命”。之所以称之为“第一次绿色革命”，是因为潘基文冀望国际合作，开发新一代农耕技术，发起“第二次绿色革命”。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潘基文把“第二次绿色革命”界定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农业产量稳步提高，同时也实现农业耕作对环境影响最小化。他认定：“时下（全球）粮食危机初现之际，我们迄今凭借与‘第一次绿色革命’相关技术以及由此实现的农业生产改进，向持续增长中的人口提供食品，这方面所获成就的脆弱性已突出显现。”
所谓“脆弱性”，表现为全球粮食市场上供应与需求之间出现缺口，粮食价格急剧攀升，一些国家呈现社会动荡，更多贫困民众陷入难以果腹境地。市场专家预测，粮价可能会高位震荡，随后趋稳，但短期内无法回落。先前那场“绿色革命”所援用的技术和手段，似乎不足以化解现有危机。
对全球农业状况、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状，潘基文的判断强化了联合国机构一些官员先前发表的言论：“继1/4世纪相对忽视之后，农业正重新成为一个国际议题。悲哀之处在于，这带有（对忽视农业的）报复性质。”
在潘基文看来，联合国粮食问题特别工作组所承接的课题，短期而言是如何满足当前全球粮食需求，中期和长期而言则是如何为应对全球人口持续增长而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
“第二次绿色革命”，是联合国机构的呼吁，也是不少农业研究人员和媒体从业人员的共识。发起“第二次绿色革命”与实现“第一次绿色革命”相比，面临的课题更多，涉及环境和资源保护、同时也承受全球气候升温的压力。
席卷全球的绿色浪潮
广义的绿色革命是指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人类适应环境，与环境协同发展、和谐共进所创造的一切文化和活动。
人类需要“进行一场环境革命”来拯救自己的命运，需要从对人类文明史的反思中建设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今天，一个环境保护的绿色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这一浪潮冲击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将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黄色文明和黑色文明，建立一个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人类文明阶段——绿色文明。
绿色文明是人类对工业革命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的结果。这些新观念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取代工业文明的新文明的核心内容。
绿色文明将是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自身高度和谐的文明。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是绿色文明的旗帜和灵魂。
绿色文明观把人与环境看作是由自然、社会、经济等子系统组成的动态复合系统，以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和谐为发展目标，以经济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为发展途径。
绿色文明道德观提倡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协同演化，也就是说人类应理解自然规律并尊重自然本身的生存发展权；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和对自然的“给予”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绿色文明既反对无谓地顺从自然，也反对统治自然。
绿色文明要求把追求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进步作为文明系统的整体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应该而且可以相互促进的。如一个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人体健康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则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社会的健康发展又使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生产能力得以增强。
绿色文明认为技术是联结人类与自然的纽带。同时，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一刃对着自然，一刃对着人类社会，所以必须对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评价和调整。
绿色文明要求打破传统的条块分割、信息不畅通和拍脑门决策的管理体制；建立一个能综合调控社会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信息反馈灵敏，决策水平高的管理体制。这是实现社会高效、和谐发展的关键。
绿色文明主张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互相尊重，彼此平等。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的发展，不应以牺牲另一个社会或团体的利益为代价。这种平等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当代人与人、国与国、社团与社团的关系上，同时也表现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上。
知识点工业革命与环境污染
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这一历程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开始，后来逐步传播到欧美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直到19世纪末才完成。
工业革命的开始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完善为基础，煤炭作为提供蒸汽动力的主要燃料开始被大规模地开发应用。煤炭的大量使用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此后的两百余年里，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超过了过去几千年人类对自然环境影响的总和。
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
人类之觉醒和第一次环境革命
蕾切尔·卡逊美国海洋学家、环境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描绘了关于明天的寓言。这个关于不美好明天的描画，足可以深深地吸引读者，使读者继续读下去，想弄明白这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原来，这个没有生命气息的春天是化学杀虫剂造成的恶果。化学杀虫剂对自然环境、生物、人体健康、基因等都有可怕的影响，杀虫剂的致命效用是不区分对象的，滥用杀虫剂可能导致生命的毁灭。蕾切尔·卡逊在这本书中所作的预言，虽然没有完全变成噩梦般的现实，但它所凭据的确凿事实和科学根据，说明它并非虚妄之谈。它为大自然敲响的警告之钟，确实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寂静的春天》是一本具有深远意义的书，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作者对它的最初期望，它掀起了一场环境革命，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触发人类觉醒的第一次环境革命。
随着重大公害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寂静的春天》一书唤起了民众和政府的环境保护意识，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又使得西方工业国家陷入了严重困难，特别是资源短缺带来了各种经济和社会影响。全球范围内的能源、经济、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世界面临人口激增、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紧张、资源破坏等5大问题，并引起了专家、学者和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的注意。
《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立即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人们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开始考虑经济活动和政府行动对环境的影响。《寂静的春天》播下的第一次环境革命的种子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当《寂静的春天》发行超过50万册时，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1个小时的节目，甚至当两大出资人停止赞助后电视网还继续广播宣传。由于民众的压力日增，政府也被迫介入了这场环境运动。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书中的结论。结果证明，卡逊对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确的。国会立即召开听证会，美国第一个民间的环境组织应运而生，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在此背景上成立起来。
时任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再版所作的前言里说：“在精神上，蕾切尔·卡逊出席了本届政府的每一次环境会议。我们也许还没有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但我们毕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上前行。”
第二次环境革命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
1980年3月5日，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3年12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时任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担任委员会主席，负责制订一个“全球变革的日程”。要求提出到2000年以至以后的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对策；提出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广泛合作的方法；研究国际社会更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协助大家建立对长远环境问题的共同认识，并为之付出努力，确定出今后几十年的行动计划等。
当时，布伦特兰夫人作为挪威首相还要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而且联合国的任命并非简单的使命和责任，整个目标看起来有些雄心勃勃、超过现实。整个国际社会也对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全球性重大问题持怀疑态度。但是，布伦特兰夫人决定接受这一挑战，因为她认为，严峻的现实不容忽视。既然对于这些根本性的严重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那么除了向前走、去摸索解决方法外，别无选择。为了能够综合地、全面地考察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为了能够综合不同发展阶段各个国家的利益和观点，为了能够更科学地反映复杂社会和环境系统，具有广泛背景的22位成员组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他们来自科学、教育、经济、社会及政治领域。其中，14名成员来自发展中国家，以反映世界的现实情况。中国的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由于委员会成员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不同的工作经历和见识，在如何看待和解决人口、贫困、环境与发展问题上，起初存在一些分歧意见，但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超越文化、宗教和区域的对话后，他们跨越了文化和历史的障碍，于1987年4月提交了一份意见一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明确地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我们需要发展以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要（尤其是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又应该以不破坏未来人实现其需要的资源基础为前提条件。简单地说，贫穷国家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粮食、衣服、住房、就业等应该通过发展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满足是通过破坏资源和环境基础来实现的，如砍伐森林、过度捕捞渔业资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等，那么这种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对那些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保持他们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更大压力，那么这种消费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可持续发展并不等于一切停止不前，保持现状。对那些尚未解决人们温饱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发展是必需的、紧迫的。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不仅需要那些穷人占大多数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还要保证那些贫穷者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自然资源的合理份额。
在我们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之时，不论是满足富国的需求还是满足穷国的需求，都应该想到我们所拥有的地球，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从子孙后代那里借来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1992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3岁的加拿大女孩塞文·苏左克发表了一次感动世界的讲演。她说，“我们没有什么神秘的使命，只是要为我们的未来抗争。你们应该知道，失去我们的未来，将意味着什么？……请不要忘记你们为什么参加会议，你们在为谁做事。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你们将要决定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孩子对恣意挥霍自然资源的父辈们的请求和呼吁。
《我们共同的未来》明确提出了一些急需改变的领域和方面，这些问题可以概括如下：
改变生产模式
工业是现代化经济的核心，也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通过原材料开发和提取、能源消耗、废物产生、消费者对商品的使用和废弃这一循环过程，工业及其产品对文明社会的资源库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提高了资源质量或扩大了资源利用范围；也可能是消极的——即生产过程和产品消费过程中产生了污染、导致资源耗竭和资源质量下降等问题。如果工业发展要长期持续，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发展的质量。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报告，如果发展中国家工业品的消费水平上升到目前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则世界工业产量必须提高2.6倍。如果人口增长按预计的速度发展，到22世纪某一时期世界人口大致稳定时，世界工业产量预计需要上升5~10倍。这种增长将给未来的世界生态系统及其自然资源基础带来严重影响。因此，工业和工业过程应该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展：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更少地产生污染和废物，更多地立足于可再生资源而非不可再生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人体健康和地球环境的不可逆转的影响。
适度的消费模式
全球可持续发展要求较富裕的人们能够根据地球的生态条件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当各地的消费模式重视长期的可持续性，超过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才能持续。可持续发展要求促进这样的观念，即鼓励在生态环境允许的范围内的消费标准和所有的人可以遵从的标准。这些话看起来有些晦涩难懂，但核心只有一个：人们的消费方式应该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相一致，发达国家高消费的生活模式对资源施加了太大的压力；这种消费模式不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而应该予以改变。同样，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的某些消费方式也是需要改变的。
综合决策机制
许多需要对人类发展问题进行决策的机构，基本上都是独立且分散存在的。它们往往只考虑部门内部的职责，按照各部门的要求行事。例如，负责管理和保护环境的机构与负责经济的机构在组织上是分开的。有些部门的政策对部门的目标有利，对环境却是有害的。政府往往未能使这些部门对其政策造成的环境损害负起责任来。举例来说，过去工业部门只负责生产产品，而污染问题留给环境部门去解决。电力部门只管发电，酸性尘降等问题也让其他专门机构去处理。国家实行一项政策措施，也很少考虑该政策对环境的可能影响，一旦产生不良环境影响再做修补工作。这些事后的修补常常需要很高的费用，而且，一些生态影响是不可挽回的。因此，在各个部门行使自己的职责时，应该将生态和环境的利弊综合考虑进去，进行综合决策，就可以避免可能的环境后果。这种综合决策机制，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极大重视，研究者和决策者都在试图通过这种综合决策机制，寻求一种既能满足经济发展要求，又能对环境进行妥善保护甚至是改善的“无悔政策”或“双赢政策”。
人口问题
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人口的高速增长超过了环境资源能够长期支持的数量。粮食、能源、住房、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和就业等都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人口数量多大，而在于人口的数量和增长率怎样才能与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相协调。人口控制对稳定生态环境和减缓资源基础耗竭非常重要。政府应该制订人口政策，通过各种形式来实现人口控制目标，并通过社会、文化和经济手段实施计划生育，不仅控制人口的数量，同时改进人口的整体质量。
粮食保障
该报告指出，目前全世界的人均粮食产量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但由于粮食生产和分配的不均衡，仍然有11亿人无法得到足够的粮食。世界的农业发展并不缺乏资源，而是需要保证粮食生产以满足人们的需要。通过充分利用人类已经拥有的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制订粮食供给和生活保障的新政策，可望实现保障世界粮食充足供给的目标。
能源消费
取暖、煮饭、制造产品以及交通运输等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服务都是能源提供的动力。目前，人类主要依赖于矿物燃料和薪柴。矿物燃料的使用面临着耗竭的困境，据估计，石油可利用50年；天然气可利用200年；煤炭可利用3000年。同时，矿物燃料燃烧还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酸雨问题、颗粒物和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等等，都与矿物燃料的生产和消费过程相关。因此，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开发可再生能源（如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等）将会帮助我们解决能源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外，《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还探讨了国际经济对发展和环境的作用，如何管理人类的共有资源（海洋、外层空间、南极洲），如何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秩序，国际机构在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公众参与的必要性、环境投资等问题。
可以说，《寂静的春天》掀起了第一次环境革命，辩论的焦点是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重视环境污染，并努力采取技术措施减小环境污染的损害；《我们共同的未来》则标志着第二次环境革命的到来，它重新界定和扩大了许多原有的概念，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人类发展模式，并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第二次环境革命中最引人注意的词汇。它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模式与环境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辩论的焦点则转移到怎样达到有利于环境的经济增长的讨论上。它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倡导保持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号召人们在增加生产的同时，必须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它明确提出要变革人类沿袭已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决策机制，调整现行国际经济关系，并大声呼吁旨在动员民众参与的环境运动。在报告的最后，委员会宣称：“以后的几十年是关键时期，破除旧的模式的时期已经到来。用旧的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方式来维持社会和生态的稳定的企图，只能增加不稳定性；必须通过变革才能找到安全。”
这场变革已经开始，为了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各国正在合作中寻找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于是，在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树立了环境和发展相协调的观点，并提出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不仅成为理论学家和政治家必说的名词，而且，通过各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它已经成为当今规模最浩大的实践活动。
知识点酸性沉降
酸性沉降，又称酸沉降，是指大气中的酸性物质以降水的形式或者在气流作用下迁移到地面的过程。酸沉降包括“湿沉降”和“干沉降”。湿沉降通常指pH值低于5.6的降水，包括雨、雪、雾和冰雹等各种降水形式。最常见的就是酸雨，这种降水过程称为湿沉降。干沉降是指大气中的酸性物质在气流的作用下直接迁移到地面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初，酸性沉降在世界上仍是局部性问题，但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与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破坏一样，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迅速发展的现代环保运动
1962年夏，蕾切尔·卡逊通过《寂静的春天》向世界发出了警告：当人类迈步走向其所宣扬的征服自然的目标时，他已留下了致命的破坏，不仅仅直接对他所栖居的地球，还对与其共生于地球的生命……问题是任何一个无休止地对生命开战的文明能不毁灭自己吗？甚至它还有被称作文明的权利吗？
在《寂静的春天》的感召下，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公众以越来越广泛的行动参与到越来越扩展的“绿色运动”中。开始是零散的加入环境组织，接着就是一浪一浪地涌入，恰如“国家生命联合会”环境组织所称：“我们只是坐在这里，突然，他们敲门来了”。
虽然刚开始时公众关于工业技术对人体健康和安全的威胁还只是模糊的意识。但是，核试验基地的放射性和核反应堆的核泄漏激起了公众的恐惧，蕾切尔·卡逊揭露了50余种“神奇化学物质”不可预测的潜在危害：纽约发生致人死命的“光化学烟雾”；一艘油轮在英吉利海峡泄漏11.7万吨原油；圣巴巴拉海岸线石油污染……公众坐不住了，他们用笔、用嘴、用脚来表达愤怒、恐惧和呼吁。
主流媒体也最终觉悟，诸如生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字样已成为各报刊的大标题栏目；环境成本、多样性、可耗竭资源、光化学烟雾等已变成普通的流行词汇；生态概念和环境意识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事情。
20世纪60年代末环境保护组织的成员数目惊人地空前增长。二战后出生的一代扛上了环境保护的绿色大旗，在所有合力的推动下终于掀起了运动的最高峰。1970年4月22日的大游行，后又称为“地球日大行动”，为蓬勃迅变的60年代划了一个圆满的惊叹号，也为后续环境保护运动开辟了更广阔的舞台。
地球日大游行在“地球日游行”的同期，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组织在《东京宣言》中请求：“把每个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人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环境资源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这是人与环境关系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随着70年代来临，环境保护运动进入了生态时代，《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为人类传统发展模式“牧童经济”敲响了警钟。地球在茫茫星海中只是一艘宇宙飞船，其空间容量、环境承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采取如牧童在广阔无垠的草地上打一枪换个地方式的粗放式环境破坏型经济发展模式，而应采用集约型、生态循环型的“宇宙飞船经济”。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全球环境年代：温室效应、臭氧层耗竭、酸雨、生物多样性灭绝、海洋污染、荒漠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议论的重要问题。全球环境的恶化已威胁到人类生存，“救救地球、救救人类”的呼声在世界范围内回应，公众自觉组织了“绿色和平组织”等众多非政府组织。绿党也进入议会成为以保护环境为宗旨的政治实体。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183个国家或地区的首脑抛弃种族、意识形态、文化等偏见，共同通过了全球环境保护行动的另一里程碑《里约宣言》。其间，划时代的成就——《21世纪议程》——制定了人类共同的未来道路：走环境、社会、经济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现在，全新意义上的绿色运动兴起：环境标志，生态包装，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清洁生产、环境审计、环境政策一体化，绿色壁垒，环境税，环境建设，环境贸易，环境外交，ISO14000……从宏观的理论决策、中观的全过程管理到微观的清洁生产，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也登上了更高、更广、更深刻的全球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选择。
知识点光化学烟雾
汽车、工厂等污染源排入大气的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等一次污染物，在阳光的作用下发生化学反应，生成臭氧、醛、酮、酸等二次污染物。参与光化学反应过程的一次污染物和二次污染物的混合物所形成的烟雾污染现象叫做光化学烟雾。
光化学烟雾主要发生在阳光强烈的夏、秋季节。随着光化学反应的不断进行，反应生成物不断蓄积，光化学烟雾的浓度不断升高，约3~4小时后达到最大值。这种光化学烟雾可随气流飘移数百千米，使远离城市的农村庄稼也受到损害。
20世纪4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工业和汽车业的迅猛发展，光化学烟雾污染在世界各地不断出现，如美国洛杉矶、日本东京、英国伦敦等大城市及中国的北京、南宁、兰州均发生过光化学烟雾现象。
国际环保组织与会议
在全球范围内，环境保护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在这期间，一直贯穿着民间环境保护运动和政府环境保护运动2条主线——即非政府行为的环境保护运动和有政府行为的环境保护运动。
非政府行为的环境保护运动
非政府行为的环境保护运动主要由各类民间环境保护组织所推动。全球民间环境保护组织遍及全球，多达几十个。其中影响较大的组织主要有英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美国环保基金协会、澳大利亚的“清洁世界”组织等。
绿色和平组织
绿色和平组织是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代表。1971年，一群反核人士聚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阿姆奇特卡，对美国进行核试验表示抗议，美国政府被迫停止了这项核试验。这一行动成为引发绿色和平组织成立的前奏曲。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宣传画
该组织成立于1971年9月，总部设在伦敦。由加拿大一位工程师发起，共有12名青年参加，提出了反对污染地球环境的总方针。该组织成立之初并不完全被人们所理解，甚至被斥为行为古怪的嬉皮士。如今，绿色和平组织已拥有500多万名成员，遍布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在中国香港设立了分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现在，世界各国对绿色和平组织所谋求的崇高目标都做出了高度评价。
美国环境保护基金协会
该组织成立于1967年，最初只有10个人。他们主张每个人必须为环境保护付出具体行动，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议论的层面。现在该组织已拥有30万名成员，150多个全职人员，其中一半是科学家、律师、经济学家等专职人员。
美国环境保护基金协会从反对使用DDT农药开始自己的环境保护运动，最终促使美国从1972年起全国禁止使用DDT农药，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以政府行为采取措施控制农药污染的国家。该组织早期主要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立法和督促地方政府执行法律，否则诉讼到法庭。后来他们改变了策略，认识到真正有效的环境保护，不能只是采取强制性措施进行禁止，还必须学习与企业合作，建立伙伴关系，与他们一起探讨可以怎样做。该组织与麦当劳的成功合作就是经典的例子：他们要求麦当劳公司改革塑料包装盒为可降解的纸包装。这一改革措施既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环境保护。
“清洁世界”组织
“清洁世界”组织于1989年诞生于澳大利亚悉尼市。该组织的目标有3个：一是强调公众是环境保护运动的主体和希望，组织和动员公众参与当地的环境保护活动；二是加强世界各地该组织的环境实践经验交流；三是通过媒介对清洁活动进行广泛宣传，提高政府、企业和社团的环境意识。
有政府行为的环境保护运动
非政府行为的环境保护运动和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的发展，促进了国际间环境保护运动在更高层次上和在更大范围内的联合与统一，使得环境保护运动由民间自发的非政府行为向有意识的国际与国家政府行为转变成为可能。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具有国际意义的环境保护事件是1972年6月5日~16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探讨全球环境保护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这次会议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为人类敲响了警钟，唤起了全世界人民、各国政府首脑的警觉，使他们开始意识到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在世界范围内采取一致的行动来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开启了人类有政府行为的环境保护运动新纪元。
内罗毕会议
为纪念人类环境会议10周年，1982年5月10日~18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了环境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05个国家和14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3000多人。在内罗毕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总结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的工作，并针对出现的新问题，规划了以后10年的工作，会后发表了著名的《内罗毕宣言》，针对世界环境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一些各国应共同遵守的新的原则。
环境特别会议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第二个重要里程碑。如果说，从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内罗毕会议的10年是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繁荣发展的时期，那么，从1982年内罗毕会议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10年间，世界环境保护事业则又向成熟期迈进了一步。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1992年6月3日~14日，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83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与会。这次会议是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举行的讨论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筹备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也是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盛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有平等发展的机会，都对环境保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都要处理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前提，联合国适时召开了这次环境与发展大会。
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签署了5个国际公约，它们是：
《生物多样性公约》——主要内容是保护世界范围内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公约规定签字国要将本国境内的野生生物列入财产目录并制定保护濒危物种的计划。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要内容是控制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公约督促各国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建立机构执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帮助它们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宪章”）——这份宣言提出了27项制定环境政策的原则。宣言明确指出：各国有责任保证在本国境内的所有活动不破坏他国环境：环境保护要成为“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应当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穷和环境极差国家的需要。
《21世纪议程》——是旨在既促进发展又保护环境的行动计划。
《森林公约》——公约指出森林的持续性管理对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并规定各国应对经济影响进行正确估价和建立安全使用森林的秩序，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
这次大会共识的核心是：人类要以公平的原则，通过全球伙伴关系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以解决全球生态环境的危机。其历史功绩在于让世界各国接受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并在发展中开始付诸实施。
环境与发展会议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第三个重要里程碑，它统一了全球关于环境与发展的认识，回答了长期以来人们争论的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战略确定下来，同时以国际公约的形式拓宽了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范围和领域。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联合国于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这次会议规模较小，因为是首脑会议，参会人数几百人，各国家也没有派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对20世纪人类的环境与发展问题，特别是1992年里约会议以来的情况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在坚持里约会议形成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框架基础上，更加明确地规定了各国在推进全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履行国际公约方面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应采取的具体对策和措施。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是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延伸和继续。也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又一次重要的会议，是人类环境保护史发展进程中的第四个里程碑，它开启了人类21世纪发展的新纪元。
知识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973年1月，作为联合国统筹全世界环保工作的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式成立。其宗旨是：促进环境领域内的国际合作，并提出政策建议；在联合国系统内提供指导和协调环境规划总政策，并审查规划的定期报告；审查世界环境状况，以确保可能出现的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环境问题得到各国政府的适当考虑；促进环境知识的取得和情报的交流等。
环境规划署的临时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后于同年10月迁至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截止2009年，已有100多个国家参加其活动。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全球环境状况及世界可持续发展前景愈加深切关注的21世纪，环境署受到越来越高度的重视，并且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积极参与环保运动的女性
1992年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里约宣言》指出：“女性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她们的充分参加对实现持久发展至关重要。”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秘书长格特鲁德·蒙盖拉在接受《我们的行星》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国际社会必须充分认识到，如果不发挥占世界人口近一半的妇女的潜力，人类的任何目标都难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妇女，“人类的发展必须被赋予权能。如果发展意味着要对全体社会成员扩大机会，那么妇女长期被排除在这些机会之外，将会整个地扭曲发展的过程”（引自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内罗毕战略》指出：妇女参与发展就是要切实保证妇女和男子一样，都能平等地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计划的各种活动。
环境的污染，女性首先深受其害。畸胎自母体而出；沙漠吞噬了家园，母亲更渴望绿色。20世纪60年代，当整个世界陶醉在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就之中时，有一位女性——卡逊最早注意到农药和化学品对环境的伤害，写下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唤醒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而她自己却成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患乳腺癌而过早地离去。
1972年，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多位学者撰写的报告《只有一个地球》成为这次大会的理论准备和精神纲领，而这份报告的一位主要作者也是一位女性——英国经济学家巴巴拉·沃德。她以经济学家的敏锐和女性的热忱，传播着这样一个被人遗忘太久的常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前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
19年后，又是一位女性——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写下了具有世纪性影响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她以政治家的远见关注着人类的未来。
1987年，拥有800万之众的世界女童子军在世界范围举办了环境无害化活动。当年，世界女童子军联合会获得了“全球500佳”的光荣称号。
占世界人口1/10的中国女性，对保护地球环境和人类未来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她们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1994年，“六五”世界环境日之际，“首届中国妇女与环境会议”在北京召开，发表了《中国妇女环境宣言》。该《宣言》指出“中国妇女有理由关注，也有义务推进中国从传统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
1995年，为迎接联合国妇女大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曾于2月间在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组织召开了《女性与环境》研讨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发挥女性在保护环境中的作用。女性健康与环境有着特殊的联系，女性在教育子女、提高家庭成员环境意识、选择合理的消费方式等方面更是具有重要作用。在加强立法保护女性权益的同时，应发动和组织女性积极参与各个层次的环境保护工作，采取措施加强对女性的环境教育，提高其参与能力，创造条件使女性在环境保护运动中充当主力军，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球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
由于世界各国工业发展的历史和水平不同，决定了各国环境保护的起点和水平不同。因此，我们无法按照传统的划分方法从时间顺序上对全球的环境变化历程进行划分。目前，最为科学的划分方法是从环境保护的技术角度来认识全球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
按照环境保护技术划分为3个阶段。
在污染治理之前，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着一个污染排放阶段，这一阶段不属于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在这个阶段，环境管理的概念比较模糊，人类社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其各项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但随着污染排放的增加，局部环境污染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由于社会压力和环境污染造成的局部损失，污染者不得不开始约束自己的排污行为。这时，环境管理进入以强化污染治理为核心的阶段。
污染治理阶段
这是世界各国包括工业发达国家在内开展环境保护都先后经历的第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一方面是由于环境污染问题引发了环境保护，有了环境污染才开始注重考虑污染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局限性，把环境问题仅仅理解为环境污染问题，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自然仅仅停留在污染治理的层面上，将污染治理内容等同于环境保护的全部内容；第三方面是由于当时的环境保护技术还处于污染末端治理的初级阶段，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规律以及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还很肤浅。因此，污染治理就成为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的首选过程，对于中国而言也不例外。
这个阶段的另一个特征是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开始使用但并不断健全，社会和污染者的环境意识开始得到提高。在这个阶段，环境保护对污染者而言，是生产的一个负担，治理环境需要大量的投资，而治理的直接回报很小。
可以说，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水平基本上仍处于这一阶段。
综合利用阶段
工业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污染治理阶段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仅仅依靠污染治理来解决环境问题是不够的，提高资源利用率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于是，由发达国家开始，在污染治理的基础上，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同时，当时的废物资源化技术发展较快，而且通过废物资源化技术不但可以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产生看得见的经济效益。至此，在20世纪的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发达工业国家率先进入了环境保护的第二阶段，即综合利用阶段。
在这一阶段，主要是资源回收技术和环境工程技术并重。综合利用主要是围绕工业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和废水循环利用而展开的，通过综合利用，促进了环境工程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改进。这一过程的界线并不十分明显，大约经历了一二十年的时间。
污染治理阶段和综合利用阶段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默认了污染物的排放，等出现了环境问题以后再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对策。实质上是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以末端控制为主的环境保护道路。
清洁生产阶段
这是全球环境污染防治所经历的最高阶段，这一阶段的出现是人类关于环境保护规律认识趋于成熟的标志，是人类环境保护实践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人类经济不断发展与科技不断进步的象征。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工业发达国家开始调整污染防治对策，从改变传统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以企业管理水平入手，实行生产的全过程污染控制。到了80年代末期，发达的工业国家在环境污染防治方面先后进入清洁生产阶段，并将这一对策作为本国污染防治的主要对策从法律上加以确定。这个时期的清洁生产技术有了很快发展，同时，清洁生产的管理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清洁生产强调清洁的能源、清洁的生产过程、清洁的产品或服务3个方面，可概括为：采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材料，通过清洁的生产过程，生产出清洁的产品或提供更清洁的服务。其中，清洁的生产过程和清洁的产品是清洁生产的主要目标。就是说，清洁生产概括了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为减少环境风险所应采取的具体措施，要求环境工程的范畴已不再局限于末端治理，而是贯穿于整个生产和消费过程各个环节。
清洁生产是可持续的环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战略思想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和体现，是微观层次上的可持续的污染防治战略。然而，我们不能把清洁生产等同于可持续的环境战略。这是因为清洁生产是在现有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下针对生产领域的一种最佳技术管理，所追求的是局部资源的持续利用，并不能解决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球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如农药污染、生活废水污染等问题是无法通过清洁生产加以解决的。人类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不仅要从技术领域进行全过程污染控制，而且要从政策领域、从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入手，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战略，全球环境保护进入了可持续发展阶段。
可持续发展是环境管理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不仅要求生产活动少消耗、不排污，而且要求生产活动要体现代内和代际公平的问题，要实现生产活动不能给其他地方或后代人造成环境问题。
中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起步较晚，仅仅有30年的发展历程。从时间上划分，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起步阶段、探索阶段和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1973~1983年）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揭开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序幕。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32字方针和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1974年10月，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之后，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建立环境保护机构和环境科研、监测机构。1977年4月，国家计委、建委和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联合下发了第一个环境文件——《关于治理工业“三废”开展综合利用的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为主要内容的污染防治工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在此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重点污染调查，对重点城市、河流、港口、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的“三废”污染实行限期治理。
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为国家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奠定了基础。1979年9月，五届人大十一次会议通过了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国有了第一部关于环保的法律，从此中国环境保护开始走上法制建设的轨道。1981年4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要求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对新建工业企业，对原有工业和企业，对城市、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都要加强环境管理和监督，切实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规，努力改善环境质量。这个《决定》对于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重视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国家于1982年8月23日，五届人大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国务院于1983年12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
以上是对中国环境保护在1973~1983年期间的简单回顾。在这一期间，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初步实现了对环境问题认识的转变。60年代提出的“三废”处理和综合利用的概念被环境保护的概念所代替，逐步认识到环境污染问题不再是单纯的“三废”问题，而是一个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第二，初步实现了环境管理思想认识的转变。逐渐认识到解决环境问题仅仅依靠行政、教育手段是不行的，必须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行政和教育等管理手段和措施，建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走依法保护环境的道路。第三，建立了国家、省两级的环境管理机构和“老三项”环境管理制度，通过环境保护，促进工业“三废”治理。第四，开展了以水污染治理为主要内容的重点污染源调查，解决了一些局部的重点污染问题。
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环境保护，当时有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问题都不清楚。比如，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环保部门、企业三者之间的环境责任是什么？中国的环境保护应当向何处去等问题。还有，怎样才能做好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污染治理？污染预防与污染治理的关系怎样解决？如何发挥环境保护部门的职能？所有这些问题是很难在起步阶段找到正确答案的，需要在环境保护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得到回答。
总之，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工作处于起步，不论是环境保护理论问题，还是环境管理实践问题，都处于探索阶段，但为后来的环境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并创造了有利条件。
探索阶段（1984~1996年）
1983年12月，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发展时期。这次会议取得了如下的成果：明确了环境保护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是一项基本国策，从而确立了环境保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制定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的“三同步、三统一”的新时期环境保护方针。与此同时，确立了“强化管理”的环境政策，与“预防为主”和“谁污染、谁治理”政策共同组成了指导中国环境保护实践的三项基本环境政策。要求加强和完善环境管理的机构建设、体制建设和制度化建设。
这一阶段以1989年第三次全国环保会议为标志分为2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4~1989年，这期间的环境保护工作主要是从理论上进行了突破和创新，确立了一整套用以长期指导中国环境保护实践的环境管理方针、政策和制度。第二个时期是1990~1996年，中国的环境保护主要处于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探索时期。这期间，中国面临2大问题的挑战，一是要适应国际潮流，实施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二是要加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环境保护如何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如何适应经济体制转变的需要，如何改变以往喊得多、做得少、光说不练，环境保护难以持续深入地被动局面等问题，不仅需要从理论上做出解释，而且要从实践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并给出回答。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探索与实践为以后环境保护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一阶段，对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有：1984年5月，国务院做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并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领导组织和协调全国环境保护工作。1985年10月，在洛阳召开了“全国城市环境保护工作会议”，通过洛阳等城市的经验介绍，确定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内容和做法。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设立国家环境保护局，并被确定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环境保护机构建设得到加强。1989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深化环境管理的环保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放污染物许可制度、污染限期治理和污染集中控制等新的管理制度和措施，使中国环境管理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1992年6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在巴西里约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8月，中国制定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提出了转变传统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随后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和《中国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1993年10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会议，总结了工业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推行清洁生产实施生产全过程控制的工业污染防治对策。
另外，在此期间，国家制定和修改了若干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环境标准、环境管理条例、规定和办法，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行业政策、技术政策和经济、技术法规以及国际履约的有关对策和措施。
总之，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与起步阶段相比有了全新的内容，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确立了环境保护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从理论上解决了如何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并从实践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第二，明确了地方政府、企业和环保部门三者之间的环境责任，并将这些责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即地方政府对区域（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生产与开发单位对自己经济行为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负责，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行使统一监督管理职责。第三，环保机构建设得到加强，逐步建立了国家、省（自治区）、市、县四级独立的环境管理机构，部分地区还建立了包括乡镇环保派出机构在内的五级环保机构，为强化环境管理提供了组织保证。第四，环境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第五，实现了环境管理思想的转变。在这个时期，从政府到公众都逐步认识到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已严重的影响和制约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管理的任务不仅是“三废”治理，还包括噪声控制、“白色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内容。同时认识到，做好环境保护要加强宏观环境管理，重视宏观决策及规划研究，从转变发展模式入手开展环境保护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关键。第六，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一时期，国家在污染防治的指导思想上努力实行四个转变，即由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由浓度控制向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由分散治理向分散与集中控制相结合转变，由区域污染治理向区域与行业污染治理相结合转变。20世纪70年代没有解决的重点环境问题在这一时期均得到了解决和有效的控制。
然而，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历史遗留的大量环境问题，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环境保护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现在的环境管理机制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如何加强宏观决策以解决宏观环境管理的问题？在环境保护中如何贯彻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环境保护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合点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在处于发展阶段的环境保护过程中尚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这些关系到国家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只有在环境保护向纵深发展的形势下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发展阶段（1997~至今）
这是中国环境保护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的环境保护从管理战略、管理体制、管理思想和管理目标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调整，环境保护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
首先，在1996年7月，国务院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做出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跨世纪的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和措施。启动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和《跨世纪绿色工作规划》，实施三河、三湖、两区、一市和一海污染治理的“33211”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重点城市、流域、区域、海域的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工程。这次会议确立了新时期的环境战略，将以污染防治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为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战略上来，使我国环境保护目标更加明确、任务更加具体、工作更加务实、思路更加清晰。至此，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被污染的河流
其次，1997~1999年，国家连续三年就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召开座谈会，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增加环境保护投入、强化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以及环保部门统一监管和分工负责等管理机制。同时强调，要依法落实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责”，做到责任到位、投入到位、措施到位。依法保障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管职能，在管理思路上要实行“抓大放小”，即通过抓综合决策、抓宏观管理、抓产业结构调整来促进和带动微观环境管理工作。
再次，1998年国家机构改革中，环境保护地位得到了加强，环境管理的职能进一步明确，行政管理体制上实现由“块块管理”向“条块结合”管理体制的转变，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管职能得到了加强，并使这种职能具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
2002年1月8日，国务院召开了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总结“九五”期间环保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5年中国环境保护的工作任务和目标。提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做好这项工作。
2006年4月17日~18日，国务院召开了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十五”期间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并部署了今后5年的环保任务，要求各地要进一步提高对环境保护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把环境保护的责任落实到位，抓紧制定环境保护专项规划，进一步落实加强环境保护的工作措施，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加大环境执法力度，提高环保工作水平，努力开创我国环保事业新局面。
总之，中国的环境保护经历了30多年的历程。一共召开了六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其中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会议是3个重要的里程碑，分别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的3个阶段的开始，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当然，目前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压力巨大，形势仍然严峻，许多成果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
知识点“33211”工程
1996~2000年是我国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实施时期，其间我国确定了污染治理工作的重点——集中力量解决危及人民生活、危害身体健康、严重影响景观以及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问题。污染防治以水和大气为主，水污染防治重点抓三河（淮河、辽河、海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大气污染防治重点抓“两控区”（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和酸雨控制区），城市环境保护重点抓北京市，海洋环境保护重点抓渤海。这项工程涉及三河、三湖、两区、一市、一海，故简称“33211”工程。
学术界对绿色革命的争论
人口论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学和生物学教授保罗·埃利希1968年，即“绿色革命”得名那一年出版了一部专著，名为《人口炸弹》。
这部专著受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影响，认定“为全人类提供食品的长期努力已告失败”，预言全球数以亿计人口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死于饥荒。
涉及正在发起“绿色革命”的印度，埃利希写道：“我至今没有遇到熟悉情况的任何人，认为印度能在1971年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他坚持认为，“印度在1980年以前不可能养活2亿以上的人口。”
对正在推动南亚次大陆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发起“绿色革命”的诺曼·欧内斯特·博洛格，埃利希颇为不屑：“那个人，也就是博洛格，对粮食生产所面临各种问题的严峻程度没有任何了解……没有人可以对生产（全人类）所需要的粮食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时隔32年，即2000年，博洛格告诉美国《理智》月刊记者罗纳德·贝利，埃利希所言是他当时受到的“最严厉批评之一”。
然而，《人口炸弹》成为了国际畅销书，作者埃利希也因此成为知名人士。
相比之下，即使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博洛格依然不为多数美国人所知。美国媒体20世纪90年代末报道说，博洛格如果走在大街上，每100名美国人中恐怕难有一人会认出他。
以人口论为依据对“绿色革命”提出的异议或许隐含一种不便说出的观点，即增产粮食徒劳无益，实际效果是延缓对人口规模施以控制。
事实是，印度1971年接近于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而全球范围内除非洲大陆以外，多数地区以后几十年再没有因为非战乱和非自然灾害因素而出现大规模饥荒。
再版《人口炸弹》之际，埃利希删除了预言印度粮食产量和全球饥荒的内容。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4年报道，埃利希表示，他为实际状况打破了他专著中的悲观预测感到“惊奇和高兴”。
博洛格1970年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承认，“我们正在应对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即涉及粮食生产的科学力量和涉及人口增殖的生物力量。”
他当时预言，世界农业生产将有能力满足2000年全球人口对粮食的需求。2000年，他再次预言，凭借现有技术以及处于开发阶段的新技术，人类有望在2025年满足预计届时83亿人口的粮食需求。他解释说，他所作预言不会超出一定的时段。
环境说
“绿色革命”20世纪60年代得名，而以“绿色”为标志的环境保护运动则在80年代积聚势头。
“绿色革命”中所含“绿色”，在一些环保人士看来并不呈现“绿色”。
“绿色革命”所援用的农作物高产新品种，基本特点之一是对氮有着更高的吸收和转化效率，不可能以单纯的“有机耕作”方式为来源，需要耗用化学合成肥料，辅之以防治病虫害的农药。
摈弃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做法，更多使用人工灌溉手段，在一些地区会附带产生农田盐化、侵蚀和地下水位下降等问题。
在非洲，依照一些环保机构的看法，为适应高产农业需要而修建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意味着威胁当地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热带雨林和原生自然状态。
另外，一些人士认为，大规模推广数量有限的高产作物品种，意味着放弃众多当地传统品种，既不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又可能促使至关重要的育种技术集中由少数西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掌握。
针对种种非议，博洛格逐一加以澄清：
首先，如果弃用化肥，尤其是截至2000年全球用量大约为8000万吨的氮肥，全部改用牲畜粪便等“有机肥”，需要额外养殖50亿~60亿头家畜，将会耗用难以计数的土地。
统计显示，全球1950年有农田大约6.9亿公顷，产出6.92亿吨粮食；全球1992年有农田7.0亿公顷，产出19亿吨粮食。这意味着，以不足2％的农田增量获得了170％的产量增加。
“没有高产农业，”博洛格断言，“粮食增产只有以急剧扩大种植面积方式才能实现，所耗用的土地恐怕百倍于都市化所耗用的土地。”
在他看来，以更少土地投入获得更多粮食产出，是最为环保之举。
其次，对高产农业所依赖的化肥和农药等农用化学品投入，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民会比发达国家农场主有着更为强烈的成本意识，倾向于少用、而不是多用，似乎不至于对环境积累实质性破坏。
再则，人工灌溉所导致的问题，可以节水技术手段和经济调节手段加以纠正。
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尤其是公路不足，不仅制约农业，而且制约教育以及整体经济发展。
他告诉《理智》记者：那些反对在非洲建设公路的人士当属“极端分子”，享受着“相当丰裕的生活”，却声言非洲穷苦民众“不应有道路”。“我希望他们不只是背着行囊在灌木中远足1个星期，而是在那里定居，耗费余生、养育孩子。我们可以观察他们是否会改变想法。”
社会观
博洛格说，他在“绿色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只是“朝正确方向作出调整，并没有把世界变成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
对于非议，他的评价是：“西方国家以环保为名义的院外活动集团一些成员确实是高尚人士，但不少人是自觉高人一等的‘精英分子’。他们对饥饿从来没有切身感受，只待在华盛顿或布鲁塞尔舒适的办公室套房内……”
“如果这些人在发展中国家的艰苦环境中生活哪怕1个月，而不必像我这样耗费50年，”博洛格认定，“他们一定会哭喊着要求获得拖拉机、化肥和灌溉水渠，进而愤恨自己国内那些时髦的‘精英分子’居然试图不让他们拥有这些东西。”
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之际，他告诉听众，“地球上有二个世界”，即“享有特权的世界”和“被遗忘的世界”，前者主要为富裕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的25％~30％，生活在“伊甸园”外，终日生活在奢华之中，从没体验过艰辛的生活；后者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一半以上，多数生活在贫困之中，常与饥饿相伴……
世间的不公平，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成功发起了“绿色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内部。
与传统农业相比，高产农业需要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促成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民对农业信贷的依赖。相对富裕的农民比较容易获得信贷，大宗购买农资时也容易获得折扣；相比之下，相对贫弱的农民可能会陷入债务泥潭，最终失去土地或者土地使用权。
特定经济社会结构之下，“绿色革命”加剧了农村贫富的分化。
以印度最先发起“绿色革命”的旁遮普邦为例，据非政府机构估计，农民截至今年5月积累的债务总计1000亿卢比（约合25亿美元），相当于全印度其他地区农民欠债总额的3倍。
过去5年间，旁遮普邦40万农民为偿还债务而出卖土地。
过去20年间，据法新社报道，旁遮普邦6万多名农民以自杀方式逃避债务。
20世纪70年代，印度稻米价格相当于每吨550美元；2001年，稻米价格降为每吨不足200美元。时下，米价大幅度上扬，但化肥和农药等农资也因为原油价格飙升而大幅度上扬，致使一些农民深陷绝望。
前任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官员S·P·舒克拉5月初告诉法新社记者，印度粮食总产量“20世纪80年代增长率为每年3.8％，过去6年降为0.5％”。
就小麦而言，印度政府前年和去年连续以进口补充国内产量不足，今年可望获得丰收，与去年相比增产5％，无须再从国外购入。
对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博洛格早有判断，认为问题或许不涉及农业生产层面，更多出现在社会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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