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执意把两个女儿的名字取作“东来”和“西来”，东来是东山来的，西来是海的西边来的。红粉不愿意两个女儿都从大陆来，要求小的叫“台来”或“澎来”。但水旺宁可让出女儿的姓，也要叫东来和西来。红粉拗不过，船老大觉得两个都姓了自己的姓，已经赚了，哪里来还不是姓陈的？自己的祖先也是从大陆漳浦来的，东来西来都好来。红粉也就不吭声了。
这些年，他们就这样平平安安、平平淡淡地过，虽然鱼粥店的生意不错，但毕竟是小本生意，手工制作，就算从天亮卖到夜黑，每一碗鱼粥能赚到的钱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因为顾客都是乡邻，物价虽然在涨，他们的鱼粥却不好意思跟着涨价，只是靠自己更辛苦的劳动来摊薄成本，做生意就讲厚道、图个口碑。所以赚的基本是辛苦钱，除了一家人的开销和供两个女儿上学，给船老大治病养伤，盈余不多。有人建议他们开分店，做大了才赚得多。也有人建议他们把店开到台北、台南、高雄去，大地方，可以卖好价格。但水旺以没文化、做不了大生意为由，不开分店也不离开澎湖，他只想要兑现自己的承诺，给老大养老送终，抚养两个女儿，给红粉生活保障，一旦有机会，自己就要回大陆了却心愿。想到水仙和福来母子俩无依无靠，至今不知是死是活，自己却在这边有家有小，衣食无忧，他的胸口就像被剜了一个洞，那种空虚和疼痛只能靠埋头劳作、让自己累得半死来麻痹。每次跟红粉亲热都像小偷一样，总觉得身后有一双幽怨的眼睛在看着自己。如果不回去找到他们，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补偿，他这辈子就不得安宁！
但是，海这么近，大陆的亲人却一点音讯都没有。有时候，坐在海边，拂过脸上的风、撞在岸上的浪，都可以闻到家乡的味道，可亲人却一点音讯都没有！水旺想不明白，谁那么厉害，会让这个无遮无盖的大海把活人给完全隔绝了！
那段时间，水旺尽心尽力打拼，照顾好一家老小。他知道，多亏了老大的照应和成全，自己才有今天，许多老兵因为没文化、没资本、没人脉，只能靠打工度日，在台湾是属于被人瞧不起和贫穷的群落。他偶尔与几个金门过来的战友相聚，大家都羡慕他的运气。他对老大和红粉便更知恩图报了。
1975年的清明节刚过，水旺和红粉给岳父大人扫过墓，准备开张因扫墓歇业一天的鱼粥店。店还没开，几个老顾客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街坊都知道水旺是大陆来的老兵，他刚把门板卸出一条缝，就有人对他喊：“阿水，这下你高兴了吧？”
什么事高兴呀？水旺摸不着头脑，人家只是嘿嘿笑着不明说。水旺再问，他们就对他使眼色，防着红粉。等几碗美味的鱼粥煮出来，才知道蒋介石昨晚去世了，他们趁红粉进屋取料时，赶紧说：“老头子走了，该放你们回去了吧？”
水旺心里咯噔一跳，把一勺要加到汤里的水倒进了油锅，油锅噼叭炸开，热油溅得他手上脸上都是，他也不知道躲。红粉赶紧用围裙替他挡着，嘴里喊：“你傻了是不是？”水旺却笑起来，看起来真像傻了。
其实水旺并没有感到太意外，蒋介石生命垂危已有传闻，快90岁的老人了，风烛残年，离世是随时的事。但他想到老头子到死都没有实现“反攻大陆”的心愿，不能落叶归根，就觉得悲凄。实际上，蒋介石也如水旺所想，留下遗嘱：棺木不入土，将来要回家乡。现在他走了，留下这些回不去的老兵，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水旺有一种蒋介石撇下老兵自己走了的感觉，小时候父母双亡的记忆突然明晰而强烈，回家的冲动就像那热锅里的油水，他也不管红粉就在旁边，脱口说：“再不让回去，我就跟他一样了！”他觉得自己也会客死他乡，回不了家。
红粉的脸色沉下来，把碗盘敲得快要破的样子。大家就不再吭声。水旺煮了一铁勺石斑肉片和墨鱼蛋悄悄加到几位顾客的碗里，在他们身边站了一会儿。看他们蘸着酱油慢慢吃，自己都觉得鲜。清早，客人不多，一会儿，来客了，他才依依不舍回到灶前，似乎在那儿多站一会儿心里就舒服一些。
但是，两岸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老蒋的去世而改变，刚开始台湾怕大陆趁机打过来，加强了戒备，渔民出海都受到限制。但那时大陆恐怕有心无力，他们的主要矛盾不是国共两党，而是党内的阶级斗争。而且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对台湾的态度主要是促进国共和谈，争取和平统一祖国。
这样，紧张了一段的台海就又放松下来了。
为了不伤害红粉和女儿的感情，水旺闭口不提大陆的事，但他的心已经被搅动起来，渔船来送货时，他总会拉住走船的问，这次开到哪儿了？那边可以去吗？渔民们说，这些年好了，两边的军舰对渔船都睁一眼闭一眼的，他们追着鱼群也没那么多顾虑了。有时，海上的渔民打个照面，互相换些大家需要的东西，比如大陆的中草药、烟、酒、茶、地方特产，台湾的食品、纺织品、电子产品、塑料制品。慢慢地，变成了一种小生意，有时打鱼成了幌子，做生意比打鱼更赚钱。那时最受欢迎的是台湾尼龙布、电子表、泡沫拖鞋、塑料台布、白糖、大米，而大陆的片仔癀、云南白药、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逍遥散、三七、天麻、党参、黄芪、枸杞等等，各种老字号的烟、酒、茶，都是台湾求之不得的好料。有人知道了这条渠道，会悄悄交代，下次帮我带点什么。渔民就写好清单，把纸条装进密封的竹筒里，碰到熟悉的大陆渔船就把竹筒扔过去，下次再碰上，东西就来了。有时，干脆大家约好时间地点，交换东西。
水旺嘴痒痒地想请他们帮忙打听打听东山东陵村的水旺家，但碍于红粉，又怕犯忌，就不敢乱问。那时台湾还在戡乱戒严时期，“通敌罪”跟大陆的“现行反革命”一样流行。心里惦记着大陆的亲人都是不允许的，跟大陆有任何交往也是不允许的，弄不好会坐到“绿岛”里去。水旺怕连累渔民，就不敢开口，但他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从来到澎湖起，水旺就是为回家而准备着的，即使不小心跟红粉睡在了一起，大家也说好了，将来能回大陆，他还是要回的，老大和红粉都没意见。现在老大已经含笑西归，女儿也长大了，鱼粥店经营得好好的，家里也有些积蓄，红粉的养老金不成问题，似乎机会一来，他就可以回家。
可是，当回家的希望在不经意间出现时，水旺开始被一种无名的焦虑折磨着。以前回不了家的时候，回家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回家的希望像一条打通的隧道，把他的首尾贯穿，他就觉得自己像被掏空了一样，无所着落。前方是看不到头的回家的路，后面是留在澎湖的填不满的空洞。一边是对水仙和福来的思念和愧疚，一边是对红粉和女儿新的欠债和自责。他既渴望回家，又无法面对撇下红粉和女儿的现实。他忘不了临终前，老大拉着自己的手，嘴巴翕动着说不出话来，眼睛在他和红粉和孩子身上转，似乎想用眼神把他们一家圈在一起。他的意思水旺是知道的，他唯一不放心的是水旺要回大陆。水旺对他说：“阿爸你放心，我会对她们好。”老大才松手。但他的眼神成了水旺绕不开的结。
水旺发现，回家这件事，想着的时候是好的，真的要行动的时候是难的，自己都会胆怯和犹豫。他又为自己的胆怯和犹豫生自己的气，整个心情就是翻江倒海。有时候，他甚至希望政府再出什么禁令，不许他们想家回家，他就可以死了这条心。若不是后来在台南荣民医院遇到了火旺的排长吕天来，水旺还下不了决心回家呢！
那是因为金门的老战友满仓病了，听说得的是肺癌，将不久于人世，水旺无论如何要去看他一眼。满仓也是东山的丁，他们那批东山丁现在还有联系的已所剩无几，满仓是他们中比较惨的一个。从金门到台湾后，因为无一技之长，无处可去，便继续留在军队的编外干杂役，台湾修的几个机场都有他的身影。他长得腿短矮小，嘴唇奇厚，女人见了他都跑，连大他几岁的寡妇都看不上。他没有成家，领的那点津贴都用在嫖妓和抽烟上了。最后孤苦伶仃、积劳成疾，被安置在眷村里度日，现在在荣民医院里等死。
水旺特地打了一袋鲨鱼丸给他带去，红粉还煎了一盒萝卜糕。病房里没地方加热，满仓坐在床上拿了就吃，他用牙签扎着鱼丸一粒一粒往嘴里送，腮帮子鼓出一个个圆球。萝卜糕用手抓，吃得“叽喳”响，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水旺看得心酸，不知他是怎么饿的，问他这样吃行不行，要不要喝点热汤。满仓不说话，发狠地吃，眼泪却吧嗒吧嗒掉，最后把吃进去的东西又吐出来。水旺拿了脸盆接他的呕吐物，又替他清理床单上的污秽，自己的眼泪也跟着掉。满仓闭着眼不看水旺，最后交代，等他死了，把他的骨灰撒到海里。“这样就能回去了。”水旺不知说什么好，他坐到天黑才回去。
住同一房间的人一直看着他们。这时问水旺：“这位兄弟，你是不是有个弟弟叫火旺？”
水旺像见鬼一样跳起来，问：“你怎么知道？”
那人笑起来：“我猜得没错。”他说在南日岛就见过一次，果然是。
原来这人就是吕天来。水旺如饥似渴地询问弟弟的情况，都忘了今天是来看满仓的。当他听到吕天来说弟弟整天念叨着自己，但因为自己，不得不离开解放军时，不由得黯然神伤。他把自己心中最大的疑惑问吕排长：“阿火他为什么会对我开枪？”
吕天来沉默片刻，说：“如果是我，也会开枪。”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他不是恨我吗？”
“不是，肯定不是。”
“阿火！”水旺的眼圈红起来，他错怪了弟弟，弟弟一定很难受。他恨不得立即来到弟弟面前，对弟弟说：“火啊，兄不怪你了。”
这个念头一出，回家的冲动就一刻也按捺不住了。
有一天，水旺的老朋友、“进富号”渔船船长陈国顺满面春风来到鱼粥店。水旺问：“你跑哪去了？这大半个月都找不到你进货！”水旺的海鲜经常是陈国顺供应的。
陈国顺神秘地笑笑，说：“我治牛皮癣去了！”
“去哪治了？你不是全台湾都跑遍了吗？”
“台湾治不好嘛！我去了一个台湾以外的地方。”他对水旺眨眨眼，在红粉背后努努嘴，大家提到大陆都要回避红粉的。
水旺明白了，他不作声，给陈国顺煮了一大碗鱼粥，递给陈国顺时小声问：“你真的过去了？”
陈国顺笑而不答，一副得意的样子。他先把屁股撅得高高的，再稳稳地落座，大模大样地吃鱼粥，故意把两边的袖子和裤管绾起来。水旺看到他原来像树皮样粗糙掉屑的厚皮，好像脱壳一样，变成了潮红的新皮。陈国顺吃完了，对水旺打个响指，说：“你可以来找我进货了。”水旺不等打烊，趁下午生意清淡就急忙跑到码头，上了“进富号”。
陈国顺是第一个到东山治病的台湾客，其时1978年5月，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已经被牛皮癣折磨得痛不欲生，心想冒死去试试，死马当活马医，要是被打死，就死了算！他痒得寻死的心都有了。常在海上航行，他知道怎么避开国民党的巡逻艇，怕的是一到大陆自投罗网，被当作敌人抓起来。他准备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着：“我是来大陆治病的！”准备一看情况不对就把白布挑出去。
渔船顺风顺水，过了中界线都没人管，到了东山岛附近，有大陆的渔船看到了，还有人对他挥手致意，很高兴的样子。到了港口，他不知靠哪儿合适，就停在码头外，展出白布，又对过往的船只喊：“我是台湾来的，我要来大陆治病！”船上的人就对他笑，有的还对他喊：“欢迎！欢迎！”一会儿，有小汽艇开过来，艇上的人满面笑容，连上船检查都没有，就把他引导到泊位停靠。然后不知从哪里围过来各式各样的人，像看稀奇一样看他。其实，他跟他们没什么不同，除了衣服的样式不太一样，都说闽南话，大家都听得懂。有四五个公务员一样的人问了他一些基本情况，就把他带到招待所住下，好吃好喝款待，说很快会替他联系医生。
然后，他就像贵宾一样有专人陪同，医院为他组织了四名医生会诊，又从市里请来皮肤科专家，中西医结合，梅花针敲打、断肠草熏蒸，西药抹，中药服，看病之余，怕他无聊不适，安排他在东山岛游览，铜山古城、风动石、关帝庙、天后宫、虎崆滴玉、石僧拜塔、马銮湾、湖尾湾……在台湾和澎湖名震四方的东山关帝祖庙，陈国顺终于见到了本尊。他在庙门外倒头就拜，许下心愿，要是牛皮癣能治好了，他要为关帝捐赠金粉一身，战袍三件。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医生给他备下3个月的药物，让他3个月后再寻机来东山治疗。
陈国顺伸出四肢让水旺看他的治疗成果，“看，没要我一分钱，吃的、住的、用的、玩的，医疗费，带回来的药，连回来的船都给加满了油！”水旺的心早飞到东山去了，陈国顺去的地方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家乡啊，真的这么容易就可以去了吗？“人家说，两岸同胞一家亲，自己人，还算什么钱！哈哈！”
水旺交代：“你下次去，一定要告诉我。”
“你没有船民证，出海是犯法的，我不敢冒这个险！再说你去了说不定就回不来了，我怎么跟阿粉交代？老大的魂都会找我算账的！”
水旺让国顺先别声张，他想想再说，但下次回去一定要告诉他，即使不能跟船回去，也可以带个口信，找找家人。国顺说这个好办。
这样，回家的希望突然像老河豚的气囊突然鼓胀起来，让水旺头脑晕乎乎的。那天的晚高峰，卖鱼粥时他老算错钱。都是熟客，人家会说：“哟，阿水，今天什么喜事，吃鱼粥还贴钱啊？”
红粉早就看出猫腻，打烊后，她支走两个女儿，拽着水旺坐到卧室的靠背椅上，问：“你想回大陆去？”
水旺不敢直视红粉，但他不含糊地说：“是。”
“你想怎么回？”
“我还没想好。”
红粉开诚布公说：“你想回大陆我不反对，我们当初就说好的，我说话算数。如果你把老家的妻儿都忘了，我也会瞧不起你的。你可以回去看看，看他们的情况怎样。”她本来想说看他们在不在，但忌讳说人家死了。可在红粉想来，这么多年没音讯，又是打仗、又是闹饥荒、又是搞斗争，孤儿寡母的，怎么活过来？就算活下来了，女人不会改嫁吗？水旺你不管不顾地冲回去，要是人家改嫁了呢？想到水旺一门心思要回大陆，就不想想自己和女儿的心情，红粉的委屈和悲伤便控制不住，她的声音突然哽咽起来，眼圈也红了。她觉得自己比水仙还不如，水旺当时是被国民党抓走的，不是主动抛下水仙走的。而现在他是主动要抛下她们母女走的，这些年来，父亲和自己对他的好，他都不放在心上吗？两个女儿的乖巧，也不如1岁多的福来吗？
水旺听到她的声音变了，知道自己对不起她，他抓住红粉的手说：“我就想回去看看，他们是死是活，不能这样没有音讯啊！”他想，我跟你都过了这么多年了，难道回去找找老婆儿子都不行吗？他不能体会女人的心情，他也很委屈和悲伤。
红粉说，你不能跟渔船回去，那是犯法的，要是你回去被扣押，再也回不来了，我和女儿岂不是跟水仙他们一样了吗？
这话像一闷棍打在水旺头上，这正是他近来萦绕心间的问题，但他仍极力在回避，毕竟回家的路连影子都没呢。“不会吧？”他迟疑着说，“国顺不是回来了吗？现在大陆对台湾回去的都当宝贝一样，该不会抓人吧？”
红粉说即使大陆不抓你，你也很难回来，你这是偷渡出去，没有身份回来了。“要是像你想得这么简单，老兵们都跑回去了。”
这倒也是，台湾这么多老兵做梦都想回去，如果这么简单，早有人回去了。他问：“不然你说我怎么回？”
红粉说，听说有人借道香港，从那边回大陆。大陆在香港有点，可以给想回大陆的台湾客办手续。
“你怎么知道的呀？”水旺惊喜地叫起来。
红粉幽幽地说：“你心里想什么我还不清楚！我不能看着你受罪啊！”
水旺一把抱过红粉，真诚地说：“我这辈子命苦，但我都遇到了好女人。”
红粉赌气道：“我没有她好。”
弄得水旺不知怎么说，他觉得各有各的好，但知道这样说红粉是不满意的，就使劲地抱紧她。红粉叫道：“你想夹死我呀！”
女儿在外面喊：“妈你怎么啦？”
两人互相看一眼，女儿又问，两人就笑起来。红粉说：“没事。”
实际上，去香港并没有那么容易，按规定，赴香港探亲得有三等亲以内的人邀请方可申请。水旺想都不要想有这种亲戚，红粉那边最远的亲戚也只到高雄，连台北都到不了。这事就暂时搁下来。
到了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率先向台湾伸出橄榄枝。两岸不再敌对了，老兵们欣喜若狂，开始有人呼吁政府开放老兵回乡探亲。但台湾当局反而更紧张，生怕大陆的政策影响了台湾的局势，管得更严了，连渔船出海都严加盘查，水旺想托国顺打听老家的事也行不通了。
陈国顺后来没有再赴大陆，因为他“登陆”的事传出去，成了靶子，当局把他宣判为“求医丧志，有失脸面”，监视居住半年，被取消出海资格。他因牛皮癣已好了大半，用大陆提供的药方在台湾也能凑合找到药，再赴大陆的积极性就没那么高，水旺想请他打听家人的事就不了了之。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两岸关系的缓和，东山人感觉最明显。
自从陈国顺第一个把渔船驶入东山港以后，澎湖、高雄、台南各地的渔船接踵而来，刚开始还假装是遇险避风，后来干脆就是想来，有修船加油的、投医问药的、经贸交易的、寻亲访友的，甚至从这里再往内地参观旅游。因为大陆已经张开怀抱，对台湾渔船的到来都热情接待。这些渔民在台湾只是普通的草根，来到大陆却被政府当贵客，吃喝不用钱，感觉好极了。大家互相效仿，有的成为常客，东山岛变得熙熙攘攘的，到了台风鱼汛季节，东山的港湾里最多停了上百艘台轮。东山为此专门劈出了一块“台轮停靠点”，福建省人民政府也在1978年8月批准在东山岛成立“台湾渔民接待站”，台湾的渔船来了，有专门的停靠点，有像自己的家一样的“台湾渔民接待站”，大陆以亲人的姿态迎接台湾渔民的到来。
这也给东山的去台人员家属看到了希望，既然台轮可以来了，亲人应该也可以回来了。他们经常往台胞接待站跑和台轮停靠码头跑，碰到台湾渔民就递上烟，略显亢奋、热情大声地用闽南话聊天，然后请他们帮忙打听自己的亲人。他们知道，现在形势变了，大陆要跟台湾好，对台湾那边来的比亲人还亲。这边有台湾关系的人都受到优待，孩子上学可以加分，单位分房子可以优先，有的还因为有台湾关系被提拔当领导。以往灰头土脑的去台人员家属，突然咸鱼翻身，又像解放了一回。那一阵子，东山岛内不时爆出有关台湾的各种传闻，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
东陵村就掉了一个大饼。
1980年元旦刚过，谢长兴的二儿子谢英雄正在家里吃地瓜稀饭，他还住在柴房里，房子已经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和砖墙加固撑着。村支书领了两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到门外，大声喊：“谢英雄！”引来周围住户的注意。
谢英雄端着碗走到门口，嘴里还叼着一条巴浪鱼干。村支书让他赶紧放下碗到村部去，他指着两个干部说：“县里来人了，有你的好事了！”
谢英雄一下吐掉巴浪鱼干，饭碗就放到门前的台阶上，跟在生人后面的几条村狗立即冲上去，谢英雄也不管，擦擦嘴巴就跟着走。远处围观的人露出羡慕的眼神。
干部宣布聘请谢英雄为县政协委员。他被领到县城的裁缝店，由政府出钱给他做了两套中山装，一套深蓝色，一套浅灰色。中山装在三天内赶制出来，他穿上新衣服参加了县政协的大会，接着又成为地区政协委员，仍穿那两套新衣服参加地区政协的大会。只是工作人员只给他做了上衣，裤子和鞋子仍穿自己的，裤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薄的确凉长裤，款式和样式都与中山装不搭，鞋子是过时的军用胶鞋，更是牛头不对马嘴。大家说他的打扮代表了国共合作。
连着开了半个月的会，人胖了十几斤。开会期间他就是三餐吃得饱饱的，听会时，他有时实在扛不住，就打一会儿瞌睡，睡得口水都流出来，鼾声也响起来，都要周围的人拉拉他的中山装才惊醒过来。大部分时间是“鸭子听雷”，唯一做的实事是按有关部门的要求，抄了一封给他大哥的信，由有关部门想办法转交。他的女儿被招到县委招待所当服务员，儿子到县政协学开车。他家被没收的房产部分归还，谢长兴的坟墓由政府出钱划地重修。村里人不知这是演哪出，去问王善贵，王善贵也不知道。他在“文革”后成为“三种人”，现在已经靠边站了。但他爱管闲事和自以为是的毛病不改，村里人有什么疑难不懂的事还是会找他问。
后来谜底揭开，谢长兴的大儿子现在是国民党的高官，当了什么议员，县里市里通过谢英雄联系他，三番五次邀请他回乡观光考察。为他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做给他看的，要弥补以前对他家的亏欠，这是统一祖国的需要。但他调着高价，不愿意回来。大家听了心里不是滋味，觉得哪朝哪代，还是有钱有势好，谢家人当大官，爱回不回由他选，而自己的亲人不知死活，也没人帮忙打听一下。但不管怎么样，两岸的关系已经缓和，一件看似判了死刑的旧事，突然活转过来。
现在，还记得亲人的老一辈，不是死了，就是老了、糊涂了，30多年的分离，亲人的模样已经模糊，情感也已麻木，盼望他们回来只是一种习惯、一种不甘。而年轻的一辈，对于去台湾的亲人，记忆和感情谈不上，更多的是一种想象中的虚荣，甚至是攀比。因为谁家有去台湾的亲人回来，谁家就有了令人羡慕的电视机、三用机、金戒指，有的还有大把的现金，给亲朋好友分红包。最不济的也打几大锅卤面、炸几笸箩肉孜子，摆几条大中华、“555”香烟，请乡邻吃个够。现在，东山人都以家里有人在台湾为荣，好像在台湾寄存了一笔资产，30多年的忍耐和困苦，终于等来了回报。
那时候，大家见面打招呼，除了问“吃了没”，就是问：“那边有消息了吗？”已经有消息的满脸春风，还没消息的愁云密布，因为亲人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30几年的等待可能人财两空。
最悔恨的要数谢甲生了，他为了回家见老婆孩子，眼看着大儿子被炸死，自己还差点被枪毙，一到运动就挨批受罪，一辈子穷困潦倒，活得低三下四。现在同样被抓丁的人风光回来了，自己却什么也没有！要是等到现在才回来，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打了稻花一顿，打完去找县台办，说自己当年也是国民党兵，提前回归祖国了，觉悟比现在回来的高，能不能照顾他儿子招工，到县政府扫地都可以。人家说，谁叫你那时候回来了？你要是现在在台湾，我们见了你都要礼让三分呢！结果他回家又把老婆打了一顿。要不是老婆死活拉住自己，现在人家对自己磕头呢！但年纪大了，没力气打，只是边比划边哭。稻花也认打，她恨死了自己，觉得对不起甲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傻，为什么不让甲生回去当国民党兵。最后夫妻俩抱头痛哭，只怪自己的命不好，形势这样变，神仙也没办法呀！
然而命运好像在跟他们开玩笑，在他们悔断肠子之后，却又突然喜从天降。几年后，台湾当局准许在台人员赴大陆探亲，两岸民间机构开始交往，甲生通过红十字会向台湾退辅会确认了自己和大儿子的军人身份、参加东山战役的事实，补办了相关手续，台湾退辅会从申请生效起，每月给他寄来3万新台币的老兵终身俸，直至亡故。他亡故后，他老婆还可以领一半。他大儿子也以阵亡军人对待，一次性发放40万新台币的抚恤金。
当这一大笔钱真的到了甲生手上时，他和稻花及东陵村人，傻眼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以甲生新盖的楼房来确认他的身份和现在的生活。大家看到他的楼房就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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