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鞋匠

    如果结识一个人凭缘分，那么理解一个人靠什么呢？

    我认识老鞋匠戴维已有3年，而我所住的这个加拿大北部小镇的人认识他恐怕不少于30个年头了！可每当镇上的人们提到他，似乎总是讷讷无言。老戴维的鞋铺门面很寒酸，窄长的一块薄板上写着几个斑驳的字：戴维修鞋铺。没有时间表，没有任何广告性质的装饰。如果不是那块牌子，这个门面几乎看不到一点点的商业气息。

    我第一次去老戴维的鞋铺是个雨天。走进不宽的门，里面是狭长的工作间。浓浓的胶皮味和一种鞋子散发出来的气味混合着潮气扑鼻而来，令人难以久留。

    “有人在吗？”暗淡的光线里，老鞋匠戴维悠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把要修的鞋递给他，老戴维头也不抬，鞋子在他手中转动着，那麻利的动作，那庄重的神情，俨然就是一个收藏家在把玩自己的心爱之物。待我准备告知他何处要修补时，老戴维已经移步到柜台里，取出一个黄色纸片，重重地在纸片的上半截写下“8元”递给我，然后撕开下半截纸片放进鞋里，整个动作在一分钟之内就完成了。他始终没抬头看我一眼，便消失在幽暗之中。

    我愕然地接过那上半截纸片，“什么时候取呢？”我呆呆地问道。“总是明天取。”黑暗里传来他含混的英国口音。

    房东告诉我，全镇子的人都知道老鞋匠的工作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六点半，而今天交去的鞋子，总是明天取。房东还告诉我，老戴维是孤身一人，孤单了一辈子了。

    加拿大地广人稀，仿佛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孤独之中，整个社会都被孤独所笼罩。而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孤独氛围里，并被孤独的人们悲悯为孤单者，那该是何等的境地啊！

    我再次走进老戴维的鞋铺时，他蹒跚地迎出来，接过我的半片纸片，找到鞋子。他这次抬起头来，用他那不很灵光的眼神打量我。我也注意到他长着一张普通而平静的脸，稀疏的白发滑过高高尖尖的鼻子，依然没有遮盖住额头上那被岁月犁出的皱沟。

    “新来的？”他认真地盯着我这张东方人的脸。天哪，三年多了，我就住在离他不过几步之遥的地方啊！我苦笑：“我是这里的留学生。”老戴维恢复了原态，习惯地垂下头，用自己的手掌在鞋面上细心地、缓慢地擦拭了几下。老人下意识的动作，唤起我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冲动，仿佛这双皮鞋，经老人的手掌一擦，顿时发出了夺目的光亮！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8块钱。老戴维将其中的3块放回我的手心。“学生，只收5块。”没等话说完，他又消失在昏暗中了。

    昏暗中，我的周围依旧弥漫着那种鞋铺的气味。可这次，我没有像上次那样仓皇离开。我的眼睛湿润起来。

    我开始注意起老鞋匠戴维，期待着能更多地了解他，读懂他这本无言的书。从人们口中，我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说。

    戴维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农庄里。二次世界大战时，一颗德国纳粹的炸弹击中了戴维的家，炸死了经常争执的父母和整天爱唠叨的爷爷，戴维也被炸得昏死过去。当一个海员从燃烧着的瓦砾中救出他时，发现这孩子还活着，于是便带着他漂洋渡海来到加拿大。这个海员后来怎样了，以及戴维是什么时候住到这个小镇来的，人们大都不得而知了。

    镇上的老人依稀记得，戴维来时还是个壮汉，来到小镇后就开了这个修鞋铺，一开就是30年。戴维性格内向，眼神又不好，人到中年还没个对象。镇上酒馆的老板娘几经奔走，终于撮合来邻镇的一位憨厚姑娘，约好下午1点见面。地点也选得很浪漫：两镇一湖之隔，湖中一堤连通两镇，堤间有一片茂密的紫丁香树，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可闻到花草芳香，可看到湖绿水蓝，他们就约在这石凳上见面。可是，整整一下午过去了，鞋铺门口修鞋和要取鞋的人一直没有看到戴维，等到晚上，戴维仍不见踪影。大家猜测是出了事，小镇人都胆小，于是报警。等到响着警笛的警车从80英里外飞驰而来时，戴维回到了镇上，打开了自己鞋铺的门锁，此时，挂钟的时针已经指向夜里11点20分。

    原来，他的约会并不顺利。憨姑娘准时到了堤上，在堤南的石凳上坐定；戴维更早来了半个多小时，就坐在堤北的石凳上。两人都坐得稳稳当当，憨姑娘不知郎君在堤北，鞋匠也不知伊人就在堤南。两人背对背隔着湖堤静静地等着。下午3点，憨姑娘起身悻悻而去；戴维坚持不懈，直等到银月当空。且不说镇上的人及警员如何看待，老鞋匠从此恒下一心：不再赴约。

    我发现，如果不是因为修鞋的生意，老戴维几乎是与世隔绝地生活着。他唯一的“交际”活动是收工后提着装满干面包渣的小木箱去后山坡喂鸟。

    每一天，老戴维都会穿过遮天蔽日的枫林，来到溪流边的草地上。他把装着食物的小木箱往草地上一放，早就等着他的小动物们便热烈地围将上来，有飞禽——白色的鸥、蓝色的鸭、青色的雁；有走兽——黑色的松鼠、黄色的田鼠、灰色的野兔。我看见，老鞋匠陶醉地眯起眼睛，然后把食物抛撒向它们，似乎口中还念念有词……当月亮升起时，他便会孤独地走向被月光洗过的羊肠小道，回到他的鞋铺里去——在那里，他已经孤单地度过了30个春秋，而且还会孤独地过下去！

    是什么使他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呢？我困惑不已。这时，突然传来的一个消息震撼了我：在戴维移居到小镇之前，曾因伤害罪被判入狱10年。被他误伤致残的人，正是他的救命恩人——那个海员，案由是因为一位可爱的舞娘……我明白了，戴维修鞋的手艺一定是他在监狱服刑期间学会的。但我无法知道的是，他在学会修鞋的同时，是如何承受着内心的自责……那该是何其痛苦的一段苦旅啊！难道他依然深陷在其中不能自拔吗？难道他是用一生的孤独来赎罪吗？

    今年的雨水特别充沛，充沛得使小镇上唯一的教堂都塌了顶。镇长和教长联合出了公告，请求人们解囊捐助，翻修教堂。

    一天下午，我把一张崭新的50元钞票郑重地交给教长史密斯先生。

    “你是学生，捐钱就免了，”他微笑着，“你可以来做义工啊！”

    史密斯先生开始告知我关于翻修教堂的义工计划。这时，我远远地看见老鞋匠戴维蹒跚走来。

    血红的残阳挑衅着他那双不大灵光的眼睛，他的头几乎垂到胸口。“你好啊！”史密斯先生总是那么微笑着。老戴维依然没有抬头，将一个小小的信封轻轻地放在捐赠桌上。镇上所有的人都晓得，老戴维从没进过教堂。他的捐献让史密斯有些不安。“啊，戴维，等一等，我是说，”史密斯的语法似乎出了问题，“如果你觉得孤单，不不，我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由衷地邀请你参加教堂的礼拜……”老鞋匠没有回答，淡然地做了一个会意的表示，背影一晃一晃地融入晚霞的光芒之中。

    工作人员打开老鞋匠的信封，一张支票飘落在人们眼前，上面重重地写着：捐给教堂5000元。

    人们面面相觑！如果修补一双鞋子收取5元，就算修补鞋子1分钱成本也不用，就算他不吃不喝，老戴维要补多少双鞋子、要花多少时间才能积攒出5000块钱？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起来。

    雨果曾说过：“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而比天空更为广阔的，是人的胸怀。”

    小城故事

    1998年初秋，一场意外的车祸把我带到了密苏里大学所在的小城哥伦比亚。出事的是我先生的大姐海伦，她是密苏里大学的访问学者，在搭乘一位校友的汽车时，车子因轮胎爆炸翻出了高速公路，她被摔断了腰椎和两根肋骨。

    海伦住在外科一个特殊的病房，这种病房我在国内没见过。那是一个环形大房间，外科所有需要手术和术后观察的病人都住在这里。大约有十几张病床，床头朝墙排成一圈，之间用帆布帘隔着。房子的中间是开放式的工作间，医护人员可以随时观察照顾每个病人。

    海伦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身体一动不能动。只有右手攥着麻药点滴注射器的控制开关，疼痛难忍时就按一下按钮，自己打一滴麻药。她的腰椎手术安排在星期四上午，在此之前主要靠麻药止疼。

    这里虽然是医院，但药味儿并不浓，取而代之的是浓郁的人情。病房门口挂着关于病人权利的条款，在这里，病人就是上帝，而上帝的权利不容侵犯。绝大多数医护人员对病人态度都很好，对病人家属也很礼貌。神职人员每天逐一到病人床前问候，按照病人的意愿为他们祈祷。每天的探视时间从早到晚多达五六次，每次半小时，非探视时间如有需要也可以探视。医院向病人家属免费出借呼机，病人和医生有事可以随时呼叫家属。我是因为海伦受伤来到这里。白天多数时间我都呆在她床前，她睡着了我就在一旁看书，晚上我也等她就寝时才离开。对于我的滞留，医护人员并不介意。相反，他们主动告诉我饮料和日用品放在哪里，海伦需要时由我自己拿，有的人还拿来果汁给我喝。病房的“管家”是个年近六旬的胖大妈，每天早上我在门口一探头，她便热情地招呼道：“进来吧，你大姑子已经醒了。”

    晚上我睡在病人家属休息厅。病房的门正对着一条长走廊，走廊另一头的右侧向里凹进去一块，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大厅。厅里有电视和报刊架，靠墙的三面摆着沙发和沙发床，白天坐人，晚上睡觉。留宿的家属可以从医院管理处领铺盖，第二天早上由清洁工统一收送洗衣房。休息厅隔壁的卫生间有盥洗室，医院也有供病人家属使用的浴室。早上和中午我在医院餐厅买饭吃，晚饭由海伦的朋友老刘接我到他家去吃，或是送饭到医院。

    我住在医院的第一晚发生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那天，在家属厅留宿的只有我一人，接近午夜，走廊里一片昏暗，静得让人心里发毛。我和衣躺在大厅一角的一只长沙发上，眼前不断出现电影《午夜两点》中那个杀人女婿的两个手指头。真的是在两点钟，一阵重重的脚步声把我惊醒。朦胧中，只见一个黑人大汉走进来，“呼啦”一下拉开对面墙角一张沙发床，“呼”的一声倒头便睡，我这里还惊魂未定，他那边已然鼾声如雷。事后我听说，他是因为太太生孩子而留宿“待命”的。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第二天中午，我正在休息厅吃面包，一个高大端庄的白人中年男子走进“屋”，冲着我微笑而来。“你一定是小芹，绍华（海伦的中文名）的弟妹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莫名其妙。这里除了海伦和老刘，没人知道我的名字。

    他说他叫阮迪，是城里教堂的牧师。他听中国教友说海伦受伤住院，她弟妹从亚特兰大赶来照顾，便打听到我的名字来找我，看我有什么困难，他能为我做些什么，这里只有你一个中国人，你当然就是小芹。“你好吗？”他亲切地问。

    我们一起去看海伦。阮迪问过她的伤痛后，问要不要为她祈祷，海伦微微点点头。“亲爱的主啊，请保佑绍华……”阮迪满面虔诚。

    阮迪前脚刚走，“困难”后脚就到了。学校外国学生办公室主任詹妮特找到我，说海伦没买保险，这不符合移民法（在美国，外国学生学者必须上医疗保险），眼下受了伤也得不到赔偿。不过现在按规定补办保险，如果运气好，或许能申请到一笔“前疾病”赔偿金。詹妮特给了我一份医疗保险申请表，我填了那张表，为海伦交了那学期150美元的保费。

    第二天上午，医院一位女工作人员也找到我，说海伦的医疗费估计高达六七万美元，因为她没有医疗保险，这笔钱医院将向州政府申请，但如果州里不批，病人还得自己想办法解决。她还说，海伦手术后如果情况正常，按常规将被转往康复中心。但医院是救死扶伤，有钱没钱都得救人，而康复中心则不是无条件地接受病人，所以要我早做打算，提前为海伦养伤找好住处。

    女工作人员的态度很好，话说得也很中肯，然而现实无情，我一时感到很无助。海伦重伤在床，她丈夫在国内一时还来不了，我不能和他们商量，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精神负担。可我只是一个学生，从外乡来，我上哪儿去弄几万美元，又去哪儿为她养伤找住处呢？万般无奈之下，我拨通了阮迪的电话。

    十几分钟后，阮迪应约而来。我把女工作人员的话告诉了他，鼻子一阵阵发酸：“阮迪，我该怎么办，你能帮我吗？”他让我不要着急，说他去找教友们想办法。

    送走阮迪，我的呼机响了，是病房的胖大妈叫我去见哥恩斯大夫，海伦明天上午要做手术。

    海伦很幸运，哥恩斯大夫是美国最好的腰椎专家，在国际上也颇具盛名。他经常到美国和世界各地做手术，在本院的时间并不多。而海伦这次受伤，他刚好在家，并决定亲自为她做手术。

    哥恩斯五十开外，相貌和气质均属一流。他和阮迪给我印象最深的都是眼睛，但他们的眼神却不尽相同。阮迪的目光和蔼可亲，让人觉得一见如故，自然而然地想向他倾诉。哥恩斯的目光则镇定异常，使人信心倍增，觉得世间没有过不去的沟坎儿。“你是病人的弟妹？我听说你在亚特兰大上学，耽误了课来照顾她，你这样做很不简单。”哥恩斯称赞说，随他而来的几位助手也在一旁点头微笑。

    我这下才明白，怪不得这里的医生护士对我那么友好，原来是我的行动超出了美国人的常举。

    “你放心，”他又说，“病人的情况很稳定，明天的手术一定能成功。”

    第二天早上把海伦送进手术室后，我回到家属休息厅等候。八点半时，我的呼机突然响了，是总机通知我接电话。我拿起旁边一部医院内部的公用电话，来电话的是手术室的护士，说海伦的手术已在半小时前开始，目前情况一切正常。一小时后，呼机又响了，还是那位护士，再次通报病人情况正常。十点半时，呼机没有再响，我打电话询问，得知手术已顺利完成，前后还不到两个半小时！

    傍晚，海伦醒了。显然是输入血浆和高级营养液的原因，她的脸色已由苍白转为红润，精神也格外好。“Good morning（早晨好）！”她笑盈盈地对我和旁边一位男护士说，那是她几天来第一个轻松的笑。看得出，她安稳地睡了个好觉，误以为已是第二天早晨。“Good evening，Madam（晚上好，女士）！”男护士风趣地说，“你睡丢了一天。”说来也绝，从政治人物到平民百姓，美国人几乎个个都有幽默的筋。星期五早上我到病房时，护士正准备给海伦换药。

    当护士揭下她背上的创可贴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将近一尺长的刀口严丝合缝地粘在一起，四周皮肤干干净净，竟然没有一星半点的血迹。哥恩斯大夫的助手告诉我，海伦的情况很好，再观察几天便可转入普通病房。

    下午，阮迪来了。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他每天都来看海伦。那天他带来了令人舒心的好消息：海伦出院后的住处已经解决了，一对中国教友夫妇愿为她养伤免费提供住房。医疗费的事，他们教会也会找出事司机的保险公司交涉，向他们索赔。

    “小芹，我明天不能来送你，你就放心地走吧，”阮迪同我握别，“我和教友们商量好了，你走后大家轮班陪护绍华，直到她丈夫从中国来。”

    我登上了返程的飞机，初来时的忧虑已化为希望。一到家，我就收到阮迪的电子邮件，说海伦情况很好，让我放心。以后一段时间，每隔一两天我便收到他的邮件。

    “小芹，教友们都很关心绍华，今天有一位中国朋友给她煮了鲜鱼汤。”

    “绍华今天已转入普通病房，医生说她很快就能出院了。”

    “绍华的丈夫今天到了，虽然他们是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但我还是为他们的重逢感到高兴。”

    每封邮件的最后，阮迪都重复着同一句话：“God bless you（愿上帝保佑你）！”

    我在北京再次见到海伦时，她的腰伤已恢复得很好，依然腰身挺拔，步履轻盈，连我都无法想象她腰里有一根半尺多长的金属架。听她说，经过多方努力争取，她最终得到了10万美元的赔偿金，不仅付清了医疗费，还略有结余。

    一晃几年过去了，现在每到圣诞节，我都想起阮迪，想起我的密苏里之行。我想，我今后不会有机会再去哥伦比亚了，但我会永远记住那座小城，记住她那近乎完美的故事。

    忠于职守

    我的叔叔汤姆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那是一个不大的车站，它坐落在一个名叫洛顿克劳斯的小地方，大约一天只有两列火车在这个小站进出。汤姆叔叔既是站长，又是列车员和信号员，事实上，车站里所有的事都归他管。要论恪尽职守，全英国挑不出第二个人来。洛顿克劳斯是他心中的骄傲：那清洁候车室和坐椅的活儿、售票检票的差事（有时一天只有三四张票）不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嘛。当然，车票收入也由他经管。有一天，车票收入竟达到13镑。自打汤姆叔叔到这个小站后，50年来这是收入金额最高的一天。小车站管理得井然有序，得力于汤姆叔叔对规章制度的一丝不苟。他对诸如旅客应被允许做什么、不应被允许做什么，哪里可以吸烟、哪里不能吸烟等规定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哪个旅客胆敢做出违反规章制度的事，那他在洛顿克劳斯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正如我所说的，汤姆叔叔在那个小车站一直干了50年。后来，他该退休了。毫无疑问，他的工作是出色的，50年中连一天都没有懈怠过。对此，铁路公司认为应该予以肯定，于是便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并委派约瑟夫爵士亲临小站主持仪式。

    汤姆叔叔对那张作为礼物赠送的支票表示感谢，他十分高兴。但是，他对约瑟夫爵士说：“我并不需要钱（由于平日生活节俭，汤姆叔叔攒了不少钱），我的意思是说，我能不能得到一件可以使我常能回忆起小车站快乐时光的东西？”约瑟夫爵士虽然感到有些诧异，但还是表示这个要求可以得到满足。

    那么，汤姆叔叔心目中的那个可以唤起他记忆的东西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一节旧车厢？一节就够。多旧多破都没关系。我可以把它修理好，擦洗干净——反正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有的是时间。我要把旧车厢放在我家后花园里，每天去里面坐一坐，那会使我想起在洛顿克劳斯度过的美好时光。”约瑟夫爵士心想，唉，可怜的老头儿，脑子一定是出了毛病。不过，旧车厢有的是，反正也只能回炉了。于是便对汤姆叔叔说：“好吧，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那么你可以得到它。”大约一星期后，一节旧火车车厢被安放在汤姆叔叔家的后花园里。汤姆叔叔还像在车站上班一样，辛勤地工作，将那节旧车厢收拾得焕然一新。

    一年后的某天，汤姆叔叔生病了。我的另一个叔叔阿尔伯特对我说：“走，我们一起去看看老汤姆吧，我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那天天气不好。我们刚下火车就下起了雨，到汤姆叔叔家时雨越下越大。阿尔伯特叔叔敲了敲前门，无人应声。门并未上锁，我们便推门而进，但是哪里都找不到汤姆叔叔的人影儿。阿尔伯特叔叔说：“他一定在那节旧车厢里，我们到后花园去找他吧。”不出所料，汤姆叔叔果然在后花园，但不在车厢里，而是坐在车厢外面的阶梯上，嘴里叼着一只烟斗。

    他的头上顶着一件雨衣，雨水顺着他的后背往下流淌。

    “你好，汤姆。”阿尔伯特叔叔说，“你干吗不坐在车厢里面呢？”

    “你难道没看见吗？”汤姆叔叔说，“铁路公司给我的这节车厢是一节‘禁止吸烟’的车厢！”

    电梯工布鲁斯

    一位每天乘火车上下班的朋友告诉我，在纽约曼哈顿第18l 街的中转站，有一部电梯将人们从这里送到12层楼下的地铁站，开电梯的工人布鲁斯·里弗斯值得一写。“这一段路程在布鲁斯的手下变得让人向往和怀念。”他补充说。

    于是，在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决定亲自前去看个究竟。被拥挤的人流推动着缓缓向电梯站移动时，我打量着这里粘着口香糖的地面，老旧的、被人们涂鸦弄脏了的墙壁。“这不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工作场所。”我想。但是，在这里开电梯更糟。

    电梯的门慢慢打开了，人们蜂拥而入，我也被人流带了进去。

    我眨了眨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映入眼帘的，首先是贴在墙上的照片和画。数十张快照——黑人的、白人的、亚洲人的，等等，另外，还有仔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漂亮的黑白混血爵士音乐家的照片、风景照等。

    再就是花瓶里的鲜花，角落里悬挂的盆栽植物，从CD 机里放出的音乐——舒缓的、柔和的曲调回荡在空气中。最令我惊讶的是人们对那位高大的坐在操作板前，穿着大都会交通公司制服的电梯工的态度，他们都热情地向他打着招呼：“嗨，布鲁斯，周末过得好吗？”“你那个孙子怎么样了？”

    我注意到一个乘客把两罐西红柿酱放在了角落边的箱子里。门关上了，我瞥了一眼箱子，发现里面堆满了罐头食品，贴在箱子上的一张纸条写着：“请帮助我们资助穷人。”旁边的一位女士告诉我说：“布鲁斯每个月都为穷人募集上千磅的食品，我们都愿意帮助他。”

    电梯向楼下驶去，整个行程不到一分钟，但是这点时间也足够让布鲁斯祝愿他的乘客度过值得骄傲的一天。门开了，人们鱼贯而出，奔向地铁站。这个电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决定采访布鲁斯。“那些墙上的照片都是谁？”当电梯再次上满乘客向上驶去的时候，我问布鲁斯。“我的乘客。”他为他们拍下快照，每月定期换上新的。他指着另一部分照片说，“那是我的家人，我的儿子、孙子。”

    我邀请布鲁斯在工间休息时到街上的咖啡店坐一会儿，他同意了。等待他的时候，我注意到来这里乘电梯的人不仅和布鲁斯很熟，而且他们之间还互相打着招呼。在和布鲁斯一起到两个街区外的咖啡店的路上，我注意到有14个行人和他打过招呼。

    布鲁斯告诉我，他家住在皇后区，每天要乘一个半小时的车到曼哈顿来上班。

    布鲁斯从1982年开始在大都会交通公司工作，当时他是一位清洁工人。“我很喜欢那个工作，当一天结束后，我可以看见由于我的劳动，为大家创造出了一个和先前完全不同的环境。”但是，1985年的一次中风，使他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工作。“我病好之后，公司把我调来开电梯，这样，我可以不必举重物了。”

    “问题是那时我自己感到厌倦，这样上上下下，被固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轨道里。他们几乎不互相看看，更不用说微笑了。”布鲁斯说，“我不知道一个普通的电梯工人究竟能做什么，才能使这份工作在我的手上有所不同。”一天下午，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位女士微笑。也许这些人心里都有幽默的火花，只是需要激发罢了，布鲁斯想。

    第二天，他在墙上贴了一幅画，是一些排列在碗柜里的盘子。他喜欢它们的排列样式。

    “画的什么？”一位乘客问道。“一些盘子而已。”“还真好看。”

    当布鲁斯把他家人的照片贴上去后，乘客们便问起他们来。他又从家里带来鲜花和植物。后来，是他的CD 机里放出的音乐，使人们开始了相互间的交谈。“那是路易斯·艾姆斯通唱的，不是吗？”“嘿，我小的时候常听到那首歌。”“来一点都克·爱林顿唱的歌怎么样？”很快，布鲁斯的电梯间成了城里最新的爵士乐俱乐部。

    布鲁斯逐渐发现，他起初想着为别人做的事，倒使他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他又开始热爱起自己的工作来，并从中获得了乐趣。

    直到有一天，当他来上班时，发现电梯间被打扫一空。墙上没有了照片，角落里没有了募捐箱。另一位电梯工告诉布鲁斯，公司总裁正在地铁站的站台上做关于改进服务质量的讲演。“工头不想让老板看见你电梯间里的那些东西。他们说那样做不规范。”

    布鲁斯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开始了工作。乘客们从地铁站出来，一进入他的电梯间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发生什么事了？”“那些东西呢？”

    布鲁斯把总裁来这里的事给大伙说了，人们点点头，他们也都看见站台上有一大帮记者正围着一个人，听说他就是该公司的大老板。

    电梯到了街上一层时，大多数人留了下来，其中一个代表大家说：“布鲁斯，把我们再送下去吧。”

    30秒钟以后，人们从电梯里出来，径直走到了公司总裁的身边。他们告诉总裁，乘坐布鲁斯的电梯是他们来往路上最愉快的一站，他们不想这里有任何改变。那天，在布鲁斯快下班的时候，每一张照片、每一盆植物、每一样东西都原封不动地回到了电梯间。布鲁斯的电梯间又再次成了他和他的乘客的乐园。

    布鲁斯喝干了杯中的啤酒，瞥了一眼手表说：“我得回去工作了。”我们一起向电梯站走去。

    “有些人说：‘感谢上帝，终于到了星期五。’因为他们迫切地盼着周末。”布鲁斯一边走一边说，“我吗？我说：‘感谢您，上帝，终于到了星期一。’因为我又可以开始工作了。”

    尼泊尔的啤酒

    那是4年前的事了，准确地说不是“最近”了，然而对我来说，却比昨天发生的事还要鲜明得多。

    那年夏天，为了摄影，我在喜马拉雅山麓、尼泊尔的一个叫多拉卡的村庄呆了十多天。在这个家家户户散布在海拔1500米斜坡上的村庄，像水、电、煤气之类所谓现代的生命线还没有延伸到这里。这个村庄虽有4500口人，却没有一条能与别的村落往来的车道。不用说汽车，就是有轮子的普通交通工具也用不起来。而只能靠两条腿步行的山路崎岖不平，到处都被山涧急流截成一段一段的。

    由于手推车都不能用，村民只能在体力允许的范围内背一些东西在这条路上行走。每当我惊奇于草垛何以移动时，定睛一看，下面有一双双小脚在走路。原来是孩童背着堆得高高的当燃料用的玉米秸。

    以前在日本去村庄的公有山林砍柴时，禁止用马车拉柴，只允许背多少砍多少。当时人们认为背多少砍多少的话就能得到天神的原谅。

    时代不同了，可正因为没有车道，多拉卡村的人们至今过着一种既能保护环境又能被天神原谅的生活。我不知道以前的情况，反正现在村民们完全知道他们的生活无法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相比。因此，他们是以一种苦楚的心情，在旅游者看来像世外桃源般美丽的风景中过着日子的。

    特别是年轻人、小孩子都渴望离开村子去有电有车的城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在没法用汽车的这里，也深感不便，每时每刻都是全副武装登山。从汽车的终点站到村庄，我们竟雇了15个人搬运器材和食品，多余的东西不得不放弃。

    首先放弃的就是啤酒，啤酒比什么都重。想过酒瘾，威士忌更有效果。我们4个人带了6瓶，每人一瓶半，估计能对付着喝10天。然而威士忌和啤酒，其作用是不同的。

    当汗淋淋地结束了一天的拍摄，面对跟前流淌着的清冽的小河时，我情不自禁地说：“啊，如果把啤酒在这小河中镇一下的话，该有多好喝呀！”

    现在再提经过大家协商放弃的啤酒真是没有道理。这时有人追问我说出来的这句忌语。他不是我的同僚，而是村里的少年切特里。

    他问翻译：“刚才那人说了什么？”当他弄清什么意思时，两眼放光地说道：“要啤酒的话，我去给你们买来。”

    “……去什么地方买？”“恰里科特。”

    恰里科特是我们丢了车子雇人的那个山岭所在地，即使是大人也要走一个半小时。

    “是不是太远了？”“没问题。天黑之前回来。”

    他劲头十足地要去，我就把小帆布包和钱交给了他。“那么，辛苦你了，可以的话买4瓶来。”

    切特里兴高采烈地跑了出去，到8点左右背了5瓶啤酒回来。大家兴奋地鼓掌庆祝。

    第二天午后，来摄影现场看热闹的切特里问道：“今天不要啤酒吗？”

    “要当然是要的，只是你太辛苦了。”“没问题。今天是星期六，已经放学了，明天也休息，我给你买许多‘星’牌啤酒。”“星”牌啤酒是尼泊尔当地的啤酒。我一高兴，给了他一个比昨天更大的帆布包和能买一打啤酒以上的钱。切特里更起劲了，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

    可是到了晚上他还没回来。到了临近午夜还是没有消息。我向村民打问会不会出事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给了他那么多钱，肯定是跑了。有那么一笔钱，就是到首都加德满都也没问题。”

    15岁的切特里是越过一座山从一个更小的村子来到这里的，平时就寄住在这里去上学。土屋里放一张床，铺上只有一张席子。因为我拍过他住的地方并问了许多问题，所以对他的情况是了解的。

    在那间土屋里，切特里每天吃着自己做的咖喱饭发奋学习。咖喱是他把两种香料和辣椒放在一起夹在石头里磨了以后和蔬菜一起煮出来的。由于土屋很暗，白天在家学习也得点着油灯。

    切特里还是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到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一还没有回来。我到学校向老师说明情况、道歉并商量对策，可是连老师都说：“不必担心，不会出事的。拿了那么一笔钱，大概跑了吧。”

    我后悔不已，稀里糊涂凭自己的感觉把对尼泊尔孩子来说，简直难以相信的一笔巨款交给了他，误了那么好的孩子的一生。

    然而我想还是事故吧。但愿别发生他们说的事。这样坐立不安地过了三天，到了第三天深夜，有人猛敲我宿舍的门。哎呀，打开门一看，切特里站在外面。

    他浑身泥浆，衣服弄得皱皱巴巴的。听他说由于恰里科特只有4瓶啤酒，他就爬了四座山直到另一个山岭。

    一共买了10瓶，路上跌倒打碎了3瓶，切特里哭着拿出所有玻璃碎片给我看，并拿出了找的钱。

    我抱住他的肩膀哭了。很久了，我不曾那样哭过，也不曾那么深刻全面地反省过。

    诚实的赫拉特商人

    一次，我到阿富汗赫拉特旅游，住在一处以前的清真寺里。刚到住处几分钟，一个瘦瘦的，留着一头黑色长发的男人就进来了，脸上带着微笑，一下子扔到地上二三十块我从未见过的、非常迷人漂亮的波斯地毯，那设计简直是不可思议，由几何图形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古兰经标志刺激着你的眼睛。它们的颜色很明艳：红色、黄色、绿色还有发亮的深蓝色。原以为是旅馆的服务项目呢，可那个男人递给我一张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穆罕默德·扎奇，赫拉特地毯商。

    “不，不，”我抵制着，“不要地毯。”他仍带着微笑，说：“我把它们留在这儿，您想想看，您会喜欢它们的。”没等我反对，他已经牵着骆驼走了。那天晚上他来了，我俩坐在一盏摇曳的灯旁。“您见到过比它们更可爱的地毯吗？”他接着说，“那一块是从马什哈德我一个朋友那儿弄到的。那两块是布哈拉产的，这块是撒马尔罕产的。”

    第二天中午前他又来了。“米切那·萨黑，德国名字吧？”我纠正他以后，他说：“3块、4块？在你们宾夕法尼亚会有5块看上去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在那儿根本就不需要地毯，我真的是不想要。”“在宾夕法尼亚它们看上去不好吗？”他用脚趾一钩把上面的钩到一边，露出下面的。“这块大的，金黄色和白色相间的，你喜欢的话，600元。”我刚去抓，他已经扯过来一块小的压在上面。“米切那·萨黑，您真是好眼力，那块是中国货，真丝和羊毛做成的。再看看这些小结吧。”他给我上了一堂地毯制作课：设计、打结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听他讲起来简直让入神魂颠倒、目瞪口呆。

    第三天他来同我喝茶。又驳倒了我的另一种理论。“您不能随身携带？我给您送去。这儿有骆驼，卡拉奇有船，纽约有火车，到您的家乡宾夕法尼亚还有汽车。”他拿出一个笔记本，地毯买主的地址遍布世界各地，有从伊朗的马什哈德买的，有从乌兹别克的布哈拉买的，显然他总是牵着只满载的骆驼。他呢，在装运地址旁也贴上顾客的来信，证明那些地毯最后已经到了新主人的手里。“米切那·萨黑，这4块地毯给您个特价，450元。这样的交易不会再有了。”

    “我没有美元。”他迅速地说出可以接受的其他国家的货币：英国、印度、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我让他停住。“穆罕默德，我的朋友，我没有钱。哪一种也没有。”“我知道，我知道，”他喊着，“但您是个诚实的人，我可以收您的私人支票。”“可我没有银行支票。”“我相信您，”他回答，“您写吧。”

    他递过来一小片普普通通的纸，生平第一次我真的填了张支票。他包好卖给我的4块地毯，牵着骆驼，远去了。

    回到宾夕法尼亚后，我接到过两封信，第一封内容大致如此：

    我是伊斯坦布尔的货运代理。一位来自卡拉奇的货主带来一大包写有您地址的东西。接到您19.50美元的付款后，我将把它给您。

    从卡拉奇、伊斯坦布尔、马赛，3年来我接到了不少信，要的钱总数不超过20美元，我横下心：已经投入不少了，再冒一次险吧。

    第二封信的内容大致是：我是意大利驻喀布尔大使，在赫拉特时一位地毯商给我看了您那张与众不同的支票。他问我有无可能兑现，我告诉他完全可能。当我问他为何不早点兑现时，他说：“米切那·萨黑是个好名字，我给每一个地方像您这样的人看过他的支票后，卖出不少地毯。”

    这封信来自法国商业旅游团体、英国考察家、印度商人，来自几乎每个希望到赫拉特那座清真寺的人。

    地毯及时运到了，正如穆罕默德所保证的那样。上面贴着那么多的货运单，简直可以开个展览了。我的那张被用来做了近5年广告的支票也终于回来休息了。

    我喜欢这些地毯，我也很高兴能拥有它们，也许更高兴的是我拥有的那段记忆：—位诚实的地毯商人，花了4天时间劝我，那是怎样足智多谋的4天啊。

    君子交易

    我往返办公室的路上常常经过一块油漆简陋的指示牌。黄底上漆了粗大的红字，简单写着“桃子——任摘——一公里半”。有一天，和丈夫一起开车出去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说：“我们去找找看。”

    一路驶去，不到半公里，又碰到另一块黄色的“桃子”指示牌，有个红箭头指向右边。

    “没有一公里半嘛。”我说完才注意到原来有一条小泥路从大路岔开。上了小路，又看见小些的指示牌，只有红箭头，指示我们到田里去。

    车子一路开去，我们看见篱笆上歇了一只红尾鹰。走近了。鹰掠过我们头上，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飞走了。

    “这只鸟一定是望风的。”我打趣说。

    我们来到田的另一边，这才发现另一个红箭头，指示我们顺着乡下人叫做“猪尾巴”的小径开到树林深处。小径上每过一个转弯，或者似乎前无去路处，总有另一个指示箭头。

    整整是一公里半的地方，有条黄狗欢迎我们，好像一直在那里等着似的。我们在树阴下把车停好，旁边有辆小拖车，还有两条狗，几只猫，桃树一望无际。屋里似乎没人。

    附近有张木头桌子，上面放了好些篮子和一张招贴，上面画了果园地图，还写着：“各位朋友，欢迎光临，桃子五块钱一篮。钱请放在下面的狭槽里。摘多摘少不限制。”“我们怎么知道打哪里下手呢？”我丈夫问。

    “唔。”我高声说，眼望着狗。狗叫起来了，跳来跳去，然后冲到前面领路。这里的例行手续显然就是这样了。

    我们跟着狗到树林里去，树上长满熟了的桃子。我奔到一棵树前面，我丈夫到另一棵树旁边，两个人后面都跟着一条狗。篮子装满了，我们跟着狗往回走。

    我们把篮子放进冷却器。我取出皮夹子。一只大得我从来没见过的虎猫在放钱的狭槽一旁睡着了。“你说猫会点钱吗？”我问。

    “照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形，”我丈夫回答说，“猫恐怕还会找钱呢。”我们拍拍那几条狗，跟它们道别。这时有辆汽车开到。“你们住在此地吗？”驾驶的人问。

    “不，可是它们会指点你们怎么做。”我说，头向狗猫那边点点。

    那人细读招贴上的指示，随即拎了一只篮子，跟着边叫边跑的狗到果园去了。

    我们开车慢慢离去，回头一望——好一个淳朴的乐园。

    天知地知

    他当时11岁，一有机会就到湖中小岛上他家那小木屋旁钓鱼。

    一天，他跟父亲在薄暮时去垂钓，在鱼钩上挂上鱼饵，用卷轴钓鱼竿放钓。鱼饵划破水面，在夕阳照射下，水面泛起一圈圈涟漪，随着月亮在湖面升起，涟漪化作银光粼粼。

    鱼竿弯折成弧形时，他知道一定是有大家伙上钩了。他父亲投以赞赏的目光，看着儿子戏弄那条鱼。

    终于，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条精疲力竭的鱼拖出水面。那是条他从未见过的大鲈鱼，趁着月色，父子俩望着那条煞是神气漂亮的大鱼。它的腮不断张合。父亲看看手表，是晚上10点——离允许钓鲈鱼的时间还有两小时。

    “孩子，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他说。“为什么？”儿子很不情愿地大嚷起来。

    “还会有别的鱼的。”父亲说。“但不会有这么大。”儿子又嚷道。他朝湖的四周看看。月光下没有渔舟，也没有钓客。

    他再望望父亲。虽然没有人见到他们，也不可能有人知道这条鱼是什么时候钓到的，但儿子从父亲斩钉截铁的口气中知道，这个决定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只好慢吞吞地从大鲈鱼的唇上取出鱼钩，把鱼放进水中。

    那鱼摆动着强劲有力的身子没入水里。小男孩心想：我这辈子休想再见到这么大的鱼了。

    那是34年前的事。今天，这男孩已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建筑师。他父亲依然在湖心小岛的小木屋生活，而他带着自己的儿女仍在那个地方垂钓。

    果然不出所料，那次以后，他再也没钓到过像他几十年前那个晚上钓到的那么棒的大鱼了。可是，这条大鱼一再在他的眼前闪现——每当他遇到道德课题的时候，就看见这条鱼了。

    因为他父亲教诲他，道德只不过是对与不对的简单事，可是要身体力行却不容易。我们能否做到没人看见时也循规蹈矩呢？如果有方便门路能及时送人设计图，我们会不会拒绝走这条门路？又或者，我们得到了我们不该知道的内幕消息，会不会拒绝去做股票内幕交易呢？

    要是小时候有人教过我们把鱼放回水中，我们是会做得到的。因为我们从中学会了明辨道理。

    一次择善而从，在我们的记忆中会永远地留下清香。这是一个足以让我们自豪地讲给朋友和儿孙听的故事。

    并不是讲我们怎样投机取巧，而是讲我们如何做得对，就此自强不息。

    丢失的戒指

    在这个世道上，坏事层出不穷，每天都能从报纸上读到关于什么人碰到倒霉事的报道，没准儿我们自己就能碰到这类事，然后我们想：哪儿都没有好人，尽是些坏人和坏事。一想到此，我们就很生气，就不快乐，而自己不快乐，有时就会污染气氛，使别人也不快乐，这确实很糟糕。

    现在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一个跟这完全不同的，我亲自遇到的真实的故事。我应邀要去外地一位朋友那里小住，于是我去伦敦利物浦大街火车站搭车，我先在车站商店里买了两本书和一张报纸，伦敦好几个大火车站里都有商店，正在这个时候，我无意中发现手上的金戒指不见了。

    这个戒指是一位好友送给我的，丢了戒指使我很伤心，我开始在车厢地板上找，后来又在外套和手提包里找，戒指真的不见了。“进商店的时候我手上戴着戒指了吗？”我竭力回忆着，“是的，当时我是戴着戒指，戒指很可能就是在那里丢的，那么我怎样去找回它呢？我不能再返回那个商店，因为那样一来火车就会丢下我开走了，而我的朋友将会来接车，如果我不在车上，她会焦急不安的，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从车窗里向外张望，看见一个人正把一些邮袋装到另一节车厢，我从车上下来，在站台上找戒指，还是没找到，那个人看我在地上找东西，就走近我。

    “您丢什么东西了吧？”他问，“我能帮忙吧？”“是的，”我说，“我丢了戒指，哪儿都找过了，都没有，我在这个车站的商店里买过东西，我想戒指一定是在那儿丢的，可是我不能回商店里去啦，因为火车就要开了，我必须乘这趟车走。”

    “我替您到商店去找，”他说，“如果戒指还在那儿，那我就给您拿来。”

    “这可太感谢您啦，”我说，“不过来不及了，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呀！”

    我很快想了一下，又说：“假如您找到了它，请您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可以，”他回答说，“我可以打电话告诉您。”我于是告诉他电话号码，他记到了一张纸上。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我问道。“我叫阿伯特·霍金斯。”他说。“我回来时还能在这儿找到您吗？”我问。“能够的，”他说，“我就在这个车站工作，您只要提到我的名字就行。”“您若是找到了那只戒指，”我说，“那就麻烦您保管好，等我回来取，别忘了告诉我一声。”乘客们都在急匆匆地上车，我也回到车上，车门关上了，我把头探出车窗外。“您记住电话号码了吗？”我问他。

    “记住了。”阿伯特·霍金斯说，火车开动了。“非常感谢您，霍金斯先生。”我冲他大声叫唤。

    火车开出站台，我坐下来想自己的心事。把戒指丢落在那个大车站的什么地方使我伤心透了。

    “我不会再看到自己的戒指了，”我暗自寻思，“假设霍金斯找到了它，他会拿去卖个好价钱，或者就在此刻，另外一个人已经捡到它了，他将据为己有。反正我不可能再听到任何关于戒指的音信了。”

    我越想越伤心，真想立刻下车回到那个车站找我的戒指，但是火车越开越快——远离了我的戒指。

    大约一个钟头之后，火车到站了，我的朋友用小汽车把我接走，在路上我把这个伤心事讲给她听，她深感惋惜。

    到了朋友家，她停放小汽车去了，我脱掉外套，放好提包，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对方说：“我是利物浦大街火车站的阿伯特·霍金斯。”

    “啊！霍金斯先生，”我说道，“您找到我的戒指啦？”“是的，”他说，“事情很顺利，我已经找到它啦，您是在车站商店里把它弄丢的。一个人捡到了它，交给了商店的女售货员，当我问到她时，她拿给我看，我肯定是您的戒指。”

    “啊，我太高兴了！多谢您了，回头我到您那儿去拿。”

    “干吗要等那么长时间？”霍金斯先生说，“我可以把它寄给您，不过我不知您的地址。”

    “但那样的话又会给您添麻烦。”我说。“一点也不麻烦，”霍金斯先生说，“我很高兴这样做。”

    我便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告诉了他。“我这就给您寄去。”他说完挂上了电话。两天后，我接到一封信，里面用纸包着我的戒指，纸上写有一句话：“非常高兴能帮助您！”后来我送给阿伯特·霍金斯一点钱和一封感谢信，但我无法向第一个捡到戒指的那个人致谢，我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他们没有财富，但他们有助人为乐的美德，这比财富好得多，他们是善良的人。

    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里奥家是纽约城里唯一没有汽车的人家。

    他们每天上街买东西，总是坐一辆简陋的两轮柳条车，拉车的是一匹老马。马里奥的父亲是个职员，整天在证券交易所那如同“囚笼”般的办公室里工作。假如父亲不把一半工资用于医药费以及给比他们还穷的亲戚，那么，他们的日子还过得去。事实上，他们是很穷的。

    他母亲常安慰家里人说：“一个人有骨气，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在生活中怀着一线希望，也就等于有了一大笔精神财富。”

    马里奥挖苦地反驳说：“反正你买不起一辆汽车。”而母亲在生活中处处力求简朴，在母亲悉心料理下，家里的生活还是有趣的。

    一件意外的事情把马里奥那实实在在的羞愧之情一扫而光，激动人心的时刻突然来到了。

    几星期后，一辆崭新的别克牌汽车在大街上那家最大的百货商店橱窗里展出了。这辆车将在市集节日之夜以抽彩的方式馈赠得奖者。马里奥呆在人群外面的黑影里，观看开奖前放的焰火，等候着这一高潮的到来。用旗帜装饰一新的别克牌汽车停放在一个专门的台子上，在十几只聚光灯的照耀下，光彩夺目。人们鸦雀无声地等待市长揭开装有获奖彩票的玻璃瓶。

    不管马里奥有多么想入非非，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幸运女神会厚待他们这个在城里唯一没有汽车的人家。但是，扩音器里确实在大声叫着他父亲的名字！那时，马里奥从人群中慢慢地往里挤。市长把汽车的钥匙交给他父亲，他父亲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把汽车缓缓地开了出来。

    回到家里，马里奥正想向父亲道贺。不料，父亲的态度使他大为吃惊，他咆哮道：“走开，不要呆在这儿！让我清静清静！”马里奥在起居室里见到母亲，她看到他悲伤的样子说：“不要烦恼，你父亲正在思考一个道德问题。我们等待他找到适当的答案。”

    “难道我们中彩得到汽车是不道德的吗？”马里奥迷惑不解地问。

    “汽车根本不属于我们，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母亲说。

    母亲把事情一五一十跟马里奥讲了，当初父亲对吉米说，他买彩券的时候可以给吉米代买一张，吉米同意了。过后可能再也没有想到过这事。父亲就用自己的钱以自己的名义买了两张彩票，并在一张上——正是中奖的那一张——做了一个轻轻的记号，表示那是吉米的。对马里奥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吉米是一个富翁，拥有几部汽车，还有两个雇用的司机。对他来说，增加一辆汽车简直等于普通人的马具里多一个马嚼子。马里奥激动地说：“汽车应该归我爸爸。”

    母亲平静地说：“你爸爸知道该怎么做是正当的。”第二天下午，吉米的一个司机来到他们这儿，把别克牌汽车开走了。

    蓝色的连衣裙

    1909年的春天来到了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城，可是，它没能给盖特街带来新面貌。临近的那些漂亮街道上的住户们都已忙开了：拾掇闲了一冬的小园子，粉刷、油漆房屋，为夏天准备好剪草机……盖特街却仍是老样子——又脏又乱。

    盖特街是条短街，但走过这条街的人都嫌它太长了。当然，住在这儿的人都没多少钱，穷人的要求是不高的。他们有时能找到点儿活干，有时为找工作而奔波，他们的屋子多年没有油漆粉刷了，院子里连自来水也没有，盖特街的住户只好到街角的水栓那儿去提水。

    街上的景象当然好不了——没有人行道，没有路灯，街道一端的铁路线给这儿增添了更多的嘈杂声和尘土。

    春天来了，别的街上去学校读书的小姑娘们都穿上了漂亮的新衣裳。但是，这个盖特街来的小姑娘还是穿着那件她已穿了一冬的脏罩衫，也许，她只有这一身衣服。

    她的老师深深地叹了口气：多好的小姑娘呵！她学习起来可真用功，她懂礼貌，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可惜，她的脸从来也不洗，还有一头蓬乱的头发。

    一天，老师对这个小姑娘说：“明天你来上学以前，请你为我洗洗你自己的脸，好吗？”老师看得出，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

    第二天，漂亮的小姑娘洗干净了脸，还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放学时，老师又对她说：“好孩子，让妈妈帮你洗洗衣服吧！”

    可是，小姑娘还是每天穿着那身脏衣服来上学。“她的妈妈可能不喜欢她？”老师想。于是老师去买了一件美丽的蓝色连衣裙，送给了小姑娘，孩子接过这礼物，又惊又喜，她飞快地向家里跑去。

    第二天，小姑娘穿着那件美丽的裙子来上学了，她又干净又整齐，兴高采烈地对老师说：“我妈妈看我穿上这身新衣服，嘴巴都张大了。爸爸出门去找工作了，可是没关系，吃晚饭时他会看到我的。”

    爸爸看到穿着新衣服的女儿时，他不禁暗暗地说：“真没想到，我的女儿竟这么漂亮！”当全家人坐下吃饭时，他又吃了一惊：桌子上铺了桌布！家里的饭桌上从来没用过桌布。他不禁问：“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整洁起来了，”他的妻子说，“又脏又乱的屋子对我们这个干净漂亮的小宝贝来说，可不是个好事。”

    晚饭后，妈妈就开始擦洗地板，爸爸站在一旁看了会儿，就不声不响地拿起工具，到后院去修理院子的栅栏去了。第二天晚上，全家人开始在院子里开辟一个小花园。

    第二个星期，邻居开始关心地看着小姑娘家的活动，接着，他也开始油漆自己那个多年未曾动过的房屋了。这两家人的活动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于是，有人向政府、教会和学校呼吁：应该帮助这条没有人行道、没有自来水的街上的居民，他们的境况这样糟，可是他们仍然在尽力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

    几个月后，盖特街简直变得让人认不出了。修了人行道，安上了路灯，院里接上了自来水。小姑娘穿上她的新衣服的六个月后，盖特街已经是住着友好的、可敬的人们的整洁街道了。

    得知盖特街变化的人们管这叫“盖特街的整洁化”，这个奇迹愈传愈远。

    其他城市的人们听到这个故事，也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的“整洁化”运动，到1913年，有上千个美国城镇组织了修理、油漆房屋的活动。

    当一个老师送给一个小女孩一件蓝色的新衣裳时，谁能料到会引起什么奇迹呢！

    非同寻常的出租车

    我刚坐进这辆出租车，就感觉到了它的非同寻常：车厢地板上铺着山羊毛地毯，地毯边上撒着鲜艳的深秋红叶，玻璃隔板上镶着梵高和高更名画的小幅复制品，车窗晶亮透明，一尘不染。

    我对司机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漂亮的出租车。”

    “我喜欢听到乘客这样赞美我的车。”司机笑着说。“装饰得这么漂亮，这是你自己的车吗？”我问。“不，这不是我的车，这是公司的。”他说，“多年以前，我还在出租车公司当清洁工的时候，就想到这个主意了。那时候，每天晚上车子回到公司停车场时，都龌龊得像个垃圾桶，地板上到处都是烟屁股和火柴梗，座位上或车门把手上总粘有一些黏糊糊的东西，像花生酱啦、口香糖渣啦什么的，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我当时就想，如果有一辆值得乘客们去自觉保持清洁的出租车，他们或许就会更多地为别人着想了。我相信，人人都懂得珍惜美的事物。”

    “后来，我领到了出租车营业执照，便马上用上了这个主意。我把公司给我驾驶的出租车收拾得干干净净，又自己掏钱去买来了一张漂亮的薄地毯和一些鲜花。每个乘客下车后，我都要仔细地察看一下车子的卫生状况，因为我一定要让后来的每一个乘客都感觉到它的整洁。所以，我的车每天回到停车场后，都依然十分干净。这样过了大约一个月，我的老板就把这辆车交给了我承包，于是我又买来了那些名画复制品。”

    “我从15年前就开始驾驶出租车了，我的乘客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没有人在我的车厢地板上乱扔烟头，也没有谁会在我的车上乱抹花生酱或口香糖渣。先生，正像我听说的那样，每一个人都懂得珍惜美，也懂得欣赏美。假如我们的城市多种一些花草树木，将所有的楼房屋宇都打扮得干干净净，我敢和你打赌，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不会在大街上乱扔垃圾的。”

    我心想，这位司机正在述说着一条平凡的真理，但它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真理。人天生就爱美，大部分人不必接受任何教诲就懂得美是来之不易的。因此，当他们见到美好的事物时，他们的心灵就会立即作出相应的感应；而如果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本身就是美的一部分，那么，他们不仅不会去糟蹋美，而且会想方设法去爱护美，进而还会为美锦上添花。

    弯腰的哲学

    孟买佛学院是印度最著名的佛学院之一。这所佛学院之所以著名，除了它建筑历史的久远和它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其他佛学院所没有的。

    这是极其微小的细节，但是，所有到过这里的人再出来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承认，正是这个细节让他们受益无穷。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细节：孟买佛学院在它的正门一侧又开了个小门，这个小门只有一米五高，四十厘米宽，一个成年人要想过去必须弯腰侧身，不然就只能碰壁了。

    所有刚刚进入佛学院的人，都十分纳闷：那么大的佛学院，有着壮观巍峨的大门可以堂皇地出入，还开这个小门干什么？

    其实，这正是孟买佛学院给它的学生上的人生第一堂课。所有新来的人，教师都会引导他到这个小门旁，让他进出一次。

    很显然，所有的人都是弯腰侧身进出的，尽管暂时有失礼仪和风度，却达到了目的。教师说，大门当然出入方便，而且能够让一个人很体面很有风度地出入。但有很多时候，我们要出入的地方并不都是有着壮观的大门的，或者，有大门也不是可以随便出入的。这时只有学会了弯腰和侧身的人，只有暂时放下身价和体面的人才能够出入。否则，你就只能被挡在院墙之外了。

    佛学院的教师告诉他们的学生，佛家的哲学就在这个小门里，人生的哲学也在这个小门里。人生的路上，尤其是通向成功的门上，所有的门都是需要弯腰侧身才可以进去的。

    罗丹的启示

    我那时大约25岁，在巴黎研究与写作。许多人都称赞我发表过的文章，有些我自己也喜欢。但是，我心里深深感到我还能写得更好，虽然我不能断定那症结的所在。

    这时，一个伟大的人给了我一个伟大的启示。那件仿佛微乎其微的事，竟成为我一生的关键。

    有一晚，在比利时名作家魏尔哈伦家里，一位年长的画家慨叹着雕塑美术的衰落。我年轻而好饶舌，热烈地反对他的意见。“就在这城里，”我说，“不是住着一个与米开朗基罗媲美的雕刻家吗？罗丹的《沉思者》、《巴尔扎克》，不是同他用以雕塑他们的大理石一样永垂不朽吗？”

    当我倾吐完了的时候，魏尔哈伦高兴地指指我的背。“我明天要去看罗丹，”他说，“来，一块儿去吧。凡像你这样赞美他的人都该去会他。”

    我充满了喜悦，但第二天魏尔哈伦把我带到雕刻家那里的时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在老朋友畅谈之际，我觉得我似乎是一个多余的不速之客。

    但是，最伟大的人是最亲切的。我们告别时，罗丹转向了我。“我想你也许愿意看看我的雕刻，”他说，“我恐怕这里简直什么也没有。可是礼拜天，你到麦东来同我一块吃饭吧。”

    在罗丹朴素的别墅里，我们在一张小桌前坐下吃便饭。不久，他温和的眼睛发出的激励的凝视，他本身的纯朴，宽释了我的不安。

    在他的工作室，有着大窗户的简朴的屋子，有完成的雕像，许许多多小塑样一只胳膊，一只手，有的只是一只手指或者指节——他已动工而搁下的雕像，堆着草图的桌子，一生不断的追求与劳作的地方。

    罗丹罩上了粗布工作衫，因而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工人。他在一个台架前停着。“这是我的近作。”他说，他揭开湿布，现出一座女性正身像，以黏土美好地塑成的。“这已完工了。”我想。

    他退后一步，仔细看着，这身材魁梧、阔肩、白髯的老人。

    但是在审视片刻之后，他低语着：“就是这肩上线条还是太粗。对不起……”他拿起刮刀、木刀片轻轻滑过软和的黏土，给肌肉一种更柔美的光泽。他的手动起来了，他的眼睛闪耀着。“还有那里……还有那里……”他又修改了一下，他走回去。他把台架转过来，含糊地吐着奇异的喉音。时而，他的眼睛高兴得发亮；时而，他的双肩苦恼地蹙着。他捏好小块的黏土，粘在塑像身上，刮开一些。这样过了半点钟，一点钟……他没有再向我说过一句话。他忘掉了一切，除了他要创造的更崇高的形体的意象。他专注于他的工作，犹如在创世之初的上帝。最后，带着舒叹，他扔下刮刀，一个男子把披肩披到他情人肩上那种温存关怀般地把湿布蒙上女正身像。于是，他又转身要走，那身材魁梧的老人。

    在他快走到门口之前，他看见了我。他凝视着，就在那时他才记起，他显然对他的失礼而惊惶。“对不起，先生，我完全把你忘记了，可是你知道……”我握着他的手，感谢地紧握着。也许他已领悟我所感受到的，因为在我们走出屋子时他微笑了，用手搀着我的肩头。

    在麦东那天下午，我学得的比在学校所有的时间都多。从此，我知道凡人类的工作必须怎样做，假如那是好而又值得的。

    再没有什么像亲见一个人全然忘记时间、地方与世界那样使我感动。那时，我醒悟到一切艺术与伟业的奥妙——专心，完成或大或小的事情的全力集中，把易于松弛的意志贯注在一件事情上的本领。

    于是，我察觉我至今在我自己的工作上所缺少的是什么——那能使人除了追求完整的意志而外把一切都忘掉的热忱，一个人一定要能够把他自己完全沉浸在他的工作里。没有——我现在才知道——别的秘诀。

    极小的事，温暖的心

    意大利的琼·凯西，因自小家境贫寒，9岁时不得不退学，跟母亲在一所学校边上开设了一间文具店。因为店小得只有七八平方米，因此赚不了多少钱，只能简简单单地维持生活。可母亲却拿出一大瓶胶水，供学生们在买信封、贴邮票时白用。

    在当时，这瓶胶水，琼和母亲得用一天的时间才能赚到。琼很不理解。母亲却说，极小的事，有时反而会让人感到温暖。只有让人感到温暖，才能做好生意，就是不做生意，能让人感到温暖，也是件好事。

    不久，母亲又拿出一个转笔刀，供学生们白用，那时转笔刀刚刚问世，多数学生还买不起，就都到小店来削铅笔。几天时间，转笔刀就会坏掉。母亲就再拿出一个。

    琼和母亲开的小店，利润微薄，却总能让人感到温暖和亲切。几年后，琼长到了15岁，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了。意大利曾是个自行车较多的国家，琼便在自家的小店前，修起了自行车。这是琼自己第一次创业。

    琼准备了一些气门芯，供前来修车的人白用。别家修车，气门芯都是要花钱的，只有琼是白送，这很让人惊奇。学生们宁可多跑一两里路，也要来琼这里修车。若干年后，琼开设了自己的私人快递业务。别家的快递公司，邮件包装都是要收取费用的。而在琼这里，简单的包装却是免费的。琼比任何快递公司都赚得少，但琼很快就赢得了人心。

    琼没有读过几天书，却爱上了文学。29岁时，他接手了一本即将倒闭的《快乐生活》杂志。这类杂志，当时在意大利有十几家，竞争十分激烈。琼没有办过杂志。但琼知道只要有好稿子，读者就会买账。于是琼开始征集好稿子。别家的杂志在征稿启事上，价钱标得都不低。一般都注称：好稿，600元以上。

    琼也是这样注称的。按说没有任何新意和竞争力。但一年过后，琼接手的《快乐生活》杂志，发行量却直线上升，到了第三年，已经在意大利排行前三名了。原因是《快乐生活》给读者提供的好稿最多。读者公认《快乐生活》是一本最好的杂志。原来，别家定得稿费标准虽然很高，但实际付给作者的却是最低的底线。高稿酬只是一个诱饵。只有《快乐生活》才是真正以稿论价，能给20元的，就要给到30元，能给200的，绝不给180。走的都是上线。好稿自然源源不断，杂志的销量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琼所实行的手段，从大的方面说，仍然属于小事，但琼的做法却让人感到真诚、温暖。人们是在向温暖靠近。

    琼在39岁时，又接手了一家汽车经销店。琼接手时，让员工们做好准备，先赔半年钱。谁都知道琼是最能赚钱的人，可他宣布的却是赔钱。琼的对外发布，更是让车市一片哗然：凡是来本店购车的，本店一律送内饰。琼是整个意大利第一个如此卖车的人，也是全世界首创卖车送内饰的人。不到半年，琼的店开始赚钱了。琼在50岁时，创办了意大利最大的连锁超市。别家的超市都是一分一厘地与顾客计算。琼的超市却是为顾客省下零钱。凡是零分，都由超市负担。让几分钱，对于一个超市，仍属小事，但琼却赢得了人心。

    “极小的事，温暖的心。”琼一生都是这么做的。看起来没有什么，平常得不足挂齿。但是错了，天下绝大部分的人，是万万做不到的。越是有钱人，骨子里越是斤斤计较。银行是最有钱的地方，却要一分一厘地与客户来往。精算到点点点点后面的几位数，经常算到让顾客无法忍受的程度，甚至连打印存折的油墨，也舍不得多换，存折上的字迹，总是淡得模模糊糊，因为这样最省钱。

    自然之道

    鲁莽相助，往往只会适得其反。在加拉巴哥群岛最南端的海岛上，我和七位旅行者由一位当地的年轻人做向导，沿着白色的沙滩行进。当时，我们正在寻找太平洋绿色海龟孵卵的巢穴。

    小海龟孵出后可长至330磅。它们大多在四五月份时出世，然后拼命地爬向大海，否则就会被空中的捕食者逮去做了美餐。

    黄昏时，如果年幼的海龟们准备逃走，那么这时就先有一只小海龟冒出沙面来，作一番侦察，试探一下如果它的兄弟姐妹们跟着出来是否安全。

    我恰好碰到了一个很大的、碗形的巢穴。一只小海龟正把它的灰脑袋伸出沙面约有半英寸。当我的伙伴们聚过来时，我们听到身后的灌木丛中发出了瑟瑟的声响。只见一只反舌鸟飞了过来。“别作声，注意看。”当那只反舌鸟移近小海龟的脑袋时，我们那位年轻的厄瓜多尔向导提醒说，“它马上就要进攻了。”

    反舌鸟一步一步地走近巢穴的开口处，开始用嘴啄那小海龟的脑袋，企图把它拖到沙滩上面来。

    伙伴们一个个紧张得连呼吸声都加重了。“你们干吗无动于衷？”只听一个人喊道。

    向导用手指压住自己的嘴唇，说：“这是自然规律。”“我不能坐在这儿看着这种事情发生。”一位和善的洛杉矶游客提出了抗议。“你为什么不听他的？”我替那位向导辩护道，“我们不应该干预它们。”

    一位同船而来的人说：“只要与人类无关，也就没什么危害。”“既然你们不干，那就看我的吧！”她丈夫警告着说。

    我们的争吵声把那只反舌鸟给惊跑了。那位向导极不情愿地把小海龟从洞中拉了出来，帮助它向大海爬去。

    然而，随后所发生的一切使我们每个人都惊呆了。不单单是那只获救的小海龟急急忙忙地奔向那安全的大海，无数的幼龟——由于收到一种错误的安全信号——都从巢穴中涌了出来，涉水向那高高的潮头奔去。

    我们的所作所为简直是愚蠢透了。小海龟们不仅由于错误的信号而大量地涌出洞穴，而且它们这种疯狂的冲刺发生得太早了。黄昏时仍有余光，因此，它们无法躲避空中那些急不可耐的捕食者。

    只见刹那间，空中就布满了惊喜万分的军舰鸟、海鹅和海鸥。一对加拉巴哥秃鹰瞪着大眼睛降落在海滩上。越来越多的反舌鸟群急切地追逐着它们那在海滩上拼命涉水爬行的“美餐”。

    “噢，上帝！”我听到身后有一人叫道，“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对小海龟的屠杀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年轻的向导为了弥补这违背自己初衷的恶果，抓起一顶垒球帽，把小海龟装到帽子中。只见他费力地走进海水里，将小海龟放掉，然后拼命地挥动手中的帽子，去驱赶那一群接着一群的军舰鸟和海鹅。

    屠杀过后，空中满是刽子手们饱餐之后的庆贺声。那两只秃鹰静静地立在河滩上，希望能再逮住一只落伍的小海龟来做食物。此时所能听到的只是湖水击打加德勒海湾白色沙滩的声音。

    大家垂头丧气地沿着沙滩缓缓而行。这帮过于富有人情味的人此时变得沉默寡言了。这肃静也许包含着一种沉思。

    复活的老狼

    动物园要淘汰一对25岁的狼。25岁的狼是非常年老的狼了。按照以往的老做法，淘汰的方法是这样的：把笼子上的吊门打开一半，等狼探出脑袋时，安然放下吊门，夹住狼头，用铁棍狠击几下狼头，狼就会一命呜呼。

    1995年墨西哥MTA 有线电视台获得这个信息后，马上派人和动物园联系，签订了一份合同。原来这家电视台正要拍摄一部名叫《狼的故事》的专题片，这两条老狼正好派得上用场。

    当然不再用老办法打死狼，一切得按合同办事。

    这一对老狼被转移到一个可以移动的铁笼子里，这个笼子又被搬运到一块草地的中央。这块草地被一些灌木丛包围着，灌木丛之外还有一道铁丝网。这儿原本是圈养袋鼠的地方。导演要在这儿拍摄那部专题片的结尾部分：老狼之死。到开拍的时候，铁笼子会被撤走。这一对老狼出现在屏幕上时，就和在荒野里一样逼真。

    这么摆布并没有引起两头老狼的反感。这对狼被囚禁了将近20年，对什么事都不大在乎了。

    不过，这一次它们不得不在乎，因为按照剧本的规定，这对狼必须活活地饿死。

    早晨7点光景，老狼看见管理员推着装满食物的小推车在灌木丛那边出现，立刻站了起来。它们灵敏的鼻子已经闻到了生肉的香味。它们每天能从管理员那里得到一小块好吃的生肉和一些不好吃的食物。但这一次，管理员并没有送水和食物来，小推车吱吱嘎嘎远去了，消失了，而且整整一天再也没出现。

    两条狼在笼子里一声一声地嚎叫。这叫声起先是一种呼号，好像在提醒管理员别把它们忘了。后来的嚎叫是一种怒吼，在向人提出抗议。再后来，这叫声成了一种呻吟，凄厉得要命。

    它们在笼子里疾走、奔突，最后虚弱地卧倒了。傍晚时分，电视台的导演和动物园的一名专家来到了笼子边。导演请动物学家估计一下这一对老狼在断食又断水的情况下还能活多久，到什么时候能将铁笼子撤走而狼不再对摄制组的人员构成危险。动物学家的结论是3天：即使按常规供食，这对老狼的寿命也只有几十天了。

    这一对老狼毕竟和人打过20年的交道，虽然听不懂人的话，但能大致猜出人的意图。它们明白人类要处死它们了。

    狼是不怕死的动物，同时又是最不肯轻易死去的动物。如果这个笼子没有铁皮制成的笼底的话，它们一定会在一夜之间掘洞而逃。这天夜里，又饥又渴的老狼拼命把尖嘴从笼缝里挤出去叼食笼边的青草。吃青草至少可以稍稍减轻一点口渴的痛苦。

    第三天傍晚，导演来了。他打算晚上就弄走铁笼子，录制老狼垂死的镜头。

    两条老狼已经3天没吃没喝了，它们趴在笼子里，眼皮耷拉，舌头软软地拖在嘴角，全身肌肉松弛着，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了。导演试着用一根小木棒慢慢去接近公狼的头部。当小木棒靠近时，公狼睁开了一只眼睛。导演就在这只眼睛里看到了狼的仇恨、狡诈和残存的生命力。导演放弃了当晚录制的念头。

    导演走后，从灌木丛里走来了一只大黄猫。这只从小生活在动物园的黄猫很通人性，猜到这里将会发生有趣的事情，是来凑热闹，看稀奇的。黄猫鬼鬼祟祟地绕着铁笼子走了一圈，突然冲着狼大叫了一声。两条狼只微微动了一下耳尖，连眼睛也没睁开。黄猫看出狼快死了，很高兴，很想作弄一下垂死的狼。可它一时又想不出花招，转了几圈之后便走了。虽然是垂死的狼，可散发出的狼的气味还是使黄猫觉得心神不宁。

    第四天，导演又来了。他还是用小木棒去试探老狼。这一次两条狼已变得木木的了，除了腹部时不时有一点起伏外，在狼身上再难找出一丝活着的迹象来。导演决定当晚就撤笼开拍。如果狼真的死去，录制计划就会落空。

    导演刚走，那只幸灾乐祸的黄猫又来到了笼子边。这一次它已想好了作弄狼的办法。它要爬到笼子顶上去向老狼拉屎撒尿。它憋着一大泡尿，存心好好戏弄一下老狼。

    黄猫开始沿笼壁向上攀爬。这是猫的拿手好戏。就在这时，公狼的眼睛突然露出一条缝，猛抬起头颅，向黄猫扑去。这是黄猫万万没料到的。公狼本想咬住猫爪，但极度的虚弱使它的动作不再准确，它只咬住了黄猫的尾巴。

    黄猫惨叫着，拼命抓住铁栅栏，不让狼把它扯进笼子里。其实公狼这一扑几乎用光了力量，已经没有扯黄猫的力气了，公狼的牙齿在簌簌发抖。

    母狼吃力地睁开眼睛，眼前的场面强烈地刺激了它。

    它拼力抬起头来，挣扎着想去帮助一下公狼。但是它没能做到这一点，它比公狼更虚弱，连头也抬不起来了。惊慌失措的黄猫已惊吓到了屁滚尿流的地步，一泡热尿喷在公狼的头上。正是这尿液救了黄猫的命。干渴万分的公狼，急忙放开了咬着的猫尾巴，舔着不知从哪儿来的水。

    黄猫狼狈地逃离铁笼子，逃到屋顶上，舔着被狼咬断的尾巴，抖了老半天。从此它见到狼皮也会吓得灵魂出窍了。

    这时候，导演带着他的摄制组来到了草地上。导演派人撤掉铁笼子，让两条老狼趴伏在草地上，还叫人给两只狼喂了一点点水，好让狼稍微恢复一点活力。

    公狼先睁开了眼睛，眼内闪着绿幽幽的光，充满了仇恨和杀气，盯住了对着它的摄像机。

    母狼也睁开了眼睛，眼光却投向公狼。公狼发现了母狼的举动，低下头去和母狼对视着，喉咙里还很难地发出了一点儿嘶哑的声音。母狼挪动了一下身体，把自己的头颅枕到公狼的前爪上。公狼呜咽着，吻摸着母狼的脸颊……导演对这一对老狼的表演非常满意。专题脚本就是这么写的：历经磨难的一对老狼相依为命，在荒野中平静地躺着，渐渐失去活力……导演高兴地说：“太精彩了！太动人了！”

    在水银灯下，两只老狼头枕着头慢慢闭上了眼睛，连一点点动静也没有了。大家都以为它们真的死了。

    录制结束时已是深夜时分，导演带着人走了。动物园的管理人员因为困倦也没有及时处理死狼，都回去睡了。

    导演回到住地，躺在床上，还在想着那一对活活被饿死的老狼。这两头老狼不可能活得长了，但如果不是拍电视，它们不会死得这么痛苦。它们被囚禁了漫长的20年，活得很痛苦，为了他的电视又死得非常痛苦。导演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这样想着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导演就赶到了动物园。不知怎么的，他还想去看一看那一对死去的老狼。按照合同，摄制组还要负责死狼的埋葬事宜。

    当导演走进铁丝网，穿过灌木丛，把目光投向草地中央时，他全身的毛发一下子竖了起来。

    那只公狼奇迹般地复活了，而且很神气地站立在那里，眼睛里闪动着绿幽幽的凶光，嘴角沾满了紫色的血块。母狼不见了，只在公狼的脚边留下了一堆灰白色的毛和啃光了的白骨。

    导演惊叫了一声。公狼把尖嘴朝向空中，发出一声悲怆的嚎叫。

    终生记忆

    不论命运眷顾你还是作践你，你生来就是为了胜利。我去阿尔卑斯山里探望姑母海尔嘉的那个夏天，刚满十岁。我在瑞士北部我的家乡巴塞尔登上火车，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欣赏掠过的风景。没多久，火车已到了深山，向上攀行。瀑布从高耸入云的悬崖奔腾而下，山羊遍野。最后，火车到达姑母住的狄森蒂斯村，村庄四周尽是覆雪的山峰。

    离开家人到陌生地方作客很新奇刺激，不过有时我也觉得寂寞，这时候我就会走到海尔嘉姑母家附近那条寒冽、浪花翻滚的小溪去解闷。

    一天早上，我拾了些木材，钉成水轮。水轮的叶片用薄板造成，钉在木杆的两端削了一条圆形凹槽，那样木杆就能稳稳地在两根树枝的丫杈上自由转动。

    我把水轮装在一处沙底水道的尽头，溪水就在那里落下浅潭。但是水流的速度令我伤透脑筋，不是太急把水轮冲到下游，就是太慢推不动水轮。

    就在那时候，我注意到站在岩石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修士。他的出现使我吃了一惊。不过看到他的黑僧服和剃光的头顶，我也没有感到太意外。在乡村里常常都会碰到修士，离小溪水不远就矗立着狄森蒂斯修道院，那是瑞士最古老的本笃会修道院。我当时是个自负的孩子，一心要让这陌生人见识一下聪明的城市孩子的本领。我继续用冻僵的手指装置水轮，但是水轮却坍塌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修士爬下山坡走到水道旁边，蹲下来踏进溪流。他非常有耐性地用细沙和卵石筑起一道防堤，然后把水轮插进小溪里。

    但是小机器还是不听话。他皱皱眉头，伸手探进僧服衣内的袋里摸索，掏出一把有闪亮蓝柄的小刀。它似乎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奇妙的工具。

    修士的眼睛闪烁着光芒，打开摺刀，削宽了轮轴上的凹槽，并且把它修平滑，然后他把水轮装在支架上。水轮终于转动了，浸在倾泻而下的小溪里，溅着水花，愉快地发出咔哒的声，一板一眼的像个节拍器。

    爬出小溪后，我跟修士握手，又像个小学生那样向他鞠躬，谢谢他帮忙。

    “别客气，”他答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又请教他贵姓。“毕阿图斯神父。”他回答。我们闲聊着，大谈水轮。接着他邀请我去他的家狄森蒂斯修道院看看。这可真够新奇刺激。对一个信奉新教的男孩来说，天主教修道院使他联想到戴兜帽的修士、阴暗的走廊和冷冰冰的斗室。而尤其令我想象到的是静寂，深沉的静寂——一想到这儿，就能把一个活泼的十岁男孩闷死。

    可是这个人很友善，又能像木匠那样削木头、像工程师那般筑坝，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自在安心，因此我接受了邀请。

    我对四十年前那个上午所看到的一切，记不得多少。只记得我们穿过一道高大木门进入修道院，然后穿越大鹅卵石铺的院子。左边是教堂，一幢有两个高耸尖塔的雄伟建筑；正前方是宿舍，庞大、坚固、静寂。我们爬上宽阔的花岗石楼梯。石阶经过许多世代修士的践踏已经磨损，而且擦得几乎成了白色。光从走廊一边的古老窗子射进来，走廊的另一边是一排排的房门，门后似乎藏着重大的秘密。

    最后，我们来到毕阿图斯神父的居室。他打开房门，我看到的令我很惊讶。阳光射进有瓷砖壁炉的大房间。书架高达天花板，狭窄的床上铺着一条被子。能令我记起这是修道院的，就只有装了十字架的祈祷壁龛和香炉散出的芬芳。

    不过，还有一件事——一件奇怪得令我张口结舌的事。毕阿图斯神父有两架钢琴，不是一架。“我爱音乐，”他解释，“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要保持安静，因此，我装了这个特殊的乐器。”

    他走到其中一个键盘前面。“这个是电动的。我可以把音量调低，然后尽情练习。”说完就坐下弹奏起来。

    琴声只勉强可闻，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听来好像远方的天使在合唱。

    下午时分，钟声召唤毕阿图斯神父去做他的分内事。他答应晨间散步时来找我，那个夏天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他告诉我他是学者，专门研究语言。他的专长是罗曼什语，那是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以外在瑞士通行的第四种语言。他常常挑灯夜读，钻研古籍，找寻这种语言的蛛丝马迹。保存罗曼什语就是他终身的工作。

    不过他最爱的还是音乐。他提及的事之中，最奇妙的是一项计划，能把他这两种兴趣结合在一起：他已经重新编就一台拉丁语弥撒，唱诗部分则用罗曼什语。两个星期内弥撒就会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举行。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说要问过姑母。她非常兴奋，于是我们就穿了最好的衣服去参加弥撒。仪式的华丽场面最受人注目。教区主教亲临修道院主持弥撒，参加仪式的还有穿了彩色法衣的教士和辅祭。他们在祭坛附近聚成夺目的画面，高唱毕阿图斯神父抢救下来的古代赞美诗。

    我照着他预先给我、附有德译歌词的打字曲谱跟着唱。

    那个夏天，我们最后一次山间散步时，我问修士他名字的意义。他解释，他是领受了神职的教士，所以叫“神父”，而“毕阿图斯”是拉丁文，意即“快乐”。我想，对这样一位宁静恬淡的人，这个名字取得再好也没有了。

    临别时，他给了我那把我曾经羡慕不已的蓝柄小刀做礼物。我把它深藏在裤袋里，然后朝我们初次相遇的小溪跑去。此后我再没有看到过毕阿图斯神父。

    回到家，我把小刀珍如拱璧。不过任何东西都很难永葆不失，尤其是在一个男孩的口袋里。一时粗心大意，就失去了把我和那位特殊朋友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东西。

    我到多年以后才领悟到毕阿图斯神父给了我一份更重要的礼物，就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这教训可见之于他装简陋水轮时的耐心、他对修道院规则深明大义的服从，他只是随遇而安，尽量做到最好。他既不顽抗无法预测的现实，也没有被它们击败。他的天才在于顺应当时情势。

    从那架电动钢琴可见到毕阿图斯神父随机应变的能力。他一方面接受修道院的清规戒律，又设法使这些规律不影响他达到目标。正像水轮在混乱中得到秩序一样，毕阿图斯神父在静寂之海中得到了音乐。

    连他的名字也包含着这种人生观，它反映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然后选择快乐的。凭他四十多年前那个夏天所说所做的一切，毕阿图斯神父使我明白到，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我们要幸福，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魔术的秘密

    在一个小城里，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裕，甚至还有些艰苦，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愉快的笑容。这是因为小城里有一位伟大的魔术师——老比尔。老比尔出神入化的魔术表演给人们带来了非比寻常的乐趣。

    老比尔每天晚上在小城的大剧场里表演魔术，剧场里总是坐满了观众。虽然大家都知道魔术肯定是假的，但还是被老比尔魔术中营造出的梦境所吸引。大家尤其喜欢老比尔的几个经典魔术，在这几个魔术中，老比尔让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

    一个魔术是穿山而过。人们眼看着老比尔从山这边的白纱布下消失，从山的另一侧揭开白纱布走出来。另一个是空中飞人，大家真切地看到老比尔从舞台上缓缓升起，在舞台上空自由地飞行。

    好奇的观众不时地会问老比尔，那两个魔术到底是怎么演的？老比尔总是笑而不答。

    老比尔老了，接替他的是小比尔。小比尔的演出像老比尔一样精彩绝伦，赢得了人们的赞叹和掌声。像过去一样，人们在小比尔的魔术中愉快地生活着。

    一次演出的间隙中，小比尔向大家展示了几个小魔术的表演方法，他发现大家对魔术的秘密非常感兴趣。

    于是，接下来每天的演出中小比尔不顾父亲的阻拦，把许多魔术的秘密揭示给大家。他认为观众的需要就是演员的职责。

    大剧场出现了空前火爆的场面，每次演出时都坐满了观众，大家终于知道了多年来老比尔的魔术秘密。明白了穿山而过是山里从前就有一条密道。空中飞人是在表演者身上系着一条细细的透明钢丝。

    小比尔演出回来，总会把观众对魔术秘密的激情和狂热告诉老比尔，老比尔总是痛苦地摇着头。

    小比尔每天晚上还是准时到大剧场里进行演出，然而，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剧场里的观众越来越少了，最后几乎没有人再来观看魔术表演了。小城里的居民们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快乐了，一天比一天变得愁眉苦脸起来。

    一天，小比尔垂头丧气地站在父亲面前，他希望父亲能告诉他为什么会这样。老比尔说：“魔术给人们编织了一个美妙的梦境，你揭示了魔术的秘密，同时也撕碎了人们心中的梦想。人活着需要有梦。”

    计程车上的乘客

    我在纽约市开计程车，有28年3个月零12天之久了。你现在如果问我昨天早餐吃的是什么，我可能说不出。但是有一个乘客我却记得非常清楚，终生也不会忘记。

    那是1966年春天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阳光普照。

    我的车子在约克大街上走来走去找顾客。但是天气太好，要乘计程车的人不多。在68街纽约医院对面，我碰上红灯，停车等候，这时我看到一个穿得很体面的人从医院的台阶上急步下来，举手叫车。

    正在那时，绿灯亮了，后面那部车子的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我也听到警察吹哨子要我开走，但是我不打算放弃这个客人。终于那人来到了，跳进汽车。他说：“请去拉瓜迪亚机场。谢谢你等我。”

    我心里想：真是好消息。星期一早上，拉瓜迪亚机场很热闹，如果运气好，我可能有回程乘客。那就够满意了。

    我照例猜想乘客是个怎么样的人。这个人喜欢说话吗？会一声不发吗？抑或只是埋头看报？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跟我攀谈，问的再平常不过：“你喜欢开计程车吗？”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我也给他一个很普通的回答。“也不错，”我说，“糊口不成问题，有时还会遇到有趣的人。可是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每星期多赚100元，我就会改行。你也会吧？”

    他的回答引起了我的兴趣：“如果要我每星期减薪100元，我也不会改行。”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说这样的话。

    “你是干哪一行的？”“我在纽约医院的神经科做事。”

    我对我的乘客总感到很好奇，并且尽量向人讨教。在行车的时候，我都跟乘客谈得很投契，也时常得到做会计师、律师、水管匠的乘客的指点。也许这个人真的喜欢他的工作，又也许只是因为在这春日早晨他的心情很好。不过我决定了请他帮忙。我们很快就要到达飞机场了，我于是不顾一切对他说了出来。

    “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大忙吗？”他没有开口。“我有一个儿子，15岁，是个很乖的孩子。他在学校里成绩好。今年夏天我们想叫他参加夏令营，他却想做暑期工。可是15岁的孩子，如果他老子不认识一些老板，就不会有人雇用他。而我就一个老板也不认识。”我停了一下。“你有可能帮他找一份暑期工作吗？没有酬劳也行。”

    他仍然没有开口。我开始觉得自己很傻，实在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最后，车子开到机场大厦的斜路时，他说：“医科学生暑期有一项研究计划要做，也许他可以去帮忙。叫他把学校成绩单寄给我吧。”

    他伸手到口袋里找名片，但是找不到。他问我：“你有纸没有？”

    我把装午餐的牛皮纸袋撕下一块来。他写了几个字，然后付车资走了。我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

    那天晚上，我和家人围坐在晚餐桌旁，我从衬衫口袋里掏出那小块纸来，洋洋得意地说：“罗比，这可能会帮你找到暑期工作。”他高声读出来：“弗雷德·普鲁梅，纽约医院。”

    我太太说：“他是医生吗？”我儿子说：“这是开玩笑吗？”

    经我不断唠叨、哄骗、大声叫嚷，最后还威胁不给他零用钱，罗比才在第二天早上把成绩单寄出。

    两个星期后，我下班回家，见到儿子满面笑容。他递给我一封用很讲究的凹凸信纸写给他的信，信纸上端印着“纽约医院神经科主任弗雷德·普鲁梅医学博士”一行字。信上叫他打电话给普鲁梅医生的秘书，约个时间晤谈。

    罗比得到了那份工作。做了两个星期义工之后，他每星期获得40元工资，一直到暑期结束为止。他跟着普鲁梅医生在医院里走来走去，做些小差事，这虽然微不足道，但他穿着白色实验工作服，自觉也很重要。

    第二年夏天，他又到医院去做暑期工，这一次责任稍微重些了。中学快毕业时，普鲁梅医生很周到，替他写了一些推荐信给几所大学。罗比最后获得布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们高兴极了。

    第三年夏天，他又到医院去做暑期工作，渐渐对行医产生了热爱。大学快毕业时，他申请进医学院。普鲁梅医生又替他写推荐信，推许他的才能和人品。

    罗比获得纽约医院的录取。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做了四年妇产科实习医生。计程车司机的儿子罗伯特·斯特恩医生后来成了纽约市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妇科住院主任医生。现在，他自己开业行医。

    有人会说这是命运，我想这确是命运。可是这证明了寻常的偶遇也会带来无穷的机会，甚至寻常到像驾驶计程车载客人走一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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