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森事故

    在朝鲜战争中，交战双方都抓了许多俘虏，其中美军有4300人被俘。战争结束后，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战双方应该遣返所有战俘，这时候，杜鲁门总统耍了一个小聪明，提出了“自愿遣返”的政策：战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回到美国或留在朝鲜，甚至还可以选择去任意一个交战国。杜鲁门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志愿军战俘不愿意回到中国，结果，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有23名美国战俘不愿意回到美国，选择留在中国。

    这23名战俘的决定让杜鲁门傻了眼，他不禁疑惑，难道中国志愿军有什么奇特的招数，改变了美国人的思想吗？为了劝说这23人改变主意，杜鲁门政府派了牧师进行说服，还给他们播放父母劝他们回家的录音带，试图用亲情的力量召唤他们回家，最终只说服了2名战俘。其中一位留下来的战俘詹姆斯·维内里斯后来回忆说，杜鲁门政府为了说服他，提出了各种优惠的条件，不过，他还是决心前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23名“叛国”战俘的行为让美国人大惑不解，其他回国的战俘更让美国人感到吃惊。他们不仅没有谴责中朝战士，反而在广播里高喊着反战的口号。这一切，都让中情局感到非常恼火。据回国的战俘说，中国的志愿军没有用电极刺激他的头部，也没有将他训练成机器人，让他们机械地听从一切命令，而是慢慢地，用观念感化了他。中情局相信，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一定是苏联的“心理控制法”，这些美国士兵被俘后一定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控制，导致他们“自愿通敌”。

    为了找到苏联用“心理控制法”左右人类意志的奥秘，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情局开展了一系列人体实验的计划，来塑造中情局人员的态度、信仰、思维和行为方式，确保他们不会在被俘之后轻易改变态度，被敌军洗脑。这些美其名曰“提高人员的素质”的计划，不曾在任何方面提高过中情局的声望，反而引来了一波令其臭名昭著的丑闻。

    1953年，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批准了一个代号为MK-ULTRA的大脑控制计划，这个计划将许多不知情的美国、加拿大人变成实验室里的小白鼠，目的就是为了研发控制人脑的药物。早在十年前，当心理学家蒂莫西·莱瑞盛赞中枢神经幻觉剂（LSD）会影响大脑的运作时，中情局已经开始实施MK-ULTRA计划了，中情局想要研制出一种迷药，或者是类似健忘症之类的药丸，来提高情报人员的“大脑免疫力”。

    研究小组陆续研制了许多药物，其中包括一种名叫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强力迷幻剂。这种药物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服用后两三个小时就会发挥作用，服用者对环境和自身的判断力都会下降，如果配合心理攻势，一个人的思想就会被控制住。为了试验药物的有效性，中情局的特工、美军士兵、精神病人和普通大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都成了试验品，中情局甚至雇佣妓女，将药物用在她们的客户身上。

    麦角酸二乙基酰最早的受害者是法国蓬圣埃斯普里村的村民。1951年，蓬圣埃斯普里村的村民在一夜之间全部患病，每个人都出现了头痛、呕吐的症状，随后，村民们陷入了各种疯狂的状态。有的人放声大叫，声称自己肚子里有蛇；有的人则说自己是一架飞机，并且从二楼跳下去；有的人则说自己的心脏跳了出来，请求医生帮他装回去；一个小男孩把奶奶看成了恶魔，差点掐死她。

    村民集体发疯，几天之内就死了五个人，十多个人被鉴定为精神病，并被强制送到了精神病院。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村民是因为食用过量含有麦角菌的面粉才产生幻觉的，很快，当地一位面包师成了嫌疑最大的人，因为整个村子的人都从他的店里购买面包。科学家认为，面包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被麦角菌污染的面粉做面包，然后卖给了村民。

    多年之后，中情局的前特工证实，根本就不是什么麦角菌的问题，村民之所以会集体发疯，是因为他们体内摄入了麦角酸二乙基酰胺这种致幻剂。当时，中情局为了测试“大脑控制实验”的效果，将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喷洒到空气中，还用这种药物污染了一些食品，于是，当地的面包就成了替罪羔羊。

    除了药物研发，MK-ULTRA计划还涉及放射性移植、催眠、电击疗法和隔离技术等众多项目，美国有超过30所大学和学院参与了中情局主导的研究，到1978年，共有44所大学、15个科研机构和制药公司、12家医院以及3所感化院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相关工程。陆海军的情报部门，甚至司法部、教育部、社会保险部也给中情局提供过秘密支持。

    在电影《谍影重重》中，马特·达蒙饰演的杰森·伯恩一开始表现出严重的失忆状况，他对自己的身份、做过的事情一无所知，他的脑子里还时常闪现出一些零碎的画面，令他的生活痛苦不堪。伯恩偶然间发现，他竟然具备警察和特工的本事，不仅能用身边的小物件，如圆珠笔、灯绳之类的东西杀人，还能轻易地逃脱恶人的追捕。

    在解开“我是谁”这个谜题的过程中，伯恩终于将记忆碎片连在了一起，原来，他是中情局的一名特工，曾经参与了一个代号为“黑石楠”的秘密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人脑，参与实验的特工会被洗脑，之后失去所有的记忆，伯恩正是黑石楠计划的试验品之一。

    电影中的伯恩最终找回了自己的身份，也弄清了自己被众多杀手追杀的原因，不过，现实中的试验品弗兰克·奥尔森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中情局的药品实验者，最后从纽约宾馆的楼上跳下去，当场身亡。奥尔森的死亡成为中情局拿活人实验出现的最大问题，奥尔森去世多年后，中情局的MK-ULTRA计划逐渐曝光。

    奥尔森是美国军方化学药物的一名研究人员，同时也是中情局的员工。1953年11月，中情局的药物研究人员聚集在阿巴拉契亚山附近的一个庄园里开会，讨论关于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议题，奥尔森也是参与者之一。就在研究人员喝下手中的威士忌时，他们并不知道，威士忌里已经包含了他们自己研制的迷幻剂。稍后，中情局将真相告诉了他们，在离去时，奥尔森表现得神情焦虑。

    回到家后，奥尔森的家人发现他情绪低落，行为古怪，中情局意识到，一定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引起的，于是，中情局将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并且派专人看守。可是，精神医生的所有治疗方法对他都没有作用。后来，奥尔森的情绪失控，一天夜里，他砸完了屋内所有的东西，从住所的十楼跳了下去。

    奥尔森事故发生后，中情局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认为应该停止这种反人类的人体实验，也有人要求将实验进行下去，一位参与药物实验的人员说，人们之间互相残杀已经有几千年了，不论你是用木棍袭击敌人的头部，还是用刺刀从后面攻击，或者让他生病，这并没有不同。

    为了避免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中情局开始介入调查，最后，调查报告中显示，奥尔森的死亡是由于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不过，中情局也指出，一旦事情的真相被揭发，将影响中情局和其他部门的关系。于是，奥尔森的妻子最开始只知道丈夫是死于一种疾病。

    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开始调查中情局的药物研究工程，其中的内情逐渐被人们所知。奥尔森的家人通过国会调查得知，奥尔森死前一直被注射迷幻剂，不过，杜勒斯始终坚持奥尔森死于自杀这一说法，因为服用药物的其他人员没有出现问题。后来，奥尔森的儿子将父亲的尸体挖出，验尸发现，奥尔森的头部有外部强力撞击留下的创伤，而且，这种伤害是在他跳楼之前。为了表示对奥尔森一家的歉意，在福特总统的催促下，美国国会赔偿奥尔森的遗孀艾丽斯75万美元，并以个人名义向奥尔森家属道歉。

    1973年，赫尔姆斯下令销毁了所有关于MK-ULTRA计划的材料，两年后，国会开始正式调查，不过可供参考的文件已经所剩无几，调查也只能无果而终。如今，国会针对MK-ULTRA计划的调查已经基本停止，不过，这并不代表这一秘密计划也画上了句号。

    毒贩的保护伞

    众所周知，全球最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在美国，因此，毒枭们千方百计地将可卡因运进美国的大小城市。最初，毒品会取道加勒比海，从哥伦比亚运抵美国的佛罗里达州，20世纪80年代，美国海岸警卫队摧毁了加勒比海上的可卡因运输路线，于是，毒品贸易转道墨西哥，通过太平洋沿岸进入美国。当墨西哥开始轰轰烈烈地扫毒时，毒枭们不得不再次转移阵地，将毒品贸易转移到贫穷、动荡的中美洲。于是，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瓦尔成为重要的产毒、制毒基地，大量的可卡因经过危地马拉运往美国。

    毒品走私在美国边境如此猖獗，每年有大量的毒品进入美国境内，已然构成了对美国社会的巨大危害。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打击毒品，每每冲到扫毒前线的先锋，就是中情局。1989年，中情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毒品中心，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有关毒品走私的情报，侦察罂粟、古柯树种植的地点，跟踪海洋上的走私船以及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1994年，反毒品中心进一步扩大，负责监控全世界的毒品走私和犯罪活动。

    此外，中情局还和国外的警方合作，开展跨国扫毒活动，包括情报共享，配合抓捕毒贩等。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主要是拦截或者阻击运送毒贩的飞机，以防止美洲的毒品走私到美国。在这一过程中，中情局负责搜集情报、训练飞行员等。如此看来，中情局在打击毒品上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甚至成为美国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机构。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和毒品势不两立的机构会亲自参与毒品交易。

    说起来，这件事和两伊战争期间的“伊朗门事件”有关。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轰动一时的政治丑闻——美国在为伊拉克提供武器供应的同时，暗地里和伊朗进行军火交易，中情局则利用其中一部分交易款项，用来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军。尽管有些人开始理解里根、凯西等人对尼加拉瓜的做法，可是，中情局在整件事情中无视法律和国会的不光彩行为永远不会被人们接受。实际上，中情局在尼加拉瓜问题上做得比人们想象得更过火。

    一直以来，美国对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恨之入骨，美国对古巴的态度已经毋庸赘言，当尼加拉瓜的人民在大选中选择桑地诺这位左翼政党的代表做总统时，美国已经将尼加拉瓜拉入黑名单，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了。当然，美国之所以如此痛恨桑地诺，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左翼政党，还因为美国军队在游击战中被桑地诺率领的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

    桑地诺生于1893年5月19日，他的父亲是一位反对美国侵略的义士，还因此被捕。从小学开始，桑地诺就受到父亲的影响，对美国毫无好感。父亲入狱后，桑地诺辗转到墨西哥打工，对美国欺压美洲中小国家的行为更加痛恨，在墨西哥，他开始参加反美斗争，立志将美国军队从祖国赶出去。

    1926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尼加拉瓜保守党政变成功，建立了亲美的政权，随后，美国派了两千多名军人进入尼加拉瓜，帮助政府镇压人民起义。看到美国人在尼加拉瓜杀害爱国人士，桑地诺感到非常气愤，当他得知国内的自由党人发动了反美的起义，主张守护宪法时，他随即回国，参加到革命运动中。

    桑地诺用他的三千美元买了一批武器和弹药，组织起一支仅有29人的游击队，由于缺乏枪支弹药、粮食被服，他们只能在山区里和美国军队打游击。幸运的是，游击队轻巧灵活，能够利用密林作掩体，即使美国动用了先进的武器，也没办法对付藏身在山坡沟壕里的游击队员。

    在自由党护宪军领袖蒙卡达和美国签订秘密协定之后，自由党护宪军投降美国。在所有将领中，只有桑地诺没有投降，他在致全国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我宁愿在战斗中牺牲，也不愿作为奴隶而活着”。此后，桑地诺继续在尼加拉瓜的北部山区和美国军队打游击战，桑地诺也成为“自由人的将军”。

    桑地诺的反美抗战得到了苏联和古巴的支持，也得到了拉美国家的声援，一些志愿者纷纷来到尼加拉瓜，参加桑地诺的游击队。美国国内则掀起了一股罢工和示威的热潮，抗议政府侵略尼加拉瓜。经过七年的抗争，美国军队在尼加拉瓜处处挨打，无计可施，被迫于1933年撤军。

    游击队员们取得胜利后，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国家，追求和平、自由的生活，然而，美国人并没有善罢甘休。1934年，桑地诺被亲美军阀索摩查暗杀，随后，索摩查成为尼加拉瓜的总统，开始了对尼加拉瓜的独裁控制，尼加拉瓜重新落入美国人手中。

    20世纪60年代起，尼加拉瓜人民开展了反对索摩查的民主革命运动。1979年，索摩查家族被推翻。这一运动更名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阵），以表示这一运动继承了桑地诺的精神，将始终以反美侵略作为斗争目标。

    桑解阵掌握了国家政权后，美国则全力支持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人员，除此之外，还支持了一支土著印第安人的反政府武装。为了干掉桑解阵，中情局可谓费心费力，又花钱，又出力，不过，他们的付出并没有得到认可。1982年至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博兰修正案》，禁止动用资金推翻尼加拉瓜政府，一时间，中情局的经费被削减，在尼加拉瓜的行动也开始捉襟见肘起来。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一现状呢？中情局想到了另寻财路。

    中情局从事的都是秘密活动，秘密活动需要庞大的经费支持，说白了，就是钱。既然国会断掉了中情局的财路，凯西只有自己想办法弄钱。一开始，仗着有里根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撑腰，凯西先后从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弄到了一点钱，在“伊朗门事件”中，中情局也拿到了不少好处。可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如何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资金供应，实在需要苦思冥想一番。

    至于是谁第一个想到“古柯碱”这一点子，至今已经无证可考了。不过，中情局的确有不少关于古柯碱的资料。在中美洲国家，许多地方都长着绿色的古柯树，早期西班牙探险家到达这片土地时，他们就注意到那些椭圆翠绿的小叶子了，咀嚼之后，这些叶子能起到提神的作用。叶子中提炼出来的古柯碱具有麻醉的效果，弗洛伊德就曾推荐用古柯碱来治疗各种疾病以及对酒精与吗啡上瘾的病症，后来还出现了由它酿成的药酒——马丁尼。在可口可乐的早期配方中，同时含有古柯碱和咖啡因两种成分，后来，古柯碱才被剔除。1914年，《哈里森麻醉品法案》将古柯碱列为禁药，此后，纯古柯碱成为毒品的一种。

    中美洲的古柯碱生意已经非常久远，中情局知道，古柯碱虽然价钱低廉，但是产量巨大。如果以低价出售，买家定是源源不断，对于急需大笔活动经费的中情局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于是，中情局开始在哥伦比亚等地种植和制造古柯碱，一些负责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运送物资和军火的飞机，在回程时便会将古柯碱带回美国。

    中情局利用毒贩线人，将古柯碱批发给洛杉矶的大毒枭罗斯，这些毒品随后进入黑人社区，那里的黑人青少年则成为最大的消费群。由于价格低廉，吸食古柯碱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抢夺毒品生意，帮派之间常常发生斗殴、枪战的案件。不过，中情局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古柯碱的生意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支持也得以继续。

    在尼加拉瓜的行动结束之后，中情局便开始严厉地扫毒，曾经帮助中情局散卖毒品的洛杉矶毒枭罗斯遭到检举，被判处终身监禁。

    罗斯声称，他中了中情局的圈套，罗斯这样说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罗斯掌握了太多的内情，对于中情局来说，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稍有不慎，他就可能将整件事的内幕曝光，就像许多死于非命的知情人一样，罗斯的下场不过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可惜，中情局最终也没能掩盖住这一丑闻，一些报刊整版披露中情局在中美洲的所作所为，一时间，中情局成为民众讨伐的重点对象，其程度不亚于昔日的“伊朗门事件”。

    实际上，中情局历来和毒品都有关系，在泰国、老挝一带，中情局接管过法国人的鸦片生意。对于人们的指责和联想，中情局一改予以否认的态度，相反，中情局强调自己在打击毒品工作中付出的精力、做出的牺牲，以期转移公众的视线。在各种冗长、复杂的调查程序后，这件事就像伊朗门事件一样，不了了之。不过，人们对中情局的印象却始终没有改观，这个神秘的组织，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了。

    斯诺登与棱镜门

    2013年夏天，一位29岁的美国年轻人成为全世界的焦点，成为“一语惊醒梦中人”的勇者，也成为世界各国领导人头疼的问题。这位年轻人就是“棱镜门”的主角：爱德华·斯诺登。

    2013年6月10日，已经悄然离开美国的斯诺登通过英国《卫报》公布了一段采访视频。在视频中，他这样说：“我叫爱德华·斯诺登，29岁，我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担任过技术助理职位。”镜头前的斯诺登带着半框眼镜，面容消瘦，略显疲惫，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表明自己的鲜明立场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斯诺登一直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工作，工作职务的便利，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项目。正是这时，他发现了棱镜计划。国家安全局有一项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必须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还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私人资料。

    “棱镜门”曝光之后，美国舆论瞬间哗然，斯诺登也从国家安全局的小职员一跃成为报纸、杂志上的头条新闻人物。斯诺登公开了这个天大的机密后，有人称他为“卑鄙的告密者”，也有人称他为“将政府丑闻公之于众的英雄”，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在接受采访时甚至直呼斯诺登为“叛国者”。那么，这个29岁的小伙子到底是何许人也，又是什么来路呢？

    1983年6月21日，爱德华·斯诺登出生于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父亲是美国海岸警备队的官员，母亲则是美国地方法院的办事员，家中还有一位做律师的姐姐。16岁时，斯诺登全家搬到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市，他本人在一家社区学院学习电脑。斯诺登本想以此获得高中文凭，最终却因未能完成课程，只获得了普通教育发展证书。

    21岁时，斯诺登志愿参军，成为美国陆军的一员，并且希望参加特种部队，前往伊拉克参战。可惜，在军队训练中，斯诺登双腿骨折，后来被解除兵役。回到家乡后，斯诺登在马里兰大学的一处隐蔽设施担任警卫，这处设施正属于国家安全局，后来，斯诺登转到中央情报局担任资讯科技保安，由于他在网络知识和电脑技能方面表现卓越，很快获得破格晋升。

    2007年，受到中央情报局的委派，斯诺登前往瑞士首都日内瓦，主要负责维护网络安全的工作。作为中情局的工作人员，他得以通过外交途径隐瞒身份。这段时间里，斯诺登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中情局的高级机密文件。两年后，斯诺登离开中央情报局，前往驻日美军的基地，为NSA系统中的一家私营承包商工作。这期间，他开始对日本文化感兴趣，喜欢看日本动漫，并且学习日文。

    前往香港披露棱镜计划之前，斯诺登在夏威夷的一处国家安全局设施内担任系统管理员，收入颇丰，生活舒适，和女朋友过着快乐的生活。直到他打算将机密文件公开，他才以治疗癫痫病为由，向公司申请暂时离职。在英国《卫报》公布的采访视频中，斯诺登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愿意牺牲掉这一切（工作、收入、女友），把真相告诉世人，因为美国政府利用他们正在秘密建造的这一庞大的监视机器摧毁隐私、互联网自由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自由的行为，让我感到良心不安。”对于他为什么放弃匿名行动，斯诺登则解释说：“我不想隐藏自己的身份，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当人们一听到棱镜计划就想到“监听”、“隐私被侵犯”、“法律何在”等问题时，棱镜计划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2007年，在布什总统的任期内，美国国家安全局启动了一个绝密的电子监听计划，代号为“棱镜”（PRISM），正式的名号为“US-984XN”。透过斯诺登提供的机密文件可以了解到，棱镜计划可以对网络上的即时通话和既存资料进行深度的监听，监听对象是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计划公司服务的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

    参与计划的人员可以获取网络上的电子邮件、视频、语音交谈、影片、照片、档案传输、登入通知以及任何其他社交网络细节。也就是说，透过棱镜计划，国家安全局可以随时随地监控一个人在网络上的足迹和搜索内容。而与NSA合作的网络公司则包括脸书、谷歌、微软等大型互联网公司。

    2012年，每天早上交到奥巴马总统手中的《总统每日简报》中有1477个项目使用了来自棱镜的数据。按照《华盛顿邮报》的报道，98%的棱镜结果是基于雅虎、谷歌和微软提供的数据。

    “棱镜门”曝光之后，牵涉其中的各大公司纷纷发表声明，其中，FACEBOOK对外声明说“只在法律要求的限度内提供信息”，苹果公司则称“任何对客户数据提出请求的政府机构都必须得到法庭的核准”。不管这样字斟句酌的声明如何努力撇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监控事件，其侵犯的人群之广、侵犯程度之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严重。

    如果不是斯诺登，美国民众永远都不会知道“棱镜”这一高度机密，也不会知道他们的私人电话、网络信息、甚至每封邮件都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讽刺的是，在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够接受政府的监控行为，只要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56%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有45%的受访者甚至表示：“如果政府的数据秘密收集工作真的能阻止类似9·11的恐怖袭击，政府进一步加大监控力度，我们也能够接受。”

    由此可见，9·11恐怖袭击还真的让美国人吓破胆了，曾经一度以“宣扬个人自由、保护个人隐私”著称的国度，已然愿意为了“安全”而牺牲“隐私”。不过，“棱镜门”显然要比一般的反恐监控要严重得多，因为美国政府的监控对象不仅仅是美国人，还包括美国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斯诺登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的专访时说，国家安全局的监听对象除了德国、法国等盟国之外，范围扩大到日本、墨西哥、韩国、印度、土耳其等38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馆，在监听过程中，这些国家被分别赋予代号，使用美国的地名或者人名进行区别。自2009年以来，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在入侵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电脑，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政府、私人机构、政商界人士、学生以及内地一些目标。

    6月17日，英国《卫报》援引斯诺登提供的机密文件称，在2009年的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伦敦当局曾经利用特设的网吧，在电脑中安装软件程序，以截取电子邮件及监控数据，同时入侵手机的保安系统，监视与会各国领袖及官员的通信和电邮文件。

    对于斯诺登的爆料和媒体的质疑，官员们选择用“阻止恐怖主义高于保护隐私权”来辩解，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你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同时拥有100%隐私、100%便利。”此外，牵涉其中的英国政府也发言说：“英国的守法公民永远不会知道，政府部门为了阻止你的身份被盗或者挫败恐怖袭击所做的一切事情。”很显然，官员们并没有打算为“棱镜计划”，或者其他任何监控行为做出一个充满歉意的态度。

    在没有更详细的信息被披露出来之前，任何人都无法确定，国家安全局已经将棱镜计划延伸到多远、多深入的地步，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在冷战结束后的21世纪，“秘密警察”依然在悄悄地活动着，窃听风暴每天都在上演，“BigBrother”（英国某一以“监控他人起居”为题材的真人秀节目）始终站在高处，冷冷地观察着人们的活动，掌控着人们的生活。

    在香港滞留了两个多星期后，斯诺登于6月23日搭乘俄航SU213航班抵达莫斯科，随后，斯诺登俨然变成了“世界孤儿”，努力向多个国家寻求政治庇护，以求在这场个人对抗国家机器或各国政治博弈的战役中获得胜利。

    8月1日，斯诺登的律师库切列纳对外公布，斯诺登已经获准在俄罗斯临时避难一年，他的临时避难证件有效期从2013年7月31日至2014年7月31日。如今，拿到临时避难证的斯诺登已经离开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的中转区，进入俄罗斯境内。

    未来一年，斯诺登可以在俄罗斯境内居住、工作，不过，俄罗斯当局并不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毕竟，中情局的触角总是能够迅速而果断地延伸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而美国的态度则是“要求俄罗斯当局将斯诺登送还美国”。

    斯诺登的最终命运会怎样，任何人都无法猜测。到最后，不管他是像阿桑奇一样获得某国永久的政治庇护，或者被押解回美国，接受法律的审判，亦或者，他成为特工们的靶子，悄无声息地在世界上消失，他的行为依然震动了这个世界。人们常说，历史是由年轻人推动的，这位29岁的年轻人能否从此改变历史呢？时间会帮我们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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