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点三十分。”
“我那里是二十三点。不过你得早点回去，因为——嘿！出来，你这个该死的畜牲！”
她突然从床上一扭身跳下来，从地上抓起一只鞋，像男孩子似的一甩胳膊，把鞋扔进角落里，就像他看见她在两分钟仇恨中向哥德斯坦扔字典一样。
“那是什么？”他惊讶地问。
“一只老鼠。我看见它从护墙板里伸出鼻子来。那下面有一个洞。不管怎么样，我把它吓跑了。”
“老鼠！”温斯顿喃喃地说，“这间屋里有老鼠！”
“到处都有老鼠，”朱丽亚躺下来，满不在乎地说，“连我们公寓的厨房里都有。伦敦的有些地方老鼠成群。你知道吗，它们还攻击小孩。是真的。在这样的街道上，女人不敢让孩子一个人呆上两分钟。干这个的都是些棕色的大老鼠。可恶的是那些畜牲总是——”
“别说了！”温斯顿紧紧地闭上了双眼。
“亲爱的！你的脸这么白。怎么了？你不舒服吗？”
“世界上有那么多恐怖的东西，为什么偏偏是老鼠？”
她紧紧贴着他，用四肢缠绕着他，好像想用体温来宽慰他。他没有立即睁开双眼。有好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回到了一个噩梦里，这个梦在他的一生中反复出现。每次都一样。他站在一堵漆黑的墙面前，墙的那边有某种难以忍受的、可怕得令他不敢面对的东西。在梦里，他最深的感觉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他其实知道在漆黑的墙的后面有什么。如果能不顾一切，像把自己的脑子扯出来一样，他也能把那东西拽到光天化日之下。他总是在看清那东西的模样之前醒了过来，可不知怎的，刚才他打断朱丽亚时，朱丽亚所说的那个东西与它有某种联系。
“对不起，”他说，“没什么。我只是不喜欢老鼠。”
“别担心，亲爱的，我们不会再见到那该死的畜牲了。走之前，我会用麻布把那个洞堵上。下次我带点石灰来把它填好。”
那黑色恐怖的一刻已经渐渐被遗忘了。他感到有点惭愧，靠着床头坐着。朱丽亚下了床，套上工装裤，开始煮咖啡。从锅里升起来的香味那么浓郁、那么令人激动，他们关上了窗户，以免引起外人的注意和好奇。比咖啡的香味更美妙的是糖给它带来的丝般质感，吃了这么多年的糖精，温斯顿几乎已经忘了这种感觉。朱丽亚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拿着一片涂了果酱的面包，在屋里随处转悠，她无动于衷地看了看书架，指出了修理那个活动桌腿的桌子的最好方法，一屁股坐在旧扶手椅里，试试舒服不舒服，还十分宽容而有兴致地检查了一下那个荒唐的十二小时钟面的钟。她把那个玻璃镇纸拿到床上来，想借着光看个清楚。温斯顿从她手里拿过来，像往常一样欣赏着那柔和的雨水似的玻璃。
“你说这是什么？”朱丽亚问。
“我想什么也不是——我是说，我看没有什么用处。这正是我喜欢的地方。这是一小块他们忘记更改的历史，是一百年前留下的信息，如果我们知道该如何解读的话。”
“那边的那张画，”她朝着对面墙上的那张版画点了点头，“有一百年了吗？”
“更老。我敢说有两百年了。谁知道呢。现在任何东西的年头都说不清楚。”
她走过去看了看。“这就是那个畜牲伸出鼻子的地方，”她踢了踢那张画正下方的护墙板说，“这是什么地方？我在哪里见过。”
“这是个教堂，至少曾经是个教堂。名字叫圣克雷芒·丹。”他想起了查林顿先生教给他的那首歌的片断，怀旧地补充道，“橙子和柠檬，圣克雷芒的大钟说！”
令他惊讶的是，朱丽亚接道：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的大钟说，
什么时候还我？老贝利的大钟说——
“后面我不记得了。但不管怎样，我记得结尾是‘蜡烛送你去睡觉，屠刀把你的头砍掉！’”
这就像一个暗号的上句和下句。但是，在“老贝利的大钟”之后一定还有一句话。也许可以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挖出来，只要适当地启发他一下。
“谁教你的？”他问。
“我爷爷。我小时候他对我说过。我八岁的那年他被蒸发了——失踪了。我真想知道柠檬是什么，”她不相干地加了一句，“我见过橙子。那是一种圆圆的黄色水果，皮很厚。”
“我记得柠檬，”温斯顿说，“那在五十年代很常见。那种东西酸得连闻一闻都倒牙。”
“我肯定那幅画后面有虫子，”朱丽亚说，“哪天我要把它摘下来好好打扫打扫。我看我们该走了。我要把脸上的妆洗掉。真没劲！等会儿我帮你把脸上的口红擦掉。”
温斯顿又躺了几分钟。屋里暗了下来。他在床上翻了个身，对着光端详着那个玻璃镇纸。引起他无限兴趣的不是那片珊瑚，而是玻璃内部本身。它那么有深度，可又几乎像空气一样透明。玻璃的表面像苍穹一样包围着一个有完整大气层的小世界。他感到他可以进入那个世界，事实上他就在那个世界里，连同这个红木大床、有活动桌腿的桌子、钟、钢版画和这个镇纸本身。镇纸就是他所在的房间，珊瑚就是朱丽亚和他的生命，在这水晶般的中心定格成了一种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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