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敏

    內容摘要：黃人（1866-1913）為東吳大學首任國學教習，在校任職期間，他曾編著《中國文學史》、《小說小話》、《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國朝文匯》、《文科大辭典》等書籍。其中除了《小說小話》外，俱先後由國學扶輪社出版，可見彼此關係匪淺。在晚清西學東來的情境下，出版商與學者往往共同合作，以教育、新民為基點，編著出版具有豐厚利潤的書籍。本篇論文嘗試在晚清西學東來的背景下，探討黃人接受西學的情況，以及他與國學扶輪社的關係，並論述《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所體現的西學新知。

    關鍵词：西學東來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國學扶輪社

    一、前言

    黃人（1866-1913），字摩西，原名振元，字慕庵，一字慕韓，江蘇省昭文縣滸浦鎮問村人。一九〇一年始任職於東吳大學，為該校創校國文教習，一九一三年農曆九月病逝於蘇州齊門瘋人院［1］。黃人在東吳大學任教的十三年間，曾編著《中國文學史》、《小說小話》、《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國朝文匯》、《大獄記》、《文科大辭典》［2］、《東亞文化史》、《中國哲學史》［3］等書籍。在黃人眾多的學術編著中，《小說小話》因曾被阿英（1900-1977）《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魯迅（1881-1936）《小說舊聞鈔》等書籍轉相引錄，而廣為學界所熟悉。其餘著作因早年流通未廣，知者既少，更遑論研究了［4］。近年來，隨着《黃人》、《黃人集》等詩詞文集的整理出版［5］，以及文學史學史研究熱潮的掀起，學界着手研究黃人及其著述的論著日漸益增，其中尤以《中國文學史》、《小說小話》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6］。相對而言，《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研究冷冷清清，僅有三五學人撰寫論文［7］，究其原因，或與此書刊行年代久遠，大量散佚，各地圖書館鮮有收藏，或有庋藏，而塵封一角，未見天日，以致學者無從着手進行研究［8］。

    在目前數篇研究《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論文中，對於黃人及其編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與晚清西學之間的關係論述較少。緣此，筆者藉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八十周年舉辦“東西方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從西學東來與黃人的接受新知、黃人與國學扶輪社之間的關係、《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體現的西學等三方面，探討黃人對於西學的接受與傳播，以期就正於與會的各位專家學者。二、西學東來與黃人的接受新知

    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

    “鴉片戰役”以後，志士扼腕切齒，引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9］。

    1840年“鴉片戰爭”後，朝野士人為之憤慨，面對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在悲痛之餘，又不得不沉着思考國家民族新的出路，於是乃有“師夷長技以制夷”［10］、“中學為體，西學為用”［11］等指導性思想的產生。數十年間，這兩種指導性的思想成了國民向西方學習、取經的唯一方向：遣派留學生赴英法等國，學習日本、西洋語言，翻譯西方科學的譯著、政治小說等，以及設辦學堂、報紙等等方案與措施，成為朝野士人共同努力的目標。

    然而，出生於江南村鎮的黃人，沒有顯著的家世，沒有先進思想的導師，他與當時許多讀書人一樣，仍然自幼在傳統的科舉壓力下背誦經史、課習詩文，以考取功名、為民請命為目標，西學東來與“師夷制夷”的思想，還未曾對他產生即時性的影響。光緒二十一年（1895），黃人以三十而立之齡，隻身寓居蘇州，“得交吳瞿庵、金松岑、吳湖帆、范煙橋等人”［12］。自此以後，他往返蘇州、上海等地，開始了長達十八年對西學的接觸、學習和傳播。

    創辦報紙，是黃人早期受到西學影響的明證。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黃人曾與黃謙齋（炳元，生卒年不详）、龐獨笑（樹松，生卒年不详）籌資在蘇州合辦《獨立報》。《獨立報》為當時蘇州第一份報紙［13］，黃人任總編輯，而年僅十九歲的龐樹松任經理，館址設“盤門外日租界的清暘地”，以避清廷查緝。然而在八個月後，終被蘇州知府彥秀查禁［14］。雖然，《獨立報》已經散佚，無從考查當時報章刊登的文字與評論，但是其受到西方報刊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事實［15］。

    《獨立報》遭受查禁，對黃人來說卻是“塞翁失馬”，因為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春，他旋即受聘美國教會在蘇州創辦的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任職國學教習（教授），並獲校方特別建築教習房為宿舍［16］，足見其深受校董部董事長林樂知（Young J.Allen，1836-1907）、校長孫樂文（David Lanrence Anderson，？-？）的器重與賞識。林樂知是晚清時期著名的傳教士，1859年底奉派來華，前後在華生活、傳教長達四十七年。林氏在華期間，曾任方言館英文教習、翻譯館譯員、創辦中西書院、辦報、譯著等事務，較著名的譯著有《中西關係略論》、《中東戰紀本末》、《文學興國策》，又主編《教會新報》、《萬國公報》，在介紹、評論西方科學、政治、社會、教育、民生等問題上，對國人具有一定的啓蒙意義［17］。林樂知與孫樂文賞識黃人並聘其為國文教習，應該與黃人曾主編過《獨立報》，在接受、推廣普及西學的理念上，與他們比較接近有關。況且，東吳大學設址蘇州，聘請一位願意接受西學並且具有辦報經驗的當地讀書人，對於東吳大學的未來發展與宣傳，應該具有一定的功效。

    黃人接受、學習西方文化，還體現在他改換名字與學習日、英文字兩方面。黃人，本名振元，字慕庵，一字慕韓。他改用黃人，字摩西，應該是在任教東吳大學之初［18］。摩西，英文為Moses，其意應該是“取猶太教祖摩西之名以自號”，而“以覺世牖民為己任”［19］，名字的由來，自然是取自《聖經》的《出埃及記》［20］。黃人以“猶太教祖摩西”自況，未免稍嫌狂傲，但卻真實地反映了他身處晚清政局、社會的精神焦慮與內心願境。

    黃人何時開始學習英、日文字，確切時間已不能詳考，從他在光緒三十年（1904）至三十二年（1906）獨自譯著日人末廣鐵腸（1849-1896）的《啞旅行》，以及日人押川春浪（1876-1914）的《銀山女王》來看，他應該在光緒三十年（1904）前便開始日文的學習，至一九〇四年已能獨立翻譯日人小說，可見日文根基良好。黃人在《友人索贈諸聯》的“寶書搜真丹臥墨，玉友武佉盧梵蒼”一聯後，有附記曰：“吳氏昆仲書室用，時正習東、西字。”［21］所謂“東、西字”，當係指英、日文字而言。此外，據黃鈞達先生說：“（黃人）自學日文與英文，訂閱《東方雜誌》等書刊，進一步接觸了解世界。編者藏有黃人當年用過的英漢、日漢辭典、書刊等資料。”［22］又云：

    編者曾整理發現一本黃人學習使用過的日文版《世界語辭彙》（明治三十九年十月，日本東京育音舍發行），上有黃人學習手蹟［23］。

    從黃鈞達家藏黃人昔日使用英、日辭典等工具書來看，黃人對於外語能力的學習與掌握，非常積極。光緒三十三年（1907）冬十至十一月，黃人還在東吳大學《學桴》刊物發表《動物新論·生物界》譯文一篇，內容主要是譯述生物在繁衍過程中，所要面對的天然競爭，文末並署“譯者識”［24］，可見此篇文字亦是黃人獨自完成的翻譯。三、黃人與國學扶輪社之間的關係

    黃人三十歲（1895）纔寓居蘇州，初以賣文自給，而在短短十餘年間憑借自身的努力，廣泛接觸西學，創辦報紙，學習英、日語言，受騁教會大學國文教習，翻譯小說與生物理論等等，凡此都為他在編纂《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作好個人內在的準備。然而，《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完成，還得力於外在因素，此即是黃人與國學扶輪社之間的密切關係［25］。

    黃人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序》中說：

    故國學扶輪社主人沈粹芬君發心欲編詞典，漫以相屬。而鄙人亦遂忘其謭陋，毅然擔任而不辭也……本社既具此饋貧之熱心，不惜築台購駿，鄙人亦樂為應運之先導，自居篝火鳴狐。宣統三年正月昭文黃人摩西［26］。

    此《序》撰成於一九一一年正月，文中交待辭典之編纂，是受到“發心欲編辭典”的“國學扶輪社主人沈粹芬”之託請。《序》中又說“本社”云云［27］，則黃人與國學扶輪社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係呢？編纂詞典真的是沈粹芬（1882-1939）的“發心”嗎？

    鄭逸梅（1895-1992）《國學扶輪社出版幾種巨著》一文云：“清末民初，上海有個出版機構，名國學扶輪社，是吳興王均卿和山陰沈知方等主持的。”［28］鄭氏此處述及國學扶輪社是由王均卿（文濡，？-？）和沈知方（粹芬）“等主持的”，從語句中的“等”字，可以猜想國學扶輪社的創辦，很可能還有別人參與其中。然而，這個人又是誰呢？陳旭輪（1898-1960）在《關於黃摩西》一文中曾說，黃人“又與吳興王均卿（文濡）先生創國學扶輪社於海上，刊行為清帝所禁之詩文集，與章太炎、劉申叔所創之國粹學報社，作桴鼓之應。”［29］陳氏曾任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又與淩敬言（1904-1959）、浦江清（1904-1957）、錢穆（1895-1990）等近代學人交厚，又為曾樸（1872-1935）、吳梅（1884-1939）、金松岑（1873-1947）、金叔遠（？-？）、黃炳元（謙齋）、張鴻（1867-1941）等人之後輩，曾修讀吳梅開設的“詞學通論”課程，耳聞黃摩西事頗多。因此，陳氏所記述的文字應當可信。從陳氏這段文字的記載，以及《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序》所謂“本社”的自稱來看，國學扶輪社當是由黃人、沈粹芬、王均卿等人合力創辦。

    沈粹芬，即沈知方，原名芝芳，浙江紹興人。年少時入紹興奎照樓書坊當學徒，一九〇〇年，受夏瑞芳賞識，招入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任職中華書局，其間又與友人合辦國學扶輪社、古書流通處、啓明書店等。一九一七年又創辦世界書局，一九二一年任總經理［30］。王文濡，原名均卿，別署學界閒民、新舊廢物等，浙江吳興人，南社社友，曾任國學扶輪社、文明書局、進步書局、中華書局等編輯，先後主編《香艷叢書》、《說庫》、《筆記小說大觀》等書［31］。

    黃人何時與沈知方、王文濡合辦國學扶輪社，已不可確考。然而，從沈知方的經歷來看，國學扶輪社是他在任職商務印書館期間（1900-1913）創辦的［32］。因此，有學者研究指出，沈知方在任職商務印書館職員期間，曾借由職位之便，乘機竊取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機密，搶先出版圖書，以圖利於自行組織創辦的國學扶輪社：

    1908年商務印書館開始編纂《辭源》……沈知方是商務印書館的重要中層干部，《辭源》編撰一兩年後，他陸續瞭解了情況。他估計即將問世的詞典銷路必旺，於是與人合組了“國學扶輪社”，請黃摩西主持編纂一部以詞彙為主的詞書搶先出版。

    沈知方雖然知道《辭源》在編（當時還沒有起這個名），對具體情況卻不太清楚，所以並不能告訴黃摩西《辭源》的具體要領。黃摩西僅僅從辭藻的觀念理解，因為要趕時間，也毫不加以研究，遂將《駢字類編》略作取捨，變更詞彙排列方法，名為《文科大辭典》，在1911年冬搶先出版。因為質量粗糙，未能在市場中站住腳［33］。

    從上引文字來看，是沈知方先有謀定搶先出版“詞書”的計劃，再約請黃人、王文濡合組國學扶輪社，由黃人負責《文科大辭典》的編纂工作。然而，沈知方竊取商業機密之事，似乎只屬流言，未必屬實［34］。假設沈知方的動機是為了在商務印書館之前搶拈詞書市場，則僅僅是“將《駢字類編》略作取捨，變更詞彙排列方法”的《文科大辭典》，以黃人的才氣與學識而言，斷不至拖延到三年後才編纂完成，交由國學扶輪社“搶先出版”吧？

    其次，早在“戊申（1908）之春”，沈知方與黃人已有《國朝文匯》的編纂計劃，並於“庚戌（1910）之龝”編輯完成［35］，可見創辦國學扶輪社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編纂《文科大辭典》。

    第三，作為出版商人的沈知方雖以利益為旨歸，但既然能招致黃人、王文濡等合作創辦出版社，可見彼此在實際的经济利益以外，定然還有着一些文化、教育等理念上的契合，決然不至於在一部詞書的利益上作短視的投機，這從在黃人生前印行的《國朝文匯》、《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以及身後由王文濡在一九二六年代為印行的《中國文學史》等大部書籍的出版，在在可以顯示國學扶輪社的創辦目的，並不是沈知方個人的謀私行徑。

    從《文科大辭典》的出版時間來看，或許是黃人在完成《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之後，再以餘力完成，所以存在許多缺失疏漏之處［36］。《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於一九一一年五月出版，六月再版，七月三版，《序》中說“國學扶輪社主人沈粹芬君發心欲編詞典，漫以相屬”，又說“一更葛裘”，則該書是以一年時間編纂而成［37］。黃人“心力交瘁”地耗費一年時間完成《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後，自無餘力再另行編纂一部辭典。然而，在沈知方的敦請之下，乃勉力以數月時間“將《駢字類編》略作取捨”，草率地編成《文科大辭典》，並匆忙地在一九一一年冬天出版，企圖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良好銷售成績下，進一步搶佔辭典類圖書市場，可惜這樣的構想與意圖，並未能獲得讀者的支持。四、《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體現的西學

    黃人編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與《文科大辭典》前後緊接出版，但是質量卻有天壤之別，因此《文科大辭典》的市場購買率很差，而《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卻一版再版三版。細究其中緣由，除了兩部書存在質量的差別外，恐怕還與《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涵概大量西學知識，《文科新大辭典》則僅“是一部古代類書內容，用近代詞典方式排列”［38］，有着決定性的因素。《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分政治、教育、格致、實業四大類，其中政治又分十三門、教育分為二十門、格致有二十五門、實業為八門，合共六十六門。正文收詞條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條，補遺二百二十條，合共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五條，全書約一百二十萬字。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如此廣錄博采，詳細考證，需要相當開闊的學術視野。單憑這，說編者趣味廣泛、學識淵博，一點都不過份”［39］。

    該部辭典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命名，反映了黃人急於向國人介紹西學的一種心理現象。之所以稱為“普通”，目的是要盡量簡明扼要地闡釋辭條，使普通民眾能夠容易閱讀、接受來自西方的新知。黃人在《凡例》中曾針對“普通”說解，如第九條曰：

    博物及製造名詞範圍最廣，本書志在普通，勢難詳載，惟舉重要及奇特者，若要求全，有專門詞典在。

    第十七條曰：

    本書雖供普通之用，而調查各種專門書籍有千餘種之多，挈壺滄海，操斤鄧林，勺水片材，不敢苟也。

    《本書之特色》第十二條又針對閱讀層次曰：

    此書大致合於中學程度，而亦有闌入高深及下可通俗者，所為普通也。

    十三條又曰：

    此書限於體例及字數時間，誠不敢云奄有眾長，但案頭置一編，則或可舉一反三，而收數十種普通教科書之益。教員可用，學子可用，稍通文義者亦無不可用。

    根據以上引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凡例》與《本書之特色》等四條文字，又可以將“普通”析別為兩個層面，一是普通人士，二是普通知識。《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目的是從千餘種專門書籍中擷取“重要及奇特”的新知，介紹給當時的普通民眾，包含中學程度的學生，兼及教員與稍通文義者。清末入讀中學的學生與稍通文義的民眾，大多具有傳統舊學根基，所謂的“中學程度”，大概是相對於西方的科學新知而言。《凡例》第十條曰：“且學界諸君，舊學必多根柢……故本書於本國學術詞類，僅采大綱……”可見《辭典》是以介紹西學為主，而以“本國學術”為副。

    此外，稱為“百科新大辭典”，是因為全書參考了一千餘種“各種專門書籍”，分為六十六門，收納中西詞條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五條，兼顧中西科學與文化知識。黃人在《凡例》第一條曾有明言：“本書蒐輯一切學語調查、種種專門學書籍為基礎，中外兼賅，百科並蓄，以適用於教員考檢，學子自修為宗旨。”從晚清西學廣泛傳播的角度來看，《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編纂是具有強烈的針對性。為了顧及當時教員、學子急需瞭解、學習西學，適用於考檢與自修，《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還“附列西國原文以供考核”，於此不能不稱讚作為編纂者的黃人思慮十分周詳。因此，曾有學者從“門類較齊全”、“內容新穎”、“釋文簡明扼要”等三個特點進行論述，稱譽《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是“中國現代第一部百科全書”［40］。儘管《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未必盡然符合現代“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的規範，但它兼有自然科學與文化兩大領域，確實是“晚清百科全書中編寫得最成功的一部”［41］的百科辭典。

    《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中西並蓄，尤以西方各種學科的介紹最為繁富，涵蓋文化與科學兩個層面。［42］如酉部十三畫“達爾文進化說（Darwin進化說）”條曰：

    達爾文闡明生物進化原理之學說。其大旨，謂凡生物者，因某原因而起特殊之變化，不獨遺傳於子孫，且累積年月，漸漸增其變化之度。其變化亦無一定方向，但競爭生存，而為最宜之變化者，則蕃（繁）殖而至於成一新種。反之，不適於生活上之變化者，則全不能生存，而至絕滅。今日世界所存之生物，皆自然淘汰之結果，為適宜於生活之變化，而留傳者也。要之凡種類之成形而存於世者，皆由自然淘汰與漸次變化而來也。

    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於一八九五年出版《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提出生物進化的學說，影響了科學、社會、宗教、文化、教育等各個層面。《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以一百多字簡明扼要地將達爾文的進化學說理論，正確、清楚地作了解說，實屬不易。

    又如子部二畫“力學Dynamics”條曰：

    物理學之一分科，又稱重學，論物體之運動及作用於物體之力。就作用於靜止物體之力，而研究之曰“靜力學”。就作用於運動物體之力，而研究之曰“動力學”。僅論運動者曰“運動學”。因論究物體之如何，又分質點力學、剛體力學、流體力學、彈體力學等。

    《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雖然未就力學的歷史發展作一概說，但是針對力學的解釋以及分類等，作了詳細的說明。在近一百年前，作為一個未曾出國留學的文史學者，能夠將此一學科作淺顯明白的解說，已屬難能可貴了［43］。五、結語

    其實，黃人的《中國文學史》、《小說小話》等著述，在不同層次上，都體現了他受到西學的影響。本篇論文僅以其最具代表性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為例，從黃人接觸、學習西學新知，創辦國學扶輪社，編纂《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等三方面進行論述，探討他在西學東來的巨潮下，是如何適應新時代的來臨，積極肩負起啓蒙者與傳播者的重任。周振鶴先生曾評價《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曰：

    要之，《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無論在中國辭典編纂史上或者在語言學以至科技史的研究方面都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可惜長時間以來，這部辭典已經湮沒不彰，以是作此小文，特為表出，冀望引起同好之注意［44］。

    周氏從語言學、科技史兩方面對《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作出正面的評價，並“冀望引起同好之注意”，繼續投入研究。近年來，隨着研究領域的拓展與中西學術的交流，研究《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論文已漸有增加，可以說是對周氏撰文呼吁的一種積極回應。

    然而，從晚清西學傳播史的角度來看，長期以來，學界在研究論述晚清西學東漸的啓蒙與傳播的時候，多注目在嚴復（1854-1921）、林紓（1852-1924）、梁啓超（1873-1929）等人的貢獻，而忽略了黃人的積極參與以及他在傳播西學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究其原因，實與黃人身處蘇州，而又身後蕭條，著述大量散佚有關。其實，在晚清政治、社會、教育的混亂時期，許多有識之士都或多或少地參與了這場文化啓蒙與傳播的使命。一九一一年，由國學扶輪社出版黃人編輯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正體現了作為南方一隅的詩人、學者、出版人——黃人，是如何在西學東進的大潮流下，積極接觸、學習西學新知，並勇於承擔傳播西學的使命，以期喚醒國人。從《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在短短三個月內連續一版再版三版的情形來看，黃人的努力在當時似乎獲得了一定的肯定與支持。

    在黃人相關著述日漸重現的今天，對於他的認識與研究也需要相應地有所增加，還原他在歷史上的位置，彰顯他在近代文化史上的貢獻。正因如此，學界未來在撰寫與晚清西學相關的論述時，應該將黃人加入啓蒙者、傳播者的行列，不應再忽視他在文化方面的努力、成果與價值。

    後語：本篇論文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八十周年舉辦“東西方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會議期間，承蒙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鄒振環教授不吝指正，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與材料，使得論文在材料與論述上比較完備，在此對於鄒教授的指正謹致以衷心感謝。

    注釋：

    ［1］關於黃人生平之研究，可參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第一章《黃摩西的生平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1-50頁；龔敏：《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第二章《黃人之生平、文學創作及其學術編著》，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5月，第13-26頁。

    ［2］關於黃人學術論著的考述，詳參龔敏：《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第二章，第62-72頁。黃人編纂《文科大辭典》一說，始見鄭逸梅：《國學扶輪社、秋星出版社的史料》一文記述：“該書1911年5月前後出版，由黃摩西編輯……‘詞典’一詞由《文科大辭典》開始，並以詞彙作釋意對象……全書非常草率。國學扶輪社同時還出版也由黃摩西編的《普通百科大辭典》。兩部書同時還以‘上海詞典公司’名義出版。這兩部書書名頁均題‘詞典’，而封面題簽均題‘辭典’”。原載上海書店《古舊書訊》，（1984年第1期），收入《出版史料·舊文重刊》（2004年第2期），第127頁，注文3。此外，汪家熔曾對《文科大辭典》作了初步的研究，可參氏著：《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第六章，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216-222頁。

    ［3］詳見徐允修《東吳六志·志瑣言》，蘇州：刊書印書社，鉛印本，民國十五年版，引見孫景堯：《首部〈中國文學史〉中的比較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6期），第85頁；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第206頁；黃鈞達：《中國近代文學家黃人研究綜述》，南京：《文教資料》，（1997年5月），第57頁；黃鈞達：《曾祖父黃摩西行述》，引見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二十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7月，第14804頁。此處孫、王、黃三人所述，大抵皆據徐氏《東吳六志》的記載而來。徐允修與黃人為東吳大學同事，《東吳六志》係根據當時耳聞目睹之事記述，應當有所根據，不致有誤。然而，黃人編著的《東亞文化史》、《中國哲學史》二書，至今仍未有發現，有待繼續追查。

    ［4］關於黃人著作的論述，最早由錢仲聯《辛亥革命時期進步文學家黃人》一文述及，詳參《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9月，第108頁。

    ［5］詳見湯哲聲、涂小馬編著：《黃人》，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6月；江慶柏、曹培根整理《黃人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8月。

    ［6］詳見黃霖：《中國文學史學史上的里程碑——略論黃人的〈中國文學史〉》，《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1990年），第78-84頁；王永健：《中國文學史的開山之作——黃摩西所著中國首部〈中國文學史〉》，台灣《中國書目季刊》，第29卷第1期，（1995年6月），第13-26頁；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同前注；高樹海：《中國文學史初創期的“南黃北林”論》，《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2001年1月），第115-119頁；陳桂聲：《〈禹會塗山記〉考索》（外三種），《明清小說研究》，2002年第3期，（2002年3月），第230-237頁；徐斯年：《黃摩西的〈中國文學史〉》，《魯迅研究月刊》第12期，（2005年），第23-32页；龔敏：《黃人〈中國文學史·明人章回小說〉考論》，《巢湖學院學報》第7卷第4期，（2005年），第86-91頁；龔敏：《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同前注。

    ［7］鍾少華《清末百科全書初探》，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8卷，（1987年），收入《進取集——鍾少華文存》，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8年6月），第118-119頁；周振鶴《黃人所著之〈普通百科新大詞典〉》，《隨無涯之旅》，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11月），第230-236頁；鍾少華《人類知識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書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年12月），第73、91、195-196頁；李迪、郭世榮：《中國現代第一部百科全書——〈普通百科新大詞典〉》，《辭書研究》，（2002年3月），第122-126頁；李迪、郭世榮：《清末〈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及其學術價值》，《中國科技史料》第24卷第1期（2003年），第47-57頁；陳平原：《晚清辭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4卷第2期，（2007年3月），第59-74頁。〔德〕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4卷第2期，（2007年3月），第75-84頁。

    ［8］2004年冬，筆者訪問黃摩西後裔黃鈞達先生，黃先生所示家藏《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亦為殘本，可見此書全本存世不多。又，據李迪、郭世榮：《清末〈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及其學術價值》一文說：“目前，我們所知收藏該書的單位有：中國國家圖書館和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史與科技管理系資料室。”第51頁。〔德〕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一文，又提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德國海德堡大學圖書館亦藏有《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第78頁。此外，承蒙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鄒振環教授告知：周振鶴教授藏有兩套、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套、北京鍾少華先生藏有一套。又計筆者所藏一套，則目前知見存世全本《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有九套。

    ［9］引見氏著書，商務印書館，1947年2月，第117頁。

    ［10］見魏源：《海國圖志·序》，《海國圖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清道光古微堂本，1967年9月。

    ［11］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曰：“甲午喪師，舉國震動，疾首扼言‘維新變法’。而畺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第160-161頁。

    ［12］參見鄭逸梅：《人壽室憶往錄·南社詩人黃摩西》，《大成》第145期，（1985年），第36頁。

    ［13］中國古代固有邸報、朝報，但是僅作為朝廷公布政事的載體，對象為朝臣與士大夫。從形式、內容、宗旨，以及閱讀對象來說，都與近代的報紙有着本質上的不同。可參宋原放、李白堅：《中國出版史》，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年6月，第218-220頁。

    ［14］詳參金惠風：《蘇州第一報》，《傳媒觀察》，（1994年5月），第40頁；《“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第6頁；黃鈞達編著：《黃人生平與研究·黃人年譜》，2005年6月自印本，第27頁。

    ［15］熊月之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第九章說：“晚清報刊是傳播西學的重要媒介。無論是傳教士辦的《教會新報》、《益聞錄》，外國商人辦的《申報》、《新聞報》，還是中國知識分子辦的《時務報》、《民報》……都介紹了不少的西學知識。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晚清，幾乎沒有什麽報刊不與西學傳播有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392頁。雖然熊氏此處沒有論及黃人主編的《獨立報》，但是從黃人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已有長篇《元旦日蝕詩》指斥恭親王、榮祿、慈禧諸人，足見其對時政之不滿。詳見《黃人集》，第188-190頁；《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第31-35頁。黃人等創辦的《獨立報》應該是一份具有評論、諷刺時政，以及介紹西學的報紙，其辦報精神受到西學之影響，應無疑義。

    ［16］陳旭輪《關於黃摩西》云：“摩西於清末主講東吳大學講座，校長美人林樂知、孫樂文，先後均甚器重激賞之，東吳今日之有教習房，第一座即為摩西先生而特建者。”原載《文史》半月刊第1期，上海文史社（1944年11月），引自《黃人生平與研究》，第98-99頁。

    ［17］關於林樂知在華期間的事務，參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第九章、第十六章，第392-417、614-637頁。

    ［18］詳見《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第一章，第13頁，注文1。

    ［19］參見錢仲聯：《〈“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序》，《“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第2頁。

    ［20］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一文，卻根據《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署名“黃人摩西”，解讀為“意思是‘一個希望與西方接觸的黃種人’”，第79頁。黃人是一個願意接受西學的學者，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如果細讀黃人的詩詞文集，便可發現他常常積極批評晚清的混亂政局及政治人物，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因此，米列娜對“黃人摩西”作出的解讀，似乎對黃人還停留在表層的認知，無法體現黃人字摩西的真正意涵。

    ［21］見《黃人集》，第206頁。

    ［22］《黃人生平與研究·黃人年譜》，第32頁。

    ［23］同上注，第40頁。

    ［24］見《“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第12頁；《黃人集》，第298-301頁。

    ［25］陳平原在《晚清辭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一文中指出：“黃人是否國學扶輪社的創辦人、有沒有直接介入其經營活動，歷來眾說紛紜。沒有確鑿的史料，黃氏的自述又相當模糊……但無論如何，黃人與國學扶輪社的關係非同尋常，單看其正式刊行的三部大書——《國朝文匯》、《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中國文學史》——都是由國學扶輪社出版，便可見一斑。”《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4卷第2期，（2007年3月），第64頁。

    ［26］詳見黃人編輯：《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上海：上海國學扶輪社校印，宣統辛亥（1911）六月再版。為便行文，凡正文引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文字，僅標明某集某畫某條，不另出注。

    ［27］黃人在《國朝文匯·序》也說：“此本社所以有《國朝文匯》之選輯也。”見《黃人集》，第292頁。

    ［28］詳見《文苑花絮》，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7月，第269頁。

    ［29］引見《黃人生平與研究》，第102頁。

    ［30］關於沈知方的生平，可參王建輝：《沈知方：冒險和投資兼備的出版家》，《出版廣角》第6期，（2001年），第68-69頁；呂蓓蕾：《洋場書業經營怪才沈知方》，《上海檔案》第5期，（2001年），第56-57頁；鄧詠秋：《“才氣閎寬”的出版家沈知方》，《編輯學刊》第6期，（2003年），第48-50頁。

    ［31］關於王文濡生平，可參董乃斌：《王文濡簡論》，《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總第38期），（2001年），第30-33頁。

    ［32］黃人早在清宣統元年（1909）七月撰寫《國朝文匯·序》時，便已說：“此本社所以有《國朝文匯》之選輯也。”見《黃人集》，第292頁。該書為黃人與沈粹芬等人始自“戊申（1908）之春”編纂，成於“庚戌（1910）之龝”，後來由國學扶輪社出版。見沈粹芬：《國朝文匯·序》，沈粹芬等輯《清文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3月。黃人《國朝文匯·序》所謂的“本社”，當指國學扶輪社而言。準此，則國學扶輪社的創辦時間，至少可以推前在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甚至更前。

    ［33］參見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第216頁。又見氏撰：《還談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中國編輯》第2期，（2004年），第73頁。

    ［34］汪家熔論述沈知方事蹟時，未見相關文獻的徵引，恐只係採自傳聞，不足徵信。見《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第216頁。

    ［35］見沈粹芬：《國朝文匯序》，沈粹芬等輯《清文匯》。

    ［36］見《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第216-221頁。

    ［37］參見陳平原：《晚清辭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第72頁。

    ［38］見《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第217頁。

    ［39］參見陳平原：《晚清辭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第61頁。

    ［40］參見李迪、郭世榮：《中國現代第一部百科全書——普通百科新大詞典》，第122-126頁。

    ［41］參見〔德〕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第78頁。

    ［42］此處所謂的西方，實包含日本在內。日本自“明治維新”學習西方後，清末民初已屬列強之一。而清末國內士人，往往透過日本譯著認識西方的科學與民主，黃人亦然。因此，《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亦有將日本的歷史人物、地理等列入詞條。

    ［43］黃人未曾出國，西學知識均由國內學習而得。又，署名黃人編輯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其實並非出自其一人之力。黃人在《序》中說：“於是招馬鄭之彥，探佉梵之秘，析理分肌，州居別部。”所謂“招馬鄭之彥”云云，即組織有識之士共同商討、編輯、撰寫辭典的工作。然而，黃人當時招集那些人士參與，則不得而知了。雖然此條文字未必由黃人撰寫，但黃人既為主編，則一切撰寫之詞條，必經其過目修改，而《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又僅署黃人名字，所以論文仍將書中詞條歸屬為他個人的撰寫，故於此稱他為“一個未曾出國留學的文史學者”。

    ［44］參見《黃人所著之〈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隨無涯之旅》，第2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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