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温

    徐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回答和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中，首要的是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指引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今后，它还将指引我们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关键词】社会主义 建设 创造性 解决

    20年前的1992年初，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前往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新阶段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回答和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中，首要的是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一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提出、探索与解决历程

    虽然早在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就已经由理论发展为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在欧亚一系列国家取胜以后，社会主义更由一国实践发展成多国实践。但在这几十年里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曲折发展、所遭遇的种种危机和挫折，特别是在1989～1991年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却说明人们对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在建立新中国以后，开始时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遇到不少问题。从1957年开始，又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使我国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以后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正如邓小平指出：“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34]

    提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并不意味着否认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或否认我们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所采取的政策并没有完全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不能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事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35]

    在1985年的几次谈话中，邓小平曾经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例如，他说：“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36]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光我们有，苏联也有，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7]

    那为什么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来，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没有完全搞清楚呢？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又好在哪里呢？

    问题主要出在从马克思到列宁，在时代特征上发生了变化，而有些人的思想认识却没有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没有能够紧跟时代特征的这种变化与时俱进。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他们设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他们关于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应采取什么措施的某些论断也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而列宁所处的时代，则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极不平衡和跳跃式地发展，使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也使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上突破，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在此基础上取得胜利的。但是，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并不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时本应从这个实际出发，但人们却习惯于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原先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提出的某些论断，这就表现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不完全清楚。

    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之所以比较好，是因为他在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作为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的失败教训之后得出结论：在一个生产力不发达、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从而就从原先的基本上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应用于俄国的思路，转变为从俄国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提出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逐渐过渡的思路，这就是新经济政策。他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列宁认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38]。

    归结起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不完全清楚，突出地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地从生产关系方面去规定社会主义的特征，由此产生不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何，盲目追逐更大、更公、更高、更纯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左”的倾向；二是在片面地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意义上去规定社会主义的特征。结果就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又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原则”来固守，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复辟”来加以反对。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江青反革命集团更是把这种倾向发展到荒谬绝伦的顶峰，提出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解决。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对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39]这就是说，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时候，要自觉地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当代世界的实际结合起来。

    经过多年的探索，邓小平在1988年的几次讲话中才宣称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例如，1988年5月18日，他说：“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40]1988年6月22日，他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什么叫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现在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经验教训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什么叫马克思主义。”[41]

    在当时所发表的讲话和政策文件中，邓小平不断地阐述着我们党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作的探索以及探索到的解决办法，而在南方谈话中，则把探索到的解决办法集中起来，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高度来加以展开。

    二 南方谈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创造性解决

    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和解决，首先从正本清源地确立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中的首要地位入手。早在1980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他就强调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42]讲坚持社会主义，同样离不开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43]。后来，邓小平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44]。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把我们党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多年探索集中起来，提到了新的高度。

    一是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同时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二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等“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作为改革开放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的标准”。

    三是强调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创新意义。

    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论中“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又反映了当今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到和平与发展的特征，把发展生产力（以赢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通过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以）解放生产力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一起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

    邓小平强调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设想，又强调了生产的社会化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超越的历史经验，从而破解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20世纪的世纪性难题。

    在现实生活中，邓小平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解决，更具有开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指导意义。仍以他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为例，实际上，这正是牢牢抓住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经受住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决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这条基本路线。

    三 南方谈话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创造性解决

    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的主要思想是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应该说，早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毛泽东就说过，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不断解决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中某些不完善的方面和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的变革去解决，却仍然需要及时地不断加以调整和解决。人们都认为这个理论观点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后来，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则提出并采取过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但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呢？原因在于，毛泽东的着眼点不是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阻碍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认为需要解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不完善的方面”和“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主要指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解决的办法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一系列“兴无灭资”的方针政策，如“拔白旗、插红旗”，“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等“左”的做法，这当然解决不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苏东国家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则没有弄清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诸种事物，到底要改革的是什么、要坚持和保卫的又是什么，或在捍卫社会主义的借口下，使改革限于只是在原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上修修补补，或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混为一谈，打着改革的旗号，根本抛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与此相比，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其创新之处首先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明确地区分开来。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45]“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46]需要改革的是那些束缚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做法，其中包括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所以，邓小平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围绕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具体体制的改革开放。

    其次，是把资本主义也区分为制度层面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层面，认为后者属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这就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恢复到其本来位置上，避免了形而上学的绝对对立。邓小平强调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力。”而“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47]。因为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些有用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既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会使社会主义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去。

    而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把我们党对于改革开放的这些探索，上升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从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角度加以系统的分析，提炼和总结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南方谈话所提出的这些原则，为接下来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基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它包含许多精辟的科学论断，但更为重要的是史无前例地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从而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划时代的创新发展。

    在开始时，国际上有一些左派和左翼政党曾对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怀疑的态度，而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却逐步改变了人们的认识。现在，就连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也认为，在他们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也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如，美国共产党主席萨姆·韦伯在深入观察许多国家的情况后指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尝试迅速跨越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市场关系阶段，结果却造成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利用市场机制却加快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他说，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也会将市场机制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日本共产党则在2004年二十三大的新党纲中，修改了旧党纲中关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必要的提法，强调指出通过市场经济迈向社会主义，是适合日本国情的社会主义规律性的发展方向；市场经济将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20年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指引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今后，它还将指引我们去夺取更大的胜利。在谈到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不仅谈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也谈到了共同富裕。例如，在南方谈话中他就明确提出了要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避免两极分化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一定要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指引下，把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提上日程，以夺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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