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新元

    贺新元，法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摘要】看着今日国际国内的发展情势，就回想起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转折，思考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天的发展方向。邓小平在20年前的南方谈话现在依然振聋发聩。这篇充满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光辉文献的核心价值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重温与挖掘其中的真理性思想的历史价值、当代价值与警示价值，无疑对于进一步科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南方谈话 历史价值 当代价值 警示价值

    昨天的历史转折，关联着今天的发展情势，影响着明天的发展方向。在历史长时段中常能找到这样一些历史事件，看似只是偶然性地瞬间发生，其实里面却包含且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发展道路与历史走向，这可能影响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就不曾一次地发生了这样的历史事件，如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南方谈话。邓小平在20年前的南方谈话现在依然振聋发聩。立足今日国内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情势，纪念邓小平这篇革命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光辉文献，重温与挖掘其中真理性思想的历史价值、当代价值与警示价值，无疑对于进一步科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南方谈话的历史价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倒旗易帜和中国“六四风波”造成的思想困惑与混乱，加上1989年开始的三年治理整顿带来的一些问题，以及新的政治领导集体的刚刚形成和党的十四大即将召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当时所面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走及怎样继续走的问题。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于1992年春天“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及如何走的问题，“如何走”指的是在方向确定后，如何确定发展的根本任务与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和任务及框架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定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1978～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实际上已经在社会和人民群众中生成了一种内生的、自发且自觉的力量，任何有悖于改革开放的其他因素或力量都很难也无法阻止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如果说1992年前，邓小平头脑中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还只是处在“草鞋打样，边打边像”阶段的话，那南方谈话就是给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一个根本方向、根本任务和基本框架。因为，包含丰富内容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长期思考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南方谈话从“一百年”的长远战略高度为后继者概括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而框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任务与发展轨迹。

    邓小平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国情和时代特征，提出中国还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47]。在初级阶段基础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任务。根据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我国还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的特征，中国要在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完成这一根本任务和确保社会主义方向，难度可想而知。稍不留神，就会陷入万劫不复而被西化分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确保“共同富裕”之根本任务的完成，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经济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经济，才能真正实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抵御资本主义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成套设备”[248]，不能割裂开来使用，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为关键。

    任务方向确定之后，需要明确的就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一，他从中国未来永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的高度，在谈话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在这里讲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但经济发展是关键。为此，他再次向全国人民强调，其一，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要有“闯”的精神；其二，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要时要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其三，必须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第二，为了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破除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计划与市场的僵化理解，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249]，就必须要有一个与资本主义接触竞争的共同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市场经济，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50]。为此，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51]

    第三，他破除了“社资”之争和“左右”影响，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就是害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252]“特区姓‘社’不姓‘资’。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253]“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254]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55]。

    第四，他从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关系上强调党的建设与干部培养问题。他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56]在此判断的基础上，他根据对中国国情的考量，进一步提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257]

    第五，他从保证社会主义不变色的角度提出要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在科技方面，他重申了1988年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明确指出，中国“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258]在教育问题上，邓小平一是把教育与科技并列提出，因为发展科技离不开教育。二是强调把教育与国家前途与命运结合起来。他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259]，为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中国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260]，“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261]，“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262]。而且，他还强调一定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来教育我们的后代，并科学且大胆地预测，“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263]，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掀起的马克思主义热就为20年前邓小平的这句话作了一个较好的注解。

    总之，邓小平通过南方谈话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根本经验进行了科学系统的总结，较为全面地澄清了一些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人们在思想理论上的困惑。南方谈话进一步启迪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 南方谈话的当代价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提供了思想引擎

    邓小平在谈话的最后提出：“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264]“我们要埋头苦干”[265]。要“埋头苦干”还得抬头看路，南方谈话为“埋头苦干”铺就了一条大“路”。只要沿着这条“路”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阔。

    南方谈话精神以巨大的思想力量掌握群众而化成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同时在理论与实践上为后继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与创新空间。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创造性地把南方谈话的精神和思想精髓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的伟大实践相结合。不仅在理论上发展创新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在理论的指导下从实践上全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20年来，从基本温饱到基本小康、从追求效率兼顾公平到公平与效率并重、从取消农业税到新农合和新农保政策、从小城镇建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科教兴国战略、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从民主法制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等，无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2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经济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邓小平设计的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全面实现，第三步战略正在顺利实施。20年来，我国文化软实力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在不断提高，据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12月20日报道，斯科尔科沃—安永新兴市场研究所推出2010年各国软实力排名，美国以总体87分高居软实力榜首，法国以及德国则紧随其后，而中国以30.7分排在软实力榜的第八位[266]。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总产值估计超过3.9万亿元，占GDP比重将首次超过3%，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267]；从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以来至2011年7月，全球有102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孔子学院349个，孔子学堂400余个，注册学员约50万人。

    当然，成绩是主要的，但不能否认我国在这20年来的发展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历史发展进程是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用恩格斯的话讲，历史发展是一种合力作用所致。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与改革家，邓小平的一系列思想理论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他的思想理论主要是从大的方面来考虑的，就正如1993年7月7日他自己在审阅其文选第3卷的若干文稿时指出：“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268]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在指导具体实践中出现一定的偏差甚至问题，就是难以避免的。但实践证明，这些偏差与问题是在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和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能够纠正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其实，邓小平的问题意识非常强，他总是从问题出发来思考中国的发展。在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提出，我们要注意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教育等，要防止两极分化。当时，有些问题已经存在且不严重，有些问题已经较为严重，有些问题已初显端倪却还没完全暴露。可是，邓小平已敏锐地觉察到了，并指出，改革政策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269]，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270]。

    邓小平1992年提出的问题现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甚至比起20年前更为严重，尤其是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从1981年就开始提出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前后在不同场合强调过十几次。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271]“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72]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273]至于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是这样说的：“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74]1993年，邓小平在同其弟邓垦的谈话中再次说道：“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275]从现行体制与政策来看，光靠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以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去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区域两极分化问题，至于个人收入差距更是越拉越大。邓小平最为担心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

    我们在对成就作出充分肯定时，对问题也要有清醒认识，唯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我们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的新一轮创新。以南方谈话内容比对这20年发展中的问题，可以看出，有些新问题的出现和老问题的恶化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执行南方谈话精神，有些问题可能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途中必然出现的，有些问题则与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有关。中国共产党从不回避问题，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讲话中勇敢地坦承：“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276]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与分析这些问题，查找问题的根源，寻求问题的对策，再次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与精神为思想引擎，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中，继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继续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大动力。

    三 南方谈话的警示价值：不能使党的基本路线在不知不觉中动摇且变为事实

    20年后的今天，南方谈话并没有失去其应有价值。它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重大的警示价值。

    在肇始于2008年由美国华尔街引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的浪潮中，中国不少人在西方的捧杀与唱衰的和弦中，被以西方为标杆的所谓“中国奇迹”、“中国模式”这一裹着蜜糖的“海洛因”所侵入，兴奋而激动不已地在为西方论证“中国模式”的存在，美化与固化“中国模式”。还记得20世纪被西方冠名的“巴西奇迹”、“巴西模式”又是怎样在80年代破灭的？如何看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危险因素所在以及怎样突围，这一问题又一次摆在人们面前。

    对外依赖型的中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和全球经济衰退的牵连，经济能否成功实现“软着陆”，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发展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与科学治理，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能否科学转型，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能否重建，干群党群关系的恶化能否改善，腐败问题能否得到遏制等，关涉到下一步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问题，关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问题，关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和道路问题。

    面对如此挑战，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警示价值又一次凸显。邓小平自己曾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77]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邓小平为他去世以后的20年、50年所产生的一些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但是，邓小平以他锐利的眼光又充分估计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之艰难。为了警醒人们，他在南方谈话以及之后还一直用强硬语气连续强调党的基本路线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78]“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279]其实，自南方谈话发表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个既是理论更是实践的重大问题，在国内国际政界学界一直存有不同说法。邓小平当年提出，要浦东和深圳“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280]，现在看来，浦东和深圳已经用事实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至于那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与之进行概念上的争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我们沿着南方谈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设定的根本任务、方向与发展轨迹前进，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实践会给持这些观点的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不过，前进的道路非常曲折，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今后的改革开放一点也不为过。邓小平对此也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特别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连续性和方向性，他甚至担心在发展道路进程中会出现“温水煮青蛙效应”。1993年他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第3卷时，就曾严肃地强调并指出这一问题。他说，中国的发展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281]。这种担心与强调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282]。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及之后多次强调的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基本路线的话语，振聋发聩。试看今日之世界，针对中国崛起引发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赤裸裸的“围剿”与甜言蜜语的“捧杀”；环顾今日国内一些知识界与政治界的精英们趋同西方且极具煽动性的言行，借改革开放不知不觉地动摇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可能不是没有，而是极大。

    目前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最具挑战性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理论创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问题。在现实结合过程中，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引入市场经济，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平台或接触点去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合作竞争，进而会陷入封闭状态，无力发展自己；引入市场经济，没有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好，就无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会因过度开放失去自我而被西化分化。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需要破解的一个最难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败就在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结合得好，前面罗列的一些问题就能自然求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顺利地从初级阶段晋升到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结合得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能如邓小平所担心的那样，党的基本路线在“不知不觉地动摇”而“变为事实”，或国家整体转向“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国家遭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肢解走向分裂而再次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结合的最根本标准就是要始终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只有坚持了它才能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像江泽民在1994年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283]

    纪念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首要的还是要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为警示标杆，以江泽民提出的“三个解放出来”[284]、胡锦涛提出的“四个划清”[285]为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以在理论与实践上更加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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