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应侯是应侯见工，其墓葬位于应侯爯墓的北侧。该墓紧邻北侧有一条东西向的水沟，沟的宽度约有10米左右。推测早年流散于陕西蓝田与日本书道博物馆的2件应侯见工钟，正是解放前后在滍阳岭挖沟时从该墓葬中挖出的青铜器。最近几年该墓又再次被盗，据传出土有一大批青铜器，当地的盗墓者称之为将军墓。据不完全统计，这座墓还出土有4件应侯见工钟、2件应侯见工簋、1件应侯见工鼎、2件应侯壶等。另外，由应侯见工簋盖与应侯簋器身扣合在一起的1件应侯簋，最近由在美国的两位华裔收藏家公布出来。
其中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应侯见工鼎与应侯见工簋盖铭文所记是同一件事情，都是应侯见工接受王命征伐淮南夷的事情。铭文记载了西周征伐三苗的历史，三苗在铭文中被称为毛，属于淮南夷的一支。由此可见，通过尧、舜、禹连续与三苗的战争，苗族人大部分与当地居民进行融合，混同于南淮夷等少数民族之中，另有一少部分被迫向南迁移，最后到达今广西、贵州一带。而应侯见工簋的铭文记载，周王在举行宴飨礼时，赐给他佩玉五组、马四匹、箭矢三千枚。四件编钟铭文记载，某年二月初吉，周王从洛阳成周归来宗周，应侯见工向周王献礼。辛未这一天，周王来到康宫，荣伯带领应侯见工觐见周王，周王赐给他彤弓一件，彤矢一百枚，马四匹。铜簋铭文显示他的父亲谥号为武侯，学者大都认为是第五代应侯爯，而应侯见工是应侯爯之子。其墓葬年代大约为孝王、夷王时期。
第七代应侯墓位于应侯见工墓北侧，应在水沟北岸不远处。这座墓葬由于没有发掘，具体情况不明。
第八代应侯墓是出土邓公簋的墓葬。根据四件邓公簋的出土地点判断，这里应是两座东西并列的应侯与其夫人的墓葬。铜簋铭文记载，邓国国君邓公为他的女儿嫚毗出嫁应国国君时制作陪嫁礼器（现在称为嫁妆），并希望他女儿能长久地使用。铭文揭示了平顶山一带的应国与湖北襄樊一带的邓国，以相互联姻的方式结成了政治联盟，而这是西周时期诸侯国之间一种非常流行的外交手段。
第九代应侯墓是一座带长条形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编号为M95。该墓出土有3件铜鼎与4件铜簋，据其铭文内容，可称之为“公作敔鼎”或“公作敔簋”。铭文大意是说，应公制作铜礼器鼎与簋，用来赠送给敔，敔用它来祈求长寿，子孙永宝用。据此可知，应侯的名字叫敔，见于早年传世的十月敔簋。十月敔簋铭文记载，在一次征伐南淮夷的战争中，应侯敔因率领地方武装力量配合王军作战或单独作战荣立战功，从而获得周王赐予圭瓒1件、海贝五朋、土地一百田的奖赏。在铜盘、方壶与盨的铭文中，应侯还被称为应伯。我们认为，应伯这种称呼应当是他在任应国太子，也就是尚未继承应侯职位时的称谓。
第九代应侯的夫人墓位于其东侧，编号为M96。其墓主人在铜鬲的铭文中分别被称姚氏或应姚。所出4件铜鬲铭文，与第十代应侯墓所出2件铜鬲铭文完全相同。这表明当时共制作6件同一形制的铜鬲，其中4件埋葬于她自己的墓葬中，另外2件埋葬于下一代应侯中。
第十代应侯墓是一座带长条形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编号为M38。该墓随葬器物中实用器不多，大多数属于明器。据对人骨架检测，墓主人只有25岁左右。推测他可能被立为应国太子，但因为早殇而不能继承应侯职位，或者说在即应侯位不久而早逝，所以没有资格自己制作铜礼器，也就不得不使用2件应姚铜鬲。铜鬲铭文为：“应姚作惠公尊鬲，其万年永宝。”据研究，应姚这位女性贵族，其实就是第九代应侯的夫人，是第十代应侯的母亲。其中的惠公应是第九代应侯的谥号，铜鬲就是应姚为其已逝丈夫所作祭祀用的铜器。
第十一代应侯墓是一座带长条形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编号为M13。从铜器铭文中的作器者名称来看，墓主人名叫叔诰父。在该墓出土铜器中，有不少是应姚为叔诰父所作器物。应姚是应国贵族夫人，她的名字分别见于第九代应侯夫妇墓出土的铜鬲、第十代应侯墓出土的铜鬲、第十一代应侯墓出土的铜盘、簋等铜器铭文中。从种种迹象来看，她是一位十分长寿的贵夫人，曾先后经历三代应侯的执政时期。该墓中也有一些器物的作器者为应侯，应当就是铭文中的叔诰父。根据这批墓葬间的排列关系可以看出，第十代应侯是应姚的嫡长子，叔诰父是其庶子，由于长子早逝，便由其庶子叔诰父继位执政。因为应姚能够制作大量的铜礼器，推测当时她曾执掌应国政事，因此在这一君位继承的重大事件中，应姚无疑是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第十二代应侯墓是一座带生土台阶凸字形墓，编号为M8。该墓中出土有一件应公制作的铜鼎。铜鼎铭文显示，这是被称为应公的上一代应侯，为武王的父亲文王制作祭祀礼器，用来放置在应国公室宗庙里。按照周代宗法制度规定，应国的始封者应叔作为周武王的庶子，无权为本族的大宗譬如周文王、武王制作铜礼器。应公鼎铭文的发现至少说明，在西周晚期曾经非常严格的宗法制度已经开始有所松动。应侯的夫人墓位于其东侧，编号为M9，出土了一组非常精美的玉器。
第十三代应侯墓是一座带长条形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编号为M6。该墓中出土的5件铜鼎中有3件铸有铭文，其铭文为：“应申姜作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铜簋的盖与器底原本铸有铭文，但却由于某种原因而被有意铲除掉，只残存一些字迹的笔画。应申姜是这位应侯的夫人，她来自河南南阳一带的申国，因嫁到应国为应侯夫人而称为应申姜。她得以制作应国公室的重器铜鼎，表明她的权势当时是很大的。正如前面所说应姚一样，是一位可以影响到应国政治层面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应侯夫人应申姜墓位于M6的东侧，编号为M7，出土了一大批青铜礼器和玉器。尤其是玉器不仅数量很大，而且大都十分精美。
第十四代应侯墓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编号为M1。这是应国在春秋早期的最后一代应侯。该墓随葬五鼎六簋，显然是应国国君，但铜礼器上没有铭文。大约在此之后，应国被楚国所兼并。也就是说，下一代应侯在任期间被迁往楚国境内，远离了应国故地。该墓出土了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即用和阗白玉雕琢而成的玉鹰。这件玉鹰后来被作为平顶山市的市徽，平顶山市也因此将原来的别名太阳城改为鹰城。
从此之后，大约有150年左右的时间，应国贵族墓葬出现了一段空白。这一时期，有3座中型墓葬，被认为是属于从楚国新派来的统治者的墓葬。它们单独另立一个墓葬区，位于原应国墓葬区的北侧，与“后应国”墓葬区的南侧。三个墓葬区之间，相互隔开有一段大约20米或者30米的距离。
应国复国后的第一位应侯墓编号为M3，它是紧邻春秋早期应侯墓M1北侧的一座大墓。墓葬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女性墓，编号为M4与M5，可能是他的妻与妾之墓。墓葬中随葬有7件铜鼎以及其他大量的铜礼器、铜兵器、铜车马器等，还有金箔等贵重物品。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有1件曾子寿铜簠与1件许公买铜戈，这很可能是许国与曾国赠送给应侯的礼物。因为当时河南平顶山的应国、叶县的许国与湖北随州市的曾国都是楚国的附属国，与楚国关系都十分密切。其中许国国君许公买，见于《左传》记载，卒于公元前523年。因此应国复国后的这第一座应侯墓的年代，与此一定相去不远。
复国后的第二代应侯墓编号为M11，它紧邻春秋早期应侯墓M8的南侧。墓葬年代已近于春秋晚期之末，其中一部分器物的年代接近于战国初期。该墓西侧的一座墓葬M10是与应侯墓并列异穴合葬的应侯夫人墓。除三套乐器之外，还有大量的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等。仅铜礼器就有多个种类，炊食器、盛食器、水器、酒器等一应俱全。
复国后的第三代应侯墓编号为M15，位于西周晚期应侯墓M38与M13之间的空隙内。这座墓更靠南一些儿。其墓葬年代已进入战国初期。
第四代、第五代应侯墓编号分别为M314与M313，它们位于北区后应国贵族墓葬区内，自此以后所有墓葬继续遵循由南向北其年代渐晚的规律依次向北继续埋葬。这是两座南北相互毗邻的大型墓葬，依然是各随葬三套乐器与大批青铜礼器。其中的M313出土有2件曾国铜器与1件罗国铜器。与应国一样，这两个诸侯国都与楚国关系密切。曾国在今湖北随州市，罗国在今湖南省境内。其年代约在战国早期。
第六代和第七代应侯墓编号分别为M310、M320，两座较大型墓葬的墓主人。其中M310是一座中型墓，是战国早期略编晚的一座墓葬，而M320则是一座大型战国中期墓。需要说明的是，M320出土了1件越式铜鼎。这表明此时的应国可能与越国有着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融合。
第八代和第九代应侯墓的编号分别为M321、M462。这两座墓葬均为战国中期墓葬。尤其是M321出土了1件鸟书铭文被错嵌金线的铜戈，戈上铭文为：“应侯闭作甫戈。”显然在战国中期应国依然存在，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需要指出的是，其中M321应侯墓出土的编钟、编镈改用较差的铅锡来制作，并且还随葬有不少陶礼器，而铜器尤其是铜礼器却寥寥无几。至于最后一座应侯墓M462虽然出土有一批铜礼器，但已经没有编钟与编镈可供随葬。总的来说，此时应国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在M462应侯墓的周围有一批小型墓葬，有的还出土有少量的玉器与铜剑等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贵重物品。
至于应国墓地是否还有更晚的应侯墓葬存在，由于更向北边的墓葬尚未进行发掘，我们不得而知。
基于应国墓地发掘资料，我们对世袭相传的应国国君的墓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暂时列出了应国世系表。当然，这种观点尚属初创阶段，只是一个草案，很不完善，将来可能还有修正案的出台。
（五）应侯，您是有车一族吗？
古代的人们大都相信，死亡只不过是从现实世界搬迁到另一个未知世界里去生活而已，而墓葬就是他们在未知世界里的新家。当某人死后，他的亲人们都尽最大可能地把墓葬建筑得更好一些儿，然后把有关衣、食、住、行的各类物品放置其中，希望能够维持其在新世界里的正常生活。穷人们死后尽管希望在那里能过得好一些，但由于家境贫穷，其亲人不得不量力而行，最多也只能将他们有限的日常生活用品——陶器埋入死者的墓中。而贵族阶层就不同了，由于生前享用着较高的社会福利，在死后仍然希望能够继续享用，他的亲人就把与他生前地位相适应的大量的生活用品随葬于他的墓中。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通过对墓葬内相关器物的分析，得知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是怎样一种境况。
和庶民相比，古代贵族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身上所穿的华丽衣服、日常生活使用的高档器具、出行用车的装饰物品以及车子的数量。由于历年日久，除保存较好的干尸与湿尸等环境条件外，墓主人所穿衣服大多已经腐朽。在日常生活用品中，除竹、木、苇、草等物品较为容易腐朽外，陶、铜、铁、金、锡、骨、蚌、角等器物往往保存较好。至于出行时所用的车子，则是只有贵族才可享用的代步工具，虽然也都是由木材制成，但由于其形体较大，即便已经腐朽，也总能找到一些与之相关的蛛丝马迹。
说起古代的代步工具，约略统计大概有以下七种：其一是由马或牛牵引着的木轮车，一般称为车，车箱称为舆；其二是由人抬着的轿子，文献称为肩舆，意思是放在人们肩膀上的车子；其三是用人拉着的车，其速度虽然较慢，但比较稳当；其四是马，北方草原民族一般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表明马也是人类早期的代步工具；其五是牛、驴、骆驼等，这些形体巨大的牲畜在被驯化之后，也都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其六是人，西藏农奴主有时会让农奴们背着他们行路，在农奴主看来，农奴就是一种会说话的代步工具；其七，如果站在小孩子们的立场上，那么大人们的脊背与怀抱，肯定是一种最为安全与舒适的代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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