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先生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上班全凭步行，他那时生活非常简朴，穿着朴素、干净，身上有一股年轻人的朝气。从冯尔先生的家到单位有两站地的距离，他每天步行要30分钟。30分钟的时间对冯尔先生来说是重要的，他依然保持读书时的习惯，把步行过程当做晨读。上学的时候读课文、读公式、读单词，现在全不用了，冯尔先生就把单位业务方面的书作为自己晨读的内容。
冯尔先生31岁的时候，当上了单位一个科的科长，当科长也是很辛苦的事，上挤下压，活得并不舒坦。当上科长的冯尔先生早就骑上自行车了，骑自行车的冯尔先生就不能晨读了。冯尔先生在单位分得了一套别人空出来的房子，空出来的房子虽然旧点，但总比没有房子强。所以冯尔先生一直压抑着自己对住房位置不甚满意的牢骚情绪，一心一意地为单位工作。从冯尔先生的新家到单位依旧30分钟，这30分钟，冯尔先生总是要把一天的工作想清楚。
冯尔先生41岁的时候，头发花白了，现在他已经是一个部门的处长了，他的自行车传给了他的儿子。冯尔先生的儿子对父亲的旧车子不以为然，经常让它在外面过夜，对此冯尔先生难以容忍，但他现在已没有那么多的精力管这些事了。冯尔先生乔迁新居，他手下的人都来帮忙，看十几号人为他一个人忙碌，他的心里异常平静。这在20年前是绝不可能的，20年前他怎么好意思让大家为他一个人东跑西颠的呢？乔迁新居的冯尔先生不用为上班路途太远而发愁，因为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小车。司机拉着冯尔先生从家到单位还得30分钟，这30分钟里，司机绝不敢和冯尔先生说话，冯尔先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闭目养神，早晨的阳光把他的白发衬得很亮。靠在座位上的冯尔先生不需要晨读，也不用为部门的某个具体工作的某个具体细节而发愁，冯尔先生在这30分钟里要把他部门里的每一个下属在脑子里过过目，然后决定对某人某人应该采取某种态度。
冯尔先生51岁的时候当上副厅长了，尊重他的人越来越多。当上副厅长的冯尔先生白发越来越多，好像每根白发都可以证明他的资历一样。当上副厅长的冯尔先生气派大了，不用说搬家要来许多人，就连他出差坐飞机回来。各个部门的处长都要到机场去接他。当上副厅长的冯尔先生有了自己的专车，当然比当处长的时候要好得多。单位给冯尔先生在市郊解决了一套跃层式的住宅，他原来住的那套留给他儿子结婚用了，虽然他儿子还差一年才大学毕业。从市郊冯尔先生的家到单位要一个半小时，冯尔先生对这一个半小时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的司机（因为守口如瓶）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现在也已经是副处级的司机了，虽然是相当于副处级待遇，但这对从当处长时就给他开车的司机来说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冯尔先生上班的一个半小时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半小时，他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在很多问题中当然和主持工作的一把手厅长搭好班子最重要了。再则，他要在这段时间里要把自己一天应该说的话浓缩到误差为零为止。冯尔先生的会议多了，酒宴多了，他总说自己很累，可很累的冯尔先生如果失去受累的机会，那他就该睡不着觉了。为弄清一个瓜是生是熟会从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一根藤子开始摸起。就这样，冯尔先生61岁了，因为没有到届，他挂了一年虚职。61岁的冯尔先生当上地地道道的老头了，他时常对着镜子回忆过去，他觉得他的这一生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剩下，剩下的只有一样，那就是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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