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栏杆只在完工后刷了一遍油漆，余下的时间，任风吹雨打，长满了铁锈。
去安德烈兄弟家小屋的小道找不见了，那棵大青杨树还在，又粗了又高了，树尖儿的喜鹊窝也在，可那些高棵的牛蒡草，藤蔓上有锯齿的野麻，严严实实地掩盖住了原来的路径。
我无法知道安德烈兄弟的小土房怎么样了，泥土墙外那层保护的石灰水没有了，风吹雨淋，终要坍塌掉的，还有那口马神井，压出的水又清又凉，长满了西红柿和旱黄瓜的小菜园，那个无家可归的老猫，在小西木桥，我没再见过它，它该到死的岁数了，可老井婆子说，猫有九条命。
杂树林里的候鸟飞来，又飞走，再飞来，再飞走，荒地的野花开了又败，败了又开，开了再败，蛤蟆滩的芦苇和蒲草绿了又枯，枯了又绿，绿了又枯，小河口喇叭弯儿松花江和江汊子分界的那条线，随着季节移动着，航标看护人还反穿雨衣出现在江坝上，只是动作没有以前那样有力，而是有些缓慢，他该到退休的年纪了。
除此之外，小西木桥周边及马家船口的一切也照旧如初，那条未完工的船仍锈迹斑斑地搁置在船坞里，甜菜下来的季节，糖厂的码头依然忙碌，搬运工的脚步迟缓而沉重，周而复始，像永无终点的路程。
变化最大的要数安德烈兄弟钟表店。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在邻中央大街的窗户檐，也挂上了一块招牌——“国营工农兵钟表店”。
可我们偏脸子人仍旧叫安德烈兄弟钟表店。
正如老胡头说的，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事物变化了，其实，那只是表面，骨子里，有些东西是没办法更改的。
小鹤有了个帮手，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娘们儿。店铺里靠门的位置——小安德列工作的地方，台子拆除了，放上了收款台，修表要先开票了。这个老娘们儿坐在比笆篱子小号大不了多少的里面，偏脸子不乏蹲过局子的家伙，负责收钱，玻璃窗后面的脸整天哭丧着，好像人人都欠她钱。
不久，公家又再给安德烈兄弟的钟表店派来个经理，一个比收款的老女人年轻稍许的女人，嘴唇没有一丝的血色，薄得有如白纸。在顾客等待的地方放上一张办公桌，她端坐着，除了喝水，什么也不干，连报纸也不看。营业的区域更窄巴了，两三个人进来，屁股挨屁股。女经理把安德烈兄弟专修瑞士表、不修国产表的传统改了。
“工农兵钟表店就是要为工农兵服务，不能只为剥削阶级的余孽服务！”女经理的声音尖利、刺耳。
小鹤的辫子剪掉了，头发烫成卷，她嫁人了。偏脸子所有的人都希望她找到一个好男人，这辈子对她好。但实际上，他对她并不好，听说，他是个酒魔怔——嗜酒没命的家伙，结婚后暴露了。小鹤生下女儿，他们离婚了。小鹤自个儿拉扯孩子。人们的愿望常常与实际不一致。
百花园糕点店的小伙计的个头长高了，已过了好长时间，他还像以前那样，在安德烈兄弟钟表店开门的钟点，一手端着一块奶油蛋糕出现在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门口。
“安德烈叔叔——”
长大的小伙计还是那么胆怯。
小鹤在里面答应。
小伙计久久地愣着神儿。
大肚子的小鹤出来：“你忘了？安德烈师傅早就走了。”
小伙计耷拉着脑袋回去。
小伙计如此反复了好多次，他终于明白过来，蹲在安德烈兄弟钟表店的房檐下捂着脸哭泣，久久不去工作。
安德烈兄弟钟表店橱窗里的钟表不再是一个步伐整齐地走道，经过中央大街西十三道街北拐角的人们也不再习惯地撸起袖口。
原布拉维音斯卡亚圣母教堂处盖起一座四方盒子般的大楼，大门口竖着挂上建筑设计院的牌子。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咱，曲艺团就不许老胡头上台演出了，分配去收发室当门房。
天空布满了星星，老胡头在他的小黑屋里，在昏暗的白炽灯下，给我说书，他的书里有太多的伤痛。
老胡头每说到痛处，就会长长地叹气。于是，那痛楚，也就被他拉得老长老长……
作者简介：孙且，本名孙世群，1963年生于哈尔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哈尔滨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现任教于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已出版长篇小说《洋铁皮盖儿的房子》（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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