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寻踪
钱林森在《法国作家与中国》中论述了法国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文末提到，“很少有人探讨中国文化跟超现实主义的关系”[113]。诚然，与西方其他的现代主义流派相比，超现实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恐怕最不明显，但这不等于说没有。面对钱林森提出的课题，笔者将从客观史料出发，并以前人的探索做基础，试对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做一些梳理。简单地说，这种影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表现在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一批画家的热情介绍和艺术实践上，表现在现代著名诗人戴望舒的一些优秀的篇什中；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则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得到诗人洛夫及《创世纪》杂志的大力倡导；而在新时期里，由于外国其他现代主义思潮在我国高歌猛进而隐没不显。
1935年第10期的《艺风》杂志，封面上就赫然印着“超现实主义介绍”几个大字。一批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会员不仅从文学和美术的角度介绍了超现实主义，阐述了他们对超现实主义的领悟，而且也发表了二十多幅超现实主义绘画，其中既有毕加索的《静物》与《绘画》、达利的《怜心》与《肉欲的同心》、恩司特的《少女所预想的》以及碧加比亚、米罗和直力可的作品，也有他们自己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实践，如曾鸣的《月夜》、赵兽的《相会的微笑》和李东平的《速写》等。他们曾举办过两次现代画展，第一次在广州，具体时间不详，但李东平在《什么叫做超现实主义》文末提及，“我国最初可说在1933年间由画家曾鸣、赵兽、梁锡鸿、白砂等提倡，其中间还有些人也在努力”[114]，似乎可以提供一点时间性的参考；第二次画展在上海举办，展期是1935年10月10日至10月15日。《艺风》第11期作过“独立美术会展”和“第二回展筹备经过”的报道，也介绍了“独立线上的作家群”。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热情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褒扬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同年第12期的《艺风》以包容的姿态为两种不同观点提供了辩论的舞台。这是超现实主义在我国引起的两种对立观点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没有发生在文坛而发生在艺坛。晋洒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画展及其“超现实主义”》对第10期上的“十多篇文章”和在沪举办的第二次“独立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强烈的质疑。他说，那“十多篇文章，都不曾把我的迷玄与以任何解述”；李东平的“所谓‘超现实’这名词，虽是一种‘非现实’的东西，可是它决不是‘无现实’的”这等解释，……“究底终也超不过‘非现实’三字”；在资本主义没落的过程中，艺术家从迷茫中摸索出一条出路，那种伟大的行动原是值得珍惜的，“但如其一个正确的方向不曾为他们辨认清楚时，则一切的努力，纵使起首是珍贵的，终也被不经意地荒废了”，所以同样，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会员们的艺术实践“充其量也只限于对于过去因袭陈腐的艺术大胆的却是盲目的破坏，可惜在这无情的破坏之中并不曾孕育下新的建设的种子”，“他们的行程是从过去旧的混沌中超脱出来，踏着神秘的步调，不自觉地投入新的五里雾中去了”[115]。画家白砂发表了《从批评说到现代绘画的认识》作为答辩，认为那些“像读无字的诗章，看白布的图画一样”的看不懂现代画的人，主要因为他们“对于现代绘画的鉴赏力方面的幼稚”，“大概是一般人对现代绘画的少接近，和对理论上缺乏研究的缘故”。针对晋文的斥责，白砂一一做了回应，认为“这‘非现实的现实’是想象中的一种现实，并不是玄妙，它是与‘现实’这说法中的一个区别……并不关于‘有现实’与‘无现实’这上面”。并且白砂强调指出，第10期上“那十几篇文章并不能表白超现实主义而只能算是给读者的一种进阶的方法”，“研究一种学问时并不在一期的《艺风》或几篇杂志的文章就可以完全鉴赏现代的绘画”[116]。孙福熙再次配发了“编者按”《艺术问题的讨论》，指出“一种学术的创始，必须藉众力的讨论与研究，方能深切的辩明其是非得失”，也指出，“天下是非并不划一……尤其是在艺术上哲学上……不能以是非的名目来区别的”[117]。通过发表他人对“独立展”的褒扬的评论和继续推出米罗、加拉、丁皆和恩司特等超现实主义画家及作品并加以介绍，《艺风》和中华独立美术协会表达了自己对超现实主义不改初衷的接纳姿态。
戴望舒曾于1932年秋至1935年春留学法国，这使他的诗歌创作进一步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同时也显露出超现实主义的某些迹象。在后来的回忆中，他就说过：“我从前喜欢耶麦、福尔、高克多、雷佛尔第，现在呢，我已把我的偏好移到你（指苏拜维艾尔）和爱吕阿尔身上了。”[118]这一时期，“任凭原有艺术兴趣的自然延伸，望舒选择了象征派的后裔超现实主义和后期象征派的诗歌作为知音，这不仅促进他的纯诗观念的形成，而且在他此时为数寥寥的诗作中留下了印记，如《灯》（作于1934年12月——笔者注）这首诗，明显是从许拜维艾尔《烛焰》一诗得到启发，《眼》（作于1936年10月——笔者注）这首诗的构思，很容易使人想起艾吕雅的《人们不能》一诗：‘你的眼睛（在里面沉睡着/我们两个人）为我的人的闪光/比这世界的夜晚/安排了一个更好的命运’。其中诡谲变幻的眼睛——大海的点染，又有瓦雷里《海滨墓园》的影子”[119]。而《灯》里“由烛焰的凝视展开的幻象中梦的美丽之网，也大部分是在超现实中进行的，‘手指所触的地方：火凝作冰焰，花幻为枯枝’，径直是超现实主义表现感觉的方式”[120]。当然，《灯》也受到了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木马栏》的启发。但无论是《灯》里的“火凝作冰焰/花幻为枯枝”，还是《眼》里的“透明而微寒的/火的影子/死去或冰冻的火的影子”，都表现了悖理的、矛盾的意象组合，这是超现实主义惯用的创作风格。在回国前，戴望舒拜访了苏拜维艾尔，“就在相遇的一瞬间，许拜维艾尔已和我成为很熟稔的了，好像我们曾在什么地方相识过一样，好像有什么东西曾把我们系在一起过一样”[121]。这足可见两位诗人的相互理解和接纳的程度。戴望舒对这位给了他“许多新的欢乐的诗人”保持着长期的偏爱。1940年，苏拜维艾尔创作了《远方的法兰西》，表达自己对德国侵略者占领下的山河破碎的法兰西祖国的忧思。1942年5月，戴望舒在被占领香港的日军关押拷打数月后，经叶灵凤保释出狱。7月，他创作出了一首代表了他的诗艺巅峰，并熔艺术性与思想性于一炉的名篇《我用残损的手掌》：“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阴暗……”[122]有论者分析认为，“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就是运用了超现实的手法，但表现的却是执着现实的情感——诗人金子一样纯净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党领导的解放区的热爱[123]。手掌上的这“血和灰”，这一片“阴暗”，“是超现实的想象，却达到了过分写实所无法达到的揭示诗人情感本质的效果”[124]。“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觉得“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是幻中见真的超现实主义手法”，是“用超现实的手段来写来自现实生活的诗情”[125]。不可否认，诗人借鉴了《远方的法兰西》的创作手法：“我在远方寻觅法兰西/用我贪婪的手/我在空虚中寻觅/远隔漫长的距离/……抚摸我们的群山/我又沐浴于江河/我的双手来而复往/整个法兰西溢散出芳香”（徐知免译）[126]。然而，诗人的借鉴是极其成功的。可以说，《我用残损的手掌》是超现实主义艺术（梦幻与组合的意象）和象征主义手法（地图象征山河国土）与诗人一腔爱国真情完美糅合的艺术杰作，它突破性地达到了辉煌的审美效果，通过潜入幻象与幻境中的“摸索”，打开诗人一个深藏着爱国情结的真实的内心世界，为他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星座上确立了显赫的标志。
除上述作品外，也有论者认为，戴望舒创作于1937年3月的一首由“庄周梦蝶”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点汇而成的《我思想》，“溶入了梦幻与现实交融的笔调，很带有勒韦尔迪超现实的特点”[127]。现代名家施蛰存还认为，戴望舒的《等待》“很有些阿拉贡、艾吕雅的影响”[128]。
从五十年代末起，超现实主义在台湾刮起了旋风。其中作力最大的是台湾《创世纪》诗刊以及同名诗社的成员洛夫、痖弦、张默、商禽和罗英等。由于他们的大力倡导和大胆试验，超现实主义在六十年代风靡台岛，很多现代派作家也投入了潜意识和梦的世界里遨游，其张扬之轰烈，不时也引出了批评的声音。在这些成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魔”洛夫，从1959年起，他连续五年之久在他和痖弦、张默“三驾马车”创办的《创世纪》上，连载了《石室之死亡》诗章。《石室之死亡》被誉为把“超现实主义发挥到极致”的作品[129]，在台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曾在《诗人之镜——〈石室之死亡〉自序》中谈到自己的灵魂远赴法兰西向超现实主义取经的体会，坦白自己已经“为超现实主义诗作之题材新颖，表现手法奇特，能激发丰富想象的生动情景所迷”，并深切地认识到：“凡创造的艺术都含有超现实的意味”，“超现实主义对诗最大的贡献乃在扩大了心象的范围与智境，浓缩意象以增加诗的强度”[130]。同时，洛夫还撰写了长文《超现实主义与中国现代诗》，从理论上对超现实主义加以鼓宣。痖弦早在1958年就发表了《给超现实主义者——纪念与商禽在一起的日子》。从1959年起，他发表了长诗《深渊》和《盐》等作品，对超现实主义意象组合的技法进行了成功的运用，通过意象与意象之间不合逻辑的并置铺陈，如“有毒的月亮”“冷血太阳”“肉里展开黑夜的节庆”[131]，释放出新颖奇特的审美效果。商禽作为台湾最典型的超现实主义诗人，以诗集《梦或者黎明》（1969）“在自我创造的这些一切都被夸张变了形的梦幻般的世界中呈露着自己隐蔽的心象”[132]。罗英作为台湾最坚定的超现实主义诗人，著有诗集《云的捕手》和《二分之一的喜悦》，无论从艺术的感受方式还是艺术的表达方式看，二者都具有浓厚的超现实主义色彩[133]。除上述诗人外，还有“创世纪”诗社的辛郁、管管、碧果，不一而足。就连“创世纪”诗社之外的罗门，也在潜意识与梦幻中探索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说：“诗不是表现第一层面的存在，而是将第一层面的现实投进内心的经验层面，获得交感，转化为内心更为丰富的第二层面的现实，予以再现。”[134]可见，他对超现实主义的接受与消化的程度并不亚于“创世纪”诗社的成员。
对于台湾诗坛上的超现实主义实践，若归纳一下，似也可以发现下列一些特征：其一，他们基本上是以《创世纪》诗刊为阵地来译介、论述和实践超现实主义的。其二，他们对西方超现实主义的接受是经过筛选的，既有吸收也有批判。如从艺术手法上讲，他们普遍注重借鉴超现实主义的意象组合方式，让毫无关联的异质意象，或偶然碰撞，或任意并置，以求从“玫瑰”与“炮声”[135]编织的意象中诞生一个艺术新世界；同时也注意利用语词之间的矛盾，试图借悖论“踏上一程痛楚的忻悦”[136]，去发掘人物内心世界深奥与隐秘的真实。但对于“自动语言”，洛夫就曾批评过：“‘自动语言’并非超现实主义诗人必具之表现技巧”，超现实主义的一个严重错误，就在于“过于依赖潜意识，过于依赖‘自我’的绝对性，以致形成有我无物的乖谬”[137]。其三，他们在倡导超现实主义的同时，也对之提出了一些调整与修正。如洛夫就说过：“超现实主义诗人不仅要能向上飞翔，向下沉潜，更须拥抱现实，介入生活，使艺术与现实密切结合又超于现实之上”；超越性乃诗的重要性，它“既是意识的，也是潜意识的，既是感性的，也是知性的，既是现实的，也是超现实的”[138]；“诗人不但要走向内心，探向生命的底层，同时，也敞开心窗，使触觉探向外界的现实，而求得主体与客体的融合”[139]。痖弦也提出过“制约的超现实”的创作主张[140]。其四，理论与实践上的中西结合。洛夫可以说是台湾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将。但是，他从开始的超现实主义前卫诗人也渐渐走向了东西文化的融合点，“将超现实主义美学思想与中国诗歌传统汇通起来，如超越现实与禅宗顿悟的融合，超现实手法与中国传统诗法的亲和，超现实主义理论与中国古典诗论的相通”[141]。而张默的诗歌，“在东方风味和中国意境中融入了超现实主义的技巧”，如他的《夜读》，就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运用幻觉的效果使庄子复活，与诗人交谈，形象地刻画了诗人夜读《庄子》时的痴迷心态”[142]。商禽的《遥远的天空》，则将中国诗歌创作的“顶真”法与超现实主义的幻觉意象和直觉感悟做了十分巧妙的糅合。
除上述诗坛上的情况外，台湾的小说界自六十年代以来，也受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如欧阳子的《墙》和《最后一节课》，前者受到了超现实主义的“下意识书写”理论的影响，后者受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强调描写梦幻、疯狂、联想的理论影响[143]。七等生的《隐遁者》、《精神病患者》和《我爱黑眼珠》等作品，也运用了超现实主义手法，在现实的基础上，展开了一系列有所指涉的虚幻世界。
1971年，洛夫撰文批评余光中十年前创作的《天狼星》“语言太明朗，意象太清晰”，不符合超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余洛之间爆发了论战[144]。洛夫的观点从一个侧面说明，台湾超现实主义运动经历了六十年代的盛况后，在七十年代仍有余波回荡。1978年，余光中在台湾《中华日报》（10月18日）上还评论洛夫的创作“仍然保留了超现实手法造成的那种虚实相生疑真疑幻的惊奇之感”。洛夫后来也直言不讳地承认，他的“后期诗中之所以能突破时空的局限，突破后设语言的藩篱，而‘创造出虚实相生的诗境，直探生命与宇宙万物的本貌’，除了师法古典之外，无不拜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之赐”[145]。我们完全可以说，洛夫不仅是台湾岛内也是我们大中国受超现实主义影响最深、对超现实主义艺术最热衷的一位作家。
1979年和1981年，宗璞发表了《我是谁》和《蜗居》[146]，开辟了她的另类创作风格，在文学界引起一定反响。不久，她就在一封公开信中说：“我自78年重新提笔以来，有意识地用两种手法写作，一种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姑名为超现实主义的，即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她又补充说：“我所说的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并不同于文学史上在一定时期内的一定流派，只是笼统地借用名词。超现实主义顾名思义，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不拘泥于现实世界的现象，但并非脱离现实，也非与现实相对立。”但她同时也表示：“我想，西方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并非全是呓语，而有可借鉴之处。”[147]从上述两部作品来看，《我是谁》“是一篇由韦弥幻觉构成的作品，里面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精确细致的描写，一切都染上了韦弥强烈的主观色彩”，具有超现实的梦幻意味；《蜗居》也“借虚幻写真实”，“从梦幻般的内心独白和超现实的场景描写开始，把人引入恍惚迷离的境界”[148]。因而有论者也曾明确指出，宗璞借鉴学习了超现实主义手法[149]。但是，正如作者在公开信中所说的那样，她笔下的超现实主义不同于西方的超现实主义。因为西方的超现实主义常通过梦幻、潜意识、自动语言等手法，仅以揭示个人的内心世界为鹄的，而宗璞在她的作品中，摒弃了“西方超现实主义流派中有些作品的意识脱离现实”[150]的倾向，努力把超现实主义的可借鉴之处化入自己的作品，成为中国的和她自己的。在《我是谁》和《蜗居》中，作者借助“内观手法”和变形艺术，通过人物的潜意识的流动与联想，通过飘飘忽忽的幻觉和梦境，无情地揭示了十年动乱噩梦般的本质，有力地批判了那个时代人妖不分的社会现实，强烈地表达了在是非混淆的年代人们对真理的呼唤。
在此，顺便做一个链接介绍：林亚光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一方面指出，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外一直存在着一个人们长期视而不见的第三大创作方法——“超实主义”；另一方面又进而指出，现实主义和超实主义相结合，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文坛一股引人注目的新潮流。不过，作者明确表示，“超实主义”“不是指西方现代派中那个‘超现实主义’流派”，而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创作方法”[151]。笔者之所以做这个链接，是因为“超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能指关系似应相同，而且若译成外语，恐怕都是一个词。
不过总的来说，新时期我国实行文化开放，超现实主义同意识流、荒诞文学、新小说和存在主义等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同时涌进我国。由于其他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新时期文化气候的更适应性，由于超现实主义运动本身的特殊性，如坚定地反对传统、否定一切但自身缺乏经典作品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等，所以比较而言，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超现实主义没有留下多少鲜明的足迹。
第一节 法国存在主义在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中国
一、迅速反应的四十年代
我国早期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译介，可以上溯到1943年11月，在《明日文艺》第2期上，发表了展之翻译的《房间》，这是法国1939年出版的萨特短篇小说集《墙》中的一篇。次年3月，《文阵新辑》发表了作家荒芜翻译的《墙》，而现代著名诗人戴望舒1947年也再次翻译了《墙》，发表在9月《文艺春秋》第5卷第3期上。我国较早对存在主义文学进行介绍的期刊，应是《时与潮文艺》，因为从1945年起，编辑孙晋三就为每一期撰写了《照火楼月记》，来介绍西欧文坛概况。“照火”出自韩愈的“以火来照所见稀”句。而在这一年年初发行的第5卷第1期上，孙晋三就对“声名增高最多”的作家萨特及其新剧《苍蝇》和《此门不开》做了介绍，其中说道：《苍蝇》是“和希腊悲剧中的Orestes的主题相同”，《此门不开》“含哲理气甚浓”[213]。孙晋三后来还撰写了《所谓存在主义——国外文化述评》，指出存在主义既有悲观也有积极的两个方面，认识到：“只是，世上太多的人害怕自由，往往逃避人的责任，而昏昏冥冥地放弃了真正做人的机会。”[214]这一认识已经抓住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本质。早期对存在主义文学介绍最为热烈的时期，是1947至1948年两年间，除孙晋三外，还有盛澄华、罗大冈、吴达元、冯沅君和陈石湘等人，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1947年5月，盛澄华就撰写了《〈新法兰西杂志〉与法国现代文学》，介绍说法国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存在主义正在“热烈的展开”中，有可能“成为法国现代哲学思想的最高表现”；萨特是“它真正的领导人”；“《生命与虚无》是这运动的理论与法典”[215]。盛澄华后来还翻译了纪德的《文坛追忆与当前问题》[216]和《意想访问之二》[217]，里面都有纪德对存在主义的评论。1948年2月，罗大冈发表了《存在主义札记》连载文章，辨析了存在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区别，对存在主义的关键词如“抉择、自由、投效（即介入）、焦虑和存在”等一一做了分析。文中还指出，“无论存在主义在哲学与文学上的价值如何，无论存在主义是否如一般人所说，只是一时的‘茅柴火’，我们认为它在解答时代苦闷的一部分真理上，对于明日世界文学与思想上所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烙印，均有不能轻视的重要性”[218]。而他同年发表在《益世报》上的《〈义妓〉译序》[219]（《义妓》即《恭顺的妓女》，依卞之琳当时建议而改名）可被视为这一时期最有认识深度的评介文章，他剀切中理地指出：萨特的“先有存在，后有本质”，要点在于“生命即是存在的意识，或者说有意识的存在”；《义妓》的“主题似乎是种族偏见，但细读妙文，觉得作意不限乎此”，“作者从现社会的矛盾，描写到个人内在的矛盾”。随后罗大冈做了进一步的揭示：“奴隶根性，是弱者之所以为弱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存在主义者说人在因袭势力支配下，他不自己猛省，终无翻身的一日”。其实，罗大冈对存在主义的介绍从1947年就已开始，当时他已写了《两次大战间的法国文学》[220]。罗大冈和盛澄华那时都是从法国归来的学者，对法国存在主义自然有较多的了解和较深的认识。这一时期，法语专家吴达元也在《大公报》上对“存在派作家加缪”的新作《外人》（即《局外人》）进行了评介，用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所表达的“人生是荒诞无稽的”哲学观来阐释其作品《外人》，并提醒读者，存在主义者倡导的人道主义绝非普通人的人道主义[221]。而作家冯沅君翻译发表在《妇女文化》上的D.维尔登的《新法国的文学》，直接向国内学界展示了外国学者对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的领悟。文章说：我们已跨进社会文学的纪元，“文人，果真像文人，须完成一种社会的职务”，作家要“介入”社会，要调和社会的职责与个人的尊严和自由[222]。在这热烈的时期内，最全面地介绍法国存在主义的，当属陈石湘的《法国唯在主义运动的哲学背景》，文章以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参照系，分析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如两次世界大战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人的价值在现代文明中的失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人的异化以及人的荒诞处境）；指出了存在主义与先前一切哲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反对传统哲学的理性观和决定论，通过具体个人的经验存在来探索个体解放和人生价值）；对存在主义的重要命题如“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进行了评述（前者是指“人的存在是主观个体的自觉，因而人生的一切价值都要从个人的自觉的存在出发”；后者则与“个人主义的放任，以及浪漫主义中夸张的自我都是不同的”，“这样的自由自主的选择，代替了上帝的工作，一步一步创造人的新形象，因而时时对自己，亦即对全人类，负责”）。这篇文章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作者对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描述：因为要表现反抗精神，所以写实更为大胆；因为要形成具体的主张，所以说理不落空洞；因为有具体的主张，借用古典或历史主题时，其象征的意义和兴趣更为鲜明[223]。
我们注意到，四十年代我国对法国存在主义的介绍，不是由哲学家来完成的，而是由现代作家和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来完成的，这说明存在主义在我国最初就是以文学的面貌出现的；另一方面，由于介绍者都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对存在主义的理解和把握已相当准确，甚至已十分深刻，如罗大冈对《义妓》的认识。他们的介绍基本反映了当时在法国风头正健的存在主义的概况。
那么，为什么我国（文）学界在四十年代会对法国存在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呢？这里面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在二十世纪初至二十年代间，有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朱光潜等对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或尼采的翻译、介绍和探研；在三十年代，有冯至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存在主义的接受和阐发；所以，到四十年代，当法国存在主义崛起，“存在主义装束、存在主义发式、存在主义狂游”风行的时候，当战争灾难成为中法两国共同的不幸经历的时候，存在主义作为一种人生哲学，与最适宜表现人生的文艺作品之间的紧密联系，自然便引起我国文学工作者的极早关注。另一方面，存在主义哲学本身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至少当时它那积极的一面显得格外醒目，因为正如萨特所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使人生成为可能的学说”，“它把人类的命运交在他自己手里，所以没有一种学说比它更乐观”，“它的用意丝毫不是使人陷于绝望”，“它是一个行动的学说”[224]。也就是说，存在主义主张个人去选择，去行动，来实现人的真正的存在自由和存在价值，恢复人的尊严。因而，从主观方面说，这些早期的介绍者希望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能够借此新哲学唤起吾民个体的生存意识和生命价值，最终唤醒那些依然沉睡的民众。所以，盛澄华才会这样介绍说：“‘存在主义’虽以哲学性的否定作出发，却主张藉人间共同的合作以谋世间的改进。”冯沅君通过她的翻译，表达的是作家要“介入”社会，承担其责任的意旨；罗大冈对《义妓》的辨析，不啻是为了张扬存在主义“自我拯救”的人生观，其真正的用心想必在于告诉国人，只有摆脱人身上奴性之劣根，才能获得人的真正解放。
然而，尽管当年的文学工作者本着唤醒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的良好心愿，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做了积极、迅速的翻译和介绍，但到了四十年代末，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一些党员作家在香港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很快确定了“文艺的新方向”，同时严厉地批判了“西欧文学的没落倾向”，其中最受非难的就是存在主义[225]。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不会因为《大众文艺丛刊》里的批判而把存在主义看成毒草，也不会反过来把存在主义当作一种十全十美的人生哲学；我们已经学会从专业学术的角度，以客观公允的姿态去审视各种文艺流派。我们要说明的是，这种风云突变的批判，并不能否定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因为那只是一次纯粹的文化方面的传介活动，是抱着良好心愿的知识分子针对那个时代做出的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风云突变”呢？原来在1946年7月，萨特在法国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唯物主义与革命》，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正而带欺骗性的学说”，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政治是进步的，而其哲学却是一种歪曲。1948年，萨特的戏剧《肮脏的手》公演，又被红色苏联视为反苏宣传。法共在《人道报》上斥责萨特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厌恶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226]。文学遭遇政治，事情就复杂起来。萨特的“介入”导致法共和苏共的反击，因而出现了变化，这是最初介绍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我国文学工作者始料不及的。
但不管怎么说，法国存在主义于四十年代在我国的译介还是产生了效果的，因为尽管在此之前，有对丹麦的克尔凯郭尔和德国的尼采及海德格尔的介绍，但国人对“存在主义”概念形成一大体之认识轮廓，则是从法国存在主义在我国的译介开始的。而且，四十年代我国对法国存在主义的迅速反应，不仅表现在翻译和研究两个方面，还表现在对它的接受上面。作为当时一个正在发展壮大的文学思潮，法国存在主义在四十年代的我国，已经留下了可以寻踪觅影的痕迹。例如，戴望舒在翻译萨特的《墙》的同年，就发表了《我和世界之间是墙》[227]，显然是受了“在法国文坛风靡起来的”“生存主义”“新潮流”的影响[228]。汪曾祺在回忆自己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时候说过：“那时萨特的书已经介绍进来了，我也读了一两本关于存在主义的书。虽然似懂非懂，但是思想上是受了影响的。”[229]研究汪曾祺的早期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落魄》中的“荒诞”与“恶心”的存在体验、《礼拜天早晨》中的耽于“自欺”的存在状态以及《复仇》中表现“自为”和“自由选择”的存在意识，均与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创作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尚不知汪先生当时阅读的是翻译作品还是原文，但这并不妨碍论证他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接受。至于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对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画，自然使人联想到萨特的《恶心》与加缪的《局外人》。主人公方鸿渐对既有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怀疑，对事业、爱情如同《局外人》中的默尔索那样不感兴趣的生活方式，以及“围城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间隔”与制约，也都可以成为探研《围城》作品里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切入点。有论者因而认为，《围城》“是一部表现人的存在困境的形象哲学，与加缪的《局外人》和萨特的《恶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230]。杨昌龙认为，《围城》“写出了人生的哲理内涵：两难选择中的困顿处境。这种‘围城意象’的题旨中，就渗透着存在主义的‘非理性’内容”[231]。解志熙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也对《围城》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做了探讨，提出这样的观点：“这与其说萨特和加缪影响了钱钟书，毋宁说是钱钟书在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存在主义思想先驱的启发下，站在与萨特、加缪相同的思想起点，而对着同样关心的现实问题，遵循着相近的思路，进行同步的哲学思考和艺术创造。”[232]他在萨特、加缪与钱钟书之间做了平行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钱钟书的《围城》和萨特的《理性的时代》是殊途同归，而与加缪的《局外人》则如出一辙。如果说萨特的《理性的时代》是直接从正面来肯定个人的自由和自为的勇气，并把这种自由和勇气推到极端的话，那么钱钟书的《围城》和加缪的《局外人》则是从反面来启示人们，当孤独的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和荒诞的存在处境时，有没有一种个体主体性，有没有一种敢于独立自为的勇气，一种不畏虚无而绝望地反抗的勇气，就是生死攸关的事了。”[233]不过，笔者还想补充一些。钱钟书先生精通法语，自1935年起游学欧洲，“对存在主义哲学不但知之甚详，而且接触甚早——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他已读到过存在主义大师的原著了”[234]，甚至，“早在他写于30年代末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里，对存在主义的诸观念就多所阐发”[235]，因而恐怕不能排除法国存在主义对其发表于1946至1947年的《围城》[236]的影响。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围城》确乎受到过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钱钟书也早已把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彻底地“化”到了家。我们知道，钱钟书向来把“化境”视作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自然也有才能把萨特和加缪的人生哲学彻底融化在自己的《围城》世界里，来灵活自如地表达超越了“围城世界”而面对整个人类荒诞的存在困境的形而上思考。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二、冷热变化的五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初我国对萨特的介绍，还是承袭四十年代末对他的认识，如1951年7月25日的《文艺报》，依旧把萨特排除在“战斗的法国进步文学”家[237]之外，把他当作“反动的”“唯生存主义”创导者看待。这也难怪，因为就在不久前，萨特还说过，共产党人的道德“已变得因循守旧，这是一种小资产者的道德”[238]。然而到了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又把萨特视为“进步作家”了，并且在他访华前后进行了肯定的宣传介绍。这种友好的转变主要鉴于下列几个客观原因：（一）1951年底，法共党员亨利·马丁因反对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拒服兵役而被捕，萨特应共产党知识分子的请求，参加了营救马丁的运动，并使后者最终获释；（二）1952年5月，法共领导人雅克·杜克洛在抗议美国侵朝将军访问巴黎的示威游行后被捕，萨特原本就痛斥美国的侵朝政策，认为“美国方面寡廉鲜耻”，这时迅速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支持法共，在政治上与法共保持接近，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按他的话说，“同路人就是站在党外来思索何为真理，希望对党有所补益的人”[239]；（三）1955年6月，戏剧《涅克拉索夫》的上演。如果说1948年上演的戏剧《肮脏的手》在客观上确实对共产党的形象造成了损害的话，那么《涅》剧则表现出亲共的倾向，它对资产阶级新闻宣传中为制造反共高潮而运用的种种卑鄙伎俩做了无情的揭露和公开的讽刺。萨特说：“我想在我的新作中揭露反共宣传的手段……以此为争取和平的斗争作出我作为作家的一份贡献”[240]。
所以，1955年9月，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萨特与波伏瓦两位“进步作家”来华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访问。《译文》于1955年第10期做了报道。虽然双方未就存在主义进行探讨，但萨特的来访无疑促进了双方的相互理解。萨特说，来到中国，他所感到的只是愉快。在萨特访华之前，《译文》于1955年第8期就已发表罗大冈的《萨特的新著：〈涅克拉索夫〉》。罗文指出，《涅》剧是继《义妓》之后的又一次极大的成功，“作者锋利的笔尖，不留余地戳穿了资产阶级报纸对于法国共产党、对于苏联造谣侮蔑的一套卑鄙愚蠢的惯技”。萨特访华结束后，《译文》第11期还发表了罗大冈翻译的萨特名剧《丽瑟》（即《恭顺的妓女》）。据罗大冈回忆，“文革”前，根据该剧改编的电影《可尊敬的妓女》已在我国上映（到七十年代后期，这部进口片重新放映时，片名改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241]。
从萨特来说，访华促使他写下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发表在当年11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说，他看到“一个有了非常明确方向”的伟大的国家“正在不断地转变”，他赞叹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深信“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并用“深切的人道主义”称颂中国“人与人之间最合乎人情的关系”；另一篇题为《法共的作家与争取和平的斗争》，发表在11月15日的《文艺报》上，文章介绍了法国进步作家为恢复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也介绍了他们为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所做出的举动。在来华访问的前一年，萨特就曾为《法兰西文学》周刊上的中国照片集作序积极宣传，回到法国后，又在《法兰西观察家》当年12月1日与8日两期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波伏瓦也写下了随笔《万里长征》。
五十年代末起对存在主义的译介主要集中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据统计，从1959年至1966年间，在《文摘》上刊发的包括论及德国存在主义的译文有近二十篇，其中直接涉及法国存在主义的就有八篇，如在《学派与人物》栏目下发表的《马赛尔与沙特——两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和《不接受诺贝尔或列宁奖金的让—保罗·萨特》；在《书刊评介》栏目下刊发的《一种存在主义美学：沙特和梅劳—庞蒂的学说》和《萨特：〈情势种种〉》；还有作为“资料”的《内在性问题：柏格森和沙特》。这一时期，对存在主义译介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转以批判为宗旨，萨特已从五十年代中期的“进步作家”又变成了反面人物，加缪更是难免，如译文《亚尔培·加缪》的编者按说，加缪“只是一个丧失了人生高贵理性的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种种污蔑……（他）反对人类为明天的幸福而斗争”；译文《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摘自《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编者按说，“现代存在主义思潮，从其社会阶级根源来说，乃是垄断资本主义腐朽性、反动性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而《沙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编者按则说，萨特“是想把马克思跟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借‘辩证法’之名，贩卖存在主义之实，企图以存在主义来篡改并取消马克思主义”[242]。
为什么萨特在中国又变成了一个被否定的对象呢？原来在1957年，萨特发表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后改名《方法论若干问题》，收入《辩证理性批判》），文中他虽然表明，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环境还没有被超越”，但他同时又认为，“由于偶然的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构成的知识“已经停滞了，变成了一种僵化的教条，它无法解释人类现象的实际方面，虽然它试图解释这些现象，但却并不‘包括’它们。正由于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患的这种营养缺乏症使存在主义应运而生。存在主义……试图与马克思主义结为一体以便从内部复活马克思主义”[243]。在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又系统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观点，指出存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自己产生了却同时弃绝了它”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块‘飞地’”，由于马克思主义“停滞”了，有一块“人学的空场”，所以应该用存在主义来“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具体说就是要用“人学辩证法”去取代唯物辩证法，用“历史人学”去代替历史唯物论。那时，他甚至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共产党完全歪曲了、变质了”[244]。这样一来，萨特就结束了他与共产党“同路人”的关系，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不敬在我国必然要遭到人们旗帜鲜明的批判。
在六十年代对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反动的”存在主义思潮的批判性的介绍中，最有代表性最有力度的文章，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存在主义文学印象》。作者“以萨特为脉络论述了存在主义文学的概略”，对存在主义术语（“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观念”），存在主义“社论”（《争取倾向性文学》）、小说（《厌恶》和《自由之路》）和戏剧（《闭塞》）都阐述了一种否定的“印象”，给萨特做了反映那个年代评论特点的定性结论：萨特的文艺思想属于法国传统的自由资产阶级，而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是同一阶级的两个集团，所以尽管萨特也写过少数有一定进步因素的剧本，参加过和平运动，“但是一定要看到，存在主义文学在根本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末期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精神产物，这才是它本质的一面”[245]。
尽管那个年代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在我国受到了严肃的批判，但还是有一些存在主义作品作为内部读物被翻译过来，如1963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萨特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同年，中科院编译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收录了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存在与虚无》的部分篇章。从1962年至1965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过让·华尔的《存在主义简史》、卢卡奇的《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包含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等哲学著作和材料。文学方面则有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孟安翻译的加缪的《局外人》和196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郑永慧翻译的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在六十年代前前后后，存在主义同西方任何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样，翻译不是为了宣传，介绍是为了批判。正如《厌恶及其他》的“后记”所言：萨特的作品既“荒谬”又“反动”，其哲学是“狼的哲学”。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下，西方现代主义只能被归入扫荡之列，造成中国文坛现代主义的长期缺失。
第二节 新时期以来对存在主义文学的翻译
一、存在主义作品的翻译
七十年代末起，改革开放给我国的文化领域也吹来春风，“文革”期间一直受到冷落的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的诸多文学思潮，开始得到大规模的翻译和介绍。1978年6月，《世界文学》第3期发表了施康强翻译的加缪的《不贞的妻子》；同年7月，《外国文艺》第1期发表了林青翻译的萨特名剧《肮脏的手》，这两部译作是进入新时期后对存在主义文学作品最早的译介。1980年4月15日，萨特的逝世在我国引发了逐渐升温的“萨特热”，也使这一年成为翻译和发表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高潮。因为这一年间，《当代外国文学》第1期发表了萨特的《禁闭》、《墙》和《可尊敬的妓女》；《世界文学》第4期发表了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两刊还登载了评介萨特和存在主义的文章）；《外国文学》第5期办成了“法国、意大利文学专刊”，其中发表了加缪的《沉默者》和波伏瓦的《知命之年》；《外国文艺》第5期则发表了萨特的哲学作品《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81年，罗大冈“全文直译”了《恭顺的妓女》，发表在《春风译丛》第4期上。此后在《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和《小说界》等期刊上，不断有存在主义文学作品出现，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末。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缪的《鼠疫》，这是新时期以出书的形式出版的存在主义文学最早的译著之一。但对存在主义文学作品大量的出版工作，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拉开帷幕。1985年，外国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和波伏瓦的《人都是要死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萨特戏剧集》；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局外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推出了《西绪福斯神话》（郭宏安译）。进入九十年代后，出版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以“文集”或“结集”的形式出现，如1995年，中国检察出版社就出版了秦天、玲子编的《萨特文集》共三卷，分别是《恶心》、《苍蝇》和《自画像》；1998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丁世忠、沈志明译的《自由之路》三部曲；同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瑜青、凡人主编的包含了《萨特小说集》、《萨特戏剧集》、《萨特文学论文集》、《萨特哲学论文集》及《辩证理性批判》等在内的一套“萨特文集”。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由沈志明、艾珉主编的包括四部小说卷、两部戏剧卷和一部文论卷在内的七卷本《萨特文集》。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八卷本《萨特文集》，增加了书信卷。关于加缪，译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郭宏安主编的《加缪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柳鸣九、沈志明主编的《加缪全集》四卷。关于波伏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推出了《西蒙·波娃回忆录》四卷[246]，即《闺中淑女》、《盛年》、《时势的力量》和《清算已毕》；中国书籍出版社从1998年至2000年，也出版了她的系列作品，有被视为女性“圣经”的《第二性》[247]以及《他人的血》、《女宾》[248]、《越洋情书》和《名士风流》等[249]。另一方面，由于Les Mots是萨特作品中颇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因而在我国迄今至少有五个版本和四种译名：《文字生涯》、《萨特自述》、《词语》和《我的自传：文字的诱惑》[250]。关于加缪，他的哲理名著《西西弗的神话》或译《西绪福斯神话》至少已由十家出版社出版。他的名著《鼠疫》表现了面对灾难人们积极行动、团结战斗的姿态，最终用集体斗争代替了《局外人》中的孤立反叛，因而在2003年春我国出现“非典”的时候再度热销，成为“瘟疫流行时期的希望之光”和“拯救心灵的最佳读本”。
从八十年代至今，除上述集中出版的情况外，萨特、加缪和波伏瓦的大部分作品或重要作品都先后由多家出版社零星出版过，一些代表作品也被“外国现代派”或“西方现代派”或“欧美现代派”或“现代主义”等名下的各种“作品选”收编。其中，再版现象（如《鼠疫》《局外人》）、复版现象（如《西西弗的神话》）、复译现象（如《词语》）和复编现象（如各种现代派“作品选”）不断出现，充分说明了三位各有千秋的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作家在中国受到的欢迎之普遍、之热烈。
二、存在主义文论的翻译及其他
在译介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同时，存在主义作家的文论也同时被译介过来。在新时期的八十年代，最集中的文论翻译，发表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和1985年出版的《文艺理论译丛》第2和第3期上。两期分别设立了《萨特哲学文学论文选》专栏和《加缪论文选》专栏，同时还翻译发表了外国学者的诸多“评论”。此外，零星的文论翻译还出现在《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报道》、《当代外国文学》、《译林》和《外国戏剧》等期刊上。《法国研究》1986年第2期还发表了萨特的《关于存在主义的几点说明》，萨特在文中强调指出：“存在主义只是一种思考有关人的问题的方法，它拒绝给予人以某种永远凝固的本性”；“存在主义并非使人贪恋不舍的快乐，而是行动、发奋、战斗、团结合作的人道主义哲学”。萨特文论专著的翻译，除了和他的文学作品一同编入“文集”中出版的之外，单独面世的还有198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萨特论艺术》，1990年上海三联书店推出的《生活、境遇——萨特言谈、随笔集》和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萨特文论选》。而萨特的著名长篇文论《什么是文学？》的节译，也出现在《现代西方文论选》（伍蠡甫）、《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袁可嘉）和《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朱立元等）等多种研究资料丛书中。在《福克纳评论集》（李文俊编选）和《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等编著中，也有萨特的文论翻译。加缪的文论也散见其中。我们甚至还可以在钱钟书的随笔集《人生边上的边上》里，看到他翻译的萨特《想象的事物》[251]的第四部分的结论。
存在主义哲学不属于本书探讨的范围，但因为萨特总是把他的哲学思想融入其文学作品中，所以他的下列哲学著作的翻译需要一提：197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哲学资料》第四辑上发表了《科学和辩证法》，它标志着法国存在主义哲学著作和存在主义文学著作在我国新时期的翻译工作同时启动；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存在与虚无》，它是萨特前期哲学思想的体现；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它主要是《存在与虚无》的通俗性读物，同时也是对其前期哲学思想的一种补漏；1998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辩证理性批判》，它是萨特后期哲学思想的展现。
一个国度的文学思潮在另一个国度之所以产生影响，从翻译活动发生的功效去考察，一方面，对这一文学思潮的作品和文论的译介是最主要的诱发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对国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因为国外学者的研究，无论是对这一思潮的本体性研究，还是对作家个体的研究抑或对文体的分析研究，都是国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种种展示，不但可以使接受国对它有拓宽的了解和加深的认识，也可以给接受国的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多种借鉴，带来不少启发。根据查阅到的资料，关于存在主义文学的外来评论文章，除可在《译林》和《当代外国文学》等期刊上找到外，更多的刊登在《外国文艺》上面，尤其是略萨的几篇文章[252]，其中《局外人该死》还引起了我国学者的争鸣。甚至《参考消息》到2000年还刊发了法国《新观察家》杂志上的《哲学同行评萨特》的编译。其中就有米歇尔·福柯对萨特的评价。而另一位哲学教授翁弗雷对萨特作品及生活的概括，在西方学术界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53]。不过这方面翻译最多的还是外来评论专著，尤其是以作家评传为主的专著。粗略统计就有近二十部之多，其中主要有《从普鲁斯特到萨特》、《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存在与自由——让—保尔·萨特传》、《萨特传》（波伏瓦著）、《萨特、波伏瓦和我》、《西蒙娜·德·波伏瓦传》[254]以及《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和《加缪传》等。在此还可以提及，台湾学人叶玄翻译的荷兰学者雷登·贝克等著的《存在主义与心理分析》，从1970年至1979年五次印刷出版。书中既谈到了萨特的存在观，也谈到了海德格尔及他人的存在观。该书在大陆也有少量发行。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对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
一、研究的开拓
我国新时期对法国存在主义的评介与研究，离不开下列几位开拓者：柳鸣九、罗大冈、施康强和冯汉津，以及哲学界的欧力同、王克千和徐崇温等。1980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法国著名作家让—保罗·萨特去世》的消息；5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张英伦的《萨特——进步人类的朋友》。为了纪念这位“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曾经访问过中国”的法国作家，罗大冈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了《悼萨特》。翌年他发表的《关于〈恭顺的妓女〉》[255]可以说是新时期最早对萨特作品进行专门评述的文章。文中着重指出了《恭顺的妓女》与《可尊敬的妓女》两种译名、改写本《丽瑟》与直译本《恭顺的妓女》两种结局，所产生的高低不同的思想艺术价值。他在不久之后发表的《试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和《关于存在主义文学》中，针对我国当时正在兴起的“萨特热”和“存在主义热”，也提出了“必须对存在主义文学做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必须对萨特的文学成就有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看法”[256]。在早期对萨特的评介中，最有影响的应属柳鸣九。早在1978年11月，柳鸣九就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做了《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257]的发言，多处提到萨特，尤其在发言稿的第三部分“如何看待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的思想基础”里，以萨特为例，从理论、创作和社会活动三个层面，肯定了他的进步思想倾向。他在1980年发表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258]，对作为哲学家、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萨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提出了对从前的工作具有纠偏意义的意见：“指出萨特哲学思想中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内核……比把萨特批得体无完肤费力不讨好，但却……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研究界所应尽的责任。”他编选的《萨特研究》一书的迅速出版，为学界极早献出了最充分、最全面的研究资料，为学人和广大读者了解萨特、认识萨特、走近萨特提供了多重维度。“自由”和“自由选择”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要义，也是极易引起误解的概念，施康强在《萨特的存在主义释义》[259]一文中做了必要的和及时的阐释。施康强还另外撰文，从萨特具体的几部“境遇剧”展开分析，探讨了作者的自由观，指出这种自由观始终以个人的自由为出发点和归宿[260]。在新时期初年对萨特和存在主义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冯汉津。他在《萨特和存在主义》[261]一文中，对存在主义的演变、萨特的思想倾向、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以及萨特关于小说创作方法和技巧的理论进行了剖视；在《当代法国文学流派披涉》[262]中，冯汉津还为我们勾画出存在主义文学的众面相。如果说，冯汉津在上述两篇文章中，对萨特和存在主义还能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做比较客观的评述，那么三年后，他发表在《红旗》上的《评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263]，则把萨特的存在主义批得“体无完肤”了：“那种同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格格不入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注定了存在主义文学形象的畸形性和否定性”；“存在主义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现实的某些侧面加以高倍放大，掩盖了另一些侧面，把它们当作人类的永恒现实，这是存在主义思辨方法反科学和反现实的表现”。当然，像《红旗》这样的期刊登载此文，是以当时我国普遍兴起且不断升温的“萨特热”为背景的，也代表了某种倾向，表达了某种意识。除上述的柳、罗、施、冯四位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外，稍后而来的是研究加缪的专家郭宏安。他在1986至1989年间，在《读书》期刊上发表了三篇评论加缪的《堕落》、《局外人》和《叛教者》的文章[264]：《法官——忏悔者》一文指出，“《堕落》实际上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作家对当代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揭示了《局外人》隐藏的严酷的逻辑，即任何违反社会基本法则的人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我读〈叛教者〉》一文指出，“《叛教者》是以极严谨的结构和极清晰的陈述范围着一种杂乱如麻的思想的奔涌，引导着一股狂荡不羁的意识的流动”。其实，早在1982年，他就在《读书》上谈到了加缪的《鼠疫》[265]。
二、研究的梳理
其实，对于新时期九十年代前的存在主义文学研究的情况，钱林森在《法国作家与中国》里已做了梳理。进入九十年代后，一方面研究文章继续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研究专著陆续出版，成为尤其是九十年代后期研究的一大特征。由于涉及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笔者拟就收集到的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梳理，具体将从下列的整体研究、本体研究、个体研究、文本研究、戏剧研究和“荒诞”研究等方面着手：
（一）整体研究
整体研究指涵盖了流派本体评述、作家个体研究和文本分析研究在内的综合性研究。1985年出版的《外国现代派小说概观》中，对存在主义文学的探讨正是属于整体研究的范围，书中既有对存在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的介绍，对萨特、加缪和波伏瓦每个个体的讨论，也有对存在主义文学本体的概要似的阐述，及对存在主义作品的选译和分析。廖星桥的《外国现代派文学导论》，也在“存在主义”两个章节中，从“概述”“哲学渊源”论述到萨特、加缪、波伏瓦的存在主义文学和“存在主义的艺术特征”。整体研究还包括江伙生、肖厚德的《法国小说论》和郑克鲁的《现代法国小说史》中的相关部分，两书都对存在主义小说的形成或特点等做了综合性的评述，对存在主义三位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做了评介。此外，张容在《法国当代文学》中，以“存在主义小说”和“存在主义戏剧”为题，也从整体上描述了二者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代表人物以及代表性的理论和作品，甚至论及“存在主义小说的边缘作家”。作者还在专门的章节中探讨了“沙特存在精神分析法文学批评”。由于该书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发行，这无疑扩大了大陆学者研究成果的影响范围。
（二）本体研究
早期以“名词解释”的形式对存在主义文学的介绍，可以说是本体研究的开端，这在不少学术期刊上都可以找到。其中评介最有深度的是1981年第3期《外国戏剧》上的“关于存在主义”，作者王文彬从人的存在、人的处境和人生的态度三方面介绍了存在主义的内涵。当然，早期介绍中还普遍存在着“定义＋背景＋批判”的模式[266]。时间的推移使得理论研究朝纵深发展。进入九十年代后，最有创新的本体研究是柳鸣九的《存在文学与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267]，文章也是1994年5月在西安（由中国法国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西安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同题学术讨论会的开幕词。作者把“存在主义文学”正名为“存在”文学，因为作者认为这一文学是有关人的存在哲理的文学，一如波伏瓦所说，存在主义文学的作家“是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根据理论体系来写小说的”。就学术会议而言，研讨的内容还涉及存在主义美学、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存在主义与理性、存在与死亡、语言与存在等命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还专门刊登了研讨会撮要。本体研究具有“特色”成果的还有杨剑的《本世纪法国小说创作的几种主要倾向及其美学特征》[268]。此外也有一些论者从“文学化的哲学与哲学化的文学”或“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内涵”[269]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研。在此也当提及，早在1978年，台湾就已经第四次印刷出版了李天命的《存在主义概论》，作者在书中论及了齐克果（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沙特、加缪、马劳·庞蒂、马色尔、雅斯培（雅斯贝尔斯）等存在主义的先驱、大师和代表人物。他做的“导引”反映了存在主义在当时的兴盛态况：“当代的西方哲学，最盛行的是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就一般的知识分子而言，则无论在英语国家抑或在欧洲大陆，都以存在主义为最风靡、最受人注目的一种哲学。”而牟宗三为书写的序，反映了台湾学者对存在主义的认知程度：存在主义“这一思潮既是客观地涉及时代精神问题，亦是主观地指向个人的精神生活如何超转之问题”。该书也让大陆学者了解到了台湾同仁的学术研究情况。
（三）个体研究
萨特是存在主义当之无愧的主将和旗手，对他的个体研究自然最多。早在1982年，刘放桐就在《文艺报》第8期上发表了《存在主义与文学》一文，认为对萨特评价过高或简单否定或拒斥都是不妥当的；应当把他的哲学和文学当作一个思想总体系来评价；对其存在主义文学作品既要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又不能低估其作品的消极影响。这些认识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对萨特较有力度的个体研究主要体现在下列几篇文章中：杨昌龙的《论萨特的文学主张》[270]，主要以萨特的《什么是文学？》为切入口，探讨了萨特的“创作引导论”和“召唤自由论”，提出前者是他的“文学介入论”的具体化，后者则是前者的深入化。他的另一篇文章《解读萨特》[271]，一改“过去那种笼统界定和简单结论”的批评研究方式，对于萨特从“绝对自由论”到“相对自由论”的人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做了分析，论证了萨特自由选择中的“人道主义向度”的确存性。萨特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哲理的形象化。郑克鲁的《萨特小说创作的特点》[272]专门探讨了萨特的创作在故事、人物和表现手法上为形象化阐释其哲学观点而形成的相应特征。吴岳添的《萨特与加缪的恩怨》[273]，则从两个存在主义大师的人生道路、创作风格、哲学思想和政治态度等方面，分析了两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根源。此外，针对萨特的个体性研究，在新时期八十年代就已涉及“文学的哲学倾向”、“伦理学的方法论特征”、“非理性倾向”和“自由形象说”[274]等命题。《法国研究》1985年第2期还开设过《萨特哲学专栏》。进入九十年代后的研究，除上述论点之外，还涉及“创作中的悲观主义”、“价值论批判”、“人生哲学”、“创作中的共时性”和“文学与政治的处境”[275]等。也有比较性的研究，探讨了普鲁斯特和萨特的“意识魅力和时空光彩”[276]。1995年8月11日至17日，《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和九江师专在庐山举行了“萨特与二十世纪”的学术研讨会，就如何认识萨特其人，如何理解和评价其存在主义文学，如何对待其存在主义思想在青少年中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新时期九十年代，萨特个体研究的一大成果，便是众多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专著开始面世，如黄忠晶的《萨特传》、《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和《爱情与诱惑：萨特和他的女人们》，杨昌龙的《存在主义的艺术人学——论文学家萨特》和《萨特评传》，余开伟的《萨特：永在爱火中燃烧》，何林的《萨特：存在给自由带上镣铐》，廖星桥的《萨特》[277]，杨深的《萨特传》[278]等。另外，李钧的《存在主义文论》中，也有关于萨特的个体研究。在此值得一提的，还有新时期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偏于哲学性的三部专著，即《萨特其人及其“人学”》（黄颂杰等）、《萨特伦理思想研究》（万俊人）和《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杜小真），因为它们都曾拥有过较多的大学生读者。在萨特研究中，还有一个声音应当引起学界的重视，那就是黄忠晶的《萨特研究中的难点和问题浅析》[279]，文章不仅指出了过去我们的研究工作中的种种缺陷和不足，也分析了造成种种缺陷和不足的众多因素。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萨特研究向纵深进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航标。
在加缪的个体研究方面，张容的成就卓著。她先后出版了《阿尔贝·加缪》（香港版）、《阿尔贝·卡缪》（台湾版）和《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在《阿尔贝·加缪》里，作者从“地中海的儿子”、“荒诞的时代”和“反抗的时代”三个层面对一个忠实于故土、信念以及使命，不断寻求答案，把孤独、异化、罪恶、死亡和战后知识分子的迷思与幻灭描写得既独到又深刻的加缪做了全方位的刻画。该书同她的《法国当代文学》一样，扩大了大陆学者研究成果的影响。在《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中，作者通过对加缪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伦理道德思想及其政治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论析，展示了加缪思想发展的曲折过程，凸显出加缪上述思想的关键与实质、矛盾与两重性。以论文形式出现的研究成果，仅从新时期九十年代中期算起，就不乏优秀的篇什，郭宏安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加缪的秘密》[280]也值得一读。柯岚的《加缪与政治哲学》[281]主要围绕着加缪的反叛哲学进行了阐发。有论者认为，加缪的反抗思想是从扎根于灵魂深处的自由主义、地中海思想以及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中孕育而出的[282]。而郑克鲁在《加缪小说创作简论》[283]中，则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分析了加缪小说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前者表现在加缪的小说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问题，如对荒诞的认识和对命运的反抗，后者表现在加缪的小说艺术风格简洁而明晰，语言文字严谨而抒情，叙事方式多变而富有创新。黄晞耘则对加缪的叙事作品做了另一种阅读，发现“孤独”具有一种丝毫不亚于“荒诞”和“反抗”主题的重要性。黄晞耘还撰文描述了加缪曾经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面临历史理性和国家利益双重挤压而遭受的精神痛苦[284]。另外，《法国研究》还曾在1987年第3期上开设过《加缪研究》专栏。
波伏瓦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留给众人的印象，都融合了下列三个形象：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位旗手；二十世纪法国文坛杰出的女作家。这就给研究波伏瓦提供了多重侧面和视角。杨正润在评介波伏瓦时，认为她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最后代表”[285]。齐彦芬通过对波伏瓦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分析，探讨了波伏瓦如何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286]。张放则从波伏瓦追求真理的一生，来评说这位“资产阶级的叛逆者”、“萨特的‘圣母’和忠诚的情侣”、“女权主义运动的旗手”和“‘倾向作家’的典型”[287]。也有论者以《女宾》、《他人的血》和《名士风流》等作品为例，从总体上探讨了波伏瓦的小说创作特色[288]。由于《第二性》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有论者便把“第二性”的问题放到了波伏瓦自身上进行了考察，认为波伏瓦极力要将自己的价值与他人他物他值相连接的思维和行动，是造成她自己的“第二性”的根本原因[289]。除上述研究文章外，也出现了不少研究波伏瓦的专著，如罗长江的《西蒙波娃》、陈默的《终身的情侣——波娃与萨特》、高虹的《新夏娃的诞生：西蒙·波伏瓦》和吴康茹的《追求卓越的自由心灵：西蒙娜·德·波伏瓦传》等。另外，由李清安、金德全选编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是国内目前最重要的波伏瓦资料专辑，为国内学者研究波伏瓦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四）文本研究
关于萨特的文本研究涉及他的《恶心》、《文字生涯》和《墙》等代表作品。《恶心》是萨特最早的一篇“哲学宣言”，是《存在与虚无》的图解，它奠定了萨特在法国文学界的地位，也是萨特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文学作品”[290]，因而对它的研究探讨也最多。在早期，杜小真与杨剑两人的论点各有不同侧重。前者认为，“《厌恶》一书整个来讲笔调是低沉的，充满忧郁、悲观的情绪。但不能否认，书中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乐观主义的一面”[291]。后者在肯定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暴露与讽刺方面有积极意义的同时，着重指出了作品里对人生的浓厚的悲观情绪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一个致命伤[292]。在以后的评论中，曾杰从失乐园和复乐园两个角度，分析了具有独特艺术生命的洛根丁的形象：一个敏感多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被喧嚣混乱的现实抛出来的孤独者，一个心理阴暗而又执着追求的探索者[293]。还有论者认为，《恶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孤独者的精神漫游，它是萨特前期哲学思想更是萨特其人的真实反映[294]。在众多论者中，柳鸣九的评论篇幅不长，但对作品的把握和定位却十分恰当。他指出，“不言而喻，萨特是赞赏恶心感，是提倡恶心感的，也就是提倡一种清醒的认识，一种否定的、批判性的立场”；“从各方面来说，《恶心》要算是萨特全部存在主义哲理的一个胚胎，一个雏形，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起点，是他一生战斗历程的第一站”。柳鸣九同时还将《恶心》与萨特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墙》做了深刻比较，他说：“《恶心》中对外部存在偶然性、荒诞性的清醒认识，到《墙》里转化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尖锐的否定性的看法；《恶心》中对存在的恶心感，在《墙》中具体化为对社会人生的反感与批判；而荒诞性、偶然性、恶心的存在物，则成为具体的墙，堵塞人之生路的墙，阻碍人际沟通的墙。”[295]关于短篇小说《墙》，我们还可以读到江龙对作品的哲学和伦理学两个主题进行的探讨[296]。萨特的《文字生涯》也是众家积极探研的对象。其中柳鸣九和禹慧灵的观点较为突出。前者认为，《文字的诱惑》是一本“严酷无情的自我精神分析”的书，它杂然纷呈着一个伟大人物的复杂感情和心态，显出“光光的一个人”的不同凡响的卓越人格[297]。后者认为，《文字生涯》是萨特精神世界的“内窥镜”，更恰当地说，是“自我意识的深渊”[298]。
对加缪的文本研究，除上文提及的郭宏安的研究外，主要集中在《局外人》和《鼠疫》两部作品上。《局外人》发表于1942年，是加缪的成名作。这部不到十万字的小说，故事情节简单，语言文字朴素，但哲理蕴涵层面丰富，被视为《西西弗的神话》的形象图解，尤为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局外人》在我国新时期的研究，可以说，完全体现了从起步到展开再到深入的活动过程，如八十年代中期的探讨就是从“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299]这样笼统的基本问题开始；到九十年代初中期，围绕相同主题阐述不同见解的讨论使得学术问题进一步展开，如针对《论加缪〈局外人〉中主人公的冷漠》而写出的《莫尔索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针对《局外人该死》而写出的《局外人的悲剧》[300]；进入本世纪，学术研究的深化从柳鸣九的《〈局外人〉的社会现实内涵与人性内涵》[301]中完全展示出来。柳文指出，“《局外人》以独特的视角、简洁的笔触揭示了现代司法罗织罪状的邪恶性质，表现了法律机器对人性精神道德的残杀。作品以独特的精神情调、沉郁的感情、深邃的哲理，通过默尔索这个人物传达了丰富的人性内容”。此外，关于《局外人》的研究还涉及“荒诞的人生”、“荒谬的人生”、“如何面对荒诞的世界”和“默尔索形象新释”[302]等命题。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成果，有论者将《局外人》与陈染的《无处告别》进行了比较来探讨人生的情境[303]，也有论者将《局外人》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相比较，从特殊话语标记入手，探讨了作品的叙事特征和叙述意义[304]。研究《鼠疫》的也大有人在，研究内容涉及“宿命思想”、“反抗的人生”和“写实的载体、存在的精髓”[305]等。而洪子诚的《读〈鼠疫〉的记忆》和朱正琳的《“放逐在自己家中”的生涯》[306]虽属随笔，却不乏深刻的认识和透视。在此还有必要提及，2003年春“非典”期间推荐《鼠疫》给读者的作家周国平，在《“非典”期间读〈鼠疫〉》[307]一文中指出：“人们习惯了瘟疫的境况。加缪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是比绝望的处境本身更大的不幸”；“真正可悲的不是SARS，而是在SARS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这一认识无疑提高了作品的现实意义，彰显了作品超越时代的价值。除上述两部作品的研究外，还有评论探讨了加缪的《正义者》、《堕落》和《第一个人》等作品[308]。
对波伏瓦的文本研究已经涉及《名士风流》、《女宾》、《他人的血》和《人都是要死的》等作品。柳鸣九曾为《名士风流》作过长序，认为这部作品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写照”，描写了他们“在困顿中的自我选择”。作品是以《战争与和平》为楷模来描写战后的法国现实社会与知识阶层的状况，以《克莱芙王妃》的方式来刻画安娜的爱情心理，从而使作品实现了《战争与和平》与《克莱芙王妃》式的结合。值得注意的是，柳文还联系到波伏瓦的《第二性》指出，《名士风流》出版于《第二性》五年之后，波伏瓦正是本着她的《第二性》中的思想观和男女观，来描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爱情故事和婚外私情[309]。余凤高在叙述了波伏瓦与美国作家阿尔格伦之间越洋跨国的爱情经历后，认为波伏瓦在《名士风流》中比在她的任何其他作品中，都更强烈地融入了她的自我，通过创作解脱了她与阿尔格伦爱情中断后的痛苦[310]。萨特曾经向波伏瓦提过建议，让她把自己融入作品里去。余凤高从这一线索出发，还作文认为，波伏瓦的《女宾》同样是作者对亲身经历的一段三重奏情感纠葛的文本再现，是为了“清除不愉快的往事”而进行的创作[311]。也有论者认为《女宾》宣扬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312]。此外，《国外文学》和《读书》曾发表过对《他人的血》和《人都是要死的》的评论[313]。
（五）戏剧研究
之所以把戏剧研究独立出来，是因为戏剧是张扬存在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可以说，正是萨特创作的境遇剧产生的轰动的社会效果，大大推动了存在主义的思潮，大大提高了萨特的声誉。无论是作为哲学家还是作为文学家，萨特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戏剧体现出来的。至于加缪，戏剧作品不多，但也同样是出彩的。在综合研究上面，江龙和黄爱华的成果较引人关注。后者从自由意志论、自由选择论、自由界限论和自由观理论的“误区”四个方面，对萨特剧作中的“自由观”做了全面的评述[314]。前者从必然性和绝对性、崇高性和正义性、痛苦性和无奈性、行动性和具体性四个层面，对萨特戏剧中“选择”主题的丰富内涵做了概括[315]。也有论者探讨了萨特的“处境剧理论的哲学阐述”、“境遇观、境遇剧”或“境遇剧与自由”或“处境观”等问题[316]。在《戏剧艺术》上，也能看到对萨特的综合评介[317]。而江龙的《解读存在——戏剧家萨特与萨特戏剧》是目前国内难得的一本研究萨特戏剧的专著。在剧本研究方面，《恭顺的妓女》（又译《毕恭毕敬的妓女》）与《丽瑟》的差别就在于结局的不同处理。杨荣认为，根据原初版本翻译的《毕恭毕敬的妓女》“超越了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具体图解，显现出深刻的揭露性、强烈的批判性”[318]。而罗大冈的观点显得较为朴实：“如果不改变原著的结局，并不减损原著的思想价值，反而能够更好地表现原著的艺术匠心”，“而且意义更为深刻，因为有两个牺牲者”[319]。关于《间隔》，徐和瑾从剧本的主题、哲学概念的阐述、他为的悲剧、脱离苦海的种种尝试、“地狱就是他人”的真正含义、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等不同的维度探讨了剧中的三人存在关系[320]；冉东平则着重探讨了该剧的舞台空间、戏剧情境和戏剧人物的假定性问题[321]。冉东平还以观念戏剧的艺术特性为审美视角，探讨了萨特的《魔鬼与上帝》的戏剧冲突、人物塑造、思想价值以及在艺术实践上的突破[322]。还有论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萨特的《苍蝇》中“王子复仇”的差异[323]。甚至对加缪的剧本《误会》也有了探讨，内容涉及“荒谬的现实与荒谬的作品”[324]。萨特的戏剧《肮脏的手》曾于1981年被搬上我国舞台，不久，《肮脏的手》导演胡伟民发表的《〈肮脏的手〉导演阐述》[325]，加上该剧本身的“问题”，引发了我国持续一年之久的热烈讨论。我们可以在1981至1982年间的《戏剧艺术》、《外国戏剧》、《书林》、《新剧作》和《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看到不同观点的交锋。总体来说，对该剧批判的声音多于肯定的声音。这次讨论一方面确实深化了大家对该剧的认识和研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萨特境遇剧内涵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赋予了阐释的多重性，以至到了八十年代末，还有论者对该剧提出“脏手不脏”的新论来[326]。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杨昌龙的《多维判断论是非》[327]才勉勉强强给该剧的讨论画上了一个似了未了的句号：“《脏手》恰似舞台上的一朵罂粟花，它既是含毒原料，又是特效药材；既可致人死命，又可疗治痼疾；不可盲目服用，也不可简单抛弃。究竟怎样去毒取益，从中提取有用成分，恐怕最终还得靠读者自己。”
（六）“荒诞”研究
由于存在主义者的一个重要认知即世界是荒诞的，人生也是荒诞的，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者也曾从纯“荒诞文学”的角度，对萨特和加缪的作品进行了探讨和剖析。在这方面，我们至少可以读到下列三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冯汉津的《卡缪和荒诞派》[328]一文把《局外人》和《鼠疫》作为荒诞派小说的两个样板，分析了面对荒诞由孤立反叛转向承认集体力量的主题，也指出了加缪的荒诞哲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积极、矛盾和倒退的地方。廖星桥的《荒诞文学中的理性》[329]一文认为，存在主义哲学属非理性主义范畴，但《恶心》和《局外人》等荒诞文学作品却“显示了一种彻悟后的清醒的理性”；“荒诞文学并不否认理性，只是揭示传统理性的局限，并寻求补充这一局限的途径”；“荒诞文学中的荒诞虽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这并不影响荒诞文学仍然是一种有理性的严肃文学”。吴岳添的《荒诞的小说与异化的世界》[330]则指出，从萨特的《恶心》到加缪的《局外人》，“荒诞小说是形象地反映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是描绘异化世界的文学，因而是使人对存在产生荒诞感的非理性的文学。但是就它向人们揭示了世界的异化而言，它又是最彻底地揭露社会现实的文学”。柳鸣九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荒诞》，对此问题多有论述。不过，由于“荒诞文学”在法国当代文学史上也可以作为一个包含了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另类探讨的专题，故在此不过多展开论述。
三、研究结语
我国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在新时期初还伴随着一场关于萨特文学思想性的论争。一方对萨特的文学思想予以了肯定，指出了它的进步性和积极的行动性；一方则予以否定，批判了它的唯心观和颓废观。前者以柳鸣九为主要代表，后者以欧力同、冯汉津为主要代表。双方观点主要阐述在柳鸣九的《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和欧力同、王克千的《关于萨特的文艺思想基础——与柳鸣九同志商榷》[331]以及冯汉津的《评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等文章里。在论争的过程中，罗大冈、施康强和杜小真等也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后来达成的基本共识，还是对萨特文学的进步思想倾向给予了认同。现在回过头从客观效果看，这场论争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在我国的研究，仍然起到了诱发、推动、强化和开拓的作用。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我国围绕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展开的研究，已由初期的“介绍性”或“评介性”的工作，越来越走向深入化、学术化、专业化。总体上说，在新时期初或者说在新时期八十年代中期前的研究，尤其是对存在主义文学作品各方面的研究，深度还嫌不够。这一方面因为，过去长期形成的极“左”的意识形态观念，在政治解禁、思想解放的初期，还不可能一下子从人们的大脑中彻底消除，因而当时不少的评论还留有或多或少的政治性批判的痕迹，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因为，萨特哲学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的译本在我国都出版于新时期八十年代中期往后，分别是1986年和1998年。只有《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样的“简易”阐释萨特哲学观的论著发表在1980年第5期的《外国文艺》上，但出书也是到了1988年。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或《西西弗的神话》分别出版于1985年和1987年。然而，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文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存在主义哲学是存在主义文学的灵魂，存在主义文学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图解。所以，这些重要的哲学著作的暂时的“缺席”，想必也是研究表层化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从新时期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对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呈现明显的深化态势。1997年，柳鸣九主编出版了《“存在”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它是1994年西安学术讨论会上的优秀论文和发言稿的选编，是我国学者在研究存在主义文学上面取得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不过，我们的研究在走向深入的过程中，偶尔也显露出认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来。这就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既要继续避免将存在主义文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分开，也要避免将存在主义作品与作家的现实生活和经历分开，尤其是萨特，在做到具体分析其作品的时候，也应做到多面兼顾，即是说，应把他的作品放在那个阶段他所张扬的哲学观上，放在他一生中保持不变的基本思想上去分析，同时，放在他曾经的生活现实中，放在他曾经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去把握。
近十年来，存在主义在中国的研究不但多视角，也涉及更多对象。据中国知网2007至2017年数据，在“存在主义”关键词下出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文学”、“存在主义美学”、“存在主义小说”、“存在主义心理学”、“存在主义教育”和“存在主义解读”等词条，已经列出文章106篇，其中有从存在主义视域探讨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的论文（见陈梦然、聂茂：《存在主义视域中的童话书写——以圣埃克苏佩里的童话〈小王子〉为例》，《求索》2007年第9期），而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如《文学评论》上，也依然可见相关文章（见叶立文：《语言的竞技——论新时期初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策略》，《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第四节 存在主义文学在我国新时期的影响和接受
法国存在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思潮，又是一种哲学思潮。这里主要从文学思潮和社会文化思潮两方面，来探讨法国存在主义在我国新时期的影响与接受。由于存在主义文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交融关系，下文也不可避免地要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某些论点做适可的提及。
一、作为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
法国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在我国新时期初最明显的影响，就是“萨特热”“存在主义热”的出现。这是新时期最先出现的西方思潮热，因为它迎合了当时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在传统价值体系分崩离析、精神信仰面临危机时的普遍心理。在1982年至1983年，有研究机构做过调查，写出了像《一些青年为什么对西方学说兴趣浓厚》[332]和《大学生对存在主义的看法——对三百名大学生的调查》[333]等文。其实，进行调查本身就说明了法国存在主义在当时青年人中的影响，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并到了值得关注的地步。《小说界》1983年第1期曾发表过《关于存在主义答文学青年》组文，陈骏涛、罗大冈和王克千分别撰文对存在主义在文学青年中引发的浓厚兴趣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说明了法国存在主义在当时的影响不仅涉及青年大学生，也涉及更为具体的文学青年。这种影响突出的表现，就是给他们的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了冲击。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社会观看，人世间是荒诞的、令人恶心的，世人之间相互制约、难以沟通，因而“他人即地狱”成为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从它的人生观看，人的存在也是荒诞的、不幸的，但世界的或然性和历史的荒谬性给人带来了自由性，因而人是“自由”的；从它的价值观看，人虽处在悲观乃至绝望的境地中，但可以通过“自我选择”行动起来，赋予存在以意义，对自己负起责任。然而，当时不少青年人对存在主义仅仅是一知半解，这可以从1981年的一个短篇小说《万花筒》[334]中窥见一斑。小说里甚至出现了张冠李戴的情况，把《秃头歌女》当作“法国现代派著名作家萨特的戏剧”。对存在主义的理解也很狭隘，似乎存在主义就是人与人之间“无法消融的冰墙”，就是萨特所宣扬的同居而不结婚的生活方式。新时期初青年学生对存在主义观念片面化、浅表化的接受，尤其体现在上述的“他人即地狱”、“自由”和“自我选择”等关键词上。例如“他人即地狱”，我们不能仅看到它的表层意思，还应联系萨特的哲学思想看到它的深层涵义。1965年，萨特在为《禁闭》制作录音时，对“他人即地狱”做了全面的阐释，发表在一月份的《费加罗文学报》上。他的阐释包含了下面几层涵义：如果你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而恶化，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如果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样，你就按什么样生活，那么他人也是你的地狱；如果你囿于一系列陈规定见为之痛苦却不设法加以改变，你就犹如生活在精神地狱中的活死人；如果你有自由去砸碎外在的禁锢而不付诸行动，你就是自由地将自己置于地狱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80年到1999年，对“他人即地狱”类似上述的解释至少有过五次，持续了整整二十年时间[335]。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名言警句”具有强烈的望文生义性，在接受过程中确实需要不时的提醒。同样，那时的青年学生对于“自由”的理解，多半也是浅层次的、不够全面的。虽然萨特“并不取消”“资产者所理解的那种自由”[336]，但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的自由，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解释，“不是说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说人在每一件事情上，或每一个处境中，都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没有任何原则应该先验地指导他的判断”[337]。这是一种走向“自为”的自由，一种把自己塑造为真正的人的自由。我们还应注意到，萨特的“自由观”也是发展的、变化的。1964年，萨特在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中就这样说过：“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它在于有权力拥有不止一双鞋，有权力吃饱饭。”[338]在1970年的时候，他又给自由这样下了定义：“自由是一种小小的行动：把完全受社会制约的生物变成部分摆脱他所受到的制约的人。”[339]显然，他从早期的注重纯粹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已经走向了后期的意识到境遇限制的相对自由。至于萨特的另一个名言“自我选择”，也曾经颇受青年人的欢呼。殊不知萨特的“选择”概念也是由几个要点构成的：第一，选择是自由的也是必须的；第二，你应该将选择付诸行动；第三，选择的后果并不重要，但自己要对选择的后果负责。同时需要指出，后期的萨特同样出于对各种“境遇”限制的体认，也这样说过：“人不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自由选择’，在有些情况下‘无法选择’。”[340]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萨特热”或“存在主义热”在我国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方面由于萨特曾经作为“进步作家”和波伏瓦访问过我国，曾经亲自走上巴黎大街卖过宣传毛主义的报纸，他也从没有发表过敌视中国的言论；另一方面，也由于存在主义的价值观念很适合我国当时的社会文化气候，还要加上像《萨特研究》这样的资料编著所起到的推助作用。
二、作为文学思潮对新时期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影响
法国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既不同于其前的意识流，也不同于其后的新小说和荒诞派戏剧。换言之，这种影响主要不是创作形式和艺术手法的影响，而是文学观念和创作思想的影响，是对传统文学“反映论”或“镜子论”观念的反思和质疑，对“文学是人学”主张的进一步彰显和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特别强调。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人的异化、人的孤独和人生荒诞的描写以及对人性本质的探索和对人的尊严的呼唤，可以视为存在主义人学观的某种反映。而萨特的“介入文学”则是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鲜明指认。他曾说过：“写作意在揭露，揭露为了改变。”[341]“介入作家的真正工作就是……揭示、论证、暴露真相，把神话和偶像统统溶解于批判的酸性溶液中。”[342]这种“揭露不公正而不管这种不公正是在什么地方”[343]的使命感，恐怕也得到了新时期“暴露文学”的认同。也许我们还可以说，法国存在主义文学为我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一种创作策略，即将文学与哲学联姻，在文学中凸显哲学意识，通过哲理沉思使小说上升到新的境界。因为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具有众所周知的交融性，而正是这种交融性给予了法国存在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影响的施为能力。萨特本人就是作为文学家兼哲学家而创造出显赫成就的。此外，也有论者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深度模式出发，认为“确定性——非确定性模式”主要由现代西方存在主义思潮催化唤醒。“‘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这种对立在一个时期成为一大批作品选择意蕴深度的焦点。”[344]
1982年，易言在《文艺报》第4期发表了《评〈波动〉及其他》。这是新时期较早指涉文学作品中存在主义倾向的评论，也是从文学创作上把存在主义的影响“提得最明确、最尖锐，影响也较大”的一篇文章，因而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也有不少论者对该文提出质疑，归纳起来不外两点：一是断言“以存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学流派”的出现不免危言耸听；二是以作品发表的时间[345]先于《萨特研究》的出版时间为依据，排斥了新近受影响的可能。对于第一个观点笔者表示认同，因为符合客观实际的说法，应该是出现了存在主义的思想倾向。作品中确实描写了人的孤独、忧虑和生活的荒谬，也表现了对传统观念的怀疑，透露出了某种自我选择的意识。但笔者认为第二个观点还可以再商榷。因为在《波动》发表之前的1980年，就兴起了翻译发表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热潮，当时的《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当代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等期刊上，都有存在主义译作甚至多部译作发表，同期的《世界文学》和《当代外国文学》上，还有关于萨特和存在主义的评介。《译林》1979年第1期就有对加缪和荒诞派的评介。柳鸣九在《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和第2期上以及在《读书》1980年第7期上，都撰文对萨特的历史地位做了应有的评价。因而，即便《波动》初稿写于1974年，《长江》编辑部请作者修改也是发生在上述翻译和评介法国存在主义的一系列活动之中或之后。所以笔者认为，以《波动》为代表的同时期文学作品（如《晚霞消失的时候》、《在同一地平线上》和《近的云》[346]等）中的存在主义倾向具有不可否认的自发性，但西方吹来的存在主义也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催生素。这些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完全土生但非完全土长，诚如陈骏涛所言：“这些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倾向，恐怕主要不是接受外来影响的结果。当然，外来的影响起着催化和强化这些思想的作用。”[347]
在张辛欣的作品中，发表于1981年12月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已经流露出存在主义关于“选择”的思考，而发表于1982年8月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348]则从对存在主义的单薄体认走向丰满，我们可以读到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洛根丁式的各种“恶心”的体验：当别人解释她手上的婚姻线时，她怔了怔，不自信起来，“多恶心呢”；当她瞧着滑溜溜的肉片在手指中间微微颤动时，“心里一阵恶心”；一听到倪鹏的声音，“她心里腻得不行”；别人给她介绍的对象突然来拉她的手，“她想吐。（永远没法儿跟人说这种感觉）”。我们也能感受到作者借助象征手法对生命“偶然性”的抒发（“像是枝头一片绿叶……偶然落在水中……偶然被……一阵偶来的微风……推到一个小小的死角里”）。我们还能发现作者对人与人之间难以媾和的感叹（“人在人背后到底是个什么样儿，很难说的”；“人跟人，最头疼的事”）。当然作品中女主人公对“青梅竹马”的手相在潜意识中的自我缠绕与萨特的反“决定论”的观点是截然相悖的。
如果说上述作品中，存在主义思想还具有裸露的创作意图，那么在谌容的《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中，存在主义思想与作品意图之间的关系绝非一眼就能识破。作者不但领会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内涵，而且对作品进行了精心的谋篇布局。小说由一条主线和一条副线平行发展而构成，主线是妻子阿璋在连续的通信中叙述杨月月不为人知的一个个引人关注的故事，副线是丈夫阿维在回信里一次次地汇报他对萨特的研究进展情况。然而小说叙事过程中，几乎找不到杨月月的故事与萨特研究之间的关联性的叙述话语。稍加思索后的感觉是，似乎作者旨在用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来分析杨月月的人生经历，来说明杨月月的个人不幸是她“自我选择”的结果。因为她也曾有过种种机运，可以使她春风得意，但她却没有做出“选择”，没有“行动”，她应该自己对自己“负责”。英雄成为英雄懦夫成为懦夫都是自己选择的，就像阿璋成为作家也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投入世界、深入生活的结果”。那么杨月月成为招待所服务员也是她心甘自认的结果。然而小说临近尾声，“以萨特为伴”的丈夫话锋一转：杨月月的结局“值得深思”，因为“可以说，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自己的形象，走向自己的结局的。从这一点说，杨月月的故事，正是对萨特存在主义的一种批判。事实上，萨特（后来）……也否定了他所谓的‘自由选择’”……他“宁可要存在主义”“标签”也不要马克思主义标签，“看，这就是萨特”，等等。作者深藏不露的创作意图最终突然显露出来。所以在笔者看来，那种认为《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是“确定无疑地受到萨特思想影响的一篇小说”的判断似嫌草率。作者并没有接受存在主义思想，而是运用小说形式对存在主义思想进行了巧妙的十分艺术的否定。不过，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作者借用存在主义思想观念进行了独特而又成功的创作构思。
对法国存在主义在新时期文学上的影响给予最高评价的，恐怕莫过于《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的如下言论：“在新时期文学已经大量运用‘现代派’技巧仍然毫不‘现代’的情形下，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了一种思想资源，它对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演变起了重要的作用。”[349]作者指的想必是1985年发表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李泽厚当时就说过，《你别无选择》“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真正的中国现代派的文学作品”[350]。两部作品一方面“横移”了存在主义关于人生孤独和人生人世荒诞无稽等命题，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存在主义“自我选择”的价值指向，用夸张的手法表达了中国现代社会特有的现代情绪。当然，也有论者对这两部中国现代派的作品与西方的现代派做了比较，其中，许子东认为“刘索拉、徐星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在社会中找不到理想位置的‘多余人’迷惘愤世情绪，而不是冷漠旁观人类危机的‘局外人’姿态”[351]；高尚则认为，“徐星、刘索拉们过多地表现了一种愤世嫉俗式的天真和脆弱，缺乏西西弗精神中所特有的那种清醒、深刻和刚毅”[352]。
在中国作家中，孔捷生毫不讳言他的《大林莽》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尽管有论者认为《大林莽》“是作家以中国本体文化去化存在主义”[353]。其实，“化”更是接受的一种确认。在此，我们也应该提一提何新1986年发表的《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影响》，因为它是新时期里不多见的一篇专题性探讨存在主义影响的文章。作者认为，当代文学中有意无意地追求表现和探索的主题，如人性的异化、主体自由、个性本质的选择、传统价值的幻灭、人生孤独（失落、荒谬、不可沟通性）的陈述和英雄主题的否定等，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地与西方的存在主义文学运动有关[354]。文章在评论界引起过反响。
三、作为文学思潮对新时期文艺理论的资源提供
法国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也给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带来新概念，明显的标志就是“存在主义美学”概念的出现。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就发表了《一种存在主义美学：沙特和梅劳—庞蒂的学说》译文，文中指出萨特的美学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缺乏一种知觉论来支持他的意象说，和他从文学推广到整个艺术的概括倾向”[355]。然而，这并没有阻挡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存在主义美学概念成为新时期文艺理论的新资源。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不少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著作相继出版。其中，有对存在主义美学文论的收选，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陆梅林）和《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蒋孔阳）；也有外来论著的翻译，如日本今道友信的《存在主义美学》（原文名直译为《艺术的实存哲学》，但内容是谈萨特的美学思想）；而更多的是我国文艺界的研究成果，如《存在主义美学与现代派艺术》（毛崇杰）、《外国美学》（四）、《现代西方美学史》（朱立元）和《当代西方美学思潮评述》（李兴武）等著作，它们从各个层面、各种角度探讨了存在主义美学的多种命题。当然，这方面的文章也不少，例如杨剑的《存在主义的哲理与审美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存在主义哲理与审美之间关系的考察，论述了存在主义美学观的一些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在新时期里，存在主义关注的“文学是人学”、“文学的主体性”和“文学的存在方式”等命题，也成为文艺评论的新维度和文艺界研究探讨的热点。甚至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也因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说文而一度成为讨论现代主义的话题。萨特的《什么是文学？》成了新时期撰写文学评论的重要参考资料，被奉为文学批评的经典文籍。加缪在这方面也没有受冷落。吴俊就运用了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对史铁生创作的诸多小说进行了心理透视，认为史铁生的小说无疑具有“西绪福斯神话”的色彩，只是“在他们共同的扼住命运的咽喉的搏斗中，加缪的西绪福斯却缺少发生在史铁生身上的内心冲突——西绪福斯获得的是一种幸福的宁静，而史铁生则显示出一种生命的忧虑，尽管悲壮是他们的共同基调”[356]。
四、必要的补充
尽管上文列举了我国新时期的几部文学作品，作为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影响的案例，但稍为严格一点看，它们都不够存在主义的标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作品中的存在主义的种种倾向，却不能指认这些作品中乃至这些作品外的哪一部，作为纯存在主义式的即便是中国特色的纯存在主义式的文学作品。总的来说，在我国新时期文学尤其是新时期具有现代派味道的文学作品里，法国存在主义时隐时现，显得亦真亦幻。这种“魔幻”现象迫使我们做了如下的原因探析：
其一，存在主义文学是以表现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主要特征的，而存在主义哲学又因探索形而上之非具象而往往不易让人准确把握其精义。Huis Clos一剧在中文译著和评论文章中出现的十六种译名（禁闭/禁锢/隔绝/间隔/关闭/闭关/闭塞/密室/此门不开/门关户闭/没有出口/隔离审讯/禁止旁听/秘密审判/闲人免进/绝境）至少也可以区分出四五种不同的意思，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早期青年学生包括后来的文学青年对“自由”、“选择”和“他人即地狱”的理解的片面性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而我们在这些受到存在主义影响的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窥见到的，往往也只是“经过通俗化了的萨特存在主义话语”[357]。
其二，存在主义和西方其他的现代派、后现代派在文化开放后几乎同时涌入中国，对中国当代新潮作家的影响产生了一种合成的效果。萨特与尼采、加缪与卡夫卡的“关系”都很不错，还有梅勒、海勒和黑塞等人的加盟。所以，在中国当代具有现代派色彩的作家群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受外国某现代派或某位作家单一化影响的人。刘索拉便是这样的作家，她的《你别无选择》除了让我们看到荒诞与自我选择等存在主义式的命题外，也明显地流露出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影响，特别是那种“黑色幽默”的味道。
其三，法国存在主义对我国新时期文学还有间接影响的可能，因为法国存在主义思潮在新时期传入我国之前，早已广泛地深刻地波及欧美。在法国，新小说和荒诞派戏剧在形式、结构上的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存在主义观念的一种穿越。加缪的艺术风格尤其是他的白描手法，对克洛德·西蒙的创作有明显的影响。萨特《禁闭》剧的舞台效果给荒诞派戏剧的艺术创新带来过重要启发。另一方面，王宁和陈晓明也认为，不少中国作家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接受也是以梅勒、海勒、塞林格等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为中介的[358]。
其四，由于我国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与现代西方的不同性，由于文化本身具有的浓厚的民族性，由于我国文化接受机制的某些特殊性，由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和内在的需要性，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入我国后，其中的成分必然要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形。这样便给原本人们就不敢妄加指认的存在主义又披上了一层面纱，越发让人不敢甄别。而且长期以来，学界对存在主义在我国现当代文坛的影响，大都抱着谨慎的态度，生恐因大胆的抛砖引玉反给自己引来追求“攀比风”的嫌疑。然而，毕竟还是有人在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探索的，并且也已取得了成就，如解志熙的专著《生的执著》，把包括法国存在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存在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做了全面的清理。这方面的文章也时有发表，如吴格非的《从译介到接受——萨特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359]。也许，我们是有点瞻前顾后，不敢正面指出某某作品受到了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可是反过来静想一下，我们恐怕也不禁会问：谁又能否认我国现当代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没有受到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呢？刘再复在1987年的时候说过，法国的存在主义作家在我国的影响已日渐显著[360]。想必这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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