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经30求人辅佐，一生一世不可忘
“令百官名上封事，恐人不言，导之使谏。”
——李世民
明君之“明”，不在于他一人能顶天立地、无所不能，而在于他能求得多方人才的辅佐，并做到君臣披肝沥胆，至真至诚，共同开创辉煌盛世。唐太宗在求人辅佐，选贤任能方面，无疑是明君中的明君。
唐初承袭魏晋以来“崇武轻儒”的风气，各级政府机构大多为武将出身的人充塞。这些人曾参与“经纶帝业”，在战场上斩关夺将，均为有功之臣，但他们在处理政事方面，却未必皆能称职。唐太宗于即位之初，起用了房玄龄、杜如晦等充任枢要之职，然而各级机构的状况，基本因袭未变。所以有人批评贞观初的政府官员，“良由谋献之臣，不宏简易之政；台阁之吏，味于经远之道；执宪者以深刻为奉公，当官者以侵下为益国。”还说：“时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可见贞观初的国家机器运转并不顺利，而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选拔大批真正懂得治政方法的人才，去充实各级致权机构。唐太宗从自己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政安之本，惟在得人”。可见举贤任能，广罗人才，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因此太宗一再叮嘱左右的大臣要重视“选贤荐能”，发掘人才。
尚书省是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政务相当繁杂，凡天下大事不能决者，乃至符移关牒，六部庶务，都由尚书省处理。贞观初，房玄龄、杜如晦为尚书省左右仆射，事无巨细，无不亲自过问，甚至“听受辞讼，日有数百”，真可谓兢兢业业，不辞劳苦。然而，唐太宗并不满意，他对房、杜两人说：你们身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象你们这样整日忙于“读符牒不暇”，陷于事务之中，哪里还有时间帮我求贤呢？于是，关照尚书省官吏，以后琐碎事务“皆付（尚书）左、右丞”，惟有重大要务才须报告仆射，以让宰相有充分的精力和时间考虑选拔人才的事。
有些大臣对人才有不正确的看法，曾遭到太宗的奚落和批评，如他责备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近来我命你举贤才，你为何没有推荐一人？”封德彝辩解说：“臣哪里敢不尽力，实在难找奇才异能的人啊。”太宗说：“前代明王，皆取土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封德彝被太宗批评得面红耳赤，自感惭愧而退。
太宗求贤的心情，十分迫切，除了督促大臣们选拔外，他还亲自处处留心，四方搜求，一旦发现，即破格提拔。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命百官上书议论朝政的得失。中郎将常何所陈述的二十多件事，件件“合旨”，太宗见了十分奇怪。常何是武将出身，在玄武门之变时适值宿卫北门，支持太宗夺取玄武门有功，得以升任中郎将要职。他“不涉经文”，按理是不可能有如此高明的见解的。太宗问后才知是住在常何家里的食客马周代写的。太宗听了非常高兴，当日即召马周进宫，他急着要见马周，一连四次遣使催促。及见面交谈，太宗感到马周确是个人才，即令人直门下省，旋任为监察御史，除中书舍人，一直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的要职，马周见事敏速，有机辩，深识事端，处事平允，敢于直道而言，深受太宗重用，太宗甚至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可见他们之间感情是何等的深厚。
唐太宗用人基于“唯才是举”的原则，不论资历名望，不计亲疏恩怨，凡能为其所用者，都兼收并用，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让他们各展所长。
如上面谈到的马周，他出身十分贫穷，武德中不过是个“博州助教”（州学校的教师），很不得志，才弃职西人关中。
一路上备受艰辛和侮辱，在新丰驿店，连旅店主人都瞧不起他，故意不予招待。进入长安后，也是个寄人篱下的食客，象这样一个既无开国之功，出身又“卑贱”的人，如果不是由于太宗的破格提拔，是很难成为贞观中、后期的枢要大臣的。
在中央政府的机构中，还有大量出身寒族地主的官员。
文官如戴胄、杜正伦、张玄素、刘洎、岑文本、崔仁师等，武将如侯君集、李世勋、张亮等。杜正伦是隋时秀才，开始时只在秦府文学馆中干些小差事。魏征表荐其才“古今难匹”，唐太宗便擢为兵部员外郎，以后升为给事中、中书侍郎。太宗说：
“朕今举行能之人，非无端偏爱，乃其有益于百姓也。”张玄素原出身于流外小官刑曹令史，被太宗任为太子左庶子等要职。张亮出身农家，贞观时官至刑部尚书，参预朝政。刘泊的出身也不显赫，隋未曾仕江南肖铣，在太宗的任用下，“自疏远而卒委钧衡。”一些非亲非故，出身卑贱的贤能之士，只要被太宗发现，总能获得一官半职，如刘洎、马周推荐的李义府，太宗初次召见时，命赋咏鸟诗，义府诗云：“上林多许树，不借一枝栖。”意思是说，朝廷官位那么多，却不给自己一席之地。太宗回答说：“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于此可见太宗用人的气魄。
秦府旧属是太宗所依靠的骨干力量，在上层统治集团中占有一定数量。但太宗用人并不“任人唯亲”，对其旧属也坚持量才授职的原则，有些人因此未能获得高官，颇生怨望。
房玄龄曾将情况面告太宗，太宗说：用人要看才能智力，岂能只讲新旧交情？才若不堪，岂能以旧属而先用呢？那些发牢骚的人，只怨我弃旧，而不说自己有才无才，这恐怕不是至公之道吧！还有人直接上封事，请给秦府旧兵全部授以武职，人宫宿卫。太宗拒绝说：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旧部。用人只能唯才是任，而不可以新旧为标准。当然，旧属和亲贵中凡是有才能的人，太宗也是积极加以任用的。他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是他不计个人恩怨，坚持“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在地域方面，太宗用人时基本上克服了“关中本位思想”。本来，太宗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不能不受四魏以来“关中本位思想”的影响，事实上太宗在有些时候，“语及关中、山东人”时，也确实“意有同异。”为此，魏征一再向太宗指出：帝王欲治天下，就应以天下为公，不可歧视关中以外之人。同时，客观现实也迫使太宗不断改变对山东人士的看法。所以整个贞观时期居相位者二十五人，非关陇出生的共十八人，占总数十分之七。其中山东的寒族地主出身者，更居多数，如魏征、戴胄、侯君集、马周、张亮、李世勋等，这些人多数卷入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洪流，在山东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对这一地区复杂的社会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政治上富于革新精神，大多数敢于直谏廷诤，纠正太宗的错误行为或主张。江南地区的寒族地主，如刘洎、褚遂良等，也是敢于直谏廷诤的人物。另外，北朝尚武轻儒，南朝则有所不同，比较重视精通经术的儒士。太宗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对他们尤加重视。所设立的弘文馆学士，许多是江南人，如虞世南，褚亮（遂良之父）。大凡太宗处理政务，决定治国方针的时候，较多地听取山东寒族地主官僚的意见；而引述经义，较多地听取江南地主官僚的意见。因此，山东和江南地区的寒族地主势力的代表人物，大量涌进唐中央政府，这有着它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是治国安天下，解决实现问题的需要。二是南北朝以来，山东和江南经济不断增长，逐渐赶上或超过关中，关中的漕粮仰仗山东和江南，这样山东、江南的寒族地主势力也因此抬头。隋时，这些问题很尖锐地存在着，但缺乏解决的办法。隋末农民大起义，扫荡了世族地主的势力，给寒族地主进入仕途创造了条件。唐太宗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广泛地吸收寒族地主的代表参政，这就在组织上为开创“贞观之治”的局面，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明经31忠义血性之人最可用
“魏征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饶，最为可用”。
——李世民
在贞观之臣中，进谏最多的人是魏征，犯颜直谏者也数魏征，根据记载，他“所谏前后二百余事”，数十万言。他素有胆识，有时进谏时，太宗震怒，但他神色不变，执言极谏，皆能切中皇帝之失，使唐太宗最后不得不承认错误，接受意见。
正是从魏征身上，唐太宗经常可以认识到自己的得与失，因此太宗称其“最为可用”。
魏征进谏之事大体上可分如下几类：其一，重教化，崇文治。贞观七年，朝廷中曾展开过一场关于如何治理天下的辩论，魏征力主偃武重文，加强教化。唐太宗认为大乱之后，要慢慢推行教化方针，不可太急。魏征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列举了许多大乱之后，依靠教化而使天下太平的事例，说明乱后教化的重要性。并指出如果三代以来人心不再淳朴，而是一直向恶的方向发展，到如今全都成了鬼魅，又如何能称得上治理天下呢？反对者哑口无言。唐太宗遂接受了他的意见。实施数年之后，果然大见成效。
其二，轻赋税、去虚名。贞观初年，魏征就多次力谏使太宗减轻了徭役，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贞观八年（634年），又逢丰收，百姓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太宗非常得意，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赐予给百姓的，假如自己也像隋朝加重赋税，百姓即使有资财，也必然不能保全。魏征这次没有犯颜直谏，丽是给太宗讲了一个故事。说相传尧统治时期，有个老人在劳动时谈了一种观点，认为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水，耕田而吃饭，和尧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劝太宗不要那样认识问题，这些都是君主本应该尽到的责任，不一定非要百姓知道现今的一切都是君主的恩赐。
说到这里魏征又给太宗讲了一件事，说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晋文公外出打猎，误人大泽，迷路不能出来。碰到了一位渔夫，文公就对他说：“我是你们的国君，请你送我出去，将重重地赏赐你。”渔夫遂把晋文公送出大泽。晋文公要记下渔夫的名字，以便随后给予赏赐。渔夫说：“何必记我的名字，只要国君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我也就从中受益了；如果国君不敬天地，不重社稷，对外失礼于诸侯，对内违背民心，致使百姓流亡，今天就是给我厚赐，也不能保留下来。”渔夫坚辞不受赏赐而去。太宗说：“卿言是也。”从此更加兢兢业业。
自从贞观六年（632年）以来，连续几年丰收，一些地方官和朝臣大力称颂太宗功德，屡次请求到泰山封禅。唯魏征认为不可贪图虚名，主张不搞封禅大典。太宗很不高兴。魏征对他耐心进行劝告，认为国家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就好像久病的人一样，病情虽有好转，尚未完全复原，这时便让他背着一石米，日行百里，必然不能做到。国家经过隋末战乱，虽然有所恢复，国力尚未充实，陛下东去封禅，周围各国必然要派人参加，“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灌莽世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夷狄、“示以虚弱”，恐对国家不利。加之封禅大典，耗费资财、人力颇多，“庸夫横议，悔不可追”。太宗听后，怨气全消，从此打消了这个念头，终贞观之世再没提及此事。
其三，重德行，讲信义。魏征劝谏太宗重德行，讲信义之事颇多，这里只举一例。贞观二年（628年），皇后长孙氏访知郑仁基有个女儿，只有十六七岁，美丽绝伦，遂请太宗召人宫中，太宗十分高兴，下诏聘为充华（妃嫔名，九嫔之一）。魏征听说此女已经许配给陆爽，急忙人宫劝阻，说：“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太宗闻言，乃令将此女归还原夫。但房玄龄、温彦博、王硅等人认为聘礼已行，不便中途而废。陆爽本人也上表说：“某父康在日，与郑家往还，时相赠遗资财，初无婚姻交涉亲戚。”又说：“外人不知，妄有此说”。太宗实际上也想要此女人宫，便问魏征：群臣都说并无许婚之事，陆氏本人也这样说，你的说法从何而来？魏征指出：陆氏今天虽得陛下宽容相待，却担心以后暗中予以谴罚，所以反复推辞，不足为怪。
太宗遂又一次下诏：“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联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太宗此举赢得一片赞誉之声，使皇帝在百姓之中的威？
望进一步提高。
其四，慎罚恤刑。魏征认为，刑赏的作用在于惩恶劝善，帝王执法贵在公平，不以贵贱亲疏而有所轻重。他上书太宗指出：“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由于执法不公，致使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魏征还指出：“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悠渐。”太宗非常赞同魏征的批评意见，表示愿意接受。后来太宗在召见大理卿孙伏伽时，一再强调要防止一些执法官员为了沽名钓誉，而“利在杀人”，要求执法“务在宽平”。
其五，劝纳谏，戒骄奢。在这个方面魏征谏奏得最多，一再告诫太宗要广开言路，力戒骄奢，引经据典，反复论证，真可谓孜孜不倦。魏征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是帝王最容易犯的通病，尤其是当取得一些成就后，往往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生活由俭到奢，听不进意见。就是唐太宗这样颇有自知之明的君主，也难免不染上这种毛病，所以魏征不得不经常敲敲警钟。对于魏征的进谏，太宗曾下手诏表示愿意虚怀接纳，他还以晋武帝与何曾的故事来表彰魏征。大意是说晋武帝平吴统一全国之后，务在骄奢，不再留心政事。
太傅何曾退朝对他的儿子司徒何劭说：“我每次见到陛下，不议论治国大事，只谈论平生家常之语，像这样下去，恐怕子孙难保了。”他接着说：“你也许可以免于被杀。”又指着孙子说：“他们肯定会遇到战乱而死。”果然，到了其孙何绥时，逢八王之乱，被诛而死。前史对何曾多有称赞。说是有先见之明。太宗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何曾不能及时进谏，匡救其恶，没有尽到做大臣的职责。“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太宗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他对魏征的进谏非常重视，“公之所陈，朕闻过矣”。表示要将这些谏书，置于几案，时时警策自己。还说他有魏征就像蜀先生刘备之有孔明一样，如鱼得水。
太宗的确对魏征非常器重，需要他时时匡正朝政之失。
贞观八年，太宗向诸道派遣黜陟使，以察官吏，省风俗。诸道皆已确定好人选，只有关内道尚未选定谁充使，右仆射李靖认为此道事大，“非魏征莫可”。太宗认为，自己将要出幸九成宫，每次出行都离不开魏征，以便随时匡正过失，分辨是非，这也是一件大事，怎么能派他出使！他质问李靖说：“公等能正朕不？”于是派李靖充使于关内道。
太宗毕竟是一位英武过人之君，平时折节下士，虚心纳谏，但是这并不等于其刚猛之气已消磨殆尽。有时魏征当着众人之面犯颜直谏，搞得太宗下不了台时，他也恼怒异常。
有一天，太宗退朝回到内宫，怒容满面地说：“我一定要杀掉这个庄稼汉！”长孙皇后问道：“是谁顶撞了陛下？”太宗说：
“除了魏征还有谁？他经常当廷辱我，使我常无法下台。”长孙皇后遂郑重地换上朝服，向太宗拜而称贺，太宗非常吃惊地问：“你这是为了何故？”长孙皇后回答说：“我听说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所以魏征才敢于直言，我怎么能不向陛下道贺呢？”太宗恍然大悟，转怒为喜。
由于魏征与唐太宗相处十七年，尽心尽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国家的治理呕心沥血，唐太宗甚至说贞观时期政绩的取得，“皆魏征之力也”。
贞观十七年，魏征病死。唐太宗非常悲痛，亲自为其撰写碑文，并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故去，使我丧失了一面镜子。
魏征堪称天下第一敢谏之能臣，他与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能臣与明君合作的典范。他的极言直谏的气势和无所屈挠的品格，正是其“忠义血性”本质的表现；唐太宗知人善任，能容人君所不能容，忍常人所难以忍，其胸怀和气度，正是表现出的一代圣主明君的风采。
明经32知人之明，为成大事者必备才能
“诸臣之敢谏，实由于朕之能知谏、受谏也。”
——李世民
君明，臣易直；君昏，臣难直。然“君明’’不仅在于有自知之明，还要有知人之明，此为成大事者必备之才能。唐太宗既能“自知”，又能“知人”，所以其臣子中有很多直言敢谏的干练之才。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批评皇帝叫做“犯龙鳞”。传说，龙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所以，历代尽管设有谏官，但殿廷上往往是鸦雀无声。为什么唐初竟有那么多人“敢犯龙鳞’’呢？关键在于唐太宗虚心求谏，诚意纳谏。魏征把话说到了底：“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的确，如果唐太宗专横跋扈，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那么犯颜进谏的魏征，早已成为刀下鬼、阶下囚，至少也落得个削职为民了。
自称是“龙种”的帝王，居然叫臣子们不避犯触“龙鳞”，并以实际行动对犯颜者予以嘉许，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实不多见。唐太宗就能做到。
贞观六年，韦挺等上封事，唐太宗极力称赞，并“设宴为乐”。畅饮之际，唐太宗说：“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这里，把犯逆鳞与国家安危相联系，是颇有见地的。
不让人讲话，就难免要垮台，落得“宗社倾败”的结局！
贞观八年，唐太宗又看到一些官员奏事时，呈现一副恐惧不安的样子，连言语都颠三倒四，于是再次强调：“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这番话表明，唐太宗胸怀宽广，乐于听取和自己不同的意见。
由上可见，有了唐太宗的积极倡导与虚心纳谏，才有臣僚们纷纷直言的生动局面。“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若论君臣上下关系，君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君明，臣易直，敢于提意见，不怕犯逆鳞；君昏，臣难直，稍谏即怒或杀，何人更敢直言？只有“导之使谏”，才能广开言路，收“天下大治”之大效。
唐太宗的虚心纳谏，不仅体现出其宽广的胸襟，还体现出了他的知人之明：敢谏者见其忠、善谏者见其智，投君所好而乱谏者见其伪。在这样的明君面前，又何愁直臣不直，又何忧宵小作乱呢！
明经33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
——李世民
唐太宗的从谏如流、兼听纳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突出的，没有一个皇帝在这一点上可以和他相比。
贞观二年五月，唐太宗曾和魏征讨论过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昏君的问题，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认为，明君之所以明智，是由于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昏庸的君主之所以昏暗，是由于偏听偏信的结果。因此，国君必须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这样就不会被一些宠臣所蒙蔽，下情才可以上达。唐太宗十分赞同魏征的意见，决心做一个兼听纳下的明君。
在这种思想动机的促使下，他和臣僚们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有一次太宗问魏征：“守天下难还是易？”魏征回答说非常难。太宗说：“只要能做到任用贤才，接受谏诤就可以了，怎么能说难呢？”魏征指出：“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危难之时容易做到任贤受谏。等到天下太平，就产生了松懈思想，不大容易接受意见，致使言事者畏惧而不敢谏诤，发展下去终至会危亡。所以圣明的君主经常居安思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要长期做到这一点，难道不难吗？”这番话对太宗触动很大。
唐太宗认识到守天下比夺取天下还要艰难，故此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要骄傲，要广泛听取臣下的意见。同时他还认为，个人的才智总是有限的，只有信任臣下，发挥集体的才智，才能保证不出现失误。他对侍臣说过这样的话：“隋炀帝不肯信任臣下，每一事都要自己决断，结果搞出了不少弊端。
天下之大，事物之广，一个人如何能独断得了呢？”太宗还从日常事例中体验到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得出了颇有哲理的结论。
有一次唐太宗对萧说：“朕年轻时十分喜好弓箭，自认为已经非常了解弓的性能了。最近获得了良弓数十张，拿给造弓的工匠看，工匠认为皆非良弓。朕问他们是什么道理？回答说这些弓的木心不正，脉理皆斜，弓虽刚劲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良弓。朕以弓矢定天下，经常使用它，犹不能完全了解弓的性能。何况朕即位不久，治理天下经验不多，对于熟悉的器物都是如此不深入，更不用说自己尚不大了解的事物了。”由此太宗悟出的君主能力有限，并非无所不能的道理。
于是，他下令要求京官五品以上，轮流到宫中值班，和他谈论事，以便询访外间之事，尤其是有关百姓利害的大事。
太宗还认为，对于皇帝来说，了解下情很不容易，受到许多限制，因为皇帝深居简出，高高在上，视力所及多为宫廷之事，就更要多听取臣下对外间情况的反映。他说：“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太宗不仅仅局限于通过臣下了解情况，对于自己已经做出的决策，也同样希望臣下谏正，这样就可以保证决策不至于失误，以避免贻误国事，危害百姓。他汲取了隋炀帝拒绝臣下谏诤，从而导致国破身亡的教训，时时注意纳谏，不以势压人，他多次强调：“朕遇千虑一失，必望有犯无隐”。承认皇帝并不是一贯正确，鼓励臣下踊跃谏诤。
太宗不仅自己注意纳谏，他还要求执政的宰相们也要注意听取下级的意见。他曾经对房玄龄说：“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因为宰相掌握中枢决策之权，他们能否全面地掌握各种情况，能否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对保证军国大事决策的正确与否十分重要。同时宰相又是皇帝的主要助手，他们经常与皇帝一起商议国事，谏诤的机会应该最多，如果宰相本人不具备接纳下级意见的素质，必然也不能对皇帝尽到谏诤的责任。正如太宗所说的“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太宗对宰相要求严一点，目的在于培养他们乐于受谏的作风，使朝廷上下都能形成谏诤的风气。
唐太宗倡导谏诤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兼听”，因为只有“兼听”才“明”，兼听才能使自己少犯或避免犯错误。唐太宗开创的贞观盛世，正是得益于这一时期谏诤之风的兴起。
它使唐太宗得以兼听天下之言，择其善而行，使其失误减到了最低程度，保证了其革新举措的顺利实施和社会的稳步前进。唐太宗的这一成功之道，当为今鉴。
明经34为人大有学问
“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咸其道。”
——李世民
“人之初，性本善……”是的，人的禀性是天生的，于身就有的，但同样也是大家所共有的东西，那为何长大之后，人与人之间却有那么大的不同之处呢？这就要归根于“学问”。
一个人所掌握的学问有多少，则表明这个人有多大的能耐，即代表着这个人的性质如何，也就是所谓的修养如何？
大凡成功之人，自幼无不刻苦读书，直至终老而死。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只有博学，方能做大事。在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为人要有学问。”他说：“人随禀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唐太宗不仅善于“兼听”，而且注意“博学”。既然个人才知平庸、有限，就必须努力地“学”与“问”。魏征曾经奏称：“陛下身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目，非问无由得知。”唐太宗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早在贞观元年闰三月，他就“亟延耆老，问之政术。”还规定京都官员五品以上的，轮流到中书内省值班。每次召见，与之交谈，“询访外事，务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贞观二年；唐太宗又强调：“为人大须学问”。所谓“学问”，除了询问政务外，还十分注意读书学习。他说：“人之读书，欲广闻见以自益耳。”为了学习自古以来治国的道理，特地嘱咐魏征等编纂《群书治要》。书成后，唐太宗细心览读，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说：“朕少尚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还阅读其他大量的书籍，如《尚书》、《诗经》、《礼记》、《论语》、《史记》、《汉书》、《汉纪》、《中论》、《哀江南赋》、《晋书》《北周书》、《被齐书》、《经典释文》等等，并且能从中引出有益的教训来，作为治理天下的依据。正如他自己所说：
“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直到晚年，他仍然重视学习，说：“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
由此可见，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历史上“克己励精，容纳谏诤”的皇帝，这同他勤于“学问”是分不开的。一个人获得学问越多，就会知道很多有利于群体的道理，就知道人活一世，该如何度过方叫没白活，更加知道该如何去处理一件大事，这些都是学问。所以说：“学问学问，有学就问，有问就学。”
明经35人非圣贤，自我检点
“朕遇千虑一失，必望有犯无隐。”
——李世民
唐太宗倡导臣下积极谏诤，自己虚心纳谏，如果只是做给别人看，并不打算认真实施，也无承认和改正错误的勇气，那么就会使谏诤流于形式。从唐太宗即位以来的情况看，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只要发现自己做错的事，都能当着臣下的面勇于公开检点过错，从不文过饰非，作为一个帝王来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贞观二年，太宗与王硅闲坐交谈，旁边有一位美人侍立伺候。这位美人本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因谋反被诛，这位姬妾被官府籍没送人宫中充作美人。太宗指着这位美人对王硅说：“庐江王不道，杀掉了这个人的丈夫而夺人之妻，哪有不败亡的道理！”王硅反问太宗：“陛下以为庐江王杀人夺妻子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说：“哪有杀人而娶其妻的道理，公这么问是什么意思？”于是王硅就对太宗讲了一段历史，春秋时齐国国君桓公到了郭国，问当地父老郭国因何故而亡？父老回答说：“郭君因喜善而恨恶，导致灭亡”。桓公说：“若以你们的说法，郭君应是一位贤君，何至于灭亡呢？”
父老说：“郭君喜善而不能用，恨恶而不能铲除，所以才灭亡。”接着王硅话锋一转，对太宗说：“现在这个妇人仍在陛下宫中，我以为陛下口头上说庐江王杀人夺妻子不对，而心中却认为对，如果陛下真的认为不对，那就和郭君一样明知恶而不能改正。”太宗听到这里才知道王硅是在批评自己，他认为，王挂的话很有道理，十分高兴地将这位美人送出宫去，交给了她的亲属。
贞观四年（630），太宗下诏征召民工修建洛阳乾元殿，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疏切谏，措辞尖刻，慷慨激昂，认为，太宗不如隋炀帝，太宗反问张玄素：“卿认为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比桀、纣何如？”张玄素理直气壮的回答：“如此殿建成，将与桀、纣一样同归于乱！”太宗叹息说：“我不思量，遂至于此。”下令罢役，并对房玄龄说：“以卑犯尊，自古就不易做到，如果不是玄素忠直，如何能如此激烈地谏诤？”遂命赐绢二百匹，连魏征都感慨地说：“张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上疏指出：近年以来徭役增多，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返数千里以服劳役。虽然陛下每有减免徭役的诏令颁下，但是营建工程却未停止，官吏为了完成营建，仍然需要动用民夫，致使诏书等于一纸空文。
当前京师与益州（今四川成都）营造供奉器物及诸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者皆认为这是不节俭的表现。贞观初年，生产荒废，一匹绢才换一斗米，然天下安宁，人无怨言；近几年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十余石粟，而百姓颇有怨嗟之言；根本原因就是营建渐多，劳役渐重。而且目前所营造的都是不急之物，这样下去如果有人乘机挑唆煽动，将会有不测之事发生。太宗看了奏疏后说：“近来下令造一些小的随身器物，没有想到会引起百姓的怨嗟不满，这是朕的过失。”遂下诏停止营造，罢去劳役。
贞观十一年，太宗东巡洛阳，途中居于显仁宫，因守宫官及当地官员供奉之物及献食不精，大为震怒，对官吏大大责罚。魏征进谏说：“往昔隋炀帝因郡县官吏献食不精责罚，致使各地官员竭尽民力而贡奉，故海内叛乱接踵而起。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何此次还仿效他呢？”太宗大惊，说：“非公不能听到这样的忠告”。回过头来又对长孙无忌说：“朕往昔也经过这里，当时是买饭而食，租房而宿，也没有感到不舒服。
现在如此供奉，如何再能嫌不足呢？”太宗当场表态，以后再也不会有此类事发生。
这年十月，太宗在洛阳郊外狩猪，有一群野猪突然从树林中冲出，太宗连发四箭，射死四头，仍有一头野猪冲到太宗马前，已经触及到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此次也陪同太宗狩猎，他早年曾充任过天策上将府长史，是秦王府集团的旧人。
他见情况危急，急忙下马去与野猪搏斗，这时太宗已抽出佩剑斩杀了野猪。太宗回头得意地对唐俭说：“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唐俭正色地说：“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
唐俭的意思是太宗应以文德治天下，不该冒险与一兽相搏，最根本的还是反对太守外出狩猎。太宗觉得唐俭的话很对，遂罢猎返回城中。
唐太宗知错能改，成为千古美谈。为了使自己少犯或不犯错误，他希望大臣们积极谏诤；为了保证政事不至于存在弊端，他规定重要的军国大事，都要先交百司讨论；他还十分重视谏官的作用，规定宰相人阁议事，谏官一定要参预，以便随时谏正。
唐太宗虚心纳谏，鼓励谏净，又经常自我检点，知错能改，从而形成了贞观时期良好的社会风貌，并由此推动了大唐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明经36同心同德，君臣相嗟
“君臣事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匡救，冀谏直言，致天下太平。”
——李世民
唐太宗一向强调兼昕纳下，但并不是仅仅听一听臣下的意见，而是要造成一种共商国事的局面。用唐太宗的话来说，就是要使“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
这是一种古代帝王中从未有过的开明思想。这种思想是建立在君主并非一贯正确的认识之上，即建立所谓“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的认识之上。由于君主一人不能独断天下万事，所以就必须君臣同心同德，共治天下。
太宗曾经对魏征说：“美玉通常都深藏在石头之中，不经良工琢磨，与瓦砾一样并无大的差别。如经良工的精心琢磨，去掉石、瑕就成为传世之宝。朕虽算不上美玉，也还是希望你们这些良工费心琢磨。”又对王硅说：“公难道没有看到金矿在山中之时，有什么可珍贵的？只有冶炼、锻铸才能成为精美的器物，为人所珍惜。朕就是那未经冶炼的金矿，卿好比善于锻冶的良工。”太宗把自己比作在石之玉，在山之金，把辅佐的臣下比之为良工，这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有不少缺点，希望臣下帮助自己将其除去，使自己成为美玉、纯金。既然君主并非万能之主，并非十全十美，需要良臣辅佐，当然共治要比独治好多了。
贞观八年（634年），宰相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问他宫中近来有什么营建工程？窦德素就把此事告诉了太宗。太宗认为他们管得太宽，于是将二人召来，责问说：“你们只要把朝廷中事管好就行了，我宫中有些小小的营建工程，关你们什么事？何必动问！”房、高二人不敢以理相争，惟知谢过。此事被魏征知道，他对太宗说：“臣不理解陛下为什么要责备二人，也不理解房、高二人为何要谢过？
房、高既然是大臣，那就是陛下的左臂右膀和耳目，有何营建竟不容许他们知道？陛下责备他们了解情况，臣不知出于什么用心。且营建需要多少工匠，花费多少费用，陛下搞这些工程有无必要？任宰相的都应有所了解。如果工程有必要搞，他们应该协助陛下将其完成，如果没有必要搞，应该上奏陛下罢去。这是君主任用臣下，臣下对待君主的常理。房玄龄等人如果过问得对，陛下就不应责备，如是这样，房、高二人为什么还要谢过呢？这是不识大臣职守的表现。”魏征之所以如此看待这个问题，是因为太宗口口声声强调君臣共治天下，作为宰相就更应该负起这样的职责，太宗责备房、高干预宫中之事，有悖于这个原则。太宗听了魏征的批评后，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对，和自己平时强调的“共相匡辅”的话相去甚远，因而“深愧之”。
后来魏征还专门写一篇奏疏，主要强调了君臣同体的道理，他说：“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政治。”他把君主比作人的头部，大臣比作四吱，只有这一切齐全，才算是一个完整健康的人，头部虽然高高在上，也得靠四肢才可行动自如。用这个比喻强调君臣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强调君臣要同心共治，不但新颖而且也比以前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
太宗还和魏征以一个具体事例来论证君臣同心共治的必要性。魏征向太宗谈过一件发生在隋炀帝时期的事。说有一次隋炀帝命将军于士澄捕捉盗贼，只要有怀疑者统统都抓起来，共捉了两千余人，严加拷掠，使这些人被迫承认是盗贼，炀帝便下令同日处斩。大理丞张元济感到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就拿来六七个人的案状审阅，发现他们在盗发之日并不在当地，本可以排除嫌疑，却被抓来酷刑相加，因忍受不了痛苦而自诬为盗贼。张元济因此更感到其中冤情一定还很多，遂详加推讯察访，结果是两千人中只有九人在案发的当日情况不明，有犯罪嫌疑。这九人中还有四人，是官吏非常熟悉的良民，并非贼盗。但是司法主管部门认为炀帝已下令处斩，不愿再次上奏，遂将他们全部处死。太宗听了此事后，认为这不能完全怪炀帝无道，臣下也不尽心，如果有人不避诛戮，冒死进谏，就不一定会出现这种残酷的事情。臣下“苟求悦誉”，君主闭目塞听，“君臣如此，何得不败？”唐太宗由此更加体会到君臣同心同德共治天下的重要性，他感慨地说；“朕幸赖诸公共相辅佐，才有今日之功业，希望诸公善始善终，永远像现在这样尽心匡赞。”．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其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比其他君王更有“自知之明”，他明白要治理好一个庞大的帝国，单凭国君一人之力是万万不行的，而必须充分调动上下人等群策群力方可。其言“君臣事同鱼水，则海内可安”，确实发自肺腑，堪称治世良言。
明经37广开言论，反对盲从
“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是稳便，方可奏行。”
——李世民
唐太宗一向提倡广开言论，在他的鼓励下，二十多年间逐渐形成了官吏积极谏诤的良好风气，仅史籍记载的前后向太宗进谏的多达数十人，至于没有提到姓名的所谓上封事者不知还有多少。参预谏诤的人比较广泛，上至皇后、太子、宰相、妃嫔、大臣，下至一般官员、胥吏，形成人人敢言、个个敢论的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良好社会氛围和政治风气。
贞观时期的谏诤风气有着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特点，在这种风气的感染下，一些不敢谏诤的人积极参预进谏，甚至一些隋朝旧臣也一改原来的阿谀谄媚态度，向太宗进谏，并且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裴矩。
裴矩，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在大业年间历任民部侍郎、黄门侍郎，参预朝政。他见炀帝好大喜功，遂撰《西域图记》三卷，献给炀帝，又诱炀帝西巡，裴矩游说西方诸族，许以厚利，让他们都来拜见炀帝，“盛服珠玉锦厨，焚香奏乐，歌舞相趋，谒于道左。”“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帝见之大悦。”此举不仅使朝廷花费了巨额资财，动用了大量民夫，也给河西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中国骚动焉”。大业六年（610年），炀帝巡幸东都，裴矩以蛮夷朝贡者多，劝炀帝盛饰街市以夸富。旧史记载：“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账，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裴矩揣测炀帝心思，事先奏请，一味地以谄媚皇帝为能事。炀帝也对裴矩非常满意，对身边大臣说：“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隋炀帝骄矜自负，他曾公开表示：“我性不欲人谏。”所以裴矩从不向皇帝进谏，反而挖空心思讨好皇帝，唆使炀帝纵欲。隋炀帝向高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就是在裴矩建议下发动的，致使国内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农民起义爆发，隋朝统治最终崩溃。炀帝在江都时，从驾兵士时有逃亡，裴矩又向炀帝献计，掠取民间妇女配给军士为妻，说这样可以防止继续逃亡。炀帝从其计，致使江淮一带百姓妻离子散，人民怨恨。
就是这样一位所谓佞臣，在太宗时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在武德九年（626年）太宗即位之初，太宗因诸司胥吏多受贿赂，欲加惩治，密令左右贿赂以试探，结果刑部司门司一位小吏受绢一匹，太宗下令处死。当时裴矩任民部尚书，知道此事后认为太宗处置不当，遂进谏说：“胥吏受赂，罪本应死，但是陛下派人送物给他，这是故意诱使人犯法，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说教大相径庭。”太宗听后十分高兴，为此专门召集五品以上朝官，告诉他们：“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太宗此言不仅是表彰裴矩，也是通过此事鼓励百官大胆谏诤。
裴矩前后判若两人，表现截然不同的历史现象，也引起了旧史家的关注，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评论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常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表，即标竿），臣者景（影）也，表动则景随矣。”司马光的这些见解确有合理之处，在封建专制时代，君权至高无上，君主的素质如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时代的政治风貌。
在贞观谏诤风气的影响下，皇太子也加入到谏诤之臣的行列中来。太宗曾因苑西监穆裕有罪，盛怒之下命于朝堂斩杀。太子李治认为，穆裕罪不至死，遂犯颜进谏。太宗对自己的儿子能当面进谏非常高兴。长孙无忌说：“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太宗认为人相处已久，自然会互相影响。自从自己即位以来，虚心接纳谏言，魏征朝夕进谏，自魏死后，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又继续讽谏，皇太子自幼在我膝上，见到我诚心接纳谏诤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谏”。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见这一时期屡次发动战争，兴建宫室，百姓劳役颇重，遂上疏进谏，指出近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崛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又说：“夫珍玩技巧，为表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酰毒。”批评太宗大兴土木，穷兵黩武，耗费国力。太宗颇善其言，赏赐甚厚。
贞观谏诤之风的盛行还表现在低级官吏也纷纷加入到谏臣行列中来，贞观八年，陕县（今河南三门峡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进谏，太宗认为是讪滂。魏征进言说：“自古以来上书多措辞激动，若不激切则不能引起君主重视。激切与讪滂很难区分，望陛下详加可否，不要轻下结论。”太宗醒悟，遂赐皇甫德帛二十段。由于太宗勉励谏诤。在贞观十四年（640年）又有一位县丞上表谏诤，这年冬十月，太宗准备到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狩猎，县丞刘仁轨因收获未毕，恐车驾出动扰民，遂前往行宫上表切谏。太宗接受意见，下令罢猎，并提升刘仁轨为新安（今河南新安）县令。
鼓励谏诤，广开言论，同反对盲从历来是一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唐太宗坚决反对臣下盲目“承旨施行”，明知不对也不谏诤。门下省本来就是审议，封驳机关，但是有些官员不敢行使驳封之权，凡有诏敕，皆不加审议，惟知签署照发，使门下省成为一个行文书的机构。为此太宗于贞观三年专门强调，中书、门下为机要之司，权任甚重，只有贤才才能胜任，如果只是行行文书，谁人不会？要求他们一定要认真履行职责，敢于谏诤，敢于负责。之后，两司风气大变，一改“文书省”的雅号，每每有谏诤之举。
唐太宗倡导的广开言论，鼓励谏诤，和反对盲从之风，对于天下大治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对于改变吏风，发展生产，提倡文教，健全法制，轻徭薄赋等，都产生了很好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国家机构能沿着正常的轨道运转。
明经38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李世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英明的唐太宗，也有可能随时犯错。但唐太宗能够虚心接受来自臣子们善意的谏言乃至批评，从他们的话中知道自己的得与失；对于失误或过错做到知错就改，并警惕自己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唐太宗的至理明言：“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就是对自己所行君臣之道的高度概括。
在贞观诸臣中，魏征堪称天下第一直谏之臣，是唐太宗面前最为明亮的一面镜子。关于他们君臣之间的佳话甚多，其中，在魏征病危前后发生的事，尤为感人和发人深省。
贞观十六年秋，魏征病卧在家，已多日不能上朝，唐太宗顿时感到缺了个左右手，同时心中也真惦念他的病情。所以写了道手诏给他，诏中云：“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魏征接读手诏后心情十分激动，也十分着急，多日不上朝，总觉得有一大堆事让他放心不下，但又无法下床出门，于是遵照皇上手诏的旨意，想到什么便都写成奏疏，一一及时使人递人宫中，疏中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比如：“比者弟子凌师，奴婢忽主，下多轻上，皆有为而然，渐不可长。”又如：“陛下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
都是些平日积于胸中尚未来得及一吐的肺腑之言。这些上疏，皇上一一都细读了，得益至多。
唐太宗想到：魏征跟着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家中竞还没有一所像样的厅堂，正好宫中准备要修建一座小宫殿，料也已备好，于是便下令先停建此殿，限时五天，把这些料运到魏室去为他修建厅堂。五天后大堂落成，皇上又派人送去了一套素屏风、素褥垫，以及几、杖等，都是最朴素、最实用的，因为皇上深知魏征一生都崇尚朴实无华，从不好糜事增华这一套的。
太宗这样体贴人微的关怀，魏征也真是由衷的感谢，为此专门上表申谢。皇上接表后又回了道手诏云：“处卿至此，盖为黎元与国家，岂为——人，何事过谢？’，在中国历史上，太宗李世民与魏征这样的一对好君臣，也真是数一数二的了。
此时，太宗心中也还能时时想着黎民百姓，这年冬十一月壬申日，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朕为兆民之主，一心就想让大家都富贵起来。倘若再能教他们以礼义，让他们都能年轻的敬重年老的，为妇的尊重丈夫，那么他们也就都贵起来了。
再加上减轻他们的徭役，降低对他们的征敛，让他们从事某种生业，那么他们不又都富起来了吗？要是全自家家都丰衣足食，朕哪怕不听管弦，也已乐在其中了啊！”有一次皇上问侍臣们：“自古以来，有时是君乱而臣治，有时是臣乱而君治，这两者相比，哪种更糟糕些呢？”魏征的回答是：“君治则对善恶的赏罚都会得当，那么臣下们也就都相安无事了，又怎么能乱得起来。要是不治的话，那必然就会放纵暴戾，刚愎自用，不纳良谏。那么就是有好的臣下，他们又怎能施展他们的才能呢？’’这立论显然是把君主看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对的。太宗皇帝又举一事例来辩驳一下来，他说：“北齐文宣帝得杨情遵彦，这不是君乱而臣治吗？”魏征回道：“这不能算君乱臣治，只能算作暂救危亡，哪谈得上什么治呢？”
上述的君臣论辩，对魏征来说是最后一次了。后来他病情越来越恶化，迁延到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戊辰日，这位含辛茹苦、兢兢业业为太宗李世民奋斗了一辈子的魏征薨逝了，享年六十有四。
太宗皇帝亲临邸宅悼唁，为他大哭了一场，又为之废朝五日，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日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赠绢布千段，米粟千石，让他陪葬于太宗的昭陵。行将祖载举葬之时，魏征的妻子裴氏说：“征平生俭素，今以一品礼葬之，羽仪甚盛，恐非亡者之志。”于是把太宗送去的种种悉数都不接纳，只是用了辆布车来装载灵柩，车上车内一无文彩之饰。
太宗皇帝虽没有亲自去送葬，却诏令百官都去送魏征的灵车，送出京城好几里之外。而太宗却独自登上宫苑之西楼，目送灵车远远西去，灵车渐渐消失在茫茫之中，耳际哀乐声犹隐隐作响，太宗的两行热泪却久久尚未止住。
在目送魏征灵车西去之际，太宗皇帝百感交集，遂得诗一首，以寄哀思，诗云：
“阖闽总金鞍，上林移玉辇。
野郊怆新别，河桥非旧饯。
惨日映峰沈，愁云随盖转。
哀笳时断续，悲旌乍舒卷。
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
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
后来太宗将此诗抄示众大臣时，大家读了也无不垂泪。
太宗又为魏征亲自撰写了碑传，还亲自书丹于石。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少有的事情，足证这对君臣间感情之至笃。
后来太宗对魏征还一直苦苦追思不已，又追赐他实封九百户。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一次太宗上朝时对大臣们说：
“用铜来做镜子，可以帮助人正衣冠；用古代来做镜子，可以知道兴替与得失；用人来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朕就是常常持用这三面镜子来防止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征他薨逝了，遂至失去了一面最重要的镜子啊！征亡后，朕派人去他家，在他的书函之中找到一张表文，是起的草稿，字迹很难辩认，只有前几行还稍稍可以读出，表文写道：‘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惟见其恶，爱者惟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二，可以兴矣。，这是他最后绝笔时所书如此，然而在朕思之，恐怕还难免会发生类似情况。公卿侍臣们可以把这段话抄写在牙简笏，以便知而必谏。”千古君臣梦——唐太宗和魏征这一对明君、直臣，留给了后人太多的追忆和思索。
会，在人们的性格中往往形成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譬如不对别人阿谀奉承比较容易做到，拒绝别人对自己的阿谀奉承则行之为难，有的人即令自己不屑于对别人阿谀奉承，但对来自别人的阿谀奉承却仍受之欣然。能够象世民这样，居帝位之尊而能自觉抵制对自己的“先意承旨”，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皇帝做不到这一点，必然要受骗上当。
其次，君主要看一个臣下怎样向他反映别人的善恶，然后据以识别奸臣。魏征曾说：“君子不能无小恶，恶不积无妨于正道；小人或时有小善，善不积不足以立忠。”确实是，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如何向上反映一个人的善恶呢？魏征认为，“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小人则专事告讦，而“告讦者进，遏恶者不齿，君子苟免，小人遂志”。世民本人也发现，“告讦之言，案验多谬”。这种人“告讦百官”时，“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因而世民下令，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
再次，既然君子亦有小恶，小人也有小善，皇帝在识别贤佞时就须抓住主流，否则就会以偏概全，仍然认不清忠贤和奸邪。
最后，为了鉴别忠奸，还必须防止左右陪伴君王的人蒙蔽皇帝，否则国君就难以洞悉幽隐。有一次宦官出使还朝，“妄有所奏”，世民大怒，魏征借机进奏：“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潜，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其源。”世民笑着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唐玄宗以后不少唐朝的皇帝为宦官所蒙蔽，不辨忠奸，就生动地证明了此点。只可惜世民抑斥阉宦的做法没有为后代所继承，致使朝政日非，民不聊生。
皇帝是否明于知人，是国家安危所系，所以魏征认为：
“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世民作为明君，不但有辨别忠奸的标准，而且对当时每个大臣所具备的优点和缺点了如指掌。有一次他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无忌不敢直陈，反而对皇帝歌功颂德一番。世民大失所望，因而面论群臣得失，并且首先提到长孙无忌：
“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事朕三十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
杨师道性行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便事，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长；而持论常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泊性最坚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诺于朋友，能自补阙，亦何以尚。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对臣下了解得这样全面和准确，可以称得上是“知臣莫若君了。
唐太宗还特别强调指出，用人本来就是一种赏罚的手段。有一次就此对魏征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用。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赏罚不可轻用，用人弥须慎择。”确实是，朝廷上什么样的人得势，政治风气怎样，主要取决于皇帝在进行赏罚和用人时鼓励什么。不过，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皇帝个人的感情在这些方面有严重干扰，应当尽力加以排除；否则，国君的喜怒无常能导致赏罚失当。所以魏征明确地提醒世民，要做到“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用则思无因怒而滥刑”。尤其要注意防止“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宜详审。若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化矣”。国君只有做到不以感情代替原则和政策，才能真正赏罚得当。世民进行赏罚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过失，但就总的方面说，错赏滥罚的事还是为数不多。他自己也说即位以后，“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虽不免有夸大之处，但可以说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
一个人有功也有过，就象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根据一个人身上并存的功过进行赏罚呢？
对此，李世民的主要做法是抓住主流，舍其支流。房玄龄、杜如晦和温彦博是当时的重臣，功绩卓著，但御史大夫萧踽却因数人“尝有微过”而“劾之”，世民对此事置而不问。后来有一次批评萧踽说：“卿之守道耿介，古人无以过也；然而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恐怕所指的就是弹劾房、杜的那件事。
李靖征东突厥，“拓境至于大漠”，立了大功，御史大夫温彦博弹劾他“军无纪纲，突厥宝货，乱兵所分”。世民对这件事同样是“舍而不问”，并亲自对李靖说“隋将史万岁破突厥，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舍公之罪，录公之勋也。”侯君集平定高昌后曾擅自“配没无罪人”，“私取宝货”，不禁将士“竞来盗窃”，并因此被劾下狱。岑文本认为，如果以此治罪，就会被天下人看作“唯录其过，似遗其功”，并且指出：
“古之人君出师命将，克敌则获重赏，不克则受严刑。是以当其有功也，虽有贪残淫纵，必蒙青紫之宠；当其有罪也，虽勤躬洁己，不免缺钺之诛。”李世民接受文本的意见，最后“乃释”君集。此外，对薛万彻也曾有“录功弃过”的事。因有大功而放纵臣下贪残不问，自然不免失之过宽；但世民不以细过而忘大功，则抓住了事物的主流，因而赢得大臣的赤胆忠诚，愿为皇帝舍生效命。
对于那些罪大于功的黩职贪官，素以行“仁政”著称的世民则从来不肯因小功而舍大罪，毫不宽容，坚决打击。他一贯“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世民遣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天下，一次就有“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数百人”。唐政权当时能够对贪官污吏进行有力的打击，正是它具有生命力的生动表现。历代到了高官显宦贪墨成风而皇帝对他们又莫可奈何的时候，说明这个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了。当然世民并不是单纯进行打击的唯惩罚论者，他深知“不教而诛”是错误的，因此对百官经常谆谆教导，讲明利害，告诫他们不要因贪纵而自陷刑网。世民实际是把赏罚与教育结合起来的双管齐下，因而曾经借评论古人而大发议论：“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险履贵，则哲士去焉。”这样做是收到了一定效果的，如长孙顺德”素多放纵，不遵法度”，以至其“监奴受人馈绢”。世民发现后“于殿庭赐绢数十匹。以娩其心”，结果此人转变作风，以后“折节为政，号为明肃”，“称为良牧”。不过，教育不是万能的，对于那些明知故犯的贪官污吏，以赐绢娩其心的做法未必能收效，恐怕唯一的办法是严惩不贷。
唐太宗居帝位之尊而能自觉抵制对自己的“先意承旨”，并有自己独到的识别奸邪之法，从而将无德之小人挡在了朝门之外，其难能可贵之处和识人、用人之能，无须再用更多的言语来表述，只用“英明”二字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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