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李世民能成大事，能抚四夷，能安百姓，不是依赖至高无上的皇权力量，而是以自己的大智、大德、大勇，激流勇进，做中流砥柱。他凭着自己的人格力量、人格魅力，令四海臣服，人，心思上，国富民强。本章通过李世民经天纬地14个要义，诠释其人格魅力。

    明经95择人而事，不可草草

    “朕所以能成事业，在乎用人，用人之事，在乎择人，择人之事，不可草草。”

    ——李世民

    选贤任能，至关重要，辨识人材，谈何容易？人的择用得当了，事的成功也就稳操掌内；人的择用不当，失败也就在眼前。因此李世民每遇到事必告诫自己，择人一定要对，事之成败系这一举。于是，李世民开国国便成，治国国便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终成一代开国明君。

    唐初统一边疆是以广阔的沙漠作为驰骋的战场的，生活艰苦、气候恶劣、给养困难、路途遥远，非择知兵将领统率不可。

    唐太宗深知李靖的知兵奇才，首灭突厥，次平吐谷浑，他都选中李靖为行军统帅，这是他知将的表现。

    李靖确实不负太宗厚望。定襄大捷旗开得胜、阴山决战马到功成，称雄于漠北的东突厥不堪经受李靖率领铁骑掩袭，不到四个月就彻底垮台，战期的短促、战绩的辉煌，均为唐初武功的楷模。

    贞观八年底，唐太宗欲打开河西走廊的通道，决计西征吐谷浑。当时，他心、目中理想的统帅首推李靖，曾对大臣说：

    “得李靖为帅，岂非善也！”然而，李靖已年过花甲，且又患病，太宗不忍开口难为他。但是，知将之心又驱使他非靖莫属。

    “上欲得李靖为将”的意图被李靖窥知后，李靖感奋之余，不顾年老多病，毅然“请行”，唐太宗“大悦”。十二月辛丑，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度诸军”。

    唐太宗为什么一意倾心于李靖？是因为他明了李靖知兵的缘故。李靖在统一战争中所显露出来的军事才能，深受太宗赏识，他也与太宗一样既善于以正兵挫敌，更擅于以奇兵掩敌。正如陈亮所说的：“昔者李靖盖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问何以讨高丽，则欲用正兵。此其意晓然可见矣。

    颉利之敌，脆敌也。奇兵以临之，使之不及拒。苏文之敌，坚敌也。正兵以临之，则彼无所用其能矣。”可见，正兵、奇兵的巧妙运用，在于因时因人因势而异。历观李靖作战之能获胜，无不正、奇间用、以奇为主。

    明于知将固然重要，如果将领不肯倾心出力，也属枉然。

    要调动将领带兵作战的积极性，还需以爱驭将，才能乐其为用。

    贞观四年五月，御史大夫萧踽弹劾“李靖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虏掠俱尽，请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人见，上大加责让，靖顿首谢。”唐太宗明里曲意回护而不加罪，私下严加责备而不轻纵，可谓宽严相得。过了一段时间，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吸取隋帝“有功不赏，以罪致戮”的教训结果，故他采取了驭将以爱的方法。为此，加官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增加食邑户数至，五百户。不久，唐太宗弄清了所谓“御军无法”是谗毁之言，叫他不必介意，再次赐绢二千匹。贞观乙年，李靖已官至尚书右仆射，他以病辞谢。年底，唐太宗以“特进”名义召他“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据此，胡三省特引欧阳修注云：“平章事之名始此”。足见唐太宗对李靖的特加垂青，这当然使李靖感恩不尽，竭其力用，主动承担了平定吐谷浑的指挥重任。

    人能成事，亦可败事，用之于国，则能成一国之事或废一国之事，为国之君，焉能草草？

    明经96天下事，必躬自人局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若成行，必当躬自入局，切身践约。”

    ——李世民

    人不一定能胜天，但大凡成事者皆有胜天之志，如不殚精竭虑，大业岂可成？如不躬身践约，天子之位果真能授神与？

    李世民天生就不信邪，不服输，至于迷信，他认为那是懦弱天子们的傻事，与他毫无缘系，在武德年间，在贞观年间，随处都可见一个强大者的身影，凡是有轰烈的声响，必有这强大者的身影，最后，这强大者——李世民一躬身，以自己伟力的双手，推开了“贞观之治”的大门。

    陇右相当于今甘肃兰州、天水一带地区，与关中西北相邻。盘据在这里的是薛举父子武装集团，这对李唐统治地区威胁极大。

    薛举原是金城郡的富豪，还在李渊晋阳起兵前，他就已占据郡城起兵反隋。随后，薛举攻占陇西、西平、天水诸郡自称“秦帝”，定都上邦，雄据西北。李渊集团攻克长安刚一个月，脚根尚未站稳，薛即派其子薛仁呆领兵进犯关中，围攻扶风郡城，被李世民率军击退。次年，即唐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李唐刚刚建国，薛举亲自率军前来争夺泾州，李世民又出兵迎战。

    当时战争的双方具有如下特点：

    唐军方面，这时拥有关中、巴蜀和山西等广大地区为后方，掌握着储备丰富的长安府库和永丰仓。赤岸泽牧监供给了唐军大批战马。关中、河东一带又是隋代府兵集中地区。

    所以唐军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远远超过了秦军。另外，李渊进入长安后，立即宣布约法十二条，尽除隋朝的苛禁，因此，李唐集团不仅得到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并使其统治区内的阶级矛盾相对得到缓和。总之，唐军的后方是巩固的，具备了战胜薛举的许多有利条件。

    秦军方面，陇右地区是隋的牧监所在，又是隋防御突厥和吐谷浑的要地，人人善骑射，习战备，故秦军中多有精骑骁将，军锋锐盛，薛举父子也是能征善战的惯将。这些是秦军的长处。但是陇右一带民户寡少，生产较为落后，天水、陇西、金城等郡，就是在隋大业盛时，合计也不过七万多户。至于秦已占领的平凉、安定等郡，户口虽然稍多，但因为地处前线，薛氏父子无法严加控制，所以秦军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不足，最怕持久作战。尤其重要的是，因后方民户稀疏，薛氏父子几乎没有第二线的兵力。

    唐、秦两军的初次会战发生在七月，地点在高？。高塘距唐军后方近，距秦军后方远，对秦军来说，最好是打速决战。秦王李世民深深地了解这一点，故在战略上采取深沟高垒，闭门避战的办法，以己之长制敌之短。可是此时李世民忽然患了疟疾，只得将军务委托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并且告戒俩人说：“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若来挑战，慎勿应也。”刘文静、殷开山对秦军的长处认识不足，对方的弱点没有充分利用，加上唐军新定关中，官兵存在着骄傲情绪，急于求战。因此当秦军来挑战时，刘、殷率军出城布阵于西南，匆匆应战，他们恃众轻敌，没有保护后军，结果遭薛举从阵后掩袭，在浅水原大败。

    唐军折兵十之五、六，大将军慕容罗喉、李安远、刘弘基也被俘。

    李世民只得带兵退还长安休整。这一仗由于轻躁致败，使年轻的李世民得到极大教训。在此后的统一战争中，他一直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他的军事指挥艺术也在经历这一次败仗后，逐步走向成熟。

    八月，薛举乘胜遣薛仁杲进围宁州，甚至还想直捣长安。

    不料薛举得病暴死，仁杲继立为秦帝，屯居拆摭城。李世民乘机率军进临高？，薛仁杲派大将宗罗喉领兵拒战。这次李世民吸取了上次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唐军新败，士气受挫，而秦军恃胜而骄，不宜与之交锋。于是坚壁不出，以挫秦军士气。秦军一再前来挑衅唐军有一些将领沉不住气，接二连三地向李世民请战。但李世民头脑冷静，坚守不出。这样相持了六十余日，秦军粮尽，军心动摇，加上薛仁呆轻狂自负，与诸大将多不和，牟君才、梁胡郎等叛离降唐。李世民审时度势，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命行军总管梁实带一支小部队在浅水原扎营。宗罗喉求战心切，不知是计，倾巢而出，想吃掉这支小部队。梁实据险扼守数天，秦军屡攻不下锐气受挫。这时，李世民高兴地对诸将说：“可以战矣！”于是派右武候大将军庞玉率军再至浅水原布阵。宗罗喉掉头来攻。双方苦战正酣，李世民又亲率大军从浅水原北面出敌不意，猝然袭击。宗罗喉忙引兵抵挡，但阵势已乱。李世民领精骑数十人乘势杀人敌阵，左冲右突，唐军多方夹击，呼声动地。宗罗喉哪里抵挡得住，士卒大溃，急忙带领残兵败将往折？城撤退。李世民立即率骑兵二千乘胜追击，令步兵随后赶上。李世民的舅舅大将窦轨见其率少数人马穷追，叩马苦谏说：“仁呆犹据坚城，虽破宗罗喉，未可轻进。”李世民胸有成竹地说：“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说完就拍马飞奔，迅速进至拆？城下，扼守住泾水南岸，切断宗罗喉残军的归路，使其不能和薛仁呆守城军队汇合，从而削弱了秦军的守城兵力。晚间，唐大军赶到，渡过泾水，围住折？城。半夜，秦守城土兵纷纷出降，薛仁杲自知不能敌，第二天被迫领精兵万余降唐。

    人不谋，事何成？人若谋，天下事何患不成？

    明经97担当敢为，不避利害

    “我不杀汝，汝必戮我，兄弟残杀，昭之若揭。”

    ——李世民

    狭道相逢勇者胜，风暴突来何处避？骨肉相残，宫廷争斗，演尽政坛多少悲、壮剧！犹豫者头颅落地，敢为者坐殿登极，与所有的英明果敢之主一样，李世民没有躲避，他也幸亏没有躲避，因为历史的楔机就在一瞬间，大唐的辉煌与灿烂因这一刻而激动不已，历史也曾为这位敢当敢为者大浪滔天，世民之幸也！大唐之幸也！

    李世民要与李建成决一雌雄的形势是十分明显的，李渊虽然偏袒李建成，但到底还没有消灭李世民的决心，还对他的调解工作抱一线希望。至少李渊认为只要自己做皇帝，儿子们还不敢胡作非为。结果，后宫、外廷迅速分化，或中立不问，或支持一方以求日后进取，几乎每个人都在看风使舵，又想保住官位得好处，又怕押宝错了吃大亏。李建成在太原起兵前与李元吉在河东看家，后来又留守京师，自然与后宫嫔妃关系好一些，如张婕妤、尹德妃便对李渊说：“使陛下万岁后，（秦）王得志，妾属无遗类。东宫慈爱，必能全养。”不过李世民也不会不插手，他的妻子长孙氏“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他在打败王世充返长安时，“贵妃等私下向世民求宝货及为亲属求官”，李世民显然曾用战利品来结交宫中妃嫔，使得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王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斗争又严重影响了朝廷大臣，李世民的主要支持者是内史令萧踽，在李渊面前常为李世民说好话，所以后来李世民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此人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还写诗赠萧踽说：“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门下侍中陈叔达也是李世民的支持者，《旧唐书》卷61《陈叔达传》载：

    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阴行谮毁，高祖惑其言，将有贬责，叔达固谏乃止。至是太宗劳之曰：“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

    唐代中央三省六部制，李世民是尚书令，萧踽曾任内史令即中书令，陈叔达是门下侍中，说明就宰相体系而言，李世民是占上风的。不过唐高祖最宠信的大臣是尚书左仆射裴寂，他知道李渊不想换嗣，于是便公开袒护李建成，继萧踽之后任中书令的封德彝是个看风使舵的人，他曾与李世民一道东征王世充，关系密切，任吏部尚书时有安排下级官吏的人事权力之便，是个有地位的大臣。他看到李世民与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却看不出谁将是胜利者，于是“潜持两端”，既给李世民出主意，又在李渊面前替李建成说话，等到杨文干起兵叛乱，“高祖将得废立，犹豫未决，谋之于伦，伦固谏而之。然所为秘隐，时人莫知。”当他发现李渊的态度日益倾向于李建成后，便“阴附建成”，使得李世民经营的朝廷政治势力渐渐向不利方向发展。结果，李世民也不愿再拖延下去，这个本该由李渊来解决的难题，只能李世民和李建成各自凭实力与权术来自行解答了。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是这场决战爆发的一年，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私募骁勇达数千人，远远超过了李世民“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的数量。他们又直接见父亲，请求诛杀李世民，理由是李世民“谋反”。李渊说：“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李元吉说：“秦王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不过李渊尚难舍弃父子之情，他对李建成、李元吉的要求不置可否，于是二人只好加紧决战准备。他们通过李渊将秦王府猛将程咬金调为康州刺史，程咬金对李世民说：“大王手臂今并翦除，身必不久。知节以死不去，愿速自全。”李建成、李元吉又用金帛收买秦王府的其他将领如尉迟敬德、段志玄、李安远等，尉迟敬德将一车金银器物退还李建成，回信说：

    敬德起目幽贱，逢遇隋亡，天下土崩，军身无所，久沦逆地，罪不容诛。实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隶名藩邸，唯当以身报恩。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

    若私许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

    尉迟敬德将李建成、李元吉的活动向李世民汇报，李世民说：“公之素心，郁和山岳，积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来但取，宁须虑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阴计，足为良策。，’这是李世民能够得到人心的长处，他能为尉迟敬德设身处地着想，而且当李建成、李元吉在李渊面前说尉迟敬德坏话，欲置之于死地时，他还要挺身而出，“固谏得释”。结果，尉迟敬德成为他发动政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李建成、李元吉又攻李世民的主要谋士房玄龄、杜如晦，他们认为：“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杜如晦与房玄龄耳”，经过一番造谣中伤，终于将房、杜二人逐出秦王府“归第”，并不许再私谒秦王。面对李建成、李元吉的逼人之势，李世民自然要考虑对策。他曾问过灵州大都督李靖和行军总管李勋，这两人已伍高官，见李建成势大，不敢有过于激烈的行动，唯恐事败自己受牵连。在这关键时刻，为李世民作出发动政变决断的首先是长孙氏，虽然史书对她的言行着墨不多，但我们知道这场政变的首谋是长孙氏的舅舅高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而且当政变开始前，“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人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看来，李世民的这位妻子确是他事业最有力的支持者。长孙氏的意见主要通过其兄长孙无忌来体现，史载：“武德九年，隐太子建成、齐王元吉阴谋加害太宗，无忌请太宗先发诛之”，这是长孙家族为政变的策动力量的证明。长孙无忌与房玄龄在武德七年年底李世民在东宫夜宴中毒吐血而归后有一番讨论：

    玄龄因谓长刊、无忌日：“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汹汹，人怀异志。发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无忌曰：“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会宿心。”

    长孙无忌将房玄龄的建议告诉李世民，李世民这才故意做出请教的样子问房玄龄：“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房玄龄回答说：“国家患难，今古何殊。自非睿圣钦明，不能安辑。大王功盖天地，事钟压纽，神赞所在，匪藉人谋。”这个以政变方式夺取帝位的计划就这样产生了。身为秦王府文学馆十八学士之首的杜如晦也成为制订计划的骨干分子，他们与秦王府的将领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程咬金、段志玄、秦叔宝、张亮等人不断商议又分头活动，形成了一个以李世民为首的政变集团。李世民依靠这个政变集团作了许多政变的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收买了李建成身边的太子率更丞王旺和把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常何、敬君弘、吕世衡等人。玄武门是唐长安太极宫的北门，是守卫官室和国都的禁军屯守之所，在政变时双方的必争之地。看来常何是与李世民和李建成都有关系的人，李世民给他金刀子，当然是收买，恐怕李建成也会争取他的。他在玄武门之变后未得高升，估计并非是李世民政变集团人，仅利用职权给李世民提供了一些方便。当然，这就等于在政变时支持了李世民，这是李世民政变计划中十分关键的一招，然兄弟之情始终困挠着心地善良的李世民，他召集部下分析说：

    今二宫离阻骨肉，灭弃君亲，危亡之机，共所知委。寡人虽深被猜忌，祸在须臾，然同气之情，终所未忍。欲待其先起，然后以义讨之，公意以为何如？

    这是一个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的策略问题，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认为先下手为强，他们说：

    人情畏死，众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虽存仁爱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计，祸至而不恐，将亡而自安，失人臣临难不避之节，乏先贤大义灭亲之事，非所闻也。以臣愚诚，请先诛之。王若不从敬德言，请奔逃亡命，不能交手爱戮。且因败成功，明贤之高见；转祸为福，智士之先机。敬德今若逃亡，无忌亦欲同去。……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王纵不从敬德言，请自决计，其如家国何？

    其如身命何？且在外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何得辞！”

    李世民“犹豫未决”，一方面是他的老谋深算，一方面也是激烈的思想斗争。嫡长子继承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传统，李世民铤而走险，不但是向李建成、李元吉等政治对手宣战，而且是违背父亲的意愿向传统宣战，任何人一旦面对传统，总显得渺小而孤立，战胜传统观念的束缚，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当然，李世民有夺取政权做皇帝的欲望，从而支持他敢于向嫡长子继承制传统挑战，非反即死的险恶形势，又使他终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而且，在这番讨论中又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特有作风，任何政治决策，他都不愿自己一下子先提出来，而是让其他人反复讨论，他虽然有自己的倾向性，却不轻易表露。

    面对李建成与李世民箭拔弩张的形势，唯恐累及自己的李渊终于下定决心：支持李建成的继承权，削弱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实力，使李世民不得不低头认输。恰好“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人塞，围乌城”，李渊便乘机下令让李元吉挂帅出征。自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东征西讨一般均是李世民当元帅，这一次改由缺乏战绩的李元吉当元帅，显然是一种政治权术。李渊按照李建成的建议下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查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这其实就是让李世民交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本钱，到时后李世民只有俯首称臣了，李渊或许在世时还能保住性命，但李渊死了李建成即位，李世民只有束手待毙一条路了。何况王匪又向李世民报告了李建成迫不及待的阴谋：

    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之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

    李世民得知这一切后，自知已进入不反即死的困境，除了铤而走险，别无选择。他为了政变成功，召集心腹商议，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知道李世民若不采取断然措施，他们的下场比李世民还要糟，所以立即说：“大王若不速决之，则恐被其所害，社稷危矣。”可见李世民在决定发动政变前，已考虑再三了，说明他已经成熟了。过去，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现在，他在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中，也能够驾驭险风恶浪。他下令让房玄龄、杜如晦秘密回秦王府商议大事，二人不明形势发展到何等地步，而且李渊有令，若二人再“私谒”秦王，“必坐死”，于是说：“不敢奉教”。李世民决心已下，闻言大怒，取刀授尉迟敬德说：“公往观，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

    政变箭在弦，不得不发，这是李世民一生最重要的一次决策，由此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帝王。

    明经98锋芒内敛，世故通达

    “凡事皆有度数，聚敛养内，职蓄力量，厚积薄发，世故通达，则大事可成。”

    ——李世民

    群雄逐鹿、若无锋芒，何以称雄？若锋芒过露，又称雄几时？称雄而最后入主者，养内而世故是也。若论锋芒，与李世民并肩者不乏豪杰之雄，但若论内敛而厚积，唯李世民最为深谙，所以他薄发之时，必有冲天之力，排山之势，因此，等到鹿获其手，群雄谔然、服然。

    突厥是我国北方境内的一个古老民族，北齐、北周时期渐趋强大，建立了“控弦数十万”的军队，进入阶级社会。隋初，突厥贵族集团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被隋炀帝战败，纳贡称臣；西突厥也一度衰落。隋末丧乱，东西突厥乘机复振，一跃而为雄据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夏的强大军事力量。正如杜祜所描述的：“（突厥）又更强盛，……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尽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刘文静聘使时，以“财帛金宝人突厥”作为借兵的交换条件。突厥可汗“始毕遣其特勤康稍利等献马千匹，会于绛郡，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二千胡骑，微不足道，唐初不过借其声威，以作奥援而已。可见，李渊初起的力量是严重不足的，这可说是他称臣突厥的主要原因。

    由于存在的这种特殊的隶属关系，故始毕不断欺凌唐朝：

    “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计。始毕自恃其功，日益骄狂，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所谓“优容”，就是恣其所为、不敢违抗。武德二年二月，始毕可汗去世，“高祖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前往吊处罗，赙物三万段。”诏“百官”吊丧的隆重仪式是示以国君礼节的反映，以丝织品三万段孝敬嗣位的处罗可汗，这无异是变相的纳贡称臣的继续。

    武德三年六月，处罗可汗率军助秦王攻刘武周，“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不能制”，实为不敢制，这是唐初称臣于突厥的一个旁征。故同年秋，处罗死，高祖亦“罢朝”致哀，“诏百官就馆吊其使”。

    继处罗可汗而立的颉利可汗，他承父兄之业，兵强马壮，益轻唐朝。“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言辞悖傲，求请无厌。”所谓颉利“言辞悖傲”，流露了他想君临中原的野心。不过，这次“优容”为时只有半年左右，到武德四年四月因双方军队在雁门首次发生冲突，就渐趋消失了。

    由上可知，从隋大业十三年六月晋阳起兵交好突厥，到唐武德四年四月双方交恶，前后近四年时间，唐初连续向突厥启民可汗的三个儿子，即始毕、处罗，颉利分称臣纳贡。称臣纳贡当然是一大耻辱，唐封建统治者与封建史家无不讳莫如深。

    然而，在得意忘形之余，也会泄露天机的。贞观四年李靖大破颉利，唐太宗闻讯喜形于色，对近臣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国家“草创”，则无国力以御强敌，这是“称臣于突厥”的主要原因，至于“以百姓之故？，当属溢美之辞。其实，唐太宗指出乃父“称臣于突厥”，而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是不公平的。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太宗实为当时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李世民主谋称臣，可见，他与突厥可汗的密切关系，而他多次借兵突厥，组成胡汉联军，正是这一密切关系的反证。晋阳起兵前夕，他通过心腹刘文静向始毕可汗借到二千突厥骑兵，组成了反隋主力。这支骑兵可能是由颉利、突利率领的。

    武德九年七月，唐太宗当面指责颉利、突利叔侄带兵入扰时，曾说：“义军人京之初，尔父子并亲从我”一语可证。武德三年秦王李世民“受诏讨伐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与官军会”，就是与秦王军队会师，可见，李世民与处罗可汗的关系也很密切。此外，他还与未即位前的颉利可汗也有交情：“初，隋五原太守张长逊因乱以其所部五原城隶属于突厥。（宇文）歆又说颉利遣长逊入朝，以五原地归于我。颉利并从之，因发突厥兵及长逊之众，并会于太宗军所。”颉利愿还五原之地与张逊部众归唐，除了唐高祖“遣光禄卿宇文歆赍金帛以赂颉利”之外，恐怕还与李世民的特殊关系有关，否则颉利不会发突厥兵与李世民会师。可见，李世民也向颉利借过兵。以上史实说明，唐初秦王比乃父高祖同突厥的关系密切得多。他屈辱借兵，必受制于人，难免称臣。究其原因，除了斗争的策略性之外，还与唐初国力不足有关。

    锋芒的露敛，实乃为人处事的策略，非世故通达者不谙其度数。一飞冲天、一鸣惊人，这样的典故在李世民手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明经99铁肩大道，大气容人

    “为人气量要大，才能超出常人，做出常人不能做之事。”

    ——李世民

    为君者肩负天下之任，故必有容人之大气，才能做出超出常人之大举。李世民是一位政治责任感最强的帝王，他从不诿过于人、虚怀若谷，容臣民于道义；善于纳谏，积群策而成伟业，直令后辈帝王们莫不仰视！

    贞观元年，右仆射封德彝等奏称使中男、十八已上简点人军。敕文连下三、四次，魏征执奏以为不可。封德彝重奏道：

    “今见简点者云，次男内大有壮者。”太宗怒，乃发令：“中男以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这样做，完全违背了唐代关于服兵役年龄的法令，势必引起百姓的不满。所以魏征坚决加以反对。黄门侍郎王硅也不肯署敕。太宗召魏征及王硅，作色而日：“中男若实小，自不点人军，若实大，亦可简点，你们如此固执，朕不解公意！”魏征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臣闻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若次男以上，尽点人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陛下每云，我之为君，以诚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伪之心。自登极已来，大事三数件，皆是不信，复何以取信于人？”太宗听了之后大为愕然，问：“不信者，何也？”征说：

    “陛下初即位，诏书曰，逋租宿债，欠负官物，并悉原免。即令所司，列为事条，秦府国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为天子。国司不为官物，其物复何所有？又八月九日诏书，关中免二年租调，并外给复一年。百姓蒙恩，无不欢悦，老幼相欢，或歌且舞。

    可是随即又降旨称，若已折已输，既已纳取了，所免者以来年为始。既已放免，复又征收，使道路之人，咸失所望。象这样随心所欲，任意更改法令，将何以取信于民？”太宗听了不得不承认说，“我见君固执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论国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寻思，计亦深矣。”于是停止简点中男人军之令。

    张玄素谏止修建洛阳宫的事也很典型。太宗刚平东都时，见隋所造侈靡豪华的“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即位之后又安居卑宫，禁止营造。贞观四年，全国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太宗马上下诏修复洛阳的乾元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疏直谏，提出五条“不可”修复的理由’，还说：“臣尝见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则余费又过倍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朝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听张玄素说自己连隋炀帝都不如，自然很不高兴，他反问玄素说：“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毫无顾忌，对答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终于被玄素“以卑干尊”的精神所感服，下令暂时停止修复乾元殿。连魏征看了也很佩服，说：“张公遂有回天之力。”

    唐太宗喜欢打猎，大臣们多次劝说，未能阻止。太宗的儿子吴王李恪也喜欢打猎，在安州任都督，数出畋猎无度，严重损坏当地百姓的利益。侍御史柳范奏弹之。恪坐免官，削户三百。太宗对此虽未明说，心里是有疙瘩的。于是对柳范说：

    “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知道太宗故意找茬，便说：“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

    太宗听了知道话中有刺，大怒，拂衣而入。过了很久，独引柳范问道：“为何当面折我？”柳范答道：“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太宗听了转怒为喜。

    还有一次，一位身居下位的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

    “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

    太宗看了后大怒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耶？”并想治以讪谤罪，惩办皇甫德参。魏征进言道：“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入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太宗觉得魏征的话有道理，于是改变了态度，下令赏赐皇甫德参。

    当大臣们的谏诤言辞激烈，有切肤刺骨之痛时，太宗虽时而大怒，但“求谏”的心情往往还是占了上风。他在实际中也体会到自己的尊严是臣下进谏的一个障碍，因此对臣下说：

    “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

    卿等遂不避犯触，各封进事。”鼓励大臣进行“逆鳞”谏诤。

    太宗还奖励大臣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小事”，说：“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改，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如此。”

    贞观二年，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绝姝，当时莫及。太宗聘为充华，诏书已发出。魏征听说她已许嫁陆氏，便立即进宫劝太宗停罢此举。其他大臣却认为：“大礼既行，不可中止”。魏征力排众议，坚持认为不可以这样做。

    最后太宗还是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下令停聘郑仁基之女为充华。

    贞观三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尝有台使至凉州，见有名鹰，暗示要李大亮朝贡。李大亮没有依照台使的意旨将名鹰进贡，而是密奏太宗：“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令表扬大亮没以曲顺，还送给他一部荀悦的《汉纪》，劝他“宜加寻阅，好好学习。”

    太宗对鲠直之士，大加赏赐，而对阿谀奉承的佞人，则严加指责。唐太宗曾在花园游玩，行至一树前，啧啧称赞。随从的宇文士及也乘机“誉之不已”。太宗对宇文土及阿谀奉承的做法，大为气愤，正色说：“魏征常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为谁，曾猜测是你，今果然不错。”羞得宇文士及连连叩头。

    贞观十二年二月，太宗出巡至蒲州，刺史赵远楷为了讨好太宗，“课父老黄单衣迎车驾，盛饰廨舍楼观，又饲羊百余头，鱼数百头以馈贵戚。”太宗数落赵元楷说：“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须，皆资库物，卿所为乃亡隋之弊俗也。”贞观十九年十一月，太宗征辽东回师时，路过易州境，司马陈元踌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菜而进之。太宗恶其谄媚，立刻免其官职。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精彩与辉煌的一页，唐太宗的功业独步千古。而这一切的取得与李世民博大的人格力量密切相关。

    明经100勤问博学，日增日进

    “朕戎马生涯，少稍读书，今知凡事勤问多学，不可自恃，方能日增日进。”

    ——李世民

    马上取天下靠的是武，而下马治天下靠的是文；君王兴邦安国能不学不问乎？勤而必博，如此增进，尊知重学者帝王中有几？于是，李世民的谦虚与博大，再次由此更见一斑，他学不如房杜、问不如魏征，诗不及李杜，书不如欧阳，然面，却正是这位一代明帝亲手开创了整个大唐的唐风唐韵。

    太宗即位后，“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文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黑。又诏勋贤三品已上子孙为弘文学士。”他让儒学士人与他一道谈论儒学，讨论政事，又让贵族子弟学习儒学，显然是要弥补自己幼年忙于战事，“不精学业”，更“不暇于《诗》、《书》”的遗憾。他说：“朕虽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就是说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理论修养比军事本领更为重要。《贞观政要》卷7《崇儒学》载：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颂豆千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李世民将儒学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一方面是在与学士们讨论时发现儒学确有“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的功用，另一方面也是以历史经验为根据。贞观初他问侍臣们说：“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当时的尚书右仆射萧踽回答说：“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凭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萧踽的见解，显然是重复“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陈词滥调，所以李世民纠正说：“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这就是说：打天下都要任智力，仅在用兵的名义有所不同；但守天下却要有一个基本的主导思想，需要行儒家所标榜的“仁义”，如若仍然“专行诈力”，必然灭亡。这显然是在重复西汉初年贾谊总结秦亡教训时所说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汉承秦制，却不继承秦的治国思想，将儒学为中心的文化建设作为关系到西汉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刘安等人献上了儒道杂凑的《淮南子》，董仲舒提出了“崇儒更化”的主张，司马迁修《史记》，更是一次全面的文化总结。西汉时期的文化建设不仅有助于西汉政权的巩固，而且为中华民族走向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历史经验给了李世民很大影响，唐承隋制，却不能继承隋代“重武轻儒”的治国思想，仍然要以儒学为文化建设的核心。贞观二年，李世民问王硅说：“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王硅说：“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後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李世民于是仿效汉承秦制而改行以儒治国的方针办法，在贞观年间大兴儒学。他下诏将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先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林、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位先儒配享孔子庙，虽然这些人彼此之间对儒学经典见解不一，甚至争论不已，但李世民却认为可以“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显示他本人一向倡导的宽容作风。为了鼓励本朝人攻读儒学经典，致力于儒学研究，他不仅在科举考试时注意录取儒生，而且在贞观十四年下诏，令将梁朝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周、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人子孙的名字呈报上来，予以荫官；使儒生们感到攻读儒学是有前途的。由于“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儒学教育在唐代日益普及。李世民在贞观元年改国子学名“国子监”，号称三监之首，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分别取官僚贵族子弟入学，门下省的弘文馆和太子东宫的崇文馆一方面参政议政，一方面也教授生徒。地方上有州学、县学，与中央诸学一样必修《孝经》、《论语》，并设大经（《礼记》、《左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礼》、《尚书》、《公羊传》、《谷梁传》）诸课程，使得儒学教育成为李世民以儒治国的基础。李世民说：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所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

    很明显，李世民“偃武修文”，绝非笃信儒学，更非迂腐书生，他提倡儒学，不过是以儒学为手段，达到“教化”的目的，从而巩固其政权。

    不仅号召臣民勤学，而且自己更是虚心求学，这是李世民优秀于其他帝王的地方。文以教化之功，利于人心归附，李世民对文明的认识和理解终于使他成为与历代有为君主不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这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明经101有治人而无治法

    “总言有治人无治法，详律例不如慎造掌刑执法之人，更条例不如兼公守成。”

    ——李世民

    法律乃纸上文字，并不会自动产生什么作用，起作用的是人，是执法者。基于这个道理，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认识到：再详细的法律并不表示就是国泰民安，井然有序，就是粗略的几纸条文，如果有一个好的执法人，同样事半功倍，在以人治为主的封建时代，他这种法学观真可谓抓住了根本。

    立法、执法务在宽简，严格坚持法制，是贞观之治的另一项主要内容。

    前面已经指出，世民在改革和制定《唐律》时曾经注重贯彻“变重为轻”的精神，把大量的大辟罪减为流刑，把大量的流刑改为徒刑，不再重覆介绍于此。惟改革肉刑方面的情节，非常生动，不妨详细加以描述。贞观元年，房玄龄与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宏献上奏，认为古代有五刑，其中之一是刖刑，后来废肉刑改五刑为死、流、徒、杖、笞，现在“复设刖刑”，就变成了六刑，不符合立法宽减的原则，世民让八座进行研究后，终于决定废除了断趾之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这是刑罚上的一个进步。世民暇日观看明堂上悬挂的“孔穴图”，发现“五脏之系，咸附于背”，而现实中也往往有执行鞭背之刑时把人打死的情况；因而叹气说：“夫？，五刑之最轻者也，岂容以最轻之刑而或致之死。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于是在贞观四年十一月即日下令：“决罪人不得鞭背。”这两件事生动地说明了贞观时期刑罚疏缓的情况。由于世民’比较注意恤刑，所以贞观四年全年天下只有二十九人被断死刑，终贞一朝，“道臻刑措二十余年”。在这一方面，只有汉代的文、景时期可以与此相比，其他各代就不免相形见绌了。

    世民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隋末农民起义是对隋炀帝“益肆淫刑”的有力回答，有鉴于此，世民执政后自然不得不改弦更张，反其道而行之。其次，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刚刚过去，阶级斗争比较缓和，正处于低潮时期，唐初“官民奉法，盗贼日稀”，为疏缓刑罚提供了客观条件；否则，统治者即令想实行“宽简”政策也是不可能的。最后，世民个人品格杰出，又认真推行儒家的“仁政”，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世民宽缓刑罚，不但没有危及地主阶级的统治，而且对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最终有利于地主阶级的根本、长远利益。

    律令格式制定、颁布以后，能否得到严格的执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立法者本身就破坏法制，或司法官上下其手，违律行事，法律定得再完备也只不过是具文而已。

    隋炀帝立法也多“以轻代重，化死为生”，但他在执行中却“不复依准科律”，“每尚惨急”。隋炀帝即位之初制定的《大业律》亦“并轻于旧”，但后来执法的实际情况是“益肆淫刑”，司法官“生杀任情”。世民在这一方面接受了亡隋的教训，很注意以身作则，严格守法。他曾说：“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犹恶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世民之所以有这样的自觉，是与他对法律的正确、深刻的认识分不开的，他在思想上非常明确：“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具体事例。

    侍御史张玄素有一次弹劾乐蟠县令叱奴骘“盗官粮”，世民大怒，立即下令处斩，大臣张文颧认为，“据律不当死”。世民怒气未消。仍坚持说：“仓粮事重，不斩恐犯者众。”魏征进谏说：“陛下设法，与天下共之，今若改张，人将法外畏罪。且复有重于此者，何以加之？”一旦把问题提到“与天下共之”的原则高度，世民就只能依法免除了犯人的死罪，收回成命。

    另一次，广州都督党仁弘因“交通豪酋，纳金宝”，“擅赋夷人”，犯了重罪，“法当死”。但此人在太原起兵及唐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立过战功，世民既念其旧功，又不忍见其白首就戮，于是曲法免死。不过，这样做破坏了法制，为了挽回影响，维护法律的尊严，他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当众宣布：

    “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欲席藁于南郊，日一进蔬食，以谢罪于三日。”并且自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房玄龄等人觉得皇帝自罚有点不成体统，劝世民说：“生杀之柄，人主所得专也，何至自贬责如此！”经过再三苦谏，世民才答应不去南郊谢天。

    这次事件确实有点故意表演的性质，等于是演了一场闹剧，但不能不承认这样做对维护法制有一定的作用，对臣下违法也无异于一次严重的告诫。

    还有一次，世民下令“大开选举”，规定凡是“诈伪阶资”的人必须自首，否则被查出来就要判处死罪。果然有人暴露了这样的罪行，当时大理少卿戴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判决与皇帝的敕令发生了矛盾。世民最初表示：“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法令与皇帝的信用相抵触，这确实是个难题，怎么办呢？戴胄坚持说：“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世民仍然固执地说：“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戴胄最后进行辩解：“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这就化法与信的矛盾为大信与小信的矛盾、实质上揭示了“守法”与“亏法”的矛盾，世民最后认了输，只得自解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虽然有些勉强，世民还是能根据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原则做到了从法和守法。

    国君执法是否能严格遵守法制，关键还在于能否做到公正无私，不以私废公，即在地主阶级内部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世民在这一方面也有所留意。他首先从原则上肯定：

    “朕以至公临天下，法之所行，无舍亲呢。”这同他一贯强调的“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威”是完全一致的。濮州刺史宠相寿因“贪浊有闻”而被“追还解任”，但由于他原来是秦王府的旧官属，世民“深矜之”；遂改变决定，不再解官，并且对他说：

    “尔是我旧左右，今取他物，祗应为贫，赐尔绢百匹，即还向任，更莫作罪过。”这显然是破坏法制的徇私之行。魏征当即提出异议：“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厚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世民“欣然”采纳了这一意见，于是对宠相寿“赐物而遣之”，这样做虽然还不免带有一些感情的色彩，但贪官还是终于被解免了职位。此事发生在贞观三年，大致由于接受了这次教训，所以贞观九年岷州都督高甑生因违李靖节度和诬告李靖谋逆而判处“减死徙边”，有人因为他是“旧秦府功臣”，请求“宽其过”时，世民断然说：

    “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议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确实，坚持法制必须把好关，一旦开了破坏法制的端，以后再想坚持也不容易了。世民不赦高甑生的罪，其他秦府旧属就能遵法、守法。不仅对秦府旧属如此，即令宗室子弟，世民也不允许他们居于法律之上，无法无天。他“以子弟成长，虑乖法度”，派遣正派的人做他们的长史、司马，诸王“有亏违，皆遣闻奏”。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曾因“侵暴百姓”于贞观元年赐死。江夏王李道宗亦曾“坐贼下狱”，“免官、削封邑”。对于执法以公的重要性，世民的谏臣魏征曾有一段精彩的议论：“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不免有些偏激，过轻过重都是不对的，但强调一个“公”字却完全正确，不如此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法制。只有执法公正，才能真正使罪犯心服。贞观六年，世民亲自录囚，被判死刑的罪犯有三百九十人，他全部纵使还家，约定次年秋季再来“即刑”，出乎预料的是“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但它只能是执法持平的结果。世民对这一点非常重视，所以他曾大力赞扬诸葛亮的“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并以此鼓励臣下：

    “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在皇帝这样的提倡和身体力行下，贞观一朝徇私枉法和官官相护的现象自然就比较少，宦风基本正常。

    立法中“变重为轻”、“意在宽平”的精神是否能在执法中得到有效贯彻，量刑是否允当，是坚持法制的另宁个重要问题。为了贯彻上述立法精神，世民首先注重“审刑”。他在贞观元年说：“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滥。”后来因为错杀了几名大臣，有所悔悟，又于贞观五年特别规定：“死刑虽令即决，仍三覆奏，在京五覆奏。”此外，还下令实行新制度，即司法官定罪之后，还须“门下覆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录状奏”。由于决狱如此审重，“自是全活者甚众”。这此措施对立法精神的贯彻起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其次，司法官的素质如何，国君对他们如何驾驭和使用，也牵涉到法制能否坚持的问题。世民即位之初，曾问侍臣：

    “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硅建议：“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司法官必须是“公直良善’’的正派人，如果他们心术不正，就不免上下其手，破坏法治。第二，皇帝鼓励什么，对司官执法起很大作用。正是在这两点认识的指导下，世民把“形若死灰，心如铁石”的唐临擢拔为御史大夫，他断狱“必无枉滥”。虽然重视人选，但天下司法官遍布各地，难保其中有不正派的人，怎样引导他们按照立法原则办事呢？世民本人也确实感到这是一个难题，故对大理卿孙伏伽说：

    “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身价，今之所忧，正在此耳。”

    “意在深刻”、“利在杀人”确实是司法官的职业病，大臣刘德威对症开了一个药方：“诚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人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失人无辜，失出则获戾，所以吏各自爱，竞执深文，畏罪之所致也。”一语打中了要害，世民“深纳其言”。

    李世民立法、执法以轻代重，审刑宽缓，充分保证了国家的根本利益。贞观一朝司法执法宽平，是与其提倡和鼓励用法宽简分不开的。

    （下）

    明经102遇小过当宽恕教训

    “属员小过，容其改正，教而移者，再痛参处。”

    ——李世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则容其改之，还可为社稷效力。

    作为一代英明君主，李世民真可谓气度超绝，包容万象，他经常告诫臣下，小事若处理不好，将酿成大祸，因此在一些小的过错面前切不可小题大作，打打杀杀的，应以宽恕教训为怀，如果逢错就杀、就罚，那还会有几个人敢作敢为，谁又敢为我大唐的前进划桨推轮？

    李渊起兵晋阳时，为了争取群众，“即布宽大之令”，攻人长安后，曾约法为十二条。武德元年，鉴于隋炀帝的烦法酷刑的严重后果，宣布废除隋《大业律令》；同时由裴寂、刘文静等依照隋《开皇律》，重新修订法律。唐高祖李渊下令删改律令的原则，说：“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宜改刊定，务使易知”。不久，制订了新格五十三条，原则是“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及至武德七年，正式颁行新律令，即《武德律》。唐高祖以宽简易知作为损益《开皇律》的指导思想，是受到隋末农民战争的震撼而笼络人心的做法。

    唐太宗即位后，力图完善《武德律》，指示群臣讨论政治与立法的原则。当时，出现了宽严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征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主张威刑严法作为立法之本的是封德彝，而主张慎刑宽法作为制法依据的则是唐太宗的智囊魏征。这场争论的实质，涉及唐初立国政策与立法原则的分歧。

    经过辩论，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以所谓“王政”来代替隋末暴政，进一步发展了李渊的宽仁思想。反映在立法思想上的变化是“仁本、刑末”的主张，形成了宽仁立法的思想依据。用魏征的话来说，叫做：“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贞观三年，唐太宗在诏令中说：“泣辜慎罚，前王所重”，就是指此而言。

    唐初这种宽仁慎刑思想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元代法学家柳贯认为：“始太宗因魏征一言，遂以宽仁制为出治之本。……其不欲以法禁胜德化之意，敫然与哀矜慎恤者同符。”把慎刑美化为封建统治者的仁慈恩赐，显然是不对的。

    其实，由于唐初统治者亲身经历了农民战争深深诫惧，另一方面认真总结隋亡的经验教训，因而提出了“宽仁”的主张。

    隋朝的灭亡根源在于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陡然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起义。其中，统治者严重破坏成文法，对人民滥用刑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贞观年间，某些政治家与思想家对隋二世酷法而亡作了探讨。魏征在其主编的《隋书》中，总结了隋炀帝“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的教训。傅奕也有类似的看法：“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他还联系秦律的繁酷弊病，作为《唐律》制律的借鉴，指出“此失于烦，不可不监”。唐太宗在与大臣论治过程中，也以秦二世酷法亡国引以为诫：“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而秦二世而亡与隋二世而亡十分相似。贞观君臣关于酷法亡国的立论，虽不免失于偏颇，但从中可以窥见他们对秦、隋二世而亡的惊惧心理，“而于刑法尤慎”，就是他们惊惧二世而亡的心理的真实写照。

    宽恕、教训是李世民的一剂安抚社会的良药，这样，小病也就变成了无恙，他的帝国自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明经103不知根本实理，惟在枝叶虚浮

    “现汝不知要本实理，惟在枝叶虚浮。若然，何以治天下？”

    ——李世民

    治病要治根，抓实要据理。李世民看问题犹如洞烛微著，一针见血，他对事物的认识真可谓一波到底，人木三分，毫不勾枝叶虚浮所遮敝，他那悬在半空中的宝剑只需轻轻一挥，本贡便从剁落的现象中显示出来。

    早在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刚被立为皇太子时，就“令百官各上封事。所谓“上封事”，就是文武官吏们提出关于治理国家的意见与建议。八月正式即位后，又号召百官“上封事”。短短的几个月里，上书奏疏之多，简直象雪片似的飞来。十二月，太宗对司空裴寂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

    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可见，年青的皇帝李世民励精图治，对臣下们的意见是何等的重视！

    当然，要倡导谏诤，首先必须打消臣僚的顾虑。如果动辄川人，谁还敢讲话呢？贞观元年，唐太宗上朝时，威容严峻，咄口出逼人；臣僚上书奏事，失其举措，顾忌重重。唐太宗知道后，马上改变态度，和颜悦色，诚恳地听取大臣的意见。

    他对大臣们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

    ……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以后，多次表示，即使是“直言忤意”，也决不加以怒责。诚意如此恳切，臣僚们也就乐于开口言事了。

    唐太宗还用奖赏办法，鼓励臣下直谏。有个人名叫元律师，被重判死罪，司法官员孙伏伽进谏说：根据法律，不该处死，怎么可以滥加酷罚呢！太宗听后，觉得提得对，就赐给兰陵公主园，价值百万钱。有人说：孙伏伽所谏的是平常事，奖赏太厚了。唐太宗则认为，即位以来，未有过这样的谏诤，所以特给重赏。终贞观之世，对于上书切谏有功者，经常予以物质鼓励。如贞观四年，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赐绢二百匹。贞观八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切谏，赐帛二十段。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赐物百段。贞观二十二年，嫔妃徐氏上疏切谏，太宗特加优厚的赏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由于唐太宗的积极倡导，谏诤风行一时。当时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便屡见不鲜。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旧部新过，甚至宫廷嫔妃，都有人敢于直言切谏。这种开明的政治局面，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是罕见的。

    抓其要害，治其根本，李世民的一声断喝，不知警醒了多少或于枝叶虚浮之辈。

    明经104自胜之力强，方能成大事

    “凡事当着实用一番气力，振作兴替一番，不然非善事也。”

    ——李世民

    天下太平，易生萎靡；至治之时，怠惰随至；而蒸蒸日上之势，阿谀迎奉之辞四起，为君者倘无自胜之力，超越之志，必非善事。李世民真不愧为英明之主，振作之君，他始终将自己的步伐豪迈于明君的最前列，因为只有他实现了对自己的超越。

    世民在即位之初就强调：“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昏虐，灵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征不能致其恶。认为那些申奏符瑞的表章是“苟陈虚饰，徒致浮词”而且每见此类奏疏，“渐恧增怀”。贞观四年，世民对萧踽说：

    “前代帝王以麟、凤、龟、龙为嘉瑞，朕以民安年丰为上瑞。”

    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他重实际而不务虚名的观点和作风。二年之后，世民对侍臣有一次讲话，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

    朕比见众议以详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中奏。

    这就不仅宣布了自己不尚祥瑞的观点，而且还下令禁止下面的人再搞这一套形式主义的、不切实际的“虚饰”和“浮词”，态度十分鲜明和坚决。

    君唱臣和。在皇帝这样的倡导下，贞观时期有不少大臣也先后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贞观八年，有彗星见于南方，世民问：“是何妖也？”虞世南回答说：“陛下若德政不修，虽麟、凤数见，终是无益。但使朝无阙政，百姓安乐，虽有灾变，何损于德？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逸，若能终始如一，彗星未足为忧。”三年以后，谷水泛滥，冲洛城门，进入洛阳宫，平地水深五尺，毁宫寺十九处，漂没百余家，世民借机让百官上封事言得失，岑文本在封事中说：

    伏惟陛下览古今之意，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子民在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凡此数者，虽为国之恒道，陛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愿陛下思而不怠，则至道之荚与三五比隆，亿载之祚与天地长久。虽使桑谷为妖，龙蛇作孽，雉雒于鼎耳，石言于晋地，犹当转祸为福，变灾为祥，况雨水之患，阴阳恒理，岂可谓天谴而系圣心乎？

    这是对皇帝的安慰，也是对世民的勉励，但这样的观点本来符合他的一贯信念，所以他们敢于尽情而谈。

    直到世民的晚年，尽管在政治上已经每况愈下，但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他仍旧认为：“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世民不仅自己不崇尚符瑞，而且对历史上那些求仙信神的政治家还进行了尖锐的讥讽：

    “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这正是世民超过秦皇、汉武的高明之处。有一天，寝殿前的槐树上有白鹊构巢，“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大臣“拜舞称贺”，却没有想到讨了无趣，世民就此事借题发挥：“我常知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这一事实说明，世民处处反炀帝之道而行，因为杨广时的祥瑞丝毫不能挽救隋政权的覆灭，这对他的启法是太深刻了。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的愚蠢行为，在世民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又一个的笑柄，因而只能对他们报之以嘲讽。

    世民不仅基本上不相信神仙符瑞，而且对佛都教扬的唯心主义的善恶施报的迷信思想也持否定态度。萧踽其人以佞佛为人所知，有一次因诬蔑房玄龄“朋党不忠’’而忤旨，世民劝他落发为僧，手诏称：

    “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谷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蟠，引残魂于雀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倾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

    世民的目光异常尖锐，在他看来，象梁武帝那样三次舍身同泰寺，竞最后落个饿死台城的下场，可以说是一幕滑稽剧。

    世民之所以能够一反传统的崇尚祥瑞的陋习，是由于他本人是一个杰出的实践家，而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一般皇帝。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他知道每一次胜利的取得，都是由于自己的英明判断和正确的指挥，由于士卒的英勇奋战，而不是来自天佑神助。世民在正式登级之后也深深懂得，政治上的成就主要来源于自己的虚怀纳谏、坚持法制、知人善用，而不是由于天命符篆。世民能够具有这样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还因为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强者，具有充分的自信心，毫不感到虚弱。

    这种不尚符瑞、重视实践的思想不仅来源于世民的成功和胜利，而且还能反转来进一步推动他实行进步的政策。如贞观五年太子承乾将要举行冠礼，有司上言“宜用二月为吉”，世民却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到十月举行。

    太子少保萧踽迂腐地坚持：“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不料遭到皇帝的反驳：“阴阳拘忌，朕所不得，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义理，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这样，不拘忌阴阳的思想就对当年的春播起了有利的作用。

    去伪存真，批华求实，李世民认定了人的力量，而非什么天意，是由于他认定了无论做何等大事，都必须付出一定的力气方能成功，没有振作，何来兴替，太平盛世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明经105安民之道，先当察吏

    “安民之道，惟以察吏。诸卿果能秉公，毫不瞻顾、沽誉姑容，则吏治必清，天下大治。”

    ——李世民

    吏之清浊，民之福祸，亦可为国之福祸，故为称快君者不可不察吏。李世民察吏，惟贤是用，以致求贤若渴，夙夜不寐；李世民察吏，邪恶者胆寒，忠良心悦，民生。

    唐代地方行政机构，设州县二级，州设刺史，县设令，与州相平行的还有府，府是京师等个别地区设的地方行政设置。州府长官一般不领军事，只管民政，实行军民分治，以防止地主分裂割据局面的重演。唐初，各地群雄纷纷归附，高祖李渊设立州郡以予安抚，因此州郡数量特别多，超过隋时的一倍，造成官烦人弊，十羊九牧的局面，唐太宗即位后即下令合并，至贞观十三年州府减为三百五十余。

    地方官吏处在基层，直接统治人民，其好坏良莠，直接关系到唐朝的安危治乱，因此贞观初年唐太宗特别重视选择地方官吏，改革地方吏治。他感到自己居于深宫之中，耳目视听不能及远，民间的大政一切皆委都督、刺史管理，因而“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大臣马周也一再上书指出：要使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所以必须妙选贤德充任。不过县令人多，难得都是好官。如果每州有一个好的刺史，则合境太平，百姓不虑不安。故自此以后，唐太宗亲自掌握选任刺史的工作，而县令则命五品以上的京官每人负责推荐一名。

    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员的素质。

    不仅如此，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

    他最担心的是都督、刺史在地方上是否加害于百姓，为此常“夜恒思”，“或至夜半不寐”。为能时时了解地方官员的政绩，把都督、刺史的姓名，一一书写在卧室的屏风上，起卧进出，随时可以看到，谁办了好事或坏事，一一具列于其名下，以便及时褒贬黜陟。于此亦可看出唐太宗对改善地方吏治的迫切心情。

    由于州的行政设置较小，数目又多，不便中央直接控制，贞观元年，唐太宗因山川形势之便，分全国行政区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等。并以道为单位，派选官员，代表中央政府负责诸州的军事、或负责财赋转远、或负责监察地方吏治。监察巡省没有常设的官员，由唐太宗根据需要临时派遣，他们只负责监察，而不干预地方的行政，没有东汉州刺史那么大的行政权力，因此不可能构成威胁中央的地方势力。

    然而他们可以直接黜陟地方官员，负有皇帝赋予的监察权力。唐太宗十分重视对地方官吏的监督。贞观八年派遣李靖、肖踽等十三人分行四方，巡省天下，所谓“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黜陟幽明”。贞观二十年正月，又遣孙伏伽、褚遂良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由于经常派遣这种巡察特使，及时奖励选拔人才出来做官，贬黜恶吏，对罪行严重者，甚至惩之以刑法。这就起到了劝善惩恶、激浊扬清的监督作用，大大改进了地方吏治。贞观年间，出现了许多政绩清明的良吏。兹例举一二。

    陈君宾，武德初拜邢州刺史，贞观元年转邓州刺史。当百姓在动乱年间流离他乡，田业荒芜。由于陈君宾竭力招抚安辑，到任后一个月左右，百姓纷纷归家恢复生产。第二年诸州遭灾，邓州独免，粮食有余，蒲虞等州百姓都跑到邓州就食。为此唐太宗特下诏褒奖陈君宾。从诏文可以看出受到旱灾的有关内六州和蒲、虞、陕、鼎等地，朝廷令灾民分别到邻近州县就食。由于各州县官吏“支配得所”，百姓争相赈施，不仅供应吃住，而且当灾民回乡时，还赠送粮食和布帛，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了饥荒，社会秩序仍然安定。

    张允济，隋时为武阳令，“务以德教训下”，使其所管境内，路不拾遗，深得百姓尊敬，邻县有时有些民事纠纷不能解决。都跑来请他解决。贞观初，唐太宗擢升他为刑部侍郎，爵封武城县男，后又任为幽州吏，派他治理北方的重镇。

    李桐客，隋时为门下录事。隋炀帝在江都时曾打算徙都丹阳，左右大臣皆希旨附和，独李桐客进谏反对，差点被治罪。后来，又参加过窦建德农民起义军。后归顺唐政权，任秦府法曹参军。贞观初，任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为慈父。”这当然是溢美之辞，但说明了他在极力贯彻唐太宗的清静无为政策。

    薛大鼎，曾参加李氏父子太原起兵，是开国功臣之一。

    贞观时期，太宗任他为沧州刺史。沧州境内有条无棣河，隋未被填废。薛大鼎到任后，组织民工重新开掘，直通于海。

    使百姓获得了舟楫渔盐之利，有人作歌唱道：“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聘驷，美哉薛公德滂被。”

    沧州地势低下，夏天常遭洪水侵害。薛大鼎又疏通长芦、漳、衡等三河，使境内从此“无复水害”。当时瀛州刺史贾敦颐、曹州刺史郑德平，“俱有美政”，河北人民称颂他们三人为“铛脚刺史”。

    贾敦颐，贞观时数任州刺史，政绩清廉。每次进京入朝，全家同行，仅破车一辆，瘦马数匹，马套也是破旧的，路人见了并不知道他是州刺史。后为洛州司马，因公事差错被下狱。唐太宗闻知后亲自为他保释，衙司不同意，太宗说：人谁无过，如果不分轻重，都绳之以法，谁还愿意为君主效劳呢！

    于是贾敦颐获免，贞观二十三年改任瀛州刺史。瀛州界临滹沱河及水，每年泛滥，冲坏百姓田舍，漫浸数百里。贾敦颐组织民工在两河沿岸修筑堤堰，从此消除了水患。当时瀛州管下的饶阳县县令是贾敦颐弟弟贾敦实，亦“政化清静老幼怀之”。按当时的惯例，兄弟在同一地区任职是不允许的。由于他们兄弟俩都治绩显著，颇受百姓爱戴，因此唐太宗破例未予改任。唐高宗时，贾敦颐任洛州刺史。洛州地方多豪强贵族，他们依仗财势，任意违返制度规定，兼并土地。贾敦颐查出三千余顷，皆分给均田不足的农民。有人虽千方百计隐瞒蒙混，但贾敦颐“发奸摘伏，有若神明”。贾敦颐死后，贾敦实又被任为洛州长史，治政宽惠，深得人心。洛阳县令杨德干靠杖杀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贾敦实劝阻他说：“政在抚养民人，伤生过多，虽一时有效，但不足贵也。”杨德干的做，法因此有所改变。贾敦颐为洛州刺史时，洛州百姓在城内为其立了大块德政碑，贾敦实离任洛州时，百姓又在旁边立了一块大碑，称颂他们俩。时人称这二碑为“棠棣碑”。

    李世民对地方吏治的重要性是有充分的认识，表现在他认真选择地方官员；加强对他们政绩的考核，基本上注意到‘‘官为其人，民去叹愁”的问题。由于地方吏治的改善，大大促进了唐初地方经济的复苏和安定局面的形成，从而巩固了唐王朝的中央政权。

    明经106若非深知灼见，不可草率举行

    “但此军事，若非深知灼见，不可草率举行。

    ——李世民

    行举足轻重之事，则先有洞若观火之明。李世民遇大事决不惊慌失措，决不鲁莽轻狂。当然，他更不糊涂。李世民之所以超出一般政治家，就在于他的目光能见人所未见，永远都要比旁人延长了一大截，似乎在这不经意之间，他行走的脚步往往跨越了自己的时代。

    李渊即位之初，已着手恢复庠序，在中央建立了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在地方上建立了郡学和县学。由于当时国家草创，学校又仅初具规模，所以生徒人数极其有限。世民即位后，一再亲幸国子学和太学，对教育相当重视，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加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生员至三千二百六十人。不久，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及高昌、吐蕃等地的酋长亦皆遣子弟人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贞观年间可以说是唐代教育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高宗永淳以后，国子两监“乃废”，庠序就走向衰落了。此外，世民还在门下省别置弘文馆，在东宫特置崇文馆，皆置诸生习业，也是发展教育的一个补充措施。世民大兴学校的目的是培养贵族、官僚、地主的子弟，以便通过科举制向各级政府输送官员，但在客观上也对文化的发展、传播和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隋炀帝晚年，以各级学校“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能培养出“德为代范，才任国用’’的人才为理由，大加裁废庠序，是犯了幼稚病。

    与他相比，唐太宗大兴学校，“锐意经籍”，使“四方儒土，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以教化佐刑法，就显得成熟和高明得多了。

    从南北朝起，门阀世族走向衰落，寒门庶族逐渐兴起，适应这种阶级状况的变动，北周及隋朝早己“官无清浊”。隋唐之际，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科举制形成和逐步完善，二是谱牒的编选有所变化。世民在这两方面都有所贡献。

    李渊、李世民以关中为根据地，逐步统一了全国，而且他们出自陇西李氏，所以对山东士族不免怀有此畛彼界的观念。世民即位后有一次对侍臣张行成“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立即跪奏：“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世民虽然“善其言”，但对崔、卢、李、郑、王这些衙鬻门第的世族仍不免有点反感，困而萌动了修《氏族志》的念头。

    从李渊到世民，在对待门阀士族的问题上，是发生了微妙变化的。高祖即位之初，曾对窦后的从父兄窦威说：“比见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世为帝戚，不亦贵乎！”

    可见李渊对山东士族是既羡慕而又推崇的，毫无加以贬抑的意图。世民对“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的现象甚“恶之”，认为这种卖婚陋习“甚伤教义”，于是令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孤德菜及“四方士大夫谙练族姓者”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并“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成《氏族志》上之。不料世民对此志大为不满，发了一通议论：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木贾，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祗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上，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榆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民）干犹为第一等？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

    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职高下作等级。”

    高俭等遵照上述指示精神，于贞观十二年正月重新修成贞观《氏族志》一百卷，合共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崔民干被降至第三等。世民正式下令，“颁于天下”。

    从贞观《氏族志》的撰成可以看出：第一，门阀世族早已“累叶陵迟”，一蹶不振了，他们借婚姻之机多索“陪门财”，也是其经济地位衰落的反映。尤其是隋唐科举制的兴起更剥夺了他们“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特权。世民此举进一步抑制崔、卢、王、谢等高门，是顺应了时代的进步潮流。第二，魏晋南北朝的世族特权和社会风尚，主要表现在婚、宦两个方面，现在科举制兴起，他们在宦的方面失去了过去的地位，但在婚的方面还能在社会上打出姓族的旗号，“多求聘财”。

    不过在这一方面，也说明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了。在东晋、南朝时期，世族连寒门出身的皇帝和大臣都不看在眼里，不肯轻与通婚；到唐初一般人出点陪门财就可以高攀望族，可见他们已经是大为降格了。实际上，“多邀钱币”就是拍卖门阀的金字招牌，希望借助婚事来克服一下自己的经济困窘。世民现在就对这一点也颇不以为然，认为是“甚伤教义”，说明几百年来世族炫耀的礼法门风在当时还严重存在；一则反映他本人也还受这种风气的熏陶，不能完全摆脱它，因为世民在这里不是要从根本上废除谱牒本身，而是要用新的谱牒代替旧的谱牒。新谱牒的原则是“重今朝冠冕”，即以李氏皇族和当今的高官显宦跻人士族的行列。因此，世民重修《氏族志》，既有抑制旧门阀的一面，也有保留阀阅观念的一面。不过随着列入《氏族志》的姓族增加，门阀也就越来越不值钱，实际上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把世族消化在社会中了。当然这种后果是世民下令修《氏族志》时始料不及的。重修《氏族志》既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是社会风气使然，要求世民当时就与谱牒之风一刀两断是不现实的。社会风气有相当的惯性。

    其改变往往比政治改革更缓慢，更艰巨。

    贞观十六年六月，世民下诏：

    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

    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谷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梁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财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欲，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成已惩革，惟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时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

    这道诏书实际上是《氏族志》的继续，目的都是在“婚”字上大作文章，裁抑士族的余威，不同的是一则见之于谱牒方面，一则表现为直接禁止卖婚。世民在这里再次打出儒家“仁义”和“名教”的旗号，确实反映这些已褪了色的门阀不但经济上的“身未免于贫贱”与政治上的“矜其旧族”已经发生尖锐的矛盾，而且过去所矜持的礼法门风已遭到了卖婚制的严重破坏。

    毫无疑问，李世民在类似重大问题上的举措，总要比前朝向前迈出一大步，这种明显的进步性，思之至今，仍是多么地难能可贵，把这些措施称之为改革，亦是毫不过分。

    明经107切忌恃才自傲

    “莫恃才，莫自量。”

    ——李世民

    恃才自傲者招致杀身之祸已是屡见不鲜。而恃才自傲之君将致何祸？李世民晚年的这种深深忧虑，再次证明他真不愧为亘古明帝，李世民才略绝伦，功业盖世，他是大唐的骄傲与自豪。然而，再杰出的天子终究是人之子，天子之过，自知之明，摧人奋悟，亦不失其英挺卓荦。

    世民即位后曾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说：“草创为难。”魏征却曰：

    “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

    对于这两种意见，世民巧妙地加以折衷：

    “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探讨创业和守成孰难的问题，只想分析一下守成不易的关键究竟在哪里。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一问一答可以看出，皇帝是否由“骄”而“逸”，也就是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走下坡路，是问题的要害所在。魏征曾就此点进一步加以发挥：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

    实际上，功成而“德衰”的主要表现还不仅仅在于“傲物”，即表现在君臣关系方面，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全面走向蜕化。

    纵观贞观一朝，皇帝也好，大臣也好，“慎终如始”，“有始有终”，几乎是庙堂之上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魏征、岑文本、王硅一再以此相戒谏，连世民本人也反复地说：

    “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

    “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自戒惧，用保其终。”

    这样的议论在《贞观政要》一书中连篇累牍，确实反映能否做到这一点，在当时是摆在世民面前的一个严肃的课题。

    从道理上认识，或者说在口头上承认，是一回事；真正把这一原则贯彻到行动中去，坚持到底，就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了。世民的政治生活和行动每况愈下，就生动地说明了此点。

    贞观六年，群臣劝世民行封禅之礼，魏征持反对意见，世民连连逼问魏征：“朕功不高耶？”“德未厚耶？”“年谷未登耶？”

    “华夏未安耶？”“远夷未慕耶？”魏征承认皇帝在这些方面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却指出：“陛下功高矣，民未怀惠；德厚矣，汉未旁流；华夏安矣，未足以供事；远夷慕矣，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而厨罗犹密；积岁丰稔，而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从君臣的问答可以看出，世民此时已经产生了自满情绪，因而陶醉在胜利和成功之中，忽略了不足之处。这种情绪正是促使他走下坡路的思想基础。登上皇位刚刚六年，世民就已经有些飘飘然了，时间越久，这种情绪越滋长，因而政治上下滑的速度也就越快。

    贞观十年，魏征尖锐地指出，世民在“威加海外，万国来朝，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的胜利声中，“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具体地说，“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到贞观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但“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甚至“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致使“便佞之徒，肆其巧辩”，“正臣不得尽其语”，说明缺点首先在纳谏和用人方面有所暴露。

    世民缺点的大暴露，主要是在贞观十年左右，所以这几年侍臣们连续批评这种不良趋势。贞观十三年，魏征奏上他那篇古今闻名的《十渐》，对皇帝展开了全面的批评，就是由于这种趋势已相当严重。才引发的。在这篇奏疏中，虽然指出了十个方面不能克终尽三美的情况，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生活上“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追求珍奇，“不得专心治道”；其次，在用人方面，对君子“敬而远之”，对小人“狎而近之”，对臣下“兜为臧否”，于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最后，在纳谏方面“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折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臣下“欲言则颜色不接”，阻碍了下情上达。魏征认为，产生这几个方面的缺点，根源在于：“顷年已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

    此傲之长也。”这个“傲文”字可以说是抓得很准，打中了要害。

    魏征曾在《十渐疏工》中指责李世民“出言而莫已逆，所为而人必从”，就是一种绝对君权的具体表现。处于这样的地位而思想发生变化，符合存三在决定意识的规律。因而世民也跳不出这样的逻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皇位终身制所引起的不良后果。即使品质再高、修养再好的人，也必然会变得不再习惯于听逆耳的谏诤，不再愿意俭朴自持，个人品格中的某些消极因素自然就因此得到了滋长的土壤。基于上述原因，世民晚年在政治上酬每况愈下，不能过多地责怪他个人，主要应该由专制主义和皇位终身制来负责。

    当我们强调李世民晚年在政治上走下坡路的时候，必须同时指出，尽管他的缺点暴露得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严重，但即令在垂暮之年，他的优点仍然占了主要地位，这些消极面只占从属地位。譬如对魏征《十渐疏》那样尖锐的批评，也还能够表示接受，并因此疏赐魏征黄金十斤。厩马_-I／~，以示鼓励。

    不仅如此，世民还把《十渐疏》“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即令到贞观十七年，还因高季辅上疏陈得失赐以钟乳一剂，并对他说：

    “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世民在临终前一年，还因徐充容上疏进谏而“甚善其言，特加优赐甚厚”。在用人方面，直至贞观之末，忠臣、良臣、直臣仍然占绝大多数，明显地奸佞是极个别的。所建玉华宫虽然被批评为奢纵，但兴建时“务从俭约”，说明生活上的腐化也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由此可见，李世民虽然在晚年有每况愈下的不良趋势，但他终归是清醒的，这种一以贯底的英明使他没有发生质的转化，即使在临终的前夕，积极的方面仍然是第一位的，消极因素并未取得支配地位。

    明经108安得其所，争取人心

    “朕以人心为本，不为贤肖，安得其所，人心归附。”

    ——李世民

    得人心者得天下，天下人安则君安。李世民之明：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李世民之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李世民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扎之愈深，则枝叶茂荣。因此，中国帝王二百数十，厚厚一本《帝范》，也难怪只有最具资质的李世民才能将其书写得独具一格，光芒万丈！

    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过程中，唐太宗君臣之间，逐步形成了“清静无为”的统治思想。唐太宗一再说自己“不敢轻用民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不失（农）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平？”魏征和王硅等大臣也竭力支持太宗实行“清静无为”的统治政策，提出：“静之则安，动之则乱”，“无为而化矣。”“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

    唐太宗的“清静无为”的政策，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偃武修文；二是戒奢从简；三是轻徭薄赋，恢复经济。

    偃武修文，就是及时结束战事，实行文治，使当政者的注意力及时从军事斗争转移到治理国家上面来。战争本身必须用军事手段解决，战争的创伤则不能靠军事手段来医治了。

    李世民之所以得天下，主要凭借赫赫武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因此这个转变对于他来说就更为重要了。

    李世民分析唐以前建立新王朝的“拨乱之主”，除东汉光武帝三十三岁以外，其他的都“年逾四十”。而他本人呢，“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因此，感到自己的经验不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除了向大臣请教以外，每天罢朝归来，安排一些时间读书。他读书的劲头很足，常常是通宵达旦，手不释卷。所谓“岩廊罢机务，崇文聊驻辇”，“对此乃忘忧，欹案观文典”，“崇文时驻步，东观还停辇，辍膳玩三坟，晖灯搜五典。”这些都是太宗读书情景的自述。你看他，吃罢晚饭便进书房，而一捧起书，一天的劳累都可忘得干干净净。

    读到兴头处，还挥毫赋诗，畅叙心得，如《赋尚书》写道：“寒心靓肉林飞魄看沈湎。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既承百王末，战兢隋岁转。”他读的主要是史书，认为是“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因而特别重视历代兴亡盛衰历史。他曾下令房玄龄、魏征等主持修纂《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和《隋书》。当这些史书修纂完成时，唐太宗十分高兴地说：朕观前代史书，彰善祛恶，足为后世鉴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以封学者之口。而隋炀帝表面上虽好儒，实际上却歧视学者。所以也不好好为前世修史。

    致使数代史书，几将泯绝。我跟他们不同，要以前王之得失，为后身之龟镜。

    与此同时，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发挥熟悉经史的官员的作用。北魏以未，开国君主多为武将出身，朝廷内武官地位也较高。李世民以军事起家，贞观初年也是武官多而文官少，王硅针对当时的情况向太宗进言道：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而近代重武轻儒，朝廷所任用大臣，极少经术之士，儒行既亏，风气也就越来越坏。唐太宗“深然其言”，颇为重视他的意见。自此之后，便积极提拔“学业优长，兼识政体”的官员，引置左右，“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鉴前代成败事”，成为唐太宗终身奉行的三件事之一，也成为贞观时期大臣的一种良好风气。

    总之，偃武修文的思想，在太宗头脑中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在他的诗作中，不时有所反映。如“架海波澄镜，韬戈器反忠。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戢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

    烟波澄旧碧，尘火息前红。霜野韬莲剑，关城罢月弓。”“无为宇宙清，有美璇玑正。”有一次太宗大宴群臣，席间奏起《秦王破阵乐》。这是李世民破刘武周时，军中流行的一首军乐。太宗听了虽很自得，但还是觉得这军乐“非文德之雍容。”封德彝在一旁奉承道：“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太宗当即回答：“平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封德彝讨了个没趣，十分难堪。这说明太宗早已对“偃武修文”的政策有所清醒的认识。这首《破阵乐》，后来编成《七德舞》。太宗又亲自填“功成庆善乐舞辞”，编成《九功舞》，以象征“文德”，每逢宴会，与《七德舞》一起奏演。

    魏征为劝谏太宗偃武修文，每逢演《七德舞》，便“侥首不视”，而当演《九功舞》时，才认真观看。可见魏征等大臣在促进太宗推行这一政策中，是起过不少作用的。

    为能减轻人民的负担，唐太宗比较注意“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

    唐太宗即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都已破旧。

    按照以往的习惯，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至少也要将旧宫殿修复崇饰一番。唐太宗目睹隋亡的事实，每一想起，使“不敢纵逸”，在贞观初年一直不许修作。他患有“气疾”，所住宫殿“卑湿”，夏暑秋凉，易引起旧病复发。贞观二年，有人奏请“营一阁以居之”。唐太宗说：朕有气疾，确不宜居潮湿之宫。可要是破土兴工新建，必然靡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因惜十家之产而罢。朕功德不及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臣下固请再三，仍不许。为了减省宫费，唐太宗还下令放还宫女三千人。贞观四年，社会经济稍有好转，唐太宗打算东巡洛阳，便下令修复乾元殿，以供“行幸”之用。张玄素竭力谏阻，言词激切，他提出当经济凋残尚未完全复元，如急于修饰乾元殿，“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其做法比隋炀帝还要残暴。开始，唐太宗听到这些话颇不舒服，但一提到隋亡的教训，也就极力克制自己，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在群臣的谏阻下，贞观初年，唐太宗基本上没有大事兴修土木工程。不仅如此，当洛阳遭大水，百姓房屋被冲毁时，唐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居民供修房之用，而洛阳宫被大水冲坏的，只令“少加修缮”，并“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自隋以来，勋戚之家，盛行厚葬，“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棉，极雕刻之化，灵辆冥器，穷金玉之饰”，浪费极大。唐太宗下令严加制止，要州府县地方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

    并命“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家”，遵照执行。后来他仿汉代“豫作山陵”，事先安排自己的陵寝，并亲自制定规格，“因山为陵，容棺而已”，以免一旦死后，子孙“仓卒劳费”，“从俗奢靡。”另外，他又下令：“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超逾制度者，“宜—切禁断”，制止贵族官僚们的过度奢侈。有一年，工部尚书段纶带了一位巧匠杨思齐进宫，欲制造傀儡戏道具，以讨好太宗。不料太宗不仅未给奖赏，而且训了一顿，免去了段纶的官爵。对地方官吏进贡珍奇宝物，太宗也下令禁止，以防扰害百姓。

    由于唐太宗比较注意克制个人的生活欲望，同时也以此要求王公大臣，因此在贞观初年崇尚节俭的大臣也不少，如户部尚书戴胄“居宅弊陋”，死时甚至“祭享无所”。温彦博任尚书右仆射，身为宰相，“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著名的大臣魏征也是“宅内先无正堂”，及患病，太宗前往看视时，才命朝廷为之营造。魏征死时，交待家属以“布被素褥”埋葬了事。可见贞观君臣之中，崇尚节俭已初步形成了一种风气。

    唐承隋末之后，经济破败，民户凋残，人口只有三百多万，不及隋时的十分之二。黄河之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一片荒凉景象。贞观初，又是连年霜旱，灾情严重，人多流亡。连关中、长安城内都是米价涌贵，大闹粮荒，一年一度的选官考核，也不得不移到洛阳举办。从文献记载看，贞观元年六月，山东诸州大旱；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二年，天下蝗灾，河南、河北大霜，人饥；三年，关内诸州旱。直到四年时才稍有好转，但至七年八月，山东、河南三十州又发大水；八年七月，山东、河南、淮南大水，陇右山崩；十一年七月，洛阳大水，淹死六千余人，九月，陕州、河阳黄河泛滥；十二年冬至十三年五月长期无雨。唐人书中综述这一时期的情况说：“贞观之初，荐属霜旱，自关辅绵及三河之地，米价腾贵，斗易一缣，道路之间，饿殍相藉。”“太宗自即位之始，……米谷踊贵，……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一斗米。”至贞观十五年，“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还是“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这种情况，加给唐太宗的经济压力是够沉重的。在这种困境面前，他除了竭力去奢崇俭节省开支外，还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武德九年八月，世民一即位，立即宣布免除关内及蒲、芮、虞、秦、陕、鼎六州两年租调，全国其他地区给复一年。贞观元年二月，诏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未成家者，由州县官府“以礼聘娶”，因贫无钱成婚者，命乡里富人及亲戚资助。这一措施目的在帮助农民建立家庭，繁殖人口，以便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同年夏天，叉令山东诸州“无出今年租赋”，九月又遣使诸州“行损田，赈问下户。”二年三月，出宫中金宝，赎回因饥荒而卖掉的儿童。此外，太宗还多次派特使，往各灾区赈济灾民，妥善安排饥民到丰区就食，减轻灾情的压力。由于百姓生活或多或少得到了救济，赋役负担大为减轻，因此贞观初年虽然灾害频繁，但百姓很少怨言，局势相当稳定。

    为进一步增强抗灾能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唐初统治者积极兴修水利。还在高祖武德年间，同州治中云得臣在韩城（今属陕西省）自龙门引黄河水，溉田六千余顷；晋州临汾有高梁堰，武德中引高梁水溉田人百金泊。太宗时，水利兴修的规模更加扩大。如贞观七年在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县）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等，给当时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民为邦之本，本固则国可安宁；君有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真乃千古明训也。李世民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可以在此留作总结，他说，“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贪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这真是启迪后人的千古明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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