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是知之始

    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我们先从小孩子说起，他起初必定是烫了手才知道火是热的，冰了手才知道雪是冷的，吃过糖才知道糖是甜的，碰过石头才知道石头是硬的。太阳地里晒过几回，厨房里烧饭时去过几回，夏天的生活尝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热。雪菩萨做过几次，霜风吹过几次，冰淇淋吃过几杯，才知道抽象的冷。白糖、红糖、芝麻糖、甘蔗、甘草吃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甜。碰着铁，碰着铜，碰着木头，经过好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硬。才烫了手又冰了脸，那么，冷与热更能知道明白了；尝过甘草接着吃了黄连，那么甜与苦更能知道明白了；碰着石头之后就去拍棉花球，那么，硬与软更能知道明白了。凡此种种，我们都看得清楚“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富兰克林放了风筝才知道电气可以由一根线从天空引到地下；瓦特烧水，看见蒸汽推动壶盖便知道蒸汽也能推动机器；伽利略翁在毕撒斜塔[2]上将轻重不同的球落下，便知道不同轻重之球是同时落地的。在这些科学发明上，我们又可以看得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墨辩》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被挥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

    试取演讲“三八主义”来做个例子。我们对一群毫无机器工厂劳动经验的青年演讲八小时工作的道理，无异耳边风。没有亲知做基础，闻知实在接不上去。假使内中有一位青年曾在上海纱厂做过几天工作或一整天工作，他对于这八小时工作的运动的意义，必有亲切的了解。有人说：“为了要明白八小时工作就要这样费力地去求经验，未免小题大做，太不经济。”我以为天下最经济的事无过这种亲知之取得。近代的政治经济问题便是集中在这种生活上。从过这种生活上得来的亲知，无异于取得近代政治经济问题的钥匙。

    亲知为了解闻知之必要条件已如上述，现再举一例，证明说知也是要安根在亲知里面的。

    《白鼻福尔摩斯》一书里面有一个奇怪的案子：一位放高利贷的被人打死后，他的房里白墙上有一个血手印，大得奇怪，从手腕到中指尖有二尺八寸长。白鼻福尔摩斯一看这个奇怪手印便断定凶手是没有手掌的，并且与手套铺是有关系的。他依据这个推想，果然找出住在一个手套铺楼上的科尔斯人就是这案的凶手，所用的凶器便是挂在门口做招牌的大铁手。他的推想力不能算小，但是假使他没有铁手招牌的亲知，又如何推想得出来呢？

    这可见闻知、说知都是安根在亲知里面，便可见“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行知行

    谢育华先生看了《古庙敲钟录》之后对我说：“你的理论，我明白了，是‘知行知’。知行底下这个知字是安得何等有力！很少的人能喊出这样生动的口号。”我向他表示钦佩之意之后，对他说：“恰恰相反。我的理论是，‘行知行。’”他说：“有了电的知识，才去开电灯厂；开了电灯厂，电的知识更能进步。这不是知行知吗？”我说：“那最初的电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是像雨一样从天下落下来的吗？不是。是法拉第、爱迪生几个人从把戏中玩出来的。说得庄重些，电的知识是从实验中找出来的。其实，实验就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有创意的把戏。把戏或实验都是一种行动。故最初的电的知识是由行动中来。那么，它的进程是‘行知行’，而不是‘知行知’。”

    “既是这样说，你就应该改名了。挂着‘知行’的招牌，卖的是‘行知’的货物，似乎有些不妥。”

    改名！我久有此意了。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正与阳明先生的主张相反，那时以后，即有顽皮学生为我改名，常称我“行知吾师”。我很乐意接受。自去年以来，德国朋友卫中先生，即傅有任先生，每每欢喜喊我“行知”。他说：“中国人如果懂得‘行知’的道理而放弃‘知行’的传统思想，才有希望。”近来有些人常用“知行”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字，我不敢夺人之美，也不愿代人受过。本来，“知行”二字，不是我姓陶的所得据为私有。我现在所晓得的，在中国有黄知行先生、熊知行先生，在日本有雄滨知行先生，还有几位无姓的知行先生。知行队中，少我一个，也不见得寂寞，就恕我退出了吧。我对于二十三年来天天写、天天看、天天听的名字，难免有些恋恋不舍，但为求名实相符，我是不得不改了。

    读书与用书

    一、三种人的生活

    中国有三种人：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人、农人、苦力、伙计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少爷、小姐、太太、老爷是享死福，死享福，享福死。

    二、三帖药

    书呆子要动动手，把那呆头呆脑的样子改过来，你们要吃一帖“手化脑”才会好。我劝你们少读一点书，否则在脑里要长“痞块”咧。工人、农人、苦力、伙计要多读一点书，吃一帖“脑化手”，否则是一辈子要“劳而不获”。少爷、小姐、太太、老爷，你们是快乐死了。好，愿意死就快快地死掉吧，我代你们挖坟墓。倘使不愿意死，就得把手套解掉，把高跟鞋脱掉，把那享现成福的念头打断，把手儿、头脑儿拿出来服侍大众并为大众打算。药在你们自己的身上，我开不出别的药方来。

    三、读书人与吃饭人

    与读书联成一气的有“读书人”一个名词，假使书是应该读的，便应使人人有书读；决不能单使一部分的人有书读叫做读书人，又一部分的人无书读叫做不读书人。比如饭是必须吃的，便应使人人有饭吃，决不能使一部分的人有饭吃叫做吃饭人，又一部分的人无饭吃叫做不吃饭人。从另一面看，只知道吃饭，不成为饭桶了吗？只知道读书，别的事一点也不会做，不成为一个活书架了吗？

    四、吃书与用书

    有些人叫做蛀书虫。他们把书儿当作糖吃，甚至于当作大烟吃，吃糖是没有人反对，但是整天地吃糖，不要变成一个糖菩萨吗？何况是连日带夜地抽大烟，怪不得中国的文人，几乎个个黄皮骨瘦，好像鸦片烟鬼一样。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是吃书的人多，用书的人少。现在要换一换方针才行。

    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一样，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里有真知识和假知识。读它一辈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书的本来面目就显了出来，真的便用得出去，假的便用不出去。

    农人要用书，工人要用书，商人要用书，兵士要用书，医生要用书，画家要用书，教师要用书，唱歌的要用书，做戏的要用书，三百六十行，行行要用书。行行都成了用书的人，真知识才愈益普及，愈易发现了。书是三百六十行之公物，不是读书人所能据为私有的。等到三百六十行都是用书人，读书的专利便完全打破，读书人除非改行，便不能混饭吃了。好，我们把我们所要用的书找出来用吧。

    用书如用刀，

    不快就要磨。

    呆磨不切菜，

    怎能见婆婆。

    五、书不可尽信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书里没有上过大当的人，决不能说出这一句话来。连字典有时也不可以太相信。第五十一期的《论语》的《半月要闻》内有这样一条：

    据二卷十二期的《图书评论》载：《王云五大辞典》将汤玉麟之承德归入察哈尔，张家口“收回”入河北，瀛台移入“故宫太液池”，雨花台移入南京“城内”，大明湖移出“历城县西北”。

    我叫小孩子们查一查《王云五大辞典》，究竟是不是这样，小孩子们的报告是，《王云五大辞典》真的弄错了。只有一条不能断定，南京有内城、外城，雨花台是在内城之外，但是否在外城之内，因家中无志书，回答不出。总之，书不可尽信，连字典也不可尽信。

    六、戴东原的故事

    书既不可以全信，那末，应当怀疑的地方就得问。学非问不明。戴东原先生在这一点上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引导。东原先生十岁才能开口讲话。《大学》有经一章，传十章。有一条注解说这一章经是孔子的话，由曾子写的；那十章传是曾子之意，由他的门徒记下来的。东原先生问塾师怎样知道是如此。塾师说，朱文公（夫子）是这样注的。他问朱文公是何时人，塾师说是宋朝人。他又问孔子和曾子是何时人，塾师说是周朝人。“周朝离宋朝有多少年代？”“差不多是二千年了。”“那么，朱文公怎样能知道呢？”塾师答不出，赞叹了一声说：“这真是个非常的小孩子呀！”

    七、王冕的故事

    王冕十岁时，母亲叫他到面前说：“儿啊！不是我有心耽误你，只因你父亲死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年岁不好，柴火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都当卖了。只靠着我做些针线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到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天就要去了。”王冕说：“娘说得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点心钱也不用掉，聚到一两个月，偷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荫树下看。

    现在的学校教育是对穷孩子封锁，有钱、有闲、有面子才有书念。我们穷人就不要求学吗？不，社会就是我们的大学。关在门外的穷孩子，我们踏着王冕的脚迹来攀上知识的高塔吧。

    要把学习的门打开

    一个文人，不能像过去那样，长头发，衣服脏得很，烂了也不补，爱说点风凉话，这是不对的。不要像旧文人那么酸溜溜、文绉绉的样子，更不该钻牛角尖。当我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我真佩服他的博学，他在描写列文和农人收割的时候，一草一木，他却写得出名字和样子。所以，你们要把学习的门打开。

    说书

    中国有三种呆子：书呆子、工呆子、钱呆子。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呆子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钱呆子是赚死钱、死赚钱、赚钱死。对于书呆子我是劝他们少读点书，多干点有意义的事，免得呆头呆脑，因此，我从前在晓庄办了一个图书馆，叫做“书呆子莫来馆”。但是一方面叫书呆子不要来，一方面为什么又要图书馆呢？要叫工呆子、钱呆子多看些书，把头脑弄得清楚一点，好把世界的事看个明白。但书是一种工具，只可看，只可用，看也是为着用，为着解决问题。断不可以呆读。认清这一点，书是最好的东西，有好书，我们就受用无穷了。正是：

    用书如用刀，

    不快自须磨，

    呆磨不切菜，

    怎能见婆婆。

    自力更生

    一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自力更生’才是中国的出路。”这是多么奇怪啊！帝国主义者要想独占中国，故意制造这个“自力更生”的烟幕弹，我们倒把它用来当作救命仙丹，你能说不奇怪吗？比方有一群人走到荒野里去，遇着几只老虎，有些人被老虎压倒在地，一只特别凶猛的老虎正在那儿把他们大吃、特吃，吃得高兴的时候，还说一句俏皮话：“你们要自力更生啊。”假使这些被吃的人，毫不抵抗，别人的援助也一概拒绝，还跟着老虎瞎说，我要单凭我自己的力量翻身。天下有这样呆人呆事吗？老实说，单靠自力，不能更生。自力更生是一句谎话。中华民族应该走的路线是：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既说联合，便包含着自己应负的责任。纯粹依赖别人的人，是没有资格和别人联合的。最后我对我的那位朋友说：“你每次参加纪念周的时候，大概是在那儿做你的甜蜜之梦吧？不然，你怎么把中山先生的遗嘱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也忘掉了呢？”

    学习外国文

    学习外国文好比配一副万里眼镜，这种眼镜，每一位追求真理的青年都应该戴，而且应该自己磨。怎样磨呢？要风雨无阻，行住不停，天天磨，月月磨，磨它五年十载，总会成功。倘一曝十寒，时学时辍，到老无成。

    比牛顿大一倍

    人类生孩子总欢喜孩子生得又白又胖。倘使生得瘦一点、黑一点，父母或朋友们对于他便要减少几分宠爱。普通人大概多少有这样一种心理。稍微懂得优生学一些皮毛的人甚至于根据身体的大小强弱，武断种子之优劣。这是一个错误。人不是一只猪，何能以肥瘦定高下？中国普通孩子生下地大概是八九磅重；新近我们有两位朋友生了一个孩子，称称只有六磅。我怕他们受了一般见解之影响，或者对于他们的小宝宝有所歧视，便写了一封信，恭贺他们说：……听说您们生了一位六磅重的小宝宝，我很欢喜。近二百五十年来领导自然科学之权威牛顿（Sir Isaac Newton）生下地只有三磅重。您们的小宝宝是比牛顿加倍了，将来对于人类的贡献也可比他多一倍。……

    牛顿生时，大家都以为他活不成。派去请医生来救他的是两位接生婆。伊们一面走，一面埋怨说：“我们这样拼命地赶，真是太愚蠢了！他能活到我们回家，就算是奇迹。这样一只小老鼠！他总是不得活的；我们就把腿儿跑肿，也得不着一句感谢。姐姐！我们吃这门饭，是没有法子哟。天老爷选着我们干这件事，也只得干吧。谢天谢地，好容易走到了。”出乎接生婆意料之外，牛顿竟活了，而且活到八十五岁（一六四二年生，一七二七年死）。

    胡适捉鬼

    胡适整理国故，最有见地。他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成三分之一，已是不朽之作。但他所撰时论，多不中肯要。去年他在《新月》上发表一文，《我们走哪条路》，里面陈说中国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对于帝国主义之侵略，竟武断地将它一笔勾销。梁漱溟曾写了一封信驳他。东京的几位朋友对于他这种见解也深致不满。我个人则以为除了外国帝国主义之外，认为国内还有一个大妖精被适之忽略了。这个大妖精便是多福多寿多男子的多生主义。因为多生所以田不够种、工不够做、饭不够吃；因为多生所以穷，因为穷所以有病不能医，有子女不能教；因为大家多生所以穷亲戚多、穷朋友多，累得意志薄弱的人不得不贪；因为多生而求生不得所以为盗、为匪、称兵、构乱。贫穷、愚昧、疾病、贪污、内乱，当然是要打倒的，但是国内若不铲除多生之迷信，国外若不推翻帝国主义，则这五个小鬼必定是跟着我们寸步不离。其实，帝国主义之总司令也是多生主义，因为多生所以要殖民地、要原料、要市场。世界最大之乱源便是多生主义。这个妖怪不除，世界哪能太平，中国哪会有出路？下面是我送适之的一首诗：

    明于考古，

    昧于知今：

    捉着五个小鬼，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大胖子

    去年“新世界”来了一位大胖子，名字叫佐利（JollyRay），身重五百六十多磅，有我三倍半重。我便把伊的照片剪下来题了一首游戏诗，寄给一个小学校去做国语和算术的练习。我的游戏诗是：

    佐利女子胖中胖，

    称称五百六十磅。

    将伊和我比一比，

    三个半！

    这首诗和照片有一封信附去。在信里我希望小朋友们把各人的身体称一称、算一算，和佐利女士比一比，将第四句改了寄给我看，那么我下次还有东西寄赠。

    阳历闹的乱子

    黛玉《葬花诗》里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是中国普通人对于一年的观念。泰西人民从埃及以及到现在，都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其实，这种通常的口头语都是不正确的。地球绕太阳一周所需之时间是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六秒。我们现在已改阳历，对于这五天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六秒的零头自然不可再像从前那样忽略。埃及人和罗马人当初只算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天，把零头略去，弄得差之毫厘、失以千里。因为每年差这个小零头，四年便差一天，四十年便差十天，四百年便差一百天，日积月累起来，连四季都弄颠倒了。到了该撒[3]的时代，时令差了八十天光景。他在公元前四十六年把它纠正过来。这年他定了十四个月，四百四十五天，是历史上最长的一年。这是补足从前缺欠的办法。从这年以后，他定了每四年闰一天，把这一天加在二月的日数上。罗马风俗二月只可有二十八天，虽该撒之专制也不敢擅改，所以平常年份的二月总是二十八日。其他月份月大三十一日，月小三十日。闰年照现在看来是二月有二十九天。但是照罗马人的说法，这增加的一天，是称为三月前一日，不称为二月二十九日，所以罗马人的二月二十八日的风俗便被该撒驱过去了。该撒之后，历书为主教Pontiff所管。他们把历法弄错，三年一闰，三十六年中多闰了三天。奥古斯都（Augustus）为他纠正过来。他是一位好名的人，见着七月，是因该撒得名，而且是月大，便也要用自己的名字称呼八月（August），且改月小为月大，致使月份大小次序受他捣乱。但是该撒所定四年闰一天的办法，未免长了一点。因为四个五时四十八分五十秒只有二十三时十五分二十秒。每年多算十一分十秒，在一百二十八年内便要多算了一天。一天一天的堆积起来到了格列高里第八（GregoryⅧ）（一五八三年）已经是多算了十天。他于是把一五八三年的十月五日定为十月十五日一直推到年终。为了使以后不致再发生这种错误，他规定凡世纪年（centuryyear）如一九〇〇、二〇〇〇、二一〇〇、二二〇〇，删去最后两个圈，用四除得净的闰一天，除不净的不闰。这样一来，四百年中便减了三个闰年。但是格列高里第八的改正还不能算彻底，因为在一万年中还有两三天的错误咧。

    天山虎

    平生见虎，只有纸上虎、幕上虎、槛中虎罢了，以未见山中虎为憾，屡欲画吾心中虎以寄山中虎之思。古人说：“画虎不成，反类犬。”我画虎未成，像猫不像狗。今弃虎写诗，不知可像诗猫否？

    您看天山虎，

    庄严而神武。

    一啸震天地，

    狂风追骤雨。

    野性未消磨，

    森林可自娱。

    夜宿山之崖，

    朝游水之浒。

    好听鸟唱歌，

    百兽为之舞。

    饱时不伤人，

    饿时吞水牯。

    曾过浣纱溪，

    不恋浣纱女。

    归来明月下，

    卧对白云语。

    五毛钱的总司令

    日本，东京一处有图书馆二十七所。规模大的有两所：一为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一为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上野图书馆藏书六十七万册，东大（即前文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藏书六十万册。这两个图书馆比了巴黎国立图书馆之五百万册、伦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之五百万册和华盛顿北美合众国国会图书馆之四百四十万册，还不免有小巫见大巫的样子，但在文化贫穷的东方实在可以雄视一时了。东大图书馆为美国煤油大王创立之洛氏基金会捐款所建筑，共费五百五十万日金合华币一千一百万元，洛氏基金会捐款四百万日金，余一百五十万日金为国库支出。这个图书馆不许校外人阅览。我得到洛氏基金会兰安生介绍信，可以设法进去看书，但因回国期迫，没有受用。上野图书馆是公开的，只要出五分钱，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看书。阅书人每天平均约一千二百人。若有专门问题，可以费五毛钱买张研究券进入研究室阅览。这样不但该馆自有之六十七万卷书可以听你调阅，馆外的书，也可代你借用。这个办法对于学术的研究可算是便利极了。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一位朋友，他对我说：“你花五毛钱便捐得这个百万卷书的总司令，是可以自豪了。”

    芭蕉先生

    芭蕉先生以扇芭蕉扇得名。扇芭蕉扇的人多着咧。茅草棚前赤膊乘凉的农人，谁不扇芭蕉扇？何以都无名而名独归先生？这不是偶然的。都市中众人都扇团扇折扇，而先生独扇芭蕉扇，人见先生即见芭蕉，见芭蕉即见先生，便不知不觉地将先生与芭蕉结了一个不解缘，久而久之，连先生的姓名都忘了，而芭蕉未忘，想到先生便想到芭蕉，想到芭蕉便想到先生，不得已，实在是自然而然的，大家便称先生为芭蕉先生了。先生之所以在团扇折扇丛中扇芭蕉也并不是故意立异，实以芭蕉为用至大，不甘使它埋没。客有问芭蕉扇于先生的，先生说：“我在烈日下跑路用不着戴帽；中途遇雨，不必张伞；走倦了随地坐下有现成的垫子；半夜凉了盖在小肚上比被儿轻便；热得不可耐，一人扇扇而众人共得清风。都靠着这把芭蕉扇。”芭蕉先生有友，在乡下教孩子，平日不好管闲事，但乡下阿斗受人欺负，问计于友，友必尽心为他们尽策。友常摇芭蕉扇散步于山林中，故乡人常呼他为芭蕉孔明，以示别于扇鹅毛扇之孔明。芭蕉孔明卒以屡打抱不平，得罪权势，下狱，狱卒索钱，身边无余物，割爱以芭蕉扇送他。这芭蕉扇特大，先生路过狱卒家，作见狱卒方摇扇乘凉，认识扇为友物，以数倍之价向狱卒购来。今先生拿着在繁华都市中作逍遥的便是这把扇子。

    一碗面的代价

    去年有一天下午我带着饿肚到新爱伦影戏院看影戏，乘着休息的十分钟，走到门口，下了一碗面吃。这碗面费了十四个铜板，连煮带吃只用了五分钟，可算是经济极了。看看还有五分钟便乘机问问面摊营业的情形。摊贩姓沈。整套器具值十八元，材料成本计二元，月纳巡捕房照会捐二元。每月可赚三十元。我说你的进款比乡村教师还要好一点。他说“苦来些”，每天深夜四点钟回家，早上七点就要出来买材料，准备一天卖的面饺。如果不是这样，一家人便不能活。我看沈君脸色黄瘦，确是辛苦太过的结果，十四个铜板一碗的面，虽是平民的午餐，但是另一平民的康健换来的。今年想起此事，发生无限感慨，便写了一首诗想送老沈，但老沈已是不知去向了。

    新爱伦门前面一碗，

    花了一十四个小铜板。

    摊贩名字叫老沈，

    自做伙计与老板。

    每月可赚三十元，

    教师不如摆面摊。

    哪知他说“苦来些，

    一夜只睡三点钟；

    若要多睡一刻儿，

    儿女冻饿谁做东？”

    将他从头望到底，

    一株枯树立秋风。

    面儿代价我知了，

    不是紫铜是血红！

    老吴的白话文

    一天我在弄堂中遇见老吴摆着一个山芋摊子，备有马、牛、羊、鸡、犬、猪六种竹签代表六等奖品。我看见那个猪字，疑他已经受了新文学的影响，却又见那犬字便疑他对于老文学还有眷恋之情。我因好奇心便问他改“豕”不改“犬”之缘故，才知道他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不彻底之文学改良家。这是我送老吴的一首游戏诗：

    老吴卖山芋，

    抽签定赢输。

    签分“马”“牛”“羊”，

    又有“鸡”“犬”“猪”。

    劝将“犬”改狗，

    他说要依书。

    我说书中“豕”，

    不是你的“猪”。

    好像小脚婆，

    想做大脚站。

    今日学生中，

    老吴有门徒。

    数数桃和李，

    老吴胜老胡。

    伽利略与木星的月亮

    木星（jupiter）为九大行星中最大的行星。它有九个月亮，最大的四个是伽利略（Galileo）所发现的。他当初发现这四个月亮是一桩空前的大事，也是一桩极有趣味的事。我很愿意把它介绍给科学的青年们。

    伽利略在一六〇七年听说里披耳舍[4]（Lippershey）发明了一个东西，是两片镜子做的，可以望远。他得到这一点暗示，想了一晚，次日便开始独出心裁，创制他的第一架望远镜。他用了一根风琴管，一头装凸镜，一头装凹镜，可以放三倍大。后来他精益求精竟造成一架能放大三十二倍的镜子。木星的四个月亮便是用他自造的镜子发现的。我们要知道，自古以来的大科学家都是自造工具，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依赖外国仪器的人决不会做出第一流的贡献。

    部卢斯脱[5]（Brewster）在《科学之先烈》（Martyrs of Science）一书里叙述这次之发现说：在一六一〇年一月七日早晨一时，他将望远镜朝着木星望。看见有三个星在该行星旁边：两个在它的东边，一个在它的西边。这三个星是在一条直线上与黄道（ecliptic）平行，比同样大小的别的星亮些。他以为它们只是恒星，没有特别注意它们与木星及彼此相隔的距离。八日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他又来看这些星，发现了它们比昨晚有很不同之位置：三个星尽在木星的西边，彼此相隔较近，而且距离几乎相等。他虽然没有注意到这三个星互相接近之失常的现象，却已开始考虑如何昨晚在二星之西之木星今晚忽然出现于三星之东。他对于这个事实所能给的唯一的说明，是木星之行动，正与天文家所测的相反。它是自己走由那二星面前经过了。因为他的感官所观察的证据与测量的结果冲突，所以他要等到次晚再看，可是失望得很，因为这晚满天是垂了云幕。十日只有二星出现，都在木星之东。这是显然不可能之事。八日自西到东之木星如何在十日又自东到西？伽利略于是被迫而断定他所观察的现象，是起于这些星之行动。因此，他便仔细去观察它们的地位的变换。十一日还只有二星，都在木星之东，但是在更东的一个星比其他的一个是两倍大，虽然昨晚它们是完全一样的大小。这件事实在伽利略的疑难上射出新的光明，他立刻断定说在天空有三个星绕着木星运行，如同金星、水星绕着太阳运行一样。在他看来，这是毫无疑义了。一月十二日他观得它们是在新的地位，大小也不同；十三日又发现了第四个星，于是绕着木星运行之初次发现之四卫星——即月亮——都齐全了。

    他一直观察到一月廿二日才写了一篇报告于二十四日公布出来。这篇破天荒的文章出版之后，在佛罗眣萨[6]（Florence）发生了什么影响，容我下次再谈吧。

    写字

    紫老说：

    大笔可写小字，小笔不可写大字。

    晶父不以为然，他说：

    写大字要用大笔，写小字要用小笔。大笔之不可以写小字，也如同小笔之不可以写大字。

    我以为二人的话都不错，只是各人的观点不同罢了。晶父所说是为用人者下针砭：大材小用则小材自必大用，甚而至于专用；小材大用则大材自必小用，甚而至于无用。受了社会付托掌有用人权的，弄得许多人不得其所，岂不糟糕！紫老的话志在为自律者说法。有大才一定要做大事，立刻就要做大事而不肯从小做起，心理上便不免有怨望，阅历上也不能有坚实稳固的基础，如何不将以求大而适见其小呢？

    佛罗萨的教授

    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四个月亮[7]之后，便写了一篇文字于一六一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星座报告》（Nuncius Siderius）里面发表出来。

    这篇破天荒的文字出版之后，照现在看来，该是多么的宝贵，佛罗眣萨（Florence）的大学教授们却看他不起。

    法赫在《伽利略传》中说帕雕亚（Padua）[8]的哲学主任教授用尽力量使大公爵不要相信木星四个月亮之存在，他说：

    动物头上有七窍，通气于周身，使它明、使它暖、使它滋长。这小宇宙之七窍是什么？两个鼻孔，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一张嘴。周时，在诸天之大宇宙中有两颗吉星，两颗凶星，两颗发光的星，一颗超然未决的水星。这种类似之处，数不胜数，比如七金，即为一例；因此我们断定行星之数必为七颗无疑。何况木星的月亮不是人眼所能看见，所以在地上不能发生影响，所以无用，所以不存在。而且犹太人，古代民族以及近代之欧罗巴人已定七天为一星期，并将七行星之名字称呼它们。如果我们将行星增加起来，岂不是把这美丽的系统整个的推翻了吗？

    伽利略自己说：

    我想请佛罗眣萨的教授们来看木星的四卫星，他们不但不愿意看星，连我的远镜也不愿看。他们相信在自然里没有真理可找，真理只在书本里。

    中国的教授，有哪几位不是从佛罗眣萨来的呀？国产的老夫子说：“真理只在古书里。”留洋的洋翰林说：“真理只在洋书里。”懒得看书的讲师说：“真理只在嘴巴里。”青年学生若信这些教授们的话，也就可算是佛罗眣萨人籍的学生了。谁能自造仪器向大自然瞄准？如有这人我是愿意拿着扫帚做他的斋夫了。

    活吃丈夫

    昆虫中活吃丈夫的有螳螂、蜘蛛、蝎子等，而以螳螂吃得最残酷。法国昆虫学家法勃耳（J.H.Fabre）[9]（一八二三年生，一九一五年死）观察螳螂之恋爱有如下之叙述：

    试看他们交配。为了避免群众的捣乱，我们叫他们一对一对的分居。每对夫妻各有一个小家庭，没有闲人进来闹新房。食物也多多的备好，使他们要吃什么就有什么吃，不至于有丝毫之饥荒。

    将近八月底了。雄螳螂，苗条的情郎，以为时机成熟，便向他的胖姑娘瞄准。他弯着头颈，挺出胸腔，小而尖的脸上表现出热烈的情感。他一点而不动地对着他的意中人呆望。伊并不惊动，仿佛是表示一种不在意的样儿。雄的得到这点默许的暗示（我实不知其中之奥妙），便走近伊，忽然展开两翅，浑身都抖了起来，这大概是求婚吧。他身体虽小，一冲便冲上他的胖老婆的背上，稳稳地抱住。他们筹备了好久才实行交配，而交配的时间有时竟需五六点钟之久。

    这一对没有动静的配偶是值得注意的。他们分开一忽儿便再结合，比从前还亲密。这位太太所以爱伊的可怜的丈夫，不但是因为他能使伊的卵巢受精，而且是因为他的肉很合乎伊的口味。早则当天，迟则明日，他必定要被老婆捉着，照例在头颈上一口咬下，细细地吃，除两翅外都被伊吃得精光。

    我抱了一个好奇心，要看看第二个丈夫介绍给一个新近受精的雌螳螂会受何等待遇。调查的结果令人惊悸。雌螳螂对于食色两欲是不会满足的。不论下蛋与否，伊休息一忽儿，久暂各个不等，便能接待第二个丈夫并同第一个一样把他吃掉。第三个接上来，尽了传种之责，是被吃掉，踪迹毫无。第四个的命运也是这样。在两个星期之内，我亲见同一的雌螳螂吃掉七个丈夫。伊欢迎他们投入伊的怀抱，叫每一个人都拿生命来缴付爱情之代价。

    人总以为在大自然里雄的可以自由逃避，其实不然。我在那儿亲眼看见一对配偶干出这种可怖的勾当。那雄的，全副精神都用于尽他的天职，紧紧把雌的抱着。可是它已经没有头，连颈子也没有，身体也不完全。那雌的，嘴儿伸过脖子，正在那儿吃伊没有吃完的温柔的情人咧……

    我们有一位朋友的夫人很厉害。他当伊的面不敢说什么，背后常喊伊为雌老虎。我劝他达观些，便把螳螂的家庭生活讲给他听，他说：“我果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诸位若不信法勃耳的话，可以养些螳螂试试看。何必要信他的话呢？最好是亲自试一试吧。

    不转弯的笔

    我的同辈朋友，许多都做了官，而且是做了大官，有几位做得还不错；有几位是未免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我写了一首诗劝他们留心董狐复活。可是天下的官多着咧，糊涂的，何止是我的朋友！我现在愿拿这首送朋友的诗，献给普天下之做官的。大家努力吧！

    做官莫做糊涂官，

    万人愁苦一人欢。

    董狐有笔刚于铁，

    只写是非不转弯。

    血染的诺贝尔奖金

    诺贝尔奖金（Nobel Prize）是什么？这在学术界里是没有人不知道的。它的价值是每奖四万美金；每年发五奖，是二十万美金。这五个奖金是赠与一年中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药学、文学与世界和平上最有贡献的人。这奖金是八百四十万元美金所生之利息，而这八百四十万元却是诺贝尔一生制造猛炸药与无烟火药所赚来的钱。

    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瑞典人，生于一八三三年，死于一八九六年。他从十七岁即帮助他父亲制造硝化甘油（Nitroglycerin）。硝化甘油桶是用沙装的。七年后，一天，偶然有些硝化甘油漏在沙里，结果给了他一个非常的暗示。他屡经试验，最后用百分之二十五矽藻土（kieselguhr）和百分之七十五硝化甘油造成猛炸药（dynamite）。这是一八六七年的事。后来他又用软木代替矽藻土，效力格外安稳。过了几年，他用胶棉（collodion）缚裹伤痕。胶棉是棉花火药（guncotton）溶化在醚里的产物。他偶然将瓶里没有用了的余液倒在硝化甘油里，那令人惊讶的炸裂胶（blasting gelatin）便因此于一八七六年出世了。这便是世用所称之双料炸药。他先后发明炸药许多种，连军用无烟火药在内，得专卖特许权一二九种。他那八百四十万元美金便是从这里来的。

    他起先制造炸药之动机无非是为开矿采石之用；后来为政府所诱惑，诺贝尔亦不惜屈科学家之尊严，为军人造杀人之凶器。和平奖金之建立，乃是诺贝尔晚年忏悔之表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对于他这念头之一转，当然要表示相当的敬重。但是当年所杀之人已不是今日所救之人；而今日所救之人，谁又敢说不是将来所杀之人。在科学家的手里实掌握着人类之生杀权。用科学养人不用科学杀人，才是科学家之天职。若存着一个杀人的心去学科学，那便是世界上最大的恶人。诺贝尔的忏悔，彰彰在人耳目，他那每年一次的血染的奖金不啻为青年科学家之暮鼓晨钟，何能充耳不闻？如果一双眼睛只对着那四万元金洋，岂不是无聊之至吗？

    康有为的诗

    开封之龙亭是宋朝朝见的地方，现在已改为中山公园。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早，天未明，我与勉仲来游，见征雁一行一行地从杨湖里飞起，的是大观。龙亭上刻着康有为的一首诗，说：

    远观高寒俛汴州，

    繁台铁塔与云浮。

    万家无树无宫阙，

    但见黄河滚滚流。

    我看了这首诗，便在那儿呆望，勉仲问：“望什么？”我说：“看不见黄河，更看不见它滚滚地流。”

    屡败屡战

    曾国藩吃了好几个败仗，幕府为他草奏章，有“屡战屡败”之语，他拿起笔来勾成“屡败屡战”，精神为之一振。一个手无捉鸡之力的懦夫看了这一句，立刻可以变成一个以一当百之壮士。

    我凡遇事变，素以解决数学问题之态度相待，用冷静的头脑指示我沸腾的热血之去路，所以绝少愤慨，亦少悲观。惟自沈阳失守后，每看张学良的电报，不禁令人怒发冲冠，在这些电报里只见是失守、退出、死伤、被缴械，不见有丝毫大无畏精神之表现。这是浇在民族精神之火焰上的冷水。战而败，国民原谅你。败而战，国民敬重你。不战而败，败而不战，国民终有一天要和你算账。因为你所失掉的不止是土地，而且是立国之精神。你现在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如果错过了，那是多么可惜啊！

    爱之三字经

    爱神当人未出世之前，给他或伊一杯爱露说：“你把这杯爱露拿去，好好地保存着，只可以和你最爱的一位爱人同喝！”这是维娜丝（Venus）[10]的命令，一个字也不能违背。你看那个“只”字和那个“最”字是说得多么清楚呵！如果你只和你最爱的人同喝，那爱露是蜜样甜；若随便给人喝，它会变成醋，变成粪，变成毒药。现在青年们一提起恋爱便觉得津津有味。我也并不反对。可是有许多青年对于爱人大有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之势，终日在醋缸、粪坑、毒气房里流连，把国也忘了，学问也忘了，事业也忘了，生命也忘了，弄得身败名裂，悔之无及。去年黄白英被情人强迫服毒时，我曾写了一篇《三字经》劝告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我要把它献给全国的青年说：“幸福只在专爱里！”我写的《三字经》是：

    爱之酒，

    甜而苦。

    两人喝，

    是甘露。

    三人喝，

    酸如醋。

    随便喝，

    毒中毒。

    我写这三字经儿，

    人人都要读得熟。

    我的小怀抱

    民国十四年一月一日我把一生的旧账结了一结，并问自己说：“你有什么怀抱？”我便写了几句诗答复自己，题为《我的小怀抱》。今天拿了这面镜子照了一照，还是依然故我！不长进呢？意志坚决呢？我如何可以辨别呀！我那天写的一首诗是：

    好也不算好，

    坏也不算坏。

    好好坏坏随人讲，

    心中玉一块。

    恩怨有偶然，

    毁誉多意外。

    翻手作云覆手雨，

    朋友我不卖。

    我的朋友，潮信，看了第一段之后戏问我：“你这心里所怀的玉是卞和之玉呢，还是贾宝玉衔着出世之通灵宝玉呢？”我说：“这也随你去猜吧！”

    陶知行的颜色

    去年陶知行以勾结叛逆的罪名被中央通缉。这叛逆大概是指冯玉祥。西北军的制服是蓝色。通缉令下，首都即有蓝色知行之封号。胡展堂在立法院演讲，独说他是国家主义派，突然将一身国粹党的黑衣罩在他身上。过了几个月，晓庄学生中有十几个共产党被捕，于是陶知行赤化之风声，传遍都下。这时展堂给他那件黑衣服也立刻变为通红了。朋友们不放心屡屡问他说：“你究竟是蓝色，是黑色，是红色？”

    他说：“我一样也不能否认。我的静脉是蓝的，我的头发是黑的，我的血是红的。”

    爱迪生之死

    上

    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以八十四岁的老学生，于本月十八日在家里病故。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像他这样死，可算是死无遗憾了。

    从一八六九年第一个发明宣布到一九一〇年之中，他的发明大大小小的一起算起来一共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件。这个时期中他平均每十一天有一件发明。一九一〇年之后他的助手加多，发明事业更是一帆顺风，令人望尘莫及了。

    在这些发明中，那影响最大的当然要算这灯、电车、活动电影机、留声机、有声电影了，电话虽是贝尔（Bell）所发明，但是没有爱迪生之炭精传音器之发明，决不能供大众的运用。就以科学落后之中国说，在都市里的人也没有几个不受爱迪生之影响。我们点着电灯、坐着电车、看着电戏、听着留声机的时候，就得纪念起这位老人家对于人类的贡献。

    下

    科学该做养人保人的工具，不该做害人杀人的凶器。爱迪生在欧战期内曾受美国政府之聘，从事特殊研究。爱迪生自说代政府干了四十五种发明，据政府宣告只有三十九种，其余六种是否秘密性质或是数目有错，不得而知。但据这三十九种看来，多为防敌避害之用。他创制种种防御机械以图制服德国之潜水艇，很像从前墨子抵制公输般之云梯一般。

    据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纽约泰晤士报》所披露，美国一国在爱迪生之发明和他的发明所引起之事业上所投的资本已有一百五十万万美金（15000000000元美金），约合华币七百五十万万，差不多要等于自从哥伦布探获美洲以及到现在所开采之纯金之五分之一。

    前一期之产业革命是由于蒸汽机关之发明，今后一期之产业革命必有赖于发电机之发明。在这电气世纪开始的时候有好几位万古不朽的电学家，其中最值得我们致敬的：一位是发电机发明者法拉第（Faraday），另一位便是前几天去世的电力驾驭者爱迪生。

    怎样学爱迪生

    未来的世界是一个电化的世界，未来的中国也必定要造成一个电化的中国，这是没有疑义的。我们的近邻日本和俄国都已经大规模地进行他们的电化全国的计划，我们决不可因循懈怠。电化中国最需要的是电学人才。青年学生中性情相近的是应该负起责任来研究这种学术。我们眼面前最好的一位老师便是爱迪生。学爱迪生绝不是读读《爱迪生传》和他的发明报告就算完事，我们必得像他一样在电气实验上亲自动手去做，用脑去想，才不愧为他的学生。这还不够，我们必得天天做，天天想，一年到头，一世到老都在这上面下工夫才能希望有所成就。尝一尝，试一试，就放下手来，那是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贡献的。

    据布赖恩（Bryan）说，他许多的发明中，只有留声机是偶然领悟到的，其余都是从有计划的苦功中得来。为着要求得一种最有效之电灯用的金属灯丝，他曾经用矿物做了一千六百次的试验。他检查过六千种的植物，为的要看哪一种植物最合乎制造炭丝之用。他所发明的线铁蓄电池是五万次试验之结果。

    爱迪生有一句名言：“天才是劳动而有恒心。”他所说的劳动实含有劳动与劳心两方面。如果你要知道你在电学或任何学问上有无一些天才，只须问一问自己在这件事上是否肯动手用心去做，做得不肯歇手？

    法拉第

    一位小朋友看了《爱迪生之死》之一篇谈话中提及了法拉第是发电机之发明者，便要我多告诉他一些关于法拉第之事迹。这是我所愿意答复的，比看活动影戏还愿意。

    法拉第生于公元一七九一年，死于一八六七年，活了七十六岁。他在四十岁的时候（一八三一年十月十七日）发明了发电机的原理。有了发电机原理之发明，爱迪生这些人才能运用来创造电灯、电车、电话，以及种种电力机械。世界上的人是知道爱迪生的多，知道法拉第的少。法拉第以前，电这样东西只可算是一个科学的把戏。自从法拉第发明发电机以后，这世界的颜色乃为之一变。法拉第无疑的是电化世纪之开山祖师。

    法拉第的父亲是一位铁匠，以为上学不上学与打铁无关，始终没有给法拉第进学校。在十三岁的时候法拉第开始跟着利波（Riebau）做徒弟学订书。这个工作他学了七年。徒弟中要算他奇怪。他是一面订书，一面读书，书订好了，也就读好了。利波是一位有见识的师傅，从来不阻止徒弟看书。这时期里他装订过一部《百科全书》，书里有一篇论文，题目是《电》，他一口就把它吞下肚了。他说这奇怪的电，用不着多少时间去读，因为电的道理不知道的还多着咧。他从此便抱了一个宏愿要向电进攻。他还遇了一本化学的实验也被他吃了。他把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一起买了仪器药品，干那化学的把戏。一天，他听说皇家研究所享盛名的化学家兑斐（Davy）[11]要在伦敦公开演讲。适有一位顾客来，他问这位顾客可否做回东请他到伦敦去听演讲。这位顾客满口允许，买了四张入场券送他。法拉第便进城听讲，一面听，一面记下来。回店后，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兑斐，将笔记附去给他看，要求一见。兑斐回信请他去谈，他大胆要求兑斐在皇家研究所给他一些工作做，使他可以学科学。这大胆的请求，在一个月后是慷慨的允许了，从此法拉第便以每星期二十五先令之工资做兑斐的助手。这是法拉第一生的大关键，也是世界学术上一个大关键。

    法拉第，发电机，电化世界，通通都是从一个手脑双用的订书徒弟那儿来的。

    化磁为电

    我们看了法拉第的故事，心中总不免要问问“他的发电机是怎样发明的呢”？

    一八二〇年，法拉第的老师兑斐（Davy）在一根软铁的周围通了一个电流，竟把它变成了一块磁石。一八二二年法拉第在自己的笔记簿上写着：“我当化磁为电。”

    发电机便是从这样一个决心里创造出来的。“兑斐既能化电为磁，我怎么不能化磁为电？”这便成了法拉第今后之抱负。

    一八三一年十月十七日他偶然得到了一根四分之三英寸直径、八英寸半长的棒磁。他用了二十二丈长的铜线绕成一个圆筒。在这铜线上他接了一个电流计。

    他把磁石的一端放近铜线：电流计丝毫不受影响，指针一点儿也不动。他把磁石忽然穿入铜线绕的圆筒，针立刻转动。他又把磁石忽然抽出，针又转动。这便是破天荒之诱导电流（inducedcurrent）之发明。凡导体运动时能横截磁力线则生诱导电流。这里面的奥妙，便是运动与横截。导体不运动，即运动而不横截，磁力线都产生不出电流。

    从此法拉第便根据这个原理进行他的机器之创造。他把一个圆的铜盘之边缘放在一块铁磁两极之间，用铜片、铅片和盘之边缘接触，并将电流计接起来。铜盘一转，电流即通。这便是一个小小的发电机，这个小小发电机便是现代电化文明之泉源。

    佛兰克林[12]——小徒弟列传之一

    一

    佛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生于公元一七〇六年，死于一七九〇年，活了八十四岁。他死了之后，墓碑上刻有几行字：

    他从皇帝的手里夺来了政权，从天上夺来了电气。

    这一篇很短的墓志铭，不啻为佛兰克林一生功业学问之小影。他是一位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你如果读一读他的自传，便要惊讶地发现这位伟人只是从一个小徒弟出身的。他参加美洲独立运动的功绩，谁都知道，不必我来多话。我只要叙述他做徒弟时代之小史和他在科学上之贡献。

    他八岁进拉丁文小学，九岁改入算写学校，十岁便因家计困难，辍了学，跟着他父亲学做蜡烛和肥皂。他不欢喜做这个手艺，却善游泳，会划船，常想航海去。父亲知道他的倾向，很是担忧，便时常带他在街上参观木匠、砖匠、铜匠、辘轳匠及其他匠人的工作，以便选择一行，作为终身职业。这是个个父母或教师应该尽的责任。可是走马观花的参观也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必须引导小孩们仔细地看，看了做出来，才有效验。佛兰克林在自传里说这种亲切详细的参观对于他很有影响。后来，家里东西破了，用不着匠人，他自己会修理。科学实验要仪器用，自己也可以做。这些本领都是从参观手艺中得来的。

    他虽是在蜡烛店里做徒弟，但是好看书。两年后他父亲便因此叫他去学印刷业。一七一七年他的哥哥詹姆士从英国带了印刷机和字模到波士顿来设立印刷所，他便秉承父命和詹姆士立约做九年徒弟。这时他才是十二岁，要到二十一岁满约。他自从在印刷所里做了徒弟，便认识了好些书铺里的徒弟，于是全城的书铺便成了他的流通图书馆。他每逢借了书来，连夜就要看完，因为照规矩次日早上是必须还人家的。这样他虽是做徒弟，同时也算是做学生，因为他自己看的书比平常学校里的学生所看的还要多好几倍咧。

    二

    佛兰克林做徒弟的时候看书写作差不多都是自己教自己。一天他得了一册《旁观周刊》（Spectator）之合订本，高兴极了，每读一篇，把要点录下，过几天，自写一文，与原文比一比，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种功课是在每天开工前完工后及星期天偷闲干的。因为学的法子好，所以进步很快。

    他十六岁的时候，偶然遇了特里翁（Tryon）写的一本劝人吃素的书。他读了这本书，受了深刻的影响，便立志不吃荤。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不吃荤，真是一桩新闻。谁知这件事于他的学业有不少的帮助。他的老板哥哥和同事们在一家邻居寄饭，他一个人在店里吃素。他的食谱是饼干、面包、葡萄干、酸苹果和一杯清水。饭钱省下一半可以多买书看。一餐饭，只要几分钟便吃完，又多加了一些时间去用功。他自己说，吃得少，头脑格外清爽。

    现在他得到赛诺芬（Xenophon）[13]写的《苏格拉底言行录》（Memo-rable Things of Socrates），倾倒于苏格拉底的对话法。他开始用谦虚的问话，怀疑的态度，把人家逼得无话可说，有时连素负盛望的名人都被他问倒。他在青年的伙伴中居然成了一位苏格拉底，波士顿便是他的雅典。

    一七二一年他的哥哥开办《新英吉利报》。这时佛兰克林已经会做文章，但怕哥哥轻视他年幼，不给登载，便用假名投稿，每次都被披露，听人称赞几句，非常欢喜。后来，他哥哥因登载政论，得罪议会当局，被捕一月，（报社）靠佛兰克林之支持，得未停顿。詹姆士被开释仍不准办报，便以弟弟之名顶替，佛兰克林于是以一个十七岁，徒弟还未做满的孩子，居然做起报馆的总经理和主笔来了。

    詹姆士虽是亲哥哥而虐待佛兰克林如一般师傅之虐待徒弟，有时竟行凶毒打。兄弟二人因此决裂，佛兰克林丢了报馆，卖书凑盘费向纽约去谋生。船过布洛克岛（blockisland）大家开始捉鳖鱼烧来吃，吃得津津有味。有人请他吃鱼，他因吃素，犹豫不决。忽然看见一个大鳖鱼的肚子破开，里面有几个小鱼是它生前吃进去的。他便说：

    “你既可以惨吃同胞，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吃你。”

    三

    佛兰克林离开波士顿做了几年生意之后便自己开了一个书店。他这店里卖书是没有二价的。我听得有这样一段故事。

    一天一位客人来买书，问：“这本书卖几多钱？”

    柜台上的徒弟说：“两块钱！”

    客人说：“太贵了！一元八角吧。”

    徒弟说：“现在涨价了，要卖两块二角咧。”

    客人说：“你才说过两块钱，怎么又要两块二角呢？”

    徒弟说：“现在要两块四角了。”

    客人以为徒弟故意敲竹杠，便与徒弟闹，佛兰克林老板从里面走出来，客人便向他质问为什么一会儿就加了四角钱。

    佛兰克林笑嘻嘻地拿了那本书对他说：“时间值钱呀！敝店做买卖是不还价的，先生要买这本书给两块钱好了。”

    四

    我没有叙述佛兰克林从天上夺取电气之前，先要叙述佛兰克林时代一般人对于电之见解。

    天空中之闪电打雷，自有人类以来，谁都看见过，听见过。古人遇了这种恐怖的现象便以为是下界犯罪，所以上帝震怒，差遣雷公电母来收服妖怪、猛兽、恶人。他们以为雷电是天神，被天神打死的都是罪大恶极，犯了天条。中国现在一般愚人，还是这样地迷信着。佛兰克林时代的欧美人民对于天然电气也抱有大同小异的见解，往往闹出离奇的笑话。

    人造电气的历史也很古，但在佛兰克林以前只是一些零碎而不可以解释的小把戏。摩擦猫皮生火花，摩擦玛瑙吸灯草，这种把戏人类至少是耍了二千多年。葛雷（Stephen Gray）在二百年前开始在伦敦用丝线包绕的几十丈长的粗绳，将摩擦的电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这葛雷是一位穷老翁，靠玩电的把戏赚小孩们的钱，养活自己。他黑白分明地写在纸上说这种火花响声之性质很像雷电。

    法国的都费（C.F.Dufay）[14]复演葛雷的把戏，能将摩擦的电通过一二五六〇（即英尺）长之线。他是第一个人发现电之两性，称为玻璃电（vitreous electricity，即后来所谓之阳电）和松香电（resinous electricity，即后来所谓之阴电）。他首先发现若使两种性质的电气接近，结果是同性相拒，异性相吸。

    一七三六年一位苏格兰修道士名叫戈登（Gordon）的，在德国发明了一个电铃：两边各安一铃，中间悬一丝线挂的金属球，球感了电即依同性相拒异性相吸的理，将铃持续地打起来。他还发现电感的水能把火酒烧起来。

    在这些零星的发明中，忽然跑出一个奇妙的来顿瓶（leydon jar）[15]。一七四五年克来斯特（Dean VonKleist）、一七四六年范麦圣布洛克（Pieter Van Musschenbroek）[16]，各自用玻璃瓶将摩擦的电储蓄起来。因为范麦圣布洛克是住在荷兰国来顿城，所以这瓶就叫做来顿瓶。其实依创制之先后，这荣誉是给错了地方。他们先是用水在玻璃瓶里蓄电，后来瓦曾（Watson）[17]将瓶改良，用锡箔在瓶内瓶外对着贴起来代替水，格外有效。法国诺列（Abbe Nollet）[18]叫皇帝的侍卫兵士们手拉手地站在那儿，组成电路，只要来顿瓶所储蓄的大量的电一接，这些兵便同时一齐打倒。

    这些是佛兰克林未上电气舞台前，人类所已经得到的关于人造电的知识。这时天空之电与人造之电是否相同，尚无证明：天空之电是当作神秘瞎猜，人造之电是摩擦着玩耍。

    五

    佛兰克林四十岁才开始电之研究。一七四六年司宾斯从苏格兰来到波士顿玩了一些电的把戏给他看，他觉得很有趣味，可惜司宾斯不是内行，玩得不大好。他回到费城之后，不久，伦敦皇家学会会员科林孙送给他的图书馆公司一根玻璃管。他便拿了这根玻璃管复演司宾斯没有玩好的电的实验。过不多时，他便成了这些实验的老手。许多朋友拜他做师傅。他便设了一个玻璃管制造室，吹了一些玻璃管分送给朋友们，因此会玩这些电的把戏的人便一天多一天。内中有一位名叫金耐尔司勒（Cinnersley），赋闲在家，佛兰克林劝他到各处表演电的实验，收听讲费过活。演词是佛兰克林代写。每天演讲，听众都很踊跃。演词中有一篇题为《闪电与电气是同一的东西》（The Sameness of Lightning and Electricity），寄给伦敦朋友，皇家学会会员们笑笑把它放在一边。但科林孙毕竟将它付印，连出五版，不久便译成法文、意文、德文、拉丁文，风行一时，竟成为当时电学唯一之杰作。法国科学泰斗诺列（Nollet）反对佛兰克林之新学说，但达利巴（Dalibard）与德罗（Delor）则于一七五一年根据佛兰克林著作中所建议之实验在马里（Marly）地方将闪电引到地下来证明佛兰克林学说之正确。巴黎人士蜂拥来到马里参观这破天荒的实验，从此，佛兰克林便一跃而为当时电学之权威。

    六

    佛兰克林自己和他的幼子则在次年即一七五二年六月在费城（Philadelphia）放那千古不朽之风筝。这风筝是值得叙述的。一般人只知道佛兰克林放风筝是人类第一次从天空取电下地，其实这是第二次。那上天取电的急先锋是达利巴与德罗，佛兰克林却是他们的参谋长。放风筝是佛兰克林亲自向天空作战。佛兰克林的风筝本身是用木架与丝网做的：木架上插一尖锐的金属丝，双股绳之下端系一铜锁匙和一根丝带，风筝放入云中，手持丝带站在门槛中，以防丝带为雨所湿。不久，只见双股绳之松纱怒竖如野猪刺，手指可与相吸，指骨碰着锁匙即发火花。他又将闪电引下蓄在来顿瓶中，证明它的动作与摩擦电无异。照近代电学理论看来，佛兰克林手持丝带离铜锁匙太近是要被电打死的。做这实验，人要离得很远才行。十四个月之后，俄国圣彼得堡有位物理学家用一铁棍取天空之电。走近测电计一看便被一球蓝火打死。佛兰克林之所以没有死，怕是因为他放风筝的那一天，只有少量的闪电，真是侥幸！否则佛兰克林必以生命殉科学了。

    佛兰克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从事科学之研究始终只有九年，而贡献于世界的有火炉、避雷针、以太光波学说、印磁铜板、印刷机、双视眼镜、自鸣钟与他的电的理论。据他自己说他的实验得力于徒弟时代之工艺参观很多，这种为择业而举行之亲切之工艺参观却是他的父亲，一位蜡烛肥皂匠，在儿童教育上之一大发明。

    笼统哥之统一

    笼统哥，姓甚名谁没有人知道。大家因为他说话笼统又因为他年纪大一些，所以称他为笼统哥。他是混沌国，含混省，糊涂县，囫囵村人氏。你问他贵庚，他说：“几十岁了。”你问他祖母高寿，他说：“老了。”你问他有几位公郎，他说：“好几个。”你问他一餐吃几碗饭，他说：“不少。”你问他一个月赚几块钱，他说：“不多。”你问他贵国离中国有多少路程，他说：“很近，很近。”你问他贵国离德国有多少路程，他说：“很远，很远。”有一年混沌国的总统闻了笼统哥的大名，便请他出山去办普及教育。这位总统大概是读过《三国演义》，一心要找一位庞统来帮助他。他把笼字认作庞字，于是笼统哥便一步登天把混沌国的小学教师都变成了笼统先生，小孩子都变成了小笼统。你若不相信。请看他们上一课吧！

    小笼统：“老师！日本有多么大？”

    笼统先生：“很小！小得很！”

    小笼统：“老师！日本有多少人？”

    笼统先生：“很多，多得很！”

    小笼统：“日本为什么要夺我们的东三省？”

    笼统先生：“因为东三省天然物产很富，富得很！怎么老是问我？我得问你们几句。小朋友，中国有多少大？”

    小笼统：“很大，大得很！”

    笼统先生：“对！下课。”

    小笼统：“立正！一、二、三。”

    混沌国从此便由笼统哥和他的徒子徒孙包办而统一了。这笼统的统一是枪炮攻不破，和议不须开，自然而然地一致对外——散思国（science）之文化侵略。

    十万封信之效力

    宁粤代表会议停顿后，教育界有人提倡要十万个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每人写一封信向代表会议请求和平统一共御外侮。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发明，这个发明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是它的数目方面的推测。

    假使个个学生都遵照这位发明家之指示各人写一封信，而每封信都投到戈登路伍公馆，那么，伍公馆今天必须预备两百张桌子，把这些信恭恭敬敬地收下来。

    因为外患急得很，代表们对于来信，等不及摘由，便随到随看，不使延误。

    这些代表都是党国要人，数年来，公事看得很快，像这样重要的信，就是有一目十行的本领，连拆带看，每封信一分钟怕是不能再少了。十万封信就得要十万分钟才看得完。平常工作是每天八小时，现在加紧办事，作算是要干十二小时，那么看这些信至少便要一百四十一天的工夫。你们以后要问代表们为什么还不快快地和平统一呢？他们可以回答说，诸位来的信我们还没有看了咧。等我们看完你们的信，自然一定照办。你们在明年三月二十七日，候我们的答复好了。

    思想的母亲

    行动是思想的母亲，科学是从把戏中玩出来的。

    杜威先生分析反省的思想之过程，列举了如下的步骤：（一）困难之感觉；（二）审定困难之所在；（三）设法解决；（四）在许多方法中选一最有效的试试看；（五）屡试屡验之后再下断语。这反省的思想之过程便是科学思想之过程。

    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路走不通才觉有困难。走不通而不觉得困难，这是庸人。连脚都没有动而心里却虚造出万千困难，这是妄人。走不通而发现困难，便想出种种法子来解决这困难，不到解决不止，这是科学家。所以我要提出的修正是在困难之前加一行动之步骤。于是整个科学的生活之过程便成了：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懒得动手去做，哪里会有正确的思想产生，又何能算是科学生活？

    莫轻看徒弟

    一百六十二年前发明蒸汽机之瓦特（James Watt）曾经做过徒弟，一百年前发明发电机之法拉第曾经做过徒弟。产业革命和电化文明是徒弟们在知识之最前线领导着。

    中国的希望，向来是放在学生身上。最初大家的目光都对着留学生。到了留学生失了信仰，大家又转移目光对着大学生。到了大学生失了信仰，大家又转移目光对着中学生，现在是渐渐地转移到小学生身上去了。如果先生和学生们没有根本觉悟，则中学生、小学生是同样地要令人失望。

    文明是人类用头脑和双手造成的。只会劳心而不会劳力和只会劳力而不会劳心的人都是没有希望，何况爱用空嘴说白话的人，那是更不可救药了。如果肯得用手去做，用心去想，那末，留学生大学生也有希望。否则两双手儿拢在袖里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那么，连中学生、小学生也有一天要叫人失望咧。我对于科学的青年的建议是：

    （一）做过学生的要做几年徒弟；

    （二）做过徒弟的要做几年学生。

    生存圈边

    人类的社会好比是一个圆圈。这圆圈我称它为生存圈。有些人是安安稳稳地住在圆圈的中心，叫做生存圈心的人；其余的是人山人海地拥挤在圆圈的边沿，叫做生存圈边的人。

    什么是生存圈心的人？什么是生存圈边的人？这在他们所穿的衣服上可以分别得出。

    生存圈心的人所穿的衣服不但是春夏秋冬四季齐备，二十四节气中每节气所穿的衣服都有几套恰恰与这节气相合。而且早有早衣，午有午衣，晚有晚衣，下雨有雨衣，吃饭有餐衣，打毽有毽衣，跳舞有舞衣，洗澡有浴衣，安眠有睡衣。一个人的衣箱可以把一个房子装满。从前康有为在西安过冬，刘镇华问他要什么皮衣，可以开单照办。康有为拿起笔来一挥，大大小小便开了七十二件。这七十二件裘衣他得到没有，不得而知，可是这个单子却是代表了一个想做生存圈心的人的野心。

    昨天晚上我和一位小朋友走过一家小典当门口，看见一个人拿了一包衣服来当，我们便跟他进去看了一忽儿。掌柜的把衣包打开，都是一些夏天的衣服，一共当了五元钱。他当时又拿了一张当票出来，问要几多钱取出，掌柜的算了一算，告诉他要四块半钱，他把五元票给掌柜的，掌柜的寻出一件大衣交给他，还找了他五毛大洋。他把大衣披上身，把五毛钱放在袋里去了。这五毛钱大概是他明天的伙食费吧？

    停一刻，一位穿着夹衣的老太婆，冷得抖抖地夹了一件棉袄来当，当得一块半钱。这位老太婆和她家里的孩子们是两天没有吃东西了。饿得不可耐，只好当棉袄买米去喂孩子。但是今晚虽顾了肚子不饿，安知明天不要冻死呢？

    这位老太太和她的孩子们是在生存圈边挣扎，一失脚便要跌到坟墓里去了！在那生存圈心过舒服生活的人们已否感觉到这人间的不平？

    字纸篓里的颂词

    中国无是非。世界无是非。如果有是非，便是强者是，弱者非；富者是，穷者非；胜者是，败者非；走运者是，倒霉者非。该说公道话的人不说公道话而说敷衍话，则是变为非，非反为是，而是非消灭了。

    国民会议开幕时蔡孑民先生写了一篇四言颂词，里面有两句是：“济济一堂，农工商士。”[19]我们按图索骥，会场里找不出一个靠自己种田吃饭的真农人，也找不出一个靠自己做工吃饭的真工人。该说公平话的蔡先生是和甘地先生敷衍法国人一样的令人失望。

    假使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有位小胡适，爱做考据工夫，总以德高望重的蔡先生的亲笔颂词作证据，岂不要弄假成真，变非为是？

    到底是非也不易埋没。字纸篓里有时会跑出史料来。下面便是当时报章登不出来，火炉里幸而没有烧完的一篇文字，现给发表一下，谁是谁非，听读者自判吧。

    孙公遗教：天下为公。国民会议，乐与谁同？

    吾现代表：士商亨通。农不像农，工不像工。

    农工皆士，士亦农工。公仆当国，僭主人翁。

    国之大本，忍付东风。异己信徒，亡命西东。

    青青年少，伐若枯松。民入地狱，自造天宫。

    口谈革命，主义失踪。己不受训，训人谁从？

    中山有灵，泪洒群雄。蔡子长者，后学所宗。

    恕持异议，言出由衷。愿公登高，发聩振聋。

    念头转处，画蛇成龙。云霓在望，草木重荣。

    漫漫长夜，浩浩长空。亦孔之忧，吾望无穷。

    从烧煤炉谈到教育

    上

    我小时餐餐吃的是母亲弄的现成饭，有时也到厨房里去看看，好像现在流行的毕业参观一般，从来没有动过一次手，所以虚度了三十多年，简直不知道烧锅是怎么一回事。我看妈妈烧得很容易，便自以为真的很容易，一看就会，何必费事巴拉地动手去干呢？

    始于以为一看就会，而终于半生不会，这奇事我是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察觉了。那年有一位穷朋友预备自己烧菜请我吃午饭。我自告奋勇去替他烧锅，这次我是惨败了。他把菜儿洗好切好，我的火还没有烧着，只好自避贤路，让他一手包办。他一忽儿就烧着了。我问他的秘诀，他说：“烧锅要用烧过的炭作火引。”我听了这话忽然悟到里面含有重要的原理。从此运用先进学生去引导新进学生，便成了我这些年来的一种重要法门。

    民国十六年我开始烧过几次火。那时我们用的是茅草，茅草容易点着容易熄。它一点着，轰出一团火，便化成灰。我把茅草一把一把地送进锅灶里去，一忽儿也不能走开，走开，火就熄了。你得接二连三地把茅草送进去才能维持它的火焰。烧茅草火是多么浪费精神的一件事啊！

    下

    然而茅草火却有它的用处。我今年学会了烧煤炉。先用些茅草或纸团放在炉底，上面盖一撮浮炭。浮炭是烧过的松木炭。次把茅草点着，茅草变灰时，浮炭正是烧得通红。次将烟煤放在浮炭上，浮炭变灰时，烟煤正是放出烈焰。最后将无烟煤盖上。烟煤变灰时，无烟煤已是洋洋大火了。以后只须陆续将无烟煤加上，将煤灰取下，这满炉的烈火，便可烧它一辈子也不致消灭。

    这燃煤的过程便好比是教育的过程：茅草烧浮炭，浮炭烧烟煤，烟煤烧无烟煤。这顺序不可弄乱，弄乱了便是违背自然，劳而无功。专靠茅草烧火固然不可，即用茅草直接去烧无烟煤也不行，茅草烧成灰也不能把无烟煤烧着。

    中国有三种人：一种人是专用茅草放火；一种人是爱在茅草火上浇水；一种人是用茅草急急地去烧无烟煤。因此，中华民族的生命至今没有烧出不熄的火焰，至今没有放出太阳般的光明。

    教育的使命是什么？不是放茅草火！不是灭茅草火！是要依着烧煤的过程点着生命之火焰，放出生命之光明。中国教育的使命是要依着烧煤的过程点着中华民族生命之火焰，放出中华民族生命之光明。世界教育之使命也是要依着烧煤的过程点着全人类生命之火焰，放出全人类生命之光明。

    什么东西最可怕

    “咱是天不怕地不怕！”

    “天有什么可怕？地有什么可怕？但是世界上唯有一个东西是最可怕的。”

    “什么东西？老虎吗？”

    “老虎有几只啊？可怕的是人！天不怕，地不怕，人心难摸实可怕！”听我唱来：

    人心不可测，

    有命活不得；

    割了黄金谷，

    有米吃不得；

    种了白棉花，

    有衣穿不得；

    栽了一林树，

    有房住不得；

    让地造铁路，

    有车坐不得；

    纳税养军人，

    有国保不得；

    笑里藏尖刀，

    有心谈不得。

    一身很漂亮，

    是贼不是贼？

    看来一杯酒，

    砒霜给人喝。

    白玉是白的，

    他偏说是黑。

    客人做主人，

    主人反为客。

    翻手云变雨，

    人心不可测！

    儿子教学做之一课

    上

    民国十七年我用上等宣纸装订了一本美丽的大簿子，放在办公桌上以备学生们质疑问难。这本簿子的封面贴了一条泥金的标签，上面由我自己写了“人生问题”四个字。簿子旁边放了一张通告，欢迎大家将各人心窝里的问题写出来，使我可以预先考虑，再行答复。在美的簿上写心中事是多么有诗意的一回事啊！不消说的，鸡脚字是不好意思写在上面。我的目的是达到了：同学们每人来写问题之先，必将问题里面的一些字练习好多次，才愿下笔。所以我这本簿子不但是网罗了如珠似玉的问题川流不息的来到，而且写问题的字无形中也就艺术化了。

    一天，我把人生问题簿翻开一看，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夫子的儿子教学做，可得而闻乎？”

    这问题的涵义是丰富极了，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戟刺。从此以后我便时常自己问自己说：“儿子教学做这门功课该如何去上？”现在把最近上的一课发表出来，以供有儿子的人们参考。

    下

    儿子要在做上学在做上教，这是没有疑义的。我希望每个儿子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儿子，我得把我自己先做成那样一个儿子。我要教儿子自立立人，我自己就得自立立人。我要教儿子自助助人，我自己就得自助助人。

    最近我和小孩们商议出一个自立立人、自助助人的教学做过程，内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三餐喂得饱，个个喊宝宝；

    第二个阶段：小事认真干，零用自己赚；

    第三个阶段：全部衣食住，不靠别人助；

    第四个阶段：自活有余力，帮助人自立。

    我现在第四个孩子，六岁，尚在第一个阶段；第三个孩子，十岁，在乡下时，已到第二阶段，现在进城来又回到第一阶段。第二个孩子十三岁，是在第二个阶段；第一个孩子十七岁，是上了第三个阶段；同时大家还在求学，一起向了第四个阶段努力前进。

    中国社会对于小孩的教育普通只有两个阶段：一是全然依赖；二是忽然自立。这中间缺少渐进的桥梁。倘若成人突遇变故，小孩失其所依，这是多么难受的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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