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日，国庆大阅兵。
相信人们对这组镜头已经太熟悉了——
恢宏的气魄，威武的军阵，汇合成浩荡前行的民族魂，令栖息在亚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无论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炎黄子孙，都会生出一种冲动、一种诗情、一种豪气。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三十五载风风雨雨之后，步入壮年的庄严洗礼！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一柄双刃剑。
西方一位富于想象力的人口学家，却因此触发他在电于计算机上演算了一道不太复杂的算术题——
“假如将所有的中国人按四人一排编成队，每队相距6英尺（约1.8米），以每小时3英里（约5.8公里）的恒速（即保持速度不变）走过天安门的话，将需要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全部通过。”
“中国的节育措施已成功地将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14.7%，但每隔两秒钟仍有一个婴儿呱呱落地。假如再把他们的父母在10年内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通过天安门期间所生的婴儿计算在内，那么这支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的时间，则还需要再加上20个月……”
显然，这是一股需十多年时间才能全部通过天安门的汹汹人潮。
似乎是一则“黑色幽默”！
第一集 警钟长鸣
公元1987年7月11日——全世界人们都应该牢牢记住的日子。
这一天，一个名叫马泰伊·加斯帕尔的男性婴儿，幸运地降生在依傍着亚得里亚海的前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的一座医院里；
这一天，日理万机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风尘仆仆飞抵萨格勒布市，慈祥地抱起了这个幸运的新生儿；
这一天，联合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告：马泰伊·加斯帕尔为地球上的第50亿个居民；
这一天——为地球的“50亿人口日”。
对于人类——这无疑是一声长鸣的警钟！
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至今，大约有300万年的漫长历史。
到1830年世界人口达到10亿，1930年达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达到50亿。可以看出，世界人口达到第一个10亿用了300多万年的时间；此后每增加10亿人所用的时间，则依次为100年、30年、15年、12年。
据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统计数字表明：当今世界每秒钟就有3个新生儿呱呱坠地，每分钟新增180人，每天新增25万人，每年新增近1亿人。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祖国——世界大家族中最庞大的一支、地球上平均每五人中即占有一人的“人口超级大国”。
新中国成立43年，全国人口净增5.85亿人，相当于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七个工业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
当今中国，每年净增人口约1600万人，即相当于每年要新增加一个北京市再加上一个海南省的人口；每月要新增加一个大县；每周要新增加一个小县；平均每天净增44000人；平均每小时净增1833人；平均每分钟净增31人——换一种通俗形象的民间说法即：每分钟出生一个排，每小时出生一个团，每天出生一个军天出生一个军啊！
于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人满为患”这个成语，便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印证。
中国长城——人类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力量的象征，无论冬寒夏暑，春暖秋高，八达岭长城上永远是游人如蚁，密密匝匝，每天均在2万至3万人左右；最拥挤时，工作人员一天曾拾起半斤以上各色游人挤落的各色纽扣——堪称游览长城的又一奇观。
1987年7月27日。这一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
从中午12点至下午1点，《北京日报》几名记者分头把守在位于王府井大街东风市场的四个大门口，他们在进行一项饶有兴趣的工作——统计顾客流量。
统计结果：在这一个小时内，有8240人裹着热浪进去，有9680人带着汗气出来。
一位拎着鞋盒的30多岁的女顾客说：“里面的人太多，挤得受不了，空气也不好。这么大的商场也没个空调，人闷得直流汗……”
一位外地口音的男顾客连声抱怨道：“这哪是进商场，像是进烤炉了！我本想在里面多转两圈的，为家人、亲戚都买上点礼品，可现在什么都不想买了，赶紧挤出来，还是保命要紧哦……”
不单是王府井，在前门、大栅栏、西单、东单、建国门、新街口等商业大街，有人统计过，每天有近60万人光顾，节假日时则高达百万人。北京人对此常常调侃说：“人比货多”，“好像买东西不要钱似的”……王府井大街南面，是宽阔得如同小广场一般的东长安街，近10个公共汽车站连成一条线；而等车的人呢，则团成山，连成片。不是车太少，而是人太多。北京市公共汽车每天的乘客流量近200万，这个重负不仅压在交通运输部门，同时也驮在了每一位乘客的身上。
北京的小伙子们将早上上班挤车称为“练练”，晚上下班挤车则称为“最后冲刺”——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密集的“练练”场地了——中国人往往以此类掺和了苦涩的幽默来稀释生活中的艰辛。
曾有一首风靡全国的流行歌曲《别挤啦》——
别挤啦
为什么乘车总是这样难
别挤啦
大家都能快一点……
别挤啦
所有的车辆都被拴在马路边
别挤啦
挤车的人压成了立体的相片……
北京人能不挤吗？
目前，北京市平均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600人，城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接近27000人，个别区则超过了30000人。北京市人口于1988年10月突破1000万大关（截至1990年7月1日，北京市总人口已达10819407人），成为继上海之后中国第二个千万人口的大都市。
又何止一个北京挤呢？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500人的，全国计有上海、天津、江苏、北京、山东、河南等六个省和直辖市；其中苏沪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38人，居全国之首。
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字表明：我国共有城市456个（含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我国城市总人口（不含市辖镇）为334513987人，占全国总人口（不含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的29.5%。城市人口比1987年増加7340万人，相当于新増加了一个江苏省人口。
上海——这座素有“现代文明信鸽”“国家现代经济运作中枢神经”之称谓的东方鼎盛之都，正日益经受着外来人潮的猛烈冲击。
1984年上海日平均流动人口总量为111万人，1985年为165万人，1986年为183万人，1987年接近200万人，1991年超出210万人。
每日，当这200多万外来人潮泻入黄浦江两岸时，他们不仅像一座流动的城中之城，使原本已挤塞得举步维艰的大上海更加青筋毕露、心衰气虚；而且，还像一股股高压水柱，冲击着这座大都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
白天，始自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满载着各路客商和蔬菜果品的大卡车长途奔袭，最终在上海各个农贸交易市场、副食品摊点汇合成沸沸扬扬的吆喝声、叫卖声、报数声、讨价还价的争吵声……足以叫繁华喧闹的南京路、淮海路也自叹弗如了；
夜晚，这一座座从天而降的“花果山”，又似水银泻地一般流向真如、五角场、北新泾、漕河泾、龙华、浦东……于是，一个个外来人群落疏落有致地分布在了上海市郊接合部的周边地段。
外来人口对城市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冲击波，实质上是我国当代人口史上一次带有明显经济倾斜特色的规模恢宏的人口大迁徙运动。
1989年春节喜庆的鞭炮声还在耳边轰响，人口迁移、流动的警钟便响彻全国——广州、海口、上海、北京、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纷纷告急。
据来自公安部的消息说：我国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日均总流动人口量已逾千万。其中，日均流动人口超百万的就有上海（210万）、北京（131万）、广州（110万）三市。而偏居大西北黄土高原的古都西安市，每日的流动人口已相当于该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常住人口总数。
我国每16人中就有1人在流动，全国约7000多万人口的流动大军仍呈不断扩大之趋势^人口流动的流源主要是四川、河南、湖北、山东、陕西、江苏、浙江、安徽等内地和沿海人口大省，流向目标主要是广东、海南、东北、西北以及相关的大中城市，尤以流向沿海经济开发地区为炽热。
广州——南中国的门户。
满城阳光若焰，满城绿阴冠盖，比肩林立的高楼，街巷如织的人流……对于这些司空见惯的羊城景观，早有人编了一顺口溜唱道：“街上人挤人，茶楼人撞人，公园人碰人，汽车人压人。”
每日黄昏，在斜斜的夕照和淡淡的雾霭中，一抹墨绿色的珠江静如彩练，南来北往的自行车，如蝗虫般铺天盖地汇聚而来，在海珠桥的两端集结，变成密密匝匝的人流、车流，像永远也走不完的百万大军，在缓缓蠕动……曰本人评价道：“太壮美了，简直称得上世界第九大奇观！”早在十多年前，面对自行车流如此咄咄逼人的狂潮，有关部门不得不做出决定：加宽海珠桥两侧作为自行车的专用道，其结果扩建后的宽度是原桥的一倍多。为了小小的自行车通道等于再造出一座桥梁，这在世界建桥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在今日的海珠桥上，还是呈现出“心肌梗阻”的病态……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领导慨叹道：“纵然有齐天大圣的魔法也变不出什么新招来。这么些年广州市净增人口72万，在54.4平方公里的市中心区，聚居着219万人口，道路的人均面积仅有2平方米……广州市住宅建设和交通建设的发展速度，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都是居领先地位的，但还是被膨胀的人口给抵消了！”
中国——无疑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
自行车，作为一种简易、廉价、无机械动力的交通工具，将陪伴绝大多数中国人步入21世纪。眼下，全国自行车的“出生”率为0.8秒一辆，人口出生率则为1.3秒一人，互为刺激又互相适应。如果竞相发展下去，终有一天，所有大中城市的交通必将堵塞无疑——想一想就令人心悸啊！
“桂林山水甲天下”——然而，今日桂林的恬静在哪里呢？风光旖旎的芦笛岩，旅游旺季一天要接纳1万多游人，实在无法分批导游，游人们一窝蜂挤进洞内，摩肩接踵，推推搡搡，如同乡下人赶大集一般。叠彩山、伏波山、独秀峰更是常常出现登山道堵塞，山下的游人上不去，山上的游人下不来，大家只能大眼瞪小眼地犯傻……“阳朔山水甲桂林”——然而，漓江上的游船早已不再是昔日那种充满野趣的竹筏轻盈、长篙点水了；而是一律换上了涂抹着五颜六色如盛装妇人的游轮，游江时前船接后船，一片隆隆马达声，其状哪像在游江，倒像是一支正驰赴波斯湾的特混舰队……春运期间，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轮船码头，无一例外地一再重现如下场景：倒的倒，靠的靠，挤的挤，一个个旅客大包小包蓬头垢面心力交痒，活像是一条条被丢进石灰水里翻起白肚的鱼儿。所有的售票厅都改成了临时候车室，但广场上、过道上仍然挤成黑压压的一片——真有些像海湾战火中的难民营……在中国，只要你睁开眼睛，随处可见成堆结团的人流——这就提出了一个“哲学兮兮”的命题：世界上很少有几个民族像中国这样，自古而来便讳谈一个“性”字，甚于到了谈“性”色变的地步；然而，活生生的如此众多的人口，却又确确实实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相当高涨的繁殖兴趣与生育能力——这是一对十分深刻、十分复杂、十分尖锐和十分机智的矛盾，它的诙谐，它的博大精深，它的包罗万象，值得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们穷其毕生去探究！亲爱的同胞们，你听到了这一声声长鸣的警钟么？
第二集 历史回声
岁月悠悠，生命悠悠。
社会发展简史告知人们这样的常识：当第一只在树枝攀缘的类人猿跳落到地上，举起两只前脚，趔趄了一下，身子挺直了，站稳了，行走了，便开始了一种全新的“人”的生活方式……元谋人来了！
佩尔德唐人来了！
罗台西亚人来了！
震旦人来了！
北京人来了！
人的生命犹若暗夜蓬蓬不息的篝火，黎明喷升起的日轮，春曰划破坚冰的溪流……山川裂变，江河改向，生生灭灭，延绵不绝，天经地义，多少诗章为之讴歌，为之赞颂，为之扼腕击节，为之长歌浩叹！
忽一日，人类却为自身生命的繁衍而忧心忡忡，而做起悲哀的篇什。
公元1789年，英伦三岛上一位风度翩翩、名叫汤姆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牧师兼教授，在这一年向世人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论人口原理对社会未来改革的影响》，亦即延挨至今日仍然争论不休的《人口论》。
马氏的文章或许缺乏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他对人类前景的预测充满了悲凉——
人口繁衍将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社会所能提供给予人们的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
两个世纪以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将会是256：9；
三个世纪以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则会是4096：13；
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和饥荒是减少人口，以及使人口与生活资料比率趋向平衡的决定性因素……马氏理论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一笔抹杀了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同时也无视人类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
然而，一个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是：在源远流长的人口发展史上，马尔萨斯《人口论》向全社会出示了第一块“黄牌警告”！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口大国——
据《通典·食货典》记载，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计有5959利78人；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人口计有60545812人；
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乾隆六年（1741），全国人口计有143411599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全国人口已达205591017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全国人口增至301228045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全国人口跃上412986649人；在清王朝鼎盛的100年间，中国人口从1亿连闯三关突破4亿。
据《申报年鉴》所载，民国十七年（1928），全国人口计有474787386人。
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人口达到548770000人。
1953年4月3日，政务院正式颁布《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投人这项浩大的社会调查工程的人数多达250万人。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至1953年7月1日零时，全国人口总数为594346737人。显然，我国一度广为沿用的“六亿神州”的说法，盖源出于此。
北京西郊燕南园13号，蛰居在这座古朴庭院的是一位古稀老翁——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寅初教授。
无独有偶——自从那个号称“日不落国”的马尔萨斯向全社会出示人口生育的第一块“黄牌警告”后，历时一个半世纪，在地球东方的中国，也现了一位马氏寅初先生——二“马”以各自犀利的人口思想，先后向人类繁衍史提出了不同凡响的挑战。
从1955年至1956年，马寅初教授几度前往浙江、上海实地调查、考察人口变动状况。马先生吃惊地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已高达22%，且日呈上升趋势；若不及时控制生育，15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9亿，50年后将超出50亿。
马寅初生性耿直，素为中外闻名的谔谔之士。面对这一关乎国计民生和民族兴衰的重大社会课题，他四处奔走呼号。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马寅初力主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并尖锐地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人口太多是我们国家的致命伤”……继而，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第11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马老先生发聋振聩的长文《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共分为十个部分——
（1）我国人口增长太快
（2）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
（3）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
（4）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5）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6）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
（7）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8）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9）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10）几点建议
纵然在今天，我们重读《新人口论》，仍会强烈感受到马寅初老先生的赤子之心，报国之志，其势如醍醐灌顶，其状似热酒衷肠！
然而，马寅初很快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当时的政治氛围是——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
1957年10月14日，亦即距刊发《新人口论》仅仅过去三个月零九天，《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审判式文章。
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的一种论调是：“苏联是老大哥，老大哥没有谈人口问题，我们也不能谈！”
“人多是好事”被尊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
权术大师康生更是使出了撒手锏：“《新人口论》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历史与真理，就这样在一瞬之间擦肩而过……人口増长的自然规律并不理睬意识形态的大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仅仅八年时间，全国人口就净增1亿多。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中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1960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5.4%）；随后，一个妇女补偿性生育高峰（1963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7.5%），一年之内竟出生3000多万婴儿；从1962年至1972年，全国人口净增2亿人，形成了中国空前的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
“错批一人，多生3亿”——时隔20多年之后，人们不能不痛苦地发现：为了这场意识形态的大批判，中国人不仅要付出几十年，而且是几代人的昂贵代价。
蓦然回首，我们目睹的已是这样一组数字——
1953年7月1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5.94亿人；
1964年7月1日，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6.98亿人；
1982年7月1日，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0.08亿人；
1990年7月1日，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1.34亿人。
197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为马寅初老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次年，在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马寅初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其后，又被推举为全国人口学会名誉主席。
1982年5月10日下午5时，百岁老人马寅初先生溘然长逝。人们追思緬怀老人一生不灭的功绩时，报纸曾刊出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过人的智慧戴上了光荣的花环，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让一个民族及经济发展的缓慢来为一个人的高明预见作证，这是何等地悲哀，又是预者多么恼人的胜利啊！”
显然，历史老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倘若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将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历经10年的改革开放、革故鼎新，又终于使国家经济走出了这片灾难的沼泽地；那么，已经累积成的11亿人口的负载，则无疑是需要中国人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一道来承受的啊！
“人口大爆炸”所带来的创痛既深且巨。
历史——就这样背负上沉重的十字架。
中国——这趟严重超载的列车，注定要以百倍的努力和艰辛去翻越万重关山……
第三集 人口“分母”
“人口”一词，英语写成populat1on，意即“人数”蕴含着一种数字的概念。
中国人绝顶聪明。显然，我们的老祖宗比洋人更能悟彻其中的真谛，汉语谓之曰：“人口”人一口。“口”之功能有二：一吃饭，二说话。11亿人就有11亿张嘴，张开嘴要吃要喝，须臾不可或缺。吃不饱或吃不好，小孩就要啼哭，大人就要骂娘，就要拍桌子甩板凳，就要抗议、闹事、上街游行——所谓人言汹汹是也！
有人兴之所至，竟做了一道近似恶作剧的算术游戏：若将11亿中国人的“口”拼联在一块，其面积约有700亩之大，相当于北京颐和园内碧波荡漾的昆明湖。
一望而知，这是一个要吞下无数资源和物资的可怕的无底深渊！
其实，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一种学生式的演算。
公元1987年，中国人的眼前曾经一亮：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在全世界的排名由第八位跃升为第七位。然而，若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在全世界12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仍屈居于倒数第20位。
有关社会学家忧虑地指出：中国每年的新增人口需消耗掉20%左右的新增国民收入。以1990年为例，中国有48.5%的增长粮食和45.6%的增产肉类用于新增人口；有35%的新设医院病床以及37.7%的城镇竣工住宅，用于城镇地区的新增人口。预测到2000年时，中国每増加1000万人口，则人均国民收入将下降10元左右。
在这些不容置疑的算术式里，人口基数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分母”，就这样明白无误地向人们提出了一个紧迫的命题：人均意识。
从前，也许我们根本没有想过，或者根本不愿去多想；然而，“人均意识”却像影子一般永远徘徊在你、我、他的身边。
于是，中国人的吃饭、穿衣、住房、教育、就业、医疗、交通、生态、人均国民收入……统统地被11亿人口这个巨大无比的“分母”一除，所得出的“商”令我们狼狈、尴尬、窘迫。
当今中国，从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到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再到校长、教师、学生直至平头百姓、老叟妇幼，大致上都通晓了这样一个大道理：中国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中华要腾飞，经济要振兴，关键是科技和人才；人才从哪里来？来自教育。因此，重视和发展教育，已成为国家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当今中国，却又确确实实面临着一种严峻得不能再严峻的社会现实：全国中小学尚缺校舍7500万平方米，现在校舍中还存有4500万平方米的危旧房，广大农村学校仍然在为实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的美妙理想而引颈企盼；按照国家教委标准配齐了教学仪器设备的中小学不足10%；教师的工资收人偏低，全国360万民办教师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理论上反复阐述的太阳底下最令人羡慕的教师职业，其实并不令人羡慕，每年全国流失的在职中小学教师和未到岗位的各类师范毕业生达10多万人……座谈会，演讲会，讨论会，时不时有君子、贤能们发聋振聩的疾呼……报纸上，刊物上，文件上，也少不了刊载关乎教育兴衰的各种宏论……国人皆忧心，忡忡复忡忡！
1989年3月24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其间例行举办的有关教育专题的新闻发布会。
教育投入和教育经费两项，自然成为中外记者们百问不厌的热点话题。
面对记者们密雨般的“问题”袭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端坐台上，当场握笔与大家一道认真地算了一笔账：1988年，国家教育经费的财政拨款为323亿元，加上各类社会集资101亿元，当年总计教育投人为424亿元，人均41元4角4分，折合成美金为11.2美元。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一份最新调查统计年表表明：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均教育经费为11.2美元，在全世界排名中倒数第二。
尽管国家财政竭尽全力，对教育投人的资金年年有所增加，仍然赶不上人口的急速增长。
会场上众皆愕然！
住房——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
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恰恰是住房，无一例外地成为困扰大多数市民的一道生活难题。
“找房子比找老婆难”——老百姓的调侃一点不夸张。因无房一年、二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结不成婚，或者结了婚直至生下孩子而夫妻双方仍住在各自的单身集体宿舍内，要不就干脆俩人晚上都住进办公室去……这类听似荒唐事，其实并不稀奇。
更有甚者，当治安保卫人员在公园幽静的角落“抓获”有越轨行为的少男少女时，人家却大大方方地向你亮出大红的结婚证书，结果落得双方都尴尬一场。
至于中国人为分房而争吵而打破头而使出十八般招数的“文唱武打”戏，早已是人们司空见惯、常演不衰的保留节目了……政府有政府的难处：中国近十年来全国城镇住宅基本建设投资多达2600亿元，建成住宅面积13亿平方米，建成5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2500个——数字不可谓不辉煌。
老百姓有老百姓的难处：第一次全国房屋普查结果表明，全国城镇还有缺房户多达1054万户，占被调查总户数的26.5%，即有1/4多的住户缺少房屋；其中，无房户又有130万户，占了3.21%—问题不可谓不严重。
这是一对耐人寻味的矛盾现象：前所未有的建房奇迹与前所未有的房荒并存！
以北京市为例：一幢幢比肩高耸的大厦正由前三门、建国门、地安门等三环内地域向三环外地域快速延伸扩展，昼夜隆隆轰鸣的推土机声便是有力的证明。1989年，北京市政府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终于完成1000万平方米的基建面积，其中属于可供居民住宅用的建筑占到了半数；然而，经北京市现有的1000万居民一除，人均也就只有0.5平方米了。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的名句成千古绝唱：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今日的现实是，纵有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未必俱欢颜。全部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这是一曲难唱的“僧多粥少”的咏叹调啊！
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时下的说法是：“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粮食之重要，国人皆知。
拥有1.07亿人口的内陆大省四川，素有“中国粮仓”之称。因而有诗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未治蜀先治。”
“中国粮仓”现状如何呢？
四川省“七五”期间人口生育计划指标没有完成。进入“八五”以后，每年将有142万女青年步人婚育期，育龄妇女达到322万人以上，其中20岁至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的比率平均为41.25%，比全国高出3.5个百分点，每年将有230多万新生儿降临人世。
1989年，四川粮食产量曾创历史最高水平，但全省人均占有粮食却因人口骤增反而比1984年时低了22公斤。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到2000年，四川全省人口如能控制在1.2亿人（实际上已不可能），按世界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的标准计算，则平均每年必须增产粮食9.2亿公斤。四川农业部门发出警告说：全省粮食单产每公顷比世界平均水平已高1400公斤，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再要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已十分艰难。显而易见，“中国粮仓”有朝一日会被不断增多的人口的“口”所吞没——这并非危言耸听！
毫无疑问，十年大刀阔斧革故鼎新的改革和开放救国运于既倒，使中国经济开始走出了贫困的低谷。
人口——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挑战性的障碍。
犹如“经济巨人”穿上了紧身衣！
1990年3月24日，日本贸易振兴会海外调查部部长汤泽三郎，在《日刊工业新闻》上发表题为《从人口问题看中国改革》的政论文章，文中不乏真知灼见，颇值得国人一读——
“中国的人口每年以超过1600万的速度在增加，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新增加的人口相当于整个阿富汗的人口或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
“要想让如此迅猛增加的人口吃上饭并有工作做，没有长远的对策是不行的。
“从人民公社的解体到农业耕地的租赁，这个转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业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加到目前的4.2亿吨。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每年的粮食消费也增加了1000万吨至1500万吨。从1981年起，中国重新变为粮食进口国，1989年粮食进口额达30亿美元。
“今后，农业生产已不可能取得显著的增长，理由是耕地面积越来越少和农业生产率下降。4.5亿多的农业劳动力，总是在寻求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以吸收劳动力为目的而推行的经济开发，主要集中在耕地面积广大的沿海地区，结果，往往导致耕地继续减少。
“提供就业机会的开发，当前代价很高。耕地面积的减少，除了导致粮食进口的増加外，还扩大了开发所需的原材料、机械和原油的进口量。1985年到1989年，机械进口额是60亿美元，工业原材料的进口额是35亿美元，两者都在逐年增加。
“人口增加导致粮食进口的增加和工业原材料等进口的增加，这需要大量的外汇。于是，必须以促进出口为主要任务，才能确保外汇来源……”
日本学者的分析起码证实了这样一点：人口的急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十年改革和开放所获取的来之不易的成果！
西方经济学家则戏说：人口增长速度如此快捷，即使中国的这块“蛋糕”做得再大，也要被越来越多人的“口”所吃掉……
第四集 人与地球
1981年8月，地球的友好使者“旅行者2号”在神秘的土星上周游一圈之后，发回了一则令人懊丧的消息：至此，人类企望在太阳系星座上寻找伙伴的工作，以彻底失败而终结——太空科学勘察所获取的成果一再表明，别的星球上没有水，没有大气，或者温度不适……总之，没有具备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一切基本条件。
人们臆想的所谓“天外来客”，纯属子虚乌有！
作为人类，我们是幸运的。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外形如鸡蛋的椭圆球体——地球上，它的表层和深处分布着水、空气、土壤、植物、动物、石油、煤炭、金矿、铜矿、铁矿等各种资源，又从太阳那里吸取光和热，以供给一切生命繁衍生息。
作为人类，我们是偶然的。
正如同一位哲学家所表述的那样：“地球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尘埃。地球在宇宙中的出现是偶然的。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也是偶然的。于是，我来到人世间，便是三重的偶然。”
我们既幸运又偶然——我们这样认识了宇宙和自己。
那么，我们将怎样同相依相存的地球相处呢？
这是一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肃课题。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读懂了其中深奥如利刃的法则一如是，不能不说是人类之一大悲哀！
巨大的人口数量和远不算高的人口质量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投影于自然界，就表现为恶劣的生态环境。恶劣的生态环境，反过来又恶化着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
历史有鉴于此：我国曾开通欧亚贸易大门盛极一时的古丝绸之路，皆因几度毁林拓荒、滥垦滥牧，往昔叮当悦耳的商队驼铃声早已湮没在今日“千里陇原，一片赤地”的死寂荒漠中——这便是大自然法则的严酷惩罚！
问题的严重还在于——沧海桑田，千年变迁，我们却并未从先辈的阴影中走出来！
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为12.7%，略高出世界平均覆盖率22%的一半，排名于世界第120位，仅优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西亚、非洲少数几个沙漠国家。然而，随着人口压力的不断加大，这个已经显得很可怜的数字，也像暖春后的雪峰在被无情地消融。
在东北，素有“长白林海”之称的我国最大林区长白山森林资源，出现了严重的采育失调。森林主体正以每年3.5万公顷、500万立方米的速度消失。伊春林区年产原木500万立方米，而当地居民一年就烧掉300万立方米；若用来造纸，每年可创3亿元以上的利润。黑龙江森林工业管理总局所属的40个局，8个局资源已趋枯竭；1987年，又添大兴安岭一场特大森林火灾，受害有林面积达87万公顷，过火受害林木总蓄积量达3960万立方米……若不迅即采取抢救措施，到2000年，黑龙江省将面临天然屏障遭破坏、森林工业经济崩溃、生态危机全面暴发的可悲局面。
在西南，四川是我国主要林区之一，过量采伐同样十分严重。据有关专家估算，砍伐与更新之比约为十比一。当地有识之士将企业、集体和个人进行的“剃光头”式的胡砍滥伐，称为“五把斧头砍树，十条胳膊分林”。若任其恶性发展，不久的将来川西势必沦为一片不毛之地。
西双版纳和海南岛，是我国著名的两个热带森林区，境况也不妙。前者的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60%降至目前的30%；后者，解放初期天然林面积占全岛面积的35%，时至今日，已跌到不足7%……大规模的森林被毁，滥垦山地，以及不适度的围湖造田。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轮番而至的水旱灾害。
长江上游森林植被锐减的后果，导致长江将年平均5.8亿吨的输沙量带至中游地区，大部分泥沙淤积在荆江段和洞庭湖内，致使荆江段河床高出地面10米左右，洞庭湖湖面则缩小了一半。
黄河更甚，年输沙量已达16亿吨，几乎相当于全世界所有河流总输沙量的一半；黄河每立方米河水里竟含有黄沙37.7公斤，而尼罗河只有1公斤。外国学者惊呼：“中国的主动脉大出血！”
目前，黄河河床在一些地段已高出地面3至10米，成为一条空中悬河，一旦遭到特大洪水的冲击，估计流量将超过每秒22300立方米，随时有溃堤危险，黄淮平原上的各类设施将毁于一‘旦。
1991年夏季，淮河发生的那场特大洪灾，国人犹心有余悸。事后，专家、学者们从人口增长和经济生产发展层面反思时指出：淮河流域相对狭小的空间，却滋润和养育了占全国1/8的耕地和人口，全流域有效灌溉面积达1.1亿亩，粮食总产占全国的1/6，棉花和油料各占全国的1/4；近年，行蓄洪区内人口增加了2~3倍，淮河干流“中梗阻”的主要原因就是人水争地——于是，灾害中人受尽了水的折磨，而这悲剧皆因人先折磨了水而起。
据统计，全国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6。新中国成立以来，已有8个省307个县6.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变成沙漠。目前，仍以年平均15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至2000年，又会有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被肆虐的黄沙所笼罩，它的面积略大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再来看看人们须臾也离不开的水。
我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约26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名列世界第84位，算是一个贫水国。
长期以来，我们曾形成这样一种错觉，以为淡水和阳光、空气一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现在，人们才醒悟，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我国淡水资源的消耗量同20世纪50年代相比，已经翻了好几番。在方块汉字中出现“水荒”这个词，也只是近几年的新鲜事。
据史籍记载：天下名泉趵突泉三洞齐射，升空翻为三堆白雪，飘飘洒洒，袅袅婷婷，疑是落英缜纷。古人云：“三窟并，浪花四溅，声若隐雷，势如鼎沸”，可见其妙矣。
随着济南城区人口的急剧膨胀，市民用水量和工业用水量不断增大，不得不将掠取的目光投向地下。20世纪60年代，济南市区每天开采地下水9.1万吨；进入80年代后，每天抽取的地下水量猛增至31.3万吨，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最后，终于导致千年趵突泉断流停喷，是为悲哉！
掠夺性的地下水开发行为，同样造成京津唐地区地下水十水九空。皇皇京都，人均占有水量只有470立方米，仅占全国人均水量的1/6、世界人均水量的1/25，在120多个国家的首都或主要城市中居百位之后，难怪几年前一些专家就有迁都之议。
大上海如何呢？由于每天开采地下水达1亿多吨，结果引起严重的地面沉降，有些区域因“陆沉”已造成房屋倾斜、工厂机器设备错位，严重危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在，每年不得不向地下强行回灌，才能勉强控制住地面继续下沉。
全国各地不断拉响缺水警报。据有关调查资料表明：我国400多个城市中，不同程度缺水的近200个，其中严重缺水的达40多个。
毫无疑问，控制人口增长成为保护水资源的至关重要的战略性措施！
土地——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
土地——人类的伟大母亲，她所能养育的“子女”并非无穷无尽的。
在中国，土地的沉重，实质上来自沉重的人口负载。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4.68亿亩，人均占有耕地2.7亩；时至今日，人均占有耕地已不足1.3亩。
太湖流域，40年来人均耕地从2.2亩降至1.1亩3当下降到低于0.8亩时，产粮仅能自给，长江三角洲上这块我国著名商品粮基地，从此便要摘下牌子。
福建耕地，全省总计2000万亩，人均0.66亩，仅为全国人均耕地的一半。福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每年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和农村建房占地约6万亩，而全省人口平均每年增加53万人，这一减一增的结局，势必只能加倍盘剥地力，使土地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广州市，过去六年市郊及市属8个县耕地锐减12万亩以上，相当于从地图上一下子抹掉了有20万人口的新丰县的耕地总面积。
温州地区，近年来农民占地造坟之风愈演愈烈，似有一发不可收之势。从金华驱车东进，映人眼帘的新坟层层叠叠；在雁荡山山脉东麓，一座新坟竟占地达130平方米，毁坏植被约150平方米。
有专家测算：我国耕地面积以每年817万亩的速度减少，两年半即消失掉一个福建省的全部耕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减少的耕地面积已相当于一个法国、两个英国或三个半日本。
我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华夏民族的这位母亲真了不起。然而，她已被压搾得气喘吁吁了！
在此，不能不向国人呼吁：体恤体恤“土地母亲”吧！
如果说，森林资源萎缩，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锐减，大片国土沙化，地下水日益枯竭……尚主要是给我们的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个难以逆转的困境，那么，眼前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令人心悸的环境污染，则已经将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残酷地拖拽进一个巨大的排污口内。
人口众多，排泄给社会的废旧物资也多。
天津市。全市一年的工业垃圾322万吨，生活垃圾160万吨，如果不加以清理，不出50年，便可将153平方公里的市区埋没在2米深的垃圾山之下。问题的严重还在于，目前天津市的垃圾正以年平均15%的速度增长。
上海市。全市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一年多达730万吨，每10天的垃圾，便能堆成上海国际饭店那么大的体积。
还有一则消息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官员们惊奇地发现，从航天卫星发回的地球照片上，已找不到中国的本溪市。在该市43.2平方公里的城区，排污企业竟达200多家。“黑龙”“黄龙”“灰龙”一齐在市区上空翻滚腾舞，遮天蔽日，密布成一层厚厚的悬浮颗粒物……据国务院农业部在“六五”世界环境日纪念会上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国家每年因生态破坏造成的农业、森林、草场、水资源等诸方面的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两项高达860亿元。
美籍华人科学家、宇航员王赣骏博士曾从太空中窥视地球，他显然被感动了：“啊，地球，像个亮蓝色的玻璃球，上面还有星星点点的绿色、黄色、棕色……千姿百态，宛如博物馆里一颗珍藏在锦盒内的明珠。”
地球是厚爱的，她孕育了无数层次的生命。
地球的厚爱又并非无边的。
地球养育了人类；人类的迅猛繁衍，势必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向地球巧取豪夺；被掠夺过量的地球，又反过来给予人类更加严酷的制裁一-这是一个怪圈！
这就提出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命题：地球的“人口承载量”。换句话说，人类必须依允地球的许可来安排生活，人类必须依据地球的有限资源来制定新的人口政策。
有一名为《命运与共》的流行曲，旋律悲抢，如泣如诉，歌中这样唱道——
这地球累了，露出愁容，它载着我们，艰难地运行……
早在1968年4月，意大利经济学家奥莱里欧·佩切依博士在罗马猞猁科学院“罗马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就曾以异常沉重和冷峻的语调致辞：“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讨论一下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人类是否还有能力让世界的末日推迟几年到来……”
从11亿人口的角度上说，我们拥有1/3的亚洲、1/5的世界。
也正是从11亿人口的意义上说，我们对与人类命运与共的地球更加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五集 人口素质
1971年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发展研究所举行的“发展中的选择”讨论会上，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痛苦历程时，曾说过这样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人的心理状态。”
班迪博士所指的一个民族的人的心理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民族的人口素质。
人口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在中国，人口数量膨胀已极大地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犹如在一只腾空奋飞的大鹏鸟的翅膀上系上一块沉甸甸的铁砣——这一浅层面的道理，在支付出昂贵的代价之后已在全社会基本达成共识。
在中国，人口质量危机同样在现代化进程中设置了一道道屏障一-犹如关山万重、恶水阻隔，使得共和国列车步履蹒跚——这一深层面的道理，时至今日却并未在全社会引起足够的关注。
人口质量亦即人口素质。它起码应该包容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等三个方面。
数字是枯燥的，又是沉重的，沉重得像一座大山。
我们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
文化科学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核心。
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水准，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文化科学素质水准。
国家所规定的文盲、半文盲标准是：15周岁及15周岁以上农民识字不足1500个汉字者，城镇居民、企事业职工识字不足2000个汉字者。根据这个标准，我国现有文盲、半文盲约2.3亿人。其中35岁以下的文盲（亦即青少年文盲）占文盲总数的30%左右；每年又有200万新文盲加入这支愚蠢的大军。我国的文盲率为15.88%，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比如北美国家的文盲率仅有0.5%，欧洲国家的文盲率也只有2.2%。
我国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虽已达到95%，但还有500万学龄儿童没有入学。我国的中学入学率才达到30.75%，大学入学率为16.98%。而美国的中学人学率高达99%，大学入学率达到58%；日本的中学入学率达到92%，大学入学率达到30.2%。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为例：美国为531.3人，日本为206.5人，我国才11.8人，低于印度的70.5人、埃及的123人。
近年来，农村小学、初中的流失生不断增多，从而成为“廉价的小徒工”。他们去从事普通工、挖土工、搬运工、纺织工、无照商贩，或沿着城市公共汽车线路一路拣拾遗弃在地上的废旧汽车票，或终年在乡村私人承包的小块土地上从事农耕劳动……这样，使得童工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
在北京，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肩上挑着棉絮的孩子们，在大街小巷穿行，甚而挨家挨户叩门大声吆喝兜售他们的棉絮，每卖出去一个即可净挣2元钱。据估计，常年在北京从事这项买卖活动的儿童，至少有2000至3000人。他们差不多全都来自浙江省，绝大多数没读完小学就出来“闯荡”社会了——这“小徒工”连给自己父母写信的能力都不具备。
在富裕的浙江省，很多“家庭作坊”都雇用童工，其中有一多半是女童工，最小的只有10岁。据报界披露，小城金乡就有400多名儿童在服装厂里做工，其中有半数以上的孩子不识字。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位代表说：“没有关于童工的官方统计数字。但是，很容易估计出童工的数目，因为人们知道中国至少有3000万儿童没有读到小学毕业；另外，有5%的儿童是文盲。”
显然，中国存在数量巨大的文盲是中国许多不文明现象、野蛮现象的重要根源之一！
我们再来看三则耐人寻味的调查数据。
——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2.4%。其中城市妇女的生育率为1.3%，农村妇女的生育率为2.6%。农村妇女的生育水平恰好高出城市的1倍。
——我国的文盲、半文盲人口92%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而农村的多孩率则是城市多孩率的15倍。
项对50岁以下的妇女按文化程度分类统计表明，平均生育子女数分别是：文盲5.86个，小学水平4.8个，初中水平3.47个，高中水平2.85个，大专水平2.05个。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令人惊骇的：愈穷愈生，愈生愈穷；愈愚愈生，愈生愈愚！
这不但直接造成我国现有人口总体科学文化素质的下降，而且必定将导致我国下一代人口总体科学文化素质的继续滑坡……人口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基础。
现代化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对人口身体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毫无疑问，随着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迅速发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泛推广，以及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我国人民的身体素质普遍有了增强，人口病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度上升。昔日，中华民族被异邦污指为“东亚病夫”的状况早已不复存在。
在此，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我国人口身体素质的另一个负面——
据1987年4月1日进行的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推算：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约有516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有残疾人的家庭约占到社会家庭总数的1/5，比例之高令人咋舌。
听力残疾患者1770万人；
智力残疾患者1017万人；
肢体残疾患者755万人；
视力残疾患者755万人；
精神残疾患者194万人；
综合残疾患者673万人。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在这5164万残疾人当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由先天性遗传疾病所造成的。
有关医学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有各种先天缺陷患者3000万人，其中0岁至14岁儿童智力低下总患病率为1.07%，他们中间又有2/5属于较重低智患者，这就意味着约有160万程度较重的弱智儿童需要社会特殊照顾。
我国每年约有38万肉眼可见的异常婴儿出生，约有85万婴儿有生理缺陷，先天致疾率已超过50%。天津市儿童福利院近年来收养的弃婴，年递增率为33%，其中除一部分健康女婴外，绝大多数属痴傻、严重畸形婴儿。
在农村，不少边远山区连最基本的接生设备都谈不上。正如一顺口溜所唱的：“一盆草木灰，一个棉花套，一把小剪刀，再熬水一锅……”可想而知，在广大农村边远山区病残新生婴儿的比率，只能是一笔谁也说不清的糊涂账。
在全国3.8亿少年儿童中，由遗传因素等原因造成的残疾及低智者占到3%，高达1140余万人。
就健康状况而言也不容乐观：我国青年中营养不良者占28.9%，少年中则占到36.16%。有关专门机构曾进行过一项独特的调查：中国男女儿童在12岁时，身高比日本同龄儿童分别低7_2厘米和5_75厘米，体重轻9公斤。
儿童的状况困扰我们。
老年人的状况也同样困扰我们。
每天清晨，人们都能观赏到这样一幅生机盎然的都市社会景观：晨曦微启，大街小巷欲醒未醒之际，各处含苞带露的公园里，或枝叶扶疏的街心绿地上，早已汇聚起成千上万舒展手臂、扭动腰肢、做出种种“高难度动作”的老人们这就是被西方社会形象地戏称为“白浪潮”的人口老龄化现象。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前景是：目前已拥有9315万年逾花甲的老年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4%；到20世纪末，这支“队伍”将扩展到1.4亿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0.8%。
按照联合国制定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就算是老年型国家——这表明我国将很快正式步入“老年型”国家行列。
预计到公元2025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将激增至2.8亿人，届时，全国平均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我国人口老化速度之快，与世界公认的人口老化最快的日本并驾齐驱。
人口快速老化除了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老化与不足，最终必然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外，日渐庞大的老年群体，也势必向社会提出越来越多的各项特殊需求……最令人忧心的是：中年知识分子普遍身体素质差。
中年知识分子（36岁至55岁）承前启后，身负繁重的技术业务和各级行政领导工作，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据九三学社对550名中年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有40%的人患有各种慢性疾病。大连市的调查结果更加令人不安：患慢性病者占72%，健康者只占16%，因病经常不能上班者占11%。另据有关部门对全国29个省市近4万名中年科技人员体质抽样检查，现46岁至55岁年龄段科技人员的患病率高达61.64%。他们中不少人在工作中长年超负荷运转，劳累过度；或营养失调，缺少运动，以及心情不舒畅，结果导致中年知识分子早衰、早逝现象十分严重。
报刊上披露的有关“英才早逝”的消息令人触目惊心：仅1987年上半年，中国著名数学家张广厚（50岁）、钟家庆（49岁）、董泽清（51岁），著名地质学家曾庆丰（54岁），著名化学家黄敬坚（53岁），著名声学家施仲坚（50岁）等相继谢世。在对北京科技人员相对集中的海淀区各类死亡人员的调查、分析中发现：越是出成果的中年科技人员，其死亡率越高。
中年被称为“黑色年龄”。可叹的是，我们一再上演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一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竟然是老年知识分子的两倍多！
一张张讣告！
一份份死亡通知书；
一阵阵揪人心肠的哀乐；
一双双泪花闪闪的眼睛；
还有一声声迟到了的感叹……“小皇帝”“小太阳”一类称谓，已成为中国独生子女再恰当不过的代名词。
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全家一齐围住一个“小太阳”团团转，多多地做衣服，多多地买巧克力，恨不得把百货商场里所有琳琅满目的儿童玩具都搬回家，只可惜不能再将天上的月亮摘下来了……百般迎合，千种娇宠，万分讨好，使得不少独生子女患了“四二一”的综合征。
三十年后、四十年后，这些独生子女必然要主宰国家的命运。家长们也许并未意识到：我们今日所做的一切，是在续写一部中华民族的未来史啊！
自然资源的匮乏，并不能阻止一个国家向现代化高度跃升一日本国的发达便是最好的实例。
巨大的人口数量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严峻的人口质量难题一中国并不等于拥有了人世间最可贵的财富。
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精辟地论述道：“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我们在此大量实录了众多有关的统计数字，并非要展览中华民族的悲哀一而是为着警醒国人：提高人口素质直接关乎中华民族的成败兴衰啊！
第六集 “超生游击队”
在1990年新年之夜，著名演员宋丹丹、黄宏联袂表演喜剧小品《超生游击队》，全国不知有多少个家庭团聚在电视荧屏前，老少妇幼一齐前仰后合，捧腹大笑。
然而，当人们大饱眼福，笑够了，笑累了，笑出了眼泪，泪水不知不觉地顺着脸颊流淌下来……你会突然感觉到一种苦涩味种巨大而深刻的酸楚漫上心头！
人们感觉到苦涩和酸楚——是因为一部更为恢宏更为辉煌更为多彩多姿、惊心动魄的社会大剧，正在生养了炎黄子孙的华夏大舞台上如痴如狂地上演着。随着改革开放带来商品经济大潮的迅猛崛起，木匠、鞋匠、篾匠、铁匠、裁缝匠、泥瓦匠、磨刀匠等农村的能工巧匠们，纷纷涌人城镇的个体经营业，个体从业人员以年平均76.3%的速度递增，目前已激增至近千万人。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经济活动多元化，给以“超生”为主要目标的流动人员提供了众多的生计手段和足以回旋的生存环境。不少腰缠万贯的“新大亨”们，就属于“超生游击队”中的骨干力量。
目前，城乡流动大军除尚无能力占据空中领域外，一般分水陆两路齐头并进，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只要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地盘，他们都不舍千里万里，长途跋涉，安营扎寨，尔后稳稳当当地生养出一个又一个计划外的男孩或女孩。
人们称陆路这一翼为“陆上游击队”！
这里恐怕算得上是当今中国一支最庞杂的流动群落了，据说有数千人之众。他们中不少夫妇牵着背着抱着三四个年龄参差不等的孩子，日散夜聚，风餐露宿，在水泥地上铺块塑料布、凉席或被单、破麻布片，再将旅行袋一类不多的杂物枕在脑袋下，便算是有了“临时户口”。大概人生经历的风霜雨雪太多太多，早已随遇而安，他们几天悲戚愁苦之后，似乎也过得颇怡然自得。
试想，连国家法令在这个流动群落里有时也是无可奈何的，那么，计划生育的有关条例呢，在这里不更是形同儿戏？
在昆明市长达两公里的青年路上，竟然一字摆开上千个个体经营的摊点，个体户的孩子们在摊点间三五成群追逐戏耍，热闹非凡。据青年路居委会的干部介绍说，这些外来的个体户普遍超生，有的甚至已生至第四胎或第五胎了。一个来此地经商的f南妇女，虽然生了五个女孩，但她扬言还准备再生。
至于城乡接合部，外来个体户的居住人数更多，超生现象更严重。一般是男人进城做生意挣钱，留在家中的女人，不是怀胎挺肚的，就是拖儿带女的。可谁也管不了，谁也不想管。
济南英雄山下，时值酷暑，山坳下散落着星星点点几十处修鞋匠的摊子，每一处摊子的破旧凉席上睡着的全是伸胳膊露腿的孩子，少则一两个，多则四五个；大的已有五六岁，小的才只几个月。这些孩子的父母多数来自浙江、江苏和安徽等省农村，到济南谋生已有三四年之久。
一位年轻妇女同前来采访的记者之间的对话颇值得玩味——问：“这孩子是第几胎了？”
答：“这是第三胎，老大、老二都丢在老家了。”
问：“你们老家计划生育抓得紧吗？”
答：“紧着哩！可跑出来生，他们也就没招儿啦。”
问：“超生罚款吗？”
答：“罚，罚得狠哩，俺不在乎，多吃点苦三两个月也就挣回来了。”
问：“在济南生孩子，没有准生证，医院肯收吗？”
女人嘿嘿一笑：“医院可不管这个，只要交钱就行。有时为了讨个方便，就多塞点。”
问：“你们老家跑出来生孩子的人有多少？”
女人乐了：“多得没法说。反正能跑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谁也不会待在家里受罪。”
记者哑然……自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海南省首府海口市便八面来风人潮鼎沸。
当延揽四方人才的渡轮一艘又一艘靠上海口码头，海南敞开胸怀迎候前来特区的一展雄姿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工程师、教授、学者、作家、演员、新闻记者、企业家以及各怀动机的谋职者时，一支人数颇为可观、囊括了五湖四海的“超生游击队”，同时也顺利完成了一次从内陆跨海越洋的战略大转移。
特区建设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冒出的“工棚”，成了最理想的超生“保护区”。在海南机场营区内，你会看到一串首尾相接的工棚，居住在这里的民工平均年龄35岁上下，大多数人正处于生育髙峰期，大多数人也正是为着“超生”而来的。
据海南省卫生厅、省人口局的粗略统计：1989年海南办特区第一年，全省超计划生育的婴儿就多达10万人……“水上游击队”——顾名思义系指借助舟楫、船桨，以江、河、海等水域为主要活动场所的超生流动群落。
相对而言，“水上游击队”较之“陆上游击队”在行动上更加机动、灵活、隐蔽、迅捷。
20世纪60年代，电影歌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曾风靡天下，家喻户晓。
90年代，在微山湖上捕鱼捞虾的人们，对着迷蒙水天嚎着嗓门唱的是：“下雨天，造人天……”
今日的微山湖，已然成了“超生游击队”得天独厚的“水泊山寨”，方圆660平方公里的湖区是他们的“自由世界”。当地的渔民们和流人此地的外来户，他们想生就生，想生多少就生多少——生孩子成为无计划的完全属于个人好恶的事。
政府想管很难管，政府真管也管不了。
一条小船随便钻人哪片芦苇荡，便像泥鳅遁人湖底一般；再者，今日渔民们操作的小船，大多数已装上了发动机，只要马达一响，“突突突……”一溜烟驶离微山湖，苏杭数百里水路来无影去无踪。
据有关消息透露：微山湖一带超生没编人户口册的“黑孩”已逾万……浙江省大陈岛，这颗镶嵌在浙江省中部沿海大陆架上的“东海明珠”，帆影点点，炊烟缭绕，岛上居住着5200多渔民。
每天清晨，大陈岛的喧闹繁忙是随着太阳一起从海面上升起的。从椒江、温岭、黄岩、临海、三门、乐清、苍南、象山等隔海相望的市镇，再加上远自江苏、上海、福建等省市穿越滚滚风涛前来捕捞的流动船只，一列列，一排排，多达数百条，船上载着数千人，恍如从海上又漂来一座大陈岛。
若逢鱼汛季节，更是空前壮观，两三万外来渔民云集于此，把整个小岛闹得沸沸腾腾。这些个流动渔船大部分是个体船，许多人驾舟远渡就是为着“超生”而来的，生完就走，下次来了再生，生上三胎四胎也不嫌多；还有人干脆制定长期战略措施，在岛上借宿空闲房屋，男人出海捕鱼，女人在家生子在江苏省扬州市，农民杨氏夫妇已生有两个女孩，他们誓要再生一个男孩。村里计划生育抓得紧，咋办？苦思冥想数日之后，杨氏一拍脑门：“有啦！”他即刻变卖掉所有的家产，买回一条机帆船，又将两个女儿送往丈母娘家，夫妇俩便扬帆远行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船在京杭大运河上往返漂泊，或捕捞，或运输，生完一个孩子即送回丈母娘家一个；前方、后方绝对配合默契，直至生到第六胎果真生出一个男孩，夫妇俩才像凯旋的将军一样挂桨归田。
扬州市曾抽调大批干部进行摸底调查，初步查明有个体流动船只33000多条，从业人口约15万人，活动范围达十多个省市。这些船老大生遍天南海北，他们的口头禅是：“要得养，买挂桨！”还有一广为流传的民谣更为形象贴切：“年年想生年年生，处处无家处处家，只要河流水不断，跟着流水走天下。”
全国“黑孩”知多少？
据1989年3月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统计：全国一孩比例只占到每年出生婴儿的52.55%；二孩比例在30%上下。全国出生人口的计划生育率不到60%。近几年平均每年有900万计划外婴儿出生，每年出生的多孩人数超出300万。
全国多孩率最高的省区依序是：新疆45.43%，海南33.73%，广西29.97%，宁夏28.40%，贵州28_30%。
如果我们把这五个省区分别标在祖国的版图上，一眼可见，它们是分布在祖国的边远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这种官方统计数字对于散居、隐蔽在全国各地旮旯里的“黑孩”们，往往是无法包括入内的。
换句话说，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黑孩”的重负加在祖国母亲瘦弱的肩胛上！
大多数“黑孩”可以说是流动人员（亦即“超生游击队”）的“杰作”。
流动人员人户分离，行踪不定，流动性大，婚孕产难掌握，综合节育措施难落实，奖惩规定难以兑现，使得密如蛛网的国家计划生育管理体系也难免挂一漏万。
于是，准确地查清全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分布和从业状况，成为开展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果。
依此制定一整套对全国流动人口综合管理的法规，使之纳入国家计划生育的正常轨道，便成为一项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必不可少的战略性措施！
第七集 天下第一难
中国的事纵有千难万难，计划生育为“天下第一难”。
计划生育难，难就难在转变人们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生育观念。
上联：家藏万金不富；
下联：生有十子无嗣。
横批：无后为大。
这幅充满谐趣、在民间广为传诵的对联，给人们什么启示呢？
自从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训诫之后，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宗法观念，世世代代一直如绳索一样牢牢捆住了中国人的灵魂，进而淀积为民族心理深层结构中摇撼不动的永固大厦。
也正是在这一社会各阶层共同严格恪守的道德规范的涵盖下，男子——成了“种子”“根”“苗”“香火”“顶门柱”，老人死后坟头上的“哭丧棒”等代名词——成了家族乃至国家人丁兴旺的唯一标志（在这种观念制约下，显然女人被忽略不计了。
于是，“九个闺女不如一个瘸腿儿”“无儿便是倒灶门”……生男孩始终成为中国人生育追求的第一目标。
历史的巨大惯性一直延续至今天！
西北。一农民一个接着一个地生下女儿，他誓要生一个儿子。为了防止计划生育手术队将妻送到乡卫生院做人工流产，他特地在屋后的黄土高坡上挖了一窑洞穴。洞穴长且深，里面铺上干草，并备好了供长年食用的各种干粮菜蔬，妻子一怀上孕就住进去，一住几个月直至生产后才重见天日。如法炮制，他家的三丫头、四丫头、五丫头、六丫头四个女儿全都降生在洞穴里……北京。郊区某农户因超生被罚款3000元，他心中窃喜：“花3000元买了个‘议价儿子’，值得呀，值得！”儿子做满月那天，夫妻俩将双方的三姑六姨、远亲近朋，以及乡亲乡邻老少爷们全都请了来。高朋满座，喝酒划拳，做父亲的怀抱着新生儿，喜滋滋地向众乡亲频频施礼，尔后郑重宣告道：“俺琢磨好啦，现今国家时兴对外开放，俺这个儿子就起个日本人的名字，叫‘三千一郎’！话音落地，满座欢腾，鞭炮齐鸣……”
安徽。某乡计划生育小分队获得十分准确的情报，深夜来到一家“钉子户”，准备凭三寸不烂之舌做通思想动员工作，却发现长期躲藏在外、傍晚才潜回家中的孕妇不翼而飞了。伸手摸摸床铺，床上的被褥余温尚存，人会跑到哪里去呢？事后才知道，孕妇的丈夫早有周密的准备，在床下挖了一个地道直通后院的柴房，地道口用一块木板遮盖着，那天晚上刚听到叩门声，丈夫知不妙，急忙翻身下床，手脚麻利地移开木板，妻子就从地道里顺顺当当地逃出去了——这一细节颇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故事山东。蓬莱县有一个“先富起来”的农民专业户，主动向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7万元人民币，并声明其中的2万元用作自己今后的超生罚款，另5万元则赞助县里建一个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因为他看到县计生委的办公条件和医疗设备实在太简陋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无疑给计划生育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过去生产队是一级经营单位，农民被管得死死的，计划生育工作也被抓得死死的。
如今，农民们被松绑了，计划生育也似乎被松了绑，土地上的自由经营，经济上的自负盈亏，致使一大部分农民总在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生育上的“自负盈亏”。
于是，全中国的农村基层干部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拿起了一件笨拙而原始的武器——罚款一罚款其实并不是灵丹妙药。
对于富裕地区的农民来说，有的干脆变“罚款”为花钱买“合法”：我出钱，我多生，似乎占了理谁也管不着。
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无论罚多罚少，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虱子多了不怕咬”，你罚你的，我生我的，双方打的都是“空对空导弹”。
还有一些交不出罚款的农民，干脆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加人规模日益庞大的“超生游击队”或“超生盲流群”行列……对于在广大农村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基层干部来说，一种人是不愿得罪群众，采取说假话、虚报数字应付上面，致使计划生育系统的人口统计数字严重失实。
另一种是敢抓敢管，必然出现强迫命令，处罚面越来越大，干群矛盾日趋尖锐化。
要想转变几千年世代相沿的积习，谈何容易啊！
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和传统文化观念共同浇铸下的土地，深深植根于这块土地上的封建老树结出的苦果：“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思想，互为因果地编织成一个可悲而又可怕的怪圈——
一方面，极大地刺激着人们（尤其是农民们）的生育欲望和生育热情。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全面实施十几年了，我国80.21%的家庭仍然生育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
另一方面，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又迫使人们（尤其是农民们）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生男流女，而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无形中也给予了帮助。不少孕妇利用医院的B超和羊水化验等科学手段鉴别胎儿性别，特别是二胎以上的生育者，一经发现是女性，就做人工流产，若发现是男性，就想方设法生下来。很多地区甚至一再发生溺弃女婴事件，遂造成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目前，我国女性儿童比男性儿童少了2.2%，依照这个比例推算，当他们长到23岁时，将会有4400万个讨不上老婆的光棍汉……计划生育是中国的既定国策。
没有犹豫，没有退路——计划生育工作再难，也必须毫不松懈地花大力气抓下去——客观、公正地说，已经抓出了很大的成效。
计划生育可以称之为一场“生育率的革命”。
总和生育率（TFR）是评价一个国家计划生育成就的重要指标之一。
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5.68%，降至70年代的4.01%，到80年代又降至2.47%。
在60年代，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始终徘徊在35%上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一直维持在20%以上；自1978年至今，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成功地控制在11%至14%之间。
参照世界人口统计资料：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水平，全球不发达国家是24%·，亚洲地区是22%。这说明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明显低于不发达国家及亚洲地区的平均水平。
在整个80年代，全国共少出生两亿多人。有专家测算，在我国抚育一个孩子，从婴儿出生到16岁，在城市需要2.13万元，在农村需要1.05万元；这少生的两亿多孩子，仅抚养费就为国家节省了3万亿元。
计划生育已令人信服地使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状况，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増长”类型，开始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増长”类型——直接使我国的“11亿人口日”至少迟到了五年。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开展，先得益于一个群众性的全民运动一1978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要求“县以上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精干得力的工作班子，人员列入行政编制”。同时，指明乡、街道一级机构亦必须配备专职计划生育干部。
1980年，协助政府实施计划生育国策的全国性群众组织——“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迄今为止，其各级基层组织已发展到50多万个，已接纳会员达2000多万人。从而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遍布全国、密如蛛网、群众直接参与和介人计划生育工作的群体。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能够取得令人赞叹的成就，有赖于各地各级政府创造性的实践——
江苏省如东县，用改革开放思想统揽计划生育工作，保证了人口生产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1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两番，十年人口出生数累计减少20万人，全县计划生育率达99.74%，并成功地杜绝了多胎生育。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将计划生育工作纳人法制轨道，全区26248对育龄夫妇签订了合同书并进行公证，全区没有发生一例计划生育合同纠纷，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对人口增长的宏观控制能力，计划生育率已达到99.99%。
武汉钢铁公司创造了一套双承包、双考核制度，既承包物质生产任务指标，又承包计划生育人口指标，同时考核生产和计划生育两项工作实绩。全公司独生子女领证率连续六年达100%。
“全国十佳乡镇”——福州市洪山乡，建立计划生育宣传队，大力开展基本国策教育，始终坚持一胎化不变，制度不变，政策不变，常抓不懈，持之以恒，全乡计划生育率达9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至3.66%，连续十年被评为市、省、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克鲁普斯卡娅扫盲奖”和“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称号的山东省五莲县，从抓好扫盲工作人手，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知识，从而有效地转变了农民们旧有的生育观念，计划生育变成了农民们的自觉行动，十年中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3%，低于北京7.92%和天津9.52%的自然增长率，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奇迹。
贵州省从江县占里寨，32年来实现人口零增长，更是令人们惊讶不已。这个侗族山寨于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和八月初一，全寨人聚会鼓楼唱侗歌：“崽多了无田种，媳妇接不来；女多了无银戴，人家不娶她”、“祖公的地盘好比一张桌子，人多了桌子就会塌”、“一棵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就挨饿”……这种文化氛围浓郁的民风民俗，形成了占里人独特的节育习惯。据统计：1956年占里寨人口为675人，1988年仍为675人；直至1990年末，全寨人口也只有695人……中国控制人口增长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对于稳定亚洲及世界人口的增长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自1980年始，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每年捐赠1000万美元资助中国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
1983年联合国人口奖授予了中国；
1983年11月28日，国际“争取更好世界协会”在美国纽约市举行隆重颁奖仪式，授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该年度的“稳定人口奖”；
世界著名人口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雷·寇尔欣喜地指出：中国生育率发生了急剧变化，“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下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的人口学家来华考察后，纷纷赞誉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远见卓识”……
第八集 机会与挑战
20世纪还有八年就要消失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了，在20世纪的窗口外，将迎来一个霞光涌动的黎明……20世纪的历史给予人类留下的馈赠既丰厚又凝重——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控、能源危机、军备竞争加剧，以及最为严峻的人口爆炸压力……于是，全人类共同思索一个命题：“地球意识”一-人类共有一个地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必须十分珍爱地球。
在地球“50亿人口日”来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呼吁犹然在耳：“人们既不应受贫穷之苦，也不应该把贫穷传给子孙后代……为了50亿公民，为了我们大家分享全球的未来，我们必须面对人口的挑战！”
作为“地球村”中最大一支的中国，面对这场挑战，每一个中国人肩上所承受的分量将格外沉重。
中国科学院一龙，专门从事经济统计、系统分析、资源考察、粮食预测、环境监测等方面研究的专家们组成的“国情研究小组”，提供了一份名为《生存与发展》的报告，以权威与科学的声音向国人发出了红色警报——
我国拟于20世纪末将人口控制在12亿的战略目标已基本落空（预测将达到13.13亿人）；
我国的自然资源到21世纪末将减少六分之一；
我国人口到21世纪20年代至少达到15亿，稍一放松即可达到灾难性的16亿至17亿；
我国现有耕地承载人口极限只有17亿；
21世纪下半叶，我国总人口将突破不堪想象的20亿大关……这并非危言耸听！
首先，农村的状况令人忧虑——
我国现有农村人口已高达9.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0%，且总体结构较年轻，蕴藏着巨大、潜在的生育能力。若按近几年全国农村2.6%的妇女总和生育率推算，每年农村净增人口均在1300万以上；那么，到2000年，农村人口将增至10.6亿人。这就意味着，从现在起即使城市人口一个不增（这实际上不可能），到20世纪末全国总人口也将达到13亿。
广大农村是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也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
其次，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咄咄逼人——
人口増长具有不可阻遏、不可逆转的巨大惯性力。
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我国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将一直延续至1997年前后。每年新进入生育峰值年龄（23岁）的育龄妇女都在1100万以上，最高年份可达到1300万左右。1992年，全国处于生育旺盛年龄段（20岁至29岁）的育龄妇女达到1.24亿人，成为一支人口发展史上数量最为庞大的生育大军。从现在到2000年，我国每年的净增人口都将在1550万至1700万之间。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人口增长的势头并不会到2000年就戛然而止。如果我们不能在2000年之前将此次生育高峰压下去，则持续时间将一直延至21世纪的20年代或30年代。这期间，倘若人口增长控制得好，届时，峰值人口也不会少于15亿；稍有疏忽则可突破17亿的临界线，并由此而迅速导致我国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的来临，而且必然带来更为可怕的放大效应！
历史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已经很小。
历史的教训何等惨重。
在人口生育问题上，一代人一年中播下的错误种子，恐怕要用几代人、六七十年的时间来补偿；但倘若一代接一代十几年几十年地犯人口错误，那只怕是永无补偿的机会了。
人口增长的惯性规律是不以任何人（包括伟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人口危机——中国如是，世界如是。
简言之，当今世界是由富的半球和穷的半球组合而成的——也可以说是由人少的半球和人多的半球组合而成的。
经济较落后的（穷的）五个地理区域：非洲、印度次大陆、东南亚、中东、拉美，分布在这些区域的人口已逾40亿，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74%，每年增长的人口达8000多万。
非洲人口更是如野蘑菇般疯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26%上升到现在的30%c，已相当于世界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两倍。如此发展下去，到20世纪末，非洲人口将翻一番，猛增至11亿，由此给非洲人民酿成的深重灾难，将绝不亚于那场教人谈虎色变、饿死了数万人之众的埃塞俄比亚大旱灾在经济发达的（富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欧美，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另一种人口危机：全欧洲人口年平均出生率为12知，美国也不会超出16%c；在这些区域独身主义已成为一种时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即使结婚了，也不愿意生孩子。
在德国、丹麦和匈牙利，人口呈直线式下降，以至于这些国家均感到兵源匮乏，德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将国民兵役期由原先规定的15个月延长至18个月。与此同时，随着学生锐减，大批学校因之关闭，数以万计的欧洲教师正面临失业的威胁。
1985年，意大利竟然首次出现了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人口负增长现象。该国卫生部长忧心忡忡地指出：“若长此下去，意大利人在下一个世纪将会绝种，法国的政界要员宣称：从人口发展趋势看，欧洲正在自行消亡。
西方世界的大众传媒则用醒目的大号标题发出警告：欧洲正在集体自杀……莫非是地球出了毛病？
一边是经济不发达，贫困的人们生育欲望恰恰极为高涨，愈生愈多的人口又反过来给落后的经济平添新的负荷。
一边是物质高度文明，“文明”装饰过度的人们不愿意生育，而愿意尽情地享受，于是人均占有的财富便越来越多。
1990年5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表的年度报告，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怪圈”的发展趋向——
目前全世界总人口已达到53亿。
在20世纪90年代，预测世界总人口还将増加10亿。
90年代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十年。
世界人口的増长状况分布很不平衡。其中90%的人口增长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尤其集中在最不发达的一些落后国家。
问题恰恰是这些经济落后国家最缺乏人口增长所必需的自然资源！
在中国，统计资料也一再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生育率之间有着明显的反比关系。
越是经济发达地域，如京、津、沪、江、浙、东北松辽地区，人口生育率越低；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域，如西南、西北地区，则人口生育率越高……《马太福音》里说：“让富有的更富有，让没有的更没有这句话被控制论称之为“马太效应”，用来形容“正反馈”。
现在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人口与经济态势，正是一个“马太效应”：生育率越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越高，生活也就愈加富有；反之，生育率越高，人均国民总收入就越低，生活也就愈加贫困。
显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一长此循环下去，富有与贫穷之间的巨大差异，将永无消除之日……尼采说过一句很精彩很深刻的格言：“悲剧的义务是向自然举起一面镜子。”
那么，既然“人口危机”这面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子孙后代的“悲剧的镜子”已经髙高举起；既然这面“悲剧的镜子”已经照出过去，照出现在，照出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回答是——强化国家计划生育机制！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传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经济又不甚发达的国家，要人为地实行控制人口增长，所面对的将是巨大的难题。
辽宁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杨魁孚的一番话说得颇有见地：“现在的人口形势早已不是什么潜在的忧虑，而是现实的危机了。计划生育与中国现有的经济、文化水准相比，是一种超前行为，光靠群众的觉悟是达不到的，因此必须强化社会制约机制，如何强化社会制约机制呢——必须立法，必须尽快将计划生育工作纳人法制的轨道！
不少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有识之士早就抱怨说：“无论是超生或是无计划生育的，在法律上都属于民事范畴。除了经济制裁或行政处分外，不能判刑，说服教育的功能是有限的。”
基层干部更是感到左右为难：“一边是国策，一边是宪法，我们到底该按哪个办呢？
著名人口学家、全国政协委员邬沧萍教授多次在政协大会上呼吁：国家立法机构必须尽快审议、批准《优生法》和《计划生育法》，用法律条文倡导“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明确规定为了中华民族的国家、社会的共同利益，公民有承担一对夫妇不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法律义务。
199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发表重要社论《下最大决心控制人口增长》。
中南海里，一双饱经风霜、睿智的眼睛凝视着历史深处，在一片缓缓浮动的淡蓝色烟雾中，邓小平缓缓地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将永远处于贫困落后状态。”
江泽民总书记也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人口形势现在已经很严重，如再不严加控制，问题会更加严重。”他毫不掩饰地说：我有一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负重感。
在“九省通衢”的大都会武汉市，人们看到了一块警示牌一海军工程学院门口赫然立着一块大字标语牌：“同志请警惕——我们已不再拥有地大物博，而只剩下人口众多！”
在北京崇文门十字路口西南角，一座“人口警示钟”高高耸立，南来北往的行人都将凝重的目光投向那急速跳动着的红色数码……大千世界，浩浩渺渺。
人类只是地球的儿女。
我们只是“地球村”里暂住的居民。
为了珍视中华民族几乎九死一生才获取的一次起飞机会，我们必须尽力减轻她的超载！
为了实现人类与地球的和谐相处，我们必须依允地球的许可来重新安排明天的生活！
让我们共同唱起这支歌相依相存，命运与共。
地球载着我们，艰难地运行
（1992年1月5日一2月15日，写于新华社招待所）
女人，生命的长河——央视《半边天》开播词
从人类繁衍史上考察：女人是一条生命河。
源远流长，灿若星辰：她承载着太多的痛苦与欢乐，托起一个个新鲜的太阳。
于是，关于“女人”的话题，变得神奥、温馨，稍带酸楚，又不失绚丽多姿。
女人是月亮，却映照出男人的光辉。
女人是弱者，但有包容生命的博大。
女人是一根最敏感的神经，牵动着维系着社会躯体的方方面面。
在世纪交替的今天，我们敢于大声宣告：日月齐辉，山河同在，女人与男人，共同支撑起一个完整的世界！
《半边天》所展示的必将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我们要扬起一面猎猎飞飘的旗帜……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大厦。
既然人类世界由男人与女人共同组成，那么，人类的历史大厦也应由男人与女人一道构建。
然而，从孔夫子言之凿凿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及社会俗语“女人是祸水”，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撑起半边天”等口号的提出并付诸实践，时光穿越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历史隧道”。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一无疑是一条大江滔滔的长河。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及西方女权运动经验的传入，给予男权社会为主体的东方封建大帝国严重挑战，一些进步思想家首倡“男女平等”，为中国妇女解放投射来第一束曙光。
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壮怀激烈的戊戌变法，第一次将妇女解放问题作为改造社会的核心问题提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不缠足”和“兴女学”运动，强有力地冲击了2000多年来固若金汤的封建伦理道德堤坝。
辛亥革命骤风暴雨的洗礼，中国妇女开始了首次觉醒，秋瑾等一批新兴知识性妇女结成社团、创办报刊、投身革命，从而揭开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
妇女解放运动的根本目标：是把妇女从家庭樊笼中解放出来，参与社会发展和进步事业，使广大妇女成为社会生产力。
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质内容：是真正实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家庭诸方面与男子平等之权利。
纵观妇女解放运动史，为之而身体力行、奋斗不息的，我们还可以排列出一长串辉耀星空的女性名字：何香凝、向警予、郭隆真、宋庆龄、许广平、廖梦醒、蔡畅、史良、林巧稚、萧红、石评梅、潘玉良、张志新……社会文明程度，决定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水准。
1949年，随着那面著名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中国妇女从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桎梏下获得新生，同时也赢得了真正参与社会和国家事务的权利。
在人民共和国颁布的根本大法——《宪法》中，“男女平等”成为国家的立宪原则之一。
1970年代末期，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澎湃起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敞开襟怀拥抱世界，与现代文明接轨，中国妇女在“平等、发展、和平”方向上更是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进步。
对于下面的一组数字，我们不但不会感到枯燥，而且有一种诗意的享受——
中国女性从业人员占社会总从业人员的44%，高于世界35.5%的比例；
1994年，国务院各部委有女正副部长16名，全国有女省长、副省长18名，在全国517个城市中，有300多名女性当选为正副市长；
新中国成立45年来，累计扫除女性文盲1.1亿人；
在现有中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女性比例分别达到43.1%、33.7%和24.8%，同时有1149名女性获得博士学位；
1993年，中国女科技人员达809.7万人，占科技人员总数的35%，其中29名妇女荣任中国科学院院士、11374名妇女成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
在文艺界、体育界、医学界、军事界，中国妇女同样以女性的聪明才智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女性”是历史中的一种张力，她象征着生殖、生命、丰裕和大地的繁荣。
“让世界认识女人，让男人认识女人，让女人认识自己”——将是《半边天》奉行的宗旨。
1995年金秋时节，全世界几千名女士和男士将聚会北京，研讨“21世纪的男女之间新的伙伴关系”。“95话题”展示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背景资料，无疑是一幅气度恢宏的历史长卷。
“我是女人”——微澜起处娓娓道来，挫折与抗争，奋斗与成功，吟唱的是一曲曲女人命运的交响诗。
“休闲时光”一从闺房到厨房到产房，居家、理财、育儿、购物，琴棋书画歌舞旅游，无不弥漫着一种恬淡而又典雅的文化氛围。
“女性社会”——冷暖人间世象扫描，妇女半分天下，历史任君评说……张扬女性的耸立则是民族的福祉、国家的强盛、人类的希望。
让男人和女人手拉手走进荧屏，走进一个曼妙的完整的人生世界……
（1994年12月写于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开播前）
海西，扬帆远航
20世纪70年代，台湾诗人余光中一曲忧国怀乡的咏唱：“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在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心中撩起过多少情感的波澜？
岁月悠悠，惠风和畅。
今日海峡化通途，经贸频繁，旅游互访，文化交流，两岸唱和……尤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崛起，依托自身连接台港澳的区位优势，承北接南，东拓西联，成功实现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对接，形成从环渤海经济圈延伸至珠三角沿海一线的中国经济发展大格局——成为一道绚烂多姿气象万千的亮丽风景线。
无疑，中国30年来狂飙突进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也是华夏子孙莫不引以为傲的历史记忆。
福建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地区、中国改革的试验场，从“大念山海经”、开发“厦、泉、漳闽南金三角”到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一路领跑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欢歌庄严历程，追逐时代潮头。
改革呼唤大手笔，开放需要大智慧，发展期盼大格局。
2004年1月，岁首春风催动南国荡漾的春意。时任福建省省长的卢展工在其《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度提出“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
2004年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隆重召开。福建团57位全国人大代表由时任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的黄小晶领衔，向大会激情陈述，要求把“海峡西岸经济区”纳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布局。
这一战略构想，立足于全国发展大局，有利于形成我国沿海区域经济总体战略布局，有利于在加快东部发展中发挥福建的后发优势，有利于发挥福建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更好地服务于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
这一战略构想，立足于祖国统一大业，有利于推动海峡两岸经济融合，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两岸三地交流、合作的重要地区，以及区域制造业中心、现代物流中心、科技教育文化中心，最终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带。
这一战略构想，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髙度赞赏，胡锦涛总书记作重要批示，江泽民同志题词勉励，八闽大地形成共识，海内外乡亲共襄盛举，“海西战略”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热点话题。
春风化雨，万木争荣。在随后的日子里，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刘云山等中央领导接踵而至，亲临调研和考量福建的“战略定位”。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正式纳人国家“十一五”规划；其后，“海峡西岸经济区”这一战略概念表述又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庄重的文件之中。
显而易见，福建的区域战略已上升为全局战略，并转化为国家意志。
正如海外媒体殷切的预言：乐见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之后，出现第四个热点经济区域“海西”战略正传递着福建将在中国的经济板块中“破局而出”的强烈信号！
福建地处中国东海与南海之交通要冲，为东出太平洋与南下印度洋重要通道，遥望台湾一水相隔，背靠赣、皖、湘广阔内陆腹地，毗邻港澳独具连接两岸三地的区位优势，且森林覆盖率居全国之首、陆地海岸线长为全国第二、人均水产品产量列全国之冠。
显然，打造海峡西岸经济区，重新确立了福建的战略地位：涵盖周边区域，对应海峡东岸，创造两岸共荣，展现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福建省委、省政府抓住机遇顺势有为果断决策，提出两个“先行先试”：力争把海峡西岸建设成为科学发展的先行区和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
坚守“人民唯重，人民唯先，人民唯大”，着眼“发展为重，发展为先，发展为大”。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作、重在实效。省委、省政府很快制定并推出《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纲要》，决心趁势而上，开创新局面，跃上新台阶。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大有作为，大有可为。
福建正从容有序地落子布局。八大重要举措有条不紊付诸实施：推动项目带动、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产业集群、壮大中心城市、提升民营经济、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海洋经济。九大支撑体系逐一构建全面展开：竞争力强的产业支撑体系、统筹协调的城乡支撑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优势独特的闽台交流合作支撑体系、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支撑体系、互利共赢的协作支撑体系、富有活力的创新支撑体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支撑体系、全面发展的社会事业支撑体系。
无疑，领导者的决策与诗人的想象，在八闽大地正绘制出一幅绚的图景。
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工程，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先决条件。举全省之力推进海港与空港、电源与水源，以及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信息网、电网、供排水网、燃气管网的发展，快速形成水、陆、空立体交叉、功能齐全、协调配套、高效优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环境。
2005年，福建拿出20亿启动资金用于贯通“滨海大通道”。长达868公里的大通道北接浙江，南抵广东，途经福建境内的宁德、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6个沿海城市和25个县区，衔接起22个港口，总投资额高达131亿元，将于2010年落成通车。
与此同时，福建五条高速铁路建设齐头并进，快速拓展，无疑将奏响海西经济大动脉涌流的豪迈乐章构建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结构，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依托。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以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全力培育产业集群，以形成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互为配套、紧密协作的海峡西岸制造业基地。
努力提升经济社会的核心竞争力，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创新举措。
福建众多知名品牌的展会，诸如厦门“9·8”投洽会、福州“5·18”海峡经贸交易会、“6·18”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漳州花博会、泉州和武夷山茶博会、三明林博会、晋江鞋博会、石狮服装博展会等，已成功搭建起延揽八面来风的窗口与平台。
大海扬波，潮涨潮落。遥望同胞，血浓于水……八闽儿女肩负着一分祖国统一大业的神圣使命。海峡西岸经济区凭借不可替代的前沿地理之便利，拥有与海峡东岸交流的“五缘”优势：地缘近，闽台隔海相望；血缘亲，80%以上的台湾同胞祖籍在闽地；文缘亲，语言相通、民俗相近，尤以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等祖地文化在台湾影响深广；商缘广，国家批准的4个台商投资区均设于福建，落户台资项目多达9300多项，累计吸引台资超过126亿美元，农业利用台资居全国之首；法缘久，台湾自宋以降行政区划即归属福建，长达600多年，直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才单独设省。
海峡西岸经济区不断扩大闽台合作：以台商投资区为载体，扩大机械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的对接；以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为契机，率先接纳台湾农产品进人大陆，加快建立农副产品自由贸易区，提升农业合作水平；以旅游、物流、金融为重点，加强服务业合作；以“两门”“两马”为通道，直接促进两岸全面“三通”；以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和民俗文化为纽带，不断深化两岸交流，吸引更多台湾民众来闽寻根访祖、联谊考察。围绕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加快“大通关”建设，直接授予2000多家企业外贸经营权，厦门象屿将成为全国“区港联动”试点。与此同时，闽港共同打造联合招商、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发展、金融、贸易、中小企业发展、旅游、物流、人才等“八大合作平台”，以及构建商务、中小企业、旅游、服务等方面的闽澳“四大合作领域。
2008年，闽台关系发展呈现崭新局面——
推动“三通”工作全面突破，厦门、福州机场列人两岸包机直航航点，沿海8个港口成为首批两岸海运直航口岸，福州、厦门邮政局开放两岸直接通邮；
闽台旅游对接成果丰硕，“小三通”航线渐成两岸往来的热点通道；
闽台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形成高潮，“妈祖之光”大型电视晚会、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中华闽南语歌曲演唱会等多次在台成功举办，福建客家土楼申报“世遗”成功，促进涉台文物保护工程启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进展顺利；
闽台新闻交流迈出历史性步伐，福建记者一行4人赴台驻点采访，开启了大陆地方媒体驻台采访之先河。
“海峡西岸正春风”，一个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沿平台正在夯实，新一轮良性经济增长周期正在开始……风正才能气顺，气顺才能人和，人和才能业兴。
福建改革开放30年、海西建设5年所积累形成的“活、和、创、韧”基本经验，正极大地激发各方面的活力与创造力，并充分展现出福建人“平静之中的满腔热情、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常之中的强烈责任”的精神风貌，努力建设“平安福建”，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构建以人为本、祥和康乐的和谐社会。
海西先行，一通百通。
先后已有50个国家部委、中央企业与福建签署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合作协议、会议纪要或备忘录；许多兄弟省市主动融入对接，广东、浙江、江西三省一些城市的区域经济联盟正在形成；台湾百大企业在闽投资已增至40多家……福建已提前实现“十一五”目标，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质量综合评估指数位列全国第一。
海西战略正由构想化作宏伟蓝图。
2017年，福建将比全国提前三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率先迈入现代化的门槛。闽江口将矗立起一座现代化省会中心城市，厦门经济特区的龙头带动作用将更为凸显，泉州湾城市群落将交相辉映，实力倍増；全省各设区市及周边地区将联结成片、浑然一体，与两大三角洲的合作将蔚为大观，内陆腹地将更加纵深开阔。
山不在高在于隆起平川，水不在深在于养育沃土。海峡西岸，闽山闽水，见证了多少史诗般的历史传奇。
太阳东升，花开花谢，星换斗移。
上溯五千年，福建先民就在这片沃土、水域繁衍生息，创造出了堪与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相媲美的昙石山文化。
大海的宽阔胸襟，大山的厚重情怀，造就了闽人“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作团结、豪爽义气、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独特品格。
福建简称“闽”，闽者龙也。福建人破门而出成冲天巨龙，冲门而人又似翔海蚊龙。
海峡西岸经济区，正如一艘艨艟巨舰，盛装出海，远航大洋；3500多万八闽儿女，成竹在胸，敞开襟怀，挥洒汗水，开拓进取，正创造着无与伦比无限曼妙的美好未来……
（原载《福建文学》2009年第4期；中央电视台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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