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视无前气吐虹

    张胜友创作论

    苏浩峰

    30年前，张胜友以饱含忧患意识、富于批判锋芒的报告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20年前，他又以极具思辨性和前瞻性的影视政论作品，再度饮誉文坛。张胜友宝刀不老，近期又推出的电视政论大片《风帆起珠江》（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连续六天播放），实现了思想、艺术的双丰收和双突破，进一步确立了其作为我国影视政论作品创作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的地位。

    张胜友，福建省永定县高陂镇北山村人氏，1948年出生于普通乡村教师家庭。当睁开那双童稚的眼睛，映人他瞳仁的是翠绿的山峦和清冽的溪水，以及青山绿水间那贫瘠的红土地和世代劳作世代贫困的客家村民。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每逢周末，他和他弟弟总是并肩伫立村口，眺望远处，眼巴巴地企盼在外乡执教的父亲早早归来，好用父亲一周来节食省下的一包糙米熬粥充饥。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他被迫綴学回乡，开始了长达10年的农耕生涯；农闲时则外出修公路、筑桥梁、挖水库、开矿槽、打零工，走村串户当裁缝，备尝人间歧视之苦。

    幸运的是，张胜友们并没有完全被社会所遗忘。1977年冬，在恢复高考的竞争中，张胜友终于圆了大学梦。跨人复旦校园，适逢“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便在黄浦江畔经受了一场急风暴雨的洗礼，从幼稚走向成熟，完成了一次痛苦而有意义的思想嬗变。1982年，他迎着春光步人光明日报社大门，走上更为广阔的社会舞台。身为大报记者，他积极投身于时代大潮之中，走南闯北，捕捉着社会转型期的每一根社会神经，为人民呐喊，为改革助阵。

    特殊的生年，将张胜友们置于两个时代之间。他们经受了一个时代退隐的痛苦，又领略了一个时代崛起的惊喜。于是，他们注定要扮演“过渡者”的角色，并为此付出全部青春。可贵人生的可怕错位，使张胜友领受到生活的严峻与艰辛。不同寻常的人生印记，不能不引发他苦苦思索，促其走上求索之路，也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素材。同时，艰苦的生活也给他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砺，造就他那不屈不挠的生存意识和大山般的稳重而坚强的性格，培养他那甘于寂寞、近乎宗教徒式的献身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剧烈变动的社会思潮和现实生活哺育着作者，激发起他空前的创作欲望和创作热情。张胜友马不停蹄，日夜趱行，奋笔疾书，记录下一个个时代镜头，至今已向读者奉献14本报告文学集和25部影视政论作品。评论家称，张胜友的创作“已经构成了一个强大阵势，影响文坛影响社会。这些作品熔铸了作者对于中国、世界和人类，对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沉思索，气势恢弘磅礴，充满历史感，给人以强劲的震撼力，从而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哲理追求和艺术风格”。

    张胜友文学创作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

    当年，每逢夜幕降临，山村一片寂静，张胜友便拖着一天劳作之后疲惫的身子，坐到案前，展卷夜读。起初，他有一种被世界遗忘的感觉，常常迷失于漫无目的、没有尽头的阅读之中。后来，受到生活的触动，加上理性的觉醒，他便有了创作的冲动，司空见惯的生活画面顿时生动起来：白天开山炸石的情景浮现在眼前，平日里接触过的人人事事蜂拥而至，就像夜空的星星那样繁多那样眩目。蛙声阵阵，流水潺潺，昏黄的煤油灯下，一支老旧的“金不换”笔尖，唰唰唰地在稿纸上涂画了起来……一大叠作废的稿纸换来了处女作《禾花》。这个短篇小说习作发表于永定县县级刊物《工农兵文艺》。当自己的心血凝聚而成的铅字展现在眼前的时候，作者惊喜得任由泪水尽情地流淌。如实而言，处女作尚嫌幼稚粗糙，但清新可喜，字里行间透露出年轻作者的苦功和灵气。其时，主编《工农兵文艺》的省委宣传部下放干部、散文家张惟，慧眼独具，及时发现这株带着泥土香味的新苗，把他要到身边当助手。不久后，张惟又把这个勤快的小伙子带到龙岩，共同创办了地区级刊物《闽西文艺》，并利用这一文学园地，团结、组织起一大批作者，特别是年轻的作者。他们在远离喧嚣地处东南一隅的闽西山区，凭着两双手、四条腿，居然把这个小小的文学期刊办得有声有色。后来，趁着筹备“纪念红四军入闽五十周年和古田会议五十周年”的有利时机，借助各路人马风云际会之便，大力挖掘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潜力，推出一大批影响省内外的各类作品，并且培养了许多日后颇具影响力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和宣传文化等部门的领导者，举其要者有：张胜友、舒婷、何东平、王光明、张志南、方彦富、黄启章（已故）、陈耕、谢春池、陈元麟、朱家麟、邓汉征、洪群、陈小培、邱滨玲、黄瀚、尤长兹、谢小健、马卡丹，等等。

    张胜友作为这一支文学新军中的一员骁将，在繁重的编务之余，致力于散文创作。他的散文作品具有格调高、气派大的特点，在当时福建省文坛小有名气。张胜友“身为下贱，心比天高”，从不满足于小打小闹，立志向更高的目标奋进。记得有一回我和他一同参加在长汀举办的创作班，正值三伏天。著名作家何为在热浪蒸腾的斗室挥汗写作。张胜友一边恳请这位散文大师指点迷津，一边废寝忘食惨淡经营，写出了数篇散文。197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战地副刊在头条版位发表张胜友的《闽西石榴红》。这篇散文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熔铸于闽西石榴盛开的情境之中，精巧的构思、精致的布局和绚丽多彩的语言，不仅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实感，让读者从中获得美感和启迪，而且以其颇具力度的笔触及正面把握生活的艺术投影方式，初步显示作者的创作才华，并预示作者未来创作的发展路向和广阔前景。

    《闽西石榴红》的发表和散文创作的成功，在张胜友漫长的文学创作道路上筑起第一座里程碑。这是作者创作轨迹上不太起眼却不可忽视的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起点。当然，以作者后来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和今天的批评标准，回过头去考察作者早年的作品，我们还是可以找出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那个时代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投下的阴影，以及写法上的拘谨和生涩，等等。然而，这些幼嫩与粗浅的试笔学步，是日后创作的有益训练。

    张胜友的报告文学创作，起步于他多年的试笔、反复的思想磨砺，并且得益于中国当代作家勇于创新大胆超越、报告文学新军那种以“骄子”的姿态跃马横戈于中国文坛的年代，因此起点高，拓展快。短短几年，光是在他同胡平合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影响较大的就有《历史沉思录》《世界大串联》《东方大爆炸》《命运狂想曲》《在人的另一片世界》等近10篇。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中国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孤立地思考自己民族、社会、个人的命运，而是把一切社会现象置于世界潮流和历史潮流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整个民族的这种崭新、开放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无疑要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在新闻媒体囿于自身体制和机制，小说创作又忙于文体实验而无暇顾及现实矛盾的特殊时段，报告文学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以“时代的报告”的时效性和文学形式的感染力，将历史使命独揽于自己肩上。张胜友、胡平等青年作家发扬光大了报告文学关注社会、干预生活特有功能的传统，扭转了当时业已形成的小说化倾向，极大地开拓了作家思考现实和表现生活的视野，把对于一个（或一些）具体人物具体事件的微观研究，扩展为对于某一类社会现象、某一类社会心理的宏观把握，从而开创了全景式的考察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创作格局^这种可称为“时代大报告”的作品，不再拘泥于人物命运的曲折，不再停留于人物性格的独特意义的形象描绘，而是全方位多侧面地把艺术观照的根须肆无忌惮地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伸向深不见底的生活海洋，山吞海喝地摄取各种养分，继而以简洁叙写的方式提供大量的信息，以宏观探究的方式实现对整个社会的诊断，并且以启迪人们心智的方式，为读者创设一条诱人深入的求索之路。

    剧烈变动的现实生活隐含着深刻的意蕴，这使以深刻反映现实为己任的作家，不再迷恋于生活表层的灿烂，不再踯躅于因为文学论争而无所适从的十字路口。时代的重大景观、社会重大矛盾和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迫使他们急匆匆地提起笔来。他们不再满足于描绘“当前的现实”，而是更多地将笔触深人“过去的现实”——历史的纵深处；他们也不再满足于对“生活现实”的观照，而进一步审视起“心灵现实”，从而将对外在物质世界的“鸟瞰”与对内在心灵世界的“内窥”结合起来，达成“全方位反映现实生活”的境界。此刻，张胜友们惊异地发现，历史的力量何其巨大而难以抗拒，心灵现实何其广阔而深不可测！终于，他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发现了宇宙般辽阔深邃的生命意识。而生命这奇妙的东西，又是如何从平凡有限的人生情境和日常生活的地平线升起，经由沟沟坎坎风风雨雨，最后归于壮烈后的平静。此间的诗境令人沉吟不休，也让人警醒奋起。张胜友尽管从痛苦的年代走来，却极少以愤怒的血泪点染文字，而更多地以深沉的情感、超越时空的隐喻和象征，去拨动人们的心弦。

    张胜友的报告文学作品，因其极富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获得明显高于普通作品的思想震撼力和情感感染力。作者借文学所表现的，不只是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也不只是个人的追求和生存价值。作者笔下奔涌的，是感时忧世的思想潜流，是力图激起国人奋发图强的感情激流。因此，在其作品中反复展示的，是对于能够推动历史前行的先进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的极力肯定，是对于阻遏社会进步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的坚决否定。一句话，对于真善美的真诚呼唤和对于假恶丑的无情鞭打，这便是张胜友报告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跳离惯常的微观视野，进入宏观观照领域的全景式报告文学，写作上遇到的最大障碍，莫过于材料的组合和结构的设计。艺术结构所追求的，不外乎材料组合的有序性和有机统一性，而其极致目标则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两部作品，在结构艺术上值得一提，它们是《历史沉思录》和《世界大串联》。前者从作者在吉安桥头沉思起笔，终止于作者在井冈山的乱石荒草墓地凭吊红卫兵，落笔时处处依托于井冈山。这种结构布局，形成了作品外在的形式、线索与内在的思想、气韵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作品结构严谨，各章节密不可分，各接榫处无懈可击。后者从横向将作品中四个分立的典型人物作平行组合构成主干，其他零散的材料黏附于这一主干之上而无节外生枝之嫌；从纵向看，则由一条提纲挈领的关于出国过程的线索贯穿其间。整部作品显得宏观完整严密、微观清晰明了，在单纯之中富于变化，洒脱自如而无堆砌之虞。以上两部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功，显示出作者举重若轻地结构大题材大作品的艺术才华。毋庸讳言，在某些作品中，作者在处理材料时，毛举细故，择焉而不精，失之于贪大求全，材料组合无序。这是当时许多报告文学作家较为普遍的艺术失误，非张胜友所独有。

    趋之若鹜地创作和阅读报告文学，是那一时期非常耀眼的文学景观和文学时尚，想要崭露头角殊为不易。张胜友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较高的艺术悟性，在那场文学竞赛中游刃有余，成绩斐然，并且在不少方面拔得头筹。他以海天般的开阔视野和天马行空般的敏捷思维，抒写历史与现实交汇、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恢宏壮丽的时代画卷；以大无畏的艺术气魄直面社会人生，描绘了足以反映世间百态和人生实相的精致多彩的生活图景。这些特色鲜明的作品，多能透过历史的烟雾和凝重艰辛的生活画面，实现对于生活底蕴和人生精义的深刻表达，从而引领读者超越作品的形象和意象，进入对于历史精神和哲理意蕴的领悟。因此，张胜友的报告文学作品，读者面宽，影响大，不少作品曾产生很大的社会效应。

    如果说张胜友的报告文学创作是其文学道路上第二座里程碑，那么，他的影视政论作品则是超越于前者的第三座里程碑。比之其报告文学的慷慨陈词，其政论作品更为深刻老辣；比之其报告文学的信息密集轰炸，其政论作品更加注重于材料的精选和结构的和谐统一；比之其报告文学的高韬宏略，其政论作品更为入情人理；比之其报告文学兴趣于历史意蕴的发掘，其政论作品更是在揭示哲理内涵和探究生命意识上表现出极大的自觉性。可以说，在高手如林的报告文学创作园地里，张胜友仅能以其一己之长同他人较劲，殚精竭虑地追赶不断奔涌向前的潮头；而在影视政论作品的创作中，他从一起步便驰骋于大海长空之间，超然独步于少有人涉足的较高层面，先领时代风骚，进一步奠定了其文学地位。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胜友的创作重心转向影视政论作品以来，他先后撰写了《力挽狂澜》《十年潮》《基石——依法治国纵横谈》《人口纵横》《商魂——关于商业改革絮语》《历史的抉择》《石狮之谜》《海沧：中国热土》《2000奥运：光荣与梦想》《海南，中国大特区》《中国公务员》《让浦东告诉世界》《海之恋——厦门25年大跨越》《崛起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和《风帆起珠江》等25部。在这一新的艺术园地里，张胜友将改革风云系于笔端，从大众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中撷取题材，选择独特的视角，大笔挥毫泼墨，谱写一支又一支响彻寰宇的时代壮歌畅曲，展示了极为广阔的思想艺术天地。不同凡响的气势美，是张胜友影视政论作品最突出的特点。西方文论家在论及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时，赞美其“口气大、力气大、才气大”。借用这样的评语来评价张胜友影视文学创作，我想并不为过。恰如苏轼在诗中所言：“直视无前气吐虹，五湖三岛在胸中。”

    20世纪90年代问世的电视政论片《历史的抉择一小平南巡》中，张胜友正是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艺术魄力驾驭那种富于历史意蕴的大题材，正面解读了中国为什么选择改革开放，以及如何实现改革开放的成功起步等重大的历史话题，赢得了上下一片喝彩。新近创作的《风帆起珠江》，全景式地追溯中华民族100多年来的强国之梦和不懈探索的伟大历程。作品所叙写的，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种富有历史意蕴的大题材，要求作者有开阔的视野和历史眼光，要求作品配以大的结构框架来容纳和消化极其丰富的内容。而这一方面，正是作者所长。面对“百年鸟瞰，册载观照”，作者以时间流程为经线，以人物活动为纬线，勾勒、交织成一幅中华民族舍生忘死、百折不挠的百年历史画卷，又一次展示张胜友创作一以贯之的气势美，即大视野、大架构、大场景，兼之以大口气、大力气、大才气。

    力避单线发展，搭架复式结构，这是张胜友影视政论作品的结构特色。复式结构，不仅可以增强作品的层次感，还为扩大思想容量、加大作品气势开辟空间。《十年潮》是一部总体观照中国10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作品，题材分量大，内容涵盖面宽。作者以时间为序，从纵向写人民要求变革，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又以空间转换为线索，从横向写国际形势，表现出处于世界新格局中的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出路的总趋势。这种纬横经纵的网络结构方式，适应大题材创作的需要，也为影视画面大跨度转换和作者思想的自由驰骋提供广阔的天地。新近推出的《风帆起珠江》，是献给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电视大片。比起《十年潮》，它的题材分量更重，时间跨度更大。作者量体裁衣，设计了以时间为纵向主干，在特定的时间节点适当进行横向延伸扩展，这种布局既无节外生枝之嫌，又能突出重大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快速推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蜂拥而至，自然形成飞瀑直下的恢宏气势。讲到作品结构，不能不再次提及《历史的抉择——小平南巡》。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方谈话，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使众多釆写者趋之若鹜，也点燃了张胜友创作欲望之火。面对这样一个大题材，为了更好地表现“创建经济特区以带动全国的改革开放，既是天才人物的伟大发现，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样的主题，《历史的抉择——小平南巡》构建立体式放射性结构：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亲临深圳视察之日作为放射点，由此牵引出去的三条射线成为贯串整部作品的基本脉络。这三条射线是：以邓小平同志两次南方活动为主线提领整部作品，其次叙写深圳特区的创建和发展，最后写深圳改革的示范作用以及在国内外的辐射效应。这种结构方式具有时空背景大、内容覆盖面广、主次分明、经纬清晰和收放自如等优长，同时便于大场景的描写和议论的层层推进，以造成势如破竹的大气势，显出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

    壮阔、雄浑、豪迈是张胜友全力追求的境界。在政论作品那开阔宏大的艺术结构里，作者将六合之大、万类之广、上及苍苍、下及林林的社会万象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充分发挥政论的文体优势，尽情地指点江山直抒胸臆，坦率地指陈社会利弊，刀大斧阔，淋漓酣畅，使作品具有泰山压顶的强大力量，形成高瀑直下的强劲气势；兼之以激扬奋厉的大口气、粗犷雄伟的大形象和汹涌澎湃的思想大潮流，整个作品呈现一种极有力度的壮阔之美与阳刚之美，给人崇高庄严的审美感受。论其视野，如广宇无涯，上下千年，纵横万里，气象万千；论其结构，如大梁巨石，缔构大厦，上栋下宇，户牖悉周；论其笔力，如长桥新构，铁骑夜渡，雄震威猛，矫健有力；论其气势，如大川决堤，一泻千里，冲飙激浪，势不可当。

    仅仅以宏大的架构去描绘中华民族百年历史，显然是不够的。要真正形成史诗或史诗般的品格，必须写出厚重的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艺术力度。19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旋乾转坤的历史时期。在这里，必须描绘出百余年中，维新变法、革命战争、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给予中国人民灵魂的震动和命运的影响。与此同时，作者还溯源而上，将其笔锋延伸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深处，力求让这部作品拥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浓郁的文化意蕴。《珠江，东方的觉醒》以开阔的艺术视野、精选的历史镜头、宏大的叙事结构、深刻的解读论述，全方位地向观众展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发展道路之抉择和民族复兴之画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的审美文化架构具备了史诗的雏形。

    大题材不易驾驭，不少作者望而却步，张胜友却知难而上。大题材创作像峻岭，他勇攀高峰；大题材创作像大海，他敢涉深水o在这山高海阔、天包地容的创作领域，他以高天俯瞰的政治眼光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观照历史，考察现状，展望未来，向读者和观众展现中国人民全力以赴求生存求发展的一幅幅气势恢宏的改革画卷。像《历史的抉择一小平南巡》这样的艺术精品，作者的艺术追求绝不止于博采以实现“面”上的拓展，而是不遗余力地深掘以求得“点”上的突破。他的这类作品，通常并不以表层的绚丽、细节的生动和人物命运的曲折取胜，而是以深刻的理性思考、强烈的思辨色彩、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厚重的历史感见长。为了避免让纷繁的画面和过多的信息干扰读者的思考，以利于导引读者更快地进入哲理感悟的天地，他不再以花哨的东西取悦读者，而是运用特别节省、特别简约的笔法去拨动读者的情思意绪。故而，作品中往往特意留下许多“无言”的空白，须由读者去填补，由此创造出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空灵美。张胜友影视政论作品的思辨性具有高度概括的特点。他既不忽视微观的刻画和点染，又总是迅捷地跳离微观情境，从微观走向宏观，表达他对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总体思考。他拓宽一般作家惯常的观察和思维空间，将议论评述的范围，由个人、家庭、单一社会现象扩展到整个社会，进而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来观照和考评现实问题；同时，由个体活动和群体活动浅表层面的观测，深人人与人、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社会与社会、历史与未来之间关系的探视和哲学思考。毫不夸张地说，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影视政论作品创作中，尚未有人像张胜友那样将笔触探及如此深人的理论层面，从而表现出作者勇猛精进的理论探索精神。

    说理是政论片的基本特征，也是其力量之所在。然而，影视政论片创作，首先应当是艺术创造。要使说理真正具有力度，就必须实现说理的艺术化，做到说理与审美融为一体。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专题片、政论片陷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泥沼，往往用“信手拈来的画面”加上“口号式的议论”来搪塞观众，致使“说理”不能“服人”，反而让人们产生腻烦情绪乃至逆反心理。可见，政论片极易流于空洞的说教而削弱以至丧失说理的力量。可是，在张胜友笔下却别有洞天：这里既有气势恢宏的整体美，又有细致人微的细节描写；既有由桩桩实例和凿凿数据构成的雄辩力量，又有人们心灵意绪起伏状貌的妙笔点染；不仅着意展示历史事件的壮阔场景，而且刻意描画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这种包罗万象的思想艺术视野和千姿百态的表现领域，在丝丝人扣的作品结构经纬网中各就各位，进而编织成一幅幅浓淡相宜、疏密有致的艺术彩绘。在此基础上，加以透彻深刻的论述、富有思辨色彩和哲理意蕴的说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因此，使得作品平添一种别样丽质，这便是理趣美。张胜友对于理趣的审美追求往往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力求做到议论具体化。电视是声画结合的艺术。电视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形象生动的画面，画面的主体性是毋庸置疑的，而解说词作为语言的艺术，作为政论片的灵魂，其重要性又是不可低估的。为了兼顾二者，张胜友在文字写作中，时时考虑电视画面的形象、状态和特点，往往通过具体的人物、具体的细节、具体的故事展开议论或者代替议论。二是力求做到论述信息化。在张胜友笔下，论述不再是纯粹的论述，而是携带着历史信息进行的。例如《风帆起珠江》第三集《深圳破冰》，在论述经济特区“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传统与习惯的挑战和超越”的时候，为了强化说理力量，作者列举了一系列标杆性事件作为论据，如利用国际资本，出租土地，预售商品房，取消购物票证，等等。丰富的信息流，使得作品中的说理更为自然、更具力度，也使作品内容更为充实而丰满。所谓理趣美，实际上是对“直白的说理”进行美学“包装”，或者通过艺术手段使“生硬的议论”变成“水中盐、蜜中花”“无痕有味”，又像“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引自《严羽诗话》）。张胜友式的议论，笔者称为“含蓄的议论”或“暗示性评论”，它往往隐含在描写和记叙之中，多半不是作者直接站出来慷慨陈词的。这种议论方式，因为是含蓄、暗示性的，其功能主要是引导而不是灌输，使得那些深刻而独到的思想见解如同泉水汩汩流淌出来，水到渠成，润物无声。这种传播方式的优点在于，受众在获取心灵冲击和思想震撼的审美感受的时候，并不觉得是在聆听说教布道，倒像是在鉴赏扣人心弦的历史剧，轻松愉悦，如沐春风。也有人将这种传播方式称为“诗化处理”，它能够有效地“软化”本来硬梆梆的议论，从而增强说理力量。诗化处理不仅仅是形象化手法，而是涵盖整个作品，无所不至，它可以存在于谋篇布局之中，也可以渗透到字里行间。

    当然，有了精彩的描写和足够的铺垫之后，作者也可以直接站出来说话，这种议论应当是作者思想成熟的产物，水到渠成，精辟深刻、简洁有力，往往成为作品的点睛之笔。这种议论充满哲理与寓意，有的可以当作警句或格言来读。譬如，“经历了狂热、痴迷、困惑、希望、抗争，直至灵魂睁开眼睛……”又如，“深圳人发起的每一次冲击，都将改革之剑直指旧体制的防护墙”，中华民族“撞响了自己命运的晨钟”“海南将从这里起航，在拓海贸易的风浪中吸吮现代文明的琼浆”“历史，每推进一步都伴生着阵痛”“用智慧、勇气和担当挣脱束缚，打破樊篱，杀出改革开放的血路”，等等。这样的说白，言简意赅，铿锵有力，令人振奋，使原来可能显得十分呆板的叙写和空洞的议论，平添一种直观的富有活力的动态美，由此弥补政论作品抽象性和思辨性大于形象性和感染性之不足。

    对比，在充分铺垫之后进行对比，是张胜友运用得非常娴熟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他所采用的“对比”不是简单的对比，而是充分铺垫之后的对比，大背景下的对比，所以效果特别好。例如，“杀出一条血路”，作为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不少作品采用过，但大多写得平平淡淡。而同样这一句话，到了张胜友笔下，一经点化便顿然生辉，拓出一个新境界来。请看《历史的抉择——小平南巡》是如何妙笔生花的：一方面，把镜头对准深圳河，先对照“河南岸（香港）繁华的高楼与河北岸（深圳）破旧的村落”，写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陆与世界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这又与文中后来写到的邓小平1992年在深圳时所见到的“仅一河之隔的香港摩天大楼影影绰绰，同深圳鳞次栉比的高层楼宇相映成趣”的巨大变化遥相呼应。另处，作者又将镜头从中国推向急剧变动后的东欧和苏联……在这种宏大的艺术结构中，轻便自如地进行快速的时间推移和大角度的空间扫描。在时空转换和反复对比之中，作品的议论顺势向纵深推进，层次渐见其深，道理愈显其明，让人们自然而深切地感受到：当今中国只有改革开放这一条路可走了，不改革不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至此，“杀出一条血路”便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发自肺腑深处呐喊，格外悲壮有力，平添一股情感震撼力，让人口服心服。又如《让浦东告诉世界》，作者在极写上海在全国的地位：“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是中国的王牌”之后，极写开发浦东的意义：“开发开放浦东，是中国共产党为振兴中华民族的世纪选择。”由此构成一个阔大的背景。然后，在如此大的背景下进行对比，效果非同一般。一是纵向对比，将浦东置于时间坐标上，对比浦东的昨天与今天；二是横向对比，将上海同率先开放的经济特区相比，然后又将浦东与浦西比。在反复对比之中，开放开发浦东是“世纪的选择”的题旨，便具有雄辩的力量，令人信服。

    张胜友影视政论作品高远的立意，源于作者的超越精神和总结精神。《风帆起珠江》作为历史题材的政论片，首先立足于写实，如反映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这一大事件，就必须先把邓小平运筹帷幄和亲临各地指导工作，特别是1992年南方谈话精神及其重大影响写清楚写生动。可是，如果停留在这一层面，作品充其量只是一部好的历史读物。成功的政论片的功能，绝不仅仅叙写历史，还要评说历史；不仅仅浅薄地评说历史，还要将笔锋深人历史的深处，探寻历史的联系和意义，写出历史的本质和生活的哲理。哲理意蕴本身就是对于历史的超越和现实的升华。作者的超越精神也表现为对于社会理想的更高境界的追求，唤起人们对人类社会理想境界的渴望。尽管张胜友经常将历史冲突和社会矛盾表现得异常激烈，但乐观主义始终是其作品的基调，这种乐观向上的情绪使人们循着闪烁在字里行间的理想火花，看到光明和希望，并激励着人们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当然，超越是建立在总结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凭着出色的总结精神和总结能力，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作者才敢于在《风帆起珠江》中鸟瞰百年历史，跨越改革开放30年，正视许许多多成功与失败，从中找出内在联系，提取许许多多有益的历史经验；以极其丰富的史实和雄辩的力量，令人信服地写出改革大业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必然性。这是《风帆起珠江》实现的最重要的一个突破，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特别的肯定。

    综上所述，张胜友走过了一条从小说、散文试笔起步，中经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崭露头角，而后以影视政论片创作成果奠定其文学地位的漫长道路。关注新时期以来文学走向的读者，一定会从当代中国丰饶而庞杂的作品中感受到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要求作家们必须拥有深刻而超前的审美创造能力，来满足人们于物质世界里无法寻得的某种心灵深层的期待，诸如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哲理意识、人生意识乃至生命意识，等等。如果无视或不具备这种品格，虽然也可以将文学玩得玲珑可爱，却掩盖不住其内蕴泛观之苍白贫弱。张胜友不想“玩文学”，他始终秉持着“经世致用”的文学理想一自己的作品一定要能够陶冶人生人情人性，有益于社会。这一理想支撑他，时而豪勇地在寂寞的大地上踽踽独行，时而在时代大潮推拥下狂飙突进。这一理想驱使他，在作品中展开对人间丑恶的批判，对世界美好的歌唱，并以充溢的历史感、民族感和生命意识，创造出厚重庄严、雄浑劲健、恣肆放达的风格境界。

    从本质上说，艺术风格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共构，是作家人生经验与性格品位的文学组合，是作家运用某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来获得并表现自我人生和个体生命的内在蕴含，因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张胜友前半生中看得最多、接触最多的可算是山了。他也最崇拜大山，倾心于故园那些披绿戴翠、雄姿万态的南方的群山。那些大山，是他所属的客家人刚勇顽强性格的对象化。在常年的观照中，他看到自己生命的投影。大山，以膜拜的姿态面对太阳，以满身的新绿迎接春天。当风暴来临，山绝不动摇，依旧傲然挺立。山把根须深扎大地，而以无私的坦率，向着天空无限展开……一句话，大山的沉默、坚强、深厚给了他生命启示，大山伟岸、雄浑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给了他在创作中铸造力量与气势的底气。

    张胜友有一个悲苦的少年时代，又有一个挣扎的青年时代。他虽曾拥有并不贫寒的家族背景，却从未享受过一天舒适安泰的曰子。青春年少，他便赤足田间负犁耕作，分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尽管劳苦逾恒，却仍受冻挨饿。早早咀嚼生活的苦涩，使他的心始终系于民众。对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那份深挚的爱，熔铸在其全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在民族苦难与个人不幸的喂养下，作者的精神内力苗壮成长。早年坎坷的人生体验和曲折的心路历程，在他心灵悄然沉淀为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敦促他登上高台纵观历史发展的轨迹，去追寻富强的中国和公平的社会；引领他一如既往地面向太阳歌唱，把光明带给人们而把阴影留在自己身后，引领他执著地高擎火炬，奋不顾身地冲人黑暗……这种民族意识与历史意识的共振共鸣，构成张胜友创作的精神指向，使他坚守着自己的社会理想和艺术取景的“趋赴性”一凡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的人和事，他的心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充溢着热情；反之，他的笔一如冰冷的剑戟，放射寒光，展示利刃。

    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张胜友尝尽生活的苦汁。这对作家来说，既是不幸又是大幸。清代学者赵翼道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诗便工”。明代遗民归庄也说过：“吾以为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盖也视国家之运焉……必小不幸而身处厄穷，大不幸而际危乱之世，然后其诗乃工也。”如古人所言，“小不幸而身处厄穷”，只能产生“一人之怨愤”；“大不幸而际危乱之世”，则可产生关心国家兴亡与大众苦乐的博大胸襟和深厚情感。张胜友“小不幸与大不幸兼之”，故其作品既有凝重的历史感又有浓郁的人情味。在创作领域，他“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白居易：《寄唐生》h故此，“此有力类之哭泣也……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刘鹗语）。加上张胜友作品所触摸的多是大众之痛痒，所以具有较大的共鸣区和较强的共振度。曾几何时，张胜友的写作遭遇如同他笔下的改革历程一样好事多磨，改革题材因其敏感而显得格外脆弱。那一阵子，他的作品时常招来非议，创作之外耗费的心血往往超过创作本身。可是，不管遇到什么风浪，他都没有改变创作初衷。他的作品，始终鸣响着对国家和人民深切关怀之首，鸣响着不以一‘己小小悲欢为喜乐的放达之声。悲世不悲己，成为张胜友思想行为及其作品思想内容的一个显著特点。难能可贵的是，张胜友处在作家出版社和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岗位期间，尽管工作繁忙，他并没有冷却自己的创作热情，一如既往地保持作家本色，笔耕不綴，不断写出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具有思想品格和美学品格的好作品，不辜负广大读者的殷切期待，继续充当改革大业“最为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雪莱：《诗辩》）。

    《韩诗外传》曰：“忠之道有三：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通观张胜友的文学创作，他当属“大忠”之士。他笔之所至无不坦诚直陈，扬善而不隐恶一当言利则言之利，毫无媚语虚言；当言害则言之害，绝不闪烁其词。在光明日报社当记者的时候，他说：“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作家，我虽然不能站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去冲锋陷阵，但我可以用手中之笔为改革呐喊助阵，扫除障碍。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会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方式来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当走上作家出版社领导岗位之后，他又说：“以改革推动工作，以工作实绩检验改革成效，这应当是单位负责人眼下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往我只能在纸面上设计改革方案，现在我能够把自己作品里的改革蓝图，结合单位情况，付诸改革实践中去。”无论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写改革，还是作为领导者置身于改革的风口浪尖，张胜友都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他励志忘生，只顾玩命地写，落了个衣带渐宽双鬓染霜，“在五月就挥霍了夏季”（拜伦）。好心的朋友都劝他歇歇，他笑着说：“累是累，但乐在其中。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作家是幸运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充满挑战性的社会运动，每天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又适应了影视政论片这种借助于现代传媒手段、受众面广的写作形式，所以乐此不疲。”“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杜荀鹤）。张胜友以惊人的毅力日夜趱行，博采深掘，不断向读者和观众奉献一幅幅开阔恢宏、色彩斑斓的改革画卷和社会生活图景。作为一名以笔为利器为改革大潮推波助澜的著名作家，张胜友对中国改革和中华民族复兴情有独钟。他是为之说了真话，出了大力，尽了责任，做出了实绩，也为之付出了真情和代价的一名正直有为的作家。张胜友享有“改革作家”的美誉已经20多年了，今天看来更加名副其实了。

    （原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9期纪实文学版）

    开阔的世界眼光纵深的文化含量雷达大型历史文献片《闽商》在近期的电视专题片中，无疑是一个突破和亮点，它以开阔的世界性眼光和纵深丰厚的文化内涵，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次成功的集体创作。即使对于总撰稿人之一的张胜友来说，在其政治文化专题片的多年写作生涯中，也是一次质的飞跃和否定之否定式的提升。

    首先，可贵的是，写闽商，但并不是像介绍晋商、徽商一样，把闽商的来龙去脉宣扬一番，或满足于为闽商争一席地位。作者立脚点高，所挟持者甚大，不是就事论事，就闽商说闽商，而是把“闽商”处理得像一艘永不退缩永在探索的航船，让它穿越并打通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打通中国自上古直到17世纪以来的海洋史、通商史、文化传播史。实际上，此片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解读中国的曲折压抑但从未中断的开放追求，解读中国式的海洋文明的脉络。作品既紧紧抓住闽商这一不断发展变化的地域性经济群体现象进行跟踪，同时不断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扩延开来、辐射开来，扩大作品的外延，倾注尽可能多的文化血脉。

    我之所以欣赏此片还因为，它的切口小，堂心大，围绕闽商，辐射四方。梁启超曾言，最难解者无过福建人。的确，离开对海洋与闽人关系的研究，就无法揭开闽人乃至闽商的秘密。善操舟的闽人，崇信妈祖，年年水族朝圣，事实上妈祖是以孝为中心的儒家伦理在海上的延伸和圣化。从上古闽人的独木舟到明代的郑和的宝船、福船，在技术上曾领先世界。福建既是中国与世界联结的枢纽，又是中国率先进人全球化的一个桥头堡。

    这部片子一开始就先声夺人，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有妈祖的地方就有闽商，并且认为，闽商是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话题。这是否是一种夸大其词呢？全片以丰富的史料充分证明，这确实是一个未被充分书写的史实。写闽商无疆，是写他的面向全世界；写闽商有道，是写他们凭什么能闯荡全世界，创造经济奇迹；写闽商泱泱，是写他们的成功，是因为有新的为世界所接受的理念和价值。比如诚信。“侨批”一水上银行，郭有品其人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遭遇海难后变卖田产，偿还了所有借贷。为的是一个“诚”字。他的侨批业，天一信局，成为中国邮政史上的第一家民间国际邮局。作品把很多行为上升到道德、文化的层面上考量，突出了闽商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闽商》在叙述上的一大特色是，对闽商的历史回溯始终紧紧地与其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力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互动、互渗，形成了动态的、立体的、生动有趣的历史图画。这里充分体现了作者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不管琼斯的故事，还是许世吟娥的故事，抑或作为阿拉伯人后裔的泉州丁、蒲、郭三大姓的故事，都在说明，世界如何融入华夏，华夏如何走向世界，直至元代泉州成为世界在东方最大港口。此片令人信服地指出，17世纪全球贸易的中心在亚洲，而不是在欧洲。

    避免高举髙打的空泛，注重事实与细节的丰满，从细节、小事件、小人物来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揭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是此片的又一特色。比如，它澄清了一个历史疑问，中国赔偿的银子为什么那么多，到底从哪来的？中国并非产银大国啊。原来是用丝绸、瓷器、茶叶、漆器从国外换来的，再返给外国。作品表达了这样的见解，中国被形容为一个白银的“终极秘窖”，而闽商恰恰是使全球白银朝中国流动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闽商是16世纪以来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这个看法应该是有根据的。再如对武夷红茶的梳理，作者们最后有一番浪漫发挥，指出了欧洲红茶热的兴起，联系到波士顿倾茶事件，得出了闽商不经意间为推进欧洲产业革命助了一臂之力。这个推想比较大胆，但并非没有根据。再如对德化瓷、对沈氏脱胎漆器，都有精彩的描绘。

    闽商，带着东方文明，搏击于大海，与海洋文明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商业道德和经营理念。这是不完全相同于中原文化的道德理念，对此作者们是清醒的。像虎牌良药创始人胡文虎，诚信，爱国，建立了极高声誉；而现今的闽商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在诚信、爱国，在呵护品牌、善于宣传方面，就更胜一筹，比如奥运会上的安踏、匹克、鸿星尔克、特步、361度等运动品牌，皆出自新闽商之手。

    总之，《闽商》避开了单纯颂歌式的自我陶醉式的写法，也超出了意识形态和地域文化的习惯性视野，而是采取了一种大的世界眼光和文化视野。这样的片子是可以拿到世界上去交流的。也就是说，它在试图与人类的文明史接轨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在大型历史文献片《闽商》研讨会上的发言）

    大题材大视野大手笔何西来

    由张胜友、苏文菁撰稿，张卫编导的五集大型历史文献片《闽商》，是一部很见气象的力作，我以为可以用大题材、大视野、大手笔来概括这部作品的特点。

    张胜友是报告文学界善于驾驭大题材的作家，他与闽商文化史专家苏文菁联手，成功撰写出《闽商》，再一次让人信服地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实力。

    突围出文学界，在文学与现代大众传媒电视的结合部，为自己也为观众开辟出一块新的视觉天地，是张胜友的重要成就，也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贡献。报告文学，作为20世纪产生的新兴文体，本来就与现代传媒的书面形式——报刊的发展分不开，是文学与新闻相结合的产物。把报告文学的纪实特点、审美特点，与作为视觉传媒的电视荧屏结合起来，甚至进一步与网络传媒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文艺形式，是当代文化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趋势。敏感地发现这一趋势的当然不只张胜友一个人，他也不是始创者。但是，在纪实政论片或大型历史文献片的笔耕上，即文学脚本的写作上，他无疑是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一个。而他以报告文学家的身份强势进入的大型历史文献片领域，虽然还不能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形容，但可利用的经验，却委实不多。因而称他为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当不为溢美。面对《闽商》的题材时，他已经是驾驭这类影视作品的老手了。

    的确，《闽商》这个题材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既不是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书写，甚也不是某一时段、某一专门问题的书写。闽商，既是一个地区、一个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特殊职业人群，又是一个贯通古今的历史文化现象，如果是新手，肯定会望而却步，至少会感到“老虎吃天，无法下口”。但是，张胜友视野宏阔，目光犀利，凭借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还有他的学力、见识和胆魄，从古老的《山海经》的“闽在海中”的神话里，得到了灵感，找到了全书的切人点，可谓神来之笔。他们雄强的笔力，足以支持他上下古今，域内方外，展开他的历史叙述和时代感悟。他把闽人先民定义为海洋的民族，他们的生存，他们的命运，是注定向着大洋的。以妈祖女神为标志、为代表的奇特文化，是一种海洋文化的带有浓厚的尘世色彩和准宗教性的现象。张胜友在纵向的历史承传和横向的交融、碰撞中，编织着、展开着他的《闽商》图卷，显示出其深厚的历史感和历史识断力。

    商家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属于货殖，是从物资、商品的交流、交换中，增加并积累财富。商家的文化精髓，就在于诚信，在于重义尚利、取之有道，在于和顺融通、四海大同。在五集《闽商》处于核心的三、四两集，都是围绕着商道做文章的。一为“闽商有道”，二为“商道泱泱”。“泱泱大国”，典出“季札观乐”，是他身为吴国人听了齐风之后的赞叹。齐是北中国发展较早的濒海之国，拥有渔盐之利。以后，用来形容中华文化。在张胜友和苏文菁的笔下，拿来形容闽商文化，实际上也表达了对正在重新崛起的中华民族和中华商业文化的期许。

    苏文菁教授是闽商文化研究的专家。她与胜友联手，就大大增强了解说词的知识风貌和学术内容。解说词中，特别是荧屏画面呈现中，穿插进许多专家学者的见解与画面，与全片的主体叙事融为一体，而且画面流畅。这不仅显出撰稿人的功力，而且显出导演和摄像剪裁的本事。

    闽商的文化，是人的文化，闽人的、龙的传人的文化。因此，全片看起来是一系列闽商人物的命运、业绩、经营的理念，在历史纵向承续和全球性贸易舞台上的列传式展开。这里是可以看出司马迁以来的史家气韵的。

    全片的第五集是落脚点、归宿处，但个别地方，似乎稍显力弱，而且画面组接稍嫌碎了些，干了些，虽然结束语还是不错的。不过，我还是愿意以大题材、大视野、大手笔来评价《闽商》。

    （在大型历史文献片《闽商》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胜友：大风的歌者

    那年作家团去闽西采风，宾馆墙上悬挂当地名人的照片，张胜友的头像赫然在目。后来，影视制作部门找他，他大写特写，好戏连台，覆盖全国，赞扬之声不绝于耳，张胜友名气更大了。

    张胜友参加朋友们的研讨会，捧角一样热情；现在，他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适逢《行走的中国》和《珠江，东方的觉醒》两部新作问世，也该给自己开开会听听反应了。张胜友是位视写作如生命、有全国影响的作家，文坛对其人其作应当给予重视。

    张胜友的创作意图十分明确，就是不遗余力地歌颂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他是邓小平理论的捍卫者，是改革开放的勇士，敢唱大风，这是他一贯性的主题，贯穿其文学活动的始终。

    张胜友既具有记者的素养，又具有作家的天分；既具有新闻的政治敏锐性，信息的灵敏度很高，又具有作家的艺术表现才能，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所以，他的作品既不是政治说教，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新闻报告性与文学表现力的尽可能完美的结合。他选择了报告文学的体裁，却又不愿让一般的所谓“新华体”限制他的才思。他立足本土，回望千年，放眼世界，微观当下，内容广博，文辞壮美，闳其中而肆其外，摇人心旌。

    随着时代潮流猛烈地冲击，张胜友坐不住了，正好，影视政论片找他，便写起影视政论片解说词，激情澎湃，一发而不可收。影视政论片的解说词算不算报告文学？刚才出现不同的看法。我以为，那不能叫作报告文学，应该归入“影视文学”，尽管它与报告文学有着纪实类血缘的关系。张胜友的解说词，大体说来，仍然是报告文学的路子，但影视政论片的形式又限制他大江大河般地尽情挥洒，而须集约笔墨、画龙点睛，强化时政的思想，戴上影视的脚镣跳舞。又是解说词，惜墨如金，又要发议论，求短求精，难度加大了。他不得不向新闻做适度的倾斜，充分利用影视动画的技巧，以具化他的话外音。他化得不错，往往几句话让人身临其境，如“推开厚重的历史之门，似可听见……”，“大海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车轮是什么？’……”，北京故宫，“孩子问：‘爸爸，路怎么这样长？’……”，“女人是一条生命河……”，在《商魂》里，他竟然从寻找人类自己失落的钥匙开始，经过“恭喜发财”，再通过“没有硝烟的更为残酷的战争”、“灵魂的法典”到“上帝与凡人”，道出极具可操作性的生意经，有益于世道人心。

    要是说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张胜友所追求的是艺术散文（特别是说理散文、议论散文）的效果的话，那么，作为影视政论片作家的张胜友所追求的，就是散文诗（特别是政治抒情诗）的艺术效果了。正由于此，解说词里虽然不乏豪言壮语和昂扬的调子，然而，它对当年那种没有根底、凌虚蹈空的虚夸宣传敢说“不”字。

    张胜友在文学创作上有功，功在不遗余力地张扬改革开放，满腔热忱地彰显邓小平理论的开拓精神和历史意义，在影视政论片解说词的撰写上独步文坛。

    苏浩峰的序言下过苦功，文本细读，品评得当，抓住了张作的主要特点。鲁迅说要想评论一个作家，必须顾及全人、全作品。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所以，有的研讨会没有质量。但苏序说：“忠之道有三：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通观张胜友的文学创作，他当属大忠之士。”如果说张胜友是文学的“大忠”、改革开放的“大忠”，都好理解，但是你引自《韩诗外传》就不好说了。“大忠”是有专指的：“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谓大忠也”，“若周公之于成王，可谓大忠也。”张胜友说自己“用手中之笔为改革呐喊助威，扫除障碍”，“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其中并无执政的行动，更无摄政的意念。苏序的评价让人联想到周公之于成王，明显的笔误。

    （原载《中国文化报》2009年11月9曰）

    弄潮儿向涛头立

    ——张胜友和他的影视政论片创作

    筒彪

    U影视政论片：文学与新媒体的结合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当下，张胜友将报告文学创作与影视政论片有机组合起来，解说词与影视画面、音乐烘托互为递进，为报告文学的发展寻找到另一片天空，更为有力地抠歌进步、针砭时弊、观照未来。张胜友所撰写的影视政论片，透着他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的追求，也成为一股强大的声浪推动社会的变革前行。

    20世纪80年代，张胜友作为光明日报社时政记者，开阔的视野、敏捷的触角、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场景，流泻在他笔下，排列成了一篇篇报告文学作品：《擎起达摩克利斯剑》《力挽狂澜》《穿越历史隧道的中国》《沙漠风暴》等，这些作品为其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

    20世纪90年代初，张胜友创作重心逐渐转向影视政论片。在其后创作的近40部影视政论作品中，既有如《让浦东告诉世界》般的宏观鸟瞰，也有如《东莞：城市传奇》《邯钢风流》般的以小见大，“壮阔、雄浑、豪迈”已然成为张氏影视政论片的标签。长时期以来，在中国网络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热记录”评分最高栏中，排名前三的是《闽商》《风帆起珠江》《古田会议》——它们的撰稿人，都是张胜友。

    知名作家苏浩峰如此评价张胜友：“在高手如林的报告文学创作园地里，张胜友仅能以其一己之长同他人较劲，殚精竭虑地追赶不断奔涌向前的潮头；在影视政论作品的创作中，他从一起步便驰骋于大海长空之间，超然独步于少有人涉足的较高层面，先领时代风骚。”

    苏浩峰的话没有解释张胜友为何要从报告文学向影视政论片转型。张胜友自己这样解释：“散文在表现剧烈变革的大时代上还是有所限制，在体现新旧体制的碰撞和人们的焦灼心态上不够直接、犀利。影视政论片是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介人当下的生活，通过文字旁白、画面、音乐的结合，让政治观点的阐释与传播更为生动、直观、有力，能产生平面媒体无法比拟的效果。时代的发展，改变了文学体裁；新文学体裁的产生，也是在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他的作品，也成为这个时代的选择：《历史的抉择——小平南巡》被邓小平同志调看，并成为党的十四大的献礼片；《风帆起珠江》成为改革开放30年的献礼片，后又成为深圳市成立30周年的献礼片……

    二政论片创作：作文与作“画”的互补

    影视与文学的结合，不是简单的朗诵文字，其对画面的选择、与音乐的烘托等都需要撰稿人在创作过程中兼顾文学与影视的特点，不能偏废。“创作中要有画面感，毕竟影视的第一特点是影像。所以在创作中，要考虑每一行文字应该有什么样的影像搭配才能达成最好的效果。”张胜友说。

    所幸，散文和报告文学方面的深厚功底为张胜友影视政论片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喜欢用短语句式，洗练简洁，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富于激情和感召力；他在行文中还时常运用生动有力、排比的格言警句，读来振聋发聩，令人如醍醐灌顶；加上他大量采用新词汇、民间语言，贴近观众，令人难忘。

    张胜友以《风帆起珠江》为例说起其中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最初版本的《风帆起珠江》开篇是介绍珠江的历史背景。在播出前一周，有人提出这部分与改革开放关系不大，可以砍掉或修改。当时我坚决不同意，因为这样会极大削弱其历史厚重感。在剧组通宵的会议后，终于找到了航拍的珠江流域对比图。于是，灵感来了。可以通过前后照片上工业区、山区的面积变化对比，说明这个地区发生的变革，这样既保留了对珠江文化背景的介绍，也能最快速度切人改革开放的主题，保证了影视和文学的双赢。”最终呈现的六集电视政论片《风帆起珠江》分三条线索交叠递进：第一条线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史，第二条线是20世纪至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三条线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万古江河”“开启国门”“深圳破冰”“潮涌珠江”“继往开来”“中国之路”六个章节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这部在大时空中纵横捭阖的政论片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后，反响巨大，并荣获政府最高奖——第21届电视星光奖。

    政论片，为政而论，就要讲究论述的方法与内涵。独立的见解、独到的观点、严密的逻辑，是政论片成败的基本标准之一。张胜友认为为影视政论片撰稿不能“就事论事”，要在史料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判断。“现在确实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时期，我们必然要坚持社会变革，要鲜明表达我们的赞赏、痛心、呼吁等各种情感。这就需要我们跳出窠臼，一针见血。”

    三政论片背后：“改革作家”的追求

    不论是报告文学还是影视政论片，张胜友的作品都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情怀：从历史纵深处寻找革新的力量，为伟大时代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

    2010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2010年国际大会在深圳举行，张胜友在其中的“新技术·新媒体与文学”分论坛做主旨发言。他侃侃而谈其对网络文学的关切，透出了对网络技术的熟稔，不亚于“80后”，让人感觉不出他已过花甲之年。

    这种对新事物的接受、探索，始终贯穿于张胜友的人生历程。

    1977年，张胜友作为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无疑最先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刚进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半年，即创作了风靡全国的《大学生圆舞曲》，传递了新时代的心声。在光明日报社当记者的日子，张胜友就说：“作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我虽然不能站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去冲锋陷阵，但我可以用手中的笔为改革呐喊助阵。”于是，他以极大的热情将目光投注到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进程，创作了诸多有关改革开放主题的政论片。

    30年前，张胜友以饱含忧患意识、富于批判锋芒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文坛崭露头角；20年前，他又以极具思辨性和前瞻性的影视政论作品，再度饮誉文坛；现在，已经退休的张胜友始终没有停下自己观察社会、剖析世情的笔。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1年7月26曰）

    从大客家观照闽西客家

    ——评《闽西：客家神话》

    钟建红

    《人民日报》海外版和《闽西日报》，分别于5月21日与6月11日刊登了张胜友的电视专题片解说词《闽西：客家神话》，给人以全新解读闽西客家文化之欣慰。

    张胜友创作的电视专题片，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更多地融入了他的报告文学的思辨色彩。正如他在《穿越历史隧道的中国》后记所说的，他的电视专题片是“电视报告文学”。也就是说，具有浓烈的文学性。这就使张胜友撰写的电视专题片解说词本身存在很强的可读性。

    张胜友从大型历史文献片《闽商》开始，注人了历史与文化的哲理思考，也可视作他电视专题片创作的新探索。如今他在探索文化性的同时，又在语言方面散文化。我们在阅读张胜友的电视专题片解说词时，虽然没有直观的画面，但是一样可以获得强烈的画面感和审美的愉悦与审美的观照。这是张胜友电视专题片解说词独具的魅力，也是张胜友电视专题片创作的成功之处。因此，张胜友撰写的电视专题片解说词，是可以独立存在于纸质媒体的。

    张胜友是一个不断创新、求变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每撰写一部电视专题片，都是在攀登一座山。张胜友要求自己的每一部电视专题片都必须有全新的立意，并尽可能地在艺术方面有所突破。这一点，在他新撰写的《闽西：客家神话》中，又一次得到印证。

    张胜友的《闽西：客家神话》，以“大客家”的角度，探寻闽西客家的历史定位。张胜友以客家母亲河——汀江为主线，上承赣南、宁化，下接与汀江合流的韩江及梅州。

    张胜友作为闽西客家人，对闽西有着深深的情结，他了解闽西的客家文化。在《闽西：客家神话》中，他对闽西客家文化如数家珍，这部片子充盈着浓郁厚重的客家文化元素。从他那散文式的解说词中，对汀江流域闽西客家文化的上下求索，使我们感受到了闽西所承载的客家文化的分量。张胜友在诉说之时，准确把握闽西客家迁徙的历史流变。他没有忘记汀江上游的宁化客家、赣江流域的赣南客家，闽西客家的先人们，正是从那儿徒步来到闽西的；他也没有忘记韩江流域的梅州客家，客家文化在那儿渐趋完善。闽西的客家人，从汀江到韩江，再从韩江出南海，下南洋，走向世界。这样，张胜友在他的作品中描绘了整个客家迁播的历史路线图，而又将闽西定位于客家祖地这样承前启后的历史坐标中。

    这就是张胜友的“大客家”观，从文化上为闽西客家做出了历史梳理。

    张胜友撰写的电视专题片，非常注重逻辑性与文学性。他的语言非常生动，非常散文化，非常有画面感。张胜友曾经说，在撰稿的时候，他的脑海里不断地闪现出画面。所以，与其他的电视专题片录制不同，导演往往是依据张胜友的解说词去寻找画面，而不是撰稿人为画面去配解说词，这就是张胜友的电视专题片解说词的根本特征。

    张胜友从电视专题片《闽江映象》开创了他散文化的语言尝试，这是他孜孜不倦地在电视专题片领域的追求。他在《闽西：客家神话》的创作中，史诗般地铺展客家文化的历史长卷，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彰显了他作为电视片撰稿人独特的美学原则：电视片解说词应具有独立性、可读性、愉悦性、逻辑性，具有美学观照；同时，语言具有散文化的报告文学特征。当与画面相结合、再配以光与音的效果时，则是再上一层楼，完成二度创作，成为一个影像精品。在画面与音响的配合下，语言更加深入观众心灵，让画面、音响、语言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载体。

    笔者曾经与张胜友探讨过《闽西：客家神话》的写作，他认为闽西客家的历史源流完全可以写出5—7集的专题片，但那样无非是材料的堆砌，他甚至认为就是写成上下篇，都可能削弱作品的内在逻辑性，而落人一种俗套。他的理由就是既然定位于“大客家”，在约30分钟的片长中，只能上下贯通、一气呵成，集结式地展示闽西客家的精华，去感染读者与观众，去传递客家文化的魅力。

    （原载《闽西曰报》2013年6月18曰）闽商/张胜友著_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张胜友影像作品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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