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诗人李白到长安来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说他没能力，实在太委屈他了；说他有能力，用人单位却不这么认为。总住在贺知章家里也不是办法呀！虽说在《长安文学》发表了几个组诗，可是做诗歌编辑的贺知章同样清贫，况且他老婆最近下岗了，夫妻关系有点紧张。没办法，李白硬着头皮再次来到了长安都市报社，给社长兼总编张打油递上他自费出版的诗集《静夜思》，说明了来意。张社长看了看，比自己的《张打油诗选》整整少了三个印张；翻了翻，整体感觉嫩了点，但有几篇确实写得不错。念在李白以前是他的作者，张社长思虑再三，说：“上次我就跟你说了，我们这里不缺人。不过，你基础还比较扎实，如果你愿意，就过来做记者吧。试用期三个月，每月发300元生活费，试用期满后与正式记者享受同等待遇。刚来有个适应过程，你抓紧时间学习，争取早日进入角色……”
李白点点头，算是答应。他觉得此时说感谢之类的话显得虚伪。
第二天，李白就按张社长的安排从贺知章家里搬出来，住进了办公室。肩上的压力无疑是比较重的，他以前以写诗为主，偶尔也“客串”一下散文诗，但新闻却从未尝试过，要在短短的三个月内试用合格，不下一番工夫怎么行呢？
李白把张社长借给他的《新闻写作入门》《新闻写作学》《新闻的标题制作》等通读了一遍，发现新闻其实并不难写。他去散花楼酒店点了三个小菜，喝了两瓶“桃花潭”啤酒，回来就写了一篇《白头吟》。看看时间，才晚上九点多。李白给哥们汪伦打了一个电话，准备给他的桃花潭啤酒厂写一篇报告文学，没找到人。他又打张社长的手机，约他出来看稿。张社长正在京都夜总会的“鹦鹉洲”包厢唱《长相思》，李白只好将稿子送过去了。
张社长说：“你这篇文章选题还可以，写的是一个被遗弃女子的故事，但标题要改，写法也有问题。你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部分，将她被骗失身不敢报案、嫁为人妇因不是处女而离婚、坐台时结识大款成为情妇、挣脱大款的怀抱与人恋爱、结婚前夕新郎携款潜逃等娓娓道来，配上精彩的小标题以增加可读性。细节要多，要写出传奇性……”说完，他意犹未尽，便要李白打主人公的传呼，邀她出来唱歌。李白吞吞吐吐地说：“这不大好吧……”张社长一笑：“怎么不好？请坐台小姐要小费，可以节约的就节约嘛！”
李白不愿执行领导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又不好扫他的兴，突然想起贺知章前几天跟老婆吵架摔坏了手机，就告诉他一个号码，自己找个理由开溜了。
当记者其实是比较轻松的事情。李白天赋好，抛开诗歌写新闻居然也得心应手，而且他写的通讯报道都采取了文学与新闻相结合的方式，深受读者欢迎。然而，就在汪伦把报告文学的款转账过来不久，李白以为自己的试用期即将结束时，张社长却说李白不适合做记者，叫他到财务室去领工资。
李白问为什么。
张社长拿出一份《长安日报》，指了指李白发表在上面的《赠汪伦》，说：“李白，本来我是很欣赏你的，但记者不自尊、不自爱可不行啊！你才来两个月就搞有赏新闻，我可以原谅你，可你为什么要四处宣扬呢？‘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论送我情’，你看，弄得满城风雨，谁都知道汪伦给你送了情，而且数目不少……”
李白说：“我……”
张社长摆摆手，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必解释。这样吧，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在这里尝试一下做编辑。也是试用期三个月，每月300元生活费……”
李白半天说不出话来。
李白做编辑
李白的记者梦破灭以后，本想一走了之，但考虑到新结识的《长安妇女》编辑王昌龄给他开了个卷首语专栏，以每首100元的高稿酬约他写妇女题材的新诗，机会难得；再说自己也不想回老家绵州县文联去办《彰明文艺》，就忍辱做了《长安都市报》实习编辑，准备以后找到了新单位再跳槽。
张打油社长对李白说：“一张报纸的好坏，关键在于作者素质的高低。你全国各地的文友多，可以向他们约稿，但是要注意，我们报纸的文学副刊已经取消了，现在只发纪实大稿。”
李白点点头，走出了社长办公室。
发了100封约稿信，李白还是有点不放心，又翻开电话号码本，给文友们一一打电话。听说稿费千字200至500元，所有的人都表示要支持李白的工作。遗憾的是，流浪诗人杜甫和西部诗人岑参没有联系上。因为岑参所在的部队到湖南常德抗洪救灾去了，还没有回来；杜甫在河南洛阳参加诗歌研讨会，他的小灵通是河南巩县的，丢在家里。李白愤愤地说：“这家伙，赚了那么多稿费，还是舍不得买手机。”
文友们的稿件铺天盖地地寄来了，堆得李白满桌都是。最后，他不得不把唯一的茶杯从桌上拿下来，腾出地方全部放稿件。
也许是天气不怎么正常，办公室里很快就流行了“红眼病”。
李白的眼睛虽然健康，但他却渐渐怀疑自己的视力是否出了问题——这么多稿件，竟没有一篇令他满意。原来，他的文友以前都是搞纯文学的，对新闻类纪实特稿一窍不通。他们寄来的稿子不是散文，就是诗歌，要不就是办公室秘书吹捧单位领导的报告文学。如果把这些稿件转交给贺知章，说不定可以在《长安文学》留用一部分，但《长安都市报》是一篇也用不上的。当然，如果作者舍得出钱做广告发表，又另当别论。约来的稿，不退吧，担心对方以后有合适的稿子不寄过来了；退吧，整天写退稿信都忙不过来……
无可奈何，李白只好把自己的创作丢在一边，专门对付退稿。
稿子不能用，文友们的心里也比较急。一急之下，又给李白寄来了一篇篇“得意之作”。以李白一人之勇敌100人之多，手忙脚乱可想而知。况且“诗坛白马王子”李白做编辑的消息早已被广为传诵，其他投稿者、崇拜者的信函也纷至沓来。结果，李白辛辛苦苦地忙了一个月，上稿率为零，写稿的数量也大大降低，仅仅给《长安妇女》写了一首《长干行》。捏着300元生活费加100元稿费，李白每经过一次酒店就要痛苦三天。
这样下去不是事啊！同事们的“红眼病”渐渐好了，李白的白发病却日益严重。
愁眉不展之际，杜甫和岑参寄来的稿子让李白眼睛一亮。“杜甫这家伙，下岗之后当作家，混得不错嘛！唉，写手就是写手，出手不凡啊！”李白马上打杜甫的小灵通，问有没有一稿多投。杜甫说：“咱俩是哥们，明人不说暗话，我这稿子已经油印了300份，只等你们报纸出来后我就寄向全国各地。我保证你们报纸的首发权。哎，哥们，你在那里混得怎么样？要不到我这儿来，咱俩合作搞一个影视创作室……”
李白连夜将杜甫的《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等“三吏”改编成《当代官场大扫描》，将岑参的《白雪歌》《轮台歌》《走马川》等改编成《“征西”特别军事行动揭秘》，送给张社长，马上就发表了。没过多久，前一篇被《报刊文摘》转载，后一篇被《军事文摘》转载。接着，李白又将杜甫的《新婚别》《垂死别》《无家别》等“三别”改编成《当代情场大扫描》，发表后被十几家报刊转载，引起了强烈反响……
《长安都市报》发行量猛增，张社长为此特意给李白发了500元奖金，毅然决定缩短试用期，马上与李白正式签订“劳动合同书”，并许诺三年内把李白调进报社。
李白却不慌不忙地递上了辞职书……
从此以后，很少有人知道李白的行踪。
李白逛世界公园
李白从长安都市报社辞职出来，准备先回四川老家再做打算。可是春节临近，车票紧张，李白的实习记者证吊销了，诗人学会的会员证又不起作用，一时半刻有家难回。好不容易记起贺知章有个写诗的学生在火车站工作，忙查电话号码本联系。
写诗的学生听说是李白老师要回去，立即垫钱买了一张长安到成都的车票，顺便还带上了一叠厚厚的诗稿。李白先看车票，没错；再看诗稿，糟糕。换在往常，他早已揉成一团丢在一边了。这时却对折了一下，放进口袋，说：“嫩是嫩了点，不过，我《儿童文学》有个哥们在那里，我可以推荐给他。”
车票要等两天才能发挥作用，写诗的学生就盛情邀请李白去逛新建的世界公园。李白到长安来了半年多，一直忙于工作，差点荒废了旅游专业，听他这么一说，心里痒痒的，马上就答应了。在去世界公园的路上，李白又摸出诗稿看了一遍，这才记起写诗的学生名叫韩愈。
世界公园果然名不虚传，若不是李白刚刚为的士司机多收了他的钱而发了一次诗人脾气，说不定马上就会灵感大发，吟诗一首。
走上前来，李白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凉气。天啦，站在最前面的，竟是一丝不挂的大卫。韩愈正想看个究竟，不料旁边一位举相机的人朝他挥挥手，原来一位浓妆艳抹的女人站在大卫的阳具下等待多时。李白扯着韩愈就走。不到五步，有一观音，胸脯平平，小腹隆起，李白暗叫一声：“罪过！罪过！”再走几步，依次是巨乳西方女神、维纳斯和屈原等人的塑像，古今中外，名人汇集。李白目睹别处人流涌动，维纳斯那里冷冷清清，屈原那里更加冷清，难免触景生情。他猛地灌了一口酒，很伤感地对韩愈说：“小韩，你还是安心在火车站工作吧，别写什么诗歌啦！你看，诗人比残疾人还不如了！”韩愈想想也是的，但他对文学的爱好却一下子改变不了，就对李白说：“李老师，现在散文很受欢迎，那我就改写散文算了。”
两人准备买票进去，可是一看票价，不禁同时“啊”的一声，弄得方圆十几米远的文学爱好者都以为世界公园的朗诵诗大奖赛开始了。一张门票居然要卖100元，相当于李白《静夜思》稿费的25倍。诗歌每行一元，要写100行才能看一次世界公园，多不合算。
突然，韩愈发现旁边的宣传画上介绍里面有岳阳楼和庐山等微缩的“锦绣中华”风景名胜，他高兴地对李白说：“李老师，您不是写了《望庐山瀑布》《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吗？去找一找他们的领导，看能不能免票！”
李白从包里翻出自己的诗集，与门卫交涉。门卫说，这里都是电脑刷卡进来的，要李白到管委会办公室去领招待卡。韩愈气愤地说：“他就是全国知名的‘桂冠诗人’李白，你难道不知道？”门卫鄙夷地笑了：“诗人有什么了不起？上次唐明皇和杨贵妃来了都是刷卡进来的。你们有本事就叫我们领导陪你们参观呀！”
“小韩，你留在这里吧，我一个人去！”李白跟韩愈打个招呼，怒气冲冲地走向办公室。
推开世界公园办公室主任的门，李白递上自己的诗集，正准备说明来意，没想到办公室主任先开口了：“你就是李白？”
李白点头，心里一喜：“既然你知道我的名字，拿两张招待票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办公室主任又问：“《望庐山瀑布》是你写的？”
李白再次点头，谦虚了几句。
办公室主任莫名其妙地对李白笑了笑，叫李白坐一下，他出去就来。李白感到很纳闷，突然听到隔壁在打电话：“您猜对了，怪不得最近天气不好，我们公园的生意一落千丈，原来真的是那个叫李白的人写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在诅咒我们。你想，如果让雨下了三千尺，我们这投资了3000多万的公园不就被淹了吗？下雨时生意本来就不好，还要一下就下九天，我们岂不是亏死了……”
李白拉开办公室的门，落荒而逃。
高力士抗洪
高力士从法兰西考察回国的时候，长江洪峰已是第三次袭击长江郡了。作为太守，高力士义不容辞地赶到了抗洪现场。当然，他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唐明皇将于下周乘飞机来视察水患灾情。
副太守李白到前线协助郭子仪指挥官兵抢险去了。高力士站在大堤上，满眼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他忍不住朝地上吐了一口痰。还是国外好啊，当官就当官，哪来那么多麻烦。那生活水平，那文明程度，真让人自叹不如。还有那红灯区，那热情的法国女郎，简直让人觉得这辈子没有白活……
出了一趟国，身体是越来越差了，高力士本来就有心脏病，干不得重活，上堤后虽然闲得无聊，但是在老百姓面前却必须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以免影响父母官的形象。好在长江电视台的女记者杨玉环这几天一直在高太守身边，要不然高力士还真的不知道这几天怎么过。小杨这姑娘刚从大学毕业，既年轻，又漂亮，还懂得尊敬领导，团结同行，就是人稍微胖了一点。不过也好，听说唐明皇喜欢丰满一点的姑娘。
这天天气很好，高力士的心情也很好，就让小杨跟在身后，来到了抗洪一线。抗洪官兵们有的在挑土，有的在担沙。高力士觉得没什么新意，又走了几十步，发现前面有几个农民在打夯，有点味道。他赶紧跑过去，从一位农民手中抢过了木夯，说：“用力点嘛，怎么没吃饭一样的？”长江郡太穷，那位农民家里可能没买电视机，居然连本郡的电视明星——太守都不认识。不仅如此，听到批评后，他还不客气地回敬了一句：“有本事你自己来吧！”高力士几时受过这样的气，又不好发作，就高高地举起了木夯……
“高大人，你……”随后赶到的电视台记者杨玉环急忙叫了起来。话音未落，高力士的夯已经沉沉地砸下去了。
那位农民这才回过神来，知道了眼前的人就是本地太守，顿时慌慌张张地不知如何是好。高力士见小杨的摄像机镜头已经对准自己了，赶紧对那位农民和他的同伴说：“你们看，打夯就要这样打。”他边说边扬起了木夯，比第一次举得更高。木夯落下去，弹了起来，高力士正准备再次砸下去，突然眼前一黑，昏倒在地……
高力士住进郡人民医院的第二天，唐明皇果然乘直升飞机抵达了洞庭郡。高力士好悔呀，接待皇上，多么好的机会，现在却只能交给李白去完成了。他心里一酸，两行泪水顺着双颊淌了下来……
泪眼朦胧中，高力士看见一个黄袍加身的人向自己走来，怜爱地叫了一声：“高爱卿，你辛苦了！”
高力士用放在被窝里的那只手揪了揪大腿，痛，他才明白不是在做梦，立即装作迷迷糊糊的样子，语无伦次地重复着一句话：“大堤没事吧，大堤没事吧……”然后，他如梦初醒般地坐起来，对着皇上就要磕头行君臣大礼：“皇上在上，小臣不知皇上驾到，有失远迎，罪该万死，请皇上恕罪！”
唐明皇龙颜大悦，手捋龙须，大开金口：“有高爱卿等舍生忘死，我大唐江山稳矣！”
原来长江电视台昨晚播放了高太守带病抗洪的感人新闻。
不久，一位京城电视台新来的记者小姐打通了高力士的手机，说唐明皇想降旨宣他进京，但考虑到他在法国考察时涉嫌作风问题，心里犹豫不决。高力士心神领会，干脆净了身，在皇上身边当上了太监的头儿。
不用问，这位记者小姐就是后来的杨贵妃。
武松发福利
临近年关了，给兄弟们发些什么福利呢？阳谷县都头武松又遇上了“拦路虎”。
扳指算来，今年的进步真是不小：个人招工转干了，哥哥武大郎一家的农转非问题解决了，嫂子潘金莲也如愿以偿地在县纺织厂招了工。
武松心想：虽说衙门里给兄弟们发了年终奖，但是我们治安大队的兄弟都知道，今年抓嫖抓赌扫黄扫黑工作做得不错，有些意外的创收，不发点福利封口，被县太爷知道可不得了。当然，额外发点福利，一则可以显示我武松到衙门来当都头为兄弟们办了实事，二则可以提高兄弟们来年的工作积极性。至于我武松个人的领导权威也随之提高，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武松暗暗地搞了个民意测验，知道这些年来衙门里一直发的是苹果、橘子、雪梨和香柚等，大家都不稀罕。可是，每人发些银两又担心县太爷知道了追究，怎么办呢？
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潘金莲也下班了，武松问：“嫂子，哥哥呢？”
潘金莲叹了一口气，说：“卖炊饼去了，还没有回来。”边说边向武松诉苦，如今人们都改吃麦当劳汉堡和西式蛋糕了，谁还吃炊饼？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情况更糟。眼看年关越来越近，武大郎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了，昨天烙的烧饼还没有卖完，今天不知道又要剩多少。
潘金莲说着说着，突然想起以前傍的大款钱员外来。虽说钱员外年龄大一点，长相却比武大郎好看多了，又会赚钱，她不禁后悔起来。可是木已成舟，后悔又有什么用？离婚不是没想过，但离了婚就不能与暗恋已久的二叔武松在一起了。想到这里，她对武松这个做官的“帅哥”难免就多看了几眼。
武松被嫂子大胆的目光看得满面通红，只好扭过头，以维护“打虎英雄”的光辉形象。心里却在暗自忏悔：“我武松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怎么能在嫂子面前失态呢？”
潘金莲见武松如此，知道强求不得，便倒了热水，准备洗脸，顺便也洗洗心中不洁的念头。
这时，门响了，是武大郎敲的。
潘金莲赶紧拿了热毛巾，迎上去，开门。
武大郎接过毛巾，放下担子，随便擦了几下脸。
武松正待发问，却见担子里满是炊饼，不由得一阵心酸，最后还是低声安慰了一句：“哥哥，以后生意不好就早点回来，外面天寒地冻，别伤了身体。武二虽然工资不高，却也够一家人吃饭。”
武大郎说：“我本来是想早点回来的，后来看反正在家也是闲着，就收账去了。”
潘金莲喜上眉梢，急切地问：“收到了没有？快过年了，你答应过今年为我买意大利皮衣的。”
武大郎勾着头，吞吞吐吐地说：“没……讨……到。只有城东的张三答应以货换货，用湖南的名茶‘君山银针’换这一年的炊饼钱，城西的李四也答应用上等面粉换炊饼。我想反正是讨不到，春节期间用名茶待客也未尝不可，就答应了。”
潘金莲当即大哭起来：“你这个死鬼，几十两银子一袋的茶叶，是你这样的人吃的么？我好命苦啊……”
武松见嫂子一闹，心里更不是滋味，就说：“哥哥，嫂子，你们别难过，让武二想想办法。”
武大郎说：“二弟，你别操心，你嫂子就是这样的脾气，哭过闹过就没事了。”
潘金莲见武大郎这么一说，哭得更厉害了。她边哭边历数武大郎的不是，让武松在旁边听得坐也不好，站也不好，束手无策。
武大郎抽着闷烟，突然冒出一句：“二弟，反正也只有几十个炊饼了，你明天拿去分给你衙门里的兄弟吧，他们跟了你一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过完年后，我上街擦皮鞋去，既不上税，又是现金，而且还不要什么成本……”
“好！”武松打断了武大郎的话，“哥哥，过几天你陪嫂子买意大利皮衣去。”
武大郎含着烟忘了抽。
潘金莲一句话没哭完就止住了眼泪。
武松不紧不慢地说出了自己的办法。
这年春节，阳谷县城的人都在议论着武松给下属发炊饼当福利的事。很少有人知道，武松发给他们的，除武大郎的炊饼以外，每人还有一袋“君山银针”。
武大郎擦皮鞋
武大郎炊饼店从清和县迁到阳谷县以后，确实红火了一段时间，但随着街上蛋糕店、面包店和肯德基的异军突起，生意每况愈下。前不久，阳谷县首富西门庆又示威一般地在对面街上开了家“麦当劳快餐店”。于是，武大郎炊饼店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彻底倒闭了。
武松本来是想让哥哥武大郎到县委来守传达室的，但原来的门卫要等今年年底才退休。武大郎只好一手提椅子，一手挎篮子，到街上去擦皮鞋。
阳谷县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花一两银子擦一次皮鞋，普通的老百姓也能接受。武大郎每天只需搬了椅子往街上一坐，生意便来了。三下五去二，四退六进一，眨眼功夫银子到手。比起以前穿街走巷卖炊饼，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然而，由于擦皮鞋投资风险小，技术含量低，又是现金交易，从事这一职业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抢生意，大家不得不变被动为主动，一些拉不下面子的人只得改行。好在武大郎有过类似经历，把“卖炊饼”改成“擦皮鞋”，吆喝几声，同样抑扬顿挫，神采飞扬。
麻烦还是来了。
这天，武大郎给一位顾客擦匀了鞋油，正准备上蜡，却见同行们纷纷提了椅子和篮子慌慌张张地向他跑来，直奔街道拐角的小巷深处。武大郎定睛一看，城管大队的人来了，遇篮子就踩，见椅子就踢，嘴里还嚷着：“叫你们别出来，怎么不服从管理呢？看来，不跟你们动手，你们就不知道我们城管大队的人文武双全！”
武大郎一打听，原来县里正忙着竞选“全国文明卫生城市”，据说擦皮鞋影响市容，城管人员在采取强制取缔措施。武大郎顾不得即将赚到手的那两银子，收拾东西就跑。
没想到，武大郎才跑几步，就跑不动了。扭头一看，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地揪住了他背上的衣服。随即，武大郎看见那人的手臂像起重机的力臂一样，轻松地抓起他擦皮鞋的椅子，举过了头顶。他不禁双眼一闭，脸色惨白……
“慢！”有人大喝一声。
武大郎睁开眼，只见那人的手臂上多了一只手掌，竟是二弟武松来了。
武松跟那人说了几句，把武大郎领到一条更繁华的街道。
武大郎差点叫了起来，天啦，几天没逛街，那人行道上竟划了白线，那线的内侧竟整整齐齐地坐着一排擦鞋人。
武松说：“哥哥，县里不是不允许擦皮鞋，而是要规范管理，以免在文明卫生城市的评比中丢分。你以后就在这里了！”
从此，武大郎就在这条街上有了个固定的摊位。他开始做起“正式”的擦鞋人员来。
这里是县里指定的地方，擦鞋人员非常集中，每天总的营业额高，个人的收入却十分有限。武大郎想：“我二弟在衙门里做官，县里认识他的人应该不少，他们应该也知道武松有个擦皮鞋的哥哥。我何不做做广告，加强宣传呢？”想到这里，他马上请人写了一块招牌放在自己的摊位前。“武大郎擦鞋”五个字赫赫在目，吸引着过往的行人。
武大郎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了。最后他忙得不可开交，只好把自己的部分生意转让给从清和县过来擦鞋赚钱的老乡。为了区别于其他的擦鞋者，武大郎要他们在各自的摊位前也挂上了“武大郎擦鞋”招牌。
果然，顾客到了这里，大多数都会选择有招牌的地方擦鞋。“名牌效应”嘛，没什么不可思议的。这样一来，那些生意清淡的人就坐不住了，也纷纷弄块类似的招牌挂上。反正清河县与阳谷县是邻县，口音大同小异，装装老乡也不会露出破绽。
问题是，装的人多了，就影响了武大郎的生意。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证生意长盛不衰，武大郎不得不在原来的招牌前加上“正宗”二字。
加几个字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谁不会干呢？只要有生意做有钱赚啊！
于是，原来的“武大郎擦鞋”便变成了“正宗武大郎擦鞋”、“武大郎正宗擦鞋”、“真正正宗武大郎擦鞋”、“正宗真正武大郎擦鞋”……
看来，“打虎英雄”武松要出来打假了。
西门庆和他的两个未婚老婆
西门庆从没办过结婚手续，却拥有两个未婚老婆。
这是法律不允许的。
其中的一个必须转正。
在他的两个家里，从良女李师师和小寡妇潘金莲正激烈地争取着自己的合法身份。
李师师是音乐学院毕业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身材和气质也是一流，尤其是唱卡拉OK的时候，简直比原唱更像原唱。西门庆出门参加活动时经常带着她。
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我结婚？李师师认真地问。
西门庆笑，急什么？你已是第249次问这个问题了，能不能换个新鲜的？
李师师说，你结婚的时候，新娘是不是我？新鲜吧。说完笑了，很妩媚。
西门庆摇头，不新鲜，结婚不过是形式而已，你为什么这么在乎？我们这样不是很好吗？
李师师说，我总感觉心里不踏实。你不会嫌弃我吧，我坐过台。
西门庆说，那是你不认识我以前的事，我要的是我们的现在和将来，而不是过去，知道吗？老婆。
李师师欣慰地笑了，你真好，老公。告诉我，你现在是不是只爱我一个？
西门庆说，老婆，你难道连自己的老公都不相信？我跟潘金莲那娘们早就断了，你说，她既没有你长得漂亮，又没有你这样的才华，连卡拉OK那么简单的玩意都唱不好，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中音又不稳定，唱起歌来像小学生读课文一样，跳起舞来像做广播体操，一点情调都没有，谁会娶她？除非是武大郎这样的白痴。这且不说，这娘们还一脸的克夫相，你看，这武大郎不就是她克死的吗？像我这样做生意的人最爱讲究的，怎么会跟她这样不干不净的人在一起呢？
李师师逼问，那以前呢？
西门庆说，以前是我年轻不懂事，一时糊涂嘛。
李师师笑，以后你可要清醒点，要不我剪了你。说着，用食指和中指张开又并拢，做了个剪的动作。
西门庆说，那你自己不也没有一点幸福了？边说边伸手揽过李师师，让她暂时失去了说话的机会。
西门庆和李师师快活的时候，潘金莲正在大雪纷飞的午夜为西门庆赶织毛衣。
潘金莲没有李师师的命好，小学五年级就被迫辍学了，等希望工程搞起来以后，她已失去了重背书包的机会，早早嫁给了县城那个卖炊饼的个体户武大郎。乡村女子，贫贱出身，只学会了洗衣做饭，要说特长，便只有针线活一项。西门庆却为她温柔贤惠的性格和色香俱全的饭菜而流连忘返，乐不思蜀。
我们去登记吧，我要为你生崽。潘金莲只会这样说。
西门庆笑，男人以事业为重，结婚生孩子的事以后再考虑，等我几年，到30岁再说不迟。
潘金莲说，女人很容易老的，到时候我老了，丑了，你还要不要我？说着竟流了泪。
西门庆吻干了她的眼泪，动情地说，怎么会呢？
潘金莲哭，我相信你，可是你总让我难以置信。你看，你手机上又有那个姓李的小姐发来的短信。
西门庆脱口而出，你是说李师师？话一出口，就意识到说漏了嘴。她不可能知道的。
我不知道是李师师还是李什么，潘金莲止住了哭声，眼泪却流得更凶了，她是哪个单位的？你跟她是怎么认识的？多长时间了？
一个坐台小姐，西门庆赶紧解释。
潘金莲破涕为笑，嘲笑了一句，不错嘛，水平蛮高哇，连坐台小姐也钓得到手，只怕要结婚了的哟。
西门庆说，怎么会呢？谁惹得起她？她跟那个叫宋徽宗的领导有一腿，给那个叫宋江的黑老大做过情妇，听说那个叫燕青的通缉犯也同她有着不清不白的关系。我惹她，不是嫌死得太慢了吗？
潘金莲无语，许久才幽幽地说，我结过婚，丧过偶，你不嫌弃我吗？
西门庆说，你是一个不幸的人，我不会让你再受苦的，相信我，好吗？老婆。很认真很沉重的样子。
这个世界上，我最最亲爱的人就是我的老公。潘金莲很感动，贴着西门庆的耳朵叫了一声，老公。
西门庆的耳朵痒痒的，但他来不及抠，就贴着潘金莲的耳朵也叫了一声，老婆。
此时，一个叫李师师的女人正在西门庆的另一套房子里抱着枕头说胡话。
酒瓶空着。
烟盒空着。
抱枕头的女人却没有睡着。
李逵买保险
梁山泊聚义堂，众头领谈笑风生。
突然，手机响了。
宋江说：“李逵，是你的。”
李逵不耐烦地从腰间抠出手机，接完电话，忍不住骂了起来：“保险保险，保什么鸟险！”
宋江故意阴阳怪气地问：“李逵兄弟，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呀？”
李逵抱怨道：“还不是哥哥做的好事，害得我这个月手机费花掉了千多两银子。”
宋江捻须大笑。
原来，前些日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拉单拉到梁山来了。众人领略了其中的厉害，纷纷推说大哥宋江不投保大家便都不投保。唯有李逵不服，说：“倘若连一帮小小的业务员也对付不了，岂不灭了我梁山好汉的威风？”
宋江说：“李逵兄弟，我也正有此意，不如就由你来负责这件事吧！”
李逵摸了摸腰间插着的大板斧，自信地说：“哥哥，小弟只有一个请求，执行任务期间，别约束我喝酒。”
宋江说：“好。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如果你签了保单，以后就得戒酒。军中无戏言，你敢立军令状吗？”
李逵大喝一声：“立就立，我黑旋风不怕天不怕地，还怕办不好这些小事！”便按了手印，抓过宋江赏赐的陈年佳酿，仰脖子灌了几口，嘿嘿地笑着走了。
宋江当即传出话来：凡保险公司业务员，无论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政治面目、社会背景，能让“黑旋风”李逵签下保单者，可签下梁山数十万将士的保单。
一语既出，轰动一时。
只是苦了李逵，别看他平时鲁莽冲动，脾气火暴，但那都是硬碰硬时的性格特征，如今面对业务员们一张张标准的笑脸，他还真的有点无计可施了。每天还没起床，电话、短信、手机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响。一接通，十有八九是业务员打来的；不接，恰好又是兄弟们请他喝酒。他干脆把手机关了，电话线拔了，跟兄弟们一一打招呼，有事打传呼，带代号。一进办公室，他就跟兄弟们说，有人找只说回老家给母亲拜寿去了；一回家，就跟保姆说，有人找只说还在办公室没回来。即使如此，他仍然上班不敢太迟，下班不敢太早，回家只能延迟，以免碰上守在门口的业务员。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逵才渐渐地清净下来。
这天，李逵下山归来，酒兴大发，多喝了几杯。偏巧喝的又是假酒，一路上头晕眼花，东倒西歪，摇摇晃晃，怕兄弟们耻笑，只得早早地回家。
还好，门口没人。李逵一阵窃喜，赶紧进门，连脚也懒得洗，上床就睡。
躺下不久，传呼机响了。一看代号，是大哥宋江。他慌忙回话，说在家里，有什么事。手机信号不强，听不太清，但李逵还是慢慢听出电话那头不是宋江在说话，而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有急事求见，就在门口。
李逵无可奈何地起了床，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心想：“假如又是那些无孔不入、见缝就钻的业务员，那该怎么办？伸手不打笑面人，我打也不行，骂也不好，又确实不想跟他们嚼舌头……”
这么一想，李逵就吩咐保姆：“别忙着开门，先看看是谁。”
保姆应声而去。一会儿，拿来一张名片。
李逵接过，却不识字，就往保姆手中一伸，说：“念给我听！”
“果然又是他娘的业务员！”李逵边骂边抢过名片，撕碎，扔了，转而对保姆说，“告诉他，我不保什么鸟险！”
保姆出去，马上又回来了，怯怯地说，传过话了，门口的人还是不肯走。
李逵豹眼圆睁：“什么？！”
保姆的声音更低了：“他说要拿回自己的名片。”
“好，是条汉子！”李逵顿时来了兴趣，“叫他进来。”
李逵气沉丹田，运了个大周天。头虽然还有点胀痛，手和脚却灵活自如，力气未减。好久没打架了，他正闷得慌呢。
没想到保姆领来的却是一位姑娘：高个儿，长头发、瓜子脸、学生模样，横看竖看都不像是练了功夫的。李逵暗叫一声没劲，捏紧拳头的手却不知不觉地松开了。
姑娘见了李逵，彬彬有礼地说：“请问，您就是李逵先生吗？”
李逵点点头，算是答应。在他心里，保险跟传销是一路货色，骗人的。如果对方不是看起来一阵风就能吹走的姑娘，他早就把她赶走了。
姑娘说：“李逵先生，如果您不想和我签保单的话，我想收回我的名片。”
李逵厌烦地从口袋里摸出一锭银子，说：“你拿走吧，印一盒名片也绰绰有余。”
姑娘却不接，逼视着李逵，无所畏惧地说：“李逵先生，虽然你是大名鼎鼎的梁山好汉，我只是一名小小的保险员，但在人格上，我们却是平等的。”
李逵捏银子的手僵住了。
姑娘打量着房间，目光在一张巨幅照片前定格——那是李逵的母亲60大寿时拍下的。母亲在乡下老家，李逵准备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接她老人家上梁山。
姑娘向照片走去。
李逵大喝一声：“你别乱来！”
姑娘并不理会，旁若无人地走到老人的照片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对不起，大娘，请原谅我不能帮你什么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倘若您以后有什么病痛……”
李逵心潮起伏，仿佛姑娘的一字一句都像锥子扎在自己心上。
姑娘回过头来，对李逵说：“收起你的银子吧。你是一个自私的人。我以为梁山好汉都是知情达理、豪情盖天的，没想到居然连自己唯一的母亲的晚年幸福也不考虑，我真是看错人了……”
姑娘说完，头也不回地去开门，准备走。
李逵叫道：“等等，姑娘，等我打个电话再说，好不好？”
姑娘止步，回头，看见李逵走向另一个房间，拿起话筒，不知在对谁说：“喂，我是李逵，你也给太公买一份养老保险吧……我，我，我愿意戒酒！”
诸葛亮的苦衷
春暖了，花开了，隆中卧龙岗想必又是游客云集的旅游旺季了。
刘备问关羽，手头的工作都忙完了没有？
关羽点头。
刘备说，我们到隆中卧龙岗去参观吧。同志们去年忙了一年，很辛苦，我们今年应该趁年初早点出去，等年底事情多就玩不成了。
关羽说，去年夏天和冬天我们兄弟三人不是去过两次吗？今年是不是换个地方？
刘备来不及开口，张飞就在一旁插话了，二哥，大哥嫌办公室那几个家伙文笔不行，想请诸葛亮那小子来写材料，你难道忘了？
刘备拈须大笑，这恐怕不是三弟的本意吧？三弟是不是又想吃诸葛亮家乡的土鸡了？
张飞大笑，大哥休要取笑小弟，不过，这城里鸡多，像诸葛亮家乡那么正宗的土鸡却很难吃得到。几个月没见，还真的有点想念。说着，看了关羽一眼，二哥，一起去吧，你不是最喜欢吃乡里腊肉吗？
关羽说，那我就去吧，有大哥和三弟在，我关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刘备说，上次我们都带家属去了，这次就让同志们高兴高兴吧。机关里面有100多人，分三批去，反正诸葛亮他岳父开了一家酒店，吃饭和住宿不成问题。
一行30多人乘了单位上的班车，浩浩荡荡地开赴隆中。
卧龙岗流泉飞瀑，景色宜人。诸葛亮本来是打算在此当一辈子自由撰稿人的，因为他除了以“诸葛亮”这个本名发表散文和诗歌外，还以“卧龙”为笔名发表了大量千字千元的纪实特稿，收入委实可观。
然而，人怕出名猪怕壮，自从诸葛亮的名声打响以后，全国各大报刊以及本地各有关单位都想把他作为特殊人才招聘过去，负责文字工作。诸葛亮乃书生一个，哪里受得了如此厚遇？凡有客来，便杀鸡剁肉，盛情款待。他这样做，并不都是为了使自己的文章顺利发表，而是为了解决一些其他的问题。他哥哥诸葛谨，便是他推荐到曹操那里去当骨干领导的。当然，岳父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他退休后开酒店，工商税务方面的事更需要诸葛亮帮忙。
诸葛亮烦于交际，也苦于琐事缠身，文章越写越少了。不过，对于刘备的到来，他很高兴。
尽管这是刘备第三次来，而且每次来的人都比上次多。
与其他想招聘诸葛亮的人不同，刘备虽然每次吃住都在诸葛亮岳父开的酒店，但是每次打八折后都坚持现金付账，从不签单。哪怕只有三个人，他们也不给诸葛亮添麻烦，而且连参观卧龙岗的门票都是自己出钱买的，从没仗着他们是诸葛亮的熟人而心安理得地享受诸葛亮的慷慨。相反，刘备住下后，特意要关羽把诸葛亮请来，设宴相待，非常诚恳地向诸葛亮递上聘书。酒至半酣，刘备拍着胸脯说，除以前答应的条件外，我回去后马上就帮你全家办好农转非手续，招工转干，提拔重用。怕诸葛亮不相信，张飞还在旁边插了一句话，我们的机构体制改革是全国目前最灵活的，你看，我们的福利待遇多好，吃的穿的都是公家的，每年还可以出去公费旅游几次，不比做自由撰稿人强？
刘备使个眼色，他担心张飞乱说。
诸葛亮还在考虑，这时曹操给他打来了电话，说他们也到卧龙岗旅游来了，带了100多人，想订房间。想起曹操去年签的单还没有结账，诸葛亮极不乐意，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挂了电话，诸葛亮禁不住长叹一声，在心里说，这样下去，我岳父的生意怎么做得下去啊！
刘备说，兄弟，你到我这里来上班吧！我另外再给你加一个优惠条件，你每周只需坐两天班，其他时间你自由安排，我不干涉。你不照样可以文学和经济两手抓吗？
渐渐地，诸葛亮动心了。这时，恰好袁绍又打来了电话，说是带了一行人在卧龙岗门口，要诸葛亮马上过去。诸葛亮嘀咕了一声，要我过去还不照样要钱？他心烦意乱地给卧龙岗公园门卫打了个电话，要求暂时放袁绍等人进去，门票钱由自己来付。他心里却在想：这样下去，只怕连岳父的酒店也要卖掉来招待人了。
诸葛亮含着泪举起酒杯，对刘备说：好吧，我答应你！
刘备兴奋地站起来，感慨万分：世人皆道刘某三顾茅庐，求贤若渴，只有刘某才知道，诸葛先生是有难言的苦衷啊！
贾宝玉的选择
物资贸易公司经理老贾的儿子贾宝玉在跟文联主席老林的女儿林黛玉试婚期间，又与税务局局长老薛的女儿薛宝钗谈起了恋爱，这让望子成龙的老贾大为光火。不是他思想不开放，下海这么多年了，他对新鲜事物还是接受得比较快的，况且如今的年轻人试婚已经相当普及了，他凭什么还那么古板？当然，这也与宝玉是他的儿子有关。如果是女儿，他绝对不容许她去玩什么试婚的把戏。即使如此，他还是有点担心，想当初，他放着堂堂的物资局副局长不当，停薪留职出来办公司，历尽千辛万苦才混成现在这个样子；如果儿子风流成性，他再大的家产也经不起耗呀。他想，宝玉的年龄也不小了，催着他早点结婚，或许可以让他尽快收心，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来。老贾大谈脚踏两只船的危害，连劝带逼地要宝玉当机立断。贾宝玉不敢苟同。他认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不能操之过急，但考虑到自己的单位准备搞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他还是作出了决定，从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人中选一个择日结婚。
可是，选谁呢？贾宝玉陷入了迷茫。
贾宝玉把林黛玉和薛宝钗约到酒吧，反正大家彼此都知道有这么个人，有这么回事，做个了断也是众望所归。贾宝玉坦然地阐明了自己的意思。林黛玉当场就哭了起来。这姑娘，诗歌没发表几首，却学会了诗人的多愁善感，不像薛宝钗那么洒脱。听贾宝玉一说，薛宝钗当即就表态：如果贾宝玉决定娶林黛玉，她马上就离开，决不说半个不字；如果决定娶她，贾宝玉就得跟林黛玉彻底断绝关系，从现在开始。她说，贾宝玉以前做过什么跟她无关，但以后必须保证只爱她一个，不能再“劈腿”了。
贾宝玉非常矛盾。林黛玉和薛宝钗都不错，一时半刻还真的难以选择。不过，一考虑到以后的发展，他的心里就有谱了。论家庭，薛宝钗的父亲实权大；论学历，都是大学本科；论身体，林黛玉是个药罐子……
贾宝玉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可是，怎样做才能让林黛玉心甘情愿地离开呢？突然，他眼睛一亮，狡黠地说：“这样吧，你们每人在我的胳膊上咬一口，爱我多深就咬多深，到时候比一比，我再决定娶谁，好不好？”
林黛玉心想：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经典爱情故事都说明了一个道理——爱得越深，恨得越透。跟宝玉谈恋爱已经几年了，我一直是弱不禁风、楚楚可怜的样子，如果今日还不改变形象，肯定是必输无疑，为了爱情，我豁出去了！
“哎哟！”贾宝玉痛得差点叫出声来。他定睛一看，胳膊上露出两行红得发紫的牙齿印，但为了让薛宝钗咬得更重一点，他不得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淡淡地说：“黛玉，没想到你爱我只有这么深！”
薛宝钗从贾宝玉的言语中听出了他的用意，心里一喜，但随即冷静下来。贾宝玉家中还住着个女人，又跑来欺骗我的感情，像个好东西吗？同居多年的女友尚且如此对待，这样的人怎么可靠呢？这么一想，她恶作剧似的轻吻了一下贾宝玉的胳膊，然后坏笑着看贾宝玉怎么办。你不喜欢林黛玉了，我偏要让你喜欢她，看你怎么下台？
贾宝玉一愣，没想到薛宝钗会来这么一手。他垂着头，假装思考，心里却在寻找对策。林黛玉忐忑不安，薛宝钗却一声冷笑。隔了一会儿，贾宝玉抬头，缓缓地说：“我现在考虑清楚了，最爱我的人是——黛玉！”林黛玉开心地笑了。贾宝玉却不慌不忙把红肿的胳膊一伸，说：“不过，黛玉的爱让我难以接受。所以，我决定娶——宝钗！”
林黛玉哭泣着掩面而去。贾宝玉站起来，去牵薛宝钗的手。薛宝钗却将手一甩，鄙夷地说：“请放尊重点，贾先生，谁答应嫁给你了？别把自己当情圣！”
贾宝玉顿时傻眼了，一个人呆在酒吧里，半天没有反应过来。他悻悻地回到家，谁料又遭到了父亲的一顿呵斥。爱情没了！房子没了！所有的一切都没了！心灰意懒的他竟有了出家当和尚的念头。
李清照的烦恼
李清照最近烦得要死。
眼看就要参加高考了，偏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她的语文成绩好，尤其是作文，不但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而且有几篇在晚报上发表了。数学成绩却一塌糊涂，每次都是刚刚及格。这样下去，怎么能考上重点大学？爸爸妈妈又忙于自己的事，不能为她补习功课。她心里好急，偏偏这时班上那个足球踢得最棒的男同学又写来了让她心慌的情书。说实在的，她对那个男同学是有好感，也许还包含着那种朦朦胧胧的情愫吧，但她绝对不能接受他的爱，爸爸妈妈知道了会打死她的。可是，这事既不能跟家里说，又不能告诉老师或者同学，怎么办呢？
李清照突然想起了晚报副刊部的苏轼老师：“我的作品不是在他手里编发的吗？找他准没错！只是他散文写得那么好，又那么有名，会不会不理我呢？”李清照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苏轼写了一封信，顺便还寄上了自己最近写的散文诗《庭院深深》。
李清照没想到第三天就收到了苏轼老师的回信，约她本周星期五下午四点到他办公室面谈。
李清照受宠若惊。在心里勾画了无数遍苏轼老师的光辉形象，终于见面了，她却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个头矮矮的中年男人和她心中那位潇洒飘逸的作家联系起来。苏轼老师倒是显得非常自信，给李清照倒了一杯温开水，就自己掏出烟来，点燃，不时地吸一口，弹弹烟灰。
苏轼老师问了李清照的家庭和学习情况，就开始议论中国足球。他一边谈国际国内足球形势，一边打量着李清照越来越崇拜的神情，说，中国足球其实是很有潜力的，只不过足球比赛的一些规则明显地对中国足球队不利，如果能重新修订，中国足球一定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李清照睁大了眼睛望着苏轼老师，目光中充满求知的渴望和期待。苏轼老师得意地笑了，说，瞧你紧张的，我说着玩玩而已，中国足球队如果想在国际比赛中拿金牌，目前只有两条捷径——在原有的比赛形式和规则上，中国足球队守门员增加一个；中国足球队队员射门时，对方所有队员静止一分钟。
李清照笑了。
苏轼老师弹弹烟灰，沉重地说，目前中国足球让全国人民看不到希望，你们班上的那个男同学想靠踢足球踢出什么前途，难啦！再说依你现在的年纪，也不适合谈恋爱，你要以学习为重……
由于见面的时候已接近下班，李清照只好跟苏轼老师打的到一家酒店的包房里继续刚才的话题。李清照本来不想去的，但想到今天是周末，如果爸爸妈妈问起，就说参加了同学的生日吧。初次跟苏轼老师打交道，我不能让他扫兴……
几杯酒下肚，苏轼老师就谈起了李清照的那篇文章。他一语双关地说上半部分还比较丰满，下半部分就显得毛糙一些，结尾的时候还有一个漏洞；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为你疏通疏通。李清照听不明白，但隐隐约约地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过，她没有多问，因为她在家里的时候爸爸妈妈告诉过她，不该知道的就不要问。李清照低着头吃菜，为了表示她正在聆听苏轼老师的“谆谆教诲”，偶尔也抬起头来颔首认同。毕竟，不懂还可以装懂。
这时，苏轼老师的手机响了，是朋友邀他去跳舞的。苏轼老师就招呼小姐买单。小姐说，78元。苏轼老师要小姐打8折，开一张120元钱的发票。小姐说发票用完了，下次来一起开吧。苏轼老师很不高兴，说：“那我就签单算了，我是报社的，你们老板的朋友。”
李清照坐在烟雾缭绕的的士上，不敢开口制止苏轼老师抽烟，只好不时地挥挥手掌，咳嗽几声。当然，她还得时时留心苏轼老师有意无意搭过来的手。
这天晚上，李清照没有跟苏轼老师去跳舞。但自从这天起，她家的电话却每晚都要多响几次。
李清照又有了新的烦恼。
织女下岗以后
窗外月朗星稀，天上的牛郎星又和织女星隔河相望了。
织女孤零零地坐在窗前，心事重重。
她和牛郎原本是定在今年阴历七月初七结婚的，可是，时间越来越近，牛郎却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好像织女嫁的人不是他似的。想当初，织女和牛郎谈恋爱的消息传出去以后，马上就遭到了别人的反对。原因很简单，织女是吃商品粮长大的城市姑娘，牛郎是农村户口；织女全家都在城里工作，牛郎自幼父母双亡；织女是纺织专科学校毕业的中专生，牛郎小学都没毕业；织女是国家正式职工，牛郎只是个卖牛肉串的……
织女却不管，跟家里人吵几句嘴就离家出走了。等家里人通过电视寻人和群众举报发现织女的行踪时，织女已经跟牛郎未婚同居半个月了。家里人想，现在的年轻人恋爱、结婚都讲究自由，只要牛郎对织女真心实意，家里人也不便反对，只得表示默认。没想到，好景不长，小夫妻俩刚领了结婚证书，还没有来得及举行婚礼就有变故了。
织女想到这里，禁不住神情黯然。
母亲患脑溢血去世，哥哥参与抢劫被判刑，她自己因为单位效益不好而下岗，都是这半年内发生的事情。织女一想起来就头痛。
夜已深，一丝凉风吹来，扫落织女的两行泪珠。
牛郎啊，你在哪里？你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你真的不辞而别了？
织女不恨牛郎，不怪父母，只怨自己。如果她自己有一技之长，就不用为前途担忧了。以前总认为有母亲和哥哥做靠山，一切都可以不管，现在看来，是这种想法害了她。
织女从不怀疑牛郎对她的感情：如果他有假意，会跟我领结婚证书吗？可是，如果他真心爱我，为什么又要离开我呢？他是不是像婚前所说的那样，到深圳打工去了？
那时候，织女在纺织厂上班，牛郎在厂门口卖牛肉串，两人日久生情，感情基础不可谓不深厚，难道会如此不堪一击？
织女抬头看了一眼他们提前拍摄的结婚照，牛郎发自内心的笑容让她打消了所有的猜忌。她顺手拿起一张当天的报纸，反正睡不着，就这样边看边等吧。
一条消息令她大吃一惊：为了创建文明卫生城市，本市所有的公共场所一律不准摆摊设点。织女比先前更急了。他们的生活来源都靠牛郎卖牛肉串，如果取缔，他们以后怎么办？
织女多少也是个中专生，不可能不了解国家政策，她也明白国家为了发展需要迟早会这样做，只是对她和牛郎来说，这一天来得太早了。牛郎除了烤牛肉串以外，也没有什么特长，以后怎么养家糊口呢？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竟然如此之难，这是织女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不过，牛郎和她都还年轻，不可能从此“颐养天年”。织女决定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位置。
织女的目光在报纸的广告栏止步，最后定格在“高薪诚聘”。她想，不管牛郎会不会回来，反正明天去银河娱乐城应聘她是决定了。
织女小心翼翼地折叠好报纸，突然听到门铃声划破了夜空的宁静。她站起来，娇滴滴地问了一句：谁呀？
三个和尚找水喝
自从第三个和尚来了以后，寺庙里就面临着没水喝的新问题。但三个和尚天天都得喝水，解决喝水问题已成了当务之急。三个和尚研究来讨论去，最后决定给寺庙管理委员会打一个报告，申请上面派一个副处级方丈来搞管理。
会长法海是个不好说话的人，他看完报告，当即就把三个和尚呵斥了一顿：现在所有的寺庙都忙着让和尚下岗，你们小小寺庙，弹丸之地，本来就已经超编了，需要精简，还想增加人员？没门！不仅如此，法海还给了三个和尚一个下岗名额，责令回去后马上落实。
三个和尚一个下岗，剩下的两个抬水喝，问题就解决了。可是，让谁下岗呢？最早来的和尚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是他资格老，经验丰富，寺庙又是他一手建起来的，让他下岗大家提都不敢提；第二个和尚中专毕业，获过全国武术比赛大奖，让他下岗大家过意不去；第三个和尚刚从大学校园分配来，尽管目前没有成绩，但在提倡年轻化、知识化的今天，他却是最合格、最具潜力的。
三个和尚垂头丧气地坐着，谁也不说话。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第一个和尚想：“我多年来一直在寺庙工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听说上面前不久还在讨论我的职称问题，到别的寺庙去可能又要从挑水干起，不合算。况且如今寺庙到处不景气，我本人敬业爱岗，只掌握了念经、敲钟和坐禅等技术，几十岁的人了再去学别的，一下子也不一定能学会，要是下岗后找不到别的庙怎么办？”于是，他暗暗给自己鼓劲，不能输给这些年轻人，就是他们提出要他下岗，他也不会答应。寺庙是他一手建起来的，逼急了他把庙宇搞个稀烂，他们也没办法。
又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第二个和尚想：“你们这两个人怎么跟我比？一个没文化，一个没经验，更不用说拿全国武术比赛大奖。这庙宇香火不旺，就是你们这些人素质不高造成的。最好你们一起下岗，免得碍手碍脚，弄得我英雄无用武之地。谁要敢提名让我下岗，哼……”他握紧了拳头。
眨眼之间，到了要煮饭的时间，还没水呢，不能再等了。第三个和尚想：“我们这个庙虽说不大，但是每天来朝拜的人却不少。如果到山下搞些檀香、蜡烛和贡果来卖，说不定有点赚头呢！”他主动提出来：“让我下岗吧！”另外两个和尚本想好好劝一劝他，可是让他留下来，自己就面临着下岗的危险，没办法，只好顺水推舟，答应了第三个和尚的请求。
看在师兄师弟的分上，两位和尚当即决定：每月从功德箱中拿200元钱给第三个和尚做生活费。第三个和尚想，功德箱的钱虽说没有入庙里的账，但是寺庙管理委员会都知道这笔不小的收入，现在查小金库查得紧，200元生活费能领多久目前还很难说，不如谢绝他们的好意，要一间房子在庙里做生意。这么一想，第三个和尚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另外两个和尚求之不得，即使第三个和尚不下岗，庙里也要给他安排房子住，答应他还可以做个人情，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个和尚下岗以后，另外两个和尚又开始抬水喝。
下岗和尚自筹资金，在山下的小商品市场进了一些檀香、蜡烛和鞭炮，专为上山进香的人提供方便。月底结账，居然略有节余。下岗和尚尝到了甜头，又试着进了些铜香炉、玉罗汉、护身符、观音链和香木佛珠，也深受香客们的欢迎。下岗和尚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干脆在庙里办起了旅游服务公司。这下另外两个和尚坐不住了，想把下岗和尚赶走，可下岗和尚也是庙里的人，又有言在先，况且下岗和尚已今非昔比了，寺庙管理委员会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谁敢轻易动他？正好这时当地办了一所武术学校，聘请获过全国武术比赛大奖的和尚当顾问，剩下的一个和尚势力就更小了，他索性修身养性，一意参禅。
如今，参禅的和尚又开始挑水喝，当顾问的和尚已喝上了自来水，下岗的和尚呢？他早就当上经理了，一年四季，他喝的都是矿泉水。
对面的明星看过来
我现在在火车上。
我的对面坐着个明星。目前很火的一个，女性，具体名字我就不便说了。
她的芳龄显然比我要小，打扮也比较青春，穿休闲服，戴墨镜，尽管垂着头，还是有人认出了她。
乘客们呼唤着她演过的角色，拿了纸和笔过来，用意很明显，希望我们的明星同志留下墨宝。
她皱了皱眉头，随即露出职业微笑，笔走龙蛇。这个细微的动作也许只有我观察到了，也许还有别人，但这对乘客们的热情没有丝毫影响。整个空调车厢里，差不多都乘兴而来，满意而去。然而，坐在她对面的我却无动于衷。这让她多少有些意外。当人流散去，一切归于平静，她握笔的手仍停在半空犹豫了一下，见我实在没有反应，才暂时封笔，从包里抽出一本杂志来。我这才想起，曾有报刊报道，她在没有成为明星前，最想做的其实是作家。
她抽出的是一本文学期刊。看来，她对当年的作家梦还充满着遐想。我想，如果真是如此，她倒是个聪明的人，知道如今明星出书比得感冒还容易，也想搭这趟便车。
我一直打量着她。
我只是想了解明星生活的一面。这对我写小说或许有所帮助。
她揭开文学期刊的封面，突然抬头，吃惊地望了我一眼。我也愣住了——我的照片，居然刊登在封二。这本文学期刊曾向我约过一组小说，说是配照片和个人简介推出，但我没想到会如此迅速，如此隆重。
我掩饰着喜悦的心情，装作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心里却暗暗准备着怎么回答眼前这位明星的提问：这照片上的人真是你吗？
很遗憾，我的虚荣心并没有得到满足。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也许她刚才的心情也一样。被恭维惯了，一旦没有人来恭维，反而觉得失落。
我继续打量着她，直到她取下早就没必要再戴的墨镜，翻到刊载我小说的位置，头也不抬地看完，然后笑了。
她合上杂志，重新戴上墨镜，目光射向窗外，再也没有收回。
我和她彼此都没有开口，直到下车。
我想，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俩彼此都没有吃亏。
狐仙夜访邹当荣先生
经历了几次生活的大起大落以后，邹当荣先生辞去所有的工作，在市郊租了一套房子，准备以写作为生。在闹市中呆惯了的他生活上自然存在着诸多不便，不过时间一长，他渐渐地习惯了。偶尔想起过去的风光荣耀，也只是一笑了之。看样子，邹当荣先生是真心实意地决定隐居了。
一位在此修炼的狐仙也许是尘根未断，居然化成一位美丽的姑娘，趁他夜读之时闯了进来。邹当荣先生以为她是老婆的同学，没有在意，打个招呼就继续埋头看书。不料狐仙从博物架上取下砚台，走到他的身边，说，需要我为您磨墨吗？邹当荣先生一惊，突然记起老婆今天回娘家去了。他来不及考虑狐仙是怎么进来的，就慌慌张张地说，不用了，我现在用电脑写作。
狐仙凑过来，说，你们读书人不是都喜欢红袖添香吗？
邹当荣先生急了，说，小姐，别这样，要不然我可要报警了。
狐仙哈哈大笑，用手一指，邹当荣先生顿时动弹不得。今晚只怕是见鬼了，邹当荣先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吞吞吐吐地说，你，你想干什么？狐仙说，不用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如果你答应跟我做夫妻，我就放过你。荒唐，邹当荣先生在心里说。他一边调整心绪，一边思考对策。狐仙却不耐烦，催他马上决定。邹当荣先生只好来了个缓兵之计，说，我对你一点都不了解，你能让我先问几个问题吗？狐仙说，你问吧。
你到底是谁？邹当荣先生问。狐仙如实相告。邹当荣不信，指了指身后的那堆脏衣服，说，如果你能马上洗干净，就证明你没有骗人。狐仙一声冷笑，这太容易了。她一挥手，衣服果然像刚刚干洗过了一样。邹当荣先生此时反而不怕了，说，小儿科，台湾魔术师刘谦也能做到。狐仙很气愤，说，那你还要我干什么？邹当荣先生反问一句，除此以外，你还能干什么？狐仙说，做家务。邹当荣先生不屑地说，任何一个保姆都会干家务事，你能像我老婆那样疼我、爱我、关心我、体贴我吗？狐仙说，这有什么稀奇的，你老婆对你怎么好，你只要跟我描述一下，我就能做到，要不要试试？
邹当荣先生慌忙摆手，连说了三个不字。狐仙说，既然你说不，那我就不试了，我告诉你，你老婆做不到的，我一样可以做到。狐仙说着，伸手在空中一抓，马上就抓了一大把面额500的美元。邹当荣先生目瞪口呆。狐仙见他那傻样，接着说，如果你嫌我现在的长相不好，我马上可以变成你喜欢的人，章子怡、范冰冰、赵薇、张柏芝……狐仙边说边变，最后竟变成了邹当荣先生老婆的模样。
邹当荣先生心动了。他打开电脑，对狐仙说，我对我老婆已经很满意了，我的日常生活有她照顾也很满足；如果是为了发财的话，我们决不会到这个地方来；我选择这里，主要是为了写作，写我自己满意的作品。我一直为抓不到好的题材、写不出有影响的作品而发愁，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
狐仙从邹当荣先生的书柜里随手抓了一些经典名著，叫声去，就没了踪影。隔一阵，只看见电脑自动打开，显示出一个目录。小说、散文和诗歌等应有尽有，邹当荣先生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邹当荣先生翻阅了几篇，果然如同己出，而且文笔更为老道，思想更为深刻。他慨叹道，奇迹，真是奇迹。
狐仙得意地说，你娶我吧，我绝对比你现在的老婆好。你看，什么事都不用你操心，什么事都办得干干净净，你就跟着我双宿双飞吧！
邹当荣先生彻底相信了，狐仙比他的老婆强。不过，他毕竟是有过一些社会经历的人，没有了急于求成的冲动。他沉住气，认真地想了想，对狐仙说，小姐，既然你如此神通广大，能不能变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我呢？
狐仙不假思索地说，这还不容易？说完，一挥手，另一个邹当荣先生就站在她面前，没有任何区别。
邹当荣先生这下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指着另一个邹当荣先生对狐仙说，如果我要你选择的话，你嫁给我还是嫁给他？
狐仙突然大笑不止，说，谢谢你点拨我，我现在谁都不嫁了。我修炼了这么多年，总以为自己缺少什么，其实我什么都不缺……
我要你干什么？狐仙笑着又挥了一下手，另一个邹当荣先生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啊，你要我干什么呢？邹当荣先生苦笑一声，把手放在键盘上，又开始了他的写作。
一切，好像都没有发生。
邹当荣先生的尴尬
邹当荣先生自从开始职业创作以来，一直稿约不断。他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特稿，实在忙得不可开交。今天自然也不例外，没吃早饭就开始工作了。没料到，电脑才打开，楼下就传来了大哭大闹的声音。不用问，准是房东太太又在发威了。邹当荣先生觉得这些家务小事有老婆一个人关注就够了，继续敲他的电脑键盘。可是，他没有下楼，楼下的人却找上了他。
来找邹当荣先生的是房东太太的儿子。小家伙今年15岁，在市郊的一所中学读书，作文写得不错。邹当荣先生与他挺投缘。他推开邹当荣先生的房门，哭诉着：“叔叔，我妈妈说读书没有用，不打算让我读了。”邹当荣先生说：“你年纪还只有这么大，不念书干什么去？”小家伙说：“我妈妈开了一家化妆品商店，叫我帮忙收银。”
这怎么行？邹当荣先生马上跟小家伙下楼。
房东太太还在生气，看见邹当荣先生来了，习惯性地打个招呼。邹当荣先生坐下来，开门见山地问房东太太为什么不让儿子继续读书。房东太太反问：“读书有什么好？”邹当荣先生说：“读个中专或者大学，多学点知识，说不定将来还可以出国留学呢。”房东太太冷笑：“他爸爸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在工厂当技术员，每月工资只有400多元钱，有时还不能兑现，我可不想让我的儿子再受那种苦。”邹当荣先生说：“知识贬值只是暂时的现象，你这么早就让小孩退学会误了他一辈子的。”房东太太很不高兴：“我怎么会耽误他的前程？他跟我学做生意前途大得多，有时候一天的收入就相当于他爸爸一个月，这难道不好吗？”
说着，房东太太看了邹当荣先生一眼，颇为同情地说：“读书人就是读书人，不懂经济。你看，从古到今，哪朝哪代不是读书人吃亏？远的就说唐朝的大诗人杜甫吧，追求个人名利，结果老婆孩子都饿死了；近的就说孔乙己吧，喝酒都没钱付账，多可怜。”
邹当荣先生说：“你说的都是个例。古往今来，大多数有钱的其实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尤其是现在，高科技竞争日益激烈，比尔·盖茨等超级大富豪哪个不是靠高科技发家致富的？”
房东太太反驳道：“你说的不也是个例吗？你能保证我儿子将来会成为比尔·盖茨式的人物？”
邹当荣先生说：“那是谁也说不准的事情。不过，让你儿子多读点书，多学点知识，一定比现在就经商好。就拿你刚才提到的杜甫和孔乙己来说吧，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一定活得非常滋润。他们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们的知识过多，而是他们没有找准适合自己的位置。”
房东太太顿时来了兴趣，说：“如果你是他们的话，你有什么高招？”
邹当荣先生说：“这还不简单？如果我有杜甫那样的文采，早就给《知音》《家庭》之类的刊物写特稿去了，千字千元的稿酬，一个月写一篇就够了。就算是写不了特稿，凭他骂人的本事，做个娱乐记者，专门拿明星开涮，也可以名利双收。再退一步说，如果我的诗歌有他的那么好，给大众期刊写写卷首语，100元一篇，每月收入少说也有1000元，不比工薪阶层活得好？”
房东太太点头称是。
邹当荣先生喝了口茶，卖个关子，说：“你知道现在全国有多少种报刊吗？”房东太太摇头。邹当荣先生说：“期刊有5000多种，报纸有30000多种，这还只是有全国刊号能公开发行的，至于内部刊物和报纸，更是多不胜数。”
房东太太笑着说：“如果生活在现代，那杜甫还愁什么？只怕一年以后就可以离开乡下那间茅屋，在城里买楼中楼式的高级商品房了。”
邹当荣先生放下茶杯，不紧不慢地说：“如果孔乙己还活着，现在不但不用为酒钱发愁，而且可以穿‘金利来’西装、打‘金博尔’领带、抽‘金白沙’香烟……”
房东太太急切地问：“孔乙己不会写文章，他凭什么能活得这么潇洒？”
邹当荣先生说：“孔乙己不是连‘茴’字的三种写法都知道吗？像他这样的校对人才，哪家报刊社不抢着要……”
邹当荣先生谈性正浓，他的话却被老婆打断了。
老婆站在楼梯口，怒气冲冲地说：“姓邹的，你的稿费什么时候来，家里买米都没钱了！”
邹当荣先生瞪着老婆，脸涨得通红。
贾平凹的两种读法
近年来，某地出现了一份享誉全国的杂志，发行量大得吓人，稿酬也颇为丰厚，这对所有的作者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所居住的城市就有这么一位作家，名气大自然是不必说的，但同样一个稿子能多换点钱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拒绝。我们这位名作家也不例外。只是由于那份刊物的编辑没有向他约稿，他也就一直没有给该刊投稿。
这天，名作家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想出去散步调节一下心情，突然就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说该著名杂志的主编现在到这座城市来了，准备登门拜访名作家。名作家一听，自然心知肚明，拜访是假，约稿是真，当即就答应了。
果然，名作家没有猜错，该杂志主编是来约稿的，约他写一篇关于贾平凹的文章。
名作家跟贾平凹一起开过会，打过麻将，写篇千把两千字的小文章还不是小菜一碟。只是名作家发现了一个问题，该杂志的主编居然不知道“贾平凹”这三个字的正确发音。贾平凹的“凹”应该读“哇”，而那个主编却一口一个“奥”。如果换成了别人，他或许还能够理解，没想到一个著名杂志的主编，居然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名作家碍于情面，不好当面指出，只得旁敲侧击，说贾平凹的母亲从小就唤他做“平娃”。这个主编却装作没听见，还是读“奥”。
名作家好像吞了一只苍蝇，皱了皱眉头。不为别的，就冲这个主编知错不改，名作家也能够想象该杂志的品位高低。
后来，有人问名作家为什么不给那份著名杂志写稿。名作家一个劲地摇头：“堂堂的一个主编，连贾平凹的名字都读错，能办出什么好杂志呢？！我没兴趣。”
我所在的城市有一位著名作家，什么体裁和题材的文章都能写，而且篇篇精彩，出手不凡，这对杂志的编辑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既是著名作家，名气肯定就是卖点，文章又好，岂不是锦上添花？
这天，某全国知名杂志的主编到我所在的城市来组稿，听说有这么一位作家，马上就来了兴趣。她做的是大众杂志，尽管对名作家的名字不熟悉，但对他的作品却如雷贯耳，怎么会错过这个机会？尤其是听说这个名作家跟贾平凹熟得不得了，更是下定了向他约稿的决心。
名作家没有名人架子，一个电话打过去，当即就答应了，这令她产生了一些敬意。只是见了面，跟名作家一交谈，她就有点怀疑了。眼前这个人是不是假冒的，为什么说话吞吞吐吐，连贾平凹的名字都弄不清楚？贾平凹的“凹”应该读“奥”，而他却偏要念“哇”。换成了别人，她或许能够原谅，没想到一个名作家，居然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这些尚且罢了，错了就错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更正就行了，没想到他不但不更正，反而申辩说贾平凹的母亲是叫他“平娃”的。他母亲叫他什么关你啥事？如果他母亲叫他“平平”或“平儿”，你岂不也要跟着这样叫？
著名杂志的主编对眼前这个人是否能写出关于贾平凹的好文章渐渐失去了信心。
后来，有人问为什么不请该著名作家写稿。该主编一个劲地摇头：“堂堂一个作家，连贾平凹的名字都读错，能写出什么好文章呢？！我没兴趣。”
写诗歌的男人和卖炉锅的女人
峰走出法院的大门，伸手拦了辆的士，习惯性地朝身后一望，萍却避开他的目光，坐上了她自己身边的那辆。峰尴尬地笑了笑，吩咐司机开车，只是临时改变了要去的方向。
峰不想和萍分别乘的士去那个他们共同生活了六年的家。
虽然离了婚，但他们仍然要住在一起，只不过不再是同一个房间。
在朋友家打了几天牌，峰最后不得不回去。依然是那套二室一厅的房子，依然是那些锁，只不过每个房间都需要钥匙。
峰打开自己的房间，空空的地板上，只有一张锈迹斑斑的钢丝床，以及墙角成堆的诗集。
那是他自费出版的。
那时，萍是狂热的诗歌爱好者。
热爱诗歌以及诗人的萍结婚后改做炉锅生意，不久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私营老板。
萍卖一只炉锅的利润相当于峰写五首诗歌的稿费。
峰每天最多能写五首诗歌。
萍每天最少可卖五只炉锅。
炉锅每天都能卖出一些，只是大小和多少不一。诗歌却不一定天天都能写出，更不一定每首都能发表换钱花。
峰在萍面前大谈诗歌，萍不感兴趣。萍感兴趣的是炉锅。
萍在峰面前谈炉锅，峰也不感兴趣。峰感兴趣的是诗歌。
于是，诗歌和炉锅的爱情就像是用变质胶水粘起来的一样，在岁月的风中渐渐散开，直至脱离。
唯一牵连着他们的，只有一个四岁的女孩。
那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不久，他们各自都有了新的爱情。峰和峰的她住在东边，萍和萍的他住在西边。在客厅或者洗手间相遇，他们之间也尴尬地笑笑，算是打了招呼。有点莫名其妙，久而久之却习以为常。
他们各自也有独守空房的时候，那是峰的她和萍的他没在的日子。他们偶尔会想起对方，想起那些一起走过的温馨岁月。然后，分别拿自己现在的另一半和以前的比较，心里涌起一些难以名状的念头。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门铃的响声。
是她吗？峰想，却不便起床。峰担心按门铃的是萍的他。
是他吗？萍想，也不便起床。萍担心按门铃的是峰的她。
门铃一声紧似一声，按得他们心慌意乱。
这时，女儿被吵醒了，揉着睡眼，穿了拖鞋，走出门，为他们解决了难题。若是阿姨，领到爸爸房间来；若是叔叔，带到妈妈房间去。当然，若是找爸爸或者妈妈的也一样。女儿很聪明，从不弄错。
他们觉得对不起女儿。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门铃安静了。峰见萍眼睛红红的，萍见峰脸色阴阴的，都知道对方发生了什么，却谁也不便开口。
终于，峰忍不住了，对女儿说，告诉你妈妈，爸爸的炉锅坏了，想买一只新的，问她愿不愿意带一只回来，爸爸给钱。
女儿把峰的话对萍说了。萍马上跑到店里拿了一只，带回家，对女儿说，告诉你爸爸，炉锅在厨房里，不要钱。但妈妈想请爸爸为炉锅想一句广告词，不知道爸爸肯不肯，你去问一声，价钱由他开。
女儿把萍的话对峰说了。峰灵感突发，马上想出了一句绝妙的广告词。峰对女儿说，你告诉妈妈，爸爸的广告词也不收费，换你妈妈的炉锅。
萍和峰再见面的时候，彼此都笑了，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开心。
钱在包里跳
吃过晚饭，邹先生就有点坐不住了。好不容易才收到一笔四位数的稿费，又碰巧老婆没在家，如此大好时机，不出去潇洒一把实在太委屈。回想起刚才请客吃饭时备受恭维的情景，邹先生就有说不出来的快感。唯一令邹先生心里有点想法的是，埋单时那付出的一张张钞票，都来自他连夜炮制的一篇篇文章。客人们只看到了邹先生稿费单上惊人的数字，却看不到邹先生呕心沥血熬夜的情形。这也许成了邹先生有点想法的主要原因，但这些想法与那些恭维相比，马上就在邹先生心里甘拜下风了。
邹先生刚下饭桌，就被拉上了牌桌。这些客人都是邹先生亲自请来的，在这座城市，他们算是邹先生为数不多的朋友。邹先生想，大家平常难得聚在一起，如今一顿饭就想打发掉，简直是不近人情！
邹先生的牌技显然不能与他的写作相比，不过朋友们并不介意。事实上，他们也不能介意，邹先生尽管牌技差，牌品却不错，这主要表现在他付钱的速度和频率上。一个人，如果他总是只输不赢，应该没有人介意他在牌桌上所犯的其他错误。
如果说，在餐桌上还能谈几句文学的话，那么，在牌桌上已经不可能再涉及那么高深的话题了。大家从自己的老婆开始，谈到别人的老婆，再谈到别的女人，一个个兴致勃勃。几乎每个人都觉得，所谓老婆，意思再明白不过，老是那个婆娘。一个朋友趁机补了一句：“老是那个婆娘，谁不感到厌烦呢？”大家哈哈大笑。
邹先生不明白，这打牌的朋友，包括对面那个曾经写诗的伙计，怎么一上牌桌就变得那么庸俗，可以为一个子儿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这么一想，邹先生就觉得这牌桌不该上，没多大意思。可朋友们都是邹先生请来的，邹先生没有理由不硬着头皮打下去。
幸亏其中一个人被老婆叫走了，要不然这牌局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散场。邹先生难免有点窃喜，因为接下来他又可以开始写作了。
邹先生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拼命地赚钱，然后拼命地花掉。可惜其他两位的想法与邹先生不同，他们说走掉的那个人不够意思，每次都是赢了一大把就走。
邹先生为了平衡朋友的心理，只好打电话，准备再叫一个人来替补，但没有合适的人选。就和那两位商量，一起去唱卡拉OK。
邹先生给两位朋友各找了一名小姐。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表现他的诚心。他不能说自己是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只说是身体不行。邹先生的解释让大家感到非常刺激，并由此衍生了一些话题，但邹先生管不了那么多，他急于证实那些关于小姐的传闻是否属实。
小姐们没有让邹先生失望。邹先生仅用200元小费就彻底改变了两名小姐的态度，她们偎依在客人的身旁，一直很温柔。
其实，这些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邹先生不知为何会突然产生一种恶心的感觉。他甚至猜测，眼前的两名小姐，是否刚刚从别人的怀抱里离开，她们身上是否留有其他男人的体温。邹先生不禁为自己有这种想法感到愧疚：客人自己都不嫌弃她们，关你邹先生一个旁人的啥事呢？后来，邹先生才想通，这两名小姐其实是与邹先生有关的。她们陪的客人，刚才不是在和邹先生打牌吗？看着朋友与她们那么亲热，邹先生总会联想到刚才打牌的情景，再联想到他们的老婆，尽管自己并没有受他们的老婆委托什么。但邹先生开始觉得不该来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此时在家里，说不定又生产了几千字的文章。
两位朋友玩兴正浓，邹先生却如坐针毡，看看时针已指向凌晨三点，邹先生起身告辞。
出门时，邹先生摸摸空空的口袋，发现回去后还得继续加班。
没事乱生非
这是一个闷得发慌的晚上，一个闲得无聊的朋友，扯上同样闲得无聊的邹先生，说：“出去干点什么吧。”邹先生答应了。反正老婆没在家，邹先生闲着也是闲着。
两个无聊的男人走在街上，打量着花花绿绿的夜景，越发显得无聊。朋友就扇阴风点阳火，说邹先生是当今唐伯虎，风流才子，要邹先生露一手瞧瞧。邹先生年纪也不小了，不知怎么这么容易上当，还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情圣，以为天下美女皆可以妻之。
邹先生眼睁睁地看着美女们一个个擦肩而过，却无从下手，这无疑受到了朋友的讥讽，说邹先生无非是善于纸上谈兵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虚荣心极重的邹先生明知这事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偏偏甘愿上钩。
一张漂亮面孔迎面飘来。邹先生眼睛一亮，马上迎上去，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地招呼：“逛街啊，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小姐一愣，随即笑脸相迎：“对不起，请问您是……”邹先生打断了她的话：“我是谁呆会儿告诉你吧。你是小李，对不对？”小姐诧异地说：“我还是忘了，我们在哪儿见过面？”事实上，小姐姓李是邹先生刚才趁小姐买东西开发票时知道的，但邹先生避而不谈，只说：“我们在平和堂见过面，你不记得吗？”平和堂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购物中心，邹先生觉得选择这个地方最有把握。李小姐信了。
邹先生热情地提议：“一起去卡拉OK怎么样？”李小姐想了想，有点犹豫。邹先生说：“要不你打电话叫一个朋友来吧，四个人，正好。”说完，递过手机。李小姐答应了。邹先生就叫了一辆的士，一行三人直奔“大金顺”娱乐中心。上车后，邹先生特意看了一眼朋友，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意思不言自明。朋友把手放在膝盖上，竖起了大拇指。
李小姐的朋友当然也是小姐，姓刘，长相一般，也不及李小姐活泼。在“大金顺”娱乐中心门口见面后，李小姐把她介绍给了邹先生和他的朋友。邹先生和朋友相视而笑，心里很坦然，每人一个，就这么定了。刘小姐瞟了一眼邹先生，又看了一眼李小姐，没有说话。
邹先生的音乐细胞实在太少，他选择卡拉OK，无非是觉得那样的环境符合他当时的心情。但其他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邹先生酸不溜秋的悲歌怨曲对胃的刺激太大，建议邹先生到沙漠地带去演唱，说不定可以弥补缺水的遗憾。邹先生为了不把小姐们吓跑，只好放下了麦克风。
不唱歌总得干点别的，这是邹先生一贯的风格。像他这种忙惯了的人，是没法静下来的。况且这豪华包厢里一晚的消费相当于邹先生10篇短文的稿酬，于是，邹先生觉得应该跟李小姐谈谈恋爱才没有吃亏。由于考虑到自己是有妇之夫，和李小姐不可能长相厮守，邹先生决定采用闪电战术，在短短的时间内俘获李小姐的心。
邹先生具体跟李小姐做了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结果却众所皆知，在分别时，李小姐和邹先生交换了电话号码，唯一遗憾的是忘了问彼此的姓名。
送走了李小姐和刘小姐，邹先生免不了又是一番吹嘘。朋友却显得有点乐极生悲，说：“别高兴得太早，刘小姐要我转告你，当心蓓蓓敲断你的脊梁。”
邹先生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蓓蓓是他老婆的小名。
别人的帽子
公司要进行第三次裁员了。负责此事的刘经理和屈经理感到非常棘手。
因为裁员的对象涉及到刘经理的姨妹子和屈经理的侄儿。
此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刘经理与屈经理理解并支持刘总经理的裁员行动，但两人都有各自的难处。
刘经理叩响了屈经理的家门。
开门的是屈经理的儿子小华。小家伙露出个圆脑袋，见面就亲热地叫了声：“刘叔叔好。”
屈经理正在洗澡。刘经理就在沙发上选了个地方坐下，看小华做作业。
“小华，叔叔考考你好不好？”刘经理说。
“出题吧，这次一定难不倒我。”小华咬着铅笔，眼睛定定地望着刘经理。
“树上有三只鸟，用枪打死一只，还有几只”
“没有了。”
“地上有三只鸟，用枪打死一只，还有几只？”
“一只。”
“咦，小家伙反应蛮快呀！”刘经理摸了摸小华的头。
“刘叔叔，我也出个题目你做吧。”小华甩了甩脑袋，挣脱刘经理的手说，“小明与小刚每人买了一顶漂亮的帽子，走出商店时发现外面下雨了，他们只好戴了帽子走向雨中。可是回到家后，小明和小刚都说自己没有弄湿自己的帽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撑了伞回去的。”刘经理不假思索地说。
小华摇了摇头。
这时屈经理洗完了澡……
“等一会儿叔叔再回答你。”刘经理又摸了摸小华的头，站起身来，望了望屈经理，“我们换个地方谈吧，别影响孩子做作业。”
半晌两人才出来。脸色都不怎么好看。“人肯定是要裁的，既然我俩不便出面，那就只有请刘总出马了。”屈经理无可奈何地对刘经理说。
“我觉得这么一点小事劳驾刘总不妥。”刘经理边说边朝门口走去，“但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
“刘叔叔，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什么问题？”屈经理问。
刘经理就回头把小华的问题转述了一遍。
“他们是坐的士回去的。”屈经理也不假思索地说。
小华再次摇了摇头，看着刘经理急着要走的样子，就把答案说了出来。
“他们的帽子还不是湿了？”刘经理和屈经理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淋湿的不是自己的帽子。”小华十分得意地昂起了头。
刘经理和屈经理一愣，随即相视而笑。
三天后，公司里的人纷纷传言刘经理与屈经理翻脸了。
看你有什么皮调
聪被摩托撞了。
骑摩托的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穿着很时髦，左耳垂吊了个金耳环，额前的头发染黄了一绺。在学校，聪常听同学们管这样的人叫“躁子”。
摩托撞倒聪后，躁子只若无其事地扭头瞟了一眼，并没有减慢车速，更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过了18个生日，聪还没有遇到过令他如此气愤的事情。聪睁大眼睛盯住摩托屁股，见没有车牌，只好忍痛大喝了一声：“站住！”在大腿的伤口处，血顺着聪的指缝涌了出来。
躁子听到喝声，再次扭头瞟了聪一眼，见附近没有交警，聪又是孤身一人，便掉转车头，将摩托停在聪的身边，眼睛一翻，凶巴巴地说：“叫什么叫，走路不长眼，活该！”
聪瞪了躁子一眼，挣扎着站起来，气愤地用手推翻了摩托，骂了一句他认为最恶毒的话：“畜生崽，你撞了人……”
聪还没有说完，领口就被躁子揪住了。
躁子指了指摩托，对聪说：“撞了你又怎么样，你一个学生伢仔有什么皮调？你被我的‘太子’摩托撞上，是你的福气，你晓得啵，‘太子’摩托多少钱一台……叫，叫，叫，叫死！”躁子揪紧聪的领口一拉，一推，聪便再次倒在地上。
躁子扶起摩托，一边检查触地的部分，一边对聪吼道：“摔坏了车子，老子打死你。”
躁子骑上去试了试摩托，右脚在地上点了一下，摩托便启动起来。
“快来人啦，快来人啦，摩托撞了人想跑……”聪望着屁股开始冒烟的摩托，忍痛又喊了起来。
马路上行人稀少，路边小摊小贩也不多，听到喊声，只习惯性地扭头看了看，就各忙各的去了。连跑过来看热闹的人也没有。
正当聪感到失望的时候，一个高个子青年拦住了摩托。
高个子青年不等摩托停稳，就“砰”地一拳打在躁子脸上，接着，一手扶住摩托，一手揪住躁子的衣服，把躁子拖下车来，“砰”地一脚，踢向躁子的小腹……
躁子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撞了人想走是不是？”高个子青年不紧不慢地说，指了指聪，用眼睛瞪着躁子，“你把我弟弟撞成这样，怎么办？”
躁子左手捂着肚子，右手伸进夹克口袋，掏出一盒“精白沙”，用大拇指顶了一下盒盖，手一抖，一根烟便露出半截，往高个子青年面前一送，说：“兄弟抽根纸烟。”
高个子摆摆手，说：“你是想往好的搞还是差的搞？往好的搞，就出钱送我弟弟去医院治疗；往差的搞，你就试试看……别忘了你是驾驶无牌摩托，肇事潜逃。”
躁子再次把烟一递，口气又好了很多：“兄弟，都是街上几个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撞了人我认赔医药费，行吧？”
高个子青年就拦了一辆的士，要躁子送聪先去医院，他骑摩托随后就来。、
躁子还想说什么，被高个子青年一拉，一推，塞进了的士。高个子青年指了指聪，对躁子说：“如果我弟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宰了你这个王八蛋！”然后转身，骑上“太子”摩托，等的士走远了，才开始启动，只是方向与的士相反……
躁子的态度大为改观，不但让聪及时住进了医院外科病室，还给聪买了几十元钱的水果。
然而，直到聪病愈出院，高个子青年仍无踪无影……
如今躁子和聪都在寻找同一个人。
给孔局长当秘书去了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吧。
我是一个高考落榜的农村青年，平时喜欢写点文章，并时有发表。我虽然有一米七二的个头，却瘦得只剩下百斤左右，粗重的体力活是干不了的。我进城的目的，主要是想找一份除体力劳动以外的工作。当然，最好与文学有关。
去M局做秘书正是这样的一份工作。M局是个大局，机关里有六七十人，下面三个分局，八个所。在这样的单位工作，报酬无疑是丰厚的，谁也不必担心。
其实，来这上班之前，市里的一家报社正在考虑把我招聘为编辑。我之所以不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接受孔局长的领导。因为我应聘秘书时，M局已经有三位秘书了，是孔局长力排众议，使我成为第四秘书的。
孔局长看过我发表在市报上的很多文章。他说我年轻有为，后生可畏，表示愿意重点栽培。而且就在我应聘的那天中午，他盛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吃饭，并亲自下厨。我上班后，孔局长仍然经常邀请我到他家改善生活，每次连洗菜这样的小事都不肯让我帮忙。那时，我身上的衣服都是孔局长送的。他说我没结婚没买房子，用钱要省了又省。总之，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孔局长对我比亲人还亲。
我想我应该补充一下了。我和孔局长一样，都是有喉结有胡子的男人，都没有“不良爱好”。孔局长的妻子与他离异了，走的时候什么也没要，只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她说孔局长可怜，孩子不能跟他受苦。孔局长住的是三室两厅，家里彩电、冰箱、空调和音响等应有尽有，个人仕途也很顺利，不久前市里还在考察他准备让他当部长，孩子跟他会受苦？我不明白。
不过，是否明白这些对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影响。我签了劳动合同就开始上班了。确实很轻松，每天擦擦地板，灌灌开水，看看报纸，喝喝浓茶，下班铃就响了。
上班时间在办公室是最适合写文章的，我常常这样想。但也只是想想而已，毕竟我才上班，得给领导留个敬业爱岗的好印象。于是，最近局里开展了什么活动，局长们参加了什么会议等，我都要挖空心思找新闻由头，然后写成消息或者通讯在市报发表，以证明我到M局来没有白拿工资。当然，我在寄出前会送给孔局长过目，请他润色加工。其实，所谓润色加工，只是在作者的名字前加上他自己的真实姓名或笔名而已，连“情况属实，同意发稿”这四个字也是我等他“斧正”后加上去的。只有在晚上，我才能拾起蠢蠢欲动的笔，写自己想写的文章。
孔局长找我谈话了。
他指着市报副刊的一篇散文，问：“小邹，你又开始搞文学创作了？”
我点点头。
孔局长非常认真地说：“工作之外，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我不反对，但上班时间还是要以工作为重。
我再次点点头，说：“这是我晚上在宿舍写的。”
孔局长笑了：“这就好，我很看重你的才华和你手中的这支笔。对有作为的青年，我给的工作环境会越来越宽松的。”
我感激地望着他，为他的妻子有眼无珠而愤愤不平，也为自己不是女儿身而抱憾。
孔局长从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塑料袋，解开，里面是厚厚的一叠手稿。
孔局长说：“我以前也搞过文学，这都是我那时写的。你拿去润润色，就算是我们合作的吧……”
我说：“局长，这是您的作品，我怎么能占便宜呢？我帮您抄正一下，再寄给报社吧！”
孔局长说：“年轻人不沽名吊誉，好！我没有看错人，你去忙吧！”
离开孔局长的办公室，我突然想起父母的谆谆教诲：“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是啊，孔局长待我恩重如山，我该怎么回报他呢？
我决定倾尽我所有的才华和激情，来完成孔局长交给我的“神圣使命”。
孔局长的文章确实一般。与其说是文章，还不如说是作文。因为那厚厚的一叠手稿中，竟夹着几个孔局长读书时的作文本。里面还被老师打了分呢，你看，“65分”、“62分”、“60分”，多清晰。不过也不要紧，反正除了作者的名字以外，其他的都可以修改。只要能够发表，孔局长会宽宏大量不予计较的。
慢慢的，孔局长的大作接二连三地在省市各级报刊发表出来了。
这一年，全市人民几乎都知道了M局有个孔局长会写文章，孔局长也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市作家协会会员。当然，除那篇散文外，我再也没有文章见报了。为什么？给孔局长当秘书去了嘛！
老婆这个同志想美容
老婆同志的组织观念最近真是越来越淡薄了，居然乘我工作繁忙之机擅自闯入美容院，让别人在耳垂上开了两枪。是想通过弹孔的隧道，到达我久未开启的欢心吗？我一边打量她涂脂抹粉装腔作势的伪明星形象，一边严肃地批评起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行为来：“想搞政变是不是？看你玩什么花样，耳朵捅了两个漏子也不跟我打一声招呼。”
原以为老婆会坦白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就此作一番解释说明，求我“从宽处理”。不料这位自幼娇生惯养被父母宠坏的大小姐竟跟我顶撞起来：“穿个针鼻子大的孔还向你写申请打报告不成？你不是嫌我长相一般吗？我这就美一回给你看看。”
说到这里，老婆故意晃了晃丰乳，扭了扭肥臀，“你们男人呀，老婆漂亮了担心红杏出墙，老婆丑陋了又担心对不起观众……是的，自从结婚以后，我把一切都交给你了，我穿耳朵应该向你汇报，但是你刮胡子从来没有向我汇报过一次呀，你不也说过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么？”
我无言以对。
其实，我也明白老婆经过精心的梳妆打扮，是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我与她夫妻合资共同开发她个人的魅力资源。继穿耳之后，一定是隆胸垫鼻文眉换肤减肥等耗资万元的“大型工程建设”了。对于一位拥有百万资产的老板来说，这些钱无疑是九牛一毛，小菜一碟。我却一点也不想签下这份口头美容合同，让我大兴土木搞加工，用自己老婆的苗条去丰满其他男人色迷迷的目光，这种劳民伤财的傻事我可不干。
怎样才能既维护自身高大威猛的形象，又达到使老婆主动打消美容念头的目的呢？
我特意用20分钟炮制了一段不知是豪言壮语还是甜言蜜语的废话：“尊敬的老婆同志，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美容是时代进步的标志，是文明的象征。我十分赞成你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总体规划，百分之百地同意你‘让该突出的都勇敢地突出来，该陷下去的都含蓄地陷下去’的正确观点。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你不要割双眼皮，好好的眼皮为什么非要割破呢？安个假睫毛，像毛毛虫一样令人目不忍睹，香港歌星林忆莲不是至今仍保留着原装原版的正宗单眼皮吗？还有鼻子，塞进去一块硅胶，难道你不担心冬天擤鼻涕会给拧掉？隆胸我不反对，只是好多人说像两个吹起来的猪尿泡；至于减肥，我不说你也知道，划个三五刀，割出十几二十斤肉，剩下些长长短短的蜈蚣伤疤……这些手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不留神就美容变成丑容了，有时甚至还会致残呢，报纸上……”
“不要说了。瞧你说得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我办公室六七个人都做了美容手术又没听说过谁有不适。”沉默了许久的老婆忍不住插言了。
“六合彩的中奖机会很少，偏偏有人运气那么好”。我说。
老婆坚定不移的美容信念开始动摇了：“那你同不同意我继续美容下去呢？”
我于是旗帜鲜明地唱起反调来：“我觉得你还是不美容的好。你本来就长得不丑，脸蛋只比西施的黑一点，鼻子只比貂蝉的矮一点，眼睛只比王昭君的小一点，身材跟杨玉环差不多……其实你只需在化妆或衣着上下点功夫就是中国第五大美女了。”
“好吧，只要你答应明天陪我上街，美容就可免了。”思虑良久，老婆脸上闪出一丝狡黠的微笑，颇有点今天到此为止的味道。
难得老婆开通一次，我立刻爽快地应承下来。
果然，老婆从此绝口不提美容的事了，只是第二天就要我给她买了一套价值3000元的衣服，第三天就要我给她买了一套600元的化妆品，第四天……
唉，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一次性投资万元让她去美容干净利索。
你不像一个好人
只怕要下雪了。
伟感到自己像一个即将下锅的萝卜，正被风一刀一刀地削落，在寒冬午夜的街头。
风是从背后来的。
今夜，摩托的后座一直空着。
那是留给一个女人的，伟叫她老妖精。老妖精虽老，但她肥硕的身躯却足以温暖伟单薄疲软的脊梁，以及他空虚的心灵。
老妖精到香港去了，是接到一个更老的老妖怪的电话之后走的。
摩托的后座不能虚设。
摩托像一匹饥饿的野马，无法打消觅食的念头。野马在街道拐角的公用电话亭旁止步，伟走过去，抓了电话要打。
一位穿白色风衣的长发小姐笑着止住了他，先生，等一等，好吗？我打了传呼。
伟的手缩了回来。他是想给自己打电话。他的腰间有一个手机，长期关着。他是冲着这位小姐过来打电话的。他压根儿就没打算打通哪个电话。
小姐很小，十七八岁的样子，化了浓妆，虽不美艳动人，却也亭亭玉立，别有一番风味。
凑合吧。伟为自己高大英武的个头削价处理而感到有点吃亏。
给男朋友打电话？伟笑着对小姐说。
小姐笑，你怎么知道？小姐笑的时候，伟发现她的嘴巴很大，而且牙齿上还沾着口红。伟在心里冷笑一声，小妹妹在我的面前装成熟，嘿嘿，有你好看的。
快10点钟了，不给男朋友打电话给谁打？伟说，你男朋友怎么还不回话？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小姐说，跳舞去了。
伟故作惊讶，怎么不带你去？
小姐假装生气，不告诉你，气死你。
伟默然，站在一旁，等。他不想操之过急。
眨眼十几分钟过去了，电话一直没响。小姐抱歉地说，你打吧，我不等了。
要不要我送你？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小姐笑，你不像一个好人，我怕你把我卖了。
伟也笑，这么晚了，卖给谁？不如跟我去唱歌吧，我请客。
小姐故意逗他，天气这么冷，要我坐摩托？你想冻死我？
伟马上伸手拦了一台的士，说，你先走吧，我骑摩托跟在后面。
小姐拉开车门，对伟笑，不跟你神经了，再见。说完上车，示意司机走。
伟说，等等。从口袋里掏出50元钱，给小姐做车费。
小姐说，我有男朋友，刚才跟你开玩笑的。
伟说，我愿意竞争。考虑一下吧，我在这等你一个小时，你肯给我机会的话，就打这个电话。伟朝公用电话亭指了指，潇洒地挥挥手，让的士走了。
伟走向公用电话亭，蹲下。
不到三分钟，的士就回来了，很符合伟的想象。
小姐下车，站在伟的面前，笑着说，我不知道这里的电话号码。
伟也笑，你不用知道了，我们走吧。
小姐坐在摩托的后座，问，你是不是对每个女孩都这样？
伟故意逗她，是的，我是李嘉诚的儿子，我爸爸是香港大富豪。
小姐咯咯笑，你爸爸如果是李嘉诚，你早就换“奔驰”或者“劳斯莱斯”了。
伟说，那也不一定，如果我对每个女孩都像对你一样，我只怕连自行车也买不起了。
小姐笑得更厉害了，双手捏成拳头，在伟的背心轻捶。伟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小姐赶紧抱住伟的腰，头却不由自主地靠在了伟的背上。
伟说，抓紧些，别摔下来了。
小姐的手从伟的腰后插进去，十指交叉，按在伟的腹部。
天空开始下雪，落地无声。
伟把摩托停进车棚，拉小姐走进了老妖精的办公室。
老妖精的办公室带有卧室和卫生间。
伟就着灯光，畅饮了一杯小姐脸上的美酒，然后在她的耳边说出了三个令她心醉的字：“我爱你！”
小姐默然。
淡黄的灯光下，小姐的白色风衣改变了颜色。伟剥去小姐的风衣，像剥一枚熟透的香蕉。
电话铃响，是老妖精“查岗”。
伟放下话筒，回到卧室，对小姐说，对不起，我太冲动了。你是个好女孩，我不能伤害你。等你准备嫁给我的时候，再把你的一切交给我，好吗？
小姐含泪无语。
伟说，我送你回去吧，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会出问题的。
小姐点头。
走出门，伟不禁打了个寒战。
雪如鹅毛遍地飘。
伟乘坐的的士今晚比较辛苦，送走车上的小姐后，它还得去火车站接那个该死的老妖精。
一根毛竹
如果生长在别的地方，这根毛竹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实在太普通了，也是嘴尖尖的，皮厚厚的，腹内空空的，风雨来临的时候，它也和别的毛竹一样，只知道点头哈腰。但是它生长在举世闻名的风景游览区，人们就不得不对它刮目相看了。
确切地说，这个风景游览区里有一片竹林。这根毛竹，只是其中的一根而已。偏偏它生长的地理位置很好，排在竹林的最前面，游人进入竹林，最先看到的，无疑是这根毛竹了。
啊！多么幽静的竹林！
啊！多么漂亮的毛竹！
一个游客走上前来，发出如此感慨，然后掏出小刀，在这根毛竹上龙飞凤舞地刻下了一行小字：“×××到此一游！”风景名胜是不朽的，刻在毛竹上的姓名，应该也是风雨磨灭不了的吧，他想。
啊！多么幽静的竹林！
啊！多么漂亮的毛竹！
又一个游客走上前来，发出如此感慨。同时发现了上一个游客刻下的小字。他也掏出小刀，在这根毛竹上刻下了：“×××到此一游！”不过他用的是正楷字。假如我的亲朋好友到了这里，知道我来过，那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啊！他想。
啊！多么幽静的竹林！
啊！多么漂亮的毛竹！
又一个游客走上前来，发出如此感慨。同时也发现了这根毛竹上的字。他也掏出小刀，颇有创意地刻下了：“××省××县××乡××村×××到此一游！”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他不想写出来别人不认识。假如我的亲朋好友来到这里，就一定不会弄错了，他想。
……
这根毛竹的身上刻满了姓名，但这并不影响游客们继续刻字留名。因为毛竹是一天天长高的，只要毛竹还在继续成长，就一定有空白的地方。
忽然有一天，一个戴红袖章的老人走来，说是厕所堵塞了，想找根又柔又韧的东西捅一捅……
于是，这根毛竹就被戴红袖章的老人砍走了。
灯泡
张三、李四和王五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一人一室，各付各的房租。白天都在外面上班，只有晚上回家才互相见面，打个招呼。但是由于共用客厅、厨房、厕所，三个人之间经常发生一些影响安定团结的事情。就拿付电费的事来说吧，房东每月按表收钱，张三、李四和王五共同支付，这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就出在怎么支付上。房东提出分摊，但三个人都不同意。张三说李四有一台电视机，应该多付；李四说王五有一台洗衣机，应该多付；王五说他的洗衣机平均每天还用不到一个小时，张三却经常邀人玩通宵麻将；张三说王五……房东见房子太旧，租出去不容易，就多装了三个电表。不料三人又为客厅、厨房和厕所的电费由谁支付争执起来……
这天张三回家，发现厕所的灯连按几下都没有反应，一看，灯泡不见了，就叫来李四。李四走进厕所，望了望墙上，没有灯泡，看了看地上，没有玻璃碎片，就骂了一句：“缺德！”张三也跟着骂了一句：“缺德！真想不到一元多钱的东西也有人偷。”
王五不在，自然无法听到张三和李四指桑骂槐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可能是张三和李四觉得继续骂下去没有什么意义，就开始议论王五，说王五平时怎么怎么的，如今竟发展到连一个灯泡也偷，真是太不像话了，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正说着，张三的朋友敲门来，要张三去打牌。张三就先走了。
张三走后，王五就回来了。李四把灯泡的事告诉王五。王五也骂了一声：“缺德。”为证实自己的清白，王五邀李四走进自己的房间，说：“你看，我这房里装的是日光灯，要灯泡有什么用？”李四见状，忙拉王五进自己的房间去看。于是，张三成了怀疑对象。李四和王五都说张三贼喊捉贼，肯定是怕露出马脚，怪不得又溜出去了。
灯泡的事还没有扯清楚，厕所又堵塞了。
上厕所没亮，三个人还可以用打火机应付，但厕所堵塞了，谁也无法忍受。张三、李四和王五虽然都在心里相互猜疑，但是由于没有证据，谁也没有口头表达出来。
第二天，疏通厕所的工人来了，三人才知道厕所堵塞的真正原因。买了个新灯泡准备换上，却怎么也安装不了。原来灯头已经锈坏了。
“这灯泡真结实呀！从两米高的地方落下来，居然没有摔碎。”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随即又暗暗地猜起来，“鬼晓得是不是偷灯泡的时候扳烂的！可是，偷了灯泡为什么要扔到厕所里去呢？”
出名
青年作家柳一枝大大小小的文章写了数百篇，算算也有几十万字，不知道为什么，他至今还谈不上出名。对于搞文学的人来说，不出名是很正常的事，许多人选择这条道路时根本没想过要出名。可柳一枝不这么认为。他瞧不起抱炸药包上街“出名”的狂徒，也极鄙夷靠“脱”出名的演员。如果让他选择，他跳河会跳黄河，投江会投长江，绝不会像屈原那样随便抱块石头在汨罗江那么小的地方自沉。
可是，现在文学期刊普遍不景气，发行量直线下降，一般都只有几千上万份，想靠搞纯文学出名还真不容易。柳一枝这一点早已想通了。他像一位被负心郎抛弃的痴情女子，对文学充满了失望。但他毕竟是搞文字工作的，舞文弄墨是他的特长，三四十岁的人了，要改行搞别的，他比得上那些下岗工人吗？看来，他还得充分发挥会写这一特长。
这天，柳一枝在图书馆无意中看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一些综合类妇女杂志开出了千字千元的稿酬。与他平时在其他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相比，稿酬高了二三十倍。天啦，他几乎要跳起来了，赶紧去找那些妇女杂志。一看，原来都是些他平时不屑一顾的“文字垃圾”，根本就不能流芳百世。管它呢，发了财再搞文学吧，向那个四川的“香港雪米莉”雁宁、谭力他们学习。这钱太容易赚了！他去报刊零售处买了几本样刊，心里一高兴，就坐上了的士。
一路上，柳一枝暗暗地计划着：以每天千字的写作速度计算，一年不就是三四十万字，三四十万元钱吗？想着想着，他仿佛看见大把大把的钞票铺天盖地地向自己飞来。每年三四十万元，三四十万字，混个三五年，不就有数百万字，可以出文集了吗？到那时，岂不是著作等身，名利双收？
车停了，他失声大笑着拿出一张50元面额人民币，说不用找了，便潇洒地下了车。他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的模样与他的行为很不相称，使的士司机不得不对自己的眼光产生了怀疑，愣在那里，半天没关车门。
柳一枝用一晚上的时间翻完了手头所有的妇女期刊。“不就是用曲折离奇的故事让别人读了洒几把热泪吗？这东西我能弄好的。”他想，“什么新闻不新闻，加个地址和时间不就得了，还不照样像小说那样写，有什么大的区别？”
柳一枝开始绞尽脑汁地捕捉素材。他想：“我的小说写的是我最熟悉的人和事，这类纪实作品是否也可以从身边开始呢？”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亲朋好友同事熟人中，竟一时想不起谁家发生过可以信手拈来上杂志的事情。也许平时没怎么留意吧，他叹了一口气。突然，桌上的结婚照激发了他的灵感，就写自己的爱情故事吧。可是，他和妻子的爱情故事确实太平淡。从别人介绍认识，到恋爱，到结婚，不足半年时间，没有任何波折。他只好找背景材料。他在读大学时谈过一次恋爱，那位女孩现在结婚生子了，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妻子的经历更加简单，他是她的初恋。然而，柳一枝毕竟是柳一枝，一个写过不少小说的青年作家，伏案两三个小时，他就被自己的才华感动了。
他虚构了一个自以为非常经典的爱情故事：他与前任女友读大学时恋爱，毕业分配前因为彼此觉得不合适忍痛分手。在分手时，女友隐瞒了已经怀孕的事实，偷偷去做人流又不慎染上了性病，目前还在住院，听医生说有可能会导致终身不育。他的妻子知道情况后深明大义，毅然与他挑起了为她治好顽疾的重担，并表示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趁着激情，柳一枝一个晚上就完成了一篇洋洋4800字的纪实大稿——《深明大义的妻子：倾家荡产救情敌》。为了加强文章的真实性，他特意从影集中翻出了一些照片。文中的“他”用的是他已故大哥的照片，“他的前任女友”用的是他乡下表妹的侧面照，“他的妻子”则是他妻子年轻时一张面目全非的艺术照。柳一枝想了想，把文中的人物和地址都做了必要的处理，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却又无处可查。
做完这一切，他欣慰地笑了。
果然，他的杰作寄出去不到两个月就有了回音。那家妇女杂志的编辑打来电话，言辞恳切地说他的稿子已通过了终审，请他千万不要寄给别的地方，要不然他的稿费和她的编辑费将被全部扣除。就算是要一稿多投，也得保证他们杂志的首发权。柳一枝点头称是，心里却在想，怎么每家杂志社对稿子的要求都像丈夫对妻子的要求一样，希望得到初夜权？
稿子不久就出来了，稿酬确实可观，足足5000元，相当于他写十几个字数相等的短篇小说。后来，那位编辑又打来电话，说他的大作被转载了，转载费随后寄来。
仅仅是一篇稿子，柳一枝就收到了大量的约稿函和读者来信，扎扎实实地过了一把名人瘾。
不久，中央电视台来人了，说是要把那个纪实故事拍成电视剧，准备采访当事人。
柳一枝愣住了。
又过了不久，中央电视台和全国许多报刊上都报道了《一个新闻造假者背后的故事》。
柳一枝这次不想出名也得出名了。
验兵
乡下的舅舅一连打了三个传呼，催我把在城里打工的表弟春伢仔找回去验兵。
我说：“去年春伢仔自己报了名，被你们从乡政府拖了回去，今年你们怎么突然同意他当兵了？”
舅舅说：“去年怎么能跟今年比呢？去年我们不让他去验兵，是怕碰上打仗，今年不同了，香港顺利回归，村里好多年轻伢仔都报了名，我能让春伢仔错过这个机会吗？”
“春伢仔在城里干得好好的，你们舍得一年二万元钱的收入？”我试探性地问。说实在的，我怀疑舅舅语言的真实性，去年春伢仔就是为了验兵的事跟家里赌气跑到城里来的，听说临走前还差点挨了舅舅一扁担。
电话里隔了十几秒钟才传出舅舅的声音：“现在春伢仔赚钱再多也只是暂时的，他又没有多少文化，总不能让他在城里打一辈子工吧？想彻底丢掉锄头把，就只有去当兵，等退伍后找个正式单位……”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舅舅从来没有上过学，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他去年不是说过“当兵有什么味？又没钱又辛苦，就是我们老两口讨饭也要把春伢仔留在身边”吗？春伢仔现在正是赚钱的时候，就舅舅那臭脾气，能舍得让他去部队当兵？
“可是，春伢仔今年挨了一次惨打，不知道还能不能验上？”我再次试探性地问，“从城里到乡下来回要二三十元钱的车费，如果明知验不上还要去的话，岂不是白跑一趟？”
舅舅沉默了一会儿，说：“春伢仔的身体是比去年差些，凭本事验可能不行，但是春伢仔有春伢仔的优势，你可能不知道，他未来的岳父是我们村的村长，这次叫春伢仔去验兵，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意思。”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在我们乡下，年轻人跳出山沟沟的途径只有两条，要么上大学，要么去当兵，看来舅舅这次是真的想通了。
两周过去，还不见春伢仔回城，我猜他一定是验上兵了。正责怪他没有打传呼告诉我一声，却意外地听到了春伢仔的消息。
那天我在街上邂逅了一位小学时候的同学，他告诉我，春伢仔不但没有验上兵，还住进了医院。
我大吃一惊。
同学又说：“其实村长他们叫春伢仔回去验兵，是想知道春伢仔有没有暗伤，以便及时治疗。”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同学就接着说：“村长那么精明的人，会让春伢仔去当兵？要是春伢仔变了心不要他的丑女儿怎么办？他是明白春伢仔验不上兵才叫他回去的，你知道吗？春伢仔上半年在城里挨了打，自己又舍不得出钱上医院检查，只吃了几服草药。村长就跟春伢他爹商量，趁这次验兵把他叫了回来。反正是免费检查，哪个不愿意？村里好多年轻人都报了名。”
我更吃惊了，想不到我一直认为淳朴善良的乡亲，竟有如此复杂的想法和做法。
“那村里有没有人验上兵？”同学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我追问了一句。
同学摇了摇头：“今年验兵太严了。”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约会
兵本来是想吃了晚饭再出去的，回家后见梅还在淘米，就摸出BP机看了看时间，匆匆打了个招呼。梅笑着说吃了饭再走吧，才当几天主任就忙起来啦。见兵不依，梅就拿了把伞塞在兵手里，又扳过兵的脸吻了一下，说了句什么兵没有听清。
兵没有心思听，他要去赴丹的约会。
丹是兵新交的笔友。
兵在局办公室工作，业余爱好文学，每月都有新作见诸报刊。丹就是通过兵文章后面的地址与兵联系上的。以前兵收到读者来信，往往是看一眼就扔进废纸篓。但现在兵更新了观念，他开始认真地对待读者来信了，尤其是本地异性读者的来信，兵必认真地读上三遍。遇上感兴趣的，就回信约出来谈心。兵为自己仍然是未婚青年感到庆幸。
外面风雨交加，兵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但想到马上就能与丹见面，兵的心里似火烧。
街上冷冷清清的，兵耸肩缩头，尽量把伞压得更低，然而，裤脚还是被雨淋湿了。一不留神，一脚踩在水洼，鞋子里又进了水。兵骂了声鬼天气，继续往前走，兵把这当成是丹对自己的考验。兵想象着丹深受感动的情景，无形中又加快了脚步。身后溅起了水花和污泥不断打在兵的裤脚上，兵没有一点感觉。
风更大，雨更急，兵的步子也更快了。
兵到达约定的地点，丹却没有到。这是兵意料中的事情。还没到时间呢。兵就撑了伞，在雨中等。等久了，兵渐渐地感到冷。裤脚和袜子早湿了，冰凉冰凉的，兵觉得很不舒服。兵跺跺脚，搓搓手，不停地摸出BP机，看时间。
只差五分钟了，丹还没有来。
兵突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笑，连面也没有见过，竟对她痴迷到了如此地步。假如梅知道会怎么样呢？梅此时大概正在吃饭吧。其实梅也挺不错的，又温柔又贤惠。不，或许丹更优秀。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今晚风雨交加，她该不是病了吧，不，不可能，病了她会打传呼来，会不会是路上遇到了什么不测？兵又暗暗地替丹担心起来。
正想着，腰间的BP机响了。局长打来的，有急事。兵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第二天，兵听说昨晚一位姑娘被杀，出事地点正是他和丹约会的地方。兵顿时脸色苍白，一阵心酸。
接着，兵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一对男女相爱数年，后来女的做生意赚了钱，就把男的甩了，男的气不过，竟把女的杀了。兵含泪把报纸锁进了抽屉。突然想起一个故事：一对男女相爱数年，只差没有结婚，后来男的升了职，就把女的甩了，女的悲伤过度，竟疯了，男的因此影响了前途。
兵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打开抽屉，把所有的信件都清理出来，统统扔进了废纸篓。
又过了几天，兵收到丹的信，很惊讶，也很……
兵想了又想，最后给梅挂了个电话。他决定这次约会带一个伴。
生财
流花栈人说话很有特色。他们说一个人运气好的时候，绝不会直接说出来，而说这个人呀，屙屎也捡得钱到。一副羡慕得不得了的样子。说一件东西是不劳而获得来的，不值得珍惜时，就说这东西呀，屙屎捡来的。一脸鄙夷之态。
生财今天却真的屙屎捡到钱了。而且不是一点点，整整50元。对于城里孩子来说，50元也许不算什么大数目，但对于从没进过城的生财来说，50元钱已经是够多的了。如果给父母用来买油盐，一家五口就可以吃上半年了。
生财根本不用考虑如何把这笔钱交公，因为这笔钱绝对不可能回到真正的失主手中。它是生财在城郊的垃圾场捡到的。早在进城前，生财就听许多人说过，城里厕所很不好找，找到了进去还要收钱，每人每次五毛，一分钱也不能少。生财于是就作出决定，一定要屎干尿尽后再进城。在城郊的路上，生财一边走一边找地方，最后就选中了路边的垃圾场。他觉得在垃圾场合适一些。没想到脱了裤子“噼噼啪啪”一泡尿下去，竟尿出一张50元人民币来。生财喜得匆匆忙忙地扯了两片阔树叶往屁股上一擦，不等屎屙完，提起裤子就跳了起来。
14岁了，生财从没遇到过这么好的事情。
到底用这笔钱干什么呢？生财蹲在一处水洼边漂洗着捡来的人民币，一点也不觉得它脏，然后对着太阳望了又望，水印和金线都很清晰，不像是假的。以前总是想买东西手中没钱，现在却是有钱不知道买什么好。给母亲买了衣服，就没有钱给父亲买鞋子；给哥哥买了计算器，就没有钱给妹妹买游戏机……
城里高楼大厦一栋挨着一栋，跟雨后的春笋一样；街上的人挤来挤去，比乡里办红白喜事时还要多；小摊小贩热情得让人感到极不自在，似乎必须在他们那里买点什么。生财把手插进裤兜，紧紧地捏着湿漉漉的钱，抽出来又插进去，插进去又抽出来，遇上看得中的，就怯生生地问一下价钱，但问完后马上就把东西放回原处了。小摊小贩说：“小兄弟，真心想要的话出个价钱吧，能卖我一定卖给你。”生财再次把看中的东西拿在手里，东瞧瞧，西看看，不停地问：“最少要多少钱？”小摊小贩报出一个价，生财却摇摇头走了。他什么都想买，又什么都不想买，结果什么也没有买成。
在街上转来转去，眼看天色不早了，要走三四十里路才能到家呢，生财想，还是买点东西吧。50元钱，给父亲买把电动剃须刀，给母亲买双皮手套，给哥哥买支钢笔，给妹妹买个书包，不是正好吗？然而，等生财选好货物谈好价钱时，那50元钱却不翼而飞了。翻遍所有的口袋，也没有找到。
生财感到很惋惜，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随便买点什么东西，但随即又坦然了，丢了就丢了吧，反正这50元钱是屙屎捡来的。
在回家的路上，生财突然发现自己忘了进城的目的。
狗命关天
下班后回家，发现房东阿良与小马夫妇神情悲戚，似有伤感之事发生。一问，才知道是他们的“犬子”冬冬得了绝症，多方医治无效，准备用“安乐死”缩短冬冬的痛苦周期，可是一想到狗死不能复生，又下不了决心。也难怪，阿良夫妇与冬冬的感情太深了。阿良与小马结婚三年，尚无子嗣，他们一直把冬冬当亲儿子看待。尤其是小马，一天到晚乖儿子长乖儿子短地把冬冬抱在怀里亲个不停。当初他们花了8800元从深圳狗才市场把冬冬抱来，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搞狗口普查，一次性交纳登记费3000元，不久又交纳年审注册费1500元，好不容易才解决冬冬的临时户口，没想到漫漫狗生路，冬冬这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
咳，真是天有不测风云，狗有旦夕祸福。
我正准备安慰阿良与小马，冬冬的干妈们来了，那是八九个涂脂抹粉的女人，不知从哪里接到了冬冬病危的通知，就急急忙忙地跑来了。狗命关天！看得出她们对干儿子的感情也不浅。据说去年春节时，她们光压岁钱就给了4000元。她们一边抚摸着冬冬的卷毛，一边向小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怪我不好。她回娘家去了一个星期，我没有照顾好冬冬。”阿良挺着孕妇般的大肚子，满怀歉意地说，又默默地看了一眼小马：“老婆，别难过，明天我给你买一只更可爱的。”
“你呀，只会炒股票，没有一点人情味。”冬冬的干妈们却不相让，一位稍丰满点的刚开个头，一位苗条点的就把话接了过去：“不，是一点狗情味都没有……”
“算了算了，不要吵了！还是商量一下怎么办吧。”我打断了她们的话。我对这些狗男女从无好感，尤其是在她们搓通宵麻时。不过，我对她们养的每一只狗都感兴趣。
“把冬冬送到狗民医院去吧！”沉默了许久，一个女人提议。
“狗民医院？在哪里？”几乎异口同声。
“我也不知道啊。”
女人刚刚燃起的希望迅速破灭了，不过还是有人在极力追忆，好像真的在哪里见过写有“狗民医院”等字样的招牌。小马拿出地图，找了半天，查遍了市区的每个角落，没有发现。看来只有给冬冬“安乐死”了。
“惨在鸡肝里还是惨在猪脚里？”又沉默了半晌，阿良压低了声音问。老婆不高兴，自己绝对不能高兴。即使有天大的事值得手舞足蹈，也不能流露出喜悦之情来。应作悲痛状，先老婆之忧而忧，后老婆之乐而乐。与前妻离婚后，阿良感到自己真正成熟了。
“冬冬是你儿子呢，你怎么忍心……”小马鼻子一酸，竟流出了眼泪。
阿良只好求我代劳。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抱走了那只肥胖的小狗冬冬，提走了鸡肝猪脚，有没有拿走那瓶“安乐死”就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后来有一位杂志社的朋友打电话给我：如果想尝尝他手艺的话，提一只小狗来就够了。
消灭人类
大约在50世纪，就像人类统一使用英语一样，其他动物也统一使用一种语言——狗语。因为在那时候，除了被人类宠爱的狗以外，其他所有的动物差不多都灭绝了。有了统一的语言，动物们就可以凑在一起开会了。下面的会议，就是其中的一次。由于涉及到了人类，所以有科学家预测并把它记录下来。
这次会议是其他动物瞒着人类在太平洋上召开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地球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破坏，动物们遇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而造成这一后果的罪恶魁首，正是以生态平衡保护者身份自居的人类。其他动物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动物甲说：“人类是最凶残的动物，每天不知道要杀害我们多少同类。熊被断掌，猴被开颅，虎被割鞭，蛇被取胆，哪样不鲜血淋漓，惨无人道？就连人类最宠幸的狗，也难逃人类的魔爪，经常被作为下火锅的原料。”
动物乙说：“人类不但凶残，而且报复心特强。你们想，狼、虎、豹的先祖一共才吃了多少人，就被人类记恨到现在？这且罢了，人类还不讲感情，你们看，被人类油煎火烤的鸡、鸭、鹅与人类有何冤仇，不就是受过他们的养育之恩吗？”
动物乙话音刚落，动物丙就按捺不住了：“人类还是恩将仇报的动物，你们想，牛还没有成年就开始给他们犁田，一辈子任劳任怨，到头来怎么啦？”动物丙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被人类一刀刀割下来，切成块，淋上油，做成铁板牛肉、紫芫牛肉、牛肉串。你说这牛值不值？还有，我差点忘了，人类还对母牛进行性骚扰，摸他们的奶子，挤他们的奶。我觉得，牛真的活得窝囊，人类不就是给它住了一个单间吗？连洗手间都没有。吃的也极为简单，几把青草，外面到处都有，没有人类，牛自己也可以去吃。牛啊，你应该觉醒了，我们也都应该觉醒了，没有人类，我们可以活得更好。”
动物丁说：“对，我们不要指望人类的进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同胞们，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人类从刀耕火种到现在，所有的进步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并没有带给我们任何好处。人类每天都像时装表演一样换漂亮的衣服，我们却还是一辈子穿一套衣服；人类早就住上了洋房，而我们却一家几口住一个窝；人类每天在从营养的角度变换食品，而我们却依然是吃草的吃草，吃屎的吃屎……”
动物丁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动物戊打断了：“我们必须向人类讨还尊严，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被人类蒙骗，为他们毫不吝啬地付出，得到的却微乎其微。不但如此，人类还诽谤我们，他们把蠢的人比作猪、笨的人比作牛、狡猾的人比作狐狸、出卖肉体的女人比作鸡，这不是对我们极大的侮辱吗？”
一直没有发言的狗此时也忍不住发言了：“各位说得对，我们是应该觉醒了。人类是喜怒无常的动物，他们高兴时就把我们抱在怀里心肝宝贝一样地疼，不高兴了就非打即骂，而且还强狗所难，埋怨‘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试想一下，除了象以外，谁还能从嘴里吐出象牙呢？在你们眼里，或许还存在着对‘狗仗人势’的误解，请问，没有我们来壮声威，人又有何势之有？”
动物们点头，说：“是啊，人类还说你们‘狗眼看人低’呢？真不知他们怎么想的，如果被狗眼看高了，他们的人格又在哪里呢？“
动物们义愤填膺，使会议的气氛空前高涨。这时，不知谁大喝一声：“消灭人类！还我尊严！”动物们马上振臂高呼：“消灭人类！还我尊严！”
声音此起彼伏，响彻苍穹。
“牢骚鬼”买车票
我的真名不叫牢骚鬼，牢骚鬼是我的外号。其实我这个人并不想发牢骚，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些事情硬是要让我发牢骚。你说气人不？我们办公室有四个人，一个主任，二个副主任，而我的头上却光溜溜的，一顶帽子也没有，工作十几年了，还是个办事员。我干的事又不比别人少，凭什么让别人当领导，让我做办事员？论文凭，我有；论经验，我有；论才能，我也有。为什么不把我也提拔一下呢，有了两个副主任，多我一个又怎么样？你看啦，领导要出差，一张车票都要安排我去买。买车票就买车票，你总得给我安排一台车啦，为什么主任和副主任出门办事有小车坐，而我出门却只能搭公共汽车？办事员也是人嘛。这公共汽车也是的，只有十几个座位偏要上那么多人，坐不下多安排几台车不就行了？还搞什么无人售票，害得我坐伍毛钱的车用了壹元钱。旁边这位乘客真不像话，一上车就踩了我一脚，像没有长眼睛一样。什么，是我先踩你的脚？你看这个人啦，报复心好强，我刚踩他的脚，他就踩我的脚。喔，对不起，对不起。说了两声“对不起”，还不行吗？太没礼貌了，居然连一声“没关系”也不说，素质真差。看见我的脚踩下来了就赶紧把脚移开呐，反应一点也不灵敏，这样的人怎么出来混。
什么时候了，售票厅还有这么多人，不买票的站开点嘛，什么，都是买票的，那就排队呀。售票员的速度也真慢，半天才卖一张票。肯定是关系户，走后门进来的，不熟悉业务，让我跟着受罪，真是太不应该了！车站应该替乘客想想，多设几个售票窗才对，就这七八个窗口，这么多乘客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买到票呢。要不提供优先政策也行，让我优先买票。记者、教师、军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能优先，我为什么不能优先，一样的上班，两样的待遇，不公平。什么，他们是对社会有特殊贡献的，不见得吧，一部分还差不多，全部都是不可能。就算我不符合优先条件，也还有很多符合的啦，很多人年年被评为优秀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对社会也有特殊贡献，为什么不能享受优先政策？哎，算了，算了，反正跟我没关系。如今车票也是的，买一张同样的车票，以前只要几元钱，现在涨到二三十元了，这些钱不是被铁路上的人赚去了又是被谁赚去了，怪不得逢年过节发起福利来，大包小袋地往家里扛……
咦，那边好像是我的同学来了，还穿了铁路制服呢，找找他看。喂，你好，总算找到你了，调过来了又不打声招呼，太不够意思了，快帮我买张票（我这同学还真的够意思，不到五分钟就给我弄了一张票。我谢谢他还是要说的，但是我还有一句话要说）。怎么现在才来，早一点不行吗，害得我在这里白站了半个小时。
火车上的旅客
他现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了，普通得没有人留心他是男还是女是老还是少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也许他的社会地位是机关干部厂矿工人民办教师商人打工仔或者别的什么，但现在他的身份只有一个––––火车上的旅客。
没有人注意他是刚刚上车，还是已经在车上呆了一些时光，但谁的心里都清楚：他很想有个座位。因为他是站着的。站着的旅客谁不想有个座位呢？然而，车厢里早就超员了。不用说座位，就连过道，也树起了一片人的森林。
他用手碰了碰一个有座位的人，说：“同志，麻烦您往里挤一挤好不好？我是长途。”
“麻烦您往里面挤一挤。”那人跟邻座打个招呼，将屁股挪了挪，空出巴掌宽的地方。
“谢谢，谢谢您！”他很客气地在那巴掌宽的地方坐了下去。可惜地方太窄，没办法，他只好往里面又挤了挤。嘴里一连说了三声麻烦，四句谢谢。
火车停了又开，开了又停。
车厢里的人下了又上，上了又下。
终于，他的身边空出了一个座位。
“总算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他脱下鞋子，捶了捶有点发酸发胀的小腿……
他突然发现身边站了一个人。
那人也是普普通通的。普通得没有人留心他是男还是女是老还是少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可能是刚刚上车，也可能已经在车上站了一些时光。
那人也说着他曾经说过的话：“同志，麻烦您往里面挤一挤好不好，我是长途。”甚至连说话的神态和声音的频率都跟他刚才一模一样。
“这里有人。”他隔着袜子抠了抠脚背，头也没抬地说。
你发什么神经
邹先生无意中发现了老婆婚前的日记。他想偷看，可是担心老婆骂他卑鄙；不看，又无法遏制自己的好奇心。邹先生捧着日记左右为难之时，老婆进来了。老婆一眼就看见了邹先生手中的日记，扑过来夺。邹先生往旁边一闪，躲开了。老婆很恼火，以命令的口气说：“把我的日记还给我！”邹先生不给，说：“我俩结婚快一年了，还有什么值得保留的？给我看看吧，只是看看而已，没别的意思。”老婆不给，说：“别这样好不好？免得你看了以后又拿以前的一些事情来取笑我、挖苦我、调侃我……”邹先生打断了老婆的话：“怎么会呢？我觉得了解你的过去更有利于增进我俩现在的感情。”老婆不信，说：“你别骗我了，你们男人都是这样的，说起来好听，做起来就是另外一套。”邹先生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我看了你的日记以后，就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你，知道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从而改善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更加完美，这不是很好吗？”
老婆用幽怨的眼神看着他，没有说话。邹先生于是就打开日记，如获至宝地翻读。老婆凑过来，冷言冷语地说：“既然这样，那我俩就一起看吧。好多事情我已经忘记了，重新温习一下也好。”邹先生扫兴地把老婆推开，说：“你去忙你的吧，已经忘记了的事情就让它忘记算了，何必念念不忘？”老婆不高兴了，阴着脸在一旁不说话以示抗议。
邹翻读了几页，见没了动静，一看，哟，老婆生气了。他想把日记还给她，可是好不容易才取得她的同意，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他认真地说：“老婆，我若是不爱你的话，会看你的日记吗？别傻了，我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无聊的。毕竟，你是我的老婆啊，让你出丑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老婆想想，觉得邹先生说的也有道理，就妥协了，走过来把头靠在邹先生的肩上，心里却忐忑不安，生怕邹先生捕风捉影，无端猜忌。
老婆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她和邹先生经常发生争执，有时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时为与他俩完全无关的事情。两人都知道吵架没有任何好处，也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和对方吵架，可是一不留神就吵了起来，吵过以后又开始后悔，然而，后悔没多久又开始吵，日子就在这磕磕碰碰中一天天溜走。现在，老婆又有了不祥的预感。
果然，邹先生看着看着，就发现不对劲了，原来老婆在他之前有过一次恋爱经历。这是他早就猜想到了的，当时也没觉得什么，现在一旦证实，心里忽然涌起一些奇怪的念头。尤其是看到老婆在日记中写她和初恋情人如何缠绵，如何思念，如何海誓山盟，邹先生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了。他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原来你们以前那么恩爱呀，那个人现在到哪里去了？”老婆说：“他现在到哪里去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在你的身边，而且成为了你的老婆。”邹先生说：“可是你以前……”他想说可是你以前跟他谈过恋爱，话没说完就被老婆打断了：“以前怎么了？我认识你吗？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呢？”邹先生很恼火，主要是感觉吃了亏。可是转念一想，自己不也谈过恋爱吗？
邹先生开始回想起自己的初恋，回想起他和初恋情人拥抱、亲吻、缠绵的情景，渐渐地，他就感觉到越来越不舒服了。老婆和她的初恋情人是不是也这样亲热了呢？是不是还有些日记中没有写到的亲热场景？他一边计算着老婆和初恋情人的恋爱时间长短，一边猜想着在这样的时间段里能发生什么事情。
老婆见邹先生翻着翻着就停止了，情知不妙，说：“把日记还给我，别看了。”邹先生喝道：“吵什么，我还没有看完！”说着又硬着头皮继续看起来。可是，邹先生越看心里就越不是滋味。一想到自己的老婆被别人抱过、亲过、爱过，他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看到老婆被初恋情人欺骗了感情而老婆居然没有任何责怪和抱怨的文字时，邹先生实在忍不下去了。他抓了老婆的双臂，把老婆捏得生疼，说：“这种人你也爱？你怎么……”邹先生一急，竟不知说什么才好。老婆挣脱出来，发现白嫩的手臂上几道红彤彤的印子，说：“你发什么神经？”老婆说着，用指甲狠狠地掐邹先生的手臂，见邹先生咧嘴喊疼，说：“我还以为你是铁打的呢，原来也怕疼。”
邹先生扬起手，又放了下来，把日记撕成两半，扔进了废纸篓，说：“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也留着，你什么意思？”老婆冲过去捡起来，说：“我做过什么都写在上面，我并不认为自己有罪。没有以前的那些经历，我能像现在这样成熟吗？别以为你有多高尚，如果你也写日记的话，说不定你的经历更复杂。”邹先生想解释，可是老婆不给他留一点插话的余地：“你以为撕掉我的日记就可以磨灭我的记忆吗？算我看错人了，我一直想嫁给一个将来不后悔的人，现在看起来我还是错了……”老婆说着号啕大哭，说这种日子她过不下去了，她要跟邹先生离婚。
邹先生顿时蒙了：“天哪，我在发什么神经？如果不想跟你在一起的话，我干吗要看你的日记呢？”
总经理给我擦皮鞋
我是作为总经理秘书进入这家公司的。
总经理姓徐，是个精明能干的人物。30多岁，便拥有了四个经济实体，固定资产近500万元。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近两年公司出现了经济大滑坡。尤其是下属的酒厂，已负债累累，入不敷出。为拓展新产品“稠酒”的销售市场，打好翻身仗，厂领导在公司办公室闲谈时提出了进入家庭的销售方案。
其实，所谓的“进家庭”，不过是踩着人力三轮车进入居民小区现场叫卖而已。如此“下策”，也只有在下班闲聊时才提得出口。至于是不是具有可行性，目前还值得怀疑。
徐总正在擦皮鞋，一言未发。他没有发言的嗜好，常常是等别人议论完了才开口。
派个人去验证吧，有人提议。
可是，派谁去呢？酒厂只有八个业务员，而且四个出差未归。
不等众人开口，我就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去吧。
进公司三个月了，手头的工作我已经游刃有余。每月800元薪水虽不太多，却也是我们这座城市工薪阶层的中等偏上水平，常令我产生功薄禄厚的愧疚感。而且公司管理阶层的同事都与我有着五岁以上的年龄差距，不说结婚生子，至少也有了恋人。让他们上街踩人力三轮车，我估计拉不下面子。毕竟，能进入管理阶层的，除我以外，几乎都是公司的元老，与徐总一起创业的兄弟。
徐总打量着我，脸上露出一丝笑意，眼睛却比其他人瞪得更大，似乎还带着些疑惑。
我知道他们不会相信。我虽年轻，却已在两家报社和三家杂志社当过记者，这城里认识我的人说不定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多。而且我平时总是西装革履，一副白领打扮，与街上那些踩三轮车的邋遢鬼相比，确实在形象上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我说，让我去吧，给我一周时间，我不仅要现场销售，而且准备在市区各居民小区建立销售网络。说完我就开始沉默。我觉得此时再说已是多余，尽管我平时不是这个样子。
徐总见我一改昔日插科打诨的形象，不像是在开玩笑，就同意了。在工作上他不喜欢多言，和我一样。
大家轻松地笑了起来。
我伸出一只手，对徐总说，把刷子借给我用一下吧，皮鞋擦亮了，人也会显得潇洒些。
徐总开怀大笑，潇洒就不用了，你准备销酒去吧。
我又恢复了往日的容颜，贫嘴了一句，销酒也需要潇洒嘛。
徐总笑得更厉害了，如果你能在居民小区打开稠酒的销售市场，你的皮鞋我帮你擦。
我听了心里一热，虽然大家都知道这话是开玩笑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上街了，踩着人力三轮车。车上是20扎散装的稠酒，大约300斤。我在晨曦中穿街过巷，并不担心会遇到熟人。因为昨晚我已经想通了，在这座城市中，真正的朋友不会因我职业或地位的变更而改变对我的态度；那些与我素不相识的，根本就不会在乎我的过去，他们只会见我干什么便把我当成是什么人。只是在吆喝的时候，由于我音质太差，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这让我为完成任务而有了唯一的担忧。
静静的居民小区，是小贩们带来了喧哗。那此起彼伏的吆喝，交织成一串诱人的音符，敲打着人们辘辘的饥肠。
慢慢地，我摸到了诀窍。我把人力三轮车踩到那位我认为声音最洪亮的大嫂身后，待她吆喝完“卖米粉啦”，我便不失时机地补上一句：“卖稠酒哇。”承上启下，衔接自然。我的声音虽比大嫂的低，却具有同样甚至更好的冲击力。
大嫂是在我连续卖掉三瓶稠酒之后才发现我占了她便宜的。
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以示警告。我嘿嘿地向她笑笑，没有吱声。大嫂于是又开始吆喝了。当然，我的声音还是由她带路。大嫂瞪了我一眼又一眼，发现依然无效，干脆就不叫了。她不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我的破嗓子只会使她吃亏。
眼看我跟大嫂“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即将打破，我只好“悬崖勒马”，解除了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猛地踩了一阵人力三轮车，为寻找下一位合作伙伴。
早晨过去是上午，吆喝声逐渐稀少，我也失去了“搭便车”的机会，不得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过好景不长，毕竟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嗓子吃不消，不到两个小时就沙哑了。我买了一盒“金嗓子喉宝”，依然无济于事。正值迷茫之际，突然瞧见街上有宣传车结队而过，顿时灵机一动。找了块木板，借了支笔，不到三分钟就弄了块“招牌”搁在三轮车上，省去了吆喝的麻烦。
以后的事情不值一提，尽管有烈日暴晒，也有骤雨倾盆。但我觉得，无论是谁，只要像我这样迈出了第一步，吆喝出了第一声，我能做到的大家都可以做到。
最后一天傍晚，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公司，已是下班时间了。办公室还坐着一些人，有公司的，也有下属实体的。徐总见我进来，很高兴地说，我们正谈到你呢。我平静地笑笑，跟大家打了招呼，见没有什么事，就拉开抽屉，找刷子，准备为一周没有“捞油水”的皮鞋“美容”。
没想到徐总快捷地走到我身边，要过刷子，示意我坐下，然后蹲了下去……
我慌忙谢绝。
徐总笑着说，紧张什么？我承诺了给你擦皮鞋的。作为管理者，最重要的是言而有信。公司有你这样的员工，我从心底里高兴，别说是擦皮鞋，就是洗脚，我只要承诺了也会兑现的。
办公室鸦雀无声。
年底的时候，徐总力排众议，让我走上了酒厂厂长岗位。
赴任的前一天，我去公司办公室，没有跟徐总拍胸脯表决心，只带走了那把刷子，以及半筒没有用完的鞋油。
你为什么不打重一点
我是一个农村少年，刚刚结束九年制义务教育。我到城里来，原本是想找份工作，但刚下火车，就遇上了麻烦。
事情是这样的：我走出火车站，正准备乘公共汽车，这时，一个劫匪抢走了我的包。我心疼包里的两坛子辣椒萝卜，追上去想拿回来。他不但不给，反而打了我一巴掌。我想进一步动作时，他已经坐同伙的无牌摩托车跑了。
我只好叫：“抓抢犯！”
所有的旁观者都停下来，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只有车站广播室的小姐还在继续炫耀她并不标准的普通话。
也许是看见劫匪的摩托车跑远了而我还在瞎嚷，增加了城市的噪音分贝，有损人们的健康，一个戴红袖章的过来抗议了：“干什么？干什么？”
我说我被抢了。
他说：“你莫乱讲，我们这里是文明卫生城市，会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吗？”
我说我确实被抢了。
他不信：“这火车站那么多人，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被抢？”
这倒是个问题，我朝劫匪逃走的方向望了一眼，想叫他们回来给我作证，但已经无影无踪了。我只好沉默。他看着我的黑布鞋，拿出一叠小纸片来。我怯怯地望着他，以为在这里还要买站票。因为我的钱几乎都在那个包里，我担心买不起，所以想尽快离开。我没想到红袖章会留我，难道他知道我没吃中饭？
红袖章真是个好心人，他把自己手中不多了的纸片撕给我一张。我以为是餐票，伸手去接，正准备感谢，他却要我付钱。我说要钱我就不吃了。他眉头一皱，说我是神经病，随地吐痰还不快交罚款。我看看地下，那是一口快要干枯的痰，我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没吐。他做了个警匪片里的武打动作，说：“谁跟你开玩笑？除非你能找人证明自己没吐，要不然这款罚定了。不许啰嗦，否则加倍罚款。”我找不出证人，只得把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问要罚多少。他说5元。我惊呼一声，这么贵，一口痰相当于5斤米。他很耐心地再次警告我别啰嗦。我数了数仅存的财产，2元4角7分，一半都不到，只好求他优惠点。他很失望，把面额5元的罚款单和我手中的钱一把抓过去，放进了口袋，说快滚，下次让他遇到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
我环顾四周，没有一个熟人，心里不禁一阵慌乱。
一位警察叔叔向我走来。我马上迎上去，说我被抢劫了。他做了个暂停的动作，示意我进派出所再说。我跟在警察叔叔的后面，心里非常高兴，但这种成就感随即就消失了。我发现好多人都在看我，目光中流露的不是羡慕，而是鄙夷的神情。我知道他们误会了，尽管警察叔叔没有给我戴手铐，但他们把我当成了刚刚捉到的小偷。我想跟他们解释，警察叔叔却在不停地催我快走，没办法，我只好背了一回黑锅。
到了车站派出所，空调的制冷效果使我打了个冷战，我的心里却热乎乎的。警察叔叔要我坐下，写事情经过。我说我没有纸和笔，他马上就拿来了，比我娘的速度还快。我平常要这些东西，至少得花半天时间，因为我要等娘把鸡蛋换成现金后才能去供销社。
警察叔叔像老师那样严格，说我写的情况说明格式不对，字迹潦草，退回我重写。我于是又多享受了一下空调。终于，警察叔叔满意了。他拿起来，大约看了一个自然段，就热心地对我说，我被抢劫是在公共汽车站牌那里，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我应该去站前派出所。他担心我弄错地址贻误报案，立即为我指明了道路。
我谢过他，来到了站前派出所。这里的警察让我觉得更加亲切，他们听说我来报案，一个个都非常重视，打扑克的停止了打扑克，看电视的停止了看电视。我愧疚不安地把情况说明递给了其中的一位警察。
他接过去放在一边，很认真负责地亲口对我说：“那个劫匪抢了你多少钱？”
我说40元，这是我娘卖了三只下蛋的母鸡换来的。
他摇头叹息，说金额太少了，无法立案。怕我不相信，他还把值班记录给我看，那里详细记载了某月某日某人被抢劫多少元，金额至少是我的10倍。我后悔没叫我爹卖了家里的那头猪多带些钱来，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补充说我挨了劫匪的打。
警察叔叔看我面黄肌瘦，一副挨打的样子，就关切地问，打了哪里，让法医鉴定一下，如果构成了轻微伤，或者更严重，就可以立案。
我说他打了我一巴掌，边说边指给警察叔叔看。
也许由于我的皮肤太黑，看不出任何挨打的迹象，警察叔叔不高兴了，问我劫匪还有没有打其他的地方。我说没有。警察叔叔为难地说：“我看你还是算了吧，既没有被抢多少钱，又没有构成多大伤害，我们还有好多其他的案子要破呢。”说罢，端起一杯热茶，吹气。
我满怀歉意地起身告辞，说打扰你们了，下次我一定先取得立案资格再来。
此时，我谁都不怪，只怪自己带少了钱。当然，我也恨那个劫匪，你为什么不打重一点呢？
一碗鸡肉
爹要回来了。
出差两个多月了的爹就要回来了。
娘听到爹要回来的消息后，把家里唯一的那只母鸡杀了。娘是从信中知道爹要回来的。娘杀黑母鸡的那天，就是爹要回来的那天。
爹在县城一家工厂跑业务。一年365天，他差不多有340天在外面度过。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爹就通过信件与家里保持着联系。娘不识字，爹的信无疑就写给正在读小学的我了。这次出差，爹在信中说：“……我可能六月三号回家……”娘于是就在六月三日那天把家里唯一的那只黑母鸡杀了。娘没有上过学，分不清“可能”与“一定”在含义上有什么区别。娘只知道，爹约定了一个叫做“六月三号”的日子回家，爹就一定会在这个叫做“六月三号”的日子回家的。
娘掐着手指头算啊算，终于到了“六月三号”这一天。这天娘比平时起得更早，娘一大早就开始烧水。接着就听到娘杀鸡的声音。等我起床准备上学的时候，娘已经把鸡肉煮熟了。娘给我倒了点鸡汤，夹了点鸡杂，说是等中午爹回来了再吃好的。娘自己却连鸡血也舍不得吃一块。
爹中午没有回来。
爹晚上也没有回来。
娘把鸡肉热了又热，但每次总是只给我喝点鸡汤，吃点鸡杂，说是好的等爹回来了一起吃，而娘自己，仍然连鸡血也舍不得吃一块。
第二天中午，爹还是没有回来。
我说：“娘，把鸡肉盛一点出来吃吧，天气这么热，放久了会馊的。”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盛鸡肉的锅，半天没有吱声。我于是放下碗来，自己去揭锅盖。娘却一巴掌打来：“不识时务的伢仔，看你爹来吃什么？”我狠狠地瞪了娘一眼，把锅盖往地上一丢，向学校跑去，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晚上我没有回去吃饭。一个人躺在学校的草坪上，慢慢地就睡着了。醒来后天已漆黑，我又饿又怕，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地回了家。爹还是没有回来，娘不在，据邻居说是找我去了。我没敢再吃鸡肉，扒几口冷饭就上了床。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有人叫我吃饭，是娘用那只打过我一巴掌的手，正端着一碗鸡肉捧到了我的床边。我连想都没有想，挥手就把娘的手拂开了。只听见瓷碗“啪”地一响，在地上摔碎了，接着是娘“呜呜”的哭声。不知道为什么，娘这次没有打我。
娘没有打我，我却渐渐被泪水模糊了双眼。
第三天正好放假，我担心娘在爹面前“告状”，一大早就去了外婆家。听外婆说那天晚上爹很晚才回家，娘把剩余的鸡肉倒出来，匆匆在锅里热了一下，用一个大菜碗盛了，还特意开了瓶提前买好的白酒，放在爹的面前，爹狼吞虎咽地扒了几口饭，吃了几块鸡肉，突然放下筷子，皱了皱眉头。娘笑着问爹是不是怀疑里面放了毒药。爹看了看日渐消瘦的娘，喝了口酒，一句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趁着爹吃鸡肉的时候，娘就说谁家娶媳妇了，谁家添孙子了，谁家做新屋了，要爹留下来多呆儿天……
爹果然就扎扎实实地留下来呆了几天，不过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县城一家有名的医院。
弟弟南下去打工
自从父亲病逝以后，弟弟就变得沉默起来。整天呆在家里，哪里也不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问他，他不作声，再问，他就呜呜地哭：“哥，我为什么还是这么矮？我要是高点多好啊，我就可以到广州去赚钱了。”
我只好耐心地开导他。毕竟弟弟才16岁，个子又小，一个人出门在外，我和母亲怎么放得了心？我有时下班回去晚了点，母亲都要唠叨个把小时，更何况是弟弟去广州打工。虽说家里经济条件差点，但每天饭还是有吃的。在我看来，一家人只要能天天见面，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可弟弟却没有想那么多，既不去学校拿初中毕业证，也不去公安局办身份证，就偷偷地爬上了南下的列车。
也许是知道我和母亲不会答应，弟弟去广州前没有流露出任何要走的迹象，走的时候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留下一张“不愿坐吃山空，要减轻家庭负担”的便条就匆匆地走了。弄得我和母亲一连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说实在的，父亲的病逝已使和我母亲痛不欲生，倘若弟弟又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和母亲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父亲在世的时候，最不放心的就是弟弟，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林樟还小，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可如今，弟弟却孤身一人南下广州打工了。即使是成年人到外地出差，家里人也会牵肠挂肚，我和母亲不得不为弟弟的处境担心。一个人独处时我常常在想：假如让我到广州去打工，让弟弟去学校读书，情况是不是好一点呢？
收到弟弟的第一封信时，我和母亲都忍不住泪流满面。见信如见人。信是用家里带去的材料纸写的，满满三页。可能是因为写信时有泪水滴在上面的缘故，字迹有些地方比较模糊，用手一摸，便能感觉出明显的凹凸不平，弟弟在信中说他已经找到了工作，请家里人不必挂念，有空他会写信来的，收到信后赶快回信。末了，还在最后一页信纸的反面把邮编和地址重写了一遍。
从此，我每天都要准时到传达室门口等信。回到家里，母亲问得最多的，也是弟弟有没有来信。
出人意料的事还在后头：两个月后，我和母亲几乎同时收到了弟弟的汇款单。弟弟说他本来想给我和母亲每人买一件衣服，又担心我们穿着不合身，就寄钱要我们自己去买。虽说数目不大，只有100元，我和母亲却更加惴惴不安了。“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呢？还要林樟寄钱来用。”一连几天，母亲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可是，母亲下岗后只能打零工当保姆，我在报社当实习记者又只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我没有用弟弟寄来的钱买衣服，而是把它以弟弟的名义存入了银行。弟弟的钱来之不易。听从广州来的表哥说，弟弟在广州跟一位汕头老板贩香蕉，住在铁路边一间自己搭的房子里。房子小得仅仅能容一张床。上面睡人，下面放香蕉。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弟弟就要推着破自行车到10多里远的地方进货，然后再送到附近的市场。为了多赚一点钱，香蕉的重量常常是弟弟体重的两倍。可以想象，100多斤重的香蕉压在自行车衣架上，对于一个16岁的孩子将是怎样的艰辛，更何况是在广州那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闹市，稍不留神就会酿成交通事故……
听说弟弟炒了汕头老板的鱿鱼是过年的前两天。这以前他在餐馆洗过碗，也在缝纫厂打过零工，都因为工作不理想而被他辞掉了。如今弟弟在广州一家副食品公司工作，工资和福利跟成年人一样。他说自己已经长高了10多厘米，准备再打两年工就回家乡来，自己当老板。
写“历史巨著”的作家
梁子早年还是写过一些作品的，虽说影响不大，但在湘北那个不怎么重视文化的小城A县，从没有谁怀疑过他“作家”头衔的真实性。近些年来，他的名字和作品却渐渐地在报刊上消失了。作为文友，我时常问及他的创作情况。前年他说在写一个系列短篇，去年他说在写一个系列中篇，然而，除了他自己，别人连他的系列中短篇草稿都没有见到过。今年他终于说了实话，他到现在一个字也没有写。他要表达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作系列短篇写容纳不了，作系列中篇写顶多能影响我们这个时代，“不行啊，我要写的是影响历史的巨著，我不能为此浪费时间。”
我不禁为自己的作品连当今这个时代也影响不了却仍然在浪费时间而自惭形秽。
前几天，我接到一位读者的“新闻热线”电话，说是A县某乡发生了一起民愤极大的事情——乡长为了方便自己的子孙后代上学，竟将乡中心小学建在自家的门口。因为该乡是梁子的家乡，我去A县第一个要找的人便是梁子。
天气很好，梁子为了“体验生活”昨晚玩了晚晚场今天请病假在家里休息。听了我的来意，他明显的有点不高兴，说：“新闻这东西少搞一点为妙，没有生命力的，古今中外，有几个是靠写新闻名垂青史的？”我说：“这是我的工作，有空我照样写小说和诗歌，名垂青史我不敢奢望，但我铅印的名字被别人糊了黄屎倒是常有的事情。”
梁子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从一堆蒙尘的书报中抽出一个塑料袋来，说：“他们早就给我送来了这件事情的详细资料。这个乡是田字形的，右下角是百年老校原址，左上角是乡长和他家的亲戚聚居的地方。乡委会筹集了80万元钱，开了九次乡民代表大会，一致同意将新校建在中心地带，但乡长却建在了自家门口。地方远不说，还要爬山淌河，乡民们当然不服，反映到区里没人管，告到县里不理睬，就自己凑钱，赌气在原址也建了一所学校。这时县里、区里都来了人，说乡民们是非法建校，要强行撤除……”
我急切地问：“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梁子说：“正在扯皮，形式对乡民们很不利。他们见我是从那里当秘书出来的，笔杆子比较硬，希望我仗义执言，借助新闻的力量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你说我一个作家怎么可能去写新闻呢？”
我说：“种水稻的是农民，种玉米、棉花、花生的同样是农民，作家写作与农民种田没有两样。文学和新闻只是形式不同，作用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能够匡扶正义，为老百姓办实事，何必拘泥于形式呢？”
梁子说：“那你为什么不天天帮老百姓挑大粪？别为小事情耽搁时间啦，我已经在小说中处理好了。我之所以不屑于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是因为我有大事要做。一篇新闻，最多能解决这一个乡的一个问题；我要用我的鸿篇巨著去影响历史，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说：“一个乡的小学生的读书问题，是小事情吗？你别夸大文学的功能，你能不能写出鸿篇巨著、写出来后能不能出版、出版后有没有读者，还要打上一连串的问号。现在文学期刊的编辑恨不得拿刀架在读者的脖子上逼他们去参观自己的劳动成果，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就有五六千名，你还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吧。”
我找他要小说，想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他拿不出，说：“最好的小说是写在心里的，等我心中的小说十分完美时，我自然会形成文字。”
我冷笑一声，说：“你变了。”
他的脸涨得通红，说话也激动了许多：“我发现你离文学越来越远了，我怀疑你现在的小说和诗歌的质量。反正我是不会去搞什么新闻的，你要去就一个人去吧。”
话不投机，我只好向他借了资料，起身告辞。
在去采访的途中，我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昨天下午，乡民们新建的小学已被强行拆除，乡里的小学生最远要跑15 公里路到乡长的家门口去读书……
令人奇怪的是：乡民们不再骂乡长，转而骂乡长原来的秘书。
荣家湾的女孩
毛霞给男朋友打了个电话，化了妆，走出学校的大门，张局长的奔驰小车果然又等在那里了。看见毛霞过来，远远的，一个大腹便便的人就推开了前座的车门。毛霞钻进去，习惯性地把小背包放在腿上，说：“我们今晚到东方宾馆去吧，天天在南湖宾馆，没什么好玩的。”张局长正愁南湖宾馆熟人多，不方便，听说去市郊，马上就答应了。
毛霞是在南湖宾馆娱乐城认识张局长的。
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分配的事还没有着落呢。爸爸涉嫌诈骗入了狱，妈妈自从离婚后就没有来过，家里的数百万资产也被法院给查封了，毛霞的前途一片迷茫。看到同学们都在钻山打洞，四处奔忙，毛霞决定孤注一掷。在这之前，她只听说过学校里有同学坐台的事情，她们寝室好像还没谁堕落到如此地步。可是，到哪里去坐台呢？她立即想到了艺术系那个声名狼藉的倒霉女孩，坐台的时候居然遇见了想请小姐的系主任。毛霞选择了政府接待处主管的南湖宾馆，据说到那里去的人都是达官显贵，粘上一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在一个带有小套间的豪华包房里，毛霞终于等来了一个说岳阳土话的中年客人，一看那啤酒肚和说话的神态，就知道是个分量不轻的官儿。果然，没唱上几首歌，就听见有人在称呼他：“张局……张哥……”尽管“局长”两个字没说完，但她还是肯定了自己的眼光。对张局长的服务态度，也比平时热情了三分。进休息室谈心的时候，张局长和她互相留下了传呼或手机号码。为了坦诚相待，以心换心，毛霞用张局长的手机拨了自己的传呼号码，随即就听到了嘀嘀的声音……
这一晚，毛霞给张局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南湖宾馆是张局长的定点宾馆，毛霞于是就成了张局长的“定点小姐”。久而久之，他们的交往也越来越多了。不过，每次毛霞都能很好地把握分寸，没有给张局长可乘之机，却又时时给张局长以希望。眼看分配的日子越来越近，毛霞也托人把张局长以及他那个局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夜色茫茫，奔驰小车在市郊的一家宾馆停下来。毛霞和张局长坐进贵宾包厢，点了一个甲鱼火锅。她今晚特意破例陪张局长喝了几杯“劲酒”，然后装作喝醉了的样子，趴在桌子上。果然，张局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一边招呼小姐过来签单，一边开了手机订房间。
张局长扶着毛霞躺下，试探性地脱掉了毛霞的外套，见她没有反抗，情绪更加高涨起来。正在这时，毛霞那该死的传呼机又响了，张局长的脸顿时变成了猪肝色。每次到了关键时刻，毛霞的传呼机就会响，好像故意跟他作对似的。毛霞一回话，就有非走不可的理由。但出于长远的考虑，张局长还是关切地问了一句：“哪里打来的？回话吗？”边说边将手机递过去。
毛霞看了一下号码和代号，说不必了。她当着张局长的面关了传呼机，含情脉脉地说：“我从来没有属于哪个人，但今晚我是属于你的……”张局长喜出望外，抚摸着毛霞的额头，问她的头现在是不是好点了。毛霞说：“你去洗澡吧，今晚我不回寝室了。”
8分钟后，张局长裹着浴巾出来，走近席梦思，撩开被子，钻了进去……
突然，房门大开，几位年轻小伙子闯进来，用相机拍摄了这尴尬的一瞬。
几个月以后，毛霞如愿以偿地上班了。
再后来，毛霞的男友洋洋自得地说：“要是我那次没有按计划10分钟左右赶到，你可就惨了。”毛霞头一扬，不屑地说：“臭美，难道你忘了，我是正宗的荣家湾女孩！”
母亲的“绝对隐私”
这是我给家里添置电视机和VCD以前的事了。
那年我17岁，在岳阳的一家报社打工。由于一年前父亲病故已导致倾家荡产，母亲、弟弟和我一家三口临时挤在报社给我安排的一间杂屋里。母亲料理家务，我和弟弟赚钱，日子虽然过得拮据，却也苦中求乐，图个安稳。然而，我和弟弟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忧：怕有后爸。
这天中午下班回来，弟弟告诉我，母亲这几天好像不对劲，吃了饭就出门了，直到要做下一餐饭时才回来，不知在忙些什么。
“这还了得，我虽然只是在报社打工，可走到外面别人都叫我‘邹记者’，倘若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我这面子往哪里搁？不行，得想想办法。”我说。
可是，这事又不好声张，我和弟弟商量来商量去，终于有了措施——跟踪，先了解情况再说。
母亲吃了午餐，洗了碗，果然又出去了。
我鬼鬼祟祟地跟在母亲后面，穿街走巷，始终保持50米左右的距离。俨然一副私家侦探的模样。
奇怪的是，母亲走出门时头没有梳，背包没有提，衣服也没有换，穿的依旧是上午那件父亲曾经穿过的汗衫，那条我看了好几年的灰色长裤。
去年的这个时候，母亲就是以这身打扮送走父亲的。我真的料不到曾经对父亲爱得死去活来的母亲竟会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变心，心里不由自主地对母亲产生了怨恨。
午后的阳光很毒，蒸出我一身臭汗。
母亲从竹荫街出发，过南岳坡，经桥西，一路东行。路上不时有中巴喘着粗气在母亲身边戛然而止，又不时有售票员探出头来吆喝上车，母亲却只当没有看见，依旧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喊吧。我知道母亲是舍不得出车费，一元钱在她眼里就是两斤青菜。当然，她也不时地停下来，朝一些商店里面看一眼。
一路上，母亲没有跟任何人说话，这让我为家乡话不好懂而自卑，也为没有任何收获又庆幸又失落。可我还是不甘心，因为我从母亲匆匆的脚步中看出她不是在逛街，而是像急着去会一个什么人。
终于，母亲在一家音像店的门口停下了。
我赶紧就近找了个地方躲起来，以便在暗中窥视。路上的行人稀稀拉拉，那家音像店的生意冷冷清清，里面除了一位长头发的姑娘以外，我几乎没有看到在那里超过三分钟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仍然站在音像店的门口，倚着门前的那棵泡桐树，没有进去，眼睛却似乎一直在盯着里面。
时间一秒秒地过去，汗水一行行地流下来，湿透了我的衬衫。母亲却不但没有离开的意思，反而靠着那棵泡桐树坐了下来，手不时地向脸上伸去，像是在擦汗，又好像不是。
我心里一紧，难道母亲跟里面的姑娘有什么过节？就走出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向母亲。在距离母亲不远的地方，我听到音像店里传出了熟悉的声音——
那是父亲生前最爱唱的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
独臂老人
真没有想到，我会在列车上邂逅独臂老人。
这是一趟由岳阳开往广州的列车，独臂老人去干什么呢？
我暗暗地打量着他：五六十岁的样子，油渍斑斑的对襟衣外面，是一件黄得发白的军用棉袄。棉袄的脱毛领子托着一颗脑袋。从上往下看，像秋后的草垛；从下往上看，有点金字塔的味道。花白的头发可能很久没有洗了，厚厚的灰尘附在上面，迫使头发一块一块地塌了下来，将那张瘦削的脸遮去大半，仅露出一个鼻子。脸色无疑是黝黑的，沿鼻孔左侧偏上，不难发现一层薄而脆的硬壳壳，一看就知道是风干后的鼻涕。由于时间久了，有几块壳壳已掉了下来。但这并不影响独臂老人的整体形象。一缕阳光射来，独臂老人的通身就闪闪发光了……
“伢子，到广州去搞工作？”独臂老人一眼就认出了我。为充分表示他的喜悦之情，独臂老人的座位下面还发出了一连串沉闷而悠长的响声。也难怪，差不多一年没有见面了，遇上这样的好事，按乡风民俗，是该鸣炮奏乐的。
“你也到广州去？”我说。独臂老人是我们村里“著名”的老叫花子。因为他10多岁开始行乞，且年幼时念过几年私塾，村里人都叫他独臂老人。
听到如此问话，独臂老人有点不高兴了：“我在广州生活了半年呢，莫以为只有你们年轻伢子去得。”
“半年？在广州生活半年？没有搞错吧？就凭你这尊容，能在广州生活半年？”我本来只打算寒暄几句就算了的，听独臂老人这么一说，我突然来了兴趣。“我这个才华横溢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大学生到广州去了十几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今天我倒要问问你这个五六十岁的独臂老人是怎样在广州生活半年的。去偷么？你连一台彩电也搬不动；去抢么？你的一条胳膊早已因故致残了。”我只差没有说出来。
独臂老人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他坦然地说：“还不是重操旧业。到广州干这事，赚头大着呢。”
独臂老人继续说了下去：“要饭要饭，不要怎么有饭吃？并不是别人不给饭你吃，关键在于怎么去要，你才有饭吃。就说对付女人吧。用自己的邋遢之躯去纠缠那些美丽迷人的玉体，她能不给钱吗？打我，怎么会呢？不嫌脏了手才怪。”
“喝稀饭也有学问呢。行乞的学问当然大得很，我刚才给你说的只是简单的一种，还有好多精彩的方法。你以为我还会像以前一样叫爷爷奶奶叔叔伯伯行行好给口饭吃吗？早过时啦！”独臂老人见我默不作声，就继续介绍起他的经验来，“我通常是上午躺在一个麻袋里，只露出脑袋，嘴巴一张一合；中午坐在铺有报纸的地上，伸出我这只断臂，来挑战人们的同情心……”
“你的这一套理论，怎么不拿到各大中专院校去推广呢？”我不无讥讽地跟独臂老人开了句玩笑。
独臂老人更加得意了，声音也渐渐大了起来。直到我下车出站了，他仍在我的身后喊：“还有一点我忘了说，不能用碗盛钱，要用装油漆的空罐子。莫让风刮走了……”
我在列车上遇到独臂老人是三年前的事情。如今的独臂老人已经不叫独臂老人了，人们都亲切地称他“校长”。不信你到“南方乞丐培训学校”去调查。
因为你乖
院子里住着一对夫妇。男的叫华兴，是市区华兴实业有限公司的经理。女的叫李娜，是郊区二中的教师。华兴高大英武，风度翩翩。李娜身段单薄，相貌平平。无论谁见了他俩，都会觉得李娜配不上华兴。
李娜自己也这么认为。
刚结婚时，李娜曾经问过华兴：“你的条件那么好，为什么会看上我呢？”
华兴想了想，认真地说：“因为你乖。”
李娜真的很乖。既不打牌，也不跳舞。每天下班后就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看书。没有华兴的允许，李娜绝不擅自外出。华兴只说过一次“工作上的事不要你管”，李娜果然就从来没有插手。甚至连华兴说暂时不要小孩，李娜也没有一句多话。有时华兴深更半夜回家，李娜也不会像别的经理夫人一样捕风捉影，醋海翻波，而是默默地披衣起床，替华兴倒水洗脸，消除一天的疲惫。华兴过意不去，叫她去睡。她却咧嘴一笑：“你不睡我睡不着。”一句话把华兴说得心里酸溜溜的。
时间长了，华兴就半真半假地问李娜：“我天天早出晚归，你怕我在外面找小蜜吗？”
“怕。”
“你不怕我在外面找小蜜吧？”
“怕。”
“你怕我不在外面找小蜜吗？”
“不怕，喔，怕，哎，不跟你说了。”
华兴听李娜这么一说，也许觉得玩笑不宜开得过分，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了。但是时隔不久，华兴忍不住又半真半假地问起李娜来。如此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华兴再问的时候，李娜就笑着说：“想找就找一个吧，找不到才没本事呢。”
“真的？”
“真的。”李娜说，“让你找一个固定的小蜜，总比让你天天在外面打野食强。”
…………
华兴真的找了个年轻漂亮的小蜜。华兴还开着他的奔驰车，与小蜜到院子里耀武扬威地来过几次，只差没有上楼。院子里的人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一样，似乎这是早就应该发生的事情。一些经常吵架或不经常吵架的人甚至作好了调解劝说的准备。奇怪的是李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上下班从院子里出入，依旧笑眯眯的。根本没有谁听见他们家传出哭哭闹闹的声音。
难道李娜不知道？
就有好心人趁李娜上街买菜时说了些不知该不该说的话，并准备如此这般地安慰一番。李娜却淡然一笑：“您没有看错吧？她是我爱人的同事。”
那人讨个没趣，不好意思地走了。
华兴回来得越来越晚了。李娜对华兴却比以前更好。有时华兴回来得实在太晚了，开了门就往床上倒，衣服都是李娜帮着脱的。李娜毫无怨言，还把华兴的皮鞋和袜子轻轻地脱下来，替华兴洗脚……
“这对夫妇，只怕要离婚了。”院子里的人心思各异地慨叹。
华兴与李娜偏偏没有离婚。相反，两年后，华兴再也没有带年轻漂亮的女人到院子里来过。有人在街上见到华兴的奔驰车，特意伸长脖子看了看，发现那车里也很少坐女人了。
华兴后来问李娜：“当初你为什么没有改变对我的态度？”
“如果我当初又哭又闹的话，你现在还会跟我在一起吗？看着别人想把你从我身边拉走，我肯定不会把你往别人怀里推……”李娜停顿了一会儿，忍不住反问了华兴一句，“她那么年轻漂亮，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呢？”
华兴想了想，认真地说：“因为你乖。”
教委主任和他的乡下叔叔
不必考究此刻是否上班时间，反正周、吴、郑、王四位同志正汇聚于教委郑主任家的麻将桌边，进行着一项神圣而伟大的壮举–––“筑长城”。小小桌子大战场，四同志各霸一方。洗牌摸牌，摸牌打牌，打牌听牌，听牌和牌……不知道酣战多么少个回合了。
郑主任是“清一色”高手，这回却遇到了麻烦，他手上有14张“条子”，不知道怎么打，才可以“听庄”。郑主任略一思索，准备打出一张……“咚咚咚，咚，咚咚。”有人敲门，郑主任把准备打出的那张牌收回，起身离座。
“叔叔，您来了。”郑主任满脸堆笑地说。郑主任边说边猜测着叔叔老郑进城的目的。“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位五六年没有来过的叔叔，只怕是有事要他帮忙了。
老郑环顾了一下房间：“又在打牌？你要注意身体呢。”那语气，似乎是对一位天天见面的儿子说的。
“不用您操心，家里还好吧？”郑主任笑笑。
老郑趁郑主任倒茶的时候，看了看郑主任的牌：“哟，这不是和了吗？大侄子。”
郑主任慌忙跑过来，随便抽了张牌往桌子一按：“哪里和牌？庄都没有听。”
老郑还想说什么，被郑主任白了一眼。“您坐，看电视去吧。”郑主任说。
老郑不明白侄子的脸色怎么突然变得冷淡，就闷闷不乐地接过茶杯，却没有开电视，一个人坐在仿皮沙发上胡思乱想：“我当他真忙呢，还有时间打麻将。”
牌起牌落，牌落牌起；牌起起落落，牌落落起起。
终于，郑主任打开了黑白电视机，递给老郑一根“芙蓉王”牌的香烟说：“我未来的儿媳妇送的，抽根试试。”
“大侄子，我有个事跟你说说。”老郑划根火柴点燃了烟，猛吸了一口，就把孙女翠翠考大学只差一分的事跟郑主任详细地说了，几年不见，老郑还是以前的老脾气。
郑主任清楚叔叔的意思，立刻面露难色地说：“刚才你也看到了，都是为了子女升学的事来的，老同学，知道我爱打麻将，唉，明里送礼知道我不会受，就算计在麻将桌上输给我……”
老郑马上明白了侄子有牌不和的真正原因。“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老郑说。郑主任的父亲虽然生前与老郑有些过节，但是那已经成为历史了。“这个忙侄子应该会帮的。”老郑心里想，“他小时候玩水掉在池塘里，还是我抱上来的呢。”
“我们教委刘科长的外甥女也给我顶了回去，我怎么能让自己的侄女……”
“大侄子，我从来没有求你解决过什么问题，这回就算我求你了，翠娃儿好不容易念到高中毕业，只差一分，你就帮了这个忙吧？”
“这个口我不能随便开。”郑主任说完，就耐心地给老郑做了一番思想工作。
“谁听你的大道理。我若是当了主任，我比你还会说呢。”老郑想。要不是郑主任曾经帮忙解决过翠翠的商品粮问题，老郑真的会破口大骂。
“这个忙你不帮也得帮，大侄子。”
“叔叔，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你帮不帮？”老郑的脸变成了猪肝色。
“叔叔，不是我不肯帮忙……”
“连自己的侄女都安排不了，还说要为人民服务呢。”老郑抛下一句就走，竟没有回头。
郑主任正准备追下楼去再解释几句，电话铃不合时宜地响了。
“喂，我就是。赵×长！您放心，您那13个指标我给您留着……”
房间里只有郑主任。
刚毕业的中专生
烟雾缭绕的房间里，一个刚刚走出高校大门的中专生正躺在床上吸烟。
他就是樊进。
中专三年，说毕业就毕业了，实在快得惊人。樊进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开开心心地走向理想的工作岗位，而他家那个没用的老农民还不知道在哪里瞎忙乎，他一想起来就烦躁。一烦躁，他就要用香烟来解闷。
别人的父母不等子女毕业就替他们把工作安排好了，他家的老农民却只给他找了这个快要倒闭的单位。没事做不说，每月还只发200元钱做生活费，这叫人怎么活？
樊进现在就呆在家里，等那个老农民回来。
老农民出门的时候跟樊进吵过一架。樊进要他再去求求远房叔叔那个在城里当所长的同学，要他出面找人重新安排樊进的工作单位，他居然不肯去，樊进就只好发火了：“如果你今天不去帮我联系好，我就只当没有你这个爹！”老农民含着泪走了。樊进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帮子女做事是父母应该的，可见平时别人说他怎么疼子女的都是一派胡言，到关键时候就露出了马脚。
“咚、咚、咚！”樊进一听这有气无力的声音，就知道是他那药罐子母亲。
樊进一看见母亲就恨她，年轻时那么漂亮，什么人不好嫁，偏要嫁给一个没出息的老农民。不说成为部长夫人或大款太太，就是成为了普通的科长夫人或小款太太，他也不用像今天这样中专毕业后还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发愁啊！
当然，现在说什么都不现实了，母亲早已年老色衰，又疾病缠身，给城里守厕所的老头当后妻也不见得有市场，要强迫那个老农民改行从政或者经商更是无从谈起。
要怪的话，樊进只能怪母亲没有为他生一个漂亮的妹妹。果真如此，让妹妹嫁个有权有势的妹夫，岂不是一切都迎刃而解？咱家的老农民父亲不是也经常抱怨自家的状况是寡妇睡觉——上面没人吗？
母亲推开门，给他端来了一碗“桂圆煮鸡蛋”。他瞟一眼就将目光移向了电视，又是这玩意儿，吃腻了！母亲正准备说什么，外面又跌跌撞撞地进来一个人：“不好了！樊大伯掉到河里……”
母亲手中的碗啪的一声掉在地上，人也随着斜斜地栽了下去。
樊进将母亲扶起来，嘱咐她在家里等着，自己撒腿就往河边跑。
掉到河里的人已经去了，不知是故意还是不慎。
想到联系新单位的事还没有着落，樊进这才明白眼前这个溺水而亡的死者不再是一个跟自己无关紧要的老农民，他的泪水唰的流了下来。
别人都只看见了樊进汹涌的泪水，却看不见他真实的内心。
1999年的大学生
自从昨晚看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后，麦当荣的心里就一直不舒服。象征着我国领土的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居然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故意袭击，而且用的是5枚导弹，造成了3人死亡，20多人重伤。作为一名大学生，麦当荣能不义愤填膺吗？
走在繁华的大街上，麦当荣渐渐感觉到双腿越来越沉重了。平时五分钟就能走完的路程，今天九分钟还没有到。游了一天的行，喊了一天的口号，他确实有点累了。
他要去麦当劳。
他的姐姐在那里工作。
他每天和姐姐一起回家。
麦当荣家住郊区，父亲在面粉厂工作，母亲在城里贩鸡蛋。一家人的日子平凡中透着温馨。
越往前走，身边的人就越多，麦当荣感到非常奇怪，以前不是这样的呀。今天怎么啦，北约轰炸我驻南大使馆，难道所有的老百姓都出来抗议了？麦当荣猜测着。
麦当劳对面的街道上围着一大堆人。麦当荣挤过去一看，原来是摆在麦当劳门口的那个美国佬塑像已经被人撬掉丢在这儿了，他的腹部一片焦糊，看得出是火烧的。
“美国佬终于栽了！”麦当荣愤愤不平地叫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轰炸我驻南大使馆，使我同胞伤亡惨重，目不忍睹，我们在这里还吃得下去吗？
真没想到白天游行示威居然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激起市民们如此狂热的爱国热情。麦当荣禁不住产生了成就感。
“哎呀，糟了，姐姐在这里上班，我怎么忘了？”麦当荣急匆匆地跑过去，只见麦当劳一片狼藉，据说是大学生游行之后，个别市民聚众砸毁的。他们觉得，在这座城市里，唯有麦当劳可以作为美国的象征。口号喊得再响，克林顿政府也不会听到，他们于是就采取了这样的泄愤方式。
麦当荣好不容易才在麦当劳废墟的一个角落里找到蹲在地上的姐姐。她的工作服早就换了，穿的是平时在家里的服装，神情异常沮丧。姐姐的几个同事也是如此。麦当荣走过去，对姐姐说：“回去吧，这么晚了。”姐姐红着眼，没有吱声。麦当荣又重复了一次。姐姐才开口，反问一句：“回去干什么？没班上了，这个月工资还不知道向谁要。”麦当荣问：“你们老板呢？”姐姐指了指不远处，一个30岁左右的黑头发黄皮肤青年正勾着头蹲在那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麦当荣走到那位青年面前，准备质问几句。不料还没等到他开口，那位青年就先说话了：“你是丽丽的弟弟？”麦当荣点头。那位青年叹口气，环顾四周，压低了声音说：“我也是中国人，这里的员工也都是中国人。除麦当劳的品牌外，其余都是我们中国的，包括所有的原料……”
麦当荣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幅幅人物画面：正在加工面粉的父亲、贩鸡蛋的母亲、卖汉堡包的姐姐……
麦当荣拉着姐姐的手挤出人群后，又回首望了一眼被砸得残缺不全的麦当劳招牌。那依稀可辨的“麦当劳”三个字，怎么越看越像是“麦当荣”？
把我的感冒传染给你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纷纷往外走，去做课间操。
张阳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有动。他患感冒已经有好几天了，一直没有去医院治疗。不是他不想，而是他计划把感冒先传染给一个人——马莉。
在张阳他们班，马莉的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上次考试也不例外，以一分之差把张阳甩在后面。张阳呕不下这口气，他不想永远屈居第二。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如果是输给了男同学，他倒觉得没什么，偏巧马莉是个黄不拉叽、精瘦精瘦的女孩，比张阳整整矮了半个头，你说张阳作为男子汉还有没有面子？张阳的爸爸经常这样“刺激”张阳。下周即将进行期末考试，爸爸又给他下了硬“指标”，如果考了第一名，就带他到香港去度假，否则乖乖地呆在家里，让家庭教师来补课。
张阳想，马莉体质虚弱，如果她突然得了感冒，不就可以影响学习，影响她的正常发挥吗？到时候，我岂不是可以稳拿第一？
张阳目送最后一个同学离开教室，就起身离座，来到马莉的座位旁，拿出她的水壶，使劲灌了几口。他从书上看到，感冒病菌可以通过这种途径传染。然而，当他将水壶放回原处时，突然觉得，如果她发现水少了，会不会怀疑呢？
“嘿，差点忘了，我自己的水壶里有水！”张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一个张阳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由此产生并付诸实施。
做完这一切，张阳开心地笑了。此时，香港对他而言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他仿佛触手可及。
课间操结束后，同学们陆续回到教室，揭开各自的水壶喝水，谁也没有发现，张阳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神色。
接下来的几节课，张阳都要有意无意地看看马莉，直到她空空的水壶悬挂在椅子上晃来晃去。
张阳很自信地度过了一个高枕无忧的夜晚。
第二天，马莉果然没有来上课。
第三天，还是没有来，据说她病了。
又过了几天，马莉仍然没来，这下张阳慌了，他只是想让她考得比自己差，而没有不让她参加考试的意思。再说，如果马莉没参加考试的话，即使张阳拿了第一名，也总给人第二名的感觉。为什么？很简单，第一名没参加考试呗。
在走廊上遇见马莉的同桌，张阳不经意地问：“她真的感冒了？”
同桌感到很奇怪：“谁说她感冒啦？她得的是肝炎！”
天啦！原来是这样。张阳一声尖叫，拔腿就往外面跑。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张阳，马上就要考试了，你到哪里去？”
是老师。
别问我是谁
进入角色吧，你现在正跟我聊天。如果你渴了，我们就在茶馆；如果你饿了，我们就在餐厅。别问我是谁，先听我讲一个故事。
讲这个故事之前，我必须向你坦白：早在两年前，我还没有彻底放弃诗歌。我知道如今被称为诗人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但是没办法，谁让我一不留神就走了那一段弯路呢。
你猜对了，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和一位女孩之间。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刚到这座城市来，也许是因为我的编辑身份，也许是其他原因，反正这城里一所著名的师范大学召开诗歌研讨会邀请了我。
我本来是不去的，原因很简单，我觉得自己尚在学习阶段，根本就不够资格给那些大学生讲课。当然，我知道，天南海北地瞎扯一通也有人听。毕竟，我工作的单位在学生中还有点权威。
你又猜对了。我去了，但是也只是去了而已，既没有发言，也没有在主席台占座位。我去了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许多诗歌爱好者都以为我没去。
那天的诗歌研讨会开得不算成功，伙食也极为简单，这难免让个别诗人产生了屈原情绪。不过编印的那本诗选倒是非常讲究，从诗人的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到新作，几乎都收录进去了，包装也比较漂亮，美中不足的是没有诗人照片。不过也好，正因为如此，我这故事才有讲述的必要。
我是回来的路上遇到那个女孩的。确切地说，是在公共汽车上。我一上车就看见了那个女孩，以及女孩旁边空着的座位。
不用问，女孩大眼睛，小嘴巴，一头乌黑的长发，一袭白色的连衣裙。很有诗意吧，我猜在那样的场合，换成了你也会坐到她那儿去的，何况是我这打马江湖的未婚诗人？
我没想到女孩会主动问我，而且一开口就涉及了诗歌。
她看见了我捏在手中的那本诗选，以为我也是那所师范大学的学生。我没有反驳，只把那本诗选递给了她，说：“你也喜欢诗歌吗？”她点头，说：“喜欢。我听说我们学校今天开诗歌研讨会，本来是想参加的，可是没人邀请我。”也许是平时从没见过长得像样的女诗人的缘故，我急切地问：“你的诗歌主要发表在什么报刊？”她摇头，说：“我写了很多，但是从来没有投过稿。”
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没有邀请她的原因。
我说：“你为什么不投稿呢？”女孩羞涩地说：“怕写得不好惹别人笑话。”我问女孩能不能把她的诗作给我“拜读”一下，女孩不肯，我也就不好多说了。尽管我们杂志也有诗歌栏目，而且是我主持，可是，如果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约稿，女孩会怎么想。如果传出去，领导和同事们又会怎么看？不过，作为一个诗歌编辑，我又有责任发现和培养诗歌作者。趁着女孩翻读诗选的时候，我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对女孩说：“我认识一个编辑，他对待作者的来稿非常负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他的通讯地址告诉你。”女孩答应了。
你真聪明，除了我自己的地址，还会有谁的呢？
别着急，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在我给她留了地址不久，我就该下车了。继续坐下去？我可不干。尽管我也写诗，但我还算是比较正常的那种，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神经。
我打个招呼就准备下车了。女孩叫住我：“哎，你的书！”女孩一边说，一边把那本诗选递给我。我说：“送给你吧，我还有！”我潇洒地冲女孩挥挥手，头也不回地下了车。
你以为我真的还有那种诗选？不那样说她会要吗？
你肯定要问我和她现在的关系了。因为小说中通常是这样写的，她最后成为了我的妻子或者女友。告诉你，自从那次分别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怎么不可能呢？那本诗选收录了我的作品，可是我没有跟她提起，况且同时收录进去的还有别的诗人的作品，她怎么会知道我是谁呢？
我知道这是没戏的做法，其实我也想告诉她我的名字，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那样轻率呢？
还是说现在吧，现在我经常收到那所师范大学的来稿，也经常编发一些，但是我从没想过，里面是否有那个女孩的诗歌。
爱又如何
伊健是在等了两个小时还没等到佳玲的电话时决定离开广州的，他要去长沙见一个叫倩莲的女孩。
的士连遇了六次红灯，一次交通事故，绕道到达广州火车站时，一辆开往长沙的火车正好毫不客气地将伊健抛弃，留给伊健他们的，只有一句话：“火车马上就要开车，为保证旅客安全，请工作人员停止旅客进站。”伊健悻悻地看了时间，下一趟火车要在一个小时以后才开。他本来是想给佳玲打一个传呼的，可转念一想：“又不是我的错，她不主动跟我解释，我找她干什么？”
去售票厅买了票，给倩莲打了个电话，再看时间，还有四五十分钟，他这才想起自己没有吃晚饭，也突然想起了对佳玲产生报复之情的根源——佳玲答应了跟他共进晚餐，却过了吃饭时间还没给他打电话。他联想到佳玲与他相爱两个月以来的种种不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深爱他的倩莲。尽管他不承认爱过她，但她对他的痴情时常使他在寂寞孤独中得到些许慰藉。
暮色苍茫，风雨交加，切削伊健瘦瘦的面庞。伊健推开饭店的玻璃门，意识到自己空空的双手只拥有十根指头，顿时打消了吃饭的念头。他准备给倩莲买点礼物。与倩莲相处三四年了，到广州也来了近半年，从没想到过给她买什么东西。他不禁涌起一股歉意，对自己从没爱过她也产生了怀疑。他想：“和佳玲断了吧，我不能害倩莲，像她这么爱我的人到哪里去找？”
伊健一路小跑，进了附近最豪华的一家大商场。乘着电梯从一楼到四楼，又从四楼到一楼，反反复复地跑了几次，终于选好了一套价值1800元的衣服，一套价值1200元的化妆品，心里的愧疚感才稍微减轻了一些。
伊健喘着粗气踏上火车，刚寻个座位坐下，火车也开始喘粗气了。随着一声长鸣，伊健的传呼响了。佳玲打来的，说遇上了交通事故。伊健心里一紧，急切地问：“你现在在哪里？有没有事？”佳玲咯咯地笑：“有事还能给你打电话吗？”伊健借口单位上有急事要他出差，明天才能回来。佳玲很娇气地说：“那我在家里等你！不许在外面花心哦，亲我一个！”伊健心里一阵甜蜜，满足了她的需求。
挂了电话，伊健脑子里想的就只有佳玲了。尽管相识不到半年，但两人的关系飞速发展，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也做了。不像和倩莲在一起，三年了也不过如此。他想：“毕竟跟佳玲交往只有这么长时间，她还要对我怎么样好呢？不如把礼物给了倩莲，然后跟她说清楚，分手……”
伊健给倩莲打了个电话，要她到长沙火车站接他，顺便买一张明天下午长沙到广州的返程车票。倩莲答应了。
在车上，伊健设想了向倩莲提出分手的种种方式和将会产生的后果，并在心里暗暗地为自己鼓劲：“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活着回来见佳玲！与其找一个爱我的人过一生，还不如找一个我爱的人轰轰烈烈地爱一次。”
长沙城里的雨比广州下得更大，那列晚点的火车终于来了。倩莲开心地递过车票，接过了伊健的礼物。她不知道，化妆品的包装盒里，隐藏着伊健在火车上写下的一张字条。
伊健只在长沙呆了几十分钟，他与一无所知的倩莲做最后的吻别时，有一件事情他也没有料到——佳玲正与旧情人在广州大道的一家宾馆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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