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老鼠逃走后，我确实有种伸手摸铁板的冲动，可知道摸下去后果严重，才后退两步，小心翼翼地切断电源。
最初写的那些小说，主人公全都死掉了，卑微地死掉了，他们活着时内心非常丰富，活得卑微，死是对这种卑微最后的反抗。这是最简洁也最粗暴的办法，是我现在最厌恶的办法。
除了阅读和写写短文，我尽量逮机会去听讲座。当时所在的城市，文学讲座非常少。现在想来，其实质量也不高。有一次，演讲者讲的是文学青年要“扎根脚下的泥土，展开想象的翅膀”，他的话句句动听，但没有多少用处，对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瞎吹的人或许多少有点用，对一个想老老实实写作的人，还不如认真看一场打架斗殴。但一有新的文学讲座，我仍然屁颠颠地跑去听，生怕错过文学上的某个重大的信息或命题，以为聆听有经验的人讲演，就能在寻找自我甚至发展自我中拨开荆棘，找到正确的途径。有一次去贵阳听讲座，前一天晚上修机器修到天亮，回家夹起笔记本就去赶火车，火车座位已满，站了四个小时到贵阳。坐在会场里，我拼命掐大腿才没睡着。讲座结束后，我只记住了两个词：能指和所指。还有就是老师那软绵绵的让人昏昏欲睡的声音。另外一次去重庆听讲座，刚到，打个电话回去问有没有事，兄弟说，有事，机器的飞轮破成了两半。那么厚一块铁饼似的东西，怎么会破呢？他说，他也不知道。飞轮破开后才发现是铸铁的，电焊焊不牢，不知道怎么办。我只好立即买车票往回赶。
当时发一篇小短文的稿费，和卖掉一板车蜂窝煤赚到的钱差不多。现在仍然如此，虽然稿费早就提高了，但一板车蜂窝煤的获利空间也同样提高了。我从没收集过那些短文，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最终要做的，我觉得我一生只能有一部作品，其他作品都是在为这部作品作准备，虽然至今也不知道这部作品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现在回到地质队，和老朋友在一起，他们能提及的却只有这些短文。就像我回到家乡，一位八十岁的老人仍然记得我小时候戴过的一顶漂亮帽子。当然，这些习作并非全都让人唾弃，我用它们去参加地矿部举办的笔会，（当年的笔会和现在不同，受邀请参加笔会的人都要交作品，编辑在笔会期间阅读这些作品，并当面指出问题，或者签发留用。）地矿部作协的几位作家看了，觉得不错，在地矿部办的文学刊物《新生界》（现已停办）上发表了。第二年搞合同制作家，我从此有了更多的精力从事写作。
如果不签这个合同，我准备把蜂窝煤厂好好改造一番，当时已经建了一个厂棚，老机器的零件也准备到原厂买来更换。斯时，我对经营散煤和蜂窝煤已经有了些经验，继续做下去，财富应该比现在多得多，当然，离文学也只会越来越远。得到地矿部作协的通知后，如何把它盘出去，就成了必须考虑的问题了。
蜂窝煤厂的机器虽然陈旧，但只要掌握它的脾气，还是能用的。否则，它是很难让人放心的。为了盘个好价钱，我动了些脑筋，无奸不商嘛。建行在地质队办了个分理处，我每天把下午收回来的账存进去，一个星期后再全部取出来，然后再分批存进去。本来就有收益，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这样一来，分理处的两个营业员就成了蜂窝煤厂最可靠的广告大使。他们告诉别人，蜂窝煤厂每天都有几千元进项。第二件事，是我放出谣言，单位不准我办蜂窝煤厂了，要我好好上班。善良的大叔大妈们一听，全都对我表示同情：看嘛，当官的就是这样的，人家搞好了就不准人家搞，没事情做的时候叫人家下岗。其实我从没下过岗。单位上有些中层干部，真以为我很成功，居然提议我去会上介绍“第二次创业”的经验。还说有人光会发牢骚，从没想过去努力去拼搏，等、靠、要的思想极其严重。我腼腆的性格帮了我，我什么也不讲，他们更以为一切如他们想象的一样。后来，我贴出转让蜂窝煤厂的广告，才一天就盘出去了。盘出去后，我没少被接手的人骂“烂良心”、“死狡猾”，甚至更难听的话，因为第一个接手的人只干了一个星期就害怕了，不敢再干了。他在我的帮助下又转给下一家。第二次接手的人很有实力，他雄心勃勃地从重庆买来配件，把机器拆散之前，工人已经作鸟兽散，机器因此再也没有组装起来。
盘掉蜂窝煤厂，还掉债务，分了八千元给兄弟，自己还剩六千元。我的工资收入一年大约五千元。从筹办到盘掉，不到一年半，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我用这笔钱买了一台电脑，硬盘二点一千兆，是地质队第二台私人电脑。我用这台电脑写了三年，挣得的稿费只够买另外一台电脑。评论家评论我这段时间的创作时说：“他试笔期的小说还颇有瑕疵，对语言的驾驭还不够通达，在叙事上还不够圆润，但已经体现出强劲的创作势头。”其实问题远比这严重，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缺乏自信，觉得自己像一个又苦又可怜的魔鬼，想要成佛得道几乎没有可能。缺乏自信容易在语言上显得做作，在叙事时缺乏力量，没有一贯到底的雄心。这还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准备去做一个作家，这份准备既是思想，又不完全是思想，它是文学面对现实世界中的一切，既需要承担的勇气，也需要拆解与审问的能力。现在，这种勇气和能力依然不够，只不过比最初几年的一片空茫要好了一些。
蜂窝煤厂卖掉后，我天天用热水洗脸，洗了一个月才开始白净起来。平时干活，发热时毛孔打开，细如纳米的煤尘钻进去，休息时毛孔一收缩，就被留在了皮肤里面。蜂窝煤厂没有热水，只能就着水管用冷水冲洗，勉强洗去表面的灰尘，连嘴里的粉尘也很难清除干净。如果再干几年，说不定会彻底变成包公脸，把长江水洗干也仍然黝黑。
三年后，我离开了地质队，来到了山花编辑部，时年三十三岁。在地质队，大家叫我小冉，来到山花编辑部，有人叫我老冉，开始不适应，现在终于适应了。适应后才发现，十年过去了。一去不返的十年。在地质队生活了十三年，从二十岁到三十三岁，我的一生将不再有如此美好的时光。对这个村庄似的地质大院，我不过是远游的孩子，那种故乡般的思念只会越来越浓。正是这个原因，只要有机会回到地质队，我最喜欢的，是围绕着蜂窝煤厂那座小山闲逛，仔细观察每个地方的变化。蜂窝煤厂的房子早就垮掉了，现在是一片荒地，据说，按市政府的规划，这一带是将来的别墅区。站在山顶上，房子和公路完全改变了当初的状态，变化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当然，也有不变的东西，从地质队俱乐部门口走过时，我看见里面下棋打牌的人的表情仍然没有变，拈子出牌的动作没有变，胜券在握者叫一声“将”，其得意之色没有变，对手不服气的认真劲没有变。二十岁时，我和两个同学，抱着印染了大朵大朵牡丹花的大被子和上学时从老家带来的红木箱子走进地质队的大门时，几个中年妇女略带惊喜地看着我们小声说：嘿，学校分来的娃儿。她们这一声嘿，曾经让我惴惴不安。但二十多年过去后，却变成了一种欢快，直入心田。
（实习编辑：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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