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图画

    一位“乐莫乐兮新相知”的丹青高手，在画界以专攻古代人物画而富盛名，有一天谈得投机了，说是要送我一幅精品，“说吧，中国古代人物，你最喜欢谁？我为你好好下点儿功夫。”我兴奋得眼睛一亮，随即却陷入了踌躇。哎呀，这可是个颇费思量的难题！想了半天，终归还是说：

    “我得好好考虑一下。要不，我自己来构思这幅画吧？”

    最喜欢的古代人物？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李清照了。

    有一回一群老老少少文友们都在，一位书法家为大家写字。轮到我了，问要什么？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众人皆惊讶，乱纷纷叫道：“韩、小、蕙、你、怎、么、搞、的、嘛，干、吗、专、要、这、首、词，不、批、准，换、一、首、换、一、首！”

    我明白，他们的潜台词是：这首词太男性化了，不适合你们女人呀。我的老师也赶忙出来给我打圆场：“依我看还是换‘昨夜雨疏风骤’吧，那首更适合于你们女士，回头用淡青色绫子裱上，挂在你那客厅里，好看得很。”

    我不愿意换。虽然我也心醉“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些丽句——婉约的李清照可真是千古第一女词人，一支秀笔表达了半壁江山，把女人们的万种柔情都写尽了。我曾想，若女人们没有了李清照，就等于大地上没有了源头活水，女人们可是水做的呀。然而尽管如此，我也还是经常喜欢念一念“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还有“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你听听，豪放的李清照，又是多么胸襟开阔，大气磅礴，真正称得上是如椽巨笔，笔底走风雷。我也曾想，若历史没有了李清照，就等于天空底下没有了山脉，而人类是需要高度的啊！

    如此，就心心念念，看见李词，就眼睛一亮、就亲切、就兴奋、就激昂、就像见到老朋友，就有了一种莫名的归属感。

    可惜的是，我已经有了两幅《李清照图》，但这两幅又都不是我心目中的李清照。一幅是满地黄花中立着一位佳人，非常俊俏，非常美丽，可她是一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红楼少妇，而不是“学诗漫有惊人句”的伟大词人。另一幅是莽莽青山为背景的苍茫大地上，立着一个仓皇四顾的女人，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她的眼睛，两个虾蟆似的眼圈里，有一对滴溜溜乱转的绿豆眼，用我们报社一位画家的话说，“这个女人满脸鬼气，哪儿是李清照？！”他很愤慨，认为“画家不能为了追求独特，就打着创新的名义不负责任地乱画，就像你们作家写文章一样，必须遵守某些文字规则嘛”。

    他说得对，我很同意。可是李清照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千个读者心目当中，有着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画家的笔下，自然李清照也都并不雷同。女儿的初中语文课本上，有一幅是古人画的，传统的单线条勾勒笔法，画得很呆板，使伟大的易安居士显得很老相，一点儿也不漂亮，也一点儿都不潇洒、不风流、不才华横溢、不楚楚动人、不像千古才女，“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是绝对与之不搭界的。不过这幅的优点是中肯，有书卷气，有大家风范，不像现代画家们，老凭空地把千古第一女词人画成嫦娥、婵娟、西施、赵飞燕、杨玉环等等大美女转世，词人就是词人，文学家就是文学家，虽然尽管我们大家都希望女作家们个个都是既有生花妙笔之才，又有闭月羞花美貌的天仙女。

    我不敢再要李清照了，因为我也想不清楚，究竟怎样描画，才能表达出这位千古绝唱的女性文学大家！

    那么第二位人选应该是谁呢，我又陷入踌躇了。

    蔡文姬？不，虽然她的《胡笳十八拍》也是传世之作，但可惜年代太久远了，面孔已经有点儿模糊不清。

    王昭君？不，尽管众多老戏新剧都把她塑造成一位有胆有识的女中豪杰，还有文才，还有胆识，还有骨气，还美丽动人气质可人，可是她终归不是知识女性，终归登不上文庙的大雅之堂。

    林黛玉？不，一部《红楼梦》写得再好再传神，我也总是喜欢不来林黛玉，她太爱使小性子了，太敏感、太尖刻、太爱伤人、太极端化、太顾影自怜、太愤世嫉俗。跟人过不去其实就是跟她自己过不去，结果必然是早早亡殁。

    其他呢，够档次的就更没有了，不是女皇、娘娘、嫔妃，就是梨园优伶或者青楼名妓。光一个个美人胚子，内心里苍白肤浅没有一点儿波澜，早让知识女性们挥挥手全给“帕斯”（淘汰出局）了。

    外国的倒是还有几位。比如英国女作家夏绿蒂·伯朗特，我18岁在工厂做工时读她的《简·爱》，人整个儿地昏热了两个礼拜，才第一次明白了文学具有着怎样翻江倒海的力量，它简直是能要人命啊——当然，我说的也是能给人以生命。从那以后，我只敢把简·爱小姐深深地关在心海的蓬莱仙境，轻易不敢再去探望，直到大学毕业做毕业论文时，才又重读，果然再一次被那天火一般的文字击中。我的脑子里，就此牢牢形成了一幅画面，后来沉积了多年以后，终于被我在一篇散文里描述了出来：

    像倔强的简·爱一样，你犹如一支离弦的箭，头也不回地逃离罗契斯特，孤苦伶仃地跋涉在无望的荒野上。一场天火正在熊熊燃烧，红色的火云逐渐式微，黑得发狂的乌云乘机大举进逼，勾画成一幅惊心动魄的《天柱欲折图》。俯首下望，干涸的大地裂开一道道黑深的伤口，绿树、红花、飞禽、走兽，象征生命的存在遍寻无着，只有枯黄的芦苇在狂风的撕扯中呼号。然而，你已全然失去了感觉，你的心在淌血，身后留下大朵大朵的血花。

    你捧起一大把无名的野花，它们的花瓣很小，形状圆而普通，颜色也不浓烈，只是淡淡的素白。和这个鎏金溢银的世界相比，它们是显得不朴素了。然而从它们小小的身体里，释放出浓烈的香气，看得出来它们是用尽了全部的力量。你把它们的浓香撒向大地……

    我相信，这幅《天柱欲折图》，绝对是一幅惊世骇俗的杰作。可惜的是我自己不会画，而那位丹青高手限制我的，又只能是中国古典人物。那么，只好寻找男性了。

    毋须说，男性第一人当首推屈原大夫。

    老百姓没有不知道屈原的，这是年年端午节吃粽子时的话题。我呢，居然是端午节丑时降生的，从小就把屈大夫熟稔得如同家里人。上大学，上古典文学课时，我又居然天天早上6点钟即起得床来，跑到走廊里去背《离骚》，后来放寒假回北京，到北大去看朋友，说来就是今天以写相声和电视剧出大名的梁左，互相交流授课情况，梁左不大相信我能把《离骚》全篇背下来，非让我背背，我脱口而出：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当然，上大学时我已经24岁，没有童子功的记忆优势了，所以到今天，《山鬼》还能记个八九，《离骚》也就能记得开头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一些名句。但是对屈原，我却一直敬佩有加，不但作为文学家来学习，也作为人生楷模来模仿。在家里挂一幅屈原像，当然是求之不得。

    然而坦率说，到现在，我还没有寻找到一幅能够深深打动我的屈原像。美术馆的画展倒是看过不少，个人作品集也读过多本，却总觉得他们都把屈原画得太现代，三闾大夫就像那出现代人写的着名话剧里一样，一点儿也不像战国时代的贵族大夫，而是李玉和一类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让人打心眼儿里不认同，怎么也喜欢不起来。

    这么多年，看过来看过去，找过来找过去，还就是《楚辞集注》上那幅《屈子行路图》较好：清癯瘦削的屈原上身微微前倾，急匆匆走在一条前途渺不可知的小路上，脸上的表情是苦涩的、苍老的、忧郁的，一看就能想象出他的人生苦难和无路可走的悲凉心情。这远比那些大义凛然的更能打动我，因为，这又使我联想到十字架上的受难耶稣，同时想起了我们自己的人生困境，古往今来，中西并通，人类有着共同的生存苦难，按佛家的话说是“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有一百零八劫（难），谁也逃不脱的”。我倒宁愿相信这种说法，虽然不一定是精确的一百零八，但想想有时我们被命运刁难得走投无路的情形，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凄苦，真正如同席里柯的名画《梅杜萨之筏》所展现的，谁也逃不出茫茫苦海，必须强自挣扎，忍受命运的熬煎——哎哎，话题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这是永恒的文学主题，用今天的时髦话语，叫做终极人文关怀，不论是文学、绘画，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只有深刻地表现了这个主题，其作品才能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

    有心求人给仿绘这么一幅吧，又犹豫者再，怕伤了人家画家的自尊心，这不等于是说人家画得不如古人好吗——将心比心，要是有人让我们当作家的抄一篇别人的作品送给他，不也是打我们的耳光吗？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若真的在家里挂上这么一幅苦兮兮的图画，会不会给女儿带来一种精神压力呢？女儿14岁，还小，我总是期望她的小心眼儿里装满欢乐，可别过早地尝到生活的苦酒，所以时时处处，我总是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翅膀护着她，尽量避免使她受到伤害。也许我是太迂腐了，但生命确实是神圣的，不管多么艰难，也都要顽韧地坚持下去，祖祖辈辈，代代年年！

    于是，我眼前浮现出另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苏东坡。

    近年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一天天增加，我对苏东坡的钦佩与日俱增，这大概源于对他的认识一分分的有了提高。少年时，喜欢慷慨激昂地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喜欢是模是样地低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分明的，一点儿也不理解这些千古名句的骨血之中所隐含的沉郁顿挫之气。那时的我还太年轻，更多的，只是把苏轼作为一个大文学家，做着单纯的诗词文赋层面的崇拜。现在呢，再用不着“为赋新诗强说愁”了，我已然明白了风声里的道理，浪花淘尽英雄呀。

    苏东坡的一生比屈原更令人心碎，可以说，他活得更曲折、更坎坷、更艰辛、更沉郁、更委屈、更悲愤、更无路可走、更无家可归，亦更高处不胜寒。我到的地方不是很多，但曾在徐州、杭州、山东蓬莱阁、广东惠州、天之涯海之角的海南岛一再地看到东坡居士的遗迹、遗存、纪念馆，等等。刚开始还没什么太尖锐的感觉，只是一般性地瞻仰一遍，感叹着他漂亮的法书，吟诵两首他的词作，可后来却渐渐地觉得不对头了：怎么苏公的足迹竟到了这么多的地方？

    直至走上了惠州和海南的土地，听到了关于瘴气的可怕的传说，才全然明白了这是因为苏公被一贬再贬之故。心里慢慢地灌满了铅，为这位天才的大文豪无泪悲哭。苏轼虽然最终活了66岁，在古人来说不算寡寿了，但没有谁是这样令人心惊地被一群宵小追杀诋毁，死死咬住不松口，虽无罪却遭一贬再贬，一直贬到疆域尽头再无可贬之域的！世人都道苏东坡放达，然而再豁然之人，也是血肉之躯，心都是肉做的一颗，以东坡之旷世奇才，岂不比常人有着更多悲思更多忿詈？就说他上面的两首名词，今人读起来激昂豪迈，缠绵悱恻，其原意却已被大多数人忘却：写“大江东去”时，东坡正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被严刑残害，差点儿被杀头，终被贬谪黄州之际，他所抒发的，不是想要建功立业的宏图大志，而是抱负不得实现的悲酸；写“明月几时有”时，东坡离京游宦已有好几年，迢迢行路上，更尝到丧妻别子之痛，形单影只，茕茕孓立，“千里共婵娟”根本不是浪漫主义的歌吟，而是一种渺不可得的祈盼。

    尽管如此，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他比柳咏、温庭筠、王维、李贺、李商隐甚至李白等等纯粹的文人才子型作家更让人钦敬的，是他永生永世的济世胸怀——相传他南贬惠州后，有一次拍着自己的肚子问周围人，里面装的是什么？有人说是文章，他摇头不语；有人说是诗书，他沉默不答；直到一直追随他不离左右的红颜知己朝云说出是“满肚子不合时宜”时，东坡才抚掌拍腿，呵呵大笑不已——这就是苏公的境界，他无论是显在高庙之堂，还是退居湖泊草泽，心中所念的，都不是一己的功名、文名、进身、退身和显达，而是社稷江山与经国大业，套用今天的话说，他的写作动机在朗朗乾坤，而不在官场、商场、名利场，不在家庙和功名簿。

    我虽是东坡身后已千年，万万景仰人众中的一个普通小女子，犹如一粒尘埃一般微不足道，但我的荣幸在于，我犹有权力大声说出：苏东坡是后世所有“先天下忧”的文人们存在的依据！

    糟糕了，这么一个寄予高远、大气磅礴的苏东坡，要画出他的千古胸怀来，难，难，难呀！

    我似乎再别无选择了。

    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形胜地，再无高山大川，大漠原野，不，不是的，恰恰相反，“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遍地英雄下夕烟”——孔、孟、老、庄、墨，还包括司马迁、荆轲、岳飞、杨家将……这些灿若河汉，数也数不清的大智者、大勇者，哪个都叫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我始明白了莽莽苍苍的中国大地上，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多高山峻岭，你看，有的国家就没有，尽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这不是想有就能有的啊！

    而正因为奇峰伟峦一重接一重，才致使我无法下决心选定。我真想把他们一个个全画下来，挂满我的整个家。

    哦，对了！一道闪电突然划破夜空，我有了主意：不是有画家画过三十米、五十米、一百米的长卷吗，我能否央求那位丹青高手，也为我画一幅大地一样绵长的伟卷呢？把所有让人尊崇的古代贤人、英雄豪杰——只要他们有一点可取之处的，只要他们为民族为人民做过一点贡献的——全画上。

    啊呀呀，还是不行，为什么？摆不下呀，这么多贤人和豪杰，岂是我那小小房间能挂得下的？再说，这幅画的难度将是多么大啊，再高明的丹青大师，穷其毕生精力，恐怕也难以完成！

    唉唉，都怪我的思维方式不对，本来嘛，这样的长卷，只能是心中的图画——守着窗儿，独自得黑，既听不见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也看不见绿肥红瘦是否依旧，只扎在我的书堆里，一位一位地，细细地描摹大师们……

    1998年12月16日于京南西马小区寓所

    （本文被选入1998年中国散文排行榜）

    老朋友，新朋友

    记得考入大学的第一年，古典文学刚开课不久，就幸逢校方请到着名华裔汉学家叶嘉莹教授，为我们讲授中国古典诗词。印象最深的，是叶先生用春水般的激情，反复吟咏这样两句诗：

    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

    语出自屈原《九歌·少司命》。“少司命”是主宰生命的神，这首诗是对神礼赞的颂歌。前面几句是这样的：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译成白话，意思是说：秋天的兰草真茂盛，紫色的茎蔓上绿叶葱葱。满堂上都是祭祀的人，而神独看着我以目传情。然而它从来到去没说一句话，便乘风驾云离去了。令我感慨人生最悲苦的是生离，最快乐的是新知……

    在空阔的大阶梯教室里，叶先生抑扬顿挫，声音里带出别一种沧桑，令当年的我十分十分不解：

    “乐莫乐兮”乃人生之至乐，为什么至乐的不是老友，却是新朋呢？

    如今时隔快二十年了，我突然回想起这件事，并且似乎品出了其中的一点味道，这是因为现在我每天上班，桌上都摆着十来封素不相识的读者信函。文如其人，信亦如其人，有些信写得书香扑面，韵致高妙，就像琴键发出的轰鸣一样敲击着我的心，令我动心动容，真想即刻与之见面，相互倾诉衷肠——我们都早已熟稔了“书是良师益友”的箴言，其实朋友也是书。如果你有幸结识几个又有学问又心地高尚的朋友，你时时地读读他们，感悟着、丰富着、收获着，你肯定会觉得自己的人生走入了天庭的开阔地。

    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沉重得像大山一样的编辑工作，使每天每天都如同冲锋打仗一般，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我的心仪神往。人力所不能及的，只能靠缘分来施与了。

    命运待我不薄！

    迎春花吐出娇黄的花蕊时，朋友LX来到了。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工人，年近知天命，却仍痴恋着缪斯女神。虽然从人生识字忧患始的角度说，这位女神给他的痛苦远远大于欢乐，但他一谈起最喜爱的俄罗斯文学时，嘴角即浮起灿烂的微笑。我就从这春天般的微笑里，重读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

    粉红色的榆叶梅还没开罢，又一位朋友XC翩然而至了。他使我提前进入了盛夏，这是因为他性格豪爽，乐善好施，周围聚集了一大群朋友。我被拽入到这群朋友中间，一边带劲儿地听他们谈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继承性问题，一边读着XC，向他学习如何对待生活……

    在收获的金秋季节，我又意外地收到了一份厚礼：一位外省的县中学教师LJ，寄来长长的一封信，对吾文进行直率的解读与批评。这是我至为珍视的一种天籁，从此生活中又多了一位彦弟式的朋友。我读他对我的一次次批评，也一次次在结尾读到这样的话：“我知道你忙，没时间就不要回信了……”这种宗教般的情感，顿使我对忙得要碎了的编辑生涯，不再抱怨……

    下面的一位朋友SQ，更简直可称是命运的奇迹。有一天天空蔚蓝，一封带着中英文两种文字的惊鸿，突然从大洋彼岸飞来。SQ因文识我，我信里和电话中读他，在无望的大洋之间架起了一座有望的桥。我最欣赏SQ虽客居海外多年，西方思维学了不少，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克己为人”，却还主宰着他的心灵。当梧桐的落叶刚刚飘向大地，我已接到SQ厚厚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心里立即轰响起《爱的祈祷》——原来，是他教我如何生炉子、装烟囱，度过漫长的冬天……

    乐莫乐兮新相知呀！

    我吟咏着屈原大夫的这句诗，沉浸在天地人心的温馨里，感动于人生的美好。这时候，所有的忙，所有的累，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奉献，所有的委屈、苦闷、焦虑、彷徨、痛苦、忧郁……尽皆随风化去；而世间所有的壮丽美好神奇——庐山的飞瀑，东海的朝霞，峨眉山的金顶之光，大兴安岭的白桦树，西藏的牦牛和玛尼堆，新疆的清风和歌舞，还有内蒙古大草原上那满地满天的不知名的小花，一一从心头掠过。“……忽独与余兮目成”，神确实来过了！尽管亦是“入不言兮出不词，乘回风兮载云旗”，又何需留下什么话语呢？来了，满室生辉，满堂生光，满心生香；走了，神圣永镌我心了，从今往后，浑身通体上下，已全是感恩戴德之情，感谢漫漫人生路上这一份又一份的神赐！

    何况，我还有着生死相依的老朋友们呢！——“生死相依”的概念，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就是“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忧”；就是“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就是“共舆而驰，同舟共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连最珍贵的生命都可以置之度外，至此，已进入了佛国天界一般的超凡境界。

    老朋友是大地，新朋友是春风；

    老朋友是蓝天，新朋友是白云；

    老朋友是宇宙，新朋友是星斗；

    老朋友是温馨的老屋，新朋友是现代的楼房；

    老朋友是四时的鲜花，新朋友是节日的礼花；

    老朋友是哲学、理论，新朋友是诗歌、散文；

    老朋友是学而时习之的古典名着，新朋友是先睹为快的畅销书；

    老朋友是浑厚的交响乐，新朋友是强烈的摇滚；

    老朋友是故宫、北海、颐和园，新朋友是王府饭店、赛特中心、燕莎商城；

    老朋友是气势恢弘的黄土高坡，新朋友是奔腾呼啸的黄河；

    老朋友是深沉雄伟的长城，新朋友是城垛上飘扬的旌旗；

    老朋友是生活的依托，新朋友是新锐的感觉；

    老朋友是心中的永恒，新朋友是意外的惊喜；

    老朋友是精神的家园，新朋友是思想的闪电；

    老朋友是灵魂的泊地，新朋友是修炼的契机；

    老朋友是活下去的信心之所在，新朋友是漫漫行旅上的加油站；

    老朋友是生命中的另一个自我，新朋友推拥着我们走向辉煌与梦想……

    生活可以热闹，也可以寂寞——当你靠在几个老朋友的胸膛上面歇息之时；生活可以寂寞，也可以热闹——当你夹在一大群新朋友中间畅笑之时。热闹和寂寞都有道理，都有味道，由此组成不断丰富、不断提高、不断向上的斑斓人生。

    1995年2月1日初稿

    1995年4月15日大改

    2001年7月7日又改

    宜兴有好女

    对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来说，“南方”是个美丽得永远让我充满遐想、光鲜灵灵的词：南方意味着山明水秀，烟柳画桥。南方隽永着细密的粉墙灰瓦和精致的日子。南方调养出的男士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还有说话像小鸟唱歌一样好听的女子，据说她们即使吵嘴也是一副莺歌婉转的花腔，让北方人以为是在表演节目……总之，“南方”在我的概念里，即“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的天堂。

    然而，到了典型的南方城市宜兴，我收获的，却是别样的感触。

    天下宜兴，天堂宜兴，谁人不知宜兴有三宝？一曰景物，善卷洞、张公洞，皇家宫殿般金碧辉煌的钟乳石大岩洞，从公元3世纪就开始经历岁月老人的穿凿，千百年来，既塑造了风景又积淀了文化，早就成为宜兴的名片。二曰风物，宜兴陶瓷名动天下，特别是紫砂壶，要是不姓“宜”名“兴”，就是不正宗，风雅之士都不捧的。

    这第三宗曰尤物，阳羡名茶（宜兴古称“阳羡”）已有1200多年种植史，是中国最早享有盛名的古茶区之一，过去有“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民谚，可见它地位的非同小可。如果说古茶是何等标致模样已不可考，那么今天的阳羡绿茶我是亲眼见到了：根根都似乎是“香魂一缕在天外”的妙玉，亦是要用天外的气派和排场侍候的，必须用上等器皿来盛，必须用洁净的杯子来经水，那水还必须是纯粹的山滴雨露——如此惯纵，便产生了“嫁女”的担忧，宜兴人索性在卖茶叶的同时，奉上一只晶莹剔透的玻璃杯，以免其他器具玷污了我这“娇女儿”……

    除了这三宝，我们还去游了原始森林一样浓绿遮天的竹海，还有烟波浩渺的太湖，以及着名的禅院道场大觉寺，等等。第一等的享受便是空气，它们都捧来了最清新、最湿润、最畅达、最滋味、最诗意的负氧离子，让人大呼“快哉”而“万岁”。听说，宜兴还有数不清的亭、台、楼、阁（如漳浦亭、浮翠亭等，有名的达31个），轩、榭、厅、堂（如双楠轩、净山堂等，有名的达20个），园林、洞塔（如湄隐园、灵谷洞等，有名的达22处），寺、庙、观、祠（如南岳寺、西津庙等，有名的达52处），古建桥梁（如长桥、升溪桥等，有名的达19座），老街、旧巷（如蜀山古南街、东西珠巷等，有名的达10处），碑、坊、墓、墩（如国山碑、《净云枝藏帖》刻石等，有名的达24个），遗址、遗迹（如骆驼墩遗址、前墅龙窑等，有名的达10处）……如此，宜兴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清明上河图》那么繁华、繁荣、繁锦、繁喧、繁闹；或者，不如更誉她是一个天然的大博物馆，人文的、历史的、自然的、社会的、风土人情的，无所不包，无奇不有，说她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古的文明进程，怕也不为过吧？

    都好，都好。

    很棒，很棒。

    不为过，不为过。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心中似乎还有企盼——也许是我太追求“完美主义”了，几天下来，隐隐的，天边滚着远雷，闪起一爿金红，我还一直期待着：

    还会有什么发生呢？……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岳飞《满江红》）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风浩荡，欲飞举。”（张元干《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

    ……

    对了，就是这种“大江东去”的阳刚之气！南方，不会只有“日长飞絮轻”、“画舫听雨眠”一类的阴柔美吧？

    终于，终于，我的心中所盼，它来了！

    而且竟然，是由一群红粉英雄带来的——

    （1）在“史贞义女碑”前，浣纱女义救伍子胥的故事让我惊愕不已：

    “史贞义女碑”是由大诗人李白亲自撰铭并序的，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一位宜兴姑娘的壮举：

    相传楚国大将伍子胥在逃离楚国，进入吴国途中，走到宜兴西氿口的虾笼泾，摆渡过氿到了北岸。此时他已三天三夜没吃过东西，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见岸边有个姑娘正在洗涤锦帛，伍将军就上前乞食。姑娘没有可以充饥的食物，便把一盆浣纱用的浆糊端给他吃。伍子胥狼吞虎咽后，问清去吴国的方向拔腿就走。可是突然，又折回身来，求姑娘不要告诉后面的追兵，不然“我命休矣！”姑娘见他焦急的样子，为了表明自己一定会信守诺言，竟然一头扎进湍急的河水，以自沉的诀别，标示自己永远不开口……

    我惊愕得张开了嘴巴，想了半天，却没有说出话来。无疑，今人活得比古人聪明，无须用宝贵的生命证明自己；但古人却比今人纯粹，为了一个理想、一个诺言，就肯付出宝贵的生命。今人的生活水平不知比古人高出多少，计算机比之结绳，宇宙飞船比之牛车，登月火箭比之嫦娥奔月，简直是恐龙比之蚂蚁，华尔街大亨比之非洲饥民；今人的财富也比古人多得无可计，古人以铜为金，草庐布履；今人拥有股票、基金、期货、货币以及金银珠宝翡翠钻石，还有冰箱、彩电、汽车、计算机、空调、飞机、游艇。但今人更重利，古人却更重义，原始共产主义真的是领衔高级资本主义和初级社会主义……

    一时间，我竟不知道怎么解读这件事了——是随着千年的传颂而传颂，还是用今天的实用主义眼光去批评姑娘傻，抑或用西方的人权标准来指责她不尊重个体生命？屈指，三千年已经过去了，人类在物质上和科技上无与伦比地飞速、神速、加速，已变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却唯有在精神上还是止步不前，甚至退化——我们到底比古代的这位宜兴姑娘，高级了些什么又低级了些什么呢？

    “史贞义女碑”原碑现陈列在宜兴周王庙碑廊。当年义救的旧地——今团氿湿地公园内，新建了摹刻的“史贞义女碑亭”，还有那位想象中的浣纱女塑像，当然是惊艳绝伦的美女。碑亭不大，只有一间民居的宽窄，也是普通民女的待遇，砖木结构，四檐两角，下设一圈围栏，虽小巧玲珑但嫣然可爱。作为老奶奶依着栏杆，给小孙女讲述“宜兴有好女”故事的小去处，可人，足矣。

    （2）三姑娘庙：讲述着孙权与三位姑娘的故事

    无独有偶，宜兴女儿舍身救人的故事，后来在三国时期，又经典地演绎了一遍：

    主人公是中国老百姓皆知的东吴国主孙权，字仲谋，当然是英雄人物，以至于他的对手曹操和后来的南宋大将军辛弃疾，都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话。但英雄刚起步的时候也必定困窘，不像现在的“当代英雄”们凭借着关系就能横空出世，一步登天。早年孙权在宜兴担任阳羡长时，只有15岁，一次带兵上山剿匪，因寡不敌众反被追杀，独自一人逃上一座孤山头，无路可走，更没有藏身之处。正焦急万分，幸遇三位砍柴的村姑，将他藏在柴草堆里，并骗过追来的匪徒，指让他们向山下追去。三位村姑放孙权逃生后，知道匪徒还要回来找她们算账，为了免遭污辱，她们仨竟然紧抱在一起，跳崖自尽而死。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以今天的观点思忖之，是什么信念或曰精神，支撑着这三位樵女甘愿拿出自己的性命，去换回一个陌生官吏的性命呢？孙权跟她们无干无系，也不是救她们于水火的大救星，这种爱与恨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又是一个舍生取义的神话，古人把“义”看得重于生命，可以义死而不能苟活，那便是当时三位姑娘所处的大的精神背景和生活环境——只好作如是猜想吧。

    说来，孙权还真是个人品相当不错的人，后来虽然做了人上人，但不奉行“宁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自利哲学，在霸业成功之后，派人重回独山去找寻三位姑娘。当得知她们的死讯，真心悲痛与感动，亲自回独山祭奠，并建造了“三姑娘庙”，为三位樵女塑造了雕像，还立碑镌刻了她们的事迹。这也算是善始善终，对得起三位姑娘了，所以在宜兴留下佳话，一直流传至今。

    有人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恶推动着人去拼搏，去争取，去变不可能为可能。伟人也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吧？或一定是吧？但我总想：为什么千百年来所有的颂扬都献给了良善，却没有公开地歌颂恶者？说明人同此心，这是人类精神的共同泊地。不过当然，历史也在以它自己的方式顽强抵抗，做了一明一暗两本账目，明的如“义”暗的是“利”，眼睛擦不亮是你自己的问题。

    站在“三姑娘庙”前，可以看得出地处南方的吴国之富庶，年年的GDP一定不低，加上孙权真心舍得拿出纳税人的钱，所以“三姑娘庙”建造得气势宏伟。前后两座大殿，上中下三层，高高地矗立在独山峰巅，宫殿式大屋顶，八角飞檐五座门洞，还配有雕栏玉砌，简直就是大雄宝殿的规格了。南方不像北方那么正统，所有人所有事都必须按照“级别”办事，在经济发达地区，“权”有时也得给“钱”让路，我觉得这样好，能给历史留下点儿缝隙，让风吹过，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些本真。

    （3）在岳飞生祠，我听到了岳飞夫人李娃的故事：

    然而，宜兴人最引为自豪的好女人，还当属岳飞大将军的夫人李娃。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在战事离乱、前妻两度改嫁的情况下，在驻军地宜兴娶渔家女李娃为妻。李夫人吃苦耐劳，能干贤惠，对岳母姚太夫人孝敬有加，对岳飞前妻所生二子岳云、岳雷爱护胜于己出，还协助岳飞将军做好随军家属的安抚工作，受到将士们的称赞和爱戴。同时，因为李娃的缘故，宜兴人把岳飞视为“宜兴女婿”而全力支持之。当建炎三年金兀术渡江南犯，岳家军与之大战于宜兴两氿、太湖沿岸时，文质彬彬的宜兴男儿踊跃参军上阵，浴血奋战，阳刚之气凛然，和岳家军一起，把数万金兵杀得“只剩下金兀术几人仓皇逃跑”。

    岳飞将军39岁受赵构、秦桧所害之后，时年41岁的李夫人带着两房儿媳、两房尚在襁褓中的孙儿女们（岳甫4岁，岳申1岁，岳大娘3岁，岳二娘1岁）充军岭南，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熬过了19个严冬，最终等来了岳大将军平反昭雪的诏书。已年过花甲、白发苍苍的李夫人长跪在夫君灵位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她身后，是已长大成人、生龙活虎的一排岳家儿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暮秋的一天，秋高气爽，高天明丽，李夫人带领着全家从惠州生还，回到京都后，被复原封正德夫人、晋秦国夫人，加封楚国夫人。女中豪杰李娃后来在75岁上寿终正寝，陪伴岳母姚太夫人葬于江西九江。

    这样的巾帼英雄，惭愧我才疏学浅，过去还真不知道。现在听到了这么悲壮的故事，就心心念念，就难以释怀，就将心比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之疆场上的英勇杀敌，也许在庸常日子里的活受更其难堪——夫君岳飞和长子岳云都横遭惨死，天庭幽晦，前路黑阒不知，周边是瘴气弥漫和蛇蝎遍地的险恶生存环境，膝下有一群妇孺嗷嗷待哺，这样的塌天重力，全压在一个女人的瘦肩上，是何等的滋味、何等的不堪！她怎么承受得起？

    李夫人的应答是：“以吾夫之贤，可使无后乎？”就是这样的信念给了她力量，无穷无尽的力量。加上南方女人特有的聪明、勤快、吃苦、能干，终于把老岳家的香火保存与延续了下来，不仅使我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第一人岳飞，还有岳家的满门忠烈们，巍巍乎、堂堂乎挺立于人世间，也把秦桧等小人永远地推跪在地接受百姓的审判，还使“宜兴有好女”的声名在华夏寰宇广为传颂开来。

    顺便交代一句：让宜兴人自豪的是，岳飞就义，李夫人发配后，他们的儿子岳霖被宜兴人秘密接回，安家在太湖边的周铁镇唐门村。后岳霖娶妻于斯，得四子一女，从此世居宜兴，并在唐门村建起了岳飞大将军的衣冠冢和显祖庵。1990年，周铁镇建湖村党支部书记岳锡春（岳飞第30代世孙）捐出了《唐门岳氏宗谱》共24卷，是为老岳家的英雄真传。

    “宜兴有好女”这个题目，是它自己跳出来的，之后就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不去。为什么？实在是因为宜兴的好女人还多着呢，说也说不完。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

    西施不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专宠和特权，不恋皇宫里骄奢淫逸的浮华，追寻范蠡离开越王勾践之后，两人就隐居在宜兴了。凡宜兴百姓都知道，范蠡大夫后来把他的智慧用在了研制陶艺上，西施则用温柔和细腻加以辅佐，经过千百次的试验终获成功，烧出了名甲天下的紫砂、精陶、青瓷、彩陶，等等。然后，他们又将制陶艺技教给了百姓，帮助他们发展制陶生产，最终使宜兴成为着名的陶都。

    孙尚香和刘备虽然是政治婚姻，但她被哥哥孙权诓回东吴且扣住不放后，终日郁郁寡欢。翌年刘备死讯传来，孙尚香悲痛万分，返回封地宜兴太华山，祭天别祖后，至镇江投江殉夫，7个侍婢也跟着跳入滚滚长江。用今天的观点，“殉夫”是为封建主义卫道，应该鄙弃和批判的，但宜兴老百姓不干，他们就是要把孙尚香归入家乡的好女人行列，那么就让我们收起利剑，顺从民意吧。

    祝英台和梁山伯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宜兴。善卷洞后面有一古朴的碧鲜庵，庵中立有一块“祝英台读书处”石碑，附近山坡上还有一块“晋祝英台琴剑之冢”墓碑，离此不远的祝陵村，就是祝英台陵墓所在地。直至今日，天公露出特别明丽的笑脸之时，仍能看到一红一黑两只蝴蝶，在附近的山水间相携飞翔，红的是祝英台，黑的是梁山伯。侧耳倾听，从空中还传来音节起伏的清朗诗句：“三载书帷共起眠，活姻缘作死姻缘。非关山伯无分晓，还是英台志节坚。”

    崔莺莺、张生和红娘的故事原型，发生在宜兴鲸塘的烟山。山下烟林中学后门外，有一座大坟，人称“莺莺墩”，上世纪50年代初，当地农民曾在墩里挖到陶瓷坛罐等物。70年代，又在附近一座密封石窟坟墓中挖出一具棺材，在现场的人都见到一具女尸，穿着艳丽的古服，面目、头发俱栩栩如生，但不一会儿就风化了，极为可惜！

    白螺姑娘下凡人间，天天走出螺壳，给贫穷小伙吴堪烧饭，最后和他结为夫妻的美丽传说，是我们大家从小就听到了的，但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个故事原来也是发生在宜兴的东氿河边。那故事的最后结局是，白螺姑娘施计把一贯欺压百姓的贪官烧死了，然后让老百姓都登上一张荷叶，随风飘到了宜城，所以人称宜兴为“水浮地”，也称“荷叶地”。谓予不信，请现在就到西氿河边去看一看，那里尚遗西津庙，是为纪念旧物。

    以上，是大家都熟知的古代传说。下面还有大家不太熟知的近代宜兴好女人：

    傅湘纫是宜兴人傅用宾之女，嫁夫谢泳。她一生最受人尊敬的成就，是教育出了两个着名儿子。长子谢玉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浙江温州中学闻名遐迩的两位国文教师之一（另一位是词学大师夏承焘）；谢玉岑的绘画也非常有造诣，曾被张大千誉为“海内当推玉岑第一”。次子谢稚柳名气更大，是中国艺术史上记载的现当代着名书画大家，集诗文、书法、绘画、鉴定于一身，名重海内外，与徐邦达并称为“南谢北徐”。

    傅学文是邵力子之妻，宜兴市归径乡人。早年在苏州女子中学、大同大学等校读书，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与中国妇女运动先驱邓颖超、史良、李德全、曹孟君等宣传抗日救亡，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妇委会副主任等职。1949年全国解放后，曾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祖国统一工作组副组长等重要职位。

    葛琴是邵荃麟夫人，1907年出生于宜兴丁蜀镇。她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曾与夏之栩、陶桓馥两位女同志一起被誉为革命的“三剑客”。解放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出版《海燕》等中短篇小说、电影剧本、散文随笔、文学评论等着作多种，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批会员。

    宗瑛是宜兴徐舍镇美栖村人，她是跟着哥哥出来干革命的。哥哥宗益寿烈士在上世纪20年代即投身革命，30年代曾与陈云一起在沪西区委搞工运，后调入上海中央特科，在周恩来手下工作。1935年担任红军挺进师政治部部长（师长为粟裕），当年6月就牺牲于浙江右泉，时年才28岁。哥哥牺牲后，宗瑛继续留在革命队伍里工作，解放后曾任贵州省轻工业厅厅长等职。她的丈夫周林也是一位老革命，曾任中国共产党中顾委委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等。

    ……

    还有许多，许许多多。当地朋友一会儿想起一位，一会儿又想起另一位，七嘴八舌，争说巾帼，听得我“耳花缭乱”，两眼放光，心生莲花，好生好生羡慕呀！

    他们自己也是越说越兴奋，像是发现了一座价值连城的新富矿，又像是孩童之间有了炫耀和傲视别人的资本，还像是一门新的学科诞生了，更像宜兴的太阳从此永远不落了一样。青年作家蔡力武仿佛比众人更爱自己的家乡，自告奋勇去为我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且真的在我离开宜兴时，把一叠抄写得工工整整的资料交给了我。

    而当我离去时，倒恋恋不舍了。心说：“能够做个宜兴人，真够幸福的。”

    我不愿意再用“人杰地灵”这个词，因为实在被用滥了，大家都已经像歌唱红太阳一样没有了感觉。我想得来点儿新鲜的，让众人留下深刻印象最好，可惜又想不出来，只好望文生义地堆砌了一个新谚语——“女人杰，地灵甚”。相信有觉悟的中国人民都能接受，因为不管男人、女人都知道，是母亲、是妻子、是姐妹、是女性，孕育了人类，使之繁衍生息，绵绵不绝。更因为有了好女人的光辉千秋的照耀，而使满世界都呈现出一派郁郁葱葱。

    我这样说话，绝不是什么“女权主义”之类，而是想到了几千年来女性所受到的压抑和苦难。因为压抑，她们的灵心慧质都被扼杀在历史的巉岩之下，人类的文明进程也因此迟滞了几千年吧！而今天，世界已不断进步，文明已不断进步，男人女人都在不断进步，很多很多、太多太多的问题，都被重新提了出来，反思、研究、纠错、校正，向好的方面九九归一——姐妹们，能够生活在今天而非中世纪的黑暗里，也是够幸福的了！

    哎咦，真没想到一趟宜兴游历，竟引发了我的如此感慨。此刻，正是南方最好的时日，燕子来时，绿水逶迤，朱朱粉粉，翠峰如簇。金红色的阳光交响乐般流淌着，有时又像是人工做出的多媒体炫光，把她照耀之下的山、水、花、草、树、人、鸟、狗、猫、虫，全都辉映得通体熠熠，发出各种形状的、奇异奇幻的流光溢彩——令人恍然若梦，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身在何处？不知怎样感恩于人世间的幸福？

    思悠悠，爱悠悠，爱到归时无始休！宜兴文友你知否：我已从你们宜兴好女人身上沾了仙气，并且带着一百二十分的满足，完美主义地告别了宜兴。

    2008年9月5日初稿，9月8日改毕定稿于北京协和大院葳蕤斋

    我给季羡林先生当编辑

    1998年11月11日，我收到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散文新作，还有一封信。文章题为《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是复印件。信是亲笔，全文如下：

    小蕙：

    你好！

    我现在难得写什么抒情的散文，写了几篇，也被别人抢走。这好像是怠慢了“文荟”，实则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文荟”，我的《赋得永久的悔》等等拙作都是首先发表在“文荟”上的。

    现在又写了一篇《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自己还难判断写得是好是坏。现寄上，请法眼加以鉴定。

    祝

    撰安！

    季羡林

    1998.9.26

    我兴奋得眼睛直放光，上上下下，捧着信又看了好几遍，心里漾起一股久别重逢般的亲情。季先生的稿子已经一年多没来了，而前不久，他于1997年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散文《清塘荷韵》获得了首届中国新闻副刊奖，由此使我知道，季先生虽然已经到了米寿（88岁）高龄，却还在坚持写。《清》文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高三文科学生的《阅读教材》里，我早就找来读过了，写得果然好，是沿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写的，遣词、造句、炼意，均十分用力，全篇各处都显得非常精致，的确是好文章，也是季羡林散文中的上品。说实在话，我一方面替季先生高兴，同时，心里也有一点儿发酸，暗自思忖：季先生怎么不把此文给我呢？

    又一想：晚生小子（女）才吃了几碗干饭，就当上了季先生的编辑，还没问自己做得好不好呢，就老企图让先生把上好的文章全给你，不是做白日梦？由于“文革”失学，我读季羡林散文，已是80年代了，比正常情况下起码晚了二十年光景。二十年，又一条好汉都顶天立地了，奈何？

    当晚11时许，我摒弃一切杂事，端坐在书桌前，展开《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开始细细阅读。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读？那是因为阅读季羡林散文，是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白天办公室里太嘈杂，晚上家务事太乱电话太干扰，都会影响阅读效果。我读别的好散文，也往往是选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时间里。

    这真是阅读好散文的最佳时光。家家户户都已熄灯，整座楼静谧无声息了。叽叽喳喳的女儿也终于沉入梦乡，不再小鸟似的在身边扑腾来扑腾去。书房里，开一盏台灯，柔和的黄色光晕放射着暖人的光芒，犹如一大朵张开的降落伞，把我和稿子都呵护在里面，很安然很惬意很有情调。阳台外面，深宝石蓝色的夜空辽远幽静，远方天边上，有数点灯光闪闪烁烁，像是苍穹里的星星在值守。真正的星星呢？抬望眼，贼亮的天狼星已偷偷溜到正南，得意洋洋地把一幅神秘的星系运行图挂上天幕，任人遐思冥想，这一切却已被警惕的猎户星座发现，一路狂奔紧紧追过来。草木欲静而顽皮的风不肯止息，一会儿摇摇这根枝杈，一会儿撩撩那个叶片，继而又吹起尖利的呼哨。

    白天的嚣躁之气正在渐渐尘落……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恰是一首小夜曲，与这天籁地华的清凉世界声息相通，随着温馨的音符一段段跳荡出来，我的心里像逐渐涨鼓的风帆，在感情的潮水中疾行。

    它写的是新学期开学后的一天清晨，季先生出门，突然——

    眼睛一亮，蓦地瞥见塘边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

    季老好98级日语

    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

    来访98级日语

    原来，是98级新生来家探望季先生，又怕打扰了老人，“便想出了这一个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土地上”，使自谓已经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境界的老先生，“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双双落到了泥土地上”。

    接下来是季先生就以往与青年、与读者们的接触交流，所生发的往事回忆与议论。文章不长，仅两千多字，但我读得很慢，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撞着，撞得鼻翼直发酸。新生们的真情打动了季先生，季先生的真情感动了我，真正是“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钟嵘《诗品序》）啊！

    文章读罢，久久凝思，半天我才回过味儿来。我为得到了这么好的一篇文章而欣慰不已。可是忽然，一个疑问在我心中升起来：新学期是在9月初开学，这是发生在那时的事，怎么刚刚寄到我手里呢？急忙去看文末落款，果然写着“1998.9.25”字样；再去翻检来信，是“1998.9.26”，也就是文章完成后的第二天写的。我怕是邮局的事，看看邮戳，没错，是11月11日才寄的，怪哉？

    后来，我被告知，原来《清塘荷韵》写完后，季先生的确是嘱人寄给我，要在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上发的。但是要季先生稿子的编辑太多了，各报各刊，谁都想得到。有人坐在季府不走，磨来磨去，后竟谎称借去私人学习，绝不发表，可是一拿到手后马上就抢发了，弄成个既成事实，也就不能“追究”了。不单《清》文，后来还有《虎年抒怀》等文，都是说好寄给我的，然终于都被别人这么拿走了。这回《字》文写好后，季先生说：“这回无论如何要给‘文荟’了”，并马上写了亲笔信予以“保护”。哦，至此，我才终于明白“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文荟’”的含义了，事实证明，我的失落，并不是没有影儿的自作多情。

    季先生，谢谢您！

    我是1985年才认识季羡林先生的。那一年起，我到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当编辑，从此，开始了文学编辑生涯，也开始与着名的学者、作家们交往。

    有一天，文艺部派我和另外两位同志专程抵北大，去朗润园看望季先生，耄耋高龄的老人，已在那里住了大半辈子。往事可堪回首？

    那之前我还从未见过季先生，只知道这个名字代表着中国的东方语言学研究水平。朗润园也是第一次去，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总使人联想到珠圆玉润的绝美意象。

    时正值草木葳蕤之季，来到北大最美丽的居所，有一种游公园的感觉，心里欢快如同来到大自然的怀抱。几幢小楼中间，环抱着一池碧水，中有粉红色的荷花和雪白的睡莲，亭亭玉立，洁净无瑕。池四周，是湜湜杨柳，风起时一齐做舞蹈动作，婀婀娜娜，袅袅依依。窗棂下，有一排一人高的长青树，树冠阔达丈余，蓬蓬勃勃，青青郁郁。鹅卵石甬道旁，有修竹像闲云野鹤般挺立着，一副无求品自雅的高僧神态，心闲气定，从容不迫。

    少年时，季先生是由山东一贫瘠的农村走出来的，发奋地用功，使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同时考取了清华。当时的考题之难，今日听起来，犹觉头皮发麻。比如英文考试，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有一段汉译英，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半首《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翻译的高难度，简直就不应是高中学生们承受得了的，若放到今天，中文系的正教授者，答不出来的也大有人在吧？这还不算，最后又加试英文听写，其难度，全考场也没几个人能听懂。那一年从山东来的考生，只有三人榜上有名，季先生即其中之一。后来为了出国深造，季先生忍痛放弃北大而上了清华，又留学德国，喝了11年洋墨水。40年代学成归国后，经陈寅恪先生介绍推荐，以副教授身份进北大任教，只第10天头上，就被聘为正教授及东方语言系主任。后一直在这“官”位上迎接了解放，度过了50年代、60年代的急迫时光。最高时曾“官”至北大副校长。今以九秩之年，成为北京大学的代表性人物。

    我在进门前，曾数次展开想象的翅膀，猜测大名鼎鼎的季羡林先生，仪容将是多么威严，风度该是多么翩翩，简直是云端里面的人物了。全没想到，来为我们开门的，竟就是季先生本人。

    也许说他是一位老退休工人更加贴切。高高的个子，清癯，瘦长。银白色的寸头，仁慈的目光，脸上的表情是佛像一般的平静。一袭藏蓝色的中山装，圆口黑布鞋，都已穿得很旧。说话很简洁，没有热切的寒暄，只一句“进来吧”，转身即带路往里走。一切都很平静。

    我被他的普通和平易所吸引，原本像卷叶一样的敬畏之心，慢慢伸展开了。

    为什么会想到“普通”这个词呢？因为季先生与我想象的“气派堂皇”、“威风八面”、“口若悬河”、“动静皆惊人”，等等，实在相去太远，请别忘记那时我刚刚做文学编辑，见人说话还脸红呢，在后来的十多年编辑岁月里，我曾拜访过无数名人，到过许多人的家，有一些已经淡忘了，但今天回忆起季先生的家，犹觉一切历历在目。当时的我的确很惊奇，也很受震撼，不单季先生本人，就是他的家居布置，家具陈设，也与“华贵”、“堂皇”这样的词藻风马牛不相及。除了不算大的书房里那四壁古书线装书显出气派之外，其他的陈设，和我们这些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并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沙发，也没有软椅，季先生让我们就座木方凳，他自己坐在床上，那是一张木板单人床。他的话很少，音量不高，以平等的口气答复我们的问话，所用的词语都很普通，没有废话，脸上始终是那佛像一般的平静。

    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我们进门之前，季先生显然正在伏案工作，几本摊开的书，一摞稿纸，一支老式钢笔，笔帽倒插着。一张硬板凳横在写字台前，显然是老人刚刚坐过的，而本来属于那个位置的藤椅，却被挪在一边，上面有一黄一花两只肥硕的猫咪，勾头搭爪睡得正香。由此可以见出季先生为人的仁慈，他是宁可自己坐冷板凳，也不愿吵醒猫咪的懒觉，对猫尚如此仁爱，那么对人呢，可以想象，更会是怎样的慈悲为怀。

    多少年以后，我读到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乐黛云女士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文革”骤起时，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小将游斗一大批北大的学术泰斗，只见季羡林先生走在队伍里，脸上还是那一副平静的神色，眼光落到小将们身上时，依然是仁慈的，只是多了一些怜悯，他是在怜悯青年学生们的无知，所以，他并不怪罪他们！

    仁慈自有伟大的力量，虽然它通常只以沉默的方式说话，却是无人能匹敌，藏了千军万马在心里。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它来源于对世事的洞穿，对自身道德良心的自信，以及对目标的坚定不移。普通中更藏有最强大的力量，日月经天是普通，江河行地是普通，世人遵守的第一准则都必须是“普通”二字，可以说世界的最基本依据就是普通。望着季先生那一副平静、仁慈、普通的样子，我禁不住想，平静是真，仁慈是善，普通是美，集真、善、美于一身，季羡林先生就是这么让人尊敬起来的吧？

    告辞的时候，季先生执意把我们送到大门外，在长青树前握别，然后，一直看着我们沿鹅卵石甬道走远，逐渐消失在花木之间……

    后来，我又到季先生家去了第二次，那已是80年代末的一天，依然是满园花树的季节。这回是和几位作家朋友同去的，季先生仍是一身蓝布衣裤，清癯的身躯也依然笔直。然而这回先生的面容极为严峻，说话一反常态，口吻急促激昂，直言不讳的话语对着并不熟稔的我们，竟然一点不藏藏掖掖，遮遮掩掩，那种临危不惧、不乱的风姿，充分显示出这位睿智老人一辈子的人生识见、人格高度和胸襟。从那以后，我对季先生又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他并不是个只知蜗居书斋里做学问的腐儒，而是秉持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一高贵血脉的传统士人。

    有风骨者并不一定都是表面上的慷慨激昂之士。

    进入90年代以后，对于加快前行的中国来说，虽然越加是商品大潮、经济大潮的年代，但文坛和学界也并没有被打入冷宫“深院锁清秋”，相反，文化界始终是“弄潮儿向涛头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热闹的。

    在这些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中，季羡林先生和其他一些大学者、大作家、大文化名人一样，被当作光环和旗帜，身后永远攘拥着众多追随者。季府的门槛都快被人踢破了，来访的客人一拨儿接一拨儿，以至于老人常常连5分钟的歇息时间都难得。就这样，季先生还不让家人挡驾，就连一个普通学生想来请他签个字、听他说几句话，也不让阻拦。他说：“别让孩子们说，连最慈祥的季爷爷也见不到了。”

    这种情况下，我再也没有到府上去打扰季先生，我觉得人应该有感激之心，老人越是替别人着想，我们就越应该为他的身体和工作、写作着想，作为编辑，谁不想得到好稿子，但如果是以损害了季先生的身体而“抢”到的，良心安在？

    不过说来，我的运气真是好，季先生认认真真地认可了我，这主要是缘于两封约稿信。

    那是1992年“文荟”副刊正式创刊以后，我提议搞了一个题为“永久的悔”无奖征文。我以商量的口气，给季先生写了一封约稿信，问他愿不愿意为我们写上一篇？孰料，信发出去的第5天头上，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记得当时我一看信封厚厚的，还暗自思忖：可能季先生不想写这文章，就寄来别一篇稿子顶替，不然，哪有这么快的？

    待我展开信封一看，差点儿喊出来！还真是先生专门为我们写的，题目是《赋得永久的悔》，全文4000多字，是季先生那一贯的整整齐齐的手迹。我真想不出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刨去一去一来的邮寄时间，顶多就剩下一天了，一天，一位年已耄耋的老人写4000多字，神了！

    读罢文章，我全理解了，季先生是触景生情，欲罢不能，一口气写完的。今天比较起来，如果说《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是一首小夜曲，那么《赋得永久的悔》就是一阕交响乐，一会儿是哀伤的慢板，一会儿是大弦小弦齐鸣的交响，主旋律是思念母亲的哀伤，回环往复，层层加深，让我想起“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的悲凉意境，心里酸酸的久久缓不过来。

    他写的是童年在乡村，家里赤贫，长年吃不上“白的”（指麦子面），母亲终日操劳，有一点好吃的全给了他，自己吃糠咽菜也心甘情愿。后来他6岁离家出外求学，发誓好好挣个前程，迎养母亲，报答养育之恩，谁料学业未成，母亲就去世了，最后连想见一面日里思念、夜里哭想的儿子也没实现。母亲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这句话在季先生的心上重压了一辈子，越到老年越感到承受力之重，现在终于总结曰之：“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指红高粱饼子，又苦又涩，季先生当年谈‘红’色变）。”

    这么一篇催人泪下的文章，真是求之不得，我们赶快以八栏、半个版的最高规格，发了。说来读者真是和我们情同手足，心心相印，回馈回来好多信息，纷纷赞扬季文写得好，情文并茂，征文来稿和关注征文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了。

    但怀着深厚感激之心的，似乎更是季先生。由于对这篇直抒胸臆、情情切切的文章非常偏爱，季先生多次同意将它选入各种散文版本里，他自己的一部散文集，还以此篇题目命名，可见心心念念。季先生却绝不说是他自己写得好，总把功劳归在我头上，几次写文章都说是我给他出了一个好题目——给这样一位仁爱的长者当编辑，何其幸运哉！

    “永久的悔”征文结束后，“文荟”脱颖而出，也加深了季先生对光明日报的感情，据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先生每天必读光明日报，即使是在患青光眼治疗时，自己无法读，也让家人给念。那几年，季先生一有好文章，必寄给“文荟”，我们连续发了《三个小女孩》、《我眼中的张中行》、《哭冯至先生》、《悼许国璋先生》、《这个惑你不必解》等，给光明日报增色不少。其中《三个小女孩》被《读者》、《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转载，影响巨大，季先生又不说是他自己写得好，又把功劳归到我头上。

    《我眼中的张中行》一篇，还要单独提出来说说。这一篇也是我给季先生出的题目，当时是中国和平出版社约我编一部《张中行精品欣赏》，要求是“名家评精品”。其中选了张先生写北大红楼的7篇，想过来想过去，只有季先生能够从平起平坐的高度上，写出张文的神韵。可季先生写不写，这回更没把握了！约稿信再度飞往朗润园，还附带有三个“限制”，第一限题目，第二限字数，第三限交稿日期。很快，季先生的文章来了，说是：“这样‘霸道’的约稿信，我从来还没有收到过。”顿时把我弄得脸上火辣辣的。

    可是季先生笔锋一转，又说道：“小蕙出的题目实获我心，出到我心坎上了。……好久以来我就想写点有关中行先生的文章了。只是因循未果。小蕙好像未卜先知，下了这一阵及时雨，滋润了我的心，我心花怒放，灵感在我心中躁动。我又焉得不感恩图报，欣然接受呢？”

    这篇文章中，季先生把张中行先生称赞为“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其中有一大段断语，是季先生对张先生一辈子文章、学识的高度评价，发表后，竟引来中青年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孙郁的电话，非常钦佩地向我称道季先生的人品。请看季先生的这一段评价：

    他的文章是极富有特色的。他行文节奏短促，思想跳跃迅速；气韵生动，天趣盎然；文从字顺，但决不板滞，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中行先生学富五车，腹笥丰盈。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需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问家如此欣赏。我们只听古人说道：“文人相轻”，又看过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诋毁乃至“残杀”，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的，更少见如此之高的评价。季羡林先生把张中行先生的高明之处原原本本告诉读者，也把他自己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于此处，我们便又发现了季先生的一条优点：为人忠厚，品质高洁。后来，有一次我也听到过张中行先生在背后赞扬季先生，为叹曰：“人家季先生多有学问呀，季先生可是高明人！”

    两颗巨星相遇，能撞出毁灭，也能碰出火花、碰出激情来。

    从那以后，季先生对光明日报的感情，竟变得难以割舍了，凡是报社请他参加的学术活动，甭管是文化的、教育的、经济的还有其他什么，多忙，多累，他都不推辞，尽量挤出时间来参加，以报知遇之恩——单想想老人已是老树一样的高龄，身体、精力都渐渐供不应求，却还“绝无去八宝山的计划”，有一大堆学术研究的、文学创作的、教学科研的……工作计划亟待完成，就能知道季先生是怎样在惨痛地牺牲自己，为报社默默奉献。我听说，遇有别人对光明日报提出批评，他也每每站在理解报社的立场上，尽量加以维护，他是衷心希望光明日报越办越好啊！

    我常常想，这是多么君子的一位老学人，对世界永远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态，一辈子尽量为他人着想和奉献，哪怕十分为难、委屈自己，甚或自己吃了大亏，也在所不辞。他心中还永远没有求回报的一丝杂念。一旦得人一点好处，哪怕是徒子徒孙辈的小人物，也念念铭记心间，恨不能用如椽巨笔书写在蓝天白云之上，让满天下的人都知晓，真正达到了“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大化境界。这年月，“君子”是对人的一种最高赞扬了，因为君子已经变得十分稀少。

    前不久，在令人神往的北京大学，我又一次见到了季先生。这回是在浮动着淡淡书香气的怡园内，人民出版社在那里召开《世界文明史》首发出版座谈会，作为这部巨型丛书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季先生亲莅会场并发表讲话。

    大约有两年不见，老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身体更清癯了，那一袭藏蓝色的中山装，竟形成一种飘飘荡荡的感觉，人似乎瘦得就剩下了骨头。脸色很苍白，上面满是疲惫之色，仿佛力不胜任了似的。脚下也有些蹒跚，一小步一小步地，迈得很小心。同来的张中行先生，比季先生还大一岁，步子却比他还硬朗，季先生是太累了吧！我的心有点酸了：唉，到底是年月不饶人，世人不应再叼扰老人了！！！

    可当季先生站起来讲话时，却换了一个人似的，依然显示出他的强大。虽还是用一贯的平缓口气，用词也还是普普通通，但他一下子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正在迎接新的世纪，依我看，下个世纪与本世纪不同的，是人类都要具有世界眼光，做一个世界人。我们要问自己：做好这个准备了没有？

    我心里一震：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没有，我自己反正是没有，连想都没想到过。季先生的提醒真有如一支醒世剂，他的意思是说，若不能达到做一个世界人，就无以应付即将莅临的21世纪，而要取得这个通行证，作为一个中国人，就不仅需要了解中国文明，还需要了解世界文明，必须加强学习世界文化。哎呀呀，我们整天把“迎接新世纪”、“回答21世纪的挑战”等等挂在嘴头上，喊得震天响，可是，我们可曾认真严肃地，对历史和对自己都负责任地思考过没有，“21世纪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文化素质才能取得21世纪人的认证资格呢？”

    没有，我只听有的媒体宣传过“懂计算机、会外语、有汽车驾驶执照是21世纪人的特征”，但这些，能说就是文化素质了？和“做一个世界人”比比，天还有多高，地还有多阔？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可以说是世纪老人了。别看老人体力弱了，精力衰了，眼神也不济了，但“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质有余也”（刘安《淮南子·说林训》），内质的强大才是真正的有力量，中国古代早有“风骨”说，这恐怕就是风骨吧？

    后来，我在光明日报“学者访谈”栏目中，以《要具有世界的眼光——访季羡林》为题，把“做一个世界人”之说，介绍给广大读者，发表后，引起人们对这位老学者的广泛尊敬。

    就是在那次怡园座谈会等待开会的前几分钟里，季先生叫人传我到他身边。我问候了他的身体情况，他很平淡地表示了一个“很好”。我想起在1998年写的《虎年抒怀》一文里，季先生“觉得自己还年轻，在北大教授的年龄排名榜上，我离状元、榜眼，还有一大截。我至多排在十五名以后，而且，我还说过到八宝山去的路上，我决不加塞”。如此说话，先生绝不是惜命和怕死，而是正如前面所说的，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直到今天，我每天仍然必须工作七八个小时。碰巧有一天我没有读书或写作，我在夜间往往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痛责自己虚度一天”。想到这里，我忽然有所悟：原来，思考如何迎接新世纪的问题，不仅是季先生对天下人的警世通言，更是他对自己的勉励，他还在给自己加压呢！

    坐在这样的老人身边，就像被净化了一样，心中很有一种高尚感。因为有一种向着大境界努力攀登的激情，迅疾席卷过来，冲击着久已疲塌的身心，“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是也。

    作为光明日报的副刊编辑，我已经干了十多年，先后编过“中华大地”、“东风”、“文荟”三个副刊。今天回想起来，最庆幸的就是能给季羡林先生这样的一大批大学者、大作家当编辑，经常可以“近水楼台”地精读到他们的好文章，听到他们的真知灼见，这无论对我的编辑工作还是我个人的写作，都收益极大。

    这真的不是空话。比如这些年来，散文界大力推行革新，已经很少有人固守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写，以为陈旧，以为没有现代意识，以为没有出路。但是季先生一篇一篇又一篇，每篇都是这路子，竭力作足传统散文的所有优势，读之陡长精神，让吾辈在深深叹服的同时，也坚定了对传统散文的信心——文章并不是越新越好，而是有功力为好，甭管用旧手法也好，新手段也罢，把文章写好了才是第一。说来这很重要，是直接作用于我的编辑工作的，因为这些年关于散文随笔的“新论”不少，旗帜林立，年年都有所“更新”，其中还包括一些脱胎于西方的新潮理论，确实使人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惶惑。然而季先生给我吃了定心丸，使我敢于坚持一些最朴素、最基本、最“陈旧”的理论。比如他去年还说过：

    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窍诀就在一个“散”字，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狭窄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狭窄一点”的那一种。即使在这个更狭窄的范围内，我还有更更狭窄的偏见。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

    这对我的审稿标准，无疑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道家有“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之说，季先生坐在他那间被书拥满的书房里，铺下稿纸，屏心凝神写文章时，他是有着“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自信的，甭管外面世界的风云如何变幻、如何走马灯、如何城头变换大王旗；也甭管书摊、书店、书城、书人如何热闹非凡、如何喧嚣汹涌、如何旧书新书动地来，都干扰不了他，他知道他的生命轨迹只能是那一条。

    现在，这条金子一般的生命轨迹，已经铺到新世纪的门栏下了，让我们衷心为季羡林先生祝福：

    “请——继——续——走——好！”

    1999年3月8日-3月17日于北京西马小区

    魅力外交家吴建民

    这一辈子我最敬重的，是为国家、为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且不说那些中华历史上名彪青史的先驱英烈，单是今日活跃在我们身边的卓越人物——比如外交家吴建民先生，我就已经仰慕了许久。

    今天他已经从外交官的岗位上退下来，做起了外交学院院长；此外还身兼两个政要级别的职务，是连任两届的国际展览局主席，还有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但我依然把他视作一个外交家，67个春水碧于天，大雁一行行飞去，他的生涯大部分都浸泡在国际外交的岁月里，他的生命在这里焕发出熠熠光彩。

    吴建民，一个外交家的神话。

    初见吴建民先生是在2005年国庆节期间，在广州的南沙湾，“中欧文化高层论坛”在那里举行。恢弘大气的伶仃洋轰轰烈烈地从窗外流过，隔岸望过去，即是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圣地，旁边拱卫着关天培率兵死战的炮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洋上消歇了将士们浴血的嘶喊，会场里回响着吴建民平和的声音，让人一时感觉奇异，如梦如幻。

    “过去四千年来，人类一共打了14500次战争。人民一直祈求消灭战争，可是达不到。这种荒唐的打仗的做法，难道不是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天，‘和平，发展，合作’形成了中国外交的关键词，中欧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坐在主席台上的贵宾——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前主席约尔迪·普约尔、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前总统米兰·库昌、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皮艾尔·卡蓝默、欧洲议会议员让路易·布朗热等在欧洲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等，一起点头，微笑，鼓掌。会场里，二百多名中外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艺术家、学者，人人脸上浮现出赞同的笑容，掌声响成一片。

    而让我倾心佩服的还有一点，将近一个小时的讲演，纵论中外古今，吴建民全部是用法语讲的。有一小会儿，我特地关闭了同声传译装置，虽然语言听不懂了，但从他那温文尔雅的发音里，听出了他为中国争取国际理解和支持的顽韧努力。

    会场下的吴建民先生风度翩翩，服饰清雅而考究，目光专注而礼貌，说话真挚热情，甚是君子气质，个人魅力十足。我注意到，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在餐厅里、走廊上；无论是面对外国政要、巨贾名流，还是对待中国的晚生学子、工作人员，他都一视同仁，握手时专注地看着对方的眼睛，接过名片马上认真地读看，有时还拣重要的念出来，以示尊重。无论多累，他总是把自己的精神调整到最佳状态，把一副兴致勃勃的好心情传达给别人，让人感觉到是置身在阳光灿烂的晴天里。有许多听众曾在电视上看过吴建民讲礼仪课，而他教别人做的，自己都一丝不苟地实践着。

    吴建民先生的外交理念和他做人的理念相一致，即：人要有许多朋友，真诚相待，将心比心，在困难中互相帮助。如果你老是跟别人吵架、得罪人，就等于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许多障碍，对自己的发展不利。处理国家关系应以“和谐”为上，要以善待人不要逞霸耍凶，要对话不要对抗，要韬光养晦不要锋芒毕露。他说，过去世界上有好多矛盾没处理好，给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啊，假如把它们统统“化”掉呢？可以少死多少人！

    年轻时就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的吴建民，深得周总理的言传身教。过去周总理常说“外交无小事”，每每在大节和细节上都做得尽善尽美，以君子之风、大国之风、大政治家之风卓然立世，在国际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声望。吴建民以周总理为楷模，几十年如一地锻造着自己，如今钢铁早已炼成，他早已跻身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家行列，并被“好钢用在了刀刃上”。通过儒雅的个人魅力，他在各国政要间交了许多朋友，利用这些优势为国家和人民造福。1998年～2003年担任驻法国大使时期，吴建民在法国上层、中下层和华侨界均建立起了极好的“人气”，促成了三件大事：

    1）推动当时中法两国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互访各自的故乡，这带有人情味的一幕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心，使中法两国关系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2）开展“中法文化年”活动，现在这一创举已经形成中国对外交往的一种模式，推广到许多国家去运作；3）中法互设文化中心，长期通过文化的交流来进行思想的、感情的、心灵的交流。

    而在此前，中法关系并不是特别好的，1992年法国还卖给台湾“幻影”2000-5型战斗机和空空导弹，成为卖给台湾武器最多的国家，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1996年在联合国，法国又再次参加了美国针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反华提案。说来也是老天爷的精致安排，当时领导挫败这个提案的，正是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特命全权大使吴建民，他用足浑身解数，展开了魅力外交，在反对霸权主义、清算当年贩运黑奴罪行、揭露美国国内也存在严重人权问题等美国的软肋上，慷慨陈词，以攻为守；并团结广大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共同声讨美国为首的强国霸权，终于以绝对优势大获全胜。今天依然沉浸在胜利喜悦里的吴建民回忆说，当我们拿下那场战役时，法国大使也对我表示祝贺，说你们干得太漂亮了！从第二年开始，法国就不再充当这个反华提案的提案国了。

    真的，好的国家关系与人际关系同理。想想我们人与人之间，有时即使已是多年的朋友，也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心灵的沟通，互相对不上“茬儿”，更何况文化和文明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关系呢？所以，多接触，多交流，多了解，尽量创造机会坐下来“把酒话桑麻”，肯定是会架起沟通桥梁的。而有一位久居巴黎的华侨也曾对我说，吴建民大使在任时，也是华侨们和大使馆关系最密切的时候，吴大使亲善、真诚、平和的作风，和他谦谦君子的个人魅力，像朋友和亲人一样赢得了华侨们的心，使大家愿意和他交往，并心甘情愿地为大使馆、为中国做事。

    这使我想起了早年在大学期间，曾经读过普列汉诺夫的着作《论个人在历史的作用问题》，同学们之间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受极“左”思潮影响，大多数同学都不敢承认个人的巨大历史作用。而今天，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超越世纪的巨变，已经完全可以作如下表述了：虽然从人类文明史的推演来说，“必然”才本质地体现着历史的意志，但事实上，“偶然”也曾一次次上演了扭转历史进程的悲喜剧；个人的喜乐怨怼、爱恨情愁等等因素，确也曾几度导致了人类的大前进或者大倒退，这就是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吧！

    拿破仑也曾说过：一个优秀的外交家，抵得上我的几个军团。

    同欧洲政要告别不久，吴建民又应日本新闻等界邀请，赴日参加中日关系的高层研讨会。名古屋会议有300多人参加，东京会议有500多人，吴建民均做了主旨发言。

    当下的中日关系进入了冰冷期，日本首相一再地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激发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国、韩国等都发生了大学生的激愤事件，不讳言，连我这个理性的知识分子也从心底里滋长着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对今后的中日关系产生忧虑。但是吴建民先生却还是很乐观，当听我说到“大家都认为中日关系前景不好”时，他微微一笑，语气平和地说：

    “也有人认为可能会好起来。”

    他解释说，中日友好在两国都已建立了深厚的基础，这尤其从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邓小平同志亲自去换文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用法律的最高形式规定了下来。从那以后的三十多年来，从经济上说，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得简直太快了，1977年两国的贸易额是11亿美元，2005年达到1846亿美元，增长了160多倍。日本是贸易立国的国家，现在中国有1000万人在为日资企业工作，日本经济又在复苏之中，因此日本经济界考虑两国关系的人是很多的。再从人员往来说，2005年双方有400万人员往来，每个月两国间有500架次飞机；中国在日有10万留学生，日本在华有3万留学生；日本每年都有人到中国种树；中国建有中日友好医院，等等。而从全世界的大背景来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日将共同迎来亚洲的大变化，大发展，大繁荣……

    我静静地听着他的分析，心里似乎感到温暖一些了。吴建民又强调说：“再说现在整个世界都还处于过渡时期，既有冷战对抗的趋势，也有和谐共赢的趋势。中日之间60年没打仗了，应该相信违背历史的倒行逆施是会被克服的。”

    这是我极为赞赏的一种思维方式，吴建民似乎是一位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总是能从好的一面看问题，为自己的信心找到理由。尤其是外交工作，局面复杂，情况瞬息万变，常常陷入如履薄冰的困境，如果不及时地给自己和下属打气，还怎么能从困难中找到通往光明的路呢？

    当然，吴建民也非常强调要讲原则，此时，温和的吴建民就变成了严峻的吴建民。他严厉批评日本首相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而且很欣慰地说，现在世界舆论也加入进来了。过去世界上对参拜的事不怎么关心，而这次很多人士都发表了意见，包括过去“不大讲话”的美国人。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海德给日本驻美大使写了一封信，表示抗议小泉的参拜；美国和欧洲多家报纸都对这次参拜进行了谴责。吴建民面露微笑：“从这件事来看，国际上对我们的同情在上升。”

    另一方面，吴建民对中国某些人的一些极端情绪和做法，也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他说，中国一百多年被踩在脚下，形成了弱国心态，人穷，现在刚慢慢富起来，就口出狂言。2004年在中国举行亚洲杯足球赛时，中国的有些球迷对日本队从头嘘到尾，骂声一片，世界上都说“太可怕了”；2005年中国出现反日游行，有人冲击日本大使馆、领事馆，动手打砸，把韩国人吓坏了，说我们表达愤怒的方式可以是自残，你们却是打别人。“哎呀你想想，如果我们中国都被人家害怕，大家都不喜欢你，戒备你，限制你，那你的处境会好吗？你发展起来就会困难得多呀！希望中国知识界帮助克服这些毛病。”

    这不是说到国民性问题了么？这些年来，这似乎是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很多人不敢碰了。吴建民却按照他的思路说下去，声音虽然还是温和的，言词却变得越来越严峻：

    “你看中国有些人已经变得多么浮躁啊，急功近利，争强好胜，老是急于到世界上去排老几老几。这都是弱国心态造成的——长期穷惯了，老子今天有钱了，马上就要赶上你。徒有虚名，招灾惹祸啊。”

    “要考虑中国的大利益，中国的命运是和亚洲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情绪不能代替政策。斗争哲学不是中国的传统，而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反动。我主张‘和而不同’。21世纪要是再打仗，世界就要毁灭了！”

    “幸好我们中央领导人是清醒的，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要韬光养晦一百年，温总理也说我们韬光养晦至少还要一百年。”

    我想起，这些话，吴建民曾多次在各种场合说过，包括2005年大学生们的过激行为之后，他到大学里去对他们发表讲演。去之前，有外交官员已经被情绪激动的大学生们嘘下台了，但吴建民还是坚持讲完了这些批评他们的话。结果是，大学生们接受了他的平等、开放和坦诚，把他句句在理的话听到心里去了，更被他忠于祖国、奉献民族的一腔赤诚所感染。还有不少男生女生，被他儒雅的君子风度“迷倒”了——有人说，吴建民批评了别人，还能叫人家给他鼓掌。

    他的魅力到底在哪儿呢？

    我看过不少关于吴建民的描写，其中有这么一段：“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向后抿过的头发一丝不乱。聊到5点半，急匆匆和记者告别，去出席另一个活动，走之前‘磨蹭’了10分钟，换了另一身行头才健步而出。问他是否经常如此注意着装？回答说，‘是’。”（《南方人物周刊》）

    诚然，一个外交家的着装确实非常重要，往大了甚至可以说是代表着国家的形象。然而别林斯基说过：“人的外表的优美和纯洁，应是他内心的优美和纯洁的表现。”我国北宋时期的哲学家张载也早就讲：“充内形外之谓美”，意思是说内心充实同时表现在外表上才叫美。吴建民的魅力绝不只是“西装笔挺，皮鞋锃亮”之类，你和他接触，最突出的感觉是“这个人的修养真棒”。

    那么，这种人见人敬的修养是怎么锻造出来的呢？是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生活背景，把他培养成这样的“君子”呢？

    这就不能不再次说到吴建民的令人敬佩的坦荡真诚——他不像有的“人物”那样，一旦自己发迹了，就忙着“换爹换娘”，什么“高干”、“高知”、“世家”、“贵族”紧着往自己头上戴。他非常从容地介绍自己：出生在小户人家，父亲做司机，母亲做炊事员，1939年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我妈妈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女性，特别愿意帮助人，街坊邻里有了困难她都帮，这一点给我和我哥哥一生影响至深。我哥哥比我出色，他做到了防化兵部队的将军。”

    1955年高考，吴建民一心想报考北大物理系，但在老师朱庆颐的再三劝说下，试着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考试，不想竟获得通过，他只好满肚子不情愿地去报到了——当时有谁能想到，中国就此少了一位科学家，却出了一位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至关重要的外交家。

    1961年吴建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研究生班毕业，从此走上了外交岗位。20世纪60年代，他在布达佩斯世界民主青联盟总部任过代表翻译；70年代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二秘，还在外交部干校劳动了一年；80年代担任过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处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欧共体使团首席馆员；90年代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后担任中国驻荷兰、常驻联合国、驻法国大使。一直干到新的世纪。等到了皱纹悄悄爬上额头的花甲之年，未及喘上一口气，又担任起今天的三个要职。

    吴建民夫人施燕华是他的校友，也是一位外交官。1994年与他同时担任大使，他在荷兰，她在卢森堡。他们有一个品学兼优的女儿，现在已经毕业，在一家外企工作，一家人很幸福。不过吴建民肯定是不管家的丈夫，他太忙了，除了国内外的各种事情，他还特别要把国际展览局的事业做好，不能让人说中国人当这个主席没成绩。而他只要没有重要活动脱不开身，就一定到外交学院上班，深入到教师和学生中间了解情况，亲自抓教学。他针对学生们的弱点，开设了“交流学”、“当代中国领事”、“外交案例”和“中国传统文化”等4门新课，自己亲自讲授“交流学”。

    我问：“这一生当中，您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候？”

    吴答：“1985年到联合国以后。那时整个国家的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外交也是。我做的工作是观察全球形势，给国家提供战略参考。我们研究室一共有10个人，可以一心一意搞工作，不像以前老搞运动。”

    问：“从中国来说，毛、朱、刘、周、邓等主要领导人，您都接触过；外国政要也起码近距离接触过五十位以上，您最佩服的是谁？”

    答：“最佩服邓小平。小平同志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智者，有远见卓识，同时又有魄力，对很难的病用很简单的药方，简捷果断。比如中国人争论了一百年我们为什么落后，小平同志说不争论，改革开放，干起来就是了。结果怎么样？你看中国现在发展得多快呀，世界都为之瞠目！”

    问：“您为什么总能正面分析事物，积极乐观对待人生？”

    答：“一是因为在国际上经历的事情多了，看到国家在前进。二是世界上有两股潮流，要是光看到黑暗还怎么活？我相信世界上好人是大多数，相信世界是往前走的，愿意积极地推动光明的潮流往前走。”

    问：“您认为人生什么最重要？”

    答：“做点事。人来到世界上，是给国家和民族做事的。”

    好！我心里一热，一喜——恐怕，这就是吴建民先生“内心的优美和纯洁”吧？我终于有点明白了，为什么从他的报告到讲话、再到他的一举手一投足，这位魅力外交家一再地让我感觉到，他是我所接触到的最忠于国家，能用最有说服力的语言、最有成效的行动维护中国的外交官。原来，祖国和民族的圣火在他胸中熊熊燃烧着，他把自己的生命定位在奉献国家和人民，这就使他有了源源不竭的智慧、源源不竭的高水平发挥、源源不竭的乐观主义情绪、源源不竭的精神和体力，以及源源不竭的人生动力——这是吴建民魅力最见光彩的核心！

    他温文尔雅地一笑，说在2006年，他还要再搞一项大型活动——“中国梦研讨会”。这念头源起于有一天想到的一句话：“任何国家在崛起时期，都会造就一批成功人士。”1931年美国大萧条时，亚当斯提出了“美国梦”，美国陆续涌现出福特、洛克菲勒等代表人物；今天，中国正处于创业上升期，已经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他们的个人梦和国家梦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能体现出中国当代辉煌的“中国梦”。

    哦，他还嫌自己不忙？这不，他已经急急忙忙上路了。在他优雅的转身里，他的魅力放大到了无限，这种魅力叫做“中国精神”。

    2006年3月6日于北京协和大院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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