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题大雁塔
科举制是中国两千年封建体制下的一大创举，让平民出身的学子也有机会封侯拜相，为国家建功立业。这项创举始于隋代，至唐代被大力发展和完善。按照唐朝的科举制度，每年都会在京城长安（有时在东都洛阳）设科取士，其考生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每年，全国参加进士的考生数在一千多人。据史料记载，在唐代289年中，共录取进士6427名，明经1850名，平均每年在一千多名考生中，只录取几十名进士、明经，远远低于现在的高考录取比率。
在进士与明经中，又以进士为最，明经科主要是考儒家经典，比较容易；而进士科是考查诗词歌赋，政治见解，比较难。所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也正因为如此，平时饱读圣贤之书的文人雅士们，在高中进士后的狂喜骄傲与得意忘形也就可以理解了。曾写下流传千古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孟郊46岁高中进士、雁塔题名后写下“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这种狂喜状态的真实记录。即使是大诗人白居易也不能免俗，27岁金榜题名后，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佳句，一代文豪少年得志的意气风发跃然纸上，流传千古。
进士及第后，学子们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文化娱乐活动进行庆祝，依次是：曲江赐宴、杏林宴饮和雁塔题名。
曲水流饮出现于东晋，盛于唐，延续于宋，影响至现代。曲水流饮是将酒杯置于水中，水流杯动，杯流至谁前则罚谁饮酒作诗，由众人对诗进行评比。在唐代，曲江赐宴已经演变为皇帝主持、百官参与、万民敬仰的盛大聚会。曲江宴之后就是杏园宴。杏园在曲江以西，位于朱雀街东靠近城南的通善坊，北临慈恩寺。此地广植杏林，春来一片粉白，是长安著名游览地。杏园宴是新进士自己举行的同年之间的联谊性、娱乐性的宴会，又带有谢师的意思。
在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中，作为压轴大戏，雁塔题名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因为这是跃登龙门的象征。学子们题名题下的不仅是荣耀，更是十年寒窗的辛劳和骄傲。
诗人刘沧曾豪迈地写过四句诗：“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把雁塔题名与登仙并提了，由此可见雁塔题名在进士们心中无可比拟的尊崇地位。
雁塔题名始于唐中期，但究竟始于何时何人，史料上记载并不翔实，有说始于韦肇，有说始于张莒。
据小雁塔荐福寺内收存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题名记》碑记载，韦肇是第一个在慈恩寺内大雁塔之壁题名的人，当时周围的人都很羡慕，于是口耳相传形成一种习俗。但唐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慈恩寺内雁塔题名，始于张莒，他本是到寺内闲游的，随意将与其同年及第的进士们的名字题在了雁塔塔壁上，后来就成了一种习俗。据考证，韦肇本人为唐肃宗至代宗朝的及第进士，而张莒是大历九年（774年）的进士，从所处年代来说，韦肇早于张莒。
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中也对这一习俗进行了详尽的介绍：“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善书者纪之。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故昔人有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
新科进士们集体来到大雁塔下，推举善书者将他们的姓名、籍贯和及第时间用墨笔题在塔壁上，如果以后有人升为卿相，还要把姓名改为朱笔书写，并在题名前加个“前”字，意为前进士。
最初进士们都将名字题在塔壁上，但塔壁毕竟有限，后来就将题名扩及到慈恩寺内塔院四壁，以致发展到后来寺内有间房子，四周墙壁密密麻麻都被进士题满了。乾宁进士徐夤也在他的一首名为《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题名因成四韵》诗中吟道：“雁塔搀空映九衢，每看华宇每踟蹰。题名尽是台衡迹，满壁堪为宰辅图。鸾凤岂巢荆棘树，虬龙多蛰帝王都。”道出了当时雁塔题名之盛。据史料分析，仅在唐代的八千余名及第进士中，约有五六千名及第者题名于雁塔。遗憾的是，当时的盛况今人已经无缘得见，在天灾与人祸之下，塔内的唐代题名碑和题名墨迹已经尽数毁坏。
宋人樊察在其《慈恩雁塔题名序》一书中，根据《新唐书·选举志》写道：会昌（841—846年）中，宰相李德裕“自以不由科第”，故“深贬进士，始罢宴集”，且将“向之题名削除殆尽”。也就是说，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不是进士出身，故深忌进士，下令取消了曲江宴饮，并让人将新科进士的题名也全数除去了。再加上五代战乱，寺已毁，塔独存，唐人题名在修葺中亦被涂抹遮盖。而到了北宋神宗年间，大雁塔发生一场火灾，塔内楼梯全部烧毁，这些唐代进士的题壁也因之消失。
雁塔题名活动虽然延续一千多年，而进士题名仅仅延续到唐朝末年。长安失去国都地位后，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题名者身份有了变化。题名者主要不再是进士，而成为乡试中榜者了。形式也变了，即不是在塔内题名，而是将题名刻石竖碑，罗立于塔下。在大雁塔下正南一进门的墙壁上有一块明嘉靖十九年陕西乡试题名碑，第一句碑文就是：“名题雁塔，天地间第一流人第一等事也。”
以后历代及第进士也仍在京城进行进士题名，这些都是“雁塔题名”的仿效和延续。例如现在北京孔庙的大成门及先师门两侧，分别立有元、明、清三个朝代的进士题名碑，共198通，其中元代3通，明代77通，清代118通。而南京国学也有若干明代进士题名碑。此外，广东的著名侨乡——潮州也有个西湖雁塔，也是沿袭雁塔题名之故事，仿慈恩寺雁塔而造于湖山之上，可说是慈恩寺雁塔之缩微，成为潮郡十三县科举时代学子向往之处，今塔下偏南岩石上尚存十六人的“皇明嘉靖乙卯科题名”石刻，而“雁塔题名”也是古雷阳八景之一。
（二）武题小雁塔
2008年6月，小雁塔荐福寺“灰坑”清理发掘完毕，又一批珍贵文物相继出土，尤其是一块残碑的出现为荐福寺的历史带来更加确凿的佐证。专家喜赞：“真是盛世文物兴！”
这块残碑即“雁塔题名碑”，颇具研究价值。此碑周边雕饰有蔓草花纹，虽然残缺不全，但上面刻着“西闱中试举人三十名……孙振策肃州人、宋文靖远人、沈之渐宁夏人、方旗彪宁夏人、张斌甘州人、白毓贤镇番人”等清晰字迹。专家介绍，唐代中进士后都要在大雁塔刻碑题名，以后成为惯例。从明代起，武举中榜开始在荐福寺刻碑题名。这块残碑极有可能是明清时代武举子中举后的“雁塔题名碑”，碑中所留名的举人应不是陕籍人。
荐福寺的这块残碑，更正了长久以来人们认为“雁塔题名”指的是大雁塔这一错误观念。据吕乐山介绍：明清两代，因为在大小雁塔仿效唐人题名于塔壁，颇具唐风遗韵，后来逐渐演变为“文题大雁塔，武题小雁塔”的格局。
据悉，科举武试开创于武则天时期，著名的大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而武举人步唐代雁塔遗风，在小雁塔刻石留名却始于明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史红帅撰文指出：现存荐福寺中的一通刻立于乾隆六年（1741年）的《陕甘乡试题名碑记》中就记述了来自今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等省区的考生姓名；而道光二年（1822年）陕西盩厔人路德所撰《道光壬午科陕甘乡试题名碑记》中记载了不仅包括陕南、陕北和关中各县，还有今甘肃境内的兰州府、巩昌府、张掖县、武威县、陇西县、凉州府、狄道州等，以及今宁夏境内的宁夏府、中卫县等地的考生。这些都是研究我国明清时期的武举制度的重要史料。
（三）雁塔诗会
大雁塔并非只是进士们题写荣耀的场所，也是这些才子们以诗会友、抒发才情的灿烂舞台。后来这阵诗歌的清风吹入皇家，唐中宗时，每年九月九重阳节，皇帝都要亲临慈恩寺道场，登高赏秋，和随行官员一起赋诗抒怀。最终，“雁塔诗会”成为一个独立于雁塔题名的文化活动。
唐朝是诗歌的国度，历史上有记载的“雁塔诗会”也不在少数，但诗作的质量由于参与诗人的水平而参差不齐，其中，最为熠熠生辉的无疑就是天宝十一年（752年）那场文坛盛事。
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的一个秋日，高适、薛据、杜甫、岑参、储光羲等五位诗人一起登上了长安城东南的大雁塔眺望长安的秋景。五位诗人兴致大发，各赋诗作一首。这五位诗人都是一时之俊杰，杜甫、高适、岑参三人名垂千古，毋庸赘述。储光羲和薛据在当时的诗名也很大，五位大诗人联袂成就了一段被后代文人无限追慕的文坛佳话，九百年之后，王士禛还不胜景仰地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
除了薛据的诗作失传，其他四首诗都完整地保存下来。如前所述，悬挂于大雁塔六层，供人欣赏。现完整抄录于下：
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屠岑参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如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储光羲
金祠起真宇，直上青云垂。地静我亦闲，登之清秋时。苍芜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谁道天汉高，逍遥方在兹。虚形宾太极，携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躨跜。灵变在倏忽，莫能穷天涯。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逦迤，群山小参差。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崱非大厦，久居亦以危。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高适
香界泯群有，浮屠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杜甫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虽然大环境是五位诗人共有的，但由于各人生活经历和性格的差异，诗作的内容和意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岑参和储光羲的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重点在于写一个佛寺中的浮屠，把登塔时所看到的景物与佛家教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岑诗结尾云：“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虽也隐约地表示了对现实的不满，但毕竟是要逃到佛家净域中去。储诗结尾云：“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崱非大厦，久居亦以危。”更是认为世间万物皆为虚无，只有佛家的“了义”才是最后的归宿。所以说，岑、储二人用很大的力量、很多的篇幅来描写浮屠之高耸与景物之广远，都是为了象征或衬托佛家教义之高与法力之大。岑参其时36岁，他虽然在天宝三年（744年）就已进士及第，但仅得到一个兵曹参军的微职。天宝八年（749年），赴安西入高仙芝幕。虽说塞外雄浑奇丽的自然风光和紧张豪壮的军中生活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裨益，但诗人在仕途上并不得意。天宝十年（751年）秋高仙芝兵败回朝，岑参也随之回到长安闲居。储光羲那年46岁，正任监察御史之职，但也有不得志之感。两首诗作均流露出心中的一股抑郁之气，所以传达出一种皈依佛门、逃避现实的消极情绪。
高适的诗则与之不同。高适是很有用世之志的，高诗中虽然也有“香界泯群有，浮屠岂诸相”之类句子，但毕竟不是全篇讨论佛教教义，特别是结尾四句：“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说明诗人在登临佛寺浮屠时并没有忘记要为国家效劳。这无疑要比岑、储两人的态度积极得多。但是，高适着眼的只是他个人的前途，当时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在其诗中留下痕迹。
在四首诗作中，艺术价值最高的无疑是杜甫这首诗。诗作不仅描写了塔的自然景色，更重要的是诗人已预感到社会的动荡不安，危机可能随时爆发。他怀念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也婉转地批评了唐玄宗耽于享乐不理朝政的荒唐生活。
所以，当四位诗人登上大雁塔举目远眺时，站在同样高度的七级浮屠之上，可是对于观察社会现象来说，杜甫却独自站在一个迥然挺出的高度上。这样，岑参、储光羲所看到的是佛寺浮屠的崇丽，所感到的是佛教义理的精微，高适感到的则是个人命运的蹭蹬。而杜甫除了高塔远景之外还看到了盛世景象下国家风雨凄迷的未来，这正是杜甫的独特之处。
（四）雁塔题名的当代延续
为恢复中断百年的“雁塔题名”历史传统，并赋予它全新的含义，借以汇集当代书画瑰宝，大雁塔保管所曾于1991年8月开始，在塔前设案备纸供游人挥毫抒怀。此举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雁塔题名作品选集编委会于1992年6月，从征集到的书画中，编辑成《雁塔题名作品选集》第一集出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为之作序。而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书画名家，于1999年推出了《雁塔题名作品选集》（第二集），汇集了书法、篆刻、楹联等优秀作品三百余幅，并首次向读者展现了三十余幅体现唐、宋至清历代珍贵的题名碑拓，编辑成集。2007年还在上海著名的豫园举行了雁塔题名书画精品展，受到当地观众和书法爱好者的热烈欢迎。
昔日盛唐学子高中而雁塔题名，这对今人又有着怎样的文化意义呢？西北大学文学院李浩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大雁塔作为古城西安的象征性建筑之一，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玄奘法师译经和藏经之处，它是宗教文化、佛事文化的代表，但因为雁塔题名，它又被赋予了世俗文化、教育文化的内涵。学子们高中进士，本来通过发榜就完成了传播，但雁塔题名是这种传播的延续。现在看来还具有一定的表演意味，因为他们在集会后题名，必然吸引很多人来参与，成为当时的特色景观，并具有相当的文化内容。今天我们解读‘雁塔题名’，可以多视角、多方位来看，可以通过科举、教育、公务员任用、公共管理等各方面来看。文化是一种传统，而传统是一种积淀，今人也应该继承雁塔题名这一雅举。”如今的大雁塔是文物，当然不可能在其上题名，李浩教授说：“仿效唐人雁塔题名，不是要今人去雁塔塔壁上涂鸦。我们可以结合现代的形式，比如立块碑，让人们用清水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也可以让游客在宣纸上写下题名的相关内容；还可以建立虚拟空间，在网络上雁塔题名；甚至可以组织高考状元们挥毫抒怀。我想这不但可以满足今人雁塔题名的愿望，也是一种不错的文化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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