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益世报》和《大公报》在天津对峙并存，都是在全国有声望的报纸。如果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是《大公报》的“三杰”，那么，雷鸣远、刘浚卿、刘豁轩则是《益世报》的“三杰”了。

    刘浚卿本人在《益世报》根深蒂固，又给他的家属亲友打下了天下。抗战胜利后，《益世报》在天津复刊，“父传子，家天下”，刘浚卿最小的儿子刘益之当了总经理。刘益之不学无术，只凭着父荫与钻营，从天主教于斌主教那里领到“复刊”的“圣旨”和经费。他自知立不住阵脚，就把他的堂叔，抗战前曾一度做过《益世报》总编辑的刘豁轩搬来当社长，刘豁轩就成了“八千岁”。刘益之的两位哥哥也出任报馆的要职，都成为“王爷”。

    刘浚卿本名刘守荣，河北省蓟县人，念过几年私塾，在家乡做过小学教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很受当时在蓟县传教的比利时神父雷鸣远（1928年入中国籍）赏识。雷鸣远调到天津望海楼教堂任坐堂神父时，刘浚卿也投奔到天津，成为雷鸣远的左右手。1912年，雷鸣远在望海楼教堂创办共和法政研究所，派刘浚卿做所长。1915年，天主教在《益世主日报》的基础上创办《益世报》，雷鸣远出任董事长，刘浚卿做总经理。刘浚卿善经营，把《益世报》办得蒸蒸日上，他自己也成为社会名流，结交了掌权的直系军政要人。从此，他投靠了直系军阀，在报上则吹捧直系攻击奉系。他同当时的省议会议长边守靖合作，为曹锟贿选总统大卖力气，遂成为曹银之弟直隶省长曹锐的亲信。曹锟登上总统宝座后，论功行赏，刘浚卿得了天津电报局局长的肥缺。可惜好景不长，1924年直系倒台，奉系再次进关，进驻天津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命令军警督察处处长李书凤逮捕了刘浚卿，接管了《益世报》，报社几乎垮台。1925年，奉军败退关外，刘浚卿才出狱获得自由，到1928年出面收回《益世报》，重整旗鼓，约请其堂弟刘豁轩任总编辑，还约来一批南开大学毕业生，加强了编辑部；并向开滦矿务局借款三万元，购置了轮转印刷机，编辑、经理和印刷三个主要部门的阵容整齐，可与《大公报》一争高低。

    1932年，又礼聘罗隆基任主笔，写了不少篇反对独裁、抨击不抵抗主义的社论，把《益世报》的声誉推上高峰。后来，《益世报》外受政治压力，内有权力之争，刘浚卿忧愤成疾，于1934年病逝。刘家失去了《益世报》江山。抗战胜利后复刊，刘益之当总经理，刘豁轩当社长，乃又恢复了刘家天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