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曾攻法文和拉丁文，20世纪30年代向马相伯老人请教过文法学，马相伯介绍他到法国教会办的天津工商学院教书；又介绍他拜北京辅仁大学陈垣先生为师。朱先生在音韵学、训诂学方面造诣颇深，1946年他到北洋大学任教，以后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最近有朋友从大陆来，谈起朱先生，才知道近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大学里任教，没有离开北方。去世以前，他在天津师范大学带研究生教语言学，还担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朋友谈起，朱先生晚年忽然对研究《金瓶梅》发生兴趣，又是演讲，又是接待记者访问，连续发表研究论文。1980年他写的《金瓶梅考证》出版，这种学术性论著，从来销数有限，他这本书却很快再版，可见很受欢迎。于是朱星教授名声大噪，一下子成为研究《金瓶梅》的专家了，使富有道学家气味的“国专”老同学们大为惊讶。
《金瓶梅》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并称为“四大奇书”，但因书中多淫秽描写，历来被列为“禁书”，各地大图书馆都藏有不同版本的《金瓶梅》，但对一般读者从不出借，文学史上讲《金瓶梅》如何有价值，但多数人并没有看原书的机会，这是一大矛盾。
经朱星研究，认为《金瓶梅》本来没有淫秽描写，现在所见的淫秽语都是后人添加的，与《金瓶梅》原著者无关，《金瓶梅》不能承担淫书之名；他又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他的《金瓶梅考证》一书，主要就是讲这两个论点。但一般研究《金瓶梅》的专家们并不都同意他的观点。首先，谁都见过他所说的那种洁本，即后来所谓古本《金瓶梅》，但那书是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的删节本，并非如朱教授所说在词话本《金瓶梅》之前就有的洁本；第二，王世贞作《金瓶梅》之说，20世纪30年代已被吴晗反驳过，现在他也拿不出推翻吴晗论点的新论据。
不过，笔者觉得朱星先生晚年考证《金瓶梅》虽无新的突破，但他能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重新掀起《金瓶梅》研究的热潮来，不能不说是个大胆的创举。近闻，新版本的洁本《金瓶梅》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星先生虽已逝世，他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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