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可以看到，由国家办学已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据《礼记》记述，西周国学盖由前代学制发展而成，可见在两千年以前，中国就设立国学了，西周时，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就有大学和小学，周天子所设的曰“辟雍”，诸侯所设的曰“判宫”。西汉时更是大兴太学，晋武帝时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南北朝时亦设国子学或设太学，北齐改名为国子寺。隋文帝时以国子寺总辖国子、大学、四门等学。炀帝时又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唐宋仍袭前制。元代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等，亦分别称为国子监。明清两代仅设国子监，为教育管理机关，兼具国子学性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设学部，国子监遂废，虽然历代学制有所变化，名称亦有不同，但国子学或国子监都具有最高学府的地位。北京的国子监建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明初建都南京，在南京鸡鸣山下建国子监，洪武年间，北京的国子监改为北平府学，至永乐时迁都北京，乃改北平府学为国子监，故南北两监并存。到了清代，废南监，北京国子监就成了清代唯一的最高学府了。

    北京国子监设在东城安定门内成贤街路北，建筑宏伟，房舍达数百间，主要建筑有集贤门、太学门、琉璃坊、辟雍、泮池、彝伦堂及二厅（绳愆、博士）六堂（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还有御书楼和敬一亭。监外附近设有学生宿舍“斋号”几百间，所设的职教诸官有祭酒、司业、监承、博士、助教等。皇帝有时还亲自到国子监去讲学或视察，叫作“临雍”或“视学”。学生称为监生，据史料载，明代天顺六年（1462）在监的学生达到一万三千多人，此外还有“外番”（外国）留学生，如高丽（今朝鲜）、琉球、日本、暹罗（今泰国）和俄罗斯等国家都派来过学生，还有当时的蒙古，也派来学生，但不算“外番”，由此可见，当时的北京国子监规模之大，学生之多，颇为可观。

    国子监作为古代的最高学府，在社会上是极受人尊重的。皇帝就叫人在成贤街的两端，用汉满两种文字刻在石碑上：“官员人等，至此下马。”车马都得停下来，只许步行而过。

    作为封建主义的高等教育，自然以孔子为鼻祖，以儒教为宗旨，所以在国子监东侧建了规模相似的孔庙，与国子监连为一体，整个庭院真是翠盖撑空，苍苔绣径，庭阶肃穆，风日幽闲。在这里，为封建王朝培养出大量的人才，仅在国子监里竖立的清代进士题名碑上，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至道光十三年（1832）癸巳补行正科止，共有进士一万九千四百多名，固然平均起来每年只不过一百多名，但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是最主要的“仕途”了。因此，就曾有过这样一位名叫黄章的儒生，他快四十岁了，还只是一个博士弟子，六十多岁才进入大学。康熙年间的一次考试时，他已到了百岁之年，大概是感于夙愿未偿而又壮心不已，便让他的曾孙子提着灯笼，并在灯笼上着意写上“百岁观场”四个大字，颤颤巍巍地来到国子监，这样可笑的事情在当时却被当作佳话来颂扬哪！

    国子监除了它的宏伟壮丽的古建筑外，重要的文物算是它的藏书和石刻碑文了。它所藏的书很多，最珍贵的是历代铁制（皇帝批准的）版本，有的是稀世典籍。它的石刻也很多，但最珍贵的是石刻十三经和十石鼓文，中国历代曾有多次大规模的刻经，但不齐全，而且因年代久远而诸多失散以至湮没，残留无多。唯清代的石刻十三经尚完整无缺，它是由江苏金坛贡生蒋衡用十二年的时间，楷书写成的，后来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起，用四年时间刻成的，共有刻碑一百八十九块，约六十三万字。

    十石鼓文是在十块鼓形石上。分别刻一首四言诗，歌颂秦国君游猎情况，是现存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历来对其书法评价很高，由于年代久远，文字大多剥落，清高宗时曾重新收集。并新刻十鼓，谓之“国朝石鼓”。

    据闻北京国子监原址。20世纪50年代经过修缮后，办了一个“首都图书馆”，藏书及文物皆妥为保存，那幽雅静谧的环境对于读书人来说，倒是值得向往的难得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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