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里，六七十年前，外面的世界，有日本关东军和伪满的宪兵队“守候”着，什么“日满亲善”啦，“王道乐土”啦，说得比唱得好听。可是，我们所在的那个角落，却好似另一个世界，“膏药旗”从来也没有飘扬过。当局说这是“兵荒马乱”、“土匪如毛”之地，犯不上到这里来“捅马蜂子窝”。
私塾里，老先生出的作文题，便有过《三人行必有一匪说》。每当青纱帐起，那些手持各种兵器、“不服天朝管”的“顽民”，便四出活动，闹得个云低日暗，沸反盈天。“皇军”的本事大大的，却偏偏对这些人没有招法。当然，主要的还是他们对这一带没有看上眼，觉得这是一块“瘦骨头”——人烟稀少，土地瘠薄，除了“藏龙卧虎”的苇塘，再没有什么宝贵资源。伪满统治十四年，从来不沾它的边。结果，这里竟成了一片“化外”荒原。
对于土匪，当地人调侃地称为“胡三太爷”，也有叫他们“红胡子”、“棒子手”、“马贼”的。这是一种以抢劫为职业的武装暴力集团，有别于砸门撬锁的流贼、小偷小摸的绺窃，突出的特点是武装化、集团化。成分十分复杂，成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家贫如洗，衣食无着，为着混口饭吃的；有的是抗租、逃税，或者躲避抓壮丁、下煤坑、当炮灰，溜到里边“暂栖身”的；有的由于命案、奸案、盗案或民事纠纷遭到缉捕、追杀，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也有的因为输钱、欠款，无力偿还，为逃债而出走的；还有一些市井无赖之徒和个人野心家，为了求个一官半职、称王立“棍”，结伙搭帮，铤而走险，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由于动机不同，才具各异，最后下场和结局也悬同霄壤。像当地的土匪头子张作霖，后来竟成了奉系军阀的首领，当上了安国军大元帅；还有的成了抗击日寇的民族英雄；也有的为地主武装所收买，为虎作伥，当了“红眼队”，犯下了杀害土改工作队的滔天罪行，最后被民主政府处以极刑；更多的人，是随大流，跟着混饭吃，虽无善行，也算不上恶迹昭彰，终于得以保命全生。
我的一个舅爷，还有一个表姑父，就都属于最后这种情况。
早年，他们都曾吃过这碗饭，究竟是何因由，其说不一。据我祖母说，这个舅爷原是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在一次嫖娼中，争风吃醋，失手打死了衙门里的什么人，就落草为寇了。到了晚年，好像他也没有攒下多少钱，却落下了残疾——瘸了一只腿，右手少了两个指头。小时候，我见过他，高高的个头，挺大的脑袋，坐在炕上腰板标直，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见着酒就馋得流涎水，左手端着酒碗，拇指和无名指翘成一朵兰花，不管碗里面酒多酒少，总是一饮而尽。
每逢来到我们家，特别是三杯老酒下肚之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当日匪帮内部的情况。原来，土匪里面多数都是本地人，绝大部分不识字，粗野、暴戾、凶狠，是他们的共同特性。内部虽然不如帮会那样组织严密，但是，也都具有松散的指挥系统和应该遵守的不成文的“帮规”，也称“绺规”。比如，有所谓“十不抢”：遇到送亲的喜车和送葬的丧车，一般的不劫不抢，主要是图个吉利；邮差不抢；摆渡的、行医的不抢，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金银细软，主要是土匪渡河离不开“船老大”，经常出现伤号，总要找医生治疗；挑八股绳的不抢；车店不抢，因为风雪严冬时，常在里面住宿；尼姑、道士、和尚不抢；再就是，耍钱、赌博的不抢，有歌谣在：
西北连天一片云，
耍钱劫道一家人：
清钱耍的赵匡胤，
浑钱耍的十七尊。
传说，赌钱的祖师爷是宋太祖赵匡胤；而胡匪的开宗初祖是“布袋和尚”——他是“十八罗汉”里的第十七尊。所以，许多土匪的胸前都挂一个小铜佛。另外，他们出于生存的考虑，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打扰本家和当地的父老乡亲（财力雄厚的大财主除外），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
土匪都特别迷信，他们嘴边不离八个字：“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匪帮头目往往都把烧杀劫掠等各种活动，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以便于笼络徒众的情绪，鼓励他们在绝望中挣扎。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件趣事：
有个老汉在大风雪天撞上了土匪。一个新入伙的“崽子”，见老汉胡子上冻了一层冰溜子，顺口说出：“嗬，这天头真冷，冰把胡子围住了。”其他人一听，愣神儿了。为了除掉晦气，他们想要拿老汉开刀。老汉反应很快，忙着用手一抹胡子上的冰，说：“没关系，围不住。冰是临时的，胡子是长久的。”匪徒听了，高兴地说：“这话中听。放他走吧！”
听说，土匪一般都有三样必备的东西：一件是后面带有长毛的狗皮帽子，因为他们常把短枪藏在脖颈后面；一件是“护屁子”——一块绑在屁股上的毛皮，便于随地而坐，防凉防潮；一件是腰带子，一般都是十二尺六寸长，遇有紧急情况，一头拴在楼房里的凳子上，一头攥在手中，然后纵身跳下，有时候上树、爬房，长长的腰带子也能够提供方便。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倒没有问过那个土匪舅爷，因为他早已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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