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瘦小且相貌并不出众的流亡者好像预见到自己不久肯定会拥有权威似的，他根本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对德国政府提出请求，而仅仅是提出几个合理的条件：俄国旅客按正常票价自己支付旅费；上下车时不得搜身和检查护照；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强迫旅客中途离开车厢；必须承认车厢的治外法权；只有在满足所有的条件下，俄国旅客才可以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便利。大臣罗姆贝尔格将这些条件一一向上呈报，一直呈送到最高统帅部鲁登道夫那里，毫无疑问获得了批准，虽然鲁登道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这件或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次决定。其实在当时，列宁故意将协议写得模棱两可，不仅仅是为了俄国人，同时也想让同车的奥地利人拉狄克免受检查，德国公使也本想在个别细节上作些修改，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在4月5日这一天，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向德国宣战了，德国政府同列宁一样着急了，所以，德国公使没来得及修改。
于是，在4月6日中午，弗里茨·普拉廷获得一项有纪念意义的通知，内容为：“一切都按列宁所提出的条件进行安排。”4月9日，下午2点30分，一共有三十二人，包括有妇女和儿童。他们提着旧箱子，衣着寒酸、步履匆匆地从蔡林格霍夫餐馆出来直奔苏黎世火车站。在这些回去的男人中，后来只有列宁、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的名字被世人所知。在当时的《小巴黎人》报上已经有这样一条报道：俄国临时政府将把这批经过德国领土的旅客视作叛国分子。他们一起签署了文件，特意用粗壮的直来直去的字体签名，来表示他们同意所有的条件并对自己的这次旅行承担全部责任。之后他们一起在那个餐馆里吃了一顿最简单的午饭，现在，他们都不说话、迈着坚定的步子踏上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程。
他们到达火车站时，丝毫没有引起任何关注。没看到一个新闻记者，也没有一个摄影记者。在瑞士，谁会认识这位名叫乌里扬诺夫先生的人呢！他藏在一顶压皱了的帽子下，穿着很旧的上衣，脚下依然是那双笨重而可笑的矿工鞋（这双鞋他一直穿到瑞典），混杂在一群提着破旧箱、蓝包袱的男女老少中间，默默地在列车里找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座位。这群人从表面看和那些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鲁登尼亚（旧时是奥匈帝国的一个地名，是乌克兰人在奥匈帝国侨居的一个居住区）来的无数移民没有两样，那些移民以前常常在苏黎世的海岸坐在自己的木箱上休息几个钟头，接下来他们便前往法国海岸或更远的地方。瑞士的工人政党并不赞同这次旅程，他们没有派代表来。站台上有几个俄国人来送行，但目的是给家乡的人捎去一点东西和他们远方的问候。仍有几个人来，他们想尽力在最后一分钟劝说列宁停止这次“冒险的、违法的旅行”。但是大局已定。3点10分，列车员发出信号，列车长鸣一声，冒着滚滚浓烟，向德国边境线的哥特乌丁根车站驶去。从这个时刻——3点10分起，世界时钟的走法变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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