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读书人的“出处”，还当真是个问题。
治世与乱世
资中筠先生的文章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是用许多范例来说话的。根据这些范例，我们不妨把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出处”，依照“时世”和“际遇”两个坐标分为各种类型。
先按时世分。处于“治世”的，可以贾谊、李白为例，前面已经说过。处于“乱世”的，则又有两种。一种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一种以诸葛亮、谢安为典型。嵇康和阮籍，可以算是“不合作主义者”。嵇康是宁肯打铁（其实这在当时是一件雅事，就像现在穿乞丐装吃农家饭一样“酷”）也不仕晋的，还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则是整天泡在酒里，常常一醉就是一两个月，弄得司马昭想和他做亲家也没做成。但嵇康为此付出了极高代价（资先生谓之“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则可谓“醉生梦死”，而且晚年时脾气变得很好，竟然能够“口不臧否人物”，其实同样付出沉重代价。所以这两个，不能算是成功。
成功的就是诸葛亮和谢安了。他们应该算是“身居乱世，待机而出，功成名就，出处自如”的典型，因此最为后世仰慕。诸葛亮在隆中待价而沽（也可以说是“待价隆中”，颇有些名门淑女“待字闺中”的味道），硬是弄得刘先主“凡三往，乃见”。谢安的谱更大，曾辞官隐居东山二十年，直到天下沸沸扬扬，都说“安石不出，如苍生何”时才出山。于是各自留下一段佳话。诸葛亮留下的是“三顾茅庐”，谢安留下的则是“东山再起”。
出山以后，两个人的表现也都不俗。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就不用说了，“地球人都知道”。谢安的故事，至少大家也知道一个“淝水之战”。实际上，诸葛亮名气虽大，成功的程度却不如谢安。我们现在心目中的诸葛亮，其实是《三国演义》塑造的，与历史的真实颇有些距离。谢安的形象没有经过演绎，因此反倒真实些。说起来这两个人其实并非同一类型，谢安显然比诸葛亮更圆滑也更沉着。有两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据《魏氏春秋》，五丈原大战时，司马懿曾问蜀使“你家丞相工作忙吗”。蜀使答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也就是罚二十军棍的事都要亲自主持）”，所以司马懿说“亮将死矣”。谢安的风格却完全两样。“淝水之战”那么重要的战役，他并不亲临指挥，让子侄们去打。捷报传来时，他老先生不动声色，照样下棋。直到棋友沉不住气，问他有什么情况时，才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小孩子们已破贼军”之类的话。倘若是诸葛亮，决不会如此。
实际上谢安的为人处世是极其老练老辣的，已达到几乎无人可以效法的程度。他隐居东山时想到的是“出”（出将入相），大显身手时想到的是“处”（功成身退），因此“一旦进入官场，他的老庄之学就化为极其高明圆滑以静制动的政治手腕”，而且终其一生在“出”、“处”两方面都“极尽辉煌”。不过谢安最大的特点，我认为还是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时机，处（隐居）得是时候，出（出仕）得是时候，甚至死也死得是时候，——正当他功高震主，差一点就会兔死狗烹时，便“恰到好处”地“仙逝”了，这岂是我们学得来的？
诸葛亮的情况就差多了。不错，刘备对他，是给足了面子，也给足了地位，但并没有给足信任，也没有给足权力。刘备在世时，决策权其实是掌握在刘某人自己手里的。直到白帝城托孤时，还要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样的鬼话。这话看起来光明正大，其实是猜忌防范到不动声色，终于逼得诸葛亮发誓赌咒：“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后人总是奇怪诸葛亮晚年怎么像个工作狂，而且不管不顾地硬要伐魏，就因为刘备在世时他其实无所作为，现在得把“被先帝耽误的时间”再补回来呀！
那么，为什么诸葛亮的名气要比谢安大得多呢？原因很简单，也就两个字——炒作。也就是说，诸葛亮的名气是被炒出来的。此公一生虽然并不那么辉煌，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大约是真的，或有影儿；第二，该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更是真的（有没有效益则另当别论）。这就够了。统治者需要一个忠心耿耿的楷模，读书人需要一个待价而沽的榜样，双方都需要一段君臣际遇的佳话，偶像便这样被创造出来。
可见，诸葛亮是不好算作出处成功之范例的。谢安可以算，可惜我们又学不来。
想得开与想不开
再说“际遇”。
际遇也是很重要的，它甚至比时世还重要。因为你即便“生逢盛世”，如果“不得其君”，便也是枉然。比如孟浩然，原本是很想做官的，否则不会有“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干谒诗”（干谒就是求请、走后门）。可是没想到，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得罪了皇帝。万岁爷说，明明是你不来求朕，朕又何曾弃过你？没法子，孟浩然便只好回家一辈子当农民。柳永也一样，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翻宋仁宗，批出最高指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也只好一辈子去浅斟低唱。际遇实在比时世重要。
际遇好的，仍可以诸葛亮、谢安为例。因为际遇好，所以虽身处乱世，仍能有作为。不好的，则也有两种。一种是想不开的，如屈原、贾谊；一种是想得开的，如苏东坡、辛弃疾。贾谊的想不开前面已经说过，屈原是不是自杀则很难说，依我看是被人谋杀（装在麻袋里捆得像粽子一样扔进汨罗江，国人吃粽子即祭奠他的冤死，有如基督徒之吃面饼和红酒）。所以屈原和贾谊就不说了，这里只说苏东坡和辛弃疾。
苏东坡和辛弃疾的想得开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他们没有整天哭哭啼啼、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倒是写了不少豁达豪放的词章。不过两人的“想得开”并不相同。苏东坡是身处治世却又“满肚皮不合时宜”，政见总与当权派相左（王安石搞新法时他反新法，司马光搞复辟时他又反复辟），每每“不相与谋”，因而一贬再贬。遇到这种情况，传统读书人的选择往往是两个极端：要么见风使舵随波逐流，要么坚持到底以死相争，不愿意走极端的则忍气吞声牢骚满腹。苏东坡却完全不同于这三者，因为他是一个真正融会贯通了儒道释三家，对宇宙人生有着透彻了悟的人。有一件小事颇能说明问题。宋神宗元丰五年三月七日，因“乌台诗案”而谪居黄州的苏东坡在外出途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唯独坡公满不在乎。苏东坡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实际上，所谓“一蓑风雨任平生”，表达的恰是苏东坡的人生观。因此，尽管朝廷上风云变幻天威难测，他自己也颠沛流离身不由己，但在他的心中，却是风平浪静，甚至“也无风雨也无晴”的。
从“出入两难”到“进退自如”（2）
辛弃疾则不同。他是身处危世，忧国忧民，而且满腹韬略，满腔热情，却又无能为力徒唤奈何。所谓“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云云，与其说是“想得开”，不如说是“气不过”。毕竟，他念念不忘的，是“壮岁旌旗拥万夫”；耿耿于怀的，是“竟须卖剑酬黄犊”；痛心疾首的，是“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心驰神往的，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所以，辛弃疾在出处问题上其实是进退两难的。他不像苏东坡，看透了宇宙人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既然成败荣辱都不过过眼烟云，那又有什么好争的（争底事）？辛弃疾却没有这种“境界”。他的想法，仍不出“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窠臼。因此，他虽以隐居山林自相期许（云山自许，平生意气），也明白“意倦须还，身闲贵早”的道理，不愿落得在官场奔命被人耻笑（衣冠人笑，抵死尘埃）的结局，但总认为归隐应该是“整顿乾坤事了”以后的事情，所以六十高龄时还写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诗句。苏辛二人的态度谁更可取，当然可以讨论。但辛弃疾并不那么“想得开”，或者“想得开”当中有“想不开”，恐怕也是事实。
真正想得开的是陶渊明（最想不开的是李白，资先生的文章中已有尽述）。如果说，苏东坡的“想得开”是因为看透了人生，那么，陶渊明的“想得开”则是因为看透了官场。陶渊明是做过几天小官的，但很快就受不了，迫不及待地“自免去职”，而且再也不踏入官场一步。我们读他的《归去来兮辞》，听他说“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些话，就知道陶渊明之于官场，可谓“彻底决裂”。历史上的读书人，有几个会说仕途是迷途呢？也就陶渊明吧？
所以后世文人（包括苏东坡、辛弃疾辈）但凡失意，几乎言必称陶令。然而当真学陶和官场决裂的却几乎没有（也包括苏东坡、辛弃疾辈），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陶渊明其实学不得。
身家与天下
实际上，我们前面说到的（也是资先生文章中说到的）那些典型，有两个人是不可学的。一个是谢安（谢安石），一个是陶潜（陶渊明）。谢安不可学，是学不来；陶潜不可学，是学不得。为什么学不得呢？因为当真一学，就把读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丢掉了。
为此，我们还得把“读书人”的来龙去脉再说一遍。
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是由“士”演变而来的，而“士”的前身则是“巫”。巫，是原始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是那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人，也是很管事的人，是社会的栋梁，要参与部落大事之决策的。因此，如果说原始社会也有“官”的话，巫就是最早的官之一（范文澜先生就说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史官文化，一个是巫官文化）。可见读书人之与官，从祖上起就有“血缘关系”。
进入国家时代（也就是阶级社会）以后，巫就变成了士。士在这个时代，是属于贵族阶级的。西周封建（封土建国之封建）时期，贵族有四等。第一等是天子，他有“天下”。第二等是诸侯，他们有“国”。第三等是卿和大夫，他们有“家”。第四等就是士，他们没有“家国”只有“身”，但毕竟不像庶人那样“身不由己”，所以仍是贵族。
士包括文士和武士。大约文士由原始社会的巫祝演变而来，武士由原始社会的战士演变而来，但不论文士、武士，都是贵族。因为是贵族，所以，他们成年时和天子、诸侯、大夫一样，也要举行成人礼，戴上象征治权的“缁冠”、象征兵权的“皮弁”和象征祀权的“爵弁”（爵读如雀，爵弁也叫雀弁）。“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可见士是有资格也有义务参与国家大事的，只不过这种参与之于天子、诸侯、大夫，主要意味着权利，对于士而言则主要意味着义务。但有此义务也很荣耀，所以“冠”之于“士”，便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应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君子死，冠不免）。孔子的忠实信徒子路在公元前480年的卫国内乱中，宁肯被人砍成肉泥，也要双手系着冠缨，就因为珍惜参与国家大事的资格和义务。子路是典型的“士”。他的理念，也是后来许多读书人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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