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出于这种忌恨和敌视，“重农抑商”的呼声在帝国的历史上不绝于耳，而且从来就是主流意识。早在秦王朝建立之初，秦始皇便“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名为充实国都（内实京师），实则进行监控（外销奸滑），后来又将商人发配去修长城、戍五岭。汉则甫一建立，便实行抑商政策，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规定“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至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更确定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此后历朝历代在具体政策方面虽略有变更和松动，但对民间资本和财力社会的忌恨和敌视却不曾稍减。
这种忌恨和敌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想当年，秦的崛起、强大和一统天下，便曾得益于那些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如乌氏倮、寡妇清、吕不韦）；而商人势力之大，也足以“建国立君”，左右朝局。这就不能不防了。因为可以把你扶上马的，也能够把你拉下马。对那些出生入死血战疆场的开国元勋，尚且要“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何况商人？对担负着保卫帝国和王室重任的武装力量，尚且要严加控制，何况商业？事实证明，对民营工商业的遏制和打压，确实维护了帝国的生存，却使我们民族在进入近现代社会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使帝国陷入王朝更替的轮回之中。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汉武帝和他的先辈们在打击民间资本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解除民间武装。山东豪侠瞯氏和周庸就是被景帝剿灭的，中原豪侠郭解则为武帝所灭。这同样并不奇怪。帝国是典型的权力社会，而权力社会是从武力社会过渡而来的。因此武力在权力社会中也必定受到制约，而且其制约较财力为尤甚。因为建立和巩固政权，无非靠三样东西——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这三样东西，都必须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里。何况“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私人武装和民间思想向来就同为专制与集权之大忌。如果只是街头斗殴小打小闹，问题还不大。如果居然成了一支武装力量，则必被剿灭，比如宋江和方腊。就连那些独往独来的侠客，也是官方的眼中钉。不是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消灭，就是要千方百计将他们收编，就像《七侠五义》里面写的那样。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当天下大乱、流寇横行，或者外敌入侵防线崩溃时，允许各村各户村自为战、人自为战。不过，那往往也是旧的社会结构解体，新的权力集团诞生的时候。这时，社会将暂时退回野蛮社会或准野蛮社会的无序状态，各种各样政治的、经济的势力和集团，都会凭借武力来争夺最高权力。逐鹿中原的结果，是最高绝对权力落入某一集团手中。这时，这个集团就会重新出来制约民间资本和武装，重新将财力和武力纳入权力社会的体系之中。武帝时代正是帝国蒸蒸日上之时，岂容民间武力成了气候？自然要将其与割据的诸侯一并消灭。只不过，诸侯都是皇亲国戚，最好“推恩”（即下令各王国和侯国将土地再分给自己的子孙，最后每个人只有一小块地盘，力量也就削弱，故名为施德，实为分国）；游侠不过泼妇刁民，则不妨大开杀戒。
汉武帝打击了民间资本，解除了民间武装，现在他要来对付民间思想了。
焚坑事业要商量
作为一个享国极久、好大喜功又确有建树的君主，汉武帝刘彻在历史上常常被看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即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正是他，对内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基础，对外“鹰击为治”，平南越，征朝鲜，伐匈奴，通西域，使大汉声威远播海外，王朝国势达于顶峰，也使他自己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个历史坐标。
平心而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基本上都不过是利用前人奠定的基础，完成前人未竟之事业。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汉武帝的大显身手，大有作为，全凭从惠帝、高后到文帝、景帝数十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和国家财富。甚至就连软硬兼施的治国方略，也是其先祖留下来的，只不过被他用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而已。
那么，汉武帝就没有“创造”吗？有。比如“独尊儒术”就是。
据《汉书·董仲舒传》，这事原本起因于董仲舒的一次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绝不是董仲舒一时兴起的随口建议，也绝非汉武帝一时冲动的胡乱拍板，而是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与民间思想之间最成功，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交易。我们知道，这次交易的有效期竟长达两千多年。因此，它只能是双方长期探索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董仲舒是乙方的代表，他代表着一种学说和一个阶层。这种学说就是儒学，这个阶层就是“士”。士，原本是邦国时代最低一级的贵族，其上依次是大夫、诸侯和天子。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他们都是“领主”。士却没有领地，顶多有一块没有主权和治权的田地（士食田）。没有领地，所以没什么家产。因为是贵族，所以不事生产。没有家产又不事生产，就只有“寄生”。所以士的依附性极强。他们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事实上，士的安身立命之本，无非“修齐治平”。修，就是修身；齐，就是齐家；治，就是治国；平，就是平天下。第一件事是士自己的，后面三件事则分别是大夫、诸侯和天子的，但需要士来帮忙。也就是说，士，首先要管好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学成文艺武艺，这就是修身；然后帮助大夫打理采邑，这就是齐家；辅助诸侯治理邦国，这就是治国；协助天子安定四海，这就是平天下。总之，士一定要有所作为，也一定要有所依附。于是，文士便依附于诸侯大夫，替他们出谋划策（也兼做文秘）；武士便依附于霸主枭雄，替他们出生入死（也兼做刺客）。而且，由于士没有不动产，所以流动性很大；又由于他们有一技之长，所以颇受欢迎。因此，士们便朝秦暮楚，出将入相，游走于各国之间，号称“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王充《论衡·效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一股十分活跃的力量。
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士虽然没有领地，也没有主权和治权，却有自由人的身份和一身的本领。而且，正因为他们没有领地，也就没有拘束，反倒比天子、诸侯、大夫自由，当然可以今天依附这个，明天帮助那个。但是，邦国制度解体，天下归于一统以后，这个活跃的力量就成了帝国的不安定因素。这时，做文秘的文士已成为儒，做刺客的武士已成为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为集权制度所不容，于是有汉武帝的剿灭武侠，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惜，侠也好儒也罢，都剿不胜剿。他们就像那“离离原上草”，当真“一岁一枯荣”。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跳出来破坏捣乱，包括侠的无法无天和儒的胡说八道。
何况武侠可以剿灭，儒生却不能杀光。因为武侠的任务可以由军队来承担，儒生的工作却无法由吏员来完成，除非那吏员原本是儒生（文官）。我们知道，帝国作为权力社会，它在本质上是“文治”的（即依靠权力这种非典型暴力来维持统治）。既然本质上是“文治”，文官和儒生就是治国的主要依靠对象了。所以儒生不但不能“剿”，还得“用”。问题在于，从邦国时代过来的儒生还保留着自由散漫和仗义执言的个性。因此，如何让这些搞惯了“自由化”的儒生为其所用，是帝国必须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儒生也在寻找出路，而最好的出路莫过于为帝国效劳。这一点他们倒大多想得通。第一，儒生作为“毛”，总归要依附在一张“皮”上。附在诸侯身上是依附，附在皇帝身上也是依附，没什么两样，而且附在皇帝身上更体面，再说除了皇帝也没别人可依附。第二，儒生饱读诗书，原本就是要为政治服务，即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不为帝国效劳，岂不是浪费？第三，儒生的抱负，如前所说，从来就是“修齐治平”。现在，身已修好，家无可齐，如不“平治天下”，如何施展抱负？而如不投靠帝国，又如何经世济民？再说，如果这样一些知书达理、通晓先王之道的人不去治理国家，却让昏官武夫胡作非为，则奈天下苍生何？于心不忍啊！
有了诸如此类的“正当理由”，儒生便认为应该尽可能主动地投怀送抱。因此，汉高祖天下初定，叔孙通就赶去效力；汉武帝金殿问策，董仲舒就对答如流。一方正要招安收编，另一方也正要卖身投靠，双方各有所需，自然一拍即合。
不能说在此之前就没有人起过这种念头，帝国也应该早就看出了士们既独立又依附的双重性，这是他们能够达成交易的根本原因。然而董仲舒与汉武帝一拍即合，却因于一个更重要的共识，那就是：统一的帝国应该有统一的思想。据《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对汉武帝说：孔子作《春秋》，讲的就是天下一统。这是宇宙间的永恒规律（天地之常经），人世间的根本道理（古今之通谊）。可是现在，学说不统一（师异道），议论不统一（人异论），各人有各人的主义（百家殊方），各派有各派的路线（指意不同），皇帝不能一统天下（上亡以持一统），国家无法制定政策（法制数变），人民无所适从（下不知所守），怎么能做到孔子提出的“大一统”？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没有统一的思想，哪有统一的帝国？
这是秦始皇也曾考虑过的问题，只不过他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法家思想是一种政治谋略学，用来武装帝王可以，用来教育人民就太不合适。法家思想培养的吏员，也只能处理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教化民众则力不从心。像商鞅那样使用暴力就更是大错特错，思想问题岂是暴力可以解决的？汉初提倡的黄老之学也不行。那种思想倒是温柔，却只能造就清静无为和一盘散沙，不能造就大一统，更不能帮助好大喜功的君王成就霸业和帝业。但是现在好了，董仲舒帮帝国解决了这个难题。董仲舒告诉汉武帝：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这就是儒家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一种蕴含着社会理想的政治伦理哲学。按照儒家的学说，理想的社会应该既有秩序又很和谐，既有等级又有诗意。这其实也是帝国的理想——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祥和。当然，儒生可能更看重“仁爱礼让”的诗意，帝国则更看重“君君臣臣”的秩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把儒学当作旗帜和招牌。何况先秦原始儒学经董仲舒的改造后，已经掺入了阴阳五行之类的玩意，构成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人道即天道。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皇帝理所当然地占有宇宙秩序中的最高地位，这当然很对帝国的胃口。
儒学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简单易行。比如“出必告，反（返）必面”（出门的时候要告诉父母一声，回来后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是什么难做的事情。这就有利于统治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庶民，有利于帝国思想的深入人心。既能尊君，又可愚民，还便于操作，岂有不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之理？于是从汉到清，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就几乎成了儒家的一统天下；而那个原本脱颖于百家争鸣的儒学，则由一家之言的民间思想，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官方哲学。统治者可以用来治国，也可以用来杀人，当然，更多的是用来谋杀各种思想。
中央集权（3）
董仲舒不愧为“帝制思想家”，他确实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找到了一个良策。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尽管王朝的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思想对人们尤其是对知识阶层的影响。即便在王朝的末年，士人（读书人）也很少参加造反，顶多也就是几个“落第举子”混迹其间。另一个可以用来作为佐证的事实是，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非儒家甚至反儒家的民间宗教信仰，从汉代的赤眉、黄巾、五斗米教，到后来的白莲教、太平天国，都如此。
这也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儒生向帝国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忠诚，帝国向儒生开放自己的官位和俸禄；儒生从帝国那里谋取了生存的空间，帝国把儒生从潜在的反对派变成了国家的支柱；儒生利用自己的知识给皇帝的至尊地位披上合法的外衣，帝国利用自己的权力让儒学在诸多学说中独尊；儒生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帝国则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统治工具。一个独尊，一个至尊，一个垄断，一个把玩，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