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帝国又为什么要实行低薪制呢？
低薪自然有低薪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所谓“道德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它不但是“立国之本”，而且是“治国之方”。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既靠道德原则来建立，国家政令也靠道德原则来执行。这样，作为国家政令的颁布者和执行者，各级官员在理论上就应该是道德的楷模。他们应该带头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当然也就不能拿过高的薪水，以免玩物丧志，浪费奢靡。相反，如果他们能够克勤克俭，缩衣缩食，以为君父分忧，以为小民垂范，则可保国富民强，天下太平。
但这恐怕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情况则很可能是：帝国的财政根本就无法负担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我们知道，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批得力的官员都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皇家的气派和官府的排场也同样是政治的需要，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体现帝国权力的神圣，非如此不足以让小民敬畏、番邦惶恐。这就必须有足够的财力，而“王道乐土”和“尧舜之君”的理想或假象，又不允许帝国直接向子民征收过高的赋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只能进行选择：皇家的气派是必须保证的，否则体面不存；军队的粮饷也是必须保证的，否则政权不保；可以马虎一点的，也就是官员的俸禄了。事实上在某些时期，就连这些极低或偏低的俸禄，官员们也常常领不到，或被朝廷变相克扣。东汉末年，官员上任甚至要反过来向朝廷交钱。曾任钜鹿太守的司马直，就是因为交不起新任命的“上任钱”，又不肯盘剥百姓，不得已自杀于进京途中的。
看来帝国的算盘打得很精。对待军队，是给钱不给权，也不给地位。对待文官，则给权不给钱（或少给），但不吝地位。帝国的老板很清楚，军队的权势不可过重。权势过重则尾大不掉，因此应以金钱赎买其武力。军队有钱无权，就只会看家，不会造反。何况不给钱也不行。不给钱，就没人替他卖命。一个王朝，如果连军队的粮饷也要克扣，那就离末日不远了。文官则不必花钱赎买。因为文官原本一无所有，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都是帝国赋予的，而这些权力和地位本身就是资源和财富。因此对待文官，不但不必赐以厚禄，反倒可以将其官爵公开招标，明码实价地在市场上出售。
卖官鬻爵的事在帝国之初就已发生，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则是其始作俑者。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开始鬻爵，千石粟米拜爵一级。卖官则自汉武帝始，六百石可买郎官。以后历朝历代都有此类情况，有的卖实缺，有的买名义。当然，卖官鬻爵只是特例，不是通则，大多数人还是通过“正途”（比如科举）进入官场的。但官爵可以出售，则说明权力可以赎买。文官并无其他生财之道，不寻租又能如何？帝国既然不愿也不能拿出钱来高薪养廉，也就只能纵容（至少是默许）官员出售权力。也许，在帝国看来，有着牧羊之功的官员们让羊群奉献一点羊毛，原本就理所当然吧！
然而这就等于是将帝国的财政危机转嫁于民众了。表明上看，这似乎很高明——既节省了经费，又维持了民众低税官员低薪的“王道”假象，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愚蠢和危险的自杀政策，因为它动摇了国本。何为国本？民为国本。民众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官员的盘剥却没有止境。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只要允许税外加税、费外收费，羊群身上的毛就总有一天会被拔光，“官逼官贪”的结果必然是“官逼民反”。当民众被盘剥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铤而走险和揭竿起义的事就会发生，那时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龙争虎斗
官员代理（4）
其实，腐败的根子就是帝国制度，正如集权社会的敌人就是集权。前已说过，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维持中央集权的统治，就必须实行官员代理的制度，而且必须分级管理，这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官僚集团或官僚阶层。如果这个集团或阶层人数不多，规模不大，而且高效、廉洁、自律，倒也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管理方式。可惜这并不可能。王朝的开国之初倒是做得到的，但在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后，官僚集团就会不可避免地迅速地走向自我膨胀和集体腐败，将整个帝国腐蚀一空，然后和王朝一并垮台。
这当然并非官员的愿望，更非帝国的初衷，因此不能在主观上找原因，只能从制度中找结论。结论就在于帝国设计的这个官员代理制度，其实本身是有内在矛盾的；而矛盾的焦点，则在于官员作为皇权的代理人，是应该竭力维护帝国的利益，还是利用代理人的身份为自己牟取利益。
理论上的答案不言而喻，实际上的情况却南辕北辙。究其所以，其因有三。
第一，所谓帝国，其实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它的所谓“根本利益”，也是抽象的。官员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们的利益，也是实际的、具体的。当抽象的理论遇到实际的问题时，常常是理论为实际所化解。官员们要吃饭穿衣，要养家糊口，要升官发财，这是他们不能不做的事，也是他们的切身利益。如果这些问题和所谓“帝国的根本利益”发生矛盾，也就只好将后者暂时束之高阁，或者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第二，帝国在设计其制度时，并没能很好地处理它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照理说，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是利益的双方。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双赢的合作。然而作为授权方，帝国显然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没有明确过。它既未能让代理人占有一定的股份，又未能规定代理人依据业绩来提成的比例。帝国奖励官员的唯一办法是提升他们的官职、品级、爵位。然而官员的升迁却实际上往往不是根据政绩，而是由别的因素来决定的，晋升职务未必真正能够起到激励官员为帝国效劳的作用。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代理人并不能从其代理中得到相应的利益，除非他以权谋私。
第三个原因，则是自从帝国制度建立以后，官员就逐渐职业化了。大体上说，历代官制，春秋用贵族（世袭），战国用士人（客卿），秦汉靠推荐（举察），魏晋看出身（门阀），隋唐以后则通过科举进行选拔，平民和庶族大量进入官僚阶层。这在帝国，也许是出于“天下为公”的考虑，即越是与皇家、与权势集团没有关系，就越是可能秉公执法，也越不可能篡位谋逆。这当然并不错，但同时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由于帝国的产业不是官员们的，帝国的兴亡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们也不会为所谓“帝国的根本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不是因为儒家道德信条的约束，他们就连改朝换代也不会十分在意。事实上也有真不在乎的，比如五代时的冯道，便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皇帝是沙陀人、西夷人，还是汉人，他都坦然而怡然地做他的宰相，长袖善舞，左右逢源。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心态，即只管代理皇权，而不问那皇权来自何处。
尽管冯道的做法颇为清流正派所不齿，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没有代理人心态。所谓“代理人心态”，也就是“非主人翁心态”，或“打工仔心态”。这些“代理人”或“打工仔”心里很清楚：羊群不是他们的，他们也用不着为了牧场长远利益的最大化约束自己。相反，如果不利用这一可乘之机顺手牵羊，一旦失去代理权就将一无所有。因此，尽管他们明明知道对百姓的过度盘剥终将导致王朝的灭亡，也不会稍稍延缓或减少一下这种盘剥。
实行“家臣制”的邦国时代就不大会这样，因为那时的“官”不是职业官僚。卿也好，大夫也好，都有自己的采邑。他们的“家”和诸侯的“国”是连为一体，休戚与共，至少也是唇亡齿寒的。他们的“出仕”也不是为了谋生，而真正是“从政”，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帝国时代当然也有这样的官员，但这是少数。大多数人是以做官为谋生手段的，即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帝国时代后期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投资项目”：钱商看准某人“前程远大”，便在其贫困时主动借贷与他，然后在其就任后加倍索还，以此牟取暴利。可想而知，这样的官员在成为“一方父母”时，不刮地三尺那才是怪事！
所谓“官僚集团”便正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之间，有个人恩怨，有宦海情仇，有门户之见，有朋党之争，但也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代理人阶层”的利益。正因为这种利益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是整个官僚集团的，因此一旦改革或变法触及这一利益，官僚集团就会暂时停止他们之间的党争，群起而攻之。甚至对某个贪官污吏的整治，也会引起他们的兔死狐悲之感，如果这个贪官不是“太不像话”的话。这也正是历朝历代的改革变法和反腐斗争屡遭失败，改革者（如王安石）反倒被目为“小人”、“国贼”的原因之一。
的确，由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帝国的官员已职业化，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职业代理人阶层”。他们是既不同于皇亲国戚，又不同于一般民众的一群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关系称谓、习俗礼仪，甚至仅属于这一阶层的语言符号，即“官场规则”。当然，他们也有着作为一个阶层和集团的共同利益。当帝国的利益和他们的集团利益相一致时，他们是支撑帝国大厦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一旦利益相冲突，则很可能集体地与最高统治者相抗争（明代就曾如此），或集体地消极怠工（清代就曾这样）。帝国对于这个集团是无可奈何的——既不能不依靠他们，又不能不防范他们，最后则不得不与之妥协，达成彼此一致心照不宣的某种默契。因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可以撤换和惩治其中的某一个人，却无法端掉整个官僚集团。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和他们斗智斗勇，反复周旋。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斗争。表面上看，皇帝是强势的一方，官僚集团则处于弱势，因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皇帝握有最高仲裁权。但是皇帝权力虽大，人数却少，也就是他自己和几个亲信，而且这些亲信还往往是太监之类的“阉竖”。官僚却是一个庞大的集团。他们人数众多，势力极大，关系复杂，消息灵通。皇帝要和他们作斗争（比如要整顿吏治肃清腐败），注定了只能是孤军奋战，而且往往没有好名声（如雍正）。
更何况，这个集团实际上垄断了帝国所有的资源，包括权力和信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下层的民众是与政治绝缘的。皇帝既想不到，也不可能利用他们来对抗和制约官僚集团。至于高高在上的皇帝本人，尤其是那些后世“守成之主”，则养在深宫人未识。他们既不了解实际情况，又不熟悉操作过程。除了被官员们哄骗，不会有别的结果。
事实上欺上瞒下是官员们的惯用手法，官官相护和偷梁换柱则是他们的生存策略和看家本领。所谓“欺上瞒下”，通常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报喜不报忧”，一种是“叫苦不叫累”。报喜不报忧，政绩就显赫；叫苦不叫累，经费就充足。反正要官时就报喜，要钱时就哭穷。如何汇报情况，全视其需要而定。甚至打了败仗，也可以报捷；吃了大亏，也可以庆功（参见拙撰《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最高统治者听到的，不是“皇上圣明”，就是“天下太平”，官僚集团一点都不困难地就能把皇帝变成冤大头。
这又是一场注定没有好结果的斗争。一边是握有绝对权力的帝国元首，另一边是积弊已久盘根错节的官僚集团。一方是龙，一方是虎，龙争虎斗，只能是两败俱伤。如果是雍正那样的“雄猜之主”，则双方受害。如果是万历那样的“罢工皇帝”，则都没好处。事实上天子虽然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其实手里只有一张王牌，那就是“罢官”。但这是无损于整个官场的。恰恰相反，官场的规律或者说规则之一，就是要不停地洗牌。必须经常有人下台，其他人才可能上去。同样，必须不断有人上上下下，不断吐故纳新，官场才有活力。因此，如果皇帝用罢官的办法来和整个官僚集团作对，那么，最终的失败者只能是皇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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