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法的前提是个人。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单独的、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时，全民公约才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因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人，都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如无共同约定，大家都自行其是，社会就无从组织，最后必然是每个人的人格和意志都不能得到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和权益都不能得到保护。这是社会必须约法的原因。约法既然出于保护个人生命权益，尊重个人意志人格的目的，它当然也就只能在社会成员都是单独的个人，都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时，才有可能。
然而中国传统社会却不具有这种可能性。因为邦国也好，帝国也好，都不承认仅属个人的私有财产。孟子有云：“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同理，无私产者无私心。没有个人财产，也不会有独立人格。试想，没有经济的独立，哪有人身的独立？没有人身的独立，又哪有人格的独立？也就只有人身依附关系和人身依附意识，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夫为什么能成为妻之纲？就因为妻没有经济的独立。她那点微不足道的“私房钱”，根本就不足以使她成为人格独立的个人，而只能是丈夫的附庸。丈夫在分家之前也没有经济的独立。他必须依附于自己的父亲，因此“父为子纲”。父家长在经济上同样并不真正独立，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这“王土”之上的“王臣”，他又必须依附于皇帝。但这绝不意味着皇帝的人格是独立的，尽管他非常希望如此，甚至不惜自称“孤寡”。然而，如果天下之人均无独立人格，皇帝这个“朕”，这个“余一人”，也不会真正有人格的独立。实际上，由于家庭财产和国有资产同样产权不清，皇帝作为“一国之父”，父亲作为“一家之主”，都没有纯属个人的财产，因此也都没有独立人格。
没有独立人格，也就没有自由意志。所谓“自由意志”，并非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正如“自我意识”并非“以自我为中心”。把自我意识理解为唯我独尊（如皇帝），把自由意志理解为随心所欲（如侠客），甚至胡作非为（如恶霸），恰恰证明我们不知自由意志为何物，也不知道自我意识为何物。
什么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其实是一种心理能力，一种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愿望自由地进行选择，并对这种选择和选择的结果负责的能力。显然，这里包括三个关键词：真实愿望、自由选择、承担责任，三者缺一不可，而承担责任最重要。不能承担责任，或者没有责任意识，就不能叫“自由”，只能叫“放任”。这个人的行为，也不能叫“自由选择”，只能叫任性、随便、瞎胡闹或者恶作剧。
内在矛盾（3）
这就必须知道自己要什么（真实愿望）、不要什么（自由选择）、能干什么（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你必须了解自己。因此，自由意志只能以自我意识为前提。什么是“自我意识”？它不仅是知道自己是谁（通过思维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更是能把自己看作别人（把自我当作对象来看待）。比方说，照镜子。照镜子，就是把自己放到对面，当作别人来看。人能够照镜子而动物不能，就因为人有自我意识而动物没有。自我意识甚至不用照镜子，也能把自我当作对象来看待。正因为如此，人才能够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欣赏。但一个人要有自我意识，首先就要有一个“自我”，即独立人格。产权不清、公私不分的传统中国人既然没有独立人格，那他也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
没有自我意识，就只有依附意识，以及依附意识的对立面——造反意识。造反不一定就是颠覆政权反抗政府。只要是反抗过去的被依附者（比如父母和丈夫），就可以称之为“造反”。事实上每当子女或妻妾不听话，不顺从，甚至反唇相讥时，做父母或丈夫的都会暴跳如雷地说“反了反了”，可见“造反”其实是一件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而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造反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一定要将双方的地位颠倒过来，使统治者变成被统治者，专政者变成被专政者。极端一点的，还要将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客气一点的，至少要让自己从依附者变成被依附者，所以又叫“翻身”，也就是把人身依附关系“翻过来”。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自我意识，只有依附意识。结果，不是“你依附我”，就是“我依附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因此历史上此类大大小小的“造反”行动，弄不好就是“你死我活”；而平时依附顺从的“良民”，则很容易变成杀人放火的“暴民”。
暴乱即无法。暴乱只能使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不可能使社会进入法治状态。在专制的状态下，虽然可能“暗无天日”，但毕竟“天”还在，还有“青天白日”（开明专制）的希望。无政府状态却是“天崩地裂”，根本就“民不聊生”。因此无政府状态是比专制更坏的状态。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专制制度是应该维护的。恰恰相反，由于专制制度在本质上“无法”，其结果就必定是“无天”。只要看看王朝末年和王朝更替之时，中国社会是如何地“天昏地暗”，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因此出路只有一条，即建设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前提，则是社会所有成员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法治和律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律治社会的法律，是出自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而法治社会的法律，则是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可见自由意志对于法治社会而言是何等重要。有人担心，大家都有自由意志，都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岂不天下大乱？这其实是过虑。正如邓晓芒先生所说，腐败和动乱绝不是因为大家都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恰恰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能，只有少数人能（参见邓晓芒《灵之舞》）。大多数人能，谁都要防范，反倒要约法、要规范了。更何况，自由意志并非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恰恰相反，公民越是具有自由意志，他就越是具有法治意识。因为自由意志首先意味着负责，而且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只要法律的制定出自他的自由意志，那么，他就必定对这一法律负责（守法）。如果法律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那么，全体公民就会全体负责（全体守法）。
这听起来近乎痴人说梦：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岂能恰好一致？这其实又是对自由意志的误解。自由意志并非一种决定，而是一种可能，其中就包含选择和妥协的可能。当法律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时，就必定是他们选择和妥协的结果，即每个人都能接受也应该接受的“底线”。法治社会需要的，首先就是这样一根“底线”。它必须首先弄清，哪些是所有人都不能容忍因此必须禁止的，哪些是所有人都不能没有因此必须保护的，然后据此建立起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有宪法，也才有宪政，有法治。自由意志，真是何其重要乃尔！
谁为帝国签单
没有自由意志，因此帝国无法。同样，没有自由意志，因此帝国无天。也就是说，没有人对帝国的兴衰存亡负责。
这好像不合情理。偌大一个帝国，岂能无人负责？这好像也不是事实。至少，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总归是有自由意志的。皇帝君临天下，乾纲独断，令行禁止，生杀予夺，岂能没有自由意志？但这只是想当然而已。并非所有的皇帝都能一人独裁。有不可能的（如弱冠登基），有不愿意的（如倦于朝政），还有做不到的（如大权旁落）。即便所谓“雄猜之主”，也会有“身不由己”之时，因为他也要受到诸如“祖宗家法”之类规定，以及种种现实利害关系的制约。皇帝并非就能为所欲为。
当然，不顾礼法和利益一意孤行的也有。但这只能叫“任性”，不是“自由”。把任性看作自由，恰恰证明不知何为自由。前面说过，自由不是自由散漫，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不负责任。相反，自由从来就是和负责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但前提是他意志的自由。因为他自由，所以能选择；因为他选择，所以他负责。因此，不负责任的选择和行为不是自由，没有自由的人也既不必负责，又不能负责，而只有“诿过”和“受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帝国时代的中国人是既没有自由也不负责任的。
先说皇帝。皇帝负责吗？不负责。因为皇帝从不认错。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皇帝真正认过错。他也不能认错，至少不能随便认，因为他已经被法定为“天下第一圣人”。他的身份是“圣上”，他的身体是“圣躬”，他的意志是“圣旨”，他的讲话是“圣训”。无论他做出什么决定，丹陛之下都是一片“皇上圣明”。他怎么会有错？又怎么能认错？如果有错，那肯定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比如奸臣蒙蔽，或者天时不利。所以，如果要认错，也一定会把责任推卸干净，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之类。在这里，有错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酒。如果不是“酒醉”，他原本是不会犯错误的。因此他也只有“后悔”（悔不该），没有“反省”，更谈不上“忏悔”。
上行下效。至尊天子既然不认错，帝国的臣民当然也不认；至尊天子既然不负责，帝国的臣民当然也不负。没错，中国历史上是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说法，也有这样的人。但这只是承担后果，不是承担责任。责任，那是没有的，也是不负的。因此，我们也就只有“赔罪”，没有“道歉”；只有“受过”，没有“负责”。
同样，至尊天子既然没有“反省”，帝国的臣民自然也只有“后悔”。而且，当他们后悔时，也都无一例外会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或者某些“客观原因”那里。比如阿Q之所以挨打，是因为后来看见了小尼姑。正如崇祯之所以亡国，皆因“群臣误我”，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一个人，如果连对自己负责都做不到，又怎么能对国家负责？
也就只能假负责之名行推卸之实，比如下“罪己诏”。据黄仁宇先生统计，西汉一代灾变不断。从公元前178年，到公元前2年，皇帝为此颁布诏书五十七次。其中可称为“罪己诏”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有十二次。但这绝不是负责，而是典型的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因为在这里，皇帝承担的，是不该他承担的责任。如果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灾祸异变，是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当然该他负责。问题是并非如此。那么，他又下什么“罪己诏”？显然，这种极端负责的背后是极不负责。它甚至不是反省和检讨，而是做秀和炫耀：一是炫耀自己的仁慈本心（因爱民而不惜自责），二是炫耀自己的无私品格（连不该承担的事情都勇于承担），三是炫耀自己的特殊地位（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为天灾而罪己）。因此，历代皇帝都不在乎下“罪己诏”，也不怕措辞严厉。因为自责得越厉害，炫耀的水平就越高。这就正如他的称孤道寡，越是谦虚，就越是自夸。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灾变都能负责，那他不是神又是什么？
尽管皇帝的这种自责其实极不负责，但至尊天子能够如此痛心疾首，说“四方有罪，罪在朕躬”，已让广大臣民感激涕零。不要说不敢，就是敢，他们此刻也不忍心再追究皇帝的责任了。于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在承担不该承担之责任的同时，规避了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对“天灾”之中“人祸”的责任。事实上，在任何一次自然灾害降临之时，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往往不止于天灾，同时还有人祸，比如预警不力、防范不严、救助不快、指挥不当等。究其原因，则又往往因于机构瘫痪、官员昏庸、相互推诿、上下隐瞒，甚至贪污腐败（比如将防洪堤修成了“豆腐渣工程”），因此是典型的人祸。这才真是应该检讨和追究的。然而皇帝自己不说，臣民也不问。在冠冕堂皇的“罪己”名义下，所有的（包括皇帝，也包括那些贪官污吏和昏官冗员的）责任，都被推卸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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