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共产主义绝不意味着“共别人的产”。恰恰相反，“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正如作为共和前提的“天下为公”，只意味着公共领域的公众共享，绝不意味着将私人财产和私人权利“充公”；共产主义也与理解为“一切财产归公”的“天下为公”相去甚远，更不是“打家劫舍”之后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反倒与共和主义不乏相通之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经典文献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三个条件：一，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二，人们不再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三，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页）。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共产共妻”的意思。相反，人们不再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进行工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从而构成一个多样共存的社会，岂非和谐，岂非共和？
显然，传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总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每一次变革的成败。因此，无视传统的理论是掩耳盗铃，无视传统的制度是无根之木，而无视传统的改革则难免屡遭挫折。钱穆先生有云：“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的看法，总体上是值得商榷的，但此说却不无道理。看来，事情最好是这样：我们原本就有民主、共和、宪政的传统，只要把它们开掘出来就行了。
但问题是，我们有吗？
这就决定了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和、民主、宪政，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不断探索、摸索、实践、纠错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吧！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河有多宽，也不知道石头有多少。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附录 好制度，坏制度——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1）
一帝国制度
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几乎从头到尾都贯穿了这样一个观点：“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但在其创立之初，则一定是利大于弊的，也一定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因为在钱穆先生看来，只有处以公心而创立的才可以叫制度，出于私心的则只能叫法术（方法和权术）。“法术只是些事情和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因此，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只要可以当之无愧称为制度，开始时便一定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久而久之，则又一定会变坏，所以需要变法和改制。
这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对此，钱穆先生的解释是：“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这当然也是一种解释，但却不能就此止步。如果这样一讲便释然，那就连历代政治的得失也用不着讨论——反正任何制度，为使后人“继续努力，永久改进”计，总是要预留将来变坏之余地，或者再好的制度实行了一两百年以后也终究是要变坏的。那又管它做甚呢？到时候再说好了。
我想这绝非钱穆先生的本意。何况就算如此，历代政治的得失也还是要检讨。这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年轻人若干年后肯定要变老，最后还会死，却仍然要研究人为什么会生老病死一样。其结论，当然不能是“人总是要死的”。同样，我们研究历代政治制度，结论也不能是“任何好制度总是要变坏的”。我们要弄清楚的是：第一，好制度是怎样变成坏制度的；第二，好制度何以变成了坏制度；第三，我们能不能防止好制度变成坏制度。
回答这三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和方法。站在古人立场，以当时人切身感受为依据的，钱穆先生称之为“历史意见”。站在今人立场，根据自己所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的，钱穆先生称之为“时代意见”。如果站在研究者的立场，发表自己个人看法的，又该叫什么呢？钱穆先生没有说，姑且叫做“个人意见”吧！上述三个问题，第一个关乎史实，需要“历史意见”；第二个关乎认识，恐怕非有“时代意见”不可。至于第三个问题，能不能回答都很可疑，则大约只能发表一点我自己的“个人意见”了。这是需要声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即我们将要讨论的，只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既不包括外国的，也不包括现在的。而且讲传统政治制度，也只限于从秦汉到明清。这是因为本文作为一篇读书笔记，自然应以钱穆先生的范围为范围。何况钱先生划定的范围，也并非没有道理。第一，真正影响当代中国的，是秦以后的制度，不是秦以前的。第二，我们中华民族进入国家时代的时间虽早，但直到秦汉，所谓“中国”才在法理上正式成为“一个国家”。在此之前，则是“许多国家”。而且，自从秦始皇把这“许多国家”或“若干国家”变成“一个国家”以后，中国就基本上是“一个国家”了。其间虽有分裂，有反复，有变动，有多民族政权或同一民族多个政权的共存（如汉末同时存在魏、蜀、吴三个汉族政权，宋代同时存在宋、辽、金、西夏、大理多个政权），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仍以汉、唐、宋、明、清这些统一大王朝为正宗，为正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也可以说就是汉、唐、宋、明、清的制度。
汉、唐、宋、明、清的制度是秦开创的。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应该说是历史的事实，也是科学的结论。因此，我们在讨论好制度是怎样和何以变成坏制度之前，便先要讨论秦制度，即弄清秦进行的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革命，它开创的又是一种什么制度。
这就得先说点我的“个人意见”。
我以为，就国家制度而言，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有三次巨变，即西周封建、秦灭六国和辛亥革命。三次变革的意义，都在于建立了一种新的国家制度。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是“共和制”（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共和制）；秦灭六国以前实行的，则可以称之为“邦国制”。邦国，是类似于联邦或邦联的国家制度。为什么说是“类似于”呢？因为邦国和联邦或邦联形似而神不似，或者说“似而不是”。联邦和邦联的共同特点是有宪法。邦联内各国都有自己的宪法，联邦则不但各邦或各州（State）有自己的“邦宪法”或“州宪法”，还有统一的“联邦宪法”。这是邦国没有的。西周没有，东周没有，春秋战国也没有。
不过，邦国虽无“宪法”，却有“共主”，即“周天子”。天子拥有的是“天下”。这个“天下”的范围虽然还没有现在的中国大，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却已经是“全世界”了。所以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天子不是“国王”，而是“世界王”。国王是诸侯，只不过不能叫做“王”，只能叫做“君”，称王是以后的事。诸侯拥有的是“国”，它又叫“邦”。“国”以下，是“家”，归大夫所有。天下、国、家，就构成了当时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诸侯的“国”。因为“天下”不过“联合国”，“家”则不过“聚居地”（发展为国家也是后来的事），唯独诸侯的“国”具有国家性质，拥有领土与主权、政府与军队，相互之间可以进行外交活动（当时即叫“邦交”），可以缔约、结盟、通商、宣战，还可以兼并。各“国”之间，语言异声，文字异形，衣冠异制，律令异法，“国内”则统一。总之，这个时候是“以邦为国”的，因此叫“邦国”。
邦国与联邦或邦联的不同，还在于联邦或邦联是联合而成的，邦国却是天子“分封”的，叫“封建”。封就是封土，即划定国界；建就是建国，即指定国君。不但天子可以封建，诸侯也可以，即封采邑（家），建家君（大夫）。可见邦国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封”和“建”（这两个都是动词）。这是邦国制度的成因，也是邦国制度的本质，更是“封建”一词的本来意义，本文也只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封建”这个词，与通常所谓“封建社会”的意思不同，这是必须事先说清楚的。
秦始皇灭了六国以后，就不“封建”了（其实在一统天下之前，秦就不再“封建”）。这就把中华大地上的国家状态，由“许多国家”变成了“一个国家”（它同时也等于“天下”）。原来那些各自独立分散的“国”和“家”，则变成了这个统一国家的“郡”和“县”。这就是“郡县制”。郡县制和封建制的区别是：第一，封建时代的国和家是封给诸侯和大夫的，其土地和人民归诸侯和大夫所有，诸侯和大夫对他们的国和家拥有主权。郡县时代的郡和县却是统一王朝的，其土地和人民归统一国家所有，郡的行政长官（郡守）和县的行政长官（县令）对他们的郡和县不拥有主权。第二，诸侯和大夫是世袭的，也是终身的，因为国或家原本就是他们的。郡的行政长官（太守）和县的行政长官（县令）则是任命的，也是流动的（可以调动，也可以罢免），因为郡和县原本不是他们的。第三，诸侯和诸侯，国与国，虽然也有等级（公侯伯子男），却相互独立，并不从属。郡和县与最高当局则是从属关系。县从属于郡，郡从属于朝廷，它们又都从属于皇帝。皇帝的命令朝廷要听，朝廷的命令郡县要听。皇帝是这个统一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最高领袖，同时也是唯一的领袖（邦国时代有多少封国就有多少元首，上面再一个超级元首，王室式微则群龙无首）。皇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所有的郡县都是他的辖地，所有的人民都是他的子民，不像以前那样分属诸侯和大夫。总之，这个时候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一个主权，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国家的象征不再是诸侯而是皇帝，国家的实体也不再是诸侯的封国，而是由皇帝统一起来的天下。这样一种制度，当然不好再叫“邦国制”，只能叫做“帝国制”。
所以秦灭六国，实在是一场革命。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旧制度，建立了一种新制度。这也是辛亥革命以前一直实行着的制度。自秦汉至明清，中国的情况虽多有变化，具体的制度也多有变更，但要有一个皇帝（管不管事则另当别论）和不再分封诸侯（要封也只封爵不封土）这两点，却一以贯之，始终不变。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从西周封建到春秋战国这一千多年是邦国时代（封建时代），从秦汉到明清这两千多年是帝国时代（郡县时代）。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便正是郡县时代的制度——帝国制度；而我们要弄清楚的，则是它怎样从“好制度”变成了“坏制度”。
二中央机关
当新制度把封国变成了郡县，把原本分散独立的“许多国家”（邦国）变成了集中统一的“一个国家”（帝国）时，它无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这个机关，钱穆先生称之为“中央政府”；郡县机关，则称之为“地方政府”。这当然便于我们理解，但略嫌“现代化”。要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权机构，和现在所谓“政府”，并不是一个概念。在严格的意义上，前者是不能够叫做“政府”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具备现代政府管理和服务的职责和功能。它只有一个职能，就是统治，因此也许应该叫做“衙门”，或者中央的叫“朝廷”，地方的叫“衙门”。但这样也有问题。中央机关不仅有“朝廷”，还有“宫廷”，而所谓“宫廷事务”则既包括国家公务，也包括皇家私事，是“公私不分”的。正因为宫廷公私不分，所以宫廷加朝廷组成的机构，就不好叫做“中央政府”。“衙门”的说法也有问题。地方上的机关固然是衙门（比如县衙），中央各部院府台又何尝不是衙门？看来也只好马马虎虎地分别称之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但要说清楚，此政府非彼政府，它们和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能不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就尽量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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