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提法：“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公民”。的确，在制宪会议上，反对奴隶制之最坚决者，就是宾夕法尼亚的古弗尼尔·莫里斯和新泽西的佩特森，再加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显然，在蓄奴问题上，没有大邦小邦之别，只有北方南方之争。北方八个邦，两个大邦（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两个中等邦（纽约、康涅狄格），四个小邦（新罕布什尔、罗德岛、新泽西、特拉华）。南方五个邦，两个大邦（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两个中等邦（马里兰、南卡罗来纳），一个小邦（佐治亚）。北方各邦基本上是不蓄奴或不再进行奴隶贸易的，南方各邦则基本上蓄奴甚至希望奴隶贸易合法化。
这样一算，账就清楚了。要反对奴隶制，就必须争取小邦的支持。因为五个小邦四个在北方，只有一个在南方，还自以为可以成为大邦。如果两院都实行比例制，而且黑人计入人口，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都大占便宜，它们当然不支持新泽西和特拉华。比如6月11日表决通过“第二院的席位分配规则与第一院相同”时，南方三个蓄奴邦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便都和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这三个大邦一起投赞成票，反对的是康涅狄格和纽约这两个北方中等邦，新泽西和特拉华这两个北方小邦，还有马里兰这个南方中等邦。原因就在于比例制对南方蓄奴邦有好处。相反，如果实行平等制，每邦一票表决权，则拥有八席的北方便完全可以遏制只有五席的南方，何况马里兰还常常站在北方一边，弗吉尼亚对奴隶贸易也另有想法。
因此，7月13日，古弗尼尔·莫里斯说，北方和南方，已经划出明显界限。过去他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异端邪说”，现在则不得不面对现实，并转而支持第二院席位平等的“邪恶原则”。他的意思很清楚：平等制虽然“邪恶”，但比起奴隶制的“罪恶”来，还是更能让人接受一些。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宁肯向小邦让步，也不和奴隶制妥协。
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多数代表都不想再纠缠下去。7月16日，大会一开始就针对两院席位问题进行了表决。康涅狄格、新泽西、特拉华、马里兰、北卡罗来纳五邦赞成，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四邦反对，马萨诸塞赞成反对各半（格里和斯特朗赞成，金和戈勒姆反对），勉强通过修改后的“十一人委员会”一揽子方案：第一院按国内法原则，实行比例制；第二院按国际法原则，实行平等制。制宪会议终于达成妥协。
这次表决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作“伟大的妥协”（GreatCompromise），但在当时，代表们却并没有什么“伟大感”。不但不感到伟大，不少人还觉得十分委屈和窝囊。伦道夫说，今天的表决，把事情弄得尴尬到极点。本来，他还想再做些说服工作，或者讨论一下参议院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实行平等表决制，哪些情况不行。但他发现，小邦仍然要求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平等表决，结果它们取得了胜利。如果纽约在场（7月10日，兰辛和耶茨离会，以示抵制，从此纽约代表团失去表决权），多半也会站在它们一边（其实新罕布什尔和罗德岛的代表如果来了，也会如此）。他实在无可奈何。但他希望能够休会，让大家再想一想。
佩特森说，制宪会议岂止应该休会，而且应该散会，让大家都回去征求一下意见。当然，如果伦道夫先生收回无限期休会的动议，他也赞成。平克尼将军说，他可无法想象回到南卡罗来纳以后还能再来，也认为指望征求意见就能达成一致无异于痴人说梦。布鲁姆（特拉华代表）说，休会等于找死。哪怕是微弱多数通过，制宪会议也要有所作为。拉特利奇（南卡罗来纳代表）说，他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折中机会。小邦的观点已经固定了。它们已经反复声明要坚持到底。大邦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决定：让步，还是不让。
但伦道夫和鲁弗斯·金都希望休会一天，佩特森也认为应该给大邦一个机会。于是休会。不过休会不休会，结果都一样。大邦代表聚在一起商量了半天，也拿不出一个主张来。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他们只有两种选择：同意妥协，或者不顾一切地硬性反对，哪怕制宪会议一事无成也在所不惜。显然，很多人不愿意冒后面这种风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比是否实行平等表决制的分歧还要大。他们既无法想象当真只由部分大邦单独联盟，也拿不出任何方案和小邦的要求抗衡，也就只好不了了之。
只有古弗尼尔·莫里斯在第二天提出再议第二院席位问题。看来，这位先生对平等表决制还是耿耿于怀。他7月13日的发言只不过表达了一种情绪：“罪恶”的奴隶制比“邪恶”的平等制更坏。但他的提议无人附议。麦迪逊的笔记说，好些代表的表情说明他们对此已经绝望。谁也不愿意惹是生非，谁都不想再议了。大家都很明白，这事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希望后面的问题能够“似曾相识燕归来”。
在奴隶制问题上，制宪会议同样达成一系列妥协。当然，这些妥协都避免使用“奴隶”这个词，改用一些委婉的表达方式。《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众议员名额和直接税税额，在本联邦可包括的各州中，按照各自人口比例进行分配。各州人口数，按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自由人总数包括按照契约服一定年限劳役的人，但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第安人。这里所谓“所有其他人口”，实际上指的就是奴隶。这就是有名的“五分之三条款”。这个条款是不公平的。对黑人不公平，对北方也不公平。因为奴隶虽然按照五分之三的比例计算人口，却没有选举权。这样，南方五邦自由人的人均政治代表权，就高于北方各邦了。这是南北双方在奴隶问题上的第一个妥协。
第二个妥协，是《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除非发生叛乱或入侵，在1808年以前，国会不得立法禁止现有任何一邦的移民，如果该邦认为应该准予这些人迁移或入境的话。但对此种人的入境，每人可征不超过十美元的税。也就是说，只要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认为他们贩运购买的奴隶是“应该准予入境之人”，联邦政府就管不着。当然，这一妥协也是有限制的。一是此项特权只限十三个老邦享有，二是只限1808年以前。但即便如此，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也为自己争取了二十年的进口奴隶机会。
第三个妥协，是《联邦宪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根据一州之法律必须在该州服劳役或劳动的人，如逃往他州，不得因他州的法律或规章而免除此种劳役或劳动，而应根据有权得到此劳役或劳动之当事人的要求将他交出。这里说的“根据一州之法律必须在该州服劳役或劳动的人”，指的其实就是奴隶；而所谓“有权得到此劳役或劳动之当事人”，其实就是奴隶主。这一条款的意思，就是说南方的奴隶如果逃到了北方，北方不能因为本州已经立法废奴就将其收留和解放，必须把他们还给南方的奴隶主。
现在看来，这三项妥协和在参众两院问题上的妥协完全不同，毫无伟大可言。岂止不伟大，简直就是有罪，而且危险。因为南北战争的导火索就埋在这里。对于以“人人生而平等”为建国理念的许多美国人来说，奴隶制是不能容忍的；而对于在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中尝到甜头的南方各邦，北方的废奴倾向也让它们坐立不安。于是南方终于决定和北方分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导致五六十万人死于非命（北方战死十四万零四百一十四人，其他死亡二十二万四千零九十七人；南方仅后三年即战死七万四千五百二十四人，其他死亡五万九千二百九十七人），众多财产化为乌有，整个南方则几乎变成一片焦土。
对于这场战争，南北双方说法不一。北方称之为“国内战争”，南方则称之为“国际战争”。这其实是制宪会议留下的老问题：美利坚合众国究竟是一个国家，还是多国联盟？当时的妥协，是“一半是国家，一半是联盟”。因为是国家，所以众议院实行比例制；因为是联盟，所以参议院实行平等制。但如果是联盟，南方各邦（State）就有退出的权利；而如果是国家，则南方各州（State）的“独立”就是叛乱。这正是南北战争说不清楚的原因。
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说制宪会议的让步是“伟大的妥协”呢？这就只能以后再解释了。我们现在要回到会上，看看代表们在那里还做了些什么。
严防死守（1）
总统是个难题
制宪会议达成“伟大的妥协”之后，7月24日选举产生了详情委员会，委员是南卡罗来纳拉特利奇、弗吉尼亚伦道夫、马萨诸塞戈勒姆、康涅狄格埃尔斯沃思和宾夕法尼亚威尔逊，任务是将已经达成共识的条款整理成文，以供进一步讨论。这说明席位问题达成妥协以后，大家都松了口气，认为总算可以弄出个宪法草案来。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还要再开差不多两个月的会。因为制宪会议的麻烦实在太多，开国领袖们要解决的问题也实在是太复杂了。
不过在我看来，争论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主要是两个问题，即席位的分配和行政官的设立。如果说前一个问题难就难在他们既不是同一个国家，又不是不同的国家（这是马萨诸塞的格里所说）；那么，后一个问题则难在对全国行政官既要授权，又要限政。用麦迪逊6月6日的话来说，就是“行政官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得到拱卫”。古弗尼尔·莫里斯在8月7日也说，我们的确是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要树立一个强有力的人来保护我们，同时又要把他的手捆到背后。
在这里，我们必须稍微介绍一下问题的背景。
我们知道，在1787年费城会议之前，美国是没有什么总统的，世界上也没有。总统是美国人的发明，英文为President，和俱乐部主任是同一个词，意思是主管（参议院议长也叫President，意思是“主持人”；众议院议长则叫Speaker，意思是“发言人”）。而且，这个“总统”，还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总”地“统”起来。他不是美国的“皇上”，也不是政府的“老板”，只是联邦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中行政部门的主管，相当于美国的大管家，管着美利坚人民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杂七杂八的事，也负责和别人家（外国）打交道。用中国的事情打比方，他是儿媳妇，不是婆婆。如果用公司的构成打比方，则顶多是个总经理，不是董事长。当然，这个儿媳妇，这个总经理还是蛮体面的。因为出头露面管事办外交的人是他，婆婆和董事长是不出面的。他的权势也不小，只要厉害一点，就不难成为贾府里的王熙凤。所以，当制宪代表考虑为美国人民设计授权时，也就是他们代表“婆婆”琢磨着怎么交钥匙的时候，就不能不对这个“儿媳妇”充满戒心。6月4日，富兰克林说，第一个被放在掌舵位置上的会是个好人，后继者怎么样，就只有天知道了。
谁都听得出，富兰克林所谓“第一个被放在掌舵位置上的人”指的是华盛顿。这也是许多代表心中之暗许。华盛顿确实是可以让人放心的。这不仅因为华盛顿人品可靠，还因为他没有亲生子女。但君主制（包括君主立宪制）毕竟是当时世界的主流。谁能保证大家（包括民众和行政官本人）不把总统看作皇上？6月1日，会议刚刚开始讨论行政官问题，南卡罗来纳代表平克尼先生就说，如果行政官变成了“选出来的君主”，那可是所有的君王中最坏的一种。梅森在6月4日也说，选举出来的君主制是更加危险的君主制。
这是美国人民不喜欢的，也是大多数制宪代表不赞成的。梅森说，他希望在这个国家永远不再看到恢复君主制的任何企图。对君主制压迫的仇恨，已经带领人民经历了一场刚刚过去的革命，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表示决不同意放弃人民所有的权利，拱手交给由一个人担任的行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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