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情委员会的报告其实就是宪法初稿。《新泽西方案》的这一原则成为宪法初稿的第八条，只不过将“邦联”改成“联邦”，将“邦联条例”改成“联邦宪法”，并删去了动用武力的部分。8月23日，制宪会议一致通过了经拉特利奇提议修改过的这一条款（8月25日经麦迪逊提议又修改一次）。它后来成为《联邦宪法》第六条的主要内容。这一条款规定：联邦宪法，依据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根据联邦授权已经缔结或者将要缔结的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当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之相抵触时，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全国最高法律的约束。联邦议会和各州议会议员，联邦和各州所有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都应宣誓拥护本宪法。
我们知道，1787年费城会议制定的《联邦宪法》堪称惜墨如金，一共只有七条。其中第一条讲立法，第二条讲行政，第三条讲司法，第四条规定各州（State）与联邦的关系，第五条规定修宪的程序，第七条规定宪法的生效，几乎没有一句废话。“最高法原则”实际上独占了第六条（另一部分谈债务问题），可见其重要。
当然重要了。因为正是这一条款，体现了法治和宪政的精神。法治不是法制。它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法制）是以人（统治者）为主体，法律为手段，因此仍可能（当然不一定）是人治，只不过这个“治国之人”在行使治权的时候，要以法律为手段和依据而已。以法治国（法治）则是以法律为主体，人（执法者）为手段。在法治制度下，治国的不是人，而是法。立法官员也好，行政官员也好，司法官员也好，都不过是法律体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和手段。行政官员执行立法机构所立之法，司法官员解释立法机构所立之法，立法官员则根据宪法来立法。立法官员所立之法如果违宪，就不能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执行法律的人（执法者），只不过立法官员执行的是宪法规定和赋予的责任而已。而且，无论立法、执法、司法，最终都必须服从宪法。也就是说，在人（执法者）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在法与法的关系中，最高法律是第一位的；在最高法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应该说，这是制宪会议达成的最根本的共识，也是会议最重要的成果。
宪法既然是第一位的，当然马虎不得，必须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这就是会议代表在许多问题上都达成妥协、宪法初稿也出台以后，会议又开了一个多月的原因。其间，8月15日和8月18日，拉特利奇两次抱怨会议越开越长、越开越乏味，结果还是马拉松。因为不但老问题悬而未决，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比如副总统就是个新问题；修正案，也是新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在会议第三阶段最后三天提出和讨论的。但好歹，9月10日，代表们在讨论了宪法修正案和新宪法的批准问题以后，决定把剩下的工作都交给前天（9月8日）选举的“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这是制宪会议任命的最后一个委员会，当选的五位委员是：约翰逊（康涅狄格）、汉密尔顿（纽约）、古弗尼尔·莫里斯（宾夕法尼亚）、麦迪逊（弗吉尼亚）、鲁弗斯·金（马萨诸塞）。其中，三十五岁的古弗尼尔·莫里斯文笔最好，定稿的任务主要由他完成。
三天以后，文字排列与风格委员会主席约翰逊提交了委员会报告。从5月25日会议开始，到9月12日宪法成稿，制宪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四个月。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吐鲁番的葡萄眼看就要熟了，不少代表都有一种丰收在望的感觉，谁也没有想到竟会祸起萧墙。
拒绝签字
9月12日至15日，制宪代表对宪法成稿进行了最后的讨论。这是制宪会议的第四个阶段。许多代表已经显得不太耐烦，然而三个重要的人物——伦道夫、梅森和格里，却在15日提出了先不要通过这个方案，再开一次制宪会议的动议。这当然不会被同意。查尔斯·平克尼说，在会议即将结束的重要时刻，如此受人尊敬的先生们提出这种宣言，使人感到此刻特别庄严神圣。他说，制宪是严肃的事情，不应该重复。他和其他人一样，对宪法草案也有意见。但考虑到思想混乱和只能用剑来收拾残局的危险，他愿意支持这个方案。
其实，早在8月31日和9月10日，即宪法成稿提交会议之前，伦道夫就两次提出了这个动议。他主张，将目前这个方案不加限制地交给各邦制宪会议，让他们自由地提出修正意见，提交第二次总体制宪会议，授以全权，最后决定宪法。但大家都不同意。许多人都不愿意自己三四个月的劳动前功尽弃。到15日，他们当然更不同意了。于是表决：
是否同意伦道夫先生的主张？所有各邦都说否。
是否同意经过修改后的宪法？所有各邦都说是。
于是命令将宪法文本誊清。
于是伦道夫、梅森、格里三人宣布拒绝签字。
伦道夫、梅森、格里三位代表拒绝签字，对会议是不小的震撼，也是不小的遗憾。我们知道，这次费城会议的代表名额是七十四名，实到只有五十五名，到最后完稿签字时，则只剩下四十二名。6月4日，弗吉尼亚代表威思因故退席，16日正式辞去代表职务。6月6日，新泽西代表豪斯顿因病退席。7月1日，佐治亚代表皮尔斯因故退席。7月10日，纽约代表耶茨和兰辛因反对制宪会议退席。7月下旬，佐治亚代表胡斯顿因故退席。8月5日，弗吉尼亚代表麦克朗因没有从政经历和兴趣退席。8月13日，北卡罗来纳代表戴维因故退席。8月18日，马里兰代表默瑟因反对制宪会议退席。8月下旬，北卡罗来纳代表亚历山大·马丁因故退席。8月27日前，马萨诸塞代表斯特朗因故退席。8月27日，康涅狄格代表埃尔斯沃思因故退席。9月4日，马里兰代表路德·马丁因反对制宪会议退席。退席代表十三人。
其实9月17日签字时不在现场的还有特拉华代表迪金森。他因病于9月15日缺席，但委托里德替他签名。退席代表也并不都反对宪法，斯特朗、埃尔斯沃思、麦克朗、亚历山大·马丁、戴维、皮尔斯、胡斯顿都赞成。坚持反对到底的，只有耶茨、兰辛、默瑟和路德·马丁“四大金刚”。他们回去以后也大唱反调。耶茨和兰辛还出版《揭秘》一书，矛头直指麦迪逊。原来和他们并肩作战的佩特森和贝德福德则转而支持宪法。佩特森7月下旬离开会议，最后赶回来，似乎只是为了签字。之后他回到新泽西，也积极促成该邦尽快批准新宪法。
这可真叫“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佩特森和贝德福德成了支持者，伦道夫和梅森倒成了反对派。伦道夫的情况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疑云重重”之“始作俑者”一节中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只说梅森。梅森是一个农场主，也是一个政治家。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说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看事明了透彻，辩论说服力强，而且立场坚定，坚持原则。从会议辩论记录不难看出，梅森非常重视民权。他后来甚至被称作美国“权利法案之父”。这也正是他反对宪法草案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梅森和伦道夫都是弗吉尼亚代表，伦道夫三十四岁，梅森六十二岁，正好一老一少。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作为弗吉尼亚代表，他们本应和华盛顿、麦迪逊同舟共济的。何况制宪会议的主题，原本就由伦道夫揭开；联邦宪法的许多内容，也凝聚了他们两人的心血，怎么说不签字就不签字了呢？
这里面无疑有多种原因。
我们知道，9月12日提出的宪法成稿，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它和许多人的观点并不相同，和弗吉尼亚代表团最初的方案，包括和梅森、伦道夫以及麦迪逊原来的想法，更是相去甚远。问题是麦迪逊在会议过程中不断调整态度、转变立场，以求适应事情的变化。这种做法，你可以说是从善如流，也可以说是见风使舵，还可以说是放弃原则，但非如此不能达成政治妥协，而如果没有妥协，也就没有政治。麦迪逊这样做，显然是对的。
然而梅森和伦道夫却是原则性极强的人。梅森是农场主，有三百多名奴隶，却积极主张废奴。他当然也不赞成宪法对奴隶制的纵容，因为这和他的人道主义原则不符。8月22日，梅森语气激烈地说，每个奴隶主都是天生的暴君，买卖奴隶则是一种罪恶的勾当。这是要遭报应的。我们的国家必因这种罪恶遭到上苍的惩罚，而且结局就在今世！
梅森的疾恶如仇不肯妥协随处可见。7月17日，弗吉尼亚代表麦克朗提出动议：行政官行为良好就可以继续任职，得到宾夕法尼亚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和特拉华代表布朗的附议支持。梅森却不肯给他的同事面子。梅森说，这不过是终身制的一种温和的提法。实现了终身制，再往前稍微走一步，轻而易举地就走到了世袭制。如果这一动议终于成功，他很有可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一场革命。如果他自己看不到，他的子孙也一定会看到。
麦克朗其实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他是一名医生，为人谦逊，对政治不感兴趣，参加制宪会议也勉为其难，因此讲话不多。这次发言的目的，只不过是想让行政官独立于议会，并无他意。麦迪逊料到他的动议会引起麻烦，特地抢先作了辩解（发言内容见本书第六章“严防死守”之“防官如防贼”一节），仍然引来梅森的慷慨陈词。梅森的原则性由此可见一斑。
祸起萧墙（2）
伦道夫也一样。1789年，华盛顿就任合众国总统，任命杰斐逊为国务卿，伦道夫为联邦检察总长。1793年，杰斐逊因为和华盛顿意见分歧，辞去国务卿职务，华盛顿任命伦道夫接替。一年后，伦道夫也和华盛顿意见分歧，也辞去国务卿职务。这可以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美国建国之初从事政治活动的，大多是些有理想的人。他们是政治家，不是政客。他们对职务地位之类不很看重，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却十分较真。梅森和伦道夫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当然看不惯麦迪逊的随波逐流，也不会随随便便就签字。8月31日，梅森甚至说，他宁愿斩断自己的右手，也不愿意举手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宪法。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翻前面的部分，便不难发现他们两人这样耿直倔强的言论很是不少。细心的读者当然也不难发现，梅森、伦道夫和麦迪逊其实早有分歧。6月4日，全体委员会表决是否设立一人为全国行政官时，弗吉尼亚代表团就内部分裂，华盛顿、麦迪逊、麦克朗、威思赞成，伦道夫、梅森、布莱尔反对。在其他场合也一样。他们可不管是不是一个代表团的，要不要“统一口径”，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不留情面。8月13日，讨论众议员公民资格问题时，麦迪逊说舍曼的意见乖张无理，梅森马上顶回去，说舍曼的意见恰如其分。也正是从这一天起，梅森和伦道夫配合默契，逐渐与弗吉尼亚代表团分道扬镳。麦迪逊的同盟军，其实是宾夕法尼亚的威尔逊和纽约的汉密尔顿。
现在我们要说到格里了。四十三岁的埃尔布里奇·格里是马萨诸塞代表，十八岁就毕业于哈佛大学，二十八岁当选马萨诸塞议会议员，追随塞缪尔·亚当斯争取独立，曾先后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上签字，堪称老革命。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说他的第一品德，是热爱自己的国家；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直言不讳、不屈不挠。这也是有事实为证的。1779年，格里进入第二届大陆会议财政委员会，主持过一段工作。1780年，邦联议会决定改组财政委员会，格里大吵一架，愤而出走，三年不参加邦联议会工作。在制宪会议上，有代表说“凡不是格里提出的动议，他都要发表不同意见”，看来是个唱反调的专业户，或者说是一贯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
检索制宪会议纪要，格里反对的动议有：第一院议员人民选举（后改为同意，但希望另一院改变选举办法）；行政官全国议会选举（主张各邦议会选举）；宪法由人民批准；全国议会有权否定各邦立法；全国司法部门参与立法复审；行政官可以连任，设立副总统等。主张的议案有：行政官有权否决立法，但参众两院可以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再否决；全国行政官由各邦行政官选举；新邦的席位不得超过大西洋沿案各邦等。不难看出，这些意见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不过，格里的动议虽然常常被否决，却不能说没有道理。比如第一院由各邦人民选举，第二院由各邦议会选举，全国行政官由各邦行政官选举这个方案，就在诸多方案中独树一帜。格里是个我行我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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