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三号”是按载人的标准设计研制的，这是它与“神舟一号”、“神舟二号”的最大区别。换言之，其标准要高于前两艘飞船。此外，“神舟三号”的发射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或亮点：国家主席江泽民这次要亲临发射场观看。如果说前两次发射中国对外还未完全公开，那么这次发射因江泽民的到场，意味着中国航天将向世界敞开窗口，公开亮相！于是，总装备部指示：“神舟三号”飞船务必发射成功！
航天人的压力自然比前两次更大。而压力最大的，还是飞船系统。为什么？“神舟二号”的发射本来是一次漂亮的发射，可没想到飞船返回时，由于伞系统出现故障，伞绳突然被割断，结果导致返回舱受创，部分空间科学试验品受损。这意外而沉重的一击，让飞船系统上上下下一片震惊！受打击最大的，是袁家军。袁家军是飞船系统的总指挥，1962年生于吉林通化，在中国航天界有“英俊少帅”之称。“英俊”指他人长得帅气。“少帅”指他很有才气，具有人格魅力，且职位显赫——33岁便出任副总指挥，接着又升为总指挥，因而颇受上级赏识。这次，飞船返回时伞绳被割断，飞船栽了个跟头，他也栽了个跟头——一个他有生以来最大的跟头！
袁家军说：“神舟二号”返回时，本来已经过了最艰难的关口，可没想到离地面只有10公里了，还是栽了！这次事故后，我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产品的质量。这几年日本、印度和巴西都在搞载人航天，为什么没有搞成呢？因为载人飞船本身的技术实在是太复杂了！由于技术难，时间紧，我们的队伍就只有连续疲劳作战！因为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核心就在飞船上。我们在地上不玩命，航天员在天上就要玩命了。所以我们必须把身上所有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向生命的极限发起挑战！“神舟二号”伞绳断裂后，我们用整整八个月的时间，加班加点查找故障，整顿质量，全力打造“神舟三号”，发誓要打一个翻身仗！
然而没想到，“神舟三号”再次出师不利！
2001年10月3日，一位技术员给“神舟三号”飞船作测试时，发现压力传感器上有一个插座接点不通！消息传出，发射场再掀波澜！
这种插座飞船上有77个，涉及的点有一千多个！到底是一个插座有问题，还是77个插座都有问题？究竟是一个点不通，还是一千多个点都不通？如果只是一个插座有问题、一个点不通，重新更换一个即可，既不费太大的力气，也不用花更多的时间。但假如77个插座都不通，就是批次性问题了！所谓批次性问题，就是这一批插座全有问题！要真是这样，麻烦可就大了！
测试人员又经几次测试，插座、接点还是不通，而且无法判断到底是只有一个插座有问题还是其他插座也有问题。事情马上报告了指挥部。指挥部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插座在“神舟一号”和“神舟二号”上已使用过，而且飞船上还有备份插座，可以不换插座，按原计划发射；另一种意见认为，备份插座是在天上用的，不能在地面就用。现在不能确定是一个插座的问题还是批次性的问题，必须查个水落石出！而要判定这个问题，只能请北京最权威的元器件专家来现场诊断，而后再决定“神舟三号”的命运。这一来，戚发轫和袁家军睡不着觉了。
北京的元器件权威专家叫朱明让。我第一次采访朱明让是在行进中的汽车上。车上噪音很大，老朱的声音很大，我的声音也很大，所以开车的司机以为我俩在吵架。老朱在航天部一直搞质量管理，对火箭、卫星、飞船的元器件了如指掌，在元器件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几十年，可谓“老江湖”了，在航天部享有“元器件首席专家”之称。
朱明让说：我接到通知后，很快组成了元器件专家组。10月16日这天，我们就要上飞机了，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王礼恒一连给我打了两次电话。他说，老朱啊，你们这次去发射场事关重大，决定“神舟三号”飞船是否如期发射。我现在给你三条意见：第一，你到现场，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第二，专家组独立判断，拿出意见；第三，行政领导不得干预。王礼恒的这三条意见看起来是给了我很大的权力，给了我尚方宝剑，实际上是把我给架起来了。因为行不行就是我一句话，所有责任都要我扛。过去遇到元器件问题，我说这个元器件能用就用，我说不能用就不能用，航天部领导也要过我这一关。所以我一下飞机，发射场的专家们在机场一接到我，就先给我诉苦，说这个插头如果要取下来，如何如何困难，如果这批插座要更换，问题多么多么严重，等等。但在我没有看到事实之前，我不能表态，所以我只听不说话。
朱明让到了基地，招待所都没去，便直奔飞船测试现场。现场气氛紧张，争论激烈。大家见老朱带着专家组来了，既高兴又担心。因为都知道老朱是权威，是大腕，是北京派来的“钦差大臣”，他的一句话，甚至就一两个字——行或不行，将决定飞船的命运！于是大家都等着、盼着，甚至是催着老朱表态。尤其是飞船系统的戚发轫和袁家军，更是虚火攻心，心急如焚！所以老朱赶到后不到两分钟，血压就升至160！但老朱毕竟是“老江湖”了，金口玉言，岂能轻易表态！他和专家组一起，反反复复查看了一个下午。末了，心里明白问题复杂，相当棘手。但老朱就是老朱，他一言不发，去了招待所，洗把脸，擦把汗，再喝水。
老朱不表态，戚发轫和袁家军心里开始发毛了。
晚上，现场开会。发射场的领导、专家，加上朱明让带领的元器件专家组全部到场。分析，讨论，争吵，辩论，你来我往，各持己见，争论得十分激烈。飞船系统这边人多势众，戚发轫、袁家军、王壮等主要的头头都去了。而元器件专家组这边主要靠老朱一人顶着。所以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这天晚上老朱是舌战群儒。会议从晚上七点开到深夜十一点半，插座到底是个别问题还是批次性问题，仍然没有结果。最后，大家只有等老朱一句话。
朱明让说：飞船系统的专家们都希望插座是个别问题，而不是批次性问题，都不希望更换插座，心情我完全理解。我和这些专家朝夕相处几十年，他们的艰辛、他们的不易、他们的委屈、他们的酸甜苦辣我都清楚。我也不希望是批次性问题，我也不忍心看着飞船来回折腾。但我要讲情面，更要讲原则，不能为了情面就放弃原则。飞船是要载人的，如果不载人，这次我就放行了。由于情况复杂，当时我确实很难表态。说是批次性问题，还没有证据。说不是批次性问题，又很难排除这种可能。所以逼到最后，我绞尽脑汁，只好表态说，在飞船没有解剖之前，很难排除不是批次性问题！
朱明让刚表了这个态，会场便炸开了锅！
朱明让的这个结论是中性的，既没说肯定是，又没说肯定不是，而是“很难排除不是”——老朱就是老朱啊！但在飞船系统的专家们听来，这就等于说是批次性的问题了！这一来，飞船系统专家们的心一下就被悬了起来！因为如果是批次性问题，飞船上的77个插座就等于全部被判了死刑，就得全部撤换下来。但要命的是，工厂没有现成的插座，要重新设计生产这样的插座，最快也要等上三个月！这就意味着，经过八个月艰苦准备、发誓要打翻身仗的“神舟三号”必须中止发射，已经到了发射场的四百多人的发射人马将撤离现场，打道回府，而下一步“神舟四号”、“神舟五号”的发射计划也会被全部打乱！所以，在场的飞船系统的所有人员对老朱的表态都很不满意。
最不满意的是总师戚发轫，最先起来反驳的也是戚发轫。说实话，戚发轫早就坐不住了，一听老朱的“结论”，就更是急眼了。所以，一向慈眉善目、温和低调的他，嗓门一下比平常大了好几倍。
戚发轫说，老朱，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意见啊！你给了我一个很含糊的结论，什么“很难排除不是批次性问题”。到底是还是不是啊？你这么说，让我这个当总师的怎么办？不是批次性问题，我只换一个插座就行了；是批次性问题，那我的飞船就非得开膛破肚了！我们办事得有科学根据，得有原则，你说这话的根据是什么？原则是什么？
朱明让也不示弱，一旦较上劲，嗓门也大了。他说，我这么说当然有我的原则。第一，这个缺陷是系统性问题还是偶然性问题？我认为是系统性的问题。第二，这个故障筛选、剔除不掉，不但剔除不掉，而且是发展的，有可能越来越多。第三，出现故障的概率不符合航天元器件的标准，航天工程元器件允许故障率是万分之五，现在是千分之一。而且，要搞清问题，只有拆开飞船，解剖插座。在插座没有解剖之前，我不好下一个绝对的结论，只能说这个故障很难排除不是批次性的问题。
双方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会议一结束，副总指挥胡世祥连夜带着几位专家飞往插座的生产厂家。经过对插座的分析检验，他们发现，原来插座在设计和生产上都存在问题，而且是批次性问题！
10月22日，航天科技集团也作了试验分析，结果证明插座是系统性问题。于是朱明让代表元器件专家组正式下了结论：“神舟三号”上的插座故障是批次性问题！
2001年10月底，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召开会议，七大系统老总云集北京，共商“神舟三号”命运问题。全部更换“神舟三号”的插座已成定局，用不着再讨论。但更换插座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先更换再发射——反正早晚都要换，晚换不如早换；另一种是先发射再更换，从理论上讲这也是可以的。问题是，如果在发射前就更换，时间至少要往后推迟三个月！这意味着，此前所有计划将统统变动，发射场人员将全部撤场！
事关重大，非同小可。作何决策，难以定夺。最后，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将报告打到了中央。于是，数千名参试人员在发射场上等待中央最后的消息。他们等待的心情非常难受，非常复杂，非常微妙，也非常矛盾。推迟发射，感情上很难接受；不推迟发射，又担心飞船上天后万一出问题。
很快，江泽民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要绝对保证安全。既然发生了问题，就一定要彻底解决，切勿抢时间！于是，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最后决定，“神舟三号”推迟三个月发射！飞船上的77个插座全部重新设计，重新生产，然后重新更换。参加“神舟三号”发射的试验队全部撤出发射场！
如此大撤退，在中国四十多年的航天发射史上还不曾有过先例。许多专家和科技人员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只能用沉默面对一切。有的专家在离开发射场那天甚至抱头痛哭。而对载人航天工程的领导和专家们来说，这更是一次强烈的震动！
七大系统，上上下下，很快掀起了一股整顿质量的高潮。飞船系统总指挥袁家军在空间技术研究院召开的质量控制大会上，宣布了研究院刚刚作出的一项决定：全院所有人员一年内工资下调10％！参与载人航天工程的人员，从总师、总指挥到下面的工作人员，工资下调15％！空间技术研究院顿时笼罩在一片压抑沉闷的气氛中。英俊潇洒的袁家军一夜之间也像老了好几岁。袁家军说，说实话，“神舟三号”出现问题，是我没想到的。尽管此前我们下了很大的力气抓质量，还是防不胜防！就因为某一个人一点点疏忽，就因为一个小小的插座，就让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八个月的心血付诸东流，就让几百人的试验队伍无功而返，还让全院跟着背黑锅，实在令人痛心，也让我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又是反反复复地作检查。但也再次接受了一个沉痛的教训，就是载人航天的确没有小问题，芝麻大点事，在飞船上就是天大的事！
最痛苦的，是飞船系统总师戚发轫。一夜之间，他头上的白发似乎又多了一片。试验队宣布撤离发射场那天，他流泪了。他一边默默地流着眼泪，一边默默地收拾着资料，一边在心里默默叹息：没想到啊，没想到啊！
实事求是地说，在载人航天工程七大系统中，飞船系统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作为总师的戚发轫，承受的压力自然也就最大。并且，这压力自始至终从未间断。本来“神舟二号”返回失利给戚发轫造成的压力已经够大了，不料祸不单行，“神舟三号”再次受挫！戚发轫的心痛到了何等滋味，可想而知。而这心痛不只是来自工作的受挫，还加上了家庭的不幸！在一般人的眼里，像戚发轫这样的大科学家，夫人肯定是大专家、大教授、大知识分子。中国不少科学家的家庭也的确如此。但戚发轫不然，他的妻子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纺织工，而且两人的爱情是素面朝天，像一加一那样简单，没有半点的浪漫。1957年戚发轫大学毕业时，其他同学都一对一双了，唯独他是单身。他后来娶的妻子先在老家织渔网，后去金县纺织厂当工人，再后来去天津纺织学校读了中专，1958年毕业后分到了内蒙古。他俩从小就认识，是邻居，而两家的老人比他俩还热乎，穿针引线，就把他俩“穿”到一起了。戚发轫当时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组织决定他去苏联莫斯科航空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于是领导便催他说，赶快结婚吧，若不结婚，等从苏联回来媳妇就跑了。他俩就结婚了。结婚后戚发轫没有去成苏联。因为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他是学总体设计的，苏联不愿给中国培养总体设计师。1961年，妻子调入北京，被安排在中央华北局国家物资局，地点在白塔寺。戚发轫家住在南苑，妻子每天上班在路上要走两个多小时，走了整整八年！妻子怀孕时住在办公室，孩子都生了，也没告诉他。后来是妻子单位的人打电话告诉他说，你爱人给你生了个男孩，快来看看吧！他当时正忙着搞“东风一号”导弹，第二天才赶去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后来妻子又为他生了第二个孩子，是女儿，他同样不在身边。戚发轫与妻子结婚41年，一直埋头忙工作，忙了导弹忙卫星，忙了卫星忙飞船，家里的大事小事全搁在老伴肩上。甚至他的父亲母亲以及两个弟弟，有事时从来都只找他老伴而不找他。1984年，中国发射第一颗通信卫星，他去基地一干就是八个月，他的父母和两个孩子全靠老伴一人照顾，这让他省去了后顾之忧。不仅如此，载人航天工程上马后，老伴还把空间研究院所有参加载人航天工程人员的家属（包括未婚妻）召集到一起开会，她现身说法地告诉家属们，男人干上了航天，你就别指望他们帮家里做事情。搞航天是非常辛苦、非常劳神的，一年四季加班加点，还常常在外，要理解他们，支持他们。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后，戚发轫找到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张庆伟，说自己已经66岁了，现在实验飞船搞成了，是不是可以不再干了？张庆伟说，总指挥你可以不干，但总师还得干！他只好接着又干。没想到，不该发生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有一天，老伴觉得胸部难受，去医院透视，发现整个左肺已经不能呼吸了！再检查，肺癌晚期！戚发轫当时在发射场，等他赶回家，已是半夜了。一推门，见本来在香港的儿子已回到家里，就知道肯定出大事了。一去医院，医生如实相告：老伴肺癌晚期，可能只有几个月了！疲惫不堪的他如雷轰顶，差一点就摔倒在医院里。当时正值2000年春节前夕，他没有告诉老伴真相，只对老伴说是肺结核。这个春节，他是陪着老伴在医院度过的。数十年来，由于冬季的发射窗口都在春节前夕，所以他很少在家过春节，而且从来没有因老伴的事请过一天假，没专门陪过老伴一天。这一次，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几天几夜守在老伴的身边。可惜晚了，老伴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这样的机会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春节过后，他把病情如实告诉了老伴，没想到老伴很平静，像早就知道似的，说，没事，我一定好好配合医生治疗，你放心走吧！
不久，航天科技集团组织一批老专家的家属去酒泉基地参观。戚发轫的老伴也去了。从基地回来后，老伴对他说，她很受感动，很受鼓舞，一定要好好支持他搞载人航天，一定要等着他们把中国航天员送上天！老伴住院化疗期间，戚发轫一直很忙，只能晚上去医院陪她两小时。他知道老伴化疗很痛苦，但老伴不但没让他留下，还催他快去发射场。“神舟二号”发射在即，戚发轫只能离开。临走时，老伴病情加重，正在发烧，医生说啥也不同意他走。但他是中国飞船的总师，飞船是国家的，老伴是自己的，不得不走。他自己不喜欢手机，老伴也不用手机，但去发射场之前，他还是专门给老伴买了个手机，然后每天在发射场抽空给老伴打个电话，算是对老伴最大的安慰。
2001年3月的一天，与戚发轫相濡以沫41年、在病痛中顽强坚持了13个月的老伴终于离他而去。等他赶到老伴身边时，老伴已经走了。简单处理完后事后，戚发轫把悲痛深深掩藏在心底，又带着“神舟三号”飞船的队伍匆匆赶往发射场。临行前，他把老伴的照片摆放在面向大西北的位置上，他希望还是一人在家的老伴每天都能看见他忙碌在发射场上。
然而，戚发轫怎么也没想到，这次一个小小的插座竟导致“神舟三号”的大撤场！这让他本来就难受的心雪上加霜！作为飞船总师，他非常清楚，飞船整个系统的所有元器件都安装好了，并通过了测试，现在要全部撤换插座，飞船就只能又像“神舟一号”一样开膛破肚，大动干戈！最麻烦的是，77个插座的重新更换和一千多个点的重新焊接，全都要在飞船的船舱里操作，而飞船舱内空间狭小，又闷又热，更换插座的师傅只能在里面蹲着、跪着、趴着、躺着进行盲插。一旦有一个地方出现纰漏，都会捅出新的娄子！
一回到北京，戚发轫和袁家军立即率领队伍全身心地投入“神舟三号”的修复工作中。从基地到北京，从北京到基地，埋头苦干，一干就是三个月！
2002年2月2日，即春节前几天，发射“神舟三号”飞船的火箭专列顺利抵达酒泉基地。3月18日，飞船、火箭完成对接。经过三次测试，飞船、火箭符合发射条件。于是指挥部决定，3月25日正式发射“神舟三号”！但就在3月23日中午11时，火箭控制系统地面发射台的一个继电器却突然出现故障！
按计划，江泽民的专机第二天下午16时就要飞到基地，这个时候火箭又出问题，那还了得！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说，此前这个继电器一直都很正常，偏偏在这个时候突然卡住了。这天又没有直飞北京的飞机，我们都非常着急。下午4点，我们办好了继电器的免检手续，决定派人坐晚上十点多的火车把继电器送到兰州，同时让北京派人坐飞机到兰州接头，然后拿上继电器再乘飞机返回北京进行检验。24日下午5点，当继电器送回北京火箭大院时，江泽民的专车都开进基地大院了。于是发射指挥部的领导一边向江泽民介绍有关发射情况，一边等候北京继电器的消息。其焦急复杂的心情可想而知。25日上午，北京传回消息：送回的继电器经过专家和厂家分析解剖，并无大碍，可以发射！
一场虚惊刚刚过去，“日凌”问题又困扰着指挥部。所谓“日凌”问题，是指每年春分、秋分前后，定点卫星处于太阳与地球之间，地面通信站在对准卫星的同时，也对准了太阳。于是，强大的太阳噪声很可能导致卫星通信无法正常工作。这一现象被称为日凌中断。而“神舟三号”的发射窗口正赶上日凌中断时间。尽管专家们计算的结果是日凌中断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大约只有五分钟。但万一地面与天上的通信正好赶上这五分钟，信息突然中断，那将对“神舟三号”的试验飞行造成很大影响！
就因为这短短的五分钟，总指挥睡不好觉了。24日，已是深夜时分，他还打电话给副总指挥胡世祥，让专家们一定要好好计算一下，如果实在不行，宁可发射推迟一天。因为江泽民总书记是第一次观看飞船发射，无论如何也要确保发射成功！胡世祥放下电话后立即召开会议，紧急召见通信系统总师于志坚。面对大家的担心，于志坚的表态非常自信，他说，我们经过反复计算，不会出现问题。要是实在不放心，可以推迟五分钟发射，这样就肯定不会有问题了！于是指挥部临时决定，25日的发射推迟五分钟！
2002年3月25日晚10时15分，“神舟三号”成功起飞，准确入轨！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