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胡适日记中的日常生活

    府中时期徐志摩的学习生活

    在民国时期的浙江文人中，徐志摩以其天才的诗歌创作和英年早逝的人生经历，一直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早已蔚为大观。这里笔者仅仅以其日记为资料来源，考察他在民国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以加深我们对这位天才诗人及其作品的理解。

    先引一段现代文学研究大家陈子善先生对徐志摩日记的评价：“考察现有的徐志摩日记，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徐志摩的日记既是这位中国新诗坛祭酒毫不作假的生活真录，即真实的日记，同时也是优美隽永的散文作品，即上乘的日记文学，两者合而为一，这是十分难得的。”徐志摩著，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此处引文见于该书序言。本章中所引用之徐志摩日记除特别标出外，均出自该书。

    本章所依据的徐志摩日记，是由虞坤林先生整理编辑而成的《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徐志摩日记汇编。由于这部日记首次公开了一度失散的徐志摩的《府中日记》和《留美日记》，可以被认为是在徐志摩日记研究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徐志摩生前极为重视日记的写作，据陆小曼回忆，徐志摩曾对她说：“不要轻看了这两部小小的书（指《爱眉小札》），其中哪一字哪一句不是从我们热血里流出来的。将来我们年纪老了，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发表，你不要怕羞，这种爱的吐露是人生不易轻得的。”（《〈爱眉小札〉序》）这一方面表现了徐志摩对陆小曼的爱，另一方面也说明徐志摩对日记的重视。据徐志摩1926年12月28日日记，他当天送给陆小曼的新年礼物就是一部“曼殊斐儿的日记”。为说明其意义，徐志摩特别在日记中引用了该书前面的题词：“一本纯粹性灵所产生，亦是为纯粹性灵而产生的书。”按照陈子善先生的说法，徐志摩的日记充分和真实地记录了诗人的情感经验：“徐志摩的日记，在中国新文学作家的日记和日记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其独特的地位，相信认真的读者自会细细咀嚼体会。”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此处引文见于该书序言。本章中所引用之徐志摩日记除特别标出外，均出自该书。

    确实，相比于周氏兄弟几近单调简略的记事体日记，相比于胡适为了留下历史记录多少有些包罗万象的“大杂烩”体日记，徐志摩日记的抒情性特别明显，这自然与其诗人身份有关。不过，此处我们将不过多关注那些诗意的语言，而是侧重分析他日记中有关日常生活的内容，看看一个极为浪漫的诗人，是如何处理那些单调乏味之日常事件并从中寻求诗意生活的。

    在此先看徐志摩日记中记录的他在杭州的中学生活，再看其留美生活。

    1911年2月18日，是民国年间浙江最有名的杭州府中学堂开学之日，也是徐志摩的《府中日记》开始记录之日。次日，徐志摩由家乡海宁乘火车赴杭州，在到校缴费报到后因没有找到合适的宿舍，只得暂时住在客栈。由于该日日记中有“夜间到清河坊商务印书馆购《学堂日记》并杂记簿各一”的记载，说明其前一天日记中的“今日惟日己未，学堂开学期也”之内容很可能是购买日记册后补记的。在论述徐志摩这一段在府中的学习生活之前，有必要对他所使用的日记册稍稍描述一下。

    根据其农历正月廿三日日记影印件，徐志摩所用来记日记的为格式固定之专用日记本，按照每日一页设计，版式为竖排。每页右侧分为三块，上方除有旧历日期、气候外还有公历；日期之下是一则汉译之英国谚语，该日谚语为“一羽示风之方向，一草示流之方向”，据此推测其印刷日期当为20世纪初且距徐志摩购买日期较近；在谚语之下则为预记事件栏。中间自然是用来写日记的，空间为固定的六行，所以徐志摩在内容较多时就不得不将记不下者移入次日，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其日记大都内容长短较为一致了。最左侧为当日所上课之科目及事项，其下方为自修科目栏。

    既为学生，则上课为徐志摩此时之主要生活内容。从其课程表可知，他当时所学习科目有算术、英文、国文、历史、地理、读经、讲经、博物、官话、图画等，总计有14门之多。每周上课6天，每天6节。其中以算术、英文课时最多，而纯粹的国文仅有两节，另有读经、讲经四节和作文两节。稍微和当今的政治课有些接近的是“修身”，每周一课时。而每周体育课倒有两节，分为“普操”和“兵操”——前者即今日之体育，后者为军事训练。如此每周36课时，学习负担应该不轻。好在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很多课程教师常常因故不上，所以徐志摩学习起来十分轻松，其日记中有很多外出游玩、购物的内容也就不奇怪了。自然，这也与其性格好动、喜欢游玩有关。

    既在杭州读书，则游览西湖必不可少。从日记中可知，徐志摩到杭州后第一个月就游览了五次西湖，另有一次因雨取消。对于西湖之美，徐志摩在日记中多有描述，且看其日记中关于第一次游西湖的文字，时为1911年2月24日下午：三人同至西湖游顽。乘湖船往游孤山，访林君之遗迹。时值早春，湖光明媚。梅花灿烂，诚仙人之乐地也。既出孤山，至唐庄，复至岳坟瞻仰忠臣之遗范，不觉令人肃然。游兴未赊，而日已将西下，爰即鼓棹而归。

    这不就是一篇极为优美的游记么！短短数行，以富有诗意的文字表达对大自然美丽的感悟以及对民族英雄的怀念，其诗人天才在此已经得到表现。

    由于家境优越，且杭州离家乡海宁很近，家人常来杭州，因此在徐志摩的日记中看不到有思念家乡亲人的文字。反之，他与几位同窗好友来往密切，一起外出游玩、购物、饮茶，忙得不亦乐乎。其课余生活丰富多彩，加之学习压力不大，又怎会有想家之念头呢？

    不过，毕竟是年少且在外生活，饮食起居方面不会事事如意，因此我们从其日记中看到徐志摩及其同学不时有身体欠佳的情况。不过大都为感冒发烧和牙痛之类，不是什么大病，所以对其情绪影响不大。倒是杭州的天气时常引得徐志摩不快甚至感到郁闷，且看日记中几条有关记录：今日为礼拜日，方期践蔡君之约以游西湖，不意天不从人愿，大雨如注。（1911年3月5日）

    中夜大雨。……枯坐寓中殊可闷。（3月6日）

    饭后回寓拍球为戏，因天雨不止，殊觉闷闷。（3月10日）

    三鼓时大雨骤下，至天明不止，而余辈乃懊丧无已，闷坐清斋，直至饭后天始雨霁。（3月12日）

    徐志摩自然知道江南春天多雨，但还是心情郁闷，忍不住要在日记中发一番牢骚。天气变化对人们情绪的影响一般因人因时因事而异，作为诗人，徐志摩对这种变化也许更加敏感。

    其实，对于日复一日的学习生活，徐志摩虽然成绩优异，且感到压力不大，还是会流露出厌倦和无聊之感。不过相对于鲁迅在民国初年京城时抄碑的无聊之感来，徐志摩的这种“无聊”也许只能被看作“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春哀愁、成长期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甜蜜哀愁。好在徐志摩对自己的情绪变化比较清醒，每当自己对学习有所厌倦或者过于懒惰之时，他总能及时进行自我剖析，勉励自己要以学业为重。例如以下几条：竟日除上班外，无所事事……余与赵乃抟、蔡春元戏顽，为学监所见，幸不见责。此后宜加检束，倘被记过，于名誉殊有关碍也。（1911年4月4日）

    多日嬉戏无所事，置读书于度外。今日上课反觉倦而不振，闲之为害也。……今考期已近，其将奈何！嗣今以后，苟能攻心于各科学，少事嬉戏，则又何患乎。（4月12日）

    竟日除上班外，无所事事。或阅书，或闲谈，暇时尤多，在燕孙病房中看小说。余今日又学得一顽儿法：踢毽子。是课余常与三年级之来君之怡作此戏。（4月18日）

    虽然课忙，伪也。笔懒实也。自入校至今，几曾见埋首终日哉。（4月27日）

    倏忽间去星期日又五日矣，光阴一去不复回，能不怅怅。……略阅英文，闷极。（5月5日）

    迩来笔懒甚，日记必间日作。各科学亦未加温习，仅稍稍读英文，偶演算术三四问而已。思所以愈其堕者，无术也。（5月15日）

    上述日记说明，徐志摩在入学之后一个多月，当新鲜感消失，逐渐适应学习生活后，由于学习压力不大，生活较为从容，反而导致其产生无聊与厌倦之感。虽然他也不时对此进行反省，但这种感觉不是那么容易消失的。另一方面，徐志摩入府中读书，不过15岁，正是活泼好动之年纪，加之徐志摩极有天分，学习压力不大，所以爱玩爱动本为自然，其日记中多有此类记载也就不足为怪了。其好友郁达夫于1931年12月11日写的纪念文章《志摩在回忆里》，对此的有关记述可以验证：大约是在宣统二年（1910）的春季，我离开故乡的小市，去转入当时的杭府中学读书。……当时的我，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十四岁未满的乡下少年，突然间闯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围万事看起来都觉得新异怕人。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我只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同蜗牛似地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一伸出壳来。但是同我的这一种畏缩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

    一个是身体生的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我当时自己当然总也还是一个孩子，然而看见了他，心里却老是在想，“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仿佛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孩似的。还有一个日夜和他在一块，最爱做种种淘气的把戏，为同学中间的爱戴集中点的，是一个身材长得相当的高大，面上也已经满示着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时候的心里猜来，仿佛是年纪该在三十岁以上的大人，——其实呢，他也不过和我们上下年纪而已。他们俩，无论在课堂上或宿舍里，总是交头接耳的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结果却终于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着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得最多的一个。

    好在到当年5月中旬，徐志摩的这种“无聊”之感终于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从5月17日开始，其日记中再也没有出现有关“无所事事”的记载。而标志这种转折者就是这天日记中的一首诗：人生岁月白驹过，应事牢骚记咏哦。

    书剑随身聊复尔，英雄得志又何如。

    未能报国心空热，许作平民福已多。

    窃叹我庐真自在，闲载花木醉高歌。

    这首诗所体现出的人生感慨，可以被视为府中学生时代徐志摩思想情感的缩影。次日徐志摩又写一长诗，题目为《题焚琴怨小说》。《焚琴怨》，据阿英《晚清小说目》著录，作者为黄端履，光绪戊申年（1908年）由中国图书公司出版。根据其题目以及徐志摩诗的内容，可以推断该书为言情类悲剧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诗中流露出的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同情：“许多绿惨红愁内，总为峨眉诉不平。”接下来的三天，徐志摩日记用几乎全部篇幅抄写了岳飞的《满江红》，又创作了两首表达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诗歌，当是受时局变化刺激而作。请看那一时期国内发生的大事吧：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72名烈士葬身于黄花岗。

    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激起全国怒潮，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埋下种子。

    5月14日，长沙万人集会掀起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

    5月27、28日，徐志摩接连听了两场大演说家安狄先生的讲演，一为“中国现势之缺点”，一为“将来之希望”。这两场演说对徐志摩的刺激极大：“一时可惊、可警、可耻、可憎之心齐起于脑中。……呜呼，余心碎矣！”

    作为学生，徐志摩交往最多者自然是同学，特别是同乡同学。他本生性活泼，爱结交朋友，所以他在府中时与同学交往极为密切，且深受同学爱戴。不过，结交最密切者是他称之为“三知己”的燕孙、叔薇、仕章三人，他们也都是其海宁同乡。据统计，徐志摩《府中日记》共133篇，其中提及与上述三人交往者就有62篇，且很多篇中有较为详尽的交往记录，甚至连好友患病、回家等也被写入日记，可见徐志摩对这些同学的看重。此外徐志摩与其他同学交往也很密切且关系融洽，从《府中日记》可知，他几乎每天都与同学一起外出，或游玩或购物或喝茶，不外出时也是和同学一起下棋、踢球、聊天等。相比之下，徐志摩对于家人安排的活动却不感兴趣。例如据其7月9日日记，其父亲命他到家乡的商会，参与商议开设供学生实习之商店事宜，根据其父亲的说法是为提倡商业、开通风气，但徐志摩显然不以为然：“此事于商业学堂则实有关系，余辈非习商者，则此又何为？”

    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并非直接与某个社会阶层相关联，也非以这种直接的关系确认他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而通常是通过与某些特定的与其有更加实际关系者的交往来确认自己在社会中地位的。与同学和同乡的交往，无疑是作为学生的徐志摩最常发生的日常交往活动。从其日记中可以看出，由于徐志摩出身富商家庭且其人品为人俱佳，所以自然获得了同学和同乡的尊重，与其来往者也多为家境富裕者。由此在徐志摩周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朋友圈子，这个圈子对徐志摩的日常生活模式以及对其个人性格、思想等，必然产生重大影响。如在其4月4日日记中，徐志摩就提到燕孙等人对他好玩好动的劝诫，认为“斯言诚确论，余其谨志勿忘”。徐志摩极为看重自己的这个朋友圈，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徐志摩这一阶段的学习生活，几乎其所有的外出活动都有同学同乡等一起参与，他一个人单独外出者寥寥无几。

    学生时代的同学、同乡之间的交往活动，是学生所经历的最本质也是最丰富的交往之一，因为它们都是基本建立在平等、自由（非强迫）基础上的交往。自然，这种平等和自由并不意味着交往双方的感情付出具有同等强度。在徐志摩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志摩的诗人气质决定了在这种交往中，他对同学、同乡所付出的情感强度往往更大、感受也更深刻，如：今日下午五句钟，赴第一舍与潘君、金君等纵论小说、剧。谈略数千言，甚乐。（1911年2月21日）

    此时的徐志摩刚入府中三天，与同学只是刚刚结识，却已能与他们“纵论”，且达“数千言”，有“甚乐”之感了。其实在其同学看来不过是平常的闲聊而已，恐怕他们记日记的话，不会有如此感受和评价吧。限于资料，我们无法对此进行验证。不过，从徐志摩本人角度看，他如此兴奋的原因除却刚刚入学的新鲜感外，还与前一天和当日下午他连续阅读多达三册的小说《新西游记》有关。徐志摩评价该小说为“颇具讽意，此书非无益小说可比，以有言外旨也”。

    又如：

    同出至清泰站闲步，见脚踏车甚多，往来驰骤于马路，甚自得也。既而至羊市街光华阁饮茶，谈笑甚欢，返寓已五句余钟。（1911年3月3日）

    20世纪初，骑自行车在杭州还属于时尚，所以徐志摩注意到那些骑车者的“自得”神色。当然其同学可能也会注意到，但却不大可能记入日记。至于把饮茶时的“谈笑甚欢”也记入日记，就更是只有徐志摩这样情感丰富者才会如此的吧。

    作为诗人，此时的徐志摩虽然尚未正式开始诗歌创作，却已具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感受力和情感表达力，除却偶尔的文言诗词创作外，其日记语言也富有诗意，如下文：是日为礼拜六，七句余钟赴舍。……余辈无聊甚，仅与仕章相击球为乐，拱垣则静坐窗下，悄然以思，一若有重忧者，其人之静可以概见。（1911年3月11日）

    闷居小舟，遥观野外风景，当今三春之候，桃柳明媚以争艳于溪滨河畔，诚足为骚人逸士之吟咏料。惜余无大才，愧无以应此佳景。（4月7日）

    总之，徐志摩的《府中日记》，为后人了解其学生时代的日常生活、交往情况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作为诗人，徐志摩的眼光往往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生活场景，并能有自己特殊的感受。所以他这一时期的日记，对于我们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对于我们了解徐志摩后来的诗歌创作和情感生活，都有重要价值。

    留美时期徐志摩的日常交往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蔡元培为徐志摩所写挽联

    1918年，徐志摩赴美留学，可惜当年没有日记留存下来。如今我们见到的徐志摩《留美日记》时间是从1919年1月26日到12月21日，且中间缺少甚多，各月日记篇数统计如下：

    1月：3篇

    2月：2篇

    3月：5篇

    4月：12篇

    5月：2篇

    6月：3篇

    7月：10篇

    8月：19篇

    9月：1篇

    10月：8篇（部分系补记）

    11月：27篇（最多一月）

    12月：17篇

    日记缺少的原因，要么是日后保管不慎丢失，要么当初徐志摩就没有按时记。不过，从现存日记中可以看出徐志摩对写日记有高度评价，且对自己因懒惰导致日记中断颇为懊悔：日记竟一荒永荒真不应该。人之异于禽兽，以其有智慧，能思想，思想最空淼，亦最奇妙。综前映后，层出不穷。然非讨切记述以杂其缘索，而理其源流，则罔为无所归宿，精金宝石一等烟云有足惜也。惟学问少所臻至，思路必不纯洁，故难于著专篇而宜于著随笔。日记有百利，而无一弊。奈何以懒而废，不智不勇思之憬然。（1919年7月10日）

    由于该年度日记缺少过多，因此对徐志摩此间日常交往和生活状况进行统计学分析就没有实质性意义了。故此这里仅就现有材料结合其他可以佐证之材料（如同时期也在美国留学且与徐志摩有交往的吴宓之日记），分类考察徐志摩此时在美国留学生活的一般情景及其思想状况。

    首先是对徐志摩留美时经济状况的考察。由日记可知，徐志摩留美不是公派，费用全由自己解决。虽然徐志摩家境很好，但他在美期间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有时甚至需要同学好友相助：这一月内，着实经验了些没有钱用的难处。东拉西扯，借债满身，好不难过，真不自由。真不说虚话，用一分钱，也要掂掂斤量。周太尉入狱，方知狱吏之尊。我今日才晓得钱财之贵。到了昨日，袋中剩了一块多钱，吃饭不够两天，正在迟疑，救星到了。可是暂时的救急星，这还是靠不住。老邱寄来了二十一元三角六分。连前凑足一百五十块。他说月初再寄我五十块，以后要还好想法子。这位仁善的债主，真正难得！（1919年8月1日）

    看来徐志摩平日大手大脚惯了，一旦借债度日，就倍感日子难过。为此徐志摩特意设计了一个统计表，实行所谓的“养俭记账法”。结果实行了十几天后，效果仍然不佳。据其11月12日日记：“行此法已十三日。算来共用去九十五元整，其中书籍占六十五元，消耗占六元，应酬赠送占八元奇，实用乃十四元耳。向博泉借款已及一百二十元，现存又不到三十，家款未有到期，说要节省才是。”那么此后又如何，是否真的节省一些了？在12月3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记账三十三日。共用去一百七十元。其中书籍费占七十。百元中五十七元为维持生活所必要，其中四十三则为应酬费、消耗费、馈送费等。”从徐志摩自己的统计可知，首先他买书过多，作为经济上尚未自立的学生，没有必要买很多书，何况徐志摩所买有些并非学习急需。如果买书算不上是缺点的话，则应酬费、消耗费、馈送费过多就是问题了。徐志摩结交广泛，自然这方面开支较大，几乎与其生活必须开支相等，但这也说明徐志摩这方面的控制能力较差。其实此后多年，徐志摩一直如此，说到底，还是与其诗人气质和从小生活优越所养成的挥霍习惯有关。

    徐志摩的爱好结交广泛，在其府中日记中已见端倪。一旦来到异国他乡，则他的结交更加广泛和密切，对这些其留美日记都有记录。关于徐志摩这时的交往情况，按不同性质，大致可以从与中国学生和外国师生的交往以及直接交往与间接交往（书信）两个角度来看。就前者看，徐志摩与中国同学的交往次数及涉及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与美国师生的交往。这也是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有的情况——限于外语水平较低和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中国留学生在与外国师生交往时往往比较被动，其交往也常常属于浅层次的日常来往，很少能达到精神层面的交流。相比之下，吴宓日记中所披露的他和陈寅恪、梅光迪等与白璧德的来往就很值得注意，因为他们的交流早已超过普通的日常生活层面，而是就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进行的深层交流。就直接交往与间接交往方面看，留美时的徐志摩写信的次数和交流对象急剧增加。在不足一年时间且大部分日期没有日记的现存留美日记中，所记录的徐志摩写信就有131封，而收信也有92封（均不包括与其家庭的书信往来，且有时徐志摩仅仅标明是通信没有具体说明是收信还是来信，此种情况一般归为写信），最多者徐志摩一天内会收信五六封然后再写信五六封，可见其通信频率之高、数量之多。

    在日记所记载徐志摩与同学好友的日常交往中，最多的交往就是一起外出游览、购物、听演说、开会和吃饭等。在众多的日常活动中，作为诗人，徐志摩记入日记的重点是他对众多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和评价，特别是对留学生之间恋爱之事的观察和评价。其中，徐志摩对中国女留学生的评价很有意思。在8月18日及此后数日的日记中，徐志摩用很详细的文字一气评价了十位中国女留学生，显示出他对女性敏锐的感知能力和理解能力。他后来与林徽因、陆小曼之间的爱情故事那样轰轰烈烈，与其骨子里的浪漫情结有关，也与其早年对女性的深刻理解有关。且看他对某中国女留学生的评价：刘女士尊容，颇为激目。因为他身材是矮而肥，简直直上直下，说句唐突话，像冬瓜那么一段。再加之一颗斗大的头颅。面如满月，眼若铜铃。口阔，眉浓，鼻大，就剩皮肤倒还白皙，否则不堪设想了。（1919年8月18日）

    当日之日记，徐志摩居然一口气点评了当时在衣色加的所有十位中国女留学生。在他看来，虽然女性外貌各有不同，长相美丽固然是女性的一大优势，但最重要的还是性格、内在的韵味以及待人接物等方面。他尤其反感的是那种矫揉造作的女性，而喜欢待人真诚自然者。不过，他似乎对那种外貌甜美娇小柔弱者更有怜爱之心，例如他对一位美国女孩的描述：早餐过径赴博泉家。房主惺忪应门，韵致可怜（房主正当妙年，尝为某画家作画本，语博泉其蝤蛴其柔荑，并擅胜也）。（1919年11月4日）

    从上述描述中依稀可见林徽因和陆小曼的影子，也许徐志摩在那时就已在心中刻下理想佳人的模样了吧。留学时的徐志摩正值青春年少，喜欢对异性进行点评，过过口舌之瘾本也自然，而这也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免除思乡之苦的一个手段。青年学子客居国外，特别是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从一个封建大国来到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尤其表现在男女结交往来方面。中国留学生亲眼目睹美国学生在男女关系方面的开放以及社会上一些文化娱乐场所的情形，所受刺激之大可以想见，偶有动情之时也在所难免，但徐志摩却能对自己的刹那间之“邪念”把握控制得住，倒是十分难得：昨晚有女子唱极荡亵，心为一动，但立时正襟危坐，只觉得一点性灵，上与明月繁星遥相辉映，这耳目前一派笙歌色相，顿化浮云。（1919年8月6日）

    那么徐志摩是怎样抑制和转化自己内心“邪念”的呢？原来他使用了心理自我暗示的方法，首先是告诫自己如果要有所成就，就不能随众逐流，大凡成大器者都是认真对待生活的；其次就是提醒自己要心地光明、意志坚强，方能不被世俗享乐所诱惑。对此，我们不妨参考另一位与徐志摩同时留美的学生吴宓写于同年的日记，看他对这方面的事情是如何评价的：今身为留学生，而不入秘密兄弟会，而不事交际、而不求干进、纳交于国中之权贵，而不赴年会、登台演说，而不争为《月报》《季报》之主笔，而不争为学生会之会长职员，而不嫖美妓，而不勾引中国女学生，而不事跳舞，而不常看戏，而不胁肩谄笑、口作极无味之应酬语；凡不为以上之事者，则众讥其人为怪癖，为顽愚，为无用，为不热心，为不爱国，为自私自利。呜呼，鹓雏腐鼠，今古同情。

    虽然归国之后他们二人因文学观与文化观的差异而走上不同的文学道路，但在不满于当时中国留学生中一些不良风气，有志于为中国文化的再生作出贡献方面却是一致的。浦江清在日记中提到陈寅恪曾说过近代以来祸中国最大者有两件事，一个是袁世凯北洋练兵，一个是派送留美官费生。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4页。前者容易理解，袁世凯如果没有掌握兵权，就不会有后来的很多变故，特别是不会有其复辟一事。而对于后者很多人觉得不可理解：派官费生留学美国不是向西方学习的好事吗？可是当我们看到徐志摩、胡适、马一浮和吴宓等人留美日记中所记录的中国留学生在美的丑态时，当我们获知陈寅恪、吴宓等人对很多中国留学生沾染的西方陋习表现出的深恶痛绝时，就会理解陈寅恪为何会有如此说法了。

    且说徐志摩与吴宓早在1918年就已经相识。徐志摩是1918年8月赴美留学的，开始时攻读银行学，“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美国一位大银行家的名字）”。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留美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徐志摩听说在波士顿中国留学生有“国防会”的组织，便于12月21日与李济等前往波士顿。和徐志摩同来波士顿的向哲浚，是吴宓清华时的同学。而吴宓到波士顿后，与国防会的副会长尹寰枢同居一室，他们的住处就是救国会的会所。如此徐志摩来加入救国会，就与吴宓相识了。徐志摩在8月29日日记中曾提及吴宓当选为国防会编辑部的部长，而徐志摩自己任编辑之事，不过日记中对于吴宓个人没有具体评价。而后来吴宓则对徐志摩及其作品有过深刻评价。在徐志摩去世数年后吴宓所写的《徐志摩与雪莱》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我住在哈佛大学宿舍ThayerHall三十五号室。同房住的，是尹寰枢君（字任先），是中国“国防会”的副会长；我们的住室便是国防会办公和职员会议的地方。我那时十分爱国，日夕劳忙，和郑莱、陈宏振等一般朋友，帮助尹君办理会务；一面又要打电报到巴黎阻止中国和会代表签字；一面又要在美国报上写登文章；一面又要参与中国留美学生会的事情，讨论某案，弹劾某人，真是忙个不休，十分起劲……就在那时，我初和志摩认识。一日，有克拉克大学的两位中国学生，来加入国防会；其中一位李济（济之）；另一位便是徐章垿，字志摩。照例签名注册之后，大家便畅谈国事和外交政治等。以后还会见过几次，所谈仍不出此范围。不久，就听说志摩到欧洲去了。

    两人回国后，因朋友圈子不同交往不多，用吴宓的话说是“回到中国之后，在南京，在北京，在清华，也曾会过志摩，但是次数不多。在我与志摩之间作联锁的公共朋友，当时是张歆海君”。张是两人同时期留美的同学、朋友，在他们两人的日记中都是常常出现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遇难后吴宓又是写文章又是写诗，对徐志摩及其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对于一向反对白话诗的吴宓来说十分难得。其悼诗如下：挽徐志摩君牛津花园几径寻，檀德雪莱仰素因。

    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

    曾因琼岛鸳鸯社，忍忆开山火焰尘。

    万古云霄留片影，欢愉潇洒性灵真。

    也正因为徐志摩抱定了要好好学习以报效祖国的想法，所以他在日记中对那些有志刻苦学习者总是抱有敬意并以他们为自己结交好友的标准。如下面这两条：老张狠是一个血性的男子，近来格外受了刺激，立意要结合同志，共相砥砺。所以他舍去了吴城，因为不愿意跟有私利少大志的朋友作伴。他同我谈了多时，彼此狠为契合，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又觅到了一个至诚的同志。（1919年8月2日）

    郑毓秀女士，革命巨子。曾与汪兆铭谋炸摄政王。其后历经印度、东瀛、留法巴黎大学，新以法律学士卒业，由美回国。……此君浓眉高额，雄喉杀眼，真女丈夫佩真群英之俦匹也。（12月5日）

    纵观徐志摩的《留美日记》，可以发现他所结交和看重者，大都为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其中很多后来都成为民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兹列举一些出现在徐志摩日记且被给予好评者：李济、张君劢、蒋廷黻、洪煨莲、张鑫海、楼光来、汪懋祖、朱斌奎等。这些人中有很多在徐志摩回国后，还与其保持往来，所以留学时建立的交际关系，对徐志摩回国后的发展依然起到重要的作用。

    阿尔弗雷德？许茨是美籍奥地利裔现代哲学家。他通过对生活世界的结构和各个层次的研究，试图探讨生活世界的“哲学”意义，在世俗领域解决主体间性问题。他认为，生活世界不仅是人们共同的世界，而且从一开始就是被人们当作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来经验的。就留学生而言，来到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环境，其最容易接近与理解者自然是同样留学在外的来自祖国的同学，其次才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同学。从日记中可知，徐志摩与日本留美学生等之间也是有交往活动的，但频率和强度绝对不如与中国留学生的交往。显而易见，从徐志摩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些同学好友的世俗生活经验可以被他当作一个值得信任的同伴经验，因为作为诗人，徐志摩对理解认知他人几乎有近于直觉的超能。根据许茨的“主体间性”理论，人际交往之所以可能，因为这种交往默认这样的可能性：通过交往我能认识他人的人性，并能像看待我的自我一样看待他人的自我。从而我能像理解我自己一样理解他们，并期望被他们所理解。作为刚到美国不久的学生，徐志摩自然渴望通过适当的人际交往，结交能给他提供各种帮助的朋友，并期待能与他们一起工作学习，与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分留学生活的乐趣、烦恼，人生目标和文化观。

    在徐志摩留美日记中，有一篇谈论自己自傲和薄人（轻视他人）心理的日记，值得特别关注，因为这是青年徐志摩试图对自我和他人自我进行分析的好例子：自傲与薄人骤看是一事，然却有些分别。自傲是不分皂白，一味看不起人，是混泯的，是无区别的。薄人是有些分寸，是比较的，是观察的，是有标准的。（1919年7月12日）

    许茨认为，如何获得有关他人自我之知识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理解他人，如何与他人实现理解和沟通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包含着我们如何能形成共同之世界经验的问题。他人的意识与我们的意识的进行过程在时间上是平行的，两者在社会互动中同时发生并交错在一起，这就是主体间关系的本质，也是我们理解他人的基础。在认识他人的内在生活方面我们处于劣势，因为这种认识是间接地和不连续地。但许茨又指出，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了解他人又甚于了解自己，因为当他人的主观经验实际发生时，我们可以观察和感受它们，而我们只有等自己的经验成为过去时后才能对它加以反思性的对待。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只有通过反思才能完成，我们只能在反思中把握自己的感受。这种把握是对过去的感受的把握，而不是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感受的把握。和我一样，他人也只能观察自己的过去。但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握其他人现时的感受。

    在许茨看来，在日常生活中，尽管每个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占据独一无二的位置，从而由于行动者各自的视角、人生经历和动机各不相同，使得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经验互有差异，但生活世界却使我们相信，不同的视角是可以互换的。我可以设身处地地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互换视角，实现对客体及其各个方面的共同理解。如果我们以此来理解留学美国时徐志摩的日常交往，当能从其日记中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徐志摩的内心世界。

    徐志摩、胡适与杭州

    在徐志摩的师友圈子中，如果说他对梁启超近于敬畏与崇拜，而一直维系着师生关系的话，则他与胡适的关系就介于师友之间，相对亲密、自然和自由得多。我们不妨先从徐志摩写给胡适的一封信来看看二人之日常交往：老爷太太：小可敬禀。托庇鸿福，今天早上回本乡小镇。小可的母亲已于三日前出险。现在只是精神疲乏，饮食太少，危险是已经过去的了。只是她老人家消瘦得不成模样，看看都觉心酸。她上半天照例没有气力多说话。但她第一句话是问谁叫我回来的，路如此远，又有功课，来去多不方便。我只能说，本来是春假，原定是要回家看看的。第二句话，她说她早要写信向胡老爷、胡太太道谢。小可在胡家，她万分放心，知道胡老爷、胡太大是待他如何好，果然这回人也胖了，面色也好看了。她只是过意不去。如此平白地搅扰人家！小可当时回说：“妈，你还不知道，胡老爷、胡太太固然待小可恩至义尽，还有杨妈妈，大爷，小爷，也把小可当小孩儿一般，小心看待，真是舒服得比在自己家好得多多。”小可的妈又说：“可不是吗，你去搅扰人家，反而又叫胡太太费心带东西来送，叫我益发过意不去。”小可当时就把绿葡萄盒打开，捡一颗叫妈妈尝尝。她是吃不下东西，但含了那一颗说：“狠甜。等胃口好了再吃。你得好好向老爷太太道谢。”她叫小可立即写信说病人已稍见松动，弗劳远念。其次是多多道谢。

    回南一路福星，又是叨庇老爷、太太，上帝派一位功高德茂望重群生的刘大主教，一路上陪伴着他，东谈西说不叫他寂寞，不让他走邪道。虽大主教自家的鼻子还是照样不狠通顺，说半句话总得咳呛一下，但他自有上帝先生保佑他，也保佑他的鼻子。

    小可家里这几日倒颇热闹。儿子在此，另有一家俊小姑娘叫小可“公公”，他两小口子已经早晚提到结婚拜堂的事。这似乎比到祖望和他的大妹妹更来得急进些。“公公”只顾得和儿子媳妇踢小皮球，方才在一刻钟内已经踢丢两个小皮球。儿子慷慨不过，他掏钱，一共六十子儿，小可就此告罪，不多劳神了。就此叩头道谢。

    老爷好大爷好

    太太好小爷好

    小可志摩四月八日

    这是1931年4月8日徐志摩写给胡适的信，发表于当年11月21日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题目为《一封最顽皮的信》。其背景是这样的：1930年徐志摩到北京大学任教，暂时居住于胡适家中，后因母亲患病，返回硖石看望，此信即写于此时。由所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可见徐志摩与胡适关系之亲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密切友好到了什么地步呢？据说徐志摩会把他的日记拿给胡适看，然后让胡适在上面作批注。自然徐志摩也很了解胡适，他说，凡是胡适文章中有按语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因为这些按语往往都是导引你往错误方向理解的，所以胡适说“知我者志摩”。

    以下我们且选取他们1923年在杭州共同生活过的一个时期，从他们各自的日记中，考察他们对杭州、对西湖的眷恋之情。彼时他们二人都处于恋爱之中，对此其日记中又有哪些明确的记叙或暗示性的记录，是我们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最后，我们还将比较一下他们对两人共同参与之日常交往活动的记录有何异同，由此讨论他们的性格差异以及思想差异。

    1923年，胡适曾三次到杭州，除却公开的事由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与其妻妹曹诚英见面。对胡适而言，与曹诚英的情感纠葛是他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而杭州西湖就是他们爱情的见证者。曹诚英字珮声，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小胡适11岁。当年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当伴娘的曹诚英才15岁。曹诚英对胡适一直极为崇拜，两人很早就有书信往来，虽然一开始仅限于亲戚层面的交流。曹诚英后来与胡冠英结婚，婚后丈夫到杭州念书，她也到杭州学习。因此，当胡适有机会到杭州休养时，与时在杭州读书且刚刚离婚的曹诚英见面就是极为自然之事了。

    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一个研究新学制课程的会议，顺便到杭州一游，其实就是为了见曹诚英。胡适在杭五天，刚离婚不久的曹诚英一直陪伴身边，正是这次见面使得他们的感情发生了质变。从其日记可知，胡适在杭期间，除了曹诚英还有好友任叔永、汪静之等人陪伴。尽管两人单独相处的时间可能不多，但胡适还是十分快乐。他回到上海后写了《西湖》一诗，借赞美西湖表达对曹诚英的爱慕和思念，其中有些诗句，知情者当一看便知其另有所指：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的更利害了！

    然而西湖毕竟可爱，轻烟笼着，月光照着，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

    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

    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不敢正眼看伊了。

    听了许多毁谤伊的话而来，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

    据《胡适日记》，当年6月8日，胡适再到杭州，主要目的就是决定秋天到杭州养病休养一事。此次胡适住进了西湖边的新新饭店，同游者为高梦旦。胡适先后与蔡元培等人见面商谈，他们都力劝胡适在西湖之滨的烟霞洞休养，并陪伴胡适到烟霞洞实地考察。胡适对此地十分满意，最终决定到此休养。

    于是6月24日，胡适住进了烟霞洞，开始了被他称为“神仙般”的生活。这段生活之所以能与“神仙”相比，正是因为在此期间他收获了爱情。以下是胡适当日日记对此事的记录：廿四日，陈廉斋（名惟俭，军警督察长）在山上请我吃饭；饭后与同来诸客同游南高峰。南高峰高三零二密达（米），可望见西湖全景，可望见钱塘江；天晴明时，可望见海。湖上风景，以此为最壮美。

    胡适果然不愧为名人，连军警督察也要请他吃饭。而胡适对西湖风景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似乎他对壮美之风景更加欣赏。接下来的日子，胡适的日常交往颇为繁忙，不是应邀演说，就是出席宴会和会见友人等等。但毫无疑问，他最在意的还是与曹诚英的交往。当时曹诚英已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年龄刚刚二十出头，刚刚离婚。汪静之形容说她“属于那种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既然胡适在烟霞洞养病，曹诚英放暑假刚好前来照顾。在此期间，他们感情日深，烟霞洞遂成为他们爱情的见证地，且看胡适对此的记录：下午我同佩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花盛开，香气迎人。我们在一个亭子上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1923年9月13日）

    同佩声到山上陟屺亭内闲坐。我讲莫泊桑小说《遗产》给她听，上午下午都在此。（1923年9月14日）

    傍晚与娟（即曹诚英，引者注）同下山，住湖滨旅馆。（1923年9月27日）

    至于曹诚英是何时开始留宿烟霞洞的，一般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7月29日他们同在南高峰看日出之后。此处说法参考了李伶伶、王一心著：《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他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有关评述。

    不过，再美好的生活也会有尽头，转眼三个月过去，且看胡适的留恋之情：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在月光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1923年10月3日）

    笔者以为，胡适这一段虽是日记，却写得感情真挚，文笔优美，实在是要比他那些白话诗好上很多呢。10月初胡适向友人一一辞行，而曹诚英因为开学已经返校。10月5日傍晚，胡适乘火车离开杭州。不过胡适与曹诚英因为无法忍受相思之苦，不久竟然又在杭州相见。请看胡适日记：我们四个人去游西溪花坞……坐船到开化凉亭附近上岸，步行进花坞。娟（曹诚英）走不动了，我们到一个庵小坐吃茶（1923年10月21日）

    晚上与志摩、经农游湖。到壶春楼吃饭。我戒酒已近十日，今夜心中不快，遂复喝酒。三个人共喝了二斤半。

    到湖心亭，看月。我在石板上仰卧看月，和志摩、经农闲谈。后来又到平湖秋月，人都睡了。我们抬出一张桌子，我和志摩躺在上面，我的头枕在他身上，月亮正从两棵大树之间照下来，我们唱诗高谈，到夜深始归。（1923年10月22日）

    志摩昨天做了一首《天宁寺闻礼忏声》的长诗，气魄伟大，我读了很高兴。志摩与我在山上时曾讨论诗的原理，我主张“明白”“有力”为主要条件；志摩不尽以为然。他主张massively（雄伟、庄严）是一个要件，但他当时实不能自申其说，不能使我心服。十二日我在上海沧州旅馆时，他带了一首《灰色的人生》来，我读了大赞叹，说“志摩寻着了自己了！”。（1923年10月25日）

    徐志摩对胡适与曹诚英的关系，心知肚明，有时不免故意“审问”胡适，且看徐志摩此间日记：午后为适之拉去沧州别墅闲谈，看他的烟霞杂诗。问尚有匿而不宣者否，适之赧然曰有，然未敢宣，以有所顾忌。（1923年10月11日）

    昨写此后即去适之处长谈，自六时至十二时不少休。……与适之谈，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适之是转老回童了，可喜！（1923年10月13日）

    昨下午自硖石到此，与适之经农同寓新新（指西湖边的新新饭店），此来为“做工”，此来为“寻快活”。……我形容北京冬令的西山，寻出一个“钝”字；我形容中秋的西湖，舍不了一个“嫩”字。……昨夜二更时分与适之远眺着静偃的湖与堤与印在波光里的堤影，清绝秀绝媚绝，真是理想的美人，随她怎样的姿态妙，也比拟不得的绝色。（1923年10月21日）

    昨天（二十二日）是一个纪念日，我们下午三人出去到壶春楼，在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适之对着西山，夕晖留在波面上的余影，一条直长的金链似的，与山后渐次泯灭的琥珀光……

    饭后我们到湖心亭去，横卧在湖边石板上，论世间不平事。我愤怒极了，呼啸、诅咒、顿足，都不够发泄。后来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浆破小波声，方才勉强把无名火压了下去。（1923年10月23日）

    从上述两人日记中不仅可见他们的友谊之深厚、关系之亲密，而且可以从中体会到他们对西湖那特殊的热爱与眷恋。这种情感由于他们各自陷入情网之中而得到放大，进一步加深了其对西湖之美丽的赞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人记录同一天同样事件的日记，就是10月22日他们去湖心亭看月事，虽然胡适是当日即记（其实也可能是事后补记），而徐志摩是次日写下。比较一下二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录，可以看出微妙的差异。此间当为胡适一生中情感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但相比徐志摩他还是节制很多。在写景方面，徐志摩无疑更胜一筹，对西湖美景的描述更富有诗意。此外，在袒露内心情感方面，胡适一直比较隐晦曲折，而徐志摩就更加坦诚直白，有时甚至达到“疯狂发泄”的程度：“我愤怒极了，呼啸、诅咒、顿足，都不够发泄。”胡适的冷静含蓄和徐志摩的热情奔放，恰成鲜明的对照。

    有意思的是，当胡适在烟霞洞与曹诚英过着神仙一样生活的时候，在写给大洋彼岸的韦莲司的信中，他却对此事只字不提，原因很简单，韦莲司也是胡适的心爱之人。且看胡适信中对这一段生活的描述：我在南方呆了7个多月：有1个月是在病床上，1个月在杭州，4个月在离杭州西湖不远的烟霞洞中，还有1个月在上海。这段长时期的休息对我非常好。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我的健康是这两年最佳的。我除了游山玩水，跟小表妹说些故事以外，什么事都没做。我的表妹因为健康不佳，跟我和我的侄子住在一块儿。

    其中那句“什么事都没做”，是否有些弄巧成拙的嫌疑呢？当然，对于韦莲司这个美国女子而言，她也许根本无法理解中国人的这种复杂亲属关系，所以胡适如此说她大概也不会想到什么的吧。

    在新月派诸人中，胡适当然是领袖，而徐志摩则被称为新月派的灵魂。新月派也是因为有了他们两人才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他们两人的关系就是相互支撑和相互渗透，这样密切而不可分——至少在新月派同人看来是如此。不过，从深层次上讲，胡适给予徐志摩的支持应该更多，因为他的地位和声望在当时远远超过徐志摩。对于胡适给予徐志摩创作和事业的支持以及影响，今人段怀清有这样中肯的评价：“（一九）二三年‘新月社’的成立，以及二四年泰戈尔的访华，再加上受聘北大、参加文学研究会等，是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活动家登上北方文学知识分子舞台并精彩亮相表演的时期，也是徐志摩作为诗人正式走进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时期。而在上述活动的背后，都依稀可见胡适的影子在。作为一个诗人，徐志摩所需要的艺术灵感可能来自于他身边或者梦境中的异性，但作为一个需要成就现实人生事业的徐志摩，胡适的存在，无疑让幻想中的徐志摩，还能够不时惦记着现实世界里的果实，让他的每一片思想与情感的落叶，还能够坚持飘落到树根上，或者在空中画出一道飘落的轨迹，或者慢慢地腐烂在树根上，成为肥沃大树的养料。”

    可以说，徐志摩有胡适这样的挚友，是他的幸运徐志摩去世后，胡适为其日记，应林徽因之请所做一切，足以证明。而胡适结交徐志摩与否，则对其一生影响不是很大。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7页。

    原载1931年3月1日《宇宙风》第12期。

    周至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

    参见李伶伶、王一心著：《日记的胡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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