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军事法庭审判后，对被审查人员的监管有所放松，允许在校内自由活动。就在这个时候，监管我的史地组教员，为人忠厚，悄悄告诉我，现在是运动后期甄别阶段，上级组织开始对各单位上报的被审查对象进行甄别。我写了一封实名申诉信，寄给黑龙江军区政治部，详细反映我们学校肃反的情况。不久后，黑龙江军区政治部派一个工作组来学校调查核实，否定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外围组织”的存在，对被审查对象做出了平反的决定。对我的平反文书内容，我现在只记得最后几句：“查无实据，系属错斗，应予平反。”1956年春节后，被审查对象都补授了军衔。我从副排级升为正排级，授予少尉军衔，仍回理化教研组教书。教研组副组长和团支部委员之职，因为已改选，不再恢复。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外围组织”七八名成员，自掏腰包AA制聚了一次餐，并照了一张合影，以示清白无辜。大家开玩笑叫我“二混子”（混入团内，混入军内）。

    1956年，国家着力经济建设，没有开展政治运动。第八十七速成中学，趁大好时机，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力争把肃反运动耽误的课程补上，按期完成教学任务。我因为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冲击，患上了严重神经衰弱症。为了尽快恢复健康，除服食药物外，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每天工作之余打一小时乒乓球，练一小时双杠，周末晚上到齐齐哈尔市工人俱乐部参加交谊舞会。半年后，我已经能够在双杠上完成倒立等一系列基础动作，乒乓球艺和交谊舞技术也有了长足进步。实行工资制和军衔制后，部队掀起了恋爱结婚的高潮。当时，地方上的女干部、女学生和女职工，十分青睐解放军军官，尤其是连、营级军官。当时流传一句顺口溜，“团级干部太老（年龄），排级干部太小（官小），营、连级干部正好”。我们教研组的教员，除了一位参军前已结婚，两位已订婚外，其余多数人都在积极行动。只有我和另一位也姓朱的四川籍教员没有行动。他因为准备报考哈尔滨解放军工程学院，我因为对初恋的女战友还不能忘怀，何况我才二十三岁，不着急恋爱结婚。

    1957年春，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开展整风运动，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我们学校召开全体干部动员大会。紧接着学校训练处召开全处教员再动员会议。号召大家踊跃提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最初阶段，提意见的人很少。经过反复动员和受到当时全国整风大气候的影响，训练处有几名教员针对学校教学工作上的一些缺点和失误，很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当时也在小组会上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针对肃反运动定指标的问题。认为经济建设应定指标、有规划。政治运动不应定指标。第二条，关于党的领导问题。认为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各级政府及大单位的领导应该由党员干部担任。学校教研组是一个很小很具体的业务部门，应该由业务水平高，教学能力强的教员担任教研组长，不应该以是否党员作为教研组长的唯一条件。

    在整风运动尚未转为反右运动期间，黑龙江省军区分配给学校一个去辽宁省安东市五龙背温泉疗养院疗养两个月的名额。校领导把这个名额分配给训练处，训练处长决定让我去。我当时既惊讶又高兴，与同组教员廖亦民分析其中的原因。我们猜想是因为肃反运动中我被错斗，虽然彻底平反了，但造成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为了安抚我，把学校唯一的疗养名额给了我。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心存感激。在疗养期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要媒体，每天大量刊载和播送批判章伯均、罗隆基等民主党派上层人士的右派言论。对照他们的言论，联系自己在整风运动小组会上的提的意见，我预感自己在劫难逃。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我在疗养期间，主动写了一份检查，寄给学校领导。在检查书中把自己狠狠臭骂一顿，上纲上线，批得体无完肤。疗养期满回校后，只在小范围内进行两次检查和接受批判。训练处六十余名教员中，有八人受到批判，最终有六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开除军籍，降三级薪水，遣送部队农场劳动改造。我侥幸逃过一劫，有惊无险，平安过关。

    1958年，解放军第一次百万大裁军。全军所有的速成中学都在裁军之列，撤销建制，官兵转业复员地方工作。我们学校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迁到辽宁省锦西县（今葫芦岛市），等待转业复员安排。因为我二哥先前已调到山西省公路局工作，母亲随其在太原市定居，姐姐亦在太原市西山矿务局工作，我首选太原市为转业后的工作地方。经学校与太原市人事局联系，我于1958年夏，转业到太原市，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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