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小妮

    我接到一个从中原打来的电话。小城的人说，麦子全收了。

    麦很多年都没有机会在庄稼的包围之中悠闲从容地走。

    月，我在中国的中原醒来的第一个早上，天空迷蒙蒙的灰色。我一直向着外面走，已经闻到了田野的气味。

    从我们住的小城，向任何一个方向出去10分钟，都能遇上麦田。没有第二种庄稼，只是麦田。全天下，都摇摆着好麦子。大地因为加盖了那么厚的一层绿，变得富有了弹力，大地在灵动。

    我直接走进麦子地，看见中国中原的土质细软，绝不是南中国的红沙泥。麦穗里面的颗粒正在鼓起来。我试了一下，它们正接近最后的成熟。沉绿有芒的麦穗从手的下面挣脱着滑出去，回到线路变化的风里面。

    我说，今年好收成呵。

    中原的人们尽量张大了嘴巴听着。同时笑着。我发现中国人的嘴巴，其实相当阔大。

    我说，让我坐在这麦田里头，我就已经满足了。我的要求可以到此为止。

    他们说，到了我们这儿，当然要到处去看看。从那个早上开始，一连十天，我都呆在古老的中原，在无边无际的庄稼之中穿过。

    人们无数的好的感觉当中，一定有触摸临近成熟麦穗们的感觉。我们并不在庄稼地里出生，但是，随着庄稼的波纹起伏走，我们得到了辽阔而且可以信赖的那种安全。

    馍出产麦子的地方，每个人每天都要吃面。吃了由面揉成的馍，人才能结实，长出硬面一样的肌筋。吃了馍，人才敢向着离家很远的地方走。土地用它的出产养育着它上面的人。

    很快，我学会了用中原人的语调说出“馍”这个字音，而吃面是不用学习的。我是北方人，从来不会思念米饭。米是水里长的，面是土里长的。还是土地让人觉得踏实。

    我盛上又一碗稀面糊的时候，中原的人们都在喝面糊，并且出汗。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找到了好阴凉。可是，面糊使他们发热，不管在多大的风里，多密的树下，照样出一场透汗。这是水分最平常的进入和溢出的道理。落了汗的那会儿，粗瓷的大碗已经光滑洁净地扣在面案板上。人坐住，望着又一年的收成。

    如果人不拿着锄头出门，走向他的那块地，人任由着大地去生长，起码会有10种以上的植物在三个月里同时铺满了田野。都是油绿的，都能把种子抖落在地上。人们不稀罕其他，只稀罕麦子的原因，是看它能揉成面，揉成馍，能转变成力气。

    我看见蹲在街头小面铺前面的少年，迎着拖拉机后屁股的一大卷尘上，吃着大碗热面。他的眼睛在众多尘土的扰乱之下，照样紧盯着他的碗。子的力气还没走到他的身体上。少年不自然地站着。他说他识字了。他把小面铺的名字念给我听。吃过面以后的少年，脸色简直太结实。

    就在这同一天，我们很珍贵地吃到了当年的新麦。用成熟庄稼。而厨师却以为，单是青麦能有什么味道。他加了不少调料，所以我们不过吃了盐和味精包着的嫩绿颜色。

    既然是在中原，还是端来实实在在的热面糊和馍吧。

    河七天之中，多次安全无害大面积的麦子。车带我们上桥，桥以下就是黄河。我完全可以怀疑这条极顺服、温和的水不是黄河。我没把怀疑说出来。黄河说到底也不过是一条河，不值得特别水面不宽绰，也没见到浑浊。它好像是不能流淌的水。在一块村前麦田里，中原的农民指给我们，说脚下站着的地方，过去就是黄河的河道，都是水。20多年前，黄河走了。从脚下一口气走出了20多里。

    农民们一眼望过20多里的麦田，用特殊的目光，用我看不透的复杂神色去眺望他们记忆里的那条大河。

    远古的时候，人们称呼这条变幻莫测的水，只是叫它一个字：河。就像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当然不用另取名字。山林野称呼他：人，你来了！曾经，人们以为黄河是人间唯一的一条大水。

    一个傍晚，我们赶回小城，又一次经过黄河桥。太阳完全惨淡乏力地斜照着，很少见到那么没心情的太阳。河上漂着黏滞稠凝的一道白光。有微微突起的一片沙洲，像一条死鱼或者一艘翻沉的浮艇。这条传说中不可阻挡、四处移走流窜的河，把那张恶兽的面目遮挡了吗没这条河，人怎么过活，麦子怎么变绿。大水裹走了100条人命，照样有9900个人冒险跟着水走。在它的大动大静之中，找到人的空隙。种麦，种树，盖屋，读书，生子。

    我问一个作家：有没有就叫《黄河》的一本书？作家说：从来没有。写那么一本书要多大的气度。他误解了我。他要的是负有历史加给他的一切责任和象征的虚拟黄河。我要的，只是单纯的数字统计资料。我需要的《黄河》，几乎是不可编撰的一本书。谁能准确地统计得出它突然呼号而起时带走了多少条人命，多少房屋林木，多少接近成熟的麦田想和一条河坐下来算账，这可能性有吗我们经过黄河，没有看到人站在它的堤岸上，一个都没有，也没见到船。沙洲上有两个人，固定在那儿，一动不动。看他们撅在那儿的姿势，估计是下网捞鱼的。

    1每次经过，车上总是有人对这条河加上一个比重金属还重的颜色词。他们说：又过“黄”河了寺庙在洛阳白马寺的庭院里，我遇见一伙妇女，都讲当地方言。十几个人围着一只石桌坐下来。从寺院的大水缸里舀出水，断了气那样喝。水分使她们的脸更加红和宽阔，更加有了精神。

    女人们喝过白马寺里的水，开始吃干粮。当然是面做的馍，是前一年的麦子。吃完了，就站起来，一双粗糙起刺的劳作的手，使出力气，拍着花褂子衣襟上面的馍屑。

    风吹过中国最早的这座佛教古刹之中，变得阴柔谦和。进了香，许了愿，又吃饱，喝得了水的女人们，起身向着寺庙的大门走。

    在寺庙里休息的、上了年纪的女人，没有比她们更满足更幸福的了。

    穿着草鞋布衣的和尚，也在阴凉的庭院里，提着一些口袋，正准备把扭动纠缠在一起的草蛇们抓出去放生。

    中原的农民宁可相信佛。佛坐大殿上，吃了人的白馍，才有那么丰腴的脸，那么洁白的手，有莲花宝座愿意托起佛。他们的模样看起来都是些好人。

    有一个女人在选择比较两张纸币。两张都是粉红色的一元钱。她把明显干净的一张塞进功德箱，那箱上面写着“广施福田”。似乎吉祥幸福也是一块麦地，可以通过布施得到好收成。那么，可不可以说，一个人行善，这善就变成了水，变成了太阳，变成了农药化肥，使他的田里收割出他最需要的东西不弯下腰吃辛苦的人，能种好麦子吗？不在大河边冒着风险向黄泥下种的人，能把幸福给到所有的田地吗？这么多年，中原的农民不想那些复杂的事，费脑子去想的事都没有什么实用。他们在早雾里起身，直接就向他的那块麦田里走。

    佛坐在寺里，人躬在田上。河绕着这一切，哗哗地由着性子向东海里走。

    古柏麦田之中有园，园中有树，是从唐朝一直生长到今天的古柏，一共两棵，间距只有十几米的两棵柏。其中一棵，全身的筋骨皮肉都向上扭曲，形成鲜明旋转的走势，像被龙卷风强力抽上天空的一束干凝了的火焰。另外一棵，全身笔直流畅，像贯注而下的一股瀑布。两棵老树并不高，也不特别的粗壮，但是，浑身苍老的皮皱，保持着各自固守不变的姿态。

    我在瀑布之树和火焰之树间经过，在水火不相容的间隙里，感受着从盛唐到今天、火和水一贯的力量。

    外国人说，中国人的面目过于平坦，很难分得清这个或者那个，分不清他们表情之中暗藏着欢快还是恼怒。让外国人来看中国的树吧，从唐那个朝代到今天，它始终都不隐含外形，始终都是满树的火和满树的水。

    柏树以外，分别在两个土坡上，站着两个中原的闲人。他们正从两个角度望着我们这几个外来看树的人。一个揉搓一顶旧布帽子，另一个单手下垂，拖一棵菜花的枯秆，都是下意识的动作。他们肯定不是呆子。我早已经看出来，他们来自远处那个带玻璃罩的小货摊。能摆个摊子，总要有正常人的精明。但是，除了呆子，还有什么动物会这么傻立着看石头保持着石头的意识。土坡保持着土坡的意识。树保持着树的意识。只有人会离开人的意识，变得呆滞无神。

    而我们这一伙，又是另一类呆人。我们为树的古老而感慨，倚在古柏上和它合影。摸索那棵火树上一个自然形成的涡游形的凹处。据说，人们相信，古柏上的每个凹处都帮人祈福免灾。人们伸出惶乱不安的手，一年又一年摸索，使树在那个局部变得相当油滑黝黑。这种摸索使“惶乱”显现出了实体的形态，原来“惶乱”呈现着带油渍的黑色。

    这时候，我把思想跳到外面。我看到一些呆人围观唐朝的柏树，又有两个望着看树的呆人。只有古柏静静立着，枯裂、嶙峋而无声，望着匆忙中变绿变黄的季节，不显耀也不声张。他们看到的世间兴衰和大地上的冬薄夏厚相差不多。

    古人曾经描绘的理想国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从唐树苗到今天的古柏，都没有视力，没有听觉，一个单纯的受授者，接纳着自然而来的阳光和雨水，由少年到老者。

    做一棵树，才是一门深大的功夫。

    墓丘我问：麦田里突起来的是什么有人说，是机井吧。我是干过农活儿的人，不相信机井会那么无规则地修建。在麦田里偶然突出了两座青砖的小建筑，这座向西，另座向南，斜侧在麦子的波浪中间。

    中原当地人说，那是陵墓。先于配偶死去的男人或者女人，他的墓留在田里，立在那儿，等待后来的未亡人。等待共同入土深葬。一个担水的老汉，在离墓丘不远的田埂上走，也许他正要去浇他未来的安眠之地。

    好像一个人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待另外一个同行者。这种场面移接到电影里，必然带着浪漫的寓意。无数的列车都过去了，守候者并不去站台外面眺望，并不去打公用电话，他安稳得惊人，只是默默地说：别急，反正我会等在这儿，无论他什么时候来。守候者静止在漆成青麦颜色的火车站月台上，是最有定力的一种人。

    有一天，他们将一起入土。入土的人将是多么好。任何约争努力都消解了。还可以每年更换三条全新的棉絮，活着的时候并没享受过这种清静和奢侈。冬天覆盖他们的是白的雪，春天是绿的青苗，6月是黄的麦穗。这是给再不争论者的最大安抚，葬在中国中原地带的人是有福了。

    经常能在麦子里见到那些浅平的黄土小丘，那是正式的坟墓，几天里面我已经见过多次了。汉以前的人和汉以后的人都在麦根以下成为泥土。被讲述得神秘运转的生命轮回我不相信。如果真有轮回，我看人也应该能轮回成麦子，遍地劳作的人在另一个时间里成为遍地的熟麦。我只相信我见到的，人每年都在入土，土里每年再生出庄稼。

    石窟我们沿着一条河水走。被我看见的河，是一条汹涌又颜色污重的水。后来我知道，它叫伊河。伊河滔滔地隔开两座山。一侧是白居易的墓地，另一侧是龙门石窟。

    曾经传说唐代人轻易地怀疑白居易这名字带有轻狂的含意，又随后立刻凭借诗人的一首诗，改变了前面的看法。

    其实，想白白地居存必然不易。有10万多尊大小佛像，面水而坐在伊河之上。到陡立的石崖上不断凿刻它们的人，一定是怀有目的。

    一座石佛，已经足够领受保护1万个众生的责任。人们在那一片石崖上密麻麻地安置了10万个保护神，普天下被保护的人已经有了多余。世界该太平得过了头。

    我们买了票，在伊河之上看见一场由人创造出来的毁灭展。没有资料能告诉我，这场破坏跨越了多少年。从各个途径看见对这石窟的介绍，我惊异电视摄像机能躲避开无数残缺的石佛像群，居然还能寻找到面目完整的拍摄对象。

    假如是对着羞耻敏感的人，早已遮面掩脸从那石头上逃掉了。

    我听见某一个人去美容院，结果美坏了鼻子，已经想跳楼自杀。石头心思粗犷，无头，无脚，无臂，它也不想逃亡。只是立在原地，向我们展示了被摧残之美。想在石头上刻出细腻丰腴的佛像，肯定没有比毁掉它们更加简捷痛快。对佛像的破坏比大刀阔斧更豪放。因为我没在现实中见到那么巨大的刀斧。

    破坏者已经不可查，没法对他们问话和颁发创作奖。我只能问那无头的佛像：白白地居住在这山上也不容易吧。

    小城我们住在地道的中原小城。城小而满街悠闲、散漫，使人想到古风还在这种地方残留。

    但是，我没有见到读书的人。我见到了沿小街喝啤酒、摸麻将牌、听豫剧的，听到用土喇叭放台湾歌星的歌曲。在我们住处以北，总有人在夜里练唱“都说冰糖葫芦酸”。在明亮电灯下面的读书人，我一个也没见到。他们一定是有的，起码有那些学生们，不能不拿本书去唱诵阅读。可是连这种学生我也没见到。

    小城有书店，卖的书之中没有一本是我想买的。只举一例，它的“现当代诗集”栏里，只有汪国真。他是诗人吗？我们同行的两个朋友每人买了一本唐人韩愈的全集。书店里只存有这两种书。店主把这么厚的两本精装书卖给了两个外地人，一定感到遇上了奇迹。

    而韩愈就是当地人。我们把这事实对小城里的人说，发出巨大声响喝面糊的人们或者不知道这姓韩的是谁，或者意味不清地笑一下，好像韩愈已经和中原小城没有关系。我们又说起建在小城外麦地的韩愈陵园。他们的理解，那地方不过是一个新景点。谁认识韩愈？没有人承认他认识这么一个人。

    离开城市慢悠悠的小街，到了四公里以外的义井村。

    眼前出现一片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裸露的崖壁以上以下都是横跨了1996年至1997年绿油油的麦子。断壁之中可以见到古村落的灰迹和碎陶片。随同我们去的中原人说：上层的陶片是晚期人类的，看它们的质地已经能辨别出粗糙和敦厚，越接近深层才有精致有色泽和鱼鳞一样细花纹的陶片，那才是龙山文化的遗址。博物馆的馆长给我们讲到仰韶红色陶片时候，脸上出现赞叹。他使我们再见了中原人身上隐藏的热情，他像孩子一样说：那才是好看呐！

    人在漫漫发展的过程中无知觉地背叛着一种美。人并不如麦子，麦子千万年也没有背叛它浑身的油绿和金黄色。

    中原，黄了我提前离开了中国中部的这一片原野，其他的人还要去少林寺。

    我走的那一天是1997年的5月19日。七天前，我刚刚见到它的土地。

    就在这七天之中，麦子由绿变黄。

    它们大片大片地黄了。像谁飞快地刷上了一层黄颜色。

    离开小城，迎面开过来一架威风凛凛的大家伙。由于高大，看它行驶起来有摇摆的感觉，这是流动在这个种麦省份里的收割机。我是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种大机器。它和我在一条沙土的窄路上各望了一眼，便向着沙黄的麦田走。我的方向是离开中原的郑州机场。

    可以想像，中原人放下手里的碗，面糊在风里干结在粗瓷大碗上。他们见了收割机忘了碗，龇起牙笑。风又过来吹动他们的张开的大嘴唇。麦子就在这个时候，风卷残云一样地黄了。

    进入了6月，我接到一个从中原打来的电话。小城的人说，麦子全收了。

    一我问产量，他说平均亩产超过了1000斤。

    他这么远打一个电话，只是想告诉我，1997年冬小麦的亩产量。这个消息到了我这儿，变得层次繁多而复杂。

    我说：这下又有馍吃了中原人说：是哦，有了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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