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上海某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打来的。她要我写一篇关于陕北人的文章，她说在广袤的中国地面，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的人绝对不同，它们是文化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比如陕北，能将大文化背景下的陕北人写出来，肯定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很痛快地接受了张编辑的约稿。痛快的原因一是我很迷信，我怀疑电话铃此一刻的响起绝对与路遥有关。原因之二则是我正想谈谈路遥，现在好了，这个关于陕北人的话题即从路遥开始。
陕北是一块苦难的土地。我常常想，上苍造这么一块土地，并且让人居住，大约就是为了让人们受难。如果你出生在富庶的南方，那么无论生活怎么清苦贫贱，青山绿水毕竟会给你一丝世俗的悠闲自在。但是在苦难的陕北，每一个生命来到人间，它的同义词就是“受苦来了”。从呱呱落草那一刻起，你就得肩负着一“沉重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如何使自己活下去。
“猪娃头上还顶三升粗糠哩！”这是每一个生命来到人间时，满月那天，闻讯赶来的说书艺人会为孩子祝福的话。这话是说，既然你来到人间了，你就有理由有自己一份活命的口粮的，而这口粮是从命里带来的。
埃德加斯诺曾经望着这陕北拥拥挤挤的黄土山峁，感慨它是风神的杰作，是抽象派画家的胡涂乱抹。他悲哀地说：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
路遥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家，七八岁那年，父亲一路乞讨，顺清涧河而下，将他交给先期逃荒到延川的伯父收养。随后父亲又采取同样的方式，将路遥的几个弟弟，也先后送到这里。记得，路遥曾经热泪涟涟地为我讲过他当时的那种感觉。路遥说，太阳就要落山了，天快黑了，父亲说他要走，他哄路遥说，只是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待大年馑过后，他会来接的。路遥那时便已经明白，父亲已经把他永远地过继给伯父了，但是，他没有把这一层说穿，而是懂事地点点头，然后他看着父亲，佝倭着腰，慢慢地转过山坡，消失了，远景只留下一面有着凄凉的阳光的山坡。
我不知道这个陕北高原的普通黄昏，这面凄凉的山坡，曾给少年路遥留下怎样强烈的刺激，但是我敢断言，它给后来路遥性格的形成，一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另一个黄昏。尽管有人认为不应该写这一个黄昏，但是凭着我对路遥的友情，我觉得应该写，因为它同样是树成路遥性格形成的重要的东西。我认为我有责任把它写出来，我还认为九泉之下的路遥一定也是抱着赞赏的态度看着我写的。
路遥饿极了，而班上的那个干部子弟，书包里总装着一块白馍。这干部子弟吃馍的时候，看见了路遥的眼馋。于是他说：“你学一声狗叫，我扔给你一疙瘩馍吃！”于是在这个陕北高原的黄昏，在延川县立小学的操场上，人世间最为悲惨的一幕就发生了。
那个黄昏不是一个普通的曰子，苏联加加林少校驾驶的宇宙飞船，在登月的途中，将从这座贫困闭塞的县城上空经过。这是老师告诉少年路遥的。而少年在经历了刚才那一幕屈辱以后，在所有的孩子都离开操场以后，他还呆呆地站在那里，举目望天，泪流满面。终于，一颗飞翔的星星从山坡那面转过来了，驶过他的头顶。
许多年以后，路遥将他的成名作《人生》中的主人公，叫作“高加林”。
而他将《人生》的菲薄的一点稿费，带回清涧老家，为父亲圈了三面石窑。“我圈石窑的目的，是要对着世界大声说：父亲的儿子大了！”一这是窑圈成后，返回西安途中，在延安暂住时，路遥对我说过的话。
这里不谈路遥了，这个话题过于沉重。好在关于陕北，关于陕北人，我们要谈的话题实在是太多太多。
一亿五千万年以前，从昆仑山上吹下来的一场大风，囤积成如今的黄土高原。嗣后天雨割裂，水土流失，形成这陕北黄土高原山沟深陷、山梁纵横、山峁高耸的支离破碎景象。陕北高原目下居住着四百五十万人口，或者如我在文学作品中渲染的说法：四百五十万现代堂吉诃德，居住在这块苍凉高原上，一代一代地做着他们的征服世界的梦。域内最高的山应当是位于三边地区（定边、安边、靖边）的柠条梁。它是分水岭，山南是洛河流域，山北是无定河流域。陕北地面，基本上是以这两条水系为统领。自然，两条水系之外，接近内蒙古地面，还有两条散散漫漫的独立河流，那就是窟野河和乌兰木伦河。
陕北高原往正北方向，与蒙地接壤。接壤的地方是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和巴颜淖尔盟。陕北人习惯上称那里为北草地。往西北方向，出三边，过盐池，则进入富庶的宁夏河套，陕北民歌中凄凄惨惨地唱到的《走西口》，说的正是这地方。
陕北高原往正南，出金锁关，便进入富庶的关中。
往正东，隔黄河相望，则是山西。陕北高原与晋西北高原，原本是连在一起的。黄河中分秦晋高原，从黄土中勒了一道深深的渠道，自白马滩奔涌而出，从而给这一段地面留下蔚为壮观的秦晋峡谷风貌，留下举世闻名的大瀑布-黄河壶口暴布。
陕北高原的正西，值得特别的大提一笔。一条险峻的大山脉中分陕甘、横亘高原。这条山脉叫子午岭，据说是昆仑山的一支余脉。而黄帝陵，则建在子午岭向东南伸出的一条支脉上。
在这子午岭陡峭的山脊之上，有一条秦始皇年代修筑的“高速公路”--秦直道。道路起自西安附近淳化县的甘泉宫，终至包头南八十华里的九原郡，是一项与万里长城并称的另一项秦的浩大工程。领军修建这秦直道的仍是大将蒙恬。蒙恬当时的驻地在今天陕北的绥德县。蒙恬、扶苏遇害，最后也埋在这里。绥德县城里现在有蒙恬墓、扶苏陵存世。
有理由相信，当年马蹄哒哒，胡茄声声昭君出塞，走的正是这秦直道。还有理由相信，正是这条家门口的“天道”、“圣人条陕北人对秦直道的民间叫法，刺激了陕北英雄李自成的勃勃野心。这条道路，自修成以后一直在用，虽然元朝、清朝年间，由于成吉思汗的铁骑所向，由于战争血流漂橹，陕北人种几近灭绝，但是战争过后，这条为蒿草所掩的道路仍在使用。就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许多进步青年奔赴延安，走的仍是这条路断人稀的道路。
既然前面谈到了昭君，谈到了昭君出塞，那么现在，让我们延续这个话头，来谈一谈陕北人种的形成和衍变。要了解陕北人的性格，这是一把重要的钥匙。陕北人性格中的堂吉诃德式的梦想激情，斯巴达克式的目空天下，一切皆来源于它。当一个高贵的马上民族有一天脱离了马背，而必须在大地上匍匐行走时，高傲的性格和卑微的境地所形成的反差，会日夜撕裂着它的胸膛。
昭君嫁给了南匈奴王呼韩邪单于。呼韩邪死后又嫁给呼韩邪的儿子。昭君出塞导致了南北匈奴的分裂。北匈奴开始他们悲壮的迁徙，公元二三世纪时候到达前苏联的黑海、里海，公元5世纪时匈奴的一部分到达多瑙河边，形成现在的匈牙利民族。南匈奴则在陕北高原永远地羁留下来了，成为今天陕北人种的基本组成部分。
这以后一些年，在陕北高原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这就是赫连勃勃。赫连勃勃建大夏国，成为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之一胡。专家姬乃军先生考证，这赫连勃勃极有可能就是王昭君的直系后裔。
赫连勃勃在陕北的靖边县筑统万城，成为他的都城，又曾攻克延安、西安，改这些城市为小统万城，意即他的陪都，其气魄不可谓不大。他筑的这统万城，如今称“白城子”，沙漠覆盖中尚有城的轮廓可寻。据说赫连勃勃筑这统万城，城墙是用糯米熬成浆，掺上黄土浇灌的。城墙修好一段后，便令监工用锥子来刺，锥子若刺进城墙的话，便杀筑城的民工，若刺不进城墙，便杀这使锥子的监工。赫氏的残忍，可见一斑了。
赫连勃勃这一股潮水后来流到了哪里？眼望历史深处，我们茫然不知。我们只知道，陕北的延川县境内有一个赫连勃勃墓。这延川，就是后来路遥过继给他伯父的那个延川。其实延川和清涧，距离并不远，在历史上常常合成一个县。例如最近的一次合并是在1958年。因此可以说，路遥家族也就是那一块地面上的人。如果让我们大胆地设想一下：他们说不定会有什么联系的！望着路遥的相貌，望着路遥的罗圈腿，望着路遥两个耳朵里凭空生出的那两撮长毛，我常常对他说：你他妈的肯定是匈奴的后裔！
不过公认的匈奴的（或者说赫连勃勃的）后裔应当是姓刘。这个知识是已故前辈作家刘绍棠告诉我的。刘先生故世前，见到我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之后，曾经给我捎来话说：民间传说“天下匈奴遍地刘”，因此，他的祖上很可能是匈奴。他还说，他写过一个《一河二刘》的小说。
这说法大约是有些道理的。刘先生的桑梓之地幽燕大地，那时候也该是匈奴的牧场，六畜所依之地。
赫连勃勃为什么姓刘，这源于一段历史史实，正史上有所记载的。赫连未称帝以前，曾依附于长安城中的一个刘姓皇帝，皇帝于是赐他刘姓，所以赫连在一段时间以内，曾以“刘赫连”自称。后来称帝之后，弃了“刘”姓，又给“赫连”后面，加上“勃勃”二字。这是一段史实。
我的朋友，陕北籍作家刘成章先生，亦以为自己的家世和匈奴有些关系。一些年前，刘成章曾去罗马尼亚访问，当他说出南北匈奴这一场渊源，并说他身上很可能就有南匈奴的血脉时，这时只听见一声尖叫，从屏风后面跑出罗马尼亚作协主席的妻子。这女人是匈牙利人，她紧紧地拥抱住刘成章先生，曦嘘不已。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此一刻，世界上也许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发生，但是无论哪一件事情的发生，也没有这对异国兄妹在越过两千年的时间，几万里的空间的这一吻，庄严、苍白、美丽和惊心动魄。
刘成章是延安市人，他至今还活跃在中国文坛上。他的散文作品，粗犷、朴实、大气。
刘成章的娘舅家在陕北米脂。米脂那个地方是个出美女的地方。记得，刘成章的表妹，就身材高挑，面白如玉，天生一副高贵气派。那时这姑娘在报社做排字工，我是编辑，我常常动员她，去演个电影什么的，肯定把现在那些明星们都杀倒了。这姑娘被我说得心动了，于是到西影厂去应聘，考试的人说，光凭漂亮的脸蛋就能演电影吗？一句话呛得这姑娘只好又回去继续她平凡的人生去了。
话题既然撵到这里了，那么让我们先暂停“匈奴”这个话题，而专门来谈谈陕北的女人。这是一个我多么愿意谈的话题呀！此刻当笔刚一带着我走到这里，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山野上一朵朵怒放的野花。其实，在前面提到四大美人之一王昭君的时候，我就想说四大美人的另一个之貂蝉了，只是由于行文的轻重缓急，一时插不上嘴，那么我放在这里说。
貂蝉是米脂人。貂蝉一出生，她的美便把自然界震慑了。文化人造出“闭月羞花”一词儿，就是为貂蝉造的。据说貂蝉出世时，月朦胧，花三年不发，这大自然的异象将貂蝉的父母吓坏了，以为自己生下了一个怪孽，于是将貂蝉用一张狐狸皮裹了，扔到城外。貂蝉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据说，当时城外恰好有一只母狐狸丧子，于是循着呱呱的婴儿哭声找来，随后这只母狐把貂蝉背进窝里，用自己的奶水将貂蝉养大。
貂蝉是米脂人，另一个赳赳武夫吕布则是绥德人。两个县毗邻。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陕北民谣中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一说。民谣还有下一句，叫“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则是对这两个地方物产的赞美。
在《三国演义》中，吕布似乎是一个没有名堂的人物，但是当代作家周涛在他的《游牧长城》中，曾对这个人物给予了最高的礼赞，他称他是伟丈夫，真男儿，他把吕布寻找不到用武之地，以至寻找不到归宿，看作是游牧文化在面对农耕文化时，它必然的悲剧性结局。
“一十三省的女儿哟，就数兰花花好！”过去的陕北人认为天下一共有十三个省，所以如是说。确实，陕北的女人也许是我见过的中国地面上所有地方中的女人中最美丽、最热烈、最真诚的女人。这也许与种族渊源有关系，与她们的祖上的马背生涯有关，与她们没有受过儒教文化那些矫揉造作的熏陶有关。每当想起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陪着她们的丈夫踏上流放西伯利亚的长途时，我就想起陕北的女人们。我相信陕北的女人也能做到这一点的。
陕北女人们唱出的那些火辣辣的情歌，也许是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最珍贵的部分之一。等待情人到来时，“隔窗子听见脚步响，一舌头舐破两层窗”。作闺中幽怨时，“这么大的锅来哟直下了几颗颗米，这么旺的火来哟还烧不热个你”。即便是那些所谓的革命民歌，在宣传的意味之外，陕北的女人们也赋予了它许多的真情。例如“自从哥哥当红军，多下一个枕头少下一个人！”例如“革命队伍里人马多，哪一个马屁股还驮不下个我！”等等。
美丽之外，热烈之外，真诚之外，陕北女人身上还有一种异样的气质叫“大气”。我永远也不明白，那些一生甚至连自己那一条山沟也没有走出过的农家妇女，她们身上的那种大气是从哪里来的。记得我当年还在报社的时候，一个记者下乡回来后告诉我，他说当他穿过拥拥挤挤的山峁，进入最偏僻的陕北农村时，扬头一看，看见远处的检畔上站着一个陕北婆姨。婆姨穿一件大襟袄，怀里端个簸箕，正呆呆地望着天空出神。“你在看什么呢？”记者问。“眺世界！”女人回答。“眺世界”这句话当时曾引起这位记者深深的惊讶，而当记者将这句话转述给我时，亦引起我深深的惊讶！我在当时想起传说中的玛雅人热泪涟涟地望着天空，渴望天外来客将他们接回自己故乡的情景。而在后来，读路遥《人生》的时候，“高加林”这几个烫眼的字又让我想起陕北婆姨的“眺世界”这句话。
在平淡卑微的生活中，在庸俗的地形地貌的重重包围中，在匍匐行走的人生中，陕北人会暂时地停下来，眼光脱离大地，眼光从平庸和苦难中错开，而瞻望岁月。而女人在这瞻望中，为了掩饰自己，通常要端上一个簸箕，找个托词，佯装着是在簸粮食。
“瞻望岁月”是台湾诗人商禽《长颈鹿》中的一句话。诗中说，狱房中有一个高高的窗子，犯人们每天伸长脖子，朝窗外看，以至都变成了长颈鹿。新来的年轻狱卒，不解其中的缘故，表示惊奇，于是老狱卒对他说，那是由于他们在“瞻望岁月”的缘故。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另一个陕北女人的故事。
这女人叫白凤兰，人们称她是农民剪纸艺术家。她曾手中拿着那剪纸的小剪刀，去中央美院讲过课，还曾去法国巴黎参加过万国博览会。她同时又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最普通最卑微最贫贱最贫穷的陕北农家妇女。1987年，我曾经陪中央电视台一个摄制组，前往她的家中为她拍过专题片。她的家在安塞县的杏子河川，即张思德烧火炭时被窑塌死的那个地方。
那天晚上的拍摄中，面对镜头，这位农家老太婆表现得那么从容自若，让人惊叹她要么是大师，要么是白痴。其实大师和白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是一回事。还有，她在讲述她画中的那古老故事时，眼神中流露出的那种童稚般的女巫般的光芒，也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在拍摄过程中，她画了一幅画。根据她的讲述，画中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发生了大灾难，或者是洪水，或者是地震，总之，人类毁灭了，这个世界只剩下一男一女两个人了。这两个人是兄妹。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说，你们结婚吧，为了能继续有人类。兄妹俩不愿意结婚--“他们害羞！”白凤兰红着脸，这样对我们说。--神见他俩不愿意结婚，于是说，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用这件事来决定吧：这里有两合砬扇，一合是上扇，一合是下扇，我把这两合砬扇，从山顶上滚下去，如果到了山根底下，这两合砬扇合在了一起，那么你们就结婚吧，如果两合砬扇是分开的，那么就注定人类当灭了。说完，神就将这两合砬扇从山顶上滚了下去。奇迹发生了，在经过一段磕磕绊绊的路程以后，到了山根底下，两合砬扇竟然“呼”的一声，奇迹般地合在了一起。于是，兄妹俩叹息了一声，男人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女人则害羞地但却是勇敢地撩开自己的裙裾。而就在这一刻，水开始流动，鸟儿开始欢歌，鲜花开始怒放，大地上的一切重新有了灵性，有了生命。
当农民剪纸艺术家白凤兰讲述我们民族初民时期这些故事时，正是曰落黄昏之际，对面的山坡蒙上一层凄凉的光辉，白凤兰的丈夫，一位年迈的农家老汉正背着山一样的一背谷穗，从山顶上往下走，暗淡的光线划出山弧线和老人的剪影。我在那一刻直疑心我面前的这一面山坡，就是白凤兰老人故事中的山坡。
陕北地面被称为我们民族文化宝库里的一份活化石。陕北民歌，陕北说书，陕北剪纸，陕北农民画，安塞腰鼓等等，透露着许多碑载文化所不能带给我们的古老先民的信息。而由于陕北这块地面，没有或很少受到后来的儒家文化的浸染，因此，那些原始的信息就显得尤为宝贵和重要。这个问题我将在文章的结尾谈。
关于白凤兰，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件事深为歉疚。告别时，白凤兰老人说，别的铰花的，每人每月公家都给发五块钱，不知为什么她没有，她想到安塞县城去问一问，可是来回车费得两块钱，而她没有这两块钱。这时陪同的县文化局长插言说，别的剪纸能手有五块钱，是因为她们是县政协委员。于是我说，这事很好办，你老这么大个人物，县财政要拿出五块钱，是应该的，待完了以后我给县委书记说。这事过了三年之后，当我又一次重返安塞，给县委书记说这事时，旁边有人插言说，这位农民剪纸艺术家，已经过世半年了。白凤兰死时是七十三岁。
如今又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她的墓头该长出萋萋荒草了吧！一个陕北女人贫贱和卑微地走完了她的一生。她的剪刀和画笔曾带给我们怎样的大惊异，而她又将多少未曾展示的谜带走了呢？
当毕加索将艺术形象从三维空间扩展到四维空间，而被称为是20世纪现代艺术的开端时，其实在陕北农家老太婆的剪刀和画笔下，这种表现手法她们已经稔熟地使用了几千年。这是专家为我们指出的陕北民间艺术的惊世骇俗之处。那么，在专家的匆匆的光顾中，他们没有看到和没有认识到的还有多少呢？我们不能想象。也许，我们任何的想象都不算过分，因为，陕北这个海是如此的博大和深邃。
附带说一句，关于白凤兰的那幅画，此刻我还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我到新疆，在高昌故城中见到了从古墓中出土的伏羲女娲图，面对这个一千五百年前古物，我突然明白了，白凤兰当年为我们画的那一男一女，正是我们民族的始祖伏羲与女娲的故事。
上面我从路遥开始谈了陕北男人，从貂蝉开始谈了陕北女人，行文至此，我才发现我的谈话方式的愚蠢和笨拙，因为男人和女人是不能分开的。男人和女人，正如嘴唇的上唇和下唇一样，正如拉扇的上扇与下扇一样，正如一辆车的左轮与右轮一样，它们是完整的和密不可分的。
譬如在上面谈到陕北婆姨“眺世界”的时候，我就想起路遥告诉我的陕北男人的一件事。
路遥说，有一次他回请涧老家，夜已经很深了，他刚要脱裤子睡觉，这时候气喘咻咻地，从对面的山上跑过来一个半大老汉。老汉问路遥，听说有个叫里根什么的人，当了美国总统了，有没有这么回事。路遥说他在那一刻突然深深地为他的乡党悲哀。大约上山干了一天活，还饿着肚子，现在又翻了一架深沟，走了两个小时的路程，来问这与自己没有丝毫相干的事情。“谁当美国总统，与你球干的事，回去种好你的地吧！”路遥这样骂了一句，于是，那半大老汉佝倭着身子，悻悻地走了。
这绝对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陕北，几乎每一个男人都是一个政治家，身上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领袖情结”，都准备随时像他们光荣的先辈李自成那样，翻身上马，去横行天下。只是，他们高傲的天性遇到的是冷酷的现实，他们的双脚永远被捆绑在贫瘠的大地上。而随着老境渐来，堂，吉诃德式斯巴达克式的英雄梦破灭之后，他们便会变成滑稽人物。
陕北人的居处，一般说来是窑洞。这窑分三种。那些最贫穷的人家，顺着山坡先起出一个窑面，尔后再向山的深处掏一“洞穴，于是一面土窑就成了。那年我们拍摄白凤兰，白凤兰家就住着这样的几孔窑洞。那些光景稍微好一些的人家，住的是接口石窑。所谓接口石窑，就是给原来的土窑外面，再接上一个石口。路遥为他的父亲修的三孔，大约就是这样的接口石窑。第三种则是纯石头的或纯砖头的窑洞了。通常，这种窑洞的圈起，显示着这户人家已经无衣食之虞了。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陕北地面这种砖窑或石窑已经逐渐普及了。
传统的陕北人的衣着，是羊皮袄，是大裆裤，是百衲鞋。男人的标志是“白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女人的标志是“红裹肚”。陕北人头上羊肚手巾的蒙法，与山西人浑然不同，山西人是将结打在脑巴后边，比如陈永贵，陕北人则是将结打在额颅前面，这叫“英雄结”，别处的人所不能为。一领红裹肚兜在腰上，从山坡上一闪一闪地走下来，让人不由得喝一声彩，唱出“小妹妹好来实在是个好，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女人的标志服装，红裹肚之外，大约还有脚下的红鞋。“谁穿红鞋畔上站，把我们年轻人的心撩乱！”男人们如是唱。这叫骚情，或者说叫调情。“我穿红鞋我好看，与你别人球相干！”女人们如是唱。这叫拒绝，也叫显能。上述服装之外，我少年时还见过那些老山里下来的流浪说书艺人们，身上穿的百衲衣。这百衲衣，是将几层布（有时布中还夹上棉花），像纳鞋底那样，采用倒钩针的办法密密麻麻的针脚纳上一遍。一个人有这么一件衣服，一辈子就够穿了。这种衣服最好的用途是背柴时穿。上面说的都是老话，近几十年来，随着北京知青的插队陕北，陕北人的服饰曾有过一次革命性的变化，而时代发展到今天，陕北人的衣着，已经基本上和外部世界同步了。
陕北人的吃食，最基本的是小米，是糜子，是荞麦，是各种豆类，是大玉米仁。陕北的小米特别好，米脂的得名，据说就是因为这地方的小米滑润如脂。这些杂粮经陕北人的搭配，调剂，粗粮细做，会成为最可口的吃食。当然，陕北人最好的吃食还是“猪肉撬板粉”，自从我在《最后一个匈奴》里描写了这种吃食以后，它迅速地成为天南海北许多餐馆里的一道菜。那些老年的陕北人，一边蹲在畔上吃着这难得一吃的猪肉撬板粉，一边举目望天，口里念叨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吃些什么呢？恐怕到了我这份上，也就尽了！”
陕北是一块奇怪的土地，一个有别于中国任何一块地域的土地。此刻，当我在西安的家中，站在阳台上，眺望北方，眺望那一块苍凉的黄金高原时，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感到一种大神秘，以及由神秘而产生的恐惧。我今年四十七岁了，而在陕北则整整呆了三十年，因此陕北可以说是我的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但是，我还是只能说我面对它迷惑不解。
“那横亘在西北天宇下，那蠕动在时间流程中的金黄色的庞然大物，是我的陕北高原故乡吗？”在《最后一个匈奴》中，我曾作如是之问。
也许打开陕北人性格特征的一把钥匙或者扩而言之，打开陕北大文化的一把钥匙，是清朝人王端芬的一句话。王先生曾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后来他作为钦差大臣，前往陕北地面考察。考察回来后他写了一个奏折，这奏折就是引起陕北人愤怒的那个着名的《七笔勾》，在《七笔勾》中，他以猎奇式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描写了他途中的见闻，毫不足取。但是，这位大儒在他的文章中，不经意地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也许，王先生的这句不经意而为之的话，正是解开陕北大文化之谜的钥匙。
当儒家文化在中国地面上逐渐风行，并最终形成封建大一统局面时，历史网开一面，为我们留下了陕北这块空白地带。在两千年封建时代中，陕北地面，战争连连，这里成为儒家文化极少染指的地带，成为中华两种传统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地带。
儒家文化对我们民族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宗教，而由这种国家宗教所产生的向心力和凝固力，令我们这个民族走过艰难的道路，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不是像其他的三个世界文明古国一样，泯灭在历史的路途中，茫茫而不知所终。
然而，儒家文化对我们民族的负面影响亦是极为巨大的，它束缚了先民时期中国人身上的那种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它将中国人变成了侏儒，它令中华民族这个庞然大物在进入20世纪时已经气息奄奄，所以伟大的五四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作为它的标志。
很好！所幸的是我们留下了陕北，这里还居住着我们民族的个性张扬的一群人类。这也许就是上苍给我们留下这一处奇怪地面的意义。
记得，当安塞腰鼓将黄尘踢得满天飞扬的时候，一位美国的研究者曾说，想不到在温良敦厚的中华传统民间舞蹈中，还有如此剑拔弩张、野性未泥的一支。
自然，还有剪纸和民间画屡屡向我们揭示的那种种大神秘。还有那曾在中国地面上刮起的那一场歌曲的《西北风》，还有由天才的陕北籍作家张子良先生编剧，从而启中国电影新时期浪潮之先河的《黄土地》，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记得我在《最后一个匈奴》中，曾探讨过这个话题。我说：毛泽东的红军将陕北作为落脚点和出发点，绝非一种偶然。
这篇关于陕北，关于陕北人的文章，到这里也许该结束了。文章的题目叫《打开陕北》，我尽其所能，将我对陕北的理解告诉读者，我在这篇短文中，倾注了我对陕北的全部的爱与激情。然而，这扇沉重的门打开了吗？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在写作的途中，我的眼前浮现出那一个一个倒毙在走出高原的路途上的悲剧英雄。浮现出赫连勃勃，浮现出李自成，浮现出刘志丹和谢子长，浮现出我们的朋友路遥。我向他们致敬。在人类的命运和定数中，他们是命运与定数的强者。他们不是倒毙在“走西口”或者“下南路”的乞讨路途中的，而是倒毙在堂吉诃德式的征服世界的路途中的，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我的敬意。
文章就这样完了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的原因是我不忍心离开路遥。此时在写作的途中，我的眼前还浮现着他那凄楚的笑容。
路遥悲剧性格的形成原因是文化差异。他虽然从延安大学毕业以后，即来到西安，并且在这座古城待了十五年，但是他从来没有融入西安，在都市文化面前他一直是一个局外人和畸零者。为了掩饰自己对都市文化的恐惧感，他便用于连索黑尔式的高傲来掩饰。我见路遥最后一面的时候，病床上的路遥对我说：疾病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以后天下人都是朋友。这是路遥的原话，我这里不敢更改。那时的我曾认为，一旦路遥重新站立起来以后，他将从自我封闭状态中走出，打开自己，勇敢地融入社会。可惜的是路遥没有能重新站起。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