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三家概莫能外，这也深深地渗入到整个文化观念上。古都修复与拓展，也同样体现了这样的时间观，不是整旧如旧，认为古迹是不可以再造的，而是整旧如新，以此标榜新的朝代重新开始。由此，众多的古老的建筑技艺传统大都成了绝响，连彩绘、胶漆、颜料、木刻等均已失传。后人以不断的更新为自豪，以随时可以替换的非恒久性材料取代本可以永久存留的古迹。几番“修复”，真品也就成了赝品，古都也同样成为了赝城——到时候，你就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古物，连每一片砖瓦都是不久前修复时才烧炼的。
当人们高奏“现代化进行曲”之际，作为一位建筑学者，我却在古都感到一种植根于历史深土中的恐惧，有那么一天，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的民族，是否也就只剩下“赝人”了？！一个空有“现代化”外壳而失去炎黄之魂的中国人？！
包括我本人在内。
——这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建筑大师，卞司成，胡乱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的一段话。
不过，当人们发现他这个笔记本时，正好他在这段话中不幸而言中，他也成了“赝人”，一个植物人了。
因此，大可把这一段话视为疯话，勿须寻根究底问个明白好了。
据说他是作了一个令中外同行侧目的城市规划的《千年之约》的建筑设计之后写下这一话的。而设计与这番自白又恰恰成了鲜明的对照——天才的设计与疯狂的呓语怎么可以共存于一个躯壳之内？！
没有人能作出解释。
所谓呓语谵言，那当是逻辑的混乱，因果的颠倒，却还自有另一种逻辑，另一个因果可循。
而时空的倒错，不仅仅是大时空的倒错，甚至局部的小时空的倒错，却是有另一个时空的存在么？
譬如梦，譬如如今电脑中的虚拟空间——不，不，科学家早已论证过，这个虚拟空间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具有法律上的实证意义，犹如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一个空间，当可诛心而论矣。
我们主人公这番谵语，当是怎样倒错的时空中发出呢？
当然卞司成自己是解释不了的。
包括他后脑勺是否会长出一条长长的辫子也浑然不觉。
也许，如今的古装戏太多，尤其是清廷的戏太多，康熙刚演完，雍正正热播，乾隆皇帝又将要粉墨登场，都应接不暇了。一不小心，自己也就回到了“康乾盛世”，当一回“盛世” 之民，自然是三生有幸！
三生，三辈子之前么？也许不止，这可足足有200年呢，康熙要“再活五百年”，一辈子三百年，这两百年三辈子，就算不了什么奇迹了，那就三生有幸好了。
我们的主人公也就遭遇到先人了。20世纪同18世纪相遇。
先人自是十三行中的人，谁要你是十三行人的后裔呢。这是一种“天赋身份”，你后世怎么也摆脱不了的。
那时候，你的先人可真是风光呀！
虽说是商人，日与百工交处，身隐市廛，仍不失儒雅，一笔书法，也好生了得，饱蘸墨汁，一挥而就，一首《子陵台》便满纸烟云。
子陵台
云移碧树走滩声。
台峙中流独钓名。
五夜星辰疑太史。
一竿烟水老先生。
芦花两岸浮孤月。
锦秀高峰逼太清。
汉代只今成底事。
滔滔千载故人情。
这草书，当是笔走龙蛇，潇洒自如。
主人公看毕，却抽了一口冷气：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念念不忘“汉代”。
——嘘，小声点，这可是我爷爷当年留下的。
这位十三行中人立时把宣纸揉成了一团，扔进纸篓里。
而后，回过头，看住了我们这位主人公卞司成。
于是，有了下边一番对话。
你是谁？
我是你的后世。
几代了？
三代。五代？后人不续族谱了，说不清。
你这身打扮，说怎么也不像我家后人。
别看打扮。
人看衣装佛看金装。
金装的才灵？
这个自在情理之中。
也许是商人的情理吧。
这么说，你不是我家后人，后人岂有不经商之理。
君子之降，五世而斩，况商人乎？富不过三代。
传到我，已不止三代了，再一个三代，也不会败的。
你不想知道你的后世？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怎能冒充我的后世呢？
我说了，别看衣装，看长相，这是有遗传基因的。
什么一传即因？乱七八糟。
这你不懂，没法向你解释，讲白的吧，我这招风大耳，像不像？
有一点，两耳垂肩，福气。
这长长的人中？
差不离，我们家都很长寿。
还有，这鼻梁骨，当中有点隆起。
这也是．．．．．．你把我赖上了？
这是科学，噢，你也不懂，反正，血脉所系，变不了的。
那我就认了你这个后人吧。
我不会经商，我的父亲、祖父，也没经过商，我们这个家族，早几代已经没了经商的人了。
这又怎么会呢？我们这几代，搞得风风光光，怎么一下子就断绝了呢。
冥冥之中，自有天命。
不瞒你说，而今，我们十三行前几家，称得上富可敌国，不是几代人败得了的，你的话，让人难以置信。
只是说败就败，你的前边，不也有过几家立时败灭的么？
别说这不吉利的话，如今，市廛里还有谣谚呢。
这我知道——潘卢伍卞，谭左徐卞，龙凤虎豹，江淮河汉。算得上名满天下，卞家，不七即八。总在前边几位中。你是卞天官。
这又有点象我后人了，不然不知道这些。
那——你想知道后来的事么？
卞天官沉吟良久，才说：
远的，不想知道，后脑勺摸得着看不到，够了，只说当下。
当下，你不是忙着周旋官府、海关、洋商，估摸有大单生意要做。
你打探到的。
我是你后人，你后边的事当然全知。直说了吧，是英吉利王要派出一个祝寿使团过来，当然，英吉利人上上下下都讲生意经，这回也是为生意而来，不过要迎合乾隆皇帝的心思，找了个“祝寿”的借口，堂而皇之来了。
噢，你还知道不少。我自然知道他们是为生意而来的，所以早早盘算，互通有无。这些年，人家可是大大地开化了，有了不少比我们强的名堂，有的我们用不上，有的正是我们急需．．．．．．到头来，你只怕什么也得不到。
不会吧。
问题不在这里，不在南都，而在北京。
这位先人不语了。半晌，才说：
这一两百年，我们都在寻找一个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交易规矩，有时似乎找到了，有时又两处茫茫皆不见，官府、海关，重重盘剥，说是太平盛世，内里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回，祝寿团当会与皇上好处多多，让皇上把他们当一回事吧。
只怕适得其反。
你可别乌鸦嘴．．．．．．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
也就是卞天官周旋于官府、海关、行商以及外国商人之间，殚精竭力要构建一个多少与近代商业接轨的商业体制之际，英国人竟已派出了一个巨大的“祝寿使团”来到中国，而且绕过了广州，直接上了北京，用他们的话说：要改变广州，必须避开广州，要在广州得到什么，必须慑服北京：“谈判地点不应是广州，而在北京。”
请注意，这是在乾隆五十八（1793），这个使团历十个月的颠簸，于这一年的6月，终于来到了中国。不过，他们这一理念，当时并没有得到证实。
破译这一段话不是那么简单，这不仅单指他们意识到中国的专制主义，是“北京说了算”，也不单指广州的商业贸易已具有近代色彩，想借助北京占到更大便宜没那么容易。
先说说使团的特使马尔戛尼，他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担任过驻沙俄的公使，爱尔兰大臣，加勒比海总督，马德拉斯总督，而此时的身份更是“勋爵”。英国人以为，以传统封建帝制的等级来考量，这“勋爵”的身份自会令清朝皇帝格外重视。所以，他们没有在通常的，也是唯一的口岸广州登陆，而是直上北京，是视国家的外交使命为第一职责，解决了这一问题，广州的事就好办了。
可是他们失算了，他们种种意愿，尤其是开辟新的口岸，获得一块居留地并向北京派出真正意义上的大使----常驻使节，从一开始，就被中国插在他们船首上的“英吉利贡使”长幡，弄得模糊起来。尽管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的信写得那么客气：
“英王陛下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也曾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此种举动绝非谋求扩充本国已经足以满足一切需要的非常广大的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国外财富，甚至并非谋求有益本国臣民的对外商业，陛下志在研究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增进整个人类世界的知识水平。陛下常常派遣船只载动物及植物种子至荒瘠地区帮助当地人民。此外，对于一切具有古老文明国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陛下更是注意探询研究以资借镜。贵国广土众民在皇帝陛下统治下，国家兴盛，为周围各国所景仰。英国现在正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因此英王陛下认为现在适逢其时来谋求中英两大文明帝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先人卞天官先自懵了：
天哪，你连英吉利王的信文都倒背如流。
这没什么奇怪的，后人的史料中，一查就有。
这英吉利王溜须拍马之术，可真学得到家，乾隆皇上“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龙颜大悦，生意就好做了。
你没在意，祝寿船队一近中国，就让中国这边插上“贡使”的长幡，花花绿绿，与船队很不协调。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例规，不说他们，就是任何国家的商船来了，都得挂这个，表示是来给天朝上国进贡的。你来做生意，也得打上一个“进贡”的幌子，不然就进不来。
可这是外交使团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刚才不是说做生意么？
同你说不清，“外交”什么意思都不懂，罢了。进贡与做生意是两回事。祝寿成了朝拜，经商变成进贡，这话语怎么一进了中国，就变了味，成了两个不同的系统了。
皇上坐拥八方，才不在乎这点生意呢。
这话也对也不对。
坐拥八方，幅员辽阔，这话不假。不在乎这点生意，得分两下说。
怎么说。
当下，清皇朝的财富，对，我们后人称ＧＤＰ，占有全世界的三成左右，天下没有谁比得上，连英吉利也只当得一根手指头，这话没错。
有错。
怎么说。
你说三成，皇上未必高兴，他认为所有财富都归他拥有。
认为是认为，拥有是拥有，其实这三成，已经不得了，了不得啦，中国以后，别说十分之一，连二十分之一，一百分之一不到的时候还多呢。所以，后人说康、朝盛世，也不无道理，因为这三成的比重，以后不会再有了。
所以才不在乎这点生意。
可得又作另一番说法。
这又怎么说。
如果没十三行做生意，每年，大清的几十万、几百万白花花的银子，又能从哪得来，光从田土中来么？所以，英吉利在乎，大清也在乎。
这话也是，皇上每年没少让我们进贡西洋的稀世珍宝呢。
这一点玩物，支撑不起大清的财政。十三行的生意，才真正把大清财政支撑起来，否则，你们怎可自诩“富可敌国”呢。
这话可别说出去了。
我的话又传不到皇上、官员、海关那里去．．．．．．财不露白，心里明白就行了。
皇上没有不知道的。
你也这么认为么？圣上英明！
说时空倒错，２０世纪的人倒回到了１８世纪，我们的主人公不期遇到200年前的先人，所以才有这么一番颠三倒四的对白。当局者迷，马后炮明，这却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
只是连写这本书的作家也没料到，竟还会有更小的时空上的倒错，祝寿船队到达中国前几个月，他们当收到的“复信”，却已经有的。真不懂，日际日期更换线上，无非只能倒退一天，而中国的盛世之君——乾隆爷，竟然可令其倒退几个月，有钱能使鬼推磨，坐拥世界财富三成的乾隆皇帝，有什么做不到？！
当使团到了北京，参观了圆明园----恰好在60年后，这个举世闻名的“圆中之园”竟毁在包括英军在内的八国联军的烧抢掠夺中。然后，上了热河的避暑山庄， 见了80高龄的乾隆皇帝，并递交了英王的书信，得到了反馈是三个月前，这支祝寿使团尚未到达北京，乾隆皇帝早已拟好的“复信”：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已卯赐英吉利王敕书曰：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赍责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纳。”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和，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派一尔国之人住在北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住来，常通消息，实属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饰，天朝亦从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住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凡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的法度”。
“据尔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禀请大臣转奏，皆更张定制，不便准行。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物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有四夷之道……除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又据尔使臣称，尔国买卖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发卖，依照俄罗斯之例一切，更断不可行。京城为万方拱极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又据尔使臣称，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商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便收存货物一节。尔国欲在珠山海岛地方居住，原为发卖货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又据称，拨给广东省城小地方一处居住尔国夷商，或准令澳门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一节。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划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核之事宜，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
皇帝早已事先拒绝了他们的一切要求。
紧接着，他们便得到通知，4天之后，即10月7日，使团务必离开北京，以至马尔戛尼的随身男仆安德逊感叹道：“我们进北京时像乞丐，居留北京时像罪犯；离开北京时像小偷。”
就这样，这支庞大的使团，竟从陆路长途跋涉，经梅关古道进入广州，以得到皇帝召见后的身份，去压服广州来接待，这样，一路上可以蒙受“皇恩浩荡”，轿子也是有得坐了，要知道，广州的外商坐轿可是惹起了不小的风波，现在，可不一样，这是得到皇上“恩准”了的。
十三行这位先人卞天官先是一愣，而后说：
皇上有眼光，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我们的主人公却跌足长叹：
你可知道人家带来了什么？
你说说。
热气球，连和坤都坐上去，升到半空中看避暑山庄了。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同我们的孔明灯大致不离。
再说一样，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什么？
洋枪，打子弹的洋枪，不到５０年，人家就用这洋枪洋炮，广州打不进，打到南京，差点打上北京，下得大清屁滚尿流，赔了几千万两银子。
英吉利就这么把银子拿回去了？
人家是索赔，后来，还多到几亿、十几亿两银子。
那大清不掏空了？
当然少不了让十三行多掏一点。
你是说十三行就是这么败的，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
人家早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
不仅十三行要败，连大清也要败，人坐拥世界三成财富，我偏叫你一贫如洗，这不怪别人，只怪你自己。
怪我？
是呀，你还没法预知这个如此高级别的祝寿使团给这个盛世带来了什么，你们拒绝了他们包括蒸汽机等众多当时是世界最先进的创造，当然也就更跟不上人家工业革命的大步前进，当你用弓箭去对抗人家的子弹时，败灭也就早已注定了。
什么工业，什么革命？
这些词句，你们是不会懂的，当你们的后人，也是我的太公、爷爷懂时，却已经太晚了，晚了好几代。
那么，你们懂理了，来不及了么？
这个问题不应该这么问。
那该怎么问？
不是来不及的问题，而是真懂、半懂的问题。而且，光懂这个也不行，这世界变得 太快．．．．．．噢，海关通知我们，祝寿使团马上要来到南都了，我们行商须去接待他们，总之，不能怠慢了他们，要让他们看到大清的富裕，大清的丰足，大清的好客．．．．．．生意还是有得做的。
那你走吧。
十三行的先人走了，我们的卞司成即翻阅起了后人对这一使团的历史记录，令他惊诧的是，这么一个规模庞大的使团，那么多条船，竟然就从北京出发，一直抵达了杭州——走的是京杭大运河。运河上的水闸令他们很是惊奇：这居然是六世纪时已经有了，那时的英国还是浑沌未开，一路上，风景是何等地秀丽，土地是何等地肥沃，城市是何等的美仑美奂，宛若天堂，本来，江南的苏州、杭州，早在马可．波罗笔下已令人沉醉。
而后，他们通过鄱阳湖，进入赣江前，还上了陶瓷之都——景德镇。
末了，便是梅关古道，船早就用不上了，须徙步方可跨过赣粤边界，当然，有马，也有轿子，而迎接他们的粤方官员已在守候多时了。
浈水、北江、西北江汇流处．．．．．．
噢，似乎不用卞天官陈述什么，人家的书已经写到了＿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中，写到了这个使团在十三行受到的礼遇，倒是很逼真，我们不妨复述部分。
广州（1793年12月19日----23日）
12月19日早晨，使团上了皇家平底大船顺着珠江南下。两个半小时后，英国人在一个名叫河南的小岛下船。在那里，为他们准备了一所公馆。总督长麟、巡抚郭世勋，海关总监苏楞额及本地的主要官员，身着朝服，站在铺有地毯的平台后面迎接。随后，所有人走进一间大厅，里面有两行排成半圆形的扶手椅。马戛尔尼就是这样绘声绘色地描写那次隆重欢迎的；两个世纪之后，“贵客”代表团在中国受到的接待仍然同这一模一样。
别这么性急，英国绅士！您忘了一个准备仪式，而小斯当东却在日记中把它透露给我们了：“我们在一个帐篷下通过，来到一间陈设漂亮的大厅。大厅深处有一御座。我们在那里受到Suntoo及其他大官的欢迎。他们对着御座行三跪九叩礼，感谢皇帝赐予他们一次舒适而又顺利的旅行。我们模仿他们也行了礼。”
疑问又产生了。因为当时在场人之一，海关总督苏楞额在1816年断言，他看见过勋爵在广州叩头。那么，模仿什么呢？托马斯没有确指。久而久之，英国人会不会屈从于天朝的习俗？还是继续满足于“英国式的叩头”----行单腿下跪一次的礼节？这里省几个字却给后来人添了麻烦。
为了拒绝向皇帝行叩头礼，马戛尔尼经过了那么多的周折。现在马戛尔尼会同意对空御座叩头，那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英国人又再次面临不利的处境；集体仪式。最大的可能是他们跟着做就像在热河，他们在人群中第一次见到皇帝时那样。可能他们是单腿下跪，略微低头致意，但是随着天朝的节拍，三长三短。这是“得体的礼节”，也是马戛尔尼和皇帝都不愿意接受而又接受了的一种折衷做法。
“仪式后，我们和中国官吏退到一间又大又漂亮的大厅里”。马戛尔尼直接把我们引到这间大厅，而对那段如此难走的弯路却只字不提。
中国官员们在英国人对面坐下。谈话进行一小时，谈的主要是旅途见闻和“狮子”号抵达广州的事。总督让这艘英国船进入黄埔港，这是对军舰少有的照顾。
接着是看戏。“一个颇有名气的剧团特意从南京赶来。主人准备了‘丰盛的中国饭’，还为客人备了礼品。总督‘主持了仪式’。他对英国人给以‘最高待遇’。这使广州的中国人为之瞠目，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外国人受到这般尊重。从此，他们便不能再怀疑皇帝的政府对使团的重视了。”特别是我们无法怀疑马戛尔尼也在设法使自己相信这一事实。因为，晚上小斯当东在他那可怕的小本本上又记上了“我们每人都按身份坐下。总督请我们喝茶和奶。寒暄几句后，他起身，在几个大官的陪同下，把我们带到他让人为我们准备的一栋房子里，更确切地说，是一座宫殿里。他呆了几分钟，然后所有的人都走了”。
“茶和奶”，“寒暄几句”，“几分钟”。多亏了托马斯，我们才知道是在他们的新住地，在总督及其副手们未出席的情况下请他们吃饭：“总督给我们送来一席丰盛的中国式晚餐”，接着是演戏：“他让人在我们住所的一个院子里搭了舞台，在台上整天不断地演中国戏为我们解闷”。
使团的住所是一座中国式的宫殿，由若干个大庭院组成，里面有玻璃窗和壁炉。即便是在热带，12月份生上火，马戛尔尼感到舒适。还有池塘、花坛，对比明显的树木以及花丛。
恰好在住所的对面，河的对岸，就是英国代理商行。马戛尔尼一行本来是可以住在那里的：它比所有中国馆舍都舒服，但是“中国人的原则决不能让特使与商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在这一点上，只好入乡随俗了”。
晚上，终于只剩下了英国人，男孩不无宽慰地在日记中写道：“晚上，我们共进英式晚餐，代理商行送来了我们想要的一切”。吃六个月的中国饭菜，烤牛肉和羊肉里脊的滋味使他们重新回到“家，甜蜜的家”。
第二天大清早，勋爵推开窗户：舞台正对着他的卧室，戏已经演了：演员接到命令，只要使团住着，他们就得连续演下去。马戛尔尼十分恼火。他设法免除了剧团的这份差使，演员被辞退。巴罗报告说：“我们的中国陪同对此十分惊讶，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人不喜欢高雅的戏剧”。马戛尔尼不无幽默地设想，如果为了给一位天朝特使解闷，英国的宫廷大臣召来考文特花园剧团的明星为他演出，这位特使在伦敦会有何反响呢？肯定他很快就会感到厌倦。这是一个进步：马戛尔尼开始同意文化的相对的了。
小斯当东说第二场戏不象第一场戏是总督赐的，而是海关总监安排的。但孩子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感动：“总监不在位已有两个月，但他已表现得前任更贪婪。他毫无理由地向一名中国商人勒索20万元。尽管皇帝有旨，他还企图对我们的商船征税”。准是马戛尔尼和他的副手流露过他们的苦衷，结果让机灵的托马斯听出了说话的意思。这件事使使团的最后希望也化作了泡影。
巴罗说得更明确：“‘印度斯坦’号因携带过礼品而免征税；然而公行的商人已交纳了3万两银子的税款。他们要求海关总监归还这些银两，但他只交出1.1万两，说原来就交了这点钱。从中可以看出，进入皇帝国库的税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件事本就说明了问题：3万两银子中有1.9万两由他人征收，对国库来说，就这一笔税就损失了三分之二。
就这样，坚持事实的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们使马戛尔尼渐渐失去了信心。当提及“中国官吏也敢于敲诈勒索”时巴罗援引其中一个说的话，乾隆本人也不否认会有这种意想不到的训人话。“你们来这里干吧？我们把你们国内不产的珍贵茶叶给了你们，而你们却把我们毫不需要的你们厂里的产品来作交换。你们还不满足吗？既然你们不喜欢我们的习俗，为什么你们又老来我国？我们又没有请你们来！如果你们循规蹈矩，我们还是礼相待。请尊重我们的殷勤好客，别指望改造我们”。
你回来了．
卞司成对他的先祖卞天官说。
你怎么还没走？外边人见到你该怎么办？
我姓卞呀，我是你的血脉，切不断的，外边人看到有什么奇怪的？
人家已说我中不中，洋不洋了，你这西装挺刮，一副西崽相，那就不仅仅是闲话了。
可我在20世纪还算是规规整整的是呀，你没见过喇叭裤、牛仔裤，也没有剪过爆炸头、板寸头，更没把头发染得红红绿绿的……你说的是什么地方？妖魔鬼怪罢了。
那我还不算妖怪。
身为建筑大师的卞司成只能自我解嘲了。
也差不多了。
我只想问你，你今天陪那些膝盖打不了弯的鬼佬到处逛，感到自在么？
能自在得了么？好在南都老百姓见多了，见怪不怪了。
我不明白，明明鬼佬膝盖打得了弯，可你们却非说打不了。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人家不习惯三跪九叩头，我们只好这么解释，不然，以后他们怎么来，又怎么做生意？
原来这么简单，说到底是你们耍的花枪，只是你们不知道，50年后，林则徐林大人，那位在虎门销毁鸦片的民族英雄，也让你们骗过去了，以为拿洋枪的鬼佬膝盖弯不了，来个诱敌深入，把他们引到沼泽地里，就好收拾了．．．．．．结果，不说了。
怎么不说了？
那是你们误国害民，一句谎言，输了一场战争。
有这么严重么？
谁也没归罪于你们。
往后的岁月有那么可怕么？
你以为不会么？
这回，大清向他们显示了巨大的国威，更显示了无穷的财富，他们岂能不望而却步么？
你是这么认为的？
是呀，我陪他们逛了最繁华的市街，他们说，比伦敦，比巴黎都不知繁华多少倍，南都商店里，大都会说上一口流利的英文．．．．．．这个自然，我可以读一段人家写下的文字：
“12月22日，今天我们摆渡到对岸的英国代理行去，这条河要比泰晤士河宽得多，代理行的建筑确实非常漂亮。我们逛了附近几家大店铺，令我惊讶的是商人的名字，甚至他们所卖商品的名字都用罗马字写在每家店铺的门上。更令我惊讶的是：大部分商人都能用英语交谈。他们的英语还相当不错。我们看到一家很大的瓷器店，品种之多不亚于任何一家英国瓷器店。街道很窄，两旁商店林立，没有住家，很象威尼斯的梅斯利亚区。”
广州已不再完全是中国了。今天在那里仍然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用罗马字写的招牌；在那里，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说英语。这些现实已有很长的历史了。
“12月24日，我们再次过河，在众多的店铺中，我们参观了一间画室和一家泥人店。我们在画室观赏了几幅画着船的油画。这些油画或运用英国手法、或运用中国手法绘制。我们还欣赏了几幅极美的玻璃画。在泥人店里，我们看到许多用粘土捏成的泥人儿。它们象大玩具洋娃娃，脸上着色，身穿衣裳。有人告诉我们，在衣服里面，泥人儿的身体象它们的脸和手一样逼真。孩子除了手和脸就看不到别的了：中国的廉耻禁止赤身裸体，即使是玩具娃娃也不例外。我们还发现‘在英国见到过的，头能转动的瓷娃娃’”。
托马斯和家庭教师一路闲逛。这位先生也给我们留下了他对广州这个“集市”的印象：“他们把所有在欧洲制造的产品模仿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从各种家具、工具、银餐具等器皿直至箱包。所有这些仿制品的工艺与英国制造的一样好，而价格要便宜得多。”在欧洲市场上出现过仿造中国的假古物，现在轮到中国来仿造欧洲的新产品了。
这一仿造工业大有发展前途：只要看看今天的广州，如离夫子庙不远的自由市场就行了。“中国裁缝简直可与伦敦的相媲美，但价格要低一半。”由于许多丝、棉织品在原地生产，因此“没有一个地方穿衣服能比广州更便宜了”。现在价格没有变，但想穿英国的面料和裁剪式样的衣服，那么最好到香港去买。
听明白了么？
听明白了。
你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里说了，过去，是欧洲仿造中国的假古物，而今，是中国来仿造欧洲的新产品了。这意味着什么？
人家怀古，我们好新。
光这样么？
还有什么？
证明过去人家不如我们，而现在，我们开始不如人家了。
你不是说中国现在拥有世界财富的三成么？那么他们再怎么努力，也还是不如我们吧。
可这些财富是会发生变化，发生转移的，说没就没了。
你别吓人。
我现在，我是说我生活的２０世纪末21世纪初，我们的财富已惊人地增长了，虽然还只恢复到世界的半成，连一成都不到，虽说我们人口占世界二成，还是不够富足，这也是不到２０年的事。过去，连饭都吃不饱，衣也穿不暖，穷怕了。
这个世道，本就是有富有贫，只是富人当有恻隐之心，不可能为富不仁，唯利是图．．．．．．只是，大清把商人都看死了，总认为你得的是不义之财，至少，是朝廷网开一面，让你多得了一点，于是，一有机会，就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士农工商，你还是末流。
这个，人家外国就不一样，以商立国。
今天，陪他们外出，见了十三行几位头面上的人物，他们也讲到这些，只是，这些，在中国行不通。
是呀，到了２００年后，在我这个时候也还不怎么行得通。不过，人家也把你们这些写到书上了，我再读一段：
马戛尔尼会见这些商人。“我与潘启官交谈过，他是那些最有权势的行商之一，为人奸诈、狡猾。章官，论权力不如他大，但比他有钱。他更年轻，也更坦率。”至少当章官声称“已完全作好准备与代理行发展商务来往”时，马戛尔尼是这样评价的。在潘启官的问题上，勋爵似乎陷入了我们的瑞士见证人夏尔.德.贡斯当所批评的天真幼稚的状态。
这些人都属于受人岐视的商人阶层，却都有官衔。英国人对此感到惊诧。奇怪的是潘启官在行商的地位最高，“却只有一个不透明的白顶珠，而章官却有水晶顶珠，这说明后者的官衔比前者商”。那是因为潘启官很谨慎。章官也很谨慎：他衣袋里还有一颗蓝顶珠----它当然更神气，但有危险。“他肯定地告诉我，他绝对不会在公开场合戴它，怕那些官更要缠着他送礼”。还是不要炫耀自己“用一万两银子”买来的这种荣誉为好。
再说这些人商人的顶子并“不给他们带来任何权力”。严格地说，这些官衔的标志不是卖的，而是在北京一些有影响的要人因为收了商人的礼物“觉得不好意思而把顶子作为荣誉称号授予他们的。”
马戛尔尼所了解的情况与当时在广州的法国人和瑞士人的描写以及传教士们在日记中所反映的现实有出入。正当伏尔泰称道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好处时，贪官与富商之间就象黑手党那样有着一种真正的勾结关系。获得最多的行业----盐业和外贸----常常是出租的。盐政和海关官员要经常受到勒索并交付赎金。在地方行政机构供职的官员绝大多数是汉人，但在公行人员配备上----也就是说在对外关系方面，因为战备上太重要----一般都安排的是满洲人、蒙古人或是入了旗的中国人，有时甚至是皇亲国戚。
那些靠了血统或靠了墨水上去的特权人物到了任期满了的时候，也要给大臣送礼以便连任或提升；他们同时也是让他们腰包里装满银两的商人的玩具……捐官、买顶珠翎子、渎职以及前资本主义经济阶段的其它特征与马克思.韦伯所称的世袭主义完全吻合；公私不分。“属于大家的东西都是我的”。还需要说这种制度今天统治着第三世界吗？
在同行商交谈时，马戛尔尼估计，东印度公司意竭力想在中国的中部和北部开设商埠是非常正确的：“公行的商人们从未去过首都，对于北京就象对威斯敏斯特一样，知之甚少。只有用强制手段或出于强烈的利害动机才能使他们离开故乡。”然而，英国的呢绒并不是在中国的这个热带地区销路最好。
公行的业务范围不超过南京，它把从欧洲买来的大量商品往那里发送，再从那里购进大批运往欧洲的货物。事实上，“南京是最大的商业中心”；“左右中国市场的人”都云集在那里。马戛尔尼希望在舟山和宁波开设商埠是有道理的，它们可以打开南京的大门。现在，他猜到为什么获准在那里开设商埠如此困难的原因。因为，这不仅与惯例相佐，而且还会对广州的商人和官吏构成威胁；他们是惟一与西方贸易有利害关系的中国人。他们给南方提供一个有限的出口市场，而不供应北方。然而，就象太监那样，他们自己不能做事也不让别人做。
因此，广州的公行不但不能发展贸易，而且只能限制贸易。此外，它依赖一群官吏而生存，没有各级官吏的同意，它决不敢主动做任何事。它不象西方自由商人的行会组织，就如广州市政府也不象任何欧洲的自由城市的政府一样。中世纪在欧洲就获得的对一个地方或一种行业实行免税的人做法，中国对此一概不知，因为它被天朝的官僚政权弄得四分五裂。
中国的贸易只有在其被分割的期间才不受约束，才得到发展，才可以算是资本主义经济时期。当帝国统一，官僚政权取胜时，经济受到约束；投资猛跌，商业的赢利首先造成公职人员的腐化----或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进入到官吏等级的行列。在满清时期，行政权和经济权成一整体，被皇权牢牢控制。
马戛尔尼推测，如果在中国有一个政治上强大、经济上有影响的商人阶段，那么中英间的困难将会少得多。皇室档案给我们从反面提供了一个确凿的证据：政府看到“奸商”自发地与夷商接洽就感到害怕。
这些话，在今天可万万说不得，要杀头的。
卞天官惊惶地四下顾盼。
卞司成却说：
在我的今天 ，倒是说说无妨，只是说了没用。
那就好，那就好。
你倒安分守己。
你呢，你连商人也不做，做不了，岂不更安分守己。
你说错了。我没做没人，我只是做建筑师，建筑师倒是有一句话，那便是，与权力争空间，向空间争自由。
这话太玄。
卞天官有意回避话题，争呀争，岂不成了造反么？
卞司成却说：
那英国使团来，没争什么吗？
人家望天打卦，争得了什么？大清会睬么？不识相！
你是说他们的七项要求。
当然。
这史书上也有记载：
（一）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为贸易口岸；（二）允许英国商人仿照俄国在北京设一行栈，以收贮发卖货物；（三）允许英商在舟山附近一岛屿存货及居住；（四）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地方作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五）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 ，并能减免货物课税；（六）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布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七）允许英国教士到中国传教。
你说说，他们只按自己的心思说事，却不知道大清把他们当作狂人，应付一下，没开赶就客气了。
你是说，他们在南都呆不了几天。
这个还用说么？
没过两天，卞天官的话应验了。
本来，使团也意识到，再不走，清政府就会下逐客令了，不如体面点收场，说自己要走，于是，来了番外交辞令，不想多打扰了，日久生嫌啦，健康不佳，不服水土呀。
没想到反应特快，总督竟表示：你们明天就走好了！我同意！
连缓冲的余地都没有。
而总兵的上奏更称：已将贡使之随从跟役押送蠔墩（澳门）各上原船。
好个“押送”！
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这个便团终于离开澳门，朝着伶仃岛与香港鸟驶去，而后经南中国海归国。波涛中的香港鸟忽隐忽现，马尔戛尼已摸准了行情----那里，将是英国的囊中之物！
不过，乾隆皇帝的上谕却是这么说的：
“贡使于十二月初七风顺放洋回国。因奉有恩旨，允许再来进贡，其欢欣感激之忱，形于词色，益加恭谨。仰见我皇上抚驭外夷，德威远播，凡国在重洋及岛，无不效悃献琛。现在该使臣等启程回国之时，即预为下届贡忱之计，似此倾心向化，实为从古所未有。”
而英国方面则认为：
“新近派往中国的使团，向一个对英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民族出色地显示了英国的尊严，为未来奠定了获取巨大利益的基础，也为那位设计并执行了这一计划的政治家的才智增添了光彩。”
卞天官回到寓所，一身象散了骨架样，瘫倒在了床上，不防又见到了卞司成。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不在这里，还上潘家、卢家去不成。
你还有理。
没理，有筋，打断骨头连着筋。
你还来干什么？你感兴趣的番鬼佬都走了。
我只对我的先人感兴趣。
你不是说我卞家在十三行已后继无人了么？
这已经不是预言，而是事实。
鬼佬后来真的打了中国么？
这也有历史为证。恐怕，正是这次拜寿动的杀机。
可我们竭力款待了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过去，我们把他们当野蛮人，而此刻，他们把我们当野蛮人。
有这个理么？我们给他们好吃好喝好招待，还夜夜笙歌，无微不至，他们反动了邪念。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人家说，中国已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等待开发的市场。
国已不国？凭什么这样说？
他们不是从北京沿大运河到了杭州，又从杭州走水路上了鄱阳湖，下赣江，再过梅岭，顺北江直下南都，这一路上，就得了这么个结论。
从北京到杭州，一路上风光无限，那么多富足的乡村，那么多繁华的城市．．．．．．这到了南都，更对我们赞不绝口，比他们强多了——这怎么反不成一个国家了呢？
人家不是这么看的，我记得他们一位哲人早些年就说过，中国“翻过来复过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
雄伟的废墟？
是呀，轻轻一推，就会土崩瓦解，然后他们就好来掘古董卖钱了。你要我再读一下他们留下的文字么？
读读吧。
马尔戛尼归国时，预言道：“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肃湾的航运。”可以说，他沿途已进行了军事的剌探，并非口出其不意狂言。
而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令周围的邻国见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象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卞天官木然了，半天，才说：
这么说，我们只是给他们来了一次展出，好让他们知道有什么好抢走，而我们则没有任何力量来阻止这番抢劫。我们把自己卖了，还帮着人家数钱。
历史不是那么简单．．．．．．也许人家一开始并没什么机心，还想把洋枪、蒸汽机什么的教给我们，还以为我们很强。
是很强，那么多银子都给我们了，我们不强，他们会给么？
只怕以后，他们又要抢回去了。
我们是公平交易换来的，他们凭什么抢？
后来的战争，叫鸦片战争。
鸦片么？这不是一种药么？朝廷如今是限量进口的。
这不仅仅是药。
我知道，有毒，一上瘾就下不来，就为这个打仗么？
他们大量倾销鸦片，白银倒流，这还不满足，就动枪炮了。
这太平盛世，你不要危言耸听。
是呀，两年后，乾隆爷退位，还搞了个千叟宴，全国请了一千个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多岁的老翁，为八十五岁的乾隆爷庆寿，这也只是太平盛世，方可办得了。
你连这个都知道，这我可是看得着的，骗不了我。
我不会骗你，我是你的后人，敢欺骗祖宗么？这可是中国人最不齿的大逆不道了。
史料有云：在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前后，这位盛世之君的乾隆爷，先后举行了两次“千叟宴”，一次是乾隆五十年，即1786年，于乾宁宫，一次便是乾隆六十年，即1796年于宁寿宫与皇极殿。“千叟宴”摆了五六百桌，全是山珍海味、名酒佳肴。应邀赴宴的花甲老人达5000多名，其中更有逾百岁的老翁，他们入席与皇帝共宴，皇帝更赐酒赐诗，高潮迭起。其时，乾隆爷也八十五岁高龄了，仍老当益壮，神采奕奕……卞天官说：
不管怎样，南都是“天子南库”，十三行富可敌国，这能改变得了么？我不能听信你。盛世毕竟是盛世。
可在人家眼中只是一个假象，是个赝品，赝世。
这么说，还有赝国了？
只怕南都，也成了赝城！
我不信！
卞天官大喝一声。
卞司成终于在病榻苏醒过来了。
“我这是在哪里了？”
“你这是在家里，病糊涂了。”夫人侍奉在一旁。
外边，歌舞升平，爵士乐、摇滚乐，还有流行音乐，都隐隐地从远处传了过来，若有若无，时断时续。
是的，南都当今，算是空前地繁荣，虽说还没过去有那么多的外国人，也没有个十三行。
方才当是南柯一梦。
可手边，却分明有一册《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橙红色的封面，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作者是佩雷菲特，由王国卿等人翻译，１９９３年版。是朋友介绍他读的，几年间，这本书在知识分子中流传颇广．．．．．．还有，祖上留一下份墨宝，写的是一首七律：
题梨花白燕图
满院梨花雪片铺。
恍疑身世在冰壶。
洗庄掠雨垂珠箔。
带日裁上云书图。
粉黛三千夸独立。
碧栏十二影同孤。
谁家玉树歌新曲。
得似昭阳姊妹无。
哪是真？哪是假？
真真假假，都烟消云散。
末了，卞司成只记得两个字——赝城。
赝城故事，当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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