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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是由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并开设研究院（国学门）；1928年更名国立清华大学，拥有文、法、理、工等院系。抗战时期迁移到昆明，与北大、南开合成西南联合大学。解放后定名清华大学。
在中国的逾千所大学中，清华被公认为真正的实力“第一”。她还有许多的美名：“中国理工科类院校排头兵”， “中国工程师的摇篮、院士的摇篮、官员的摇篮、富翁的摇篮、医学家的摇篮（指其已合并中国最好的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她与毗邻的北京大学构成中国大学之林最著名、最璀璨的一对“双子星座”，并合称为中国大学的“泰山北斗”。她当年的校长梅贻琦，在清华的发展历史上影响巨大，被称为“中国最杰出的10个大学校长”之一。她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既有深厚的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又有浓郁的西方科学色彩，成为中国校训最精彩的10所大学之一。
清华的校园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个性鲜明，丰富多彩，在众多大学中独树一帜。
1914年，梁启超先生到清华以“君子”为题做演讲，以《周易》“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中心内容，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此后，学校即以此8字尊为校训，制定校徽。1917年修建大礼堂即以巨徽嵌于正额，以壮观瞻。
清华校风：“行胜于言。”来源于1920级毕业纪念物——位于大礼堂前草坪南端的日晷上的铭言。
清华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去世两周年，研究院师生在二校门北边小山下设立纪念碑，陈寅恪先生撰写碑文，这是最广为流传的一句，化作了一代代清华学人的精神风骨。
清华校歌（1923年前后，汪鸾翔作词）：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莘莘学子来远方，莘莘学子来远方，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新旧合冶，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服膺守善心无违，服膺守善心无违，海能就下众水归，学问笃实生光辉。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孰介绍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水木清华众秀锺，水木清华众秀锺，万悃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无穷。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
清华校庆：4月最后一个星期天。
清华是“中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10所大学”之一。她的起源记载着中国近代苦难历史，作为美国庚子赔款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她为20世纪的中国培育了一大批有世界影响的具有现代文明头脑的科学家、文学家、政治活动家。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开始，特别是20世纪、21世纪之交的前后近30年，这所学校的一大批毕业生正掌握着全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中国在未来世纪该怎么走，很大程度上要“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清华是“中国校园最漂亮的10所大学”之一。水木清华，荷塘月色，竭尽玲珑剔透，令多少执着青年着迷；穹顶礼堂，东门主楼，尽显规模气派，使无数狂生少年扼腕；最喜新图书馆，中西合璧，科技与传统之结晶。
清华是“中国十大高校风景名盘”（我评定的）之一。她毗连北大，地处北京西北郊繁盛的园林区，是在几处清代著名皇家园林遗址上发展而成。学校周围高等学府、名园古迹林立，园内林木俊秀，绿草青青，水光山色，景色优雅；清澈的万泉河从腹地蜿蜒流过，勾连成一处处湖泊和小溪，滋润着一代代清华学子高洁的志趣和情操。如果说北大的建筑是古典派的代表，绚丽幽深；则清华的建筑是西洋派的代表，雄伟空旷。水木清华、荷塘月色，高楼挺拔、环境静谧，有大家风范。那也是我在京读书4年时常去徜徉、濡染的地方。因为清华的地盘大，广场多，空间开阔，有朋自远方来，或老乡聚会，我们都是“杀”进清华，好生热闹一把。
水清木华，钟灵毓秀。清华园发散着独特的精神魅力。清芬挺秀，华夏增辉，今天的清华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新时代的清华人继承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中
清华校园原址为清康熙年间所建的熙春园的一部分，地域大约二顷六十一亩，始建于清朝中叶康熙年间，其历史已有300多年，当时是北京西郊圆明园的附属园林。道光年间，熙春园被分为东、西两个园子。东边的园子仍名为“熙春园”，赐于五子奕综，俗称“小五爷园”；西边的园子起名为“近春园”，赐于四子奕詝（即咸丰帝），俗称“四爷园”。咸丰即位后，将熙春园改名为“清华园”，并亲题匾额。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后，清廷曾有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因近春园在其近旁，所以园内的斋堂轩榭尽被拆卸，准备重建圆明园。后来未果，而近春园却因此沦为“荒岛”。近来流传的关于近春园毁于圆明园大火的说法，是完全不准确的。
据史料记载，清华园内曾有皇帝御题匾额11块，她是目前西郊仅存的少数圆明园时代的建筑。另外，今天清华大学校园西北角一块，曾是圆明三圆之一“长春园”的一部分，当年长春园与熙春园之间曾有天桥走廊连接。这就不难看出，保护清华园的意义非常重大。
1911年，用庚子赔款建造的“清华学堂”（留美预备学校），即位于清华园内。如果说俄国圣彼得堡起源于一展帐篷，清华大学的起源就是那座历史悠久的工字厅。彼得大帝从帐篷里开拓了一座城市，清华大学从工字厅开始，奋斗成中华名校。
今清华园工字厅后面的匾额题有“水木清华”4字，两旁有对联一副曰：“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在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水木清华”4字出自晋朝谢混《游西池》诗：“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咸丰登基后，曾据此将工字厅一带由熙春园改名为清华园，并御笔题写清华园3字，至今仍悬挂于工字厅门额上方。这便是清华园和清华大学得名的由来。
清华校园以南北主干道为线分为东区、西区。西区校园为老校区，以美式的校园布局和众多西洋风格的砖石结构历史建筑为特色，大礼堂为其中心景观，图书馆、科学馆、清华学堂、西体育馆及新建的理学院、新图书馆等建筑分布其间，而原“工字厅”、“古月堂”、“水木清华”等古建筑，以及朱自清先生在《荷塘月色》中描述的“近春园荒岛——荷塘”等，则展示了中国传统的皇家园林风格。东区校园20世纪50年代则以兴建的苏式主楼为主体，90年代开始，主楼前后新建了各院系楼及综合体育馆、游泳馆、紫荆公寓等现代风格的建筑物，雄伟大气，而又安静舒适。
下
1909年，清政府利用庚子赔款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开始招考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同年，内务府将皇家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并开始动工建设。这一时期是清华的前身和雏形，校友们称之为“清华的史前史时期”。
1910年清华第二批庚款的70名学生中，出了胡适、赵元任、竺可桢、张彭春等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人。
1911年，游美肄业馆在清华园建成，更名为“清华学堂”（留美预备学校），周自齐任监督。
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 唐国安由监督改任校长。
1913年，周诒春接任清华学校校长。周任职期间，于清华建树颇多：硬件如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的兴建，软件如“人格教育”和“三育并举”的倡导等。特别是他1916年呈文外交部，请“逐步扩充学校，设立大学部”，此为清华成为中国独立教育事业之开端。
在1959年公布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中，清华这一时期学生达28人之多，如竺可桢、马寅初、梁思成、金岳霖等大师。
1925年，设立大学部，同年开办“研究院”（国学门），“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清华大学的初期发展，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及讲师李济为代表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古今贯通、文理渗透”，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和“清华学风”，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培养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大师，中国近现代很多学科的萌发和兴起最早都是从清华开始的。清华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和教育史上均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可谓群星璀璨、光耀西山。
1928年，在北大毕业生、清华校长罗家伦的努力下，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有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系（其中一个工程系）。
罗长校期间，盛情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废除董事会，整顿基金，使清华改归教育部，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但他年轻气盛，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后被迫辞职。
罗家伦在1929年提出，一个国立大学的存在应尽两种义务：（一）对于人类知识的总量有所贡献；（二）能够适应民族的需要，求民族的生存。
罗家伦又说：“要大学办好，首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他又说：“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此可视为其后继者梅贻琦办学的滥觞。
如果说1917年是“北大年”，则“1928年是清华年”。1928年以后，清华、北大互相学习，所谓“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
潘光旦回忆说：清华高等科的教育虽没有标榜什么，事实上已经走上英美所谓“自由教育”或“通才教育”的道路。也就是培养“人”，而不是培养“机器”。
从此年前后开始，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清华达到办学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1929年，留美预备部结束，第一届本科生毕业。
1930年，设立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研究生院，同时停办国学研究院。
1931年12月，梅贻琦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一直工作到1948年（包括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在他任职期间，强调以大教授为中心治校，并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推崇学术自由，对政治持中间立场，对学生学习严格要求，坚持“通才（德、智、体、美、群）教育”，清华继续发展。
1932年，增设工学院（由土木、机械、电机3个系组成）、法律学系、农业研究所。
1933年，设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研究所。
1934年，在江西南昌设立航空研究所，在湖南长沙成立无线电研究所，为此后长沙临时大学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1935年，因不满日军于冀东成立伪政权，爆发由清华等校学生领导的“一二九”抗日运动。
1936年，停办法律学系。
1937年，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再迁昆明，三校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几位校长张伯苓、梅贻琦（他是张伯苓的学生）、蒋梦麟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
西南联大期间，在战火纷飞、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师生休戚与共、艰苦办学，联大也以名师云集、水平高、学风好而蜚声海外，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1941年清华大学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时，美国大学曾致函称誉清华“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惊叹她用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大学千年的路。
1946年，迁回北京清华园复校，时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
清华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中，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一代代清华仁人志士在探求救国道路、传播先进思想、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中成为后世的楷模。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特务有一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负责人是清华毕业生，对梅贻琦有相当的尊重，事先秘密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极力主张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
1948年，冯友兰任校务会议临时主席。
1952年，经全国高校仿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清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失去文、法、理、农学院及航空系等，保留建筑、土木、机械、电机4个系）。这一做法对清华大学的发展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
同年11月，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办学道路，在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工程技术和尖端科技人才方面成绩卓著。
1958年，增设工程物理、工程力学系，恢复化学工程系。
1999年，并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2006年，并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1955年，台岛的清华大学在新竹地区复校，由梅贻琦校长主持，并沿用原校名，先设立原子科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1957年正式开始招收本科生，恢复为一所完备的大学。梅贻琦既担任过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长，也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创校校长。
两岸清华大学同根同源，有着共同的校名、校史、校训、校徽、校歌、校花和学校精神、文化传统。如今，台湾的清华大学已发展成具有理、工、文、法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从1980年代开始，两岸清华各项交往日渐频繁。
[附文1]清华名人榜
梅贻琦（1889～1962年），著名教育家，字月涵，天津人。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1908年入保定高等学堂，获“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贡献最大的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62年当选中研院院士。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几乎无人对他有异议，是为罕见。其“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
冯友兰（1895～1990年），哲学家、教育家。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8年毕业，翌年赴美国留学，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从1928年开始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院长、秘书长等职，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离开水木清华，对她有着特殊的贡献和感情。
潘光旦（1895～1967年），生于上海宝山，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攻读生物学、动物学、遗传学、人类学、优生学等专业，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上海几所大学任教，并参与胡适等人的新月社活动。1934年返回清华，任社会学系教授，先后做过系主任、教务长、秘书长、图书馆长等职。
王国维（1877～1927年），国学大师，著名学者。字静安，浙江海宁人。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著有《人间词话》等。与学者罗振玉是儿女亲家。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前清遗民处世。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但以“无事而食，深所不安”，未受酬金。翌年，与罗振玉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桃李门生、私疏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陈寅恪（1890～1969年），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为《柳如是别传》等。江西修水人。先后就读于日本巢鸭弘文学院、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校，学贯中西，被吴宓认为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1926年6月被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任清华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此后任西南联大、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牛津大学教授。1949年返回祖国，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及中山大学，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
朱自清（1898～1948年），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海州，成长于江苏扬州。192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期间参加过五四运动）毕业后，应聘来清华执教，自1932年开始长期担任清华中国文学系主任一职，讲授古代文学课程。其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脍炙人口的代表作《荷塘月色》就是写的清华园内的优美与宁静。毛泽东曾赞扬过朱自清的骨气，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
马约翰（1882～1966年，福建厦门人）1911年自圣约翰大学毕业，1914～1966年长达50余年在清华大学担任体育教授。他一生积极倡导体育，热情指导青年进行体育锻炼，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受到国家的器重和人民的尊敬，被称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附文2]清华第一
第一，清华是中国综合实力最顶尖的大学
一部清华史，就是一部中国民族的自强史，就是一部爱国奉献的历史。清华，自它诞生起，就担负起民族的兴旺、中国的崛起的重大责任和使命。90余年来，清华为中国培养出了最多的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最多的贡献，为国家和民族奠造了最宝贵的人文传统。
始建于1911年的清华，在一批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大学教育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奠定了“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制度架构，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所大学，开创了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发展史。在历史长河的每个阶段，清华都以其卓越的人才培养和学术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从媒体报道和社会认可度来看，清华是国内外公认的最优秀的、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学，是获得最多的“第一”的中国大学，在多个大学评价体系中均名列榜首，是中国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中的领军者。
第二，清华是最具有高等学府精神的大学
梁启超先生曾引用《周易》里的话来勉励清华学子要做君子，要树立“完整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先生所言，影响深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即成为清华永远的校训。
清华以紫荆为自己的校花，校旗亦为紫、白两色组成。紫色由红、蓝两色混合而成。红色是火焰，是中国的国色；蓝色是海水，是西土的象征。红蓝相融亦蕴含着中西文化的会通，亦是清华的历史与文化的特征。
清华园大礼堂前草坪上的日晷，在风雨中挺立数十载，上面刻着清华的校风：“行胜于言”。“行胜于言”不是不言，而是言必求实，以行证言。
在清华二校门北边小山下，有一块被清华校友称为“清华第一碑”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这是当年国学研究院师生为纪念王国维先生而立。碑铭上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是一代代清华学人精神的写照。
淡泊风骨，质朴坦诚，同仁一视，泱泱大风。清华人用自己的人生去阐述清华的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精神，早已超出清华一校的意义，影响着整个民族的发展。清华的力量正在于此。
第三，清华具有第一流的人文社会学科
清华从建立初期就是中国的人文重镇。在其90多年的历史中，既有“老文科”也有“新文科”。历史上，从蜚声中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清华园里大师云集，贤人辈出。清华学人以“古今融会、中西贯通”为指导思想，创造了影响整个时代的“清华学派”。
水木清华，人文日新。今日清华，正在恢复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界的脊梁，也是中国文科从复兴到走向世界所依靠的重要力量。点数清华文科，涵盖文、史、哲、法、经济、管理、艺术等学科门类，汇聚了国内一大批知名学者和青年才俊，并以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跻身国内文科前列，多个学科跻身国内顶尖，且与国际教育培养模式相接轨。
第四，清华具有中国最好的理工学科
清华在工科方面是国内高校当之无愧的第一。多年来，清华以其自身的独特优势，在国家科技创新体制中承担着重要责任。目前清华大学本部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3个、国家工程中心5个，在国内高校中均位居首位。多年以来，清华在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索引）发表的重要论文均居全国高校首位，专利授予数连续10多年居全国高校首位；学校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均具有很强优势。
近年来，清华科研经费一直居全国高校首位，为学校的学科建议和科研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在2001年全国重点学科评估中，清华大学本部及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在包括“理工农医”4个学科门类的“大理科”共有62个学科获选，名列全国高校之首；其中理工科共有47个学科获选，在高校中遥遥领先。在2002～2004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在“理工农医”4个学科门类内，清华大学有11个一级学科获得第一名，总数在全国高校中以较大优势领先。
在现代科技向着交叉、融合方向发展的背景下，清华利用其综合性的学科优势，构建了信息、建筑、能源、环境、航空航天、材料、理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等8大学科群。
第五，清华正在建设中国最好的经济管理学科。
第六，清华正在建设中国最好的生命与医学学科——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
第七，清华拥有国内大学中最雄厚的师资力量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乃有大师之谓也。”经过多年努力，清华已形成一支国际化、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清华现任全职教授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34人，中国工程院院士31人，两院院士总数65人，位居全国高校首位。此外，清华延聘的讲席教授中有两院院士5人，双聘教授中有两院院士26人，兼职教授中有两院院士57人，各类在任教师中两院院士总人数达153人，在国内高校中遥遥领先。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现有两院院士26人，以较大优势在全国各医科大学中列第一。
目前清华现任教授中有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23人，国家863计划各领域首席科学家7人，国家攀登计划首席科学家3人，均居全国高校之首。
第八，清华拥有国内最好的育人环境
清华有着国内最好的教育培养和人才学习成长的环境。在国内高校中，“学在清华”的赞誉广泛流传。“名师上讲堂”，知名教授活跃在教学一线，是清华人才培养的重要传统。在教育部评选的百名“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中，清华大学共有7名教师入选，居全国高校之首。在已经进行的4届高校青年教师奖评选中，清华共有18位教师当选，是入选人数最多的高校。
清华大学广泛吸收世界著名大学经验，为学生提供国际化教育。清华多个院系均实现了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在多门课程上采用英语教学或双语教学，使用国外原版教材，与世界名校共同组织课程、联合培养等重要措施，都旨在为学生提供国际化的视野。
清华为每位学生提供了全面而具有个性化的教育。每学期，清华大学为全校本科生开设近2000门课程，几乎涉及到所有学科领域。除个别专业很强的课程以外，都是面向全校学生开放。同学们可以在培养计划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学习计划和兴趣，各取所需。
高水平的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是清华的重要特色。艺术教育帮助人去体验自然和生活的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清华拥有全国高校中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生艺术团（800名成员中大部分都是普通高考录取的学生），这里更有全国综合性大学最丰富的艺术课程，涵盖艺术史论、美学、赏析、艺术表演与艺术创作等。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是清华大学在历史时期提出、并一直延续下来的口号和传统，而强健的体魄、良好的锻炼习惯，是清华给学生相伴一生的重要财富。目前清华开设有全国综合性大学中最丰富的体育课程，其中定向越野、射击、跳水、艺术体操等都是深受同学欢迎的特色课程。在体育运动中，许多优秀品质，如合作中的竞争精神、朝气蓬勃的体魄和工作动力，都蕴育其中。
清华爱好体育锻炼的优良传统是源远流长的。对此我也有深刻印象。我在北京上学时，数次去清华找人，知道清华是全国唯一没有午休的大学，中午只有1个小时，下午1点上课，而不是其他学校的2：30；他们把这段时间挪出来，供学生下午上完课后（4点到6点左右）去锻炼身体，如打球、跑步、举重、做操、游泳、滑冰等，这个时候去他们宿舍找人绝对找不到，得望眼欲穿，等到夕阳西下、天色转昏、快吃晚饭时，他们才红光满面、心情舒畅、既疲惫又轻快地从运动场馆回来。所以，以清华为代表的理工科学生的精神面貌（严谨、科学、理性）与以北大为代表的文史科学生（自由、散漫、个性）还真是大不一样。
第九，清华拥有全国最好的生源，半国英才聚清华
多年以来，各省理科前10名70%以上选择进入清华深造。从1999到2006年，8年间录取的各省状元总计268人，75%进了清华。随着清华文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优秀的文科考生也把清华作为第一报考志向，清华各省市文科录取分数线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历年国家理科实验班学生，国际数、理、化、生和信息等国际竞赛奖牌得主也多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大学，就是一群天才聚在一起切磋砥砺、慢慢成长的地方。在课堂、在实验室、在宿舍，在校园的走廊、草地、树下，到处都可以看到清华学子的身影。在无数学子、家长和老师眼中，清华就是“优秀”的代名词，进入了清华，就是选择了人生的高起点，选择了成为清华人的毕生荣誉，也选择了成为清华人所意味着的毕生责任。
第十，清华学子拥有最好的毕业发展前景
清华“通识教育”与“专业训练”并重的培养特点，使毕业生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对用人单位连续几年的跟踪调查结果表明，清华毕业生的专业知识、数理基础、计算机能力、外语能力、自学能力、实践动力能力和创新能力都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充分肯定。在招聘过程中，用人单位往往看重清华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潜质，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近年来，清华的本科生培养越来越被世界一流大学所广泛认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招收的中国学生，半数以上来自清华。据美国《高教年鉴》报道，2006年清华成为全球在美国院校获得各类博士学位数量最高的本科生母校（2005年是北大）。
对于选择就业的同学来说，录取清华毕业生的用人单位不仅数量多，而且层次高。
清华的学习生活的主旋律不是自由和安逸，而是奋斗和挑战。因而清华的生活也决不是学生一生的顶峰，而是莘莘学子起跑、加速，奔向更高远人生目标的关键一程，是他们精神的家园。朱镕基学长以“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来表达自己对母校的感情。
第十一，清华培养出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群体，拥有国内最具影响的校友力量
历史证明着清华的辉煌。清华的声誉，是与校友对社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分不开的。从1909年深秋越洋留美的47位少年，到如今的10万学子，清华是一部动人的长篇故事，清华是一首写不完的长诗。
在1999年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中，有14位是清华校友。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5位是清华学子。在清华近百年历史中，59位学子当选为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500多位校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约有1/3的中国科学院院士、1/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清华校友，500多名毕业生就任国内兄弟院校校长、党委书记。以上数据在国内均位居首位。
另外，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史上，清华是享有盛誉的人文社科重镇，滋养了一代代思想先驱、文学巨匠、史学大家、经济学者和法学巨擘，他们开创并发扬了清华的人文传统，为清华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
在清华的天空中，有着太多令后人引以为豪的学术大师、兴业之士和治国之才。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闪耀的星群，将中华大地映照的熠熠生辉。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清华先后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学术大师，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赵元任、李济、陈岱孙、闻一多、曹禺、梁实秋、李健吾、夏鼐、杨绛、金岳霖、潘光旦、冯友兰、费孝通、徐仲舒、高亨、王力、姜亮夫、谢国桢、季羡林、吴晗、钱钟书、张荫麟、何炳棣、杨联升、李学勤、许国璋、王铁崖、胡乔木、乔冠华、于光远等。
在自然科学方面，清华培养的人才同样是济济多士，他们中有竺可桢、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王淦昌、王大珩、赵九章、熊庆来、华罗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周光召、高士其、姜立夫、段学复、张子高、杨石先、梁思成、杨廷宝、吴仲华、林宗棠、张光斗等。
除此之外，清华还培养了大批治国之才，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前任总理朱镕基、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国务院副总理黄菊、曾培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等均为清华毕业生，300多位省部级干部毕业于清华。
清华著名校友名单（包括西南联大、包括曾在清华工作的）：
梅贻琦、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蒋廷黻、陈岱孙、潘光旦、费孝通、朱自清、闻一多、梁思成、金岳霖、汤用彤、贺麟、冯友兰、李方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沈有鼎、施士元、刘节、刘崇、杨树达、刘盼遂、谢国桢、贺麟、张荫麟、梁实秋、吴晗、季羡林、钱钟书、张岱年、罗根泽、周传儒、蒋天枢、殷海光、杨联升、何炳棣、李学勤、傅璇琮、夏鼐、钱端升、萧公权、萧涤非、余冠英、吴祖缃、林庚、钱思亮、张奚若、罗隆基、王铁崖、陈鹤琴、李健吾、杨绛、铁崖、英若诚、端木蕻良、于光远、李健吾、张骏祥、曹禺、洪深、穆旦、胡风、端木蕻良、吴国桢、俞国华、张民觉、王浩、许国璋、王佐良、李赋宁、英若诚、胡适、竺可桢、茅以升、侯德榜、叶企孙、张子高、吴有训、顾毓琇、刘仙洲、萨本栋、周培源、熊庆来、华罗庚、周光召、钱三强、钱伟长、王淦昌、王大珩、赵九章、邓稼先、朱光亚、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叶笃正、杨石先、钱思亮、陈鹤琴、高士其、杨廷宝、吴仲华、郑哲敏、邹承鲁、吴征镒、陈克恢、孙立人、胡乔木、乔冠华、朱镕基、胡锦涛、习近平、李刚
第十二，清华园是求学成才的最理想之地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清华大学主体校园面积近6000亩，其林木俊秀，芳草依依，道路宽阔，气势磅礴。
这里曾经是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的一部分。皇家建筑的尊贵气度、西洋建筑的诗情画意、苏式建筑的雄伟庄重、现代建筑的简洁典雅，融会在清华的校园中。
山水花木衬托着各式建筑，是风景秀丽的清华园的特色，形成了优美、安静、宜人的育人环境。清华目前已建成环保生态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大学。绿化覆盖率超过50%，园内树木近20万株。目前清华的植物种类和数量，在北京市仅次于北京植物园。工字厅、水木清华、大礼堂、图书馆、近春园、理学院、主楼前、北院等新老景观，处处宜人。参访者赞誉道“清华总是大手笔！”
清华还拥有国内最好的住宿、教学环境，最先进的校园设施系统和最完善的体育锻炼设施。清华的校园建设水平已成为国内大学共同学习的典范。
清华，在她成长的早年，是国运衰败中的一个希望，一个梦想！
清华，在她辉煌的今天，是莘莘学子希望与梦想的摇篮！
清华，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清澈蜿蜒的万泉河、贵族气息的工字厅、洁白神圣的二校门、高雅华贵的大礼堂、繁茂如茵的大草坪、古朴精致的清华学堂、宁静清灵的荷塘月色，让多少学子为之终生无悔。“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勤奋而又睿智的清华学子，在这里度过他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金色年华。
[附文3]学子写师尊
比如刘文典先生：“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即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猿……”——作者先抑后扬，马上极力抒写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对学生的恳挚，对国事的热忱，其精神的力量远远盖过了相貌的不足，矗立着的仍然是一个可敬可爱者。
比如俞平伯先生：“一个五短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确确是俞先生么？”——这是相貌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陈寅恪先生：“里边穿着皮袍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孑孓而来。”——这是衣着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冯友兰先生：“口吃得厉害。有几次，他因为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把脸急得通红。那种‘狼狈’的情形，使我们这般无涵养无顾虑的青年人想哄笑出来。”——这是口才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还有的“汗流浃背，喘呀，喘呀，上课的功夫大半用在揩汗、摩肚皮上面”，或一开口就“唾沫星儿，一串一串地迸出，又好像过山炮弹，坐在前排听讲的同学们，怎会不大遭其殃，连声叫苦”，或“下堂了，大家还没有完全走出教室，一支烟已经又吸掉了三分之一”。——这是举止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但千万不要以为清华学子在贬抑他们的先生，恰恰相反，他们为拥有这样看似与平常人无异而实际上是些天才们的教授而深深地骄傲，而且不论他们的外貌举动如何乖戾（当然只是一小部分），个性如何奇特，却无一例外地都渊博、尽职、和蔼与可爱，是一些不会混淆、不可取代的学术泰斗：
“虽则面上严肃一点，而心肠是最软不过的。”——那是朱自清先生。
“他那便便大腹，好像资本主义过剩生产，已达到了第三期的恐慌似的——瞧着瞧着，原来里面装的是一肚子的词源呀。”——那是杨树达先生。
“有时你看到吴先生独自呆呆地立着，嘴角浮漾着轻微的笑影，那笑，无形中由苦笑而有时竟至非哈哈大笑不可的神情，但刹那间，像在荷叶上飘过的轻风，一切终归沉寂，他毕竟意识到自己是个学者，笑影俱散，剩下的是那俨然不可侵犯的矜持的面相。”——那是吴宓先生。
“虽然是福建人，可是国语讲得够漂亮，一个字一个字吐得很清楚，而不显得吃力。在上课的时候，学生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只静心凝听，因为他的声音是有节奏的，有韵律的，能使人如同听音乐一样，起着一种内心的快感。”——那是陈岱孙先生。
“一年前在副刊上登载咱们主任自己开汽车往西山的消息，这就是咱们主任万能之一。他自己开车，半路上掉了一个轮子，三个轮的车还一直走，及发现前面有一个轮子在滚，才知道自己的汽车掉了一轮，不万能又怎的？”——那是施嘉炀先生。
“循循善诱地每堂课都写给那许多笔记，所以同学们不爱再发出什么问题，但在真是莫名其妙时，不禁要去一问。很怪，那时的陶先生好好的面孔上又加厚了一层红云，好像是个新娘子，羞羞答答地吞吞吐吐地来答复你。”——那是陶保楷先生。
在学生的心目中，每个教授都是独特的，最棒的，不论是有着“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双在眼镜里闪烁的炯炯有光的眼睛”的诗人教授闻一多，如同“耶稣下诞那天给你送东西来的北极老人”似的体育教授马约翰，还是“无论他身上哪一点，都有点儿哲学味儿似的”哲学大师金岳霖，“真个把西洋式尖头鳗的气味表现得十足”的政治系主任浦薛凤，抑或弟兄教授——“把时间权衡了一分一秒不差”的大哥萨本铁和“给分数是很抠的”弟弟萨本栋，一人一种风范，一人一个世界。
[附文4]梁实秋琐忆
著名作家梁实秋回忆自己当年在清华园的学习和生活：
……清华园以西是一片榛莽未除的荒地，也有围墙圈起，中间有一小土山耸立，我们称之为西园。小河经过处有一豁口，可以走进沿墙巡视一周，只见一片片的“萑苇被渚，蓼苹抽涯”，好像是置身于陶然亭畔。有一回我同翟桓赴西园闲步，水闸处闻泼剌声，俯视之有大鱼盈尺在石坂上翻跃，乃相率褰裳跣足，合力捕获之，急送厨房，烹而食之，大膏馋吻。
孩子没有不馋嘴的，其实岂只孩子？清华校门内靠近左边围墙有一家“嘉华公司”，招商承办，卖日用品及零食，后来收回自营，改称为售品所，我们戏称去买零食为“上售”。零食包括：热的豆浆，肉饺、栗子、花生之类。饿的时候，一碗豆浆加进砂糖，拿起一枚肉饺代替茶匙一搅，顷刻间三碗豆浆一包肉饺（十枚）下肚，鼓腹而出。最妙的是，当局怕学生把栗子皮剥得狼藉满地，限令栗子必须剥好皮才准出售，糖炒栗子从没有过这种吃法。在清华那几年，正是生长突盛的时期，食量惊人。清华的膳食比较其他学校为佳，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那年改为缴半费，我每月交三元半，学校补助三元。八个人一桌，四盘四碗四碟咸菜，盘碗是荤素各半，馒头白饭管够。冬季四碗改为火锅。早点是馒头稀饭咸菜四色，萝卜干、八宝菜、腌萝卜、腌白菜，随意加麻油。每逢膳时，大家挤在饭厅门外，我的感觉不是饥肠辘辘，是胃里长鸣。我清楚地记得，上第四堂课《西洋文学大纲》时，选课的只有四五人，所以就到罗伯森先生家里去听讲，我需要用手按着胃，否则肚里会呜呜地大叫。我吃馒头的最高纪录是十二个。斋务人员在饭厅里单占一桌，学生们等他们散去之后纷纷喊厨房添莱，不是木樨肉，就是肉丝炒辣椒，每人呼呼的添一碗饭。
清华对于运动夙来热心。校际球类比赛如获胜利，照例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跻身于校队，则享有特殊伙食以维持其体力，名之为“训练桌”，同学为之侧目。记得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学足球队北征，清华严阵以待。那一天朔风刺骨，围观的人个个打哆嗦而手心出汗。清华大胜，以中锋徐仲良半右锋关颂韬最为出色。徐仲良脚下劲足，射门时球应声入网，其疾如矢。关颂韬最善盘球，左冲右突不离身，三两个人和他抢都奈何不了他。其他的队员如陆懋德、华秀升、姚醒黄、孟继懋、李汝祺等均能称职。生平看足球比赛，紧张刺激以此为最。篮球赛之清华的对手是北师大，其次是南开，年年互相邀赛，全力以赴，互有胜负。清华的阵容主要的以时昭涵、陈崇武为前锋，以孙立人、王国华为后卫。昭涵悍锐，崇武刁钻，立人、国华则稳重沉着。五人联手，如臂使指，进退恍忽，胜算较多。不能参加校队的，可以参加级队，不能参加级队的甚至可以参加同乡队、寝室队，总之是一片运动狂。我非健者，但是也踢破过两双球鞋，打破过几只网拍。……
我的课外活动不多，在中二中三时曾邀约同学组织成了一个专门练习书法的“戏墨社”，愿意参加的不多，大家忙着学英文，谁有那么多闲情逸致讨此笔砚生涯？和我一清早就提前起床，在吃早点点名之前作半小时余的写字练习的，有吴卓、张嘉铸等几个人。吴卓临赵孟頫的天冠山图咏，柔媚潇洒，极有风致；张嘉铸写魏碑，学张廉卿，有古意；我写汉隶，临张迁，仅略得形似耳。我们也用白摺子写小楷。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我们这时候不断研习的典籍。我们这个结社也要向学校报备，还请了汪鸾翔（巩庵）先生作导师，几度以作业送呈过目，这位长髯飘拂的略有口吃的老师对我们有嘉勉但无指导。怪我毅力不够，勉强维持两年就无形散伙了。
进高等科之后，生活环境一变，我已近成年，对于文学发生热烈的兴趣。邀集翟桓、张忠绂、顾毓琇、李迪俊、齐学启、吴锦铨等人组织“小说研究社”，出版了一册《短篇小说作法》，还占据了一间寝室作为社址。稍后扩大了组织，改名为“清华文学社”，吸收了孙大雨、谢文炳、饶孟侃、杨世恩等以及比我们高三班的闻一多，共约三十余人。朱湘落落寡合，没有加入我们的行列，后终与一多失和，此时早已见其端倪。一多年长博学，无形中是我们这集团的领袖，和我最称莫逆。我们对于文学没有充分的认识，仅于课堂上读过少数的若干西方文学作品，对于中国文学传统亦所知不多，尚未能形成任何有系统的主张。有几个人性较浪漫，故易接近当时创造社一派。我和闻一多所作之《冬夜草儿评论》即成于是时。同学中对于我们这一批吟风弄月讴歌爱情的人难免有微词，最坦率的是梅汝璈，他写过一篇《辟文风》投给清华周刊，我是周刊负责的编辑之一，当即为之披露，但是于下一期周刊中我反唇相讥辞而辟之。
说起清华周刊，那是我在高四时致力甚勤的一件事。周刊为学生会主要活动之一，由学校负责经费开支，虽说每期五六十页不超过一百页，里面有社论、有专论、有新闻、有文艺，俨然是一本小型综合杂志，每周一期，编写颇为累人。总编辑是吴景超，他作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景超和我、顾毓琇、王化成四人同寝室。化成另有一批交游，同室而不同道。每到周末，我们三个人就要聚在一起，商略下一期周刊内容。社论数则是由景超和我分别撰作，交相评阅，常常秉烛不眠，务期斟酌于至当，而引以为乐。周刊的文艺一栏特别丰富，有时分印为增刊，厚达二百页。
高四的学生受到学校的优遇。全体住进一座大楼，内有暖气设备，有现代的淋浴与卫生设备。不过也有少数北方人如厕只能蹲而不能坐，则宁可远征中等科照顾九间楼。高四一年功课并不松懈，惟心情愉快，即将与校园告别，反觉依依不舍。我每周进城，有时策驴经大钟寺趋西直门，蹄声得得，黄尘滚滚，赶脚的跟在后面跑，气咻咻然。多半是坐人力车，荒原古道，老树垂杨，也是难得的感受，途经海甸少不得要停下，在仁和买几瓶莲花白或桂花露，再顺路买几篓酱瓜酱菜，或是一匣甜咸薄脆，归家共享。……
2、1911年B：“更为中国化”
沪江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一所位于上海的浸会背景的教会大学，旧中国14所著名教会大学之一，是今上海理工大学等校的前身。
1900年，庚子之乱期间，美南浸信会的华中差会（在江苏传教）和美北浸礼会的华东差会（在浙江传教）成员都来到上海避难。浸会是一个提倡自由主义的“低派教会”。期间他们达成共识，决定在上海联合创办一所高等学校（此前这两个差会对从事教育这样的副业不甚热心）。
1906年，他们首先在北四川路北端开办浸会神学院，校长是美南浸信会传教士万应远博士；1909年开设浸会大学堂，正式开学，校长是美北浸礼会传教士柏高德博士。1911年两部合并，组建上海浸会大学，校长是美北浸礼会传教士魏馥兰。校址选定在沪东军工路（杨树浦西北岸的一块荒滩地），建成一所黄浦江畔的绿茵遍地、风景幽雅的美丽校园。
1914年，学校中文名定为沪江大学，并确定校训为“信、义、勤、爱”。 课程除了国文外，其他均以英语讲授。1917年由美国弗吉尼亚州颁发学位。该校1921年开始招收4名女生入学，实行男女同校，开在华基督教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20世纪20年代末，全国掀起“收回教育权”运动。沪江大学改组校董会，增补8名华人为校董成员。1927年神学院分立，便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1928年1月，经过改组的沪江大学校董会，聘请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存在主义大师杜威的学生、年仅31岁的刘湛恩博士为校长。这是沪江大学历史上首任华人校长。
刘湛恩就任校长后，主张沪江大学“更为中国化”，致力革新校务，强调师生团结、学术自由。他曾说，沪江精神是积极的、前进的、建设的、牺牲的。他对学生从不疾言厉色，而是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在他的努力下，沪江大学于1929年获准在教育部正式立案。学校的设置作了一系列调整，相继成立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等院系，从院长到系主任皆由华人充任。课程设置注重打好基础，强调文理相通、学以致用，学生英文水平普遍较高。学生课余生活十分丰富，有书法研究会、健美学会、口琴会、英美文学会、英文剧社、网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男女篮球队、田径队、女子体育促进会等。其中足球队的张绑伦后来成为上海著名足球运动员。
刘湛恩还削弱学校的宗教性，增加学术性，提倡“团结、民主、进步、学术、自由”的“沪江精神”，使之成为孕育民主精神的重地。
刘湛恩早年有半工半读的亲身体会，因而对家境贫困、勤奋好学的学生十分爱护，设置奖学金、助学金，还让他们有一边读书一边做工的机会。
在华各基督教大学中，沪江大学是最早开展社会工作的学校。1913年，该校就在杨树浦眉州路创设沪东公社。这是一个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同时兼办社会福利的教育机构。刘湛恩就任校长后，沪东公社有了进一步发展，除了为工人区儿童创办幼儿园和中小学，还开办了医院和诊所，免费为周围工人及附近农民施医送药，受到社会的欢迎。
1929年3月18日，沪江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而成为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英文校名也改为University of Shanghai（“上海大学”）。
1932年，刘湛恩校长在圆明园路真光大楼创办沪江商学院，又称城中区商学院，院长为朱博泉，这是沪江大学最富盛名的学院。商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商业管理”、“商业心理学”、“市场学”、“风险管理”等。除本科外，另设专科与普通科，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上课，为在职职工、家境贫寒但好学的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办学认真，课程切合实际，又聘请章乃器、潘序伦等社会名流执教，因而颇得社会好评。成为当时办得较好的并卓有成效的一所夜大学。此外，沪江化学系闻名全国，还率先创办了社会学系。
刘湛恩就任校长后，主持建造大学图书馆、教员住宅楼、女生健身房、男生新膳堂及大礼堂等，使校舍从过去的思晏堂、思伊堂等3栋增至怀德堂、思魏堂、思裴堂、思乔堂、思孟堂、思雷堂、思福堂等44栋，学校规模有了较大发展，并添置了大量实验设备，学生人数也有较大增加。
其中，思晏堂是沪大第一座大建筑，纪念浸会第一位到中国的传教士晏马太。思伊堂“每值暮潮初敛，夜阑人静，月光如水，波平如镜，风景绝胜”。怀德堂“建筑精美，华丽堂皇，幽雅宜人，背球场而面黄浦，红照挂林，白练横江，每值星期六晚上，夜光灯影，歌声悠扬，裙履联翩，笑语杂闻，沪大男女学生之社交生活，咸以是为集中焉”。思魏堂是纪念第二任校长魏馥兰博士，外观为后罗马风格，乃沪大标志性建筑之一。科学馆是当时沪大最有价值的建筑物之一，因配备的理科实验设备为当时国内最完善者，被誉为“国内仅见之建筑物”，使得在文科基础上发展理科的沪大得以跻身著名大学行列。
虽然如此，但在当时，这些“外资私人办学”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水平已经难与国立的清华、北大相抗衡。因为办大学需要大笔投入，只有燕京、金陵能与一流国立大学抗衡。
刘湛恩校长不仅是一位著名教育家，更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爱国者。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被推举担任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又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和国际俱乐部创始人之一。他为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安抚流亡学生，作了大量工作。
在他的影响下，沪江大学学生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初，日伪妄图利诱他担任伪教育部长，遭到他的断然拒绝。同年4月7日，刘湛恩上班之际，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候车时惨遭日伪特务暗杀，以身殉国。消息传出，震惊中外，引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和悲痛，社会各界3000余人为这位杰出的爱国教育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同日，樊正康接任校长。在重庆的沪大，与东吴大学的校友曾联合开办法商学院。
抗战爆发后，沪江大学因地处战区，被日军侵占，校区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交涉，仍不允许复校上课。学校本部只好迁往城中区商学院，与圣约翰、东吴、之江等组成教会联合大学，继续开课。抗战胜利后，沪大于1945年10月1日正式复校，1946年2月迁回杨树浦军工路原址，迎来最后一任校长凌宪扬，继续惨淡经营，辛苦办学，尤其注重他兼主任的商学院。
建国前夕，凌拒绝担任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发行处处长，拒绝离开上海。1949年5月，杨树浦刚解放，凌就遭到校园里“革命群众”的嘘声，无奈辞职回家。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高校。凌宪扬于4月被捕，1960年死于狱中。
1951年2月，沪江大学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办，校务由余日宣、蔡尚思主持。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沪大各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相关院校，校址移归上海机械学院（今上海理工大学）。
近年，沪江校友会又和上海理工大学合作，重新办起了夜校。
3、1911年C：女心如磐石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是旧中国14所著名教会大学之一，老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
1908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预科在福州成立，选举程吕底亚女士为校长。学院预科先租赁仓前山倪厝弄的一处房子为宿舍。1911年12月，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仓前山新校地址奠基。由Mr.Fred H·Trimble负责。
为纪念J·D·Payne所捐的经费，学校先建造了一座办公楼，命名为彭氏楼。尔后，妇女外国布道会哥伦比亚分会为纪念前任分会主席Mrs.Laura granston，也捐了1万美元建造了一座宿舍楼，命名为谷氏楼。1914年还得到Mary.Kester捐了8千美元。Dr.J·B·Trimble抵押了他的田地，将价款4千美元也捐献给华南，使谷氏楼的基建工作能如期完成。
当年秋，华南学院迁入新址后，便着手招收本科生。1916年，共有5名本科生在华南学院完成二年学习课程后，转到美国、加拿大、上海等院校，继续完成本科学业。
1917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开始创办四年制本科专业，首先办教育系，1921年第一届本科生毕业。因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于是在学生及校友中发起募捐建楼运动，共收到捐款国币2万元，超过了预定的金额。为纪念程吕底亚女士，该楼被命名为程氏楼。
1921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决定向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申请学士学位的授予权。1922年9月28日，得到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的临时承认证书。
王世静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本科学习两年后，转入美国晨边学院继续学习。她学习成绩优异，再进入密执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她在该校得到Barbour奖学金，是获得该项奖学金的第一个中国女性。1923年获硕士学位后，受聘于厦门大学。1924年，王世静响应母校的召唤，放弃厦门大学的优厚待遇，回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任化学系主任。
1925年7月，程吕底亚女士经美国托事部同意，辞去校长职务。院董事会任命卢爱德博士继任校长。
1927年七八月间，在我国反对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的呼声中，卢爱德博士和华惠德女士分别辞去校长和教务长职务。院董事会准备聘请陈叔圭为院长、王世静为教务长，但是陈叔圭婉言谢绝。于是，院董事会决定成立一个由5人组成的院务委员会，陈叔圭任主席、王世静任教务长、李美淑任会计、黄惠贞任附中校长、黄惠珠任秘书，卢爱德和华惠德任院委员会顾问。
1928年6月27日，院董事会再次酝酿院长人选，最终任命王世静为院长。因王世静回国后，对华南学院办学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经院董事会批准，她推迟了上任时间，再次赴美深造。1929年7月王世静回国，1930年1月18日举行王世静的就职典礼，从此她担任院长到建国初期。
1931年10月9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向中央教育部申请立案。为此，除了学院的课程设置按教育部规定进行了调整外，学院的教育经费也必须按教育部的规定达到一定额度。1933年6月，教育部准许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临时立案，承认其中文、外语、教育、家政、数理、化学、生物等7个系。1934年6月，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获教育部批准永久立案。同年9月21日，又得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正式承认具有文学士与理学士两个学位的授予权。
1935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加入美国基督教13所大学联合托事部。
此年，余宝笙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辞谢导师即著名生物化学家、维生素ABC的发明者麦卡伦教授的挽留，于1937年8月毅然离美回到华南学院，继续担任化学系主任。嗣后，吴芝兰、刘永和、陈佩兰、邓锦屏、魏非比、魏秀莹等去美获得博士、硕士学位，也纷纷相继回国，到山城南平为母校服务。
1938年6月21日，华南学院内迁南平。当时，学院行政机构采取集体领导制，在院董事会下设院务委员会，由王世静院长及陈叔圭、许引明、吴芝兰、王淑娟等教授共9人组成。
在南平时期，华南学院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她们深入城乡，开展3个月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组织了300多名农村妇女参加急救训练；公演话剧、歌剧，举办音乐会，将收入均用于慰劳前线战士。
1941年祖国沦陷后，日寇入侵闽北。古田大湖阻击战是保卫闽北的关键战役。高山峻岭之间，粮食难以供应。南平驻军决定赶制20万块光饼，穿扎成串，限期送往大湖。华南学院全体师生日夜奋战，投入紧张的支前工作，并在每袋干粮里附一纸鼓舞士气的短笺。大湖之役胜利了。学院师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军民们的高度赞扬。
1941年，华南学院福州校舍彭氏楼失火，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室都付之一炬。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彭氏楼重建尚未竣工，延至1946年1月至3月，分三批完成学院迁回福州的任务。
周贞英博士1946年从美国返校，担任生物系主任。
1947年，美国董事会召开战后复兴会议，王世静院长应邀出席，校务工作由教务长许明引代理。王世静去美国向董事会报告了华南学院在抗日战争期间办学的情况，会后又应邀到美国各地大学演讲，备受赞扬。
王世静的这些活动，扩大了华南学院在美国的影响，使许多美国友好人士及华南在美国的校友纷纷表示乐意资助华南学院办学。中国教会学校联合理事会拨5万美元给华南学院重建彭氏楼。
1947年3月13日，波士顿大学校长亲自给王世静颁发人文科学荣誉博士学位。
1951年4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与福建协和大学合并成立福州大学。
4、1912年：深厚的中土
河南大学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七朝古都开封。后周和北宋时期，这里是国子监所在地。一百多年前这里是清代贡院的所在地，1903、1904年最后两次全国会试曾在这里举行。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在这里划上句号。20世纪初的欧风美雨和辛亥革命胜利的曙光，孕育催生了这所大学。
废科举而兴学堂，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运而生，标志着教育开始走上专业化、现代化的道路。1912年，以林伯襄等进步人士为代表的一批河南仁人先贤在这里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另两所是1896年成立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其他相关部分），1911年成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今清华大学）。
林伯襄校长主张“以教育致国家于富强，以科学开发民智”，旨在放眼欧美，培育人才，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式教育的开放式大学。预校成立之初就实行男女同校，并组织了篮球队、网球队、武术队、新剧社等，开启了河南高等教育的先河。
开办后初期的两任校长都是有功名的人。第二任校长丁德合是清末最后一科乡试的举人，他后来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即兴办新学。第三任校长李敬斋是留学美国的博士，他在宣统年间也曾被授予“理科举人”。
此后。该校历经中州大学、国立第五中山大学、省立河南大学等阶段。
20世纪20年代初，河南督军冯玉祥将军应教育界人士在河南创办大学的要求，决定从查抄军阀赵倜的财产中拔出专款，作为大学的筹备基金。
1923年3月，在预校基础上建立的中州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设文、理两科，冯友兰、曹理卿分任文、理科主任。
1927年6月，在冯玉祥将军的支持下， 决定将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河南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并入中州大学，成立国立开封中山大学（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增加了农科和法科。1928 年9月增设医科。
五大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国立第二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河南大学（国立第五中山大学）。1927年，国立第五中山大学正式组建，成为当时除北大外，北方地区第二所多学科综合性国立大学（清华1928年才改为“国立”）。
1930年8月，学校更名为省立河南大学，并改文、理、法、农、医5科为5院，张仲鲁任校长，河大正式命名。
抗日战争期间，河南大学先后辗转于河南信阳、南阳、洛阳，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虽然图书、资料及仪器损失惨重，但仍办学不辍。
1942年改为国立河南大学，办学经费有了保障。在1944年中国教育部国立大学教学评估中，河南大学排名第6。1946年设立工学院，后将黄河水利工程专科学校并入。此时河大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医、法等6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学术实力雄厚、享誉国内外的国立大学之一。
1948年6月，河南大学南迁苏州，分住怡园、狮子林后院、沧浪亭等处。
1949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正式决定重组河南大学，任命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兼任校长。6月，省政府派人将南迁苏州的河大师生接回开封，河大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河南大学农学院、医学院、行政学院、信阳分院分别独立设置为河南农学院（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医学院（河南医科大学）、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信阳师范学院；理科他迁新乡，设置为河南师范学院二院（河南师范大学）；水利、财经、化工、植物病虫害、畜牧兽医、生物等院系也先后调入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工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高校。校本部更名为河南师范学院。后又经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等阶段，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2000年合并开封师专、开封医专，组建成新的河大。
河大校歌（1940年，嵇文甫作词）：“嵩岳苍苍，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继往开来扬辉光。四郊多垒，国仇难忘，民主是式，科学允张。欹欤吾校永无疆！ 欹欤吾校永无疆！”
建校97年来，河南大学严守“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在一代代学人的精心铸造下，逐渐形成“团结、勤奋、严谨、朴实”的优良校风和“前瞻开放、面向世界，坚持真理、追求进步，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兼容并包、海纳百川，不事浮华、严谨朴实”的河大精神，在推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和教育振兴的过程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在以范文澜、冯友兰、冯景兰、罗章龙、郭绍虞、罗廷光、萧一山、樊映川、毛礼锐、姜亮夫、高亨、蒙文通、嵇文甫、任访秋、党鸿辛等一大批专家学者、院士为代表的名师执教下，河南大学已培养40余万名各类专门人才（也是中国校友最多的大学之一）。在河大校友中，有薛群基、山仑、许靖华、刘昌孝、沈倍奋、王占国、侯洵、孙钧、郭柏灵 孙九林、邹广田等34位成为院士，上百人担任或曾经担任过副部级以上领导职务，不少校友如侯镜如、袁宝华、王国权、赵毅敏、尹达、邓拓、白寿彝、杨廷宝、高济宇、姚雪垠、周而复、吴强、马可、赵九章、王鸣岐、李秉德、王立群、梁光烈等都成为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官员和社会活动家。
中国兴办大学已达130年，其血脉中既有西方现代大学的基因，又有延续千年传统的基因。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时至今日，河南大学建校已近百年，其风雨沧桑的历史，浓缩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而两通沉默不语的贡院碑，静静地矗立，目睹着风雨沧桑的人间往事。
[附文]把历史与艺术凝固
河大坐落于中土古都开封，与古城的老街高墙、红砖绿瓦毗邻，著名的“清明上河园”与巍巍铁塔就在附近，北宋汴梁盛都的繁荣与气派犹在；夏日绿草如茵、杨柳依依，冬期瑞雪飘飞、银妆素裹。校园内亭台楼阁、古色古香，建筑典雅、草木苍翠，庄严肃穆、泱泱博大，让人感触着一股强烈的人文气息与学院风格，有着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我有很多文史学问扎实的朋友、师长，最初都是从这个“围城”中走出。为“中国十大高校风景名盘”之一。
青砖绿瓦，飞檐走兽，雕梁画栋，中西交融。走进河南大学，品读着掩映于翠绿中的近代建筑群，一种历史的厚重和艺术的美感不知不觉在周身蔓延。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近代建筑群位于开封市旧城东北隅，北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代开宝寺塔（俗称铁塔），东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封城墙。该建筑群占地面积近600亩。从校大门向北至大礼堂，构成一条南北长0.5公里的中轴线。中轴线东内侧有“六号楼”；东外侧有分布整齐的10座斋房（称“东十斋”）；内侧有“七号楼”；西外侧有两座斋房（称“西二斋”），其西部有清代“改建河南贡院碑”与“重修河南贡院碑”两个碑廊。建筑群总体构图以主体建筑居中，前门后堂，左右斋房，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书院建筑布局，浑厚典雅，美观实用。该建筑群是河南乃至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历史进程的有力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文化和艺术价值。2000年9月被河南省政府列为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成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校大门：1935年开工，1936年建成，为四柱三开间牌楼式建筑，砖木及混凝土结构。大门上有筒板瓦，花脊走兽，下有斗拱承檐，椽飞起翅，四角如翼。外侧门楣正中“河南大学”校名，采用北宋书法家米芾的字样，庄重严正。内侧门楣正中上额横书“止于至善”，左书“明德”，右书“新民”。“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取自《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门建成后不久即遭七七事变，但历经八年抗战幸未毁于战火，保存至今。
六号楼：始建于1915年，1919年建成，耗时4年，是学校第一座中西风格相结合的新式建筑。中间部分4层，两翼3层。建成后，成为预校的教学、实验、科研中心以及举办各种活动的主要场所。1925年7月，中共北方区委总负责人李大钊受开封地下党工作者和在国民二军中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的共同邀请，在此演讲《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他的演说给广大进步师生以极大的鼓舞，掀开了河南大学革命运动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七号楼：1924年动工，1925年建成。楼高三层，其中半地下室一层。以青砖砌墙，底层墙面用水泥砂浆抹面，饰以横向凹槽，二、三层墙面贯以通至檐口的塔斯干壁柱。当时一楼有部分教室；二、三楼大部分是教室，间有少数研究室；地下室基本上是理学院实验室及药品仪器储藏室。功能之齐全超乎想象。可能你会想：当时那样一座建筑，却有这么多用途，难道不显得拥挤么？事实上，博雅楼的采光效果和隔音设备十分先进，东南西北4个大门，方便师生出入，并没有拥挤不畅的感觉，可见设计之周全。现在的博雅楼依然风采不减。绿树掩映中，叠檐飞阁，古朴典雅；蓝天白云下，雕梁画栋，大气磅礴。
十二斋：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那上边有“金陵十二钗”；而在河大，你可以看到“河大十二斋”。1921年，东一、二斋，西一、二斋建成，大大改善了学生的住宿条件；1926年，东三、四、五、六斋建成；1952年，东七、八、九、十斋建成。十二斋，东十西二，遥遥相对，外观一致。特别是东十斋，一字排开，如同琴键，精巧华丽的入口垂花门饰、淡雅朴素的灰色清水砖墙、简洁明快的几何形窗套、尺度宜人富于变化的坡屋顶、女儿墙，还有室内那红色油漆的实木房门、楼地板，做工细腻的木质楼梯、扶手、栏杆……别有风情。如今斋房已不单纯供人使用和欣赏，它体现的更是一种文化。作为河大保留下来的校园早期建筑，斋房早已成为河大重要的人文景观。它那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不仅是中国近代建筑特定发展时期的体现，更是河大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
大礼堂与南门遥遥相望，这幢宫殿式的建筑极具历史感，青砖红瓦，飞檐斗阁，气势恢宏。1931年，时任校长的许心武提出建造大礼堂的设想。自1931年11月破土动工，至1934年12月落成，历时3载。当时河大师生共计500余人，却兴建了可容纳3000多人的大礼堂，足见其魄力。其规模之宏大，在当时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其设计之精美、工程进度之快、质量之高，为当时国内所罕见。大礼堂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至今仍在使用。作为河南高等教育发展的标志，她见证着河南高等教育的发展，见证着河大学子的成长。在春季，广场上空飞舞着无数风筝，煞是好看；到冬天，同学们每逢周末，便来这里举办文化广场活动，特别是艺术学院举办的“同唱一首歌”，在整个河南省高校都很有名气。
大礼堂前东西干道，东部分称为“东辰路”，西部分叫做“西月路”。东辰路是一条法国梧桐成行的大路，到了夏天，绿树成荫，叶儿婆娑，漫步其间，感受河大浓厚的人文气息；西月路东北侧是一个小花园，造型别致，层次感强，与她作邻的是一个总体造型为飞机状的十号楼——尚学楼，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分为三部分的理工综合楼——荟学楼。
河南大学近代建筑群继承了明清建筑技术、艺术的优秀成果，其风格中西合璧，表现了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体现学校厚重的历史及冼练凝重的风貌。建筑群从整体到局部，均是中国近代优秀建筑的代表作品，不愧为国家之瑰宝。
5、1913年A：珞珈麓，东湖畔
江城多山，珞珈独秀；山上有黉，武汉大学。珞珈山下，樱花灿烂；东湖之滨，桂子飘香。
武汉大学，简称“武大”，溯源于清朝末期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蔡锡勇是首任总办，1902年更名为方言学堂，但那时还并不是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于1913年建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贺孝齐任校长，设英语、博物、数学物理、历史地理等4部，才是正式大学的开始；1922年改4部为8系，即教育哲学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历史社会学系、生物系、地质系；1923年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张继煦任校长；1925年又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石瑛任校长，李汉俊、黄侃曾先后任校务维持会主任。
1926年，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大学与江城其他几所学校（国立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以及私立文华大学等）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徐谦任校务委员会主任，设有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6科、17个系、2个部。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改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刘树杞任代校长，李四光在蔡元培曾受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委托任该校建筑筹备委员长长达10年，选定今天这个世上最美的校址——湖畔山下，下设文、理、工、法4个学院，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综合性大学，湖北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后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并称为“五大名校”。
1932年春，全校师生由武昌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1936年成立农学院，成为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5个系以及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1937年12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来到武汉，次年5月移居珞珈山，并接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在武汉大学期间，他3次给武汉大学学生作演讲。
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农学院并入中央大学。1946年恢复农学院，并设立医学院。同年10月，武大迁回武昌珞珈山。
1928年1946年，学校已形成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下分21个系、8个研究所）并驾齐驱的办学格局。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武汉大学文理学士毕业生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
旧时汉语的书写顺序是从右向左，所以按如今的从左至右的习惯，武汉大牌楼上“国立武汉大学”就成了“学大汉，武立国”，读来慷慨大气，意味深长，甚是巧妙。关于“学大汉武立国”的理解，一般有两种（实际上意思基本一样）。“学大汉，武立国”即像汉朝那样以武立国，很是豪迈。另一种就是把“大汉武”连起来，就成了“像汉武帝那样立国”，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自不必说，这样理解也同样豪情万丈。一个大学的名字倒过来读，也一样意味深长、磅礴大气的情形，在古今中外都是绝无仅有，前无古人的。这也是武大学子一直引以为豪的地方之一。
“学大汉，武立国”这一绝妙的巧合，是武大教授兼副校长吴于廑于1950年首先提出的。1950年，他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以《学大汉武立国》为题，作精彩讲演，使师生员工深受鼓舞，此语于是名满天下。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学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0年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成为直属教育部领导的重点文理综合大学。此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李达任武大校长达15年（1952～1966年）。
其中，1950年，湖南大学水利系划归武汉大学，与土木系水利组合并，成立水利系。武汉大学医学院从武大分出，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中南同济医学院（后为同济医科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
1952年，河南大学等校的水利系划归武汉大学，与武大水利系合并成水利学院。武汉大学农学院从武大分出，与湖北农学院合并成华中农学院（现为华中农业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矿冶系调入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
1953年，工学院从武汉大学分出，成立华中工学院（后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
1954年，水利学院从武汉大学分出，成立武汉水利学院（后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2000年并入新武大）。
1956年，恢复哲学系。
1958年，恢复外文系。
改革开放以来，武大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整体实力明显上升。1999年，世界权威期刊《科学》杂志将武大列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武大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大学，“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与法国同行联系最紧密、合作最广泛的中国高校之一。
2000年，原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几座最大“航空母舰”之一，并揭开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武大与同处江城的华中科技大学成为中国大学的“双子星座”之一。
回眸过去，筚路蓝缕，励精图治，玉汝于成。珞珈山上风云际会，响遏行云；巨星闪耀，光照寰宇。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罗荣桓等曾在这里指点江山；辜鸿铭、黄侃、竺可桢、李四光、闻一多、郁达夫、沈从文、叶圣陶、朱光潜、李达、周鲠生等曾在这里激扬文字。一百多年来，武汉大学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的精彩华章，孕育了优良的革命传统，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形成了“和而不同”的独特办学风格，培育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大学精神。
“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是武大1993年确定的新校训，比较精彩。“自强”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且武大前身即为“自强学堂”。“弘毅”语出《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且武大30年代校训即为“明诚弘毅”。“求是”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优良的学术传统、浓郁的文化底蕴、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充满活力的创新机制，推动武汉大学取得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社会效益显著，学术影响日益深远。
求知在武大，成才在珞珈。武汉大学率先提出“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的新理念，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人才，积极探索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建校以来，学校共培养了30多万名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仅两院院士就有100余人，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附文1]世界最美丽的大学
武汉大学校园环境优美，风景如画，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之一”。学校濒临东湖，环抱珞珈，满园苍翠，桃红樱白，鸟语花香。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堪称“近现代中国大学校园建筑的佳作与典范”，一批早期建筑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近年来，武大学人又进一步精心治理校园，法学大楼、经管大楼、外语大楼等文科区标志性建筑群拔地而起，气势雄伟，新老建筑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珞珈校园更加多姿多彩。
有人写道：“珞伽山麓，东湖之滨，山水相宜，古今合谐，承传统中华园林之精妙；武测水院，咸归于斯，省府市府，治理整顿，创国立武汉大学之新风。”而使武大为“中国校园最漂亮的10所大学”之首。
我曾写道：国际著名学府武大位于“九省通衢”的华中武汉市，横跨长江、汉江，路通南北、东西，黄鹤楼屹立、龟蛇山静默，地理位置极为优越。而武大坐拥珞珈山，环绕东湖水，地势蜿蜒起伏，错落有致；校园绿树成荫，花香流溢；建筑独具风格，美仑美奂，为“中国十大高校风景名盘”之首。学校分成4个园子：樱、梅、桂、枫，尤以樱园为最美，正所谓“绕山逐雾赏樱来，春风轻拂游人面”。20世纪80年代的著名影片《女大学生宿舍》，那浪漫清新、朝气蓬勃的动人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原小说作者喻杉当时还是武大中文系一名富有才气的在读学生。几年前我出差武汉，就住在该校的“珞珈山庄”里，走在阴凉的山头，下眺浩淼的湖面，真有若以此为归宿虽九死也心甘之叹。
[附文2]数字武大
一个传统：宽容自由。武大悠久的历史，成就了她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年沉淀下来的，是武大人心中坚守的宽容与自由。三四十年代，这里既有闻一多这样的斗士学者，也有陈源这样的绅士教授；有黄侃这样的国学大师，又有周鲠生这样的法学至尊。曾任武大教务长的美学家朱光潜，把教育的本质归结为“宽大自由”。他说过：“‘宽大自由教育’必以‘博学’为基，以‘守义’为本的。”武大的老师崇尚学术民主，崇尚学术自由，所以他们的观点永远百花齐放，见解往往标新立异；武大学子则塑造了校园里自由的学习氛围，在情人坡晨读、在樟树林自习，学无定处，学无定时，学无止尽。
二种美丽：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古朴凝重的建筑。东湖之滨、珞珈山下的武大校园，满园苍翠，桃红樱白，鸟语花香；建筑群历史古朴典雅，巍峨壮观；现代化高楼拔地而起，气势雄伟。不少武大学者，在他们的学术论文后面都爱写下“于珞珈山”的字样。意思好像是说，于好山好水之间写出来的文章，自然会染上几分山水自然的灵秀之气。20世纪30年代，曾在武大文学院任教多年的女作家苏雪林就说过，她的那些关于《红楼梦》的骇世惊俗的高论，都得益于己处珞珈山：没有山风呼啸，何来清逸高论？不过，相对于其秀丽的自然风光，武大人更愿意提及她古朴凝重的建筑、厚厚的墙体与灵巧景致的飞檐，使整个校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古典之美。再加之每个建筑背后必蕴藏着一段特殊的历史，人们走入其中，心里会不自觉地增添几分厚重与责任。
三月樱花。在许多人的眼中，樱花似乎已经成为武大的校花。路过买张明信片，也必须要买有樱花的。那些烂漫成串的樱花，将3月的武大映成粉色。十多天的花期，使她们的绚烂更显得弥足珍贵。只有亲自在樱花城堡下走过的人，才能真正了解那种浪漫。年复一年的，无数学子为她慕名而来。同样被樱花和老斋舍吸引着的，还有上万的武汉市民。樱花节期间的武大倒更像是一个公园，拥挤的人群不断涌入花树与街道之中。然而，武大以她广博的胸怀包容了这一切，无尽的人流，还有远去的历史。
四大名嘴。大学必有大师。进入武大以后，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大师比传说中的要更多。“名嘴”是民间的说法，四个也只是泛指。但被普遍认可的，是“唐诗宋词大师”李敬一、“西方哲学王子”赵林、“社会剖析师”尚重生和“德国史专家”李工真。他们的公共选修课，都会用上文理学部最大的教室，有时其余教室的板凳也会被借来一大半。通常，来听他们讲座的还有不少校外人士。
116 年历史。自1893年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至今已经历了116个春秋。这悠长的历史，纵观全国高校也难有几个能匹敌。这些年岁中有进步、有失败、有革命，更有发展。武大人心中那厚重的历史感和责任感，常常是其他大学的人无法拥有的。而校园中随处散发的文化底蕴，更仿佛是自然天成。
[附文3]武大名人榜
一、两院院士：
查全性：著名电化学家
杨弘远：著名生物学家
卓仁禧：著名高分子化学家
李德仁、张祖勋：著名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
谢鉴衡：著名泥沙专家
张蔚榛、茆智：著名农田水利工程专家
宁津生、刘经南：著名大地测量专家
朱英国：著名植物遗传育种专家
二、著名社会科学家：
韩德培、李龙：著名法学家
马克昌：著名刑法学家
谭崇台：著名经济学家
彭斐章：著名图书馆学家
陶德麟：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冯天瑜：著名历史文化学家
刘纲纪：著名哲学家、美学家
三、校友代表：
胡代光：四川新都人，武大经济系毕业，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何炼成：湖南浏阳人，武大经济系毕业，现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潘垣：湖北宜昌人，武大电机系毕业，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家铝：江西赣州人，武大物理系毕业，现任中国科技大学天体物理中心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易中天，湖南长沙人，武大中文系毕业，现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熊召政：湖北英山人，武大中文系首届作家班毕业，现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
张晓刚：辽宁鞍山人，武大金属物理专业，现任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
池莉：湖北武汉人，武大中文系毕业，现任武汉市文联主席。
卡里姆·马西莫夫：武大国际法专业毕业，现任哈萨克斯坦政府总理。
陈俊勇：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天文大地测量专业毕业，现任国家测绘局科技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善广：湖南祁东人，武大数学系毕业，现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
陈文蔚：武大经济系毕业，1948年受聘任教于美国著名的玛瑞塔学院。
方辉煜：武大物理系毕业。现任中国航天科技委副主任、总设计师。
林宗坚：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毕业，曾留校任教，现任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
王明庥：武大森林系毕业，曾任南京林业大学校长，现任南京林大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游效曾：武大化学系毕业，现任南京大学配位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东升：武大经济系毕业，现任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范云六：武大农化系毕业，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付向东：武大病毒学系毕业，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教授。
江元生：武大化学系毕业，现任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雷军：武大计算机系毕业，现任金山公司总裁。
李方华：武大物理系毕业，现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京文：武大经济系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位被评选为两院院士的社会科学专家。
李连和：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水利系毕业，现任深圳市科技局局长。
李锐：武大机械系毕业，中组部原副部长。
刘家恩：原湖北医科大学妇产科专业毕业，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单精子注射实验室终身主任，美国马里兰州大巴尔的摩医学中心生育医学中心研究室主任。
刘西尧：武大毕业，教育部原部长。
刘先林：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毕业，现任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田源：武大经济系毕业，现任中国诚通董事长，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创始人。
颜泽贤：武大物理系毕业，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校长。
于刚：武大物理系毕业，现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教授。
张明高：武大数学系毕业，现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学知：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农田水利系毕业，现任华中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耀东：武大机械系毕业，曾任台湾经济部部长。
张培刚：武大经济系毕业，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柯俊：武大化学系毕业，曾任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方成：武大化学系毕业，著名漫画艺术家。
黄孝宗：武大机械系毕业，曾任美国航天推进系统公司总工程师。
张效祥：武大电机系毕业，现任总参58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荣悌：武大化学系毕业，现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诗白：武大经济系毕业，曾任西南财经大学校长。
王梓坤：武大数学系毕业，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董辅礽：武大经济系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邹节明：武大生物系毕业，现任桂林三金药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黄彰任：武大土木工程系毕业，曾任美国国会顾问、泰国森美实业公司总经理、泰国森美石油公司董事长、新加坡石油公司董事长。
端木正：武大政治系毕业，曾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钟期荣：武大法律系毕业，现任香港树仁学院校长。
欧阳予：武大电机系毕业，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佛松：武大化学系毕业，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庹震：武大经济系毕业，现任《经济日报》副总编。
陆长生：武大中文系毕业，现任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上海公司总经理。
6、1913年B：此“登辉”非彼“登辉”
李登辉并不是后来的台湾国民党总统那个李登辉，而是复旦历史上在位最久的老校长。
李登辉（1873～1947年），祖籍福建同安，生于印尼爪哇，1887年转往新加坡读书，1891年赴美国留学，1897年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南洋群岛，从事华侨教育事业，并参加孙中山在海外倡导革命的宣传工作。受到孙先生帮助和鼓舞，他更加热爱祖国，于1905年回国，与留美同学颜惠庆等在上海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并参加曾少卿发起的为反对美帝虐待华侨、华工而斗争的抵制美货运动，从事国际宣传工作。时曾少卿又把他介绍给复旦公学创办人马相伯，担任复旦总教习，兼课中国公学。1907年清政府招收江南留学生，曾聘他兼任主试。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兼任英文《共和报》主笔，作国际宣传。辛亥革命军兴，武汉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邀他为外交部长，他以“不会做官”而婉拒之，仍在沪主持复旦教务。
1913年，复旦监督马相伯年老退休，校董会董事长孙中山推他继任。1917年复旦公学扩充为复旦大学，李登辉任校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主政前后达40年之久。他中年时儿女殇亡，后又丧偶，乃以校为家。国民党政府一再邀他为“立法委员”，他始终不就，而专心教育，1947年病逝沪寓。
在复旦创建和建设过程中，李登辉始终是实际负责人之一，编制教程，聘请教师，组建董事会，在帝国主义和清王朝压迫之下，披荆斩棘，克服种种困难，建设复旦。李多次向全体师生宣布其办学方针：一，为培养民治的能力，注重学生自治，反对封建专制；二，为复兴祖国民族，重视世界大势，提倡体育军训；三，为培植科教技术人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展开学术研究；四，为改革社会，须从个人做起，必须提倡德育，即人格教育云云。他的几句话“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让多少复旦人铭记了一生。
五四运动前夕，不少革命党人，由于北洋军阀重重压迫，不得不退处上海一隅，继续进行革命工作。李登辉不怕南北军阀的嫌怨、社会绅富的指责，邀请他们来复旦教课。当时，胡汉民教伦理学，王宠惠教名学和法学，戴天仇教经济学，叶楚伧和邵力子教国文。还有曾任欧洲中国同盟会干部的薛仙舟教财政学和合作等课。复旦在李登辉主持之下，就像是革命党人的讲学会和逋逃薮一样。当时，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和朱执信等正在上海。李登辉也常请他们来校演讲，鼓吹革命，勉励青年。
李登辉还支持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时，上海第一届学联会长何葆仁系复旦华侨生，会址附设李登辉创办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当时学联的重要决策，多向李校长和邵力子教授请示。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不准该校学生参加五四运动，把带头行动的学生代表江一平、章益等多人开除。复旦同学将此事报告了李校长。李当即召见并收容了他们，准予转入复旦，慰勉有加；叫他们仍当大胆为学联做事，继续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奋斗。同时李以中国国民外交后援会会长名义，向海外发表通电，反对巴黎和约。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时，圣约翰校长卜舫济又开除爱国青年。李登辉仍应学生的要求，准予他们来复旦免试插班。他始终维护那些被教会大学无理开除的中国学生。李信奉基督教，而且与卜舫济有旧交。据闻卜舫济曾对一些中国教徒说：“清末李登辉回国后，‘圣约翰大学’特赠予名誉博士，这对他声望上很有帮助；但在每次学生骚动，‘圣约翰’整饬学风时，他总包庇那些野青年，一贯与‘圣约翰’为敌。这不是违背教义，为基督徒所极不应有的行为吗？”李登辉闻知后，对教友们说：“我爱宗教，我爱朋友，但我更爱祖国，更爱青年！”
李登辉办学最突出的缺点，是把美国大学的那些方式方法生搬硬套地搞到复旦里来。其次是长期拒不开放女禁，直到北伐打进上海以后。
李登辉一生培植出来的学生，数以万计，服务于各省各界的人才极多，仅就教育界而言，充任过大专校长的即有13人之多：竺可桢、胡敦复、郭任远、罗家伦、何世桢、程天放、吴南轩、章益、黄季陆、黄华表、曹惠群、裴复恒、章渊若，其中极大多数是复旦毕业生，少数是肄业生，个别是清末李兼教中国公学时的学生。
1947年，在李登辉追悼会上，复旦老校董颜惠庆说，“李氏终身从事教育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是华侨，在国外深感华侨备受压迫的痛苦；二是百年前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容闳回国后，建议李鸿章‘教育救国’，主张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中国第一批官费生120名，就是由容闳率领出洋的），李先生受他‘教育救国论’的影响很大，但主张在国内多办大学，不必大批地出洋留学；三是李回国时严复在青年会讲《天演论》，南洋公学及爱国学社也都在主张维新改革。他受了时代环境的影响，就决心终身办学了。”
邵力子则说：“李先生爱国爱民，在清代主张赶办教育，提倡科学。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时，即主张团结牺牲，抗日救国，带头捐输整月薪资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胜利后，他老人家又主张和平，临终前还期望祖国和平统一，繁荣富强，这正是爱国家、爱人民，时代精神的表现。李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不会离开我们的。”
7、1914年A：橘子红了
之江大学是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旧中国的14所基督教大学之一。
之江大学起源于1845年美北长老会麦嘉谛牧师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该校于1867年迁往杭州皮市巷和大塔巷相交处，改名为育英义塾。1897年开设大学课程并改名育英书院，1909年美南长老会加入，1911年迁至月轮山六和塔西侧。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北伐战争期间一度停办。1931年向中国政府立案，因为只有文理两个学院，定名私立之江文理学院。抗日战争期间，曾迁至安徽屯溪、上海、福建邵武、贵阳、重庆等地。1948年，因已拥有文、商、工3个学院，得以恢复之江大学名称。
1951年之大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美籍教员离校回国。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该校土木系、机械系并入浙江大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工学院建筑系并入上海同济大学，航空工程系并入中央航空学院，文理学院部分并入复旦大学，浙大文、理学院部分，浙江师专、俄专，之江大学余下文理学院合并，组建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今浙大西溪校区），校址设在原之江大学处。
1949年杭州本部有学生904人，上海分部有学生162人，共1066人。教职员113人。设文、工、商3个学院。
校址初设皮市巷，后移大塔巷。自1911年起坐落钱塘江畔六和塔旁二龙头，倚山靠水，风景甚美。这里现在是浙江大学之江校区，旧称“浙大三分部”，容纳学生近3000人。现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和浙江大学沃森基因组研究院所在地。
2006年5月25日，之江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著名校友：潘希珍，笔名琦君，台湾作家，擅写怀旧抒情散文；其短篇小說《橘子红了》曾被改拍为同名电视连续剧。陈从周：建筑学家。杨嗣信：建筑师。
8、1914年B：“南有湘雅”
湘雅医科大学位于长沙，1914年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联合创建，是我国创办较早的一所西医高等学校，旧中国14所教会大学之一。90多年来，先后更名为湘雅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湖南医学院、湖南医科大学、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至今该校的医科仍列国内高校前茅。
湘雅医科大学秉承“公勇勤慎，诚爱谦廉”，“求真求确，必邃必专”的院风，近百年来造就了张孝骞、汤飞凡、谢少文、李振翩等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医学专家，享有“南湘雅，北协和”的盛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共为16名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巨匠发行了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其中医学家3名，分别为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毕业于湘雅医学院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与内科学专家张孝骞。
知名校友：
汤飞凡：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病毒学与微生物学家
张孝骞：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消化病专家
谢少文：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病毒学与微生物学家
李振翩：美籍华人科学家、著名病毒学与微生物学专家
齐镇垣：一级教授、著名血液病学专家
易见龙：一级教授、著名血液生理学专家
凌敏猷：一级教授、著名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家
鞠躬：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神经解剖学家
刘德培：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学专家
姚开泰：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病理生理学、试验肿瘤专家
潘世宬：著名病理生理学、试验肿瘤学家
卢惠霖：著名生物学与医学遗传学、人类优生学家
9、1915年A：筚路蓝缕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子教会大学，民国时期14所教会大学之一，1915年在南京开学。她一开始就以大学的规格出现，第一任校长是德本康夫人。
该大学的发展是很艰难的，开办时只有6名教员，教学设备也很简陋，只有一间普通的化学实验室、两架钢琴和一部大英百科全书。
第一期招收了11名学生，最后完成学业毕业的只有5人；第二期招收学生20人，最后毕业的只有8人。她的学生来源不但少，而且年龄偏大。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这一现象才开始发生变化。到1920年，该大学已经有学生70名，教师16名，其中5名中国人。
大学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教会的捐助和其它大学的资助。1923年，金陵女子大学迁移到新校区，占地面积扩大，而且校园美丽，从而开始受到中国上层社会的青睐，学生人数进一步增加。
1930年，该大学命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在教学方面，她保持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后来又改名为私立金陵女子大学。1951年9月，该校与私立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最终并入新南京大学。
10、1915年B：“居河海，为河海”
今天的河海大学，是一所拥有90余年办学历史，以水利为特色，工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她位于河（长江）海（东海）相接的城市南京，她的办学也正是针对江河湖海方面的水利事业，所以说是“居河海，为河海”了。
1915年，时任北洋政府实业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于南京创立河海工程专门学校，隶属全国水利局，是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水利人才的学府。1915年3月15日正式开学。是辛亥革命后第一所招生开课的高等学府。第一任校长：许肇南。
1924年，该校与国立东南大学的工科合并为河海工科大学，茅以升任校长1年；1927年并入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成为国立中央大学水利系，1949年成为国立南京大学水利系；1952年，南京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的水利系及华东水利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华东水利学院；1985年恢复传统校名河海大学。中国水利类院校排头兵，水利类人才的摇篮。
[附文]河海名人榜
张謇（1853～1926年）：江苏南通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创办者。清光绪状元，称实业、教育为“富强之大本”。
黄炎培：著名民主人士，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筹备主任。
许肇南：贵州贵阳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第一任校长。曾就读成都高等学堂，后留学日本、美国。1914年回国后即参与学校筹建，并亲自教授多门课程。主持校务期间拥护民主革命，支持进步学生参加反帝爱国活动。
李仪祉：陕西蒲城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务主任。1904年考入京师大学堂，1909年赴德留学。1914年回国后即参与学校筹建。1923年为解救陕西旱灾，投入艰苦的水利工程建设。由于成就突出，被中国水利界公认是理论和实践上贡献最大的近代水利专家。
汪胡桢：浙江嘉兴人，1915年考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23年获美国硕士学位后回河海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
须恺：江苏无锡人，1915年考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水利系主任等职。
沈泽民：浙江桐乡人，1916年考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上海发起组13名成员之一。
张闻天：江苏南汇（今属上海）人，1917年考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校期间，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南京及江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曾任中共中央领导。
茅以升：江苏镇江人，河海工科大学校长、教授。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1917年留学美国，获硕士、博士学位。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
冯仲云：江苏武进人，1926年入清华大学读书，曾任中共清华支部书记，1955年至1958年兼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
徐芝纶：江苏江都人，河海大学教授。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获硕士学位。1952年参与组建华东水利学院并先后任教务长、副院长，是国内最早引进有限单元法解决水利问题的专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严恺：福建闽侯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93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38年获荷兰德尔夫特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师学位。1940年后任国立中央大学、河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52年起历任华东水利学院建校委员会副主任、副院长、院长。
11、1915年C：榕城岁月
福建协和大学是旧中国14所著名教会大学之一，老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筹委会”由福州市基督教“三公会”（圣公会、美部会、美以美会）成立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校址原设于福州仓前观音井美丰银行内。
清宣统三年（1911年），由世界基督教大会推举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会长高绰博士来到“榕城”福州，与福建基督教六公会联议创办大学，几经酝酿、筹备，于民国四年（1915年）成立董事会，以俾益知为主席，推选庄才伟为首任校长，校名定为福建协和大学。
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该校于福州仓前山租旧俄商茶行正式开课，将福州的英华、格致、三一及闽南的英华、寻源5个书院的高年级学生作为一年级学生，总数有81人，但不招收女生。老师专任者5人，兼任者4人。
民国六年（1917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协大是一所合格大学，并参照美国大学毕业生的管理办法，承认其毕业生同样可取得学士学位。翌年，美国罗氏基金董事会鉴于协大办学渐具规模，乃逐年指定一笔巨款，拨作添聘教授和购置设备之用。民国八年（1919年）一月，罗氏基金社拨助该校科学馆的建筑设备及常年维持费，并设科学讲座6名。庄校长之兄嫂亦捐建文学院一座，及逐年图书购置经费。
民国十一年（1922年），学校择定福州魁岐乡（今福州制药厂）为校址，于鼓山之麓、闽江之滨建筑新校舍。大小数十座饶有东方古典风味的精致建筑（主体楼房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内部结构为西式）峙立江东，背倚鼓山，面俯闽江之流，远山凝翠，江帆如画，为当时全国风景最优美的7所大学之一，不愧是一所实施大学教育的好学府。保存至今的协和大学校舍，为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近代建筑艺术提供了实物例证。
民国十二年（1923年），庄伟才校长积劳病逝，由高智继任。民国十四年（1925年），文学院、科学馆及大小30座校舍先后落成，为纪念庄校长即以科学馆命其名。
民国十六年（1927年），校董事会改组，高校长辞职回美。校务收回国人自办，由校友林景润继任校长，并遵照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大学规程报请立案。民国十七年（1928年）得何氏中国文化研究基金会的津助，扩充文学院各学系。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因协大只有文、理两科，不符合大学至少要有3个学院的规定，遂准以“私立福建协和学院”立案。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女生宿舍竣工，始兼收女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得福建省政府补助，添设农学与农业经济两个学系，开办农业试验场。民国二十六（1937年）并在邵武设立闽北农林试验场，作为发展农科学系的准备。这时，该校文学院共分文史、西哲、教育3学系；理学院共分生物、化学、医预、数理4学系。
抗战开始，福州地处沿海，深受日寇威胁，协大就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五月迁到闽北山城邵武。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五月日军撤离福州，八月宣告投降。抗战胜利，协大于十一月筹备复员，迁回福州。次年夏，文学院及其他各部房舍先后修建完成，并添建临时校舍如大礼堂、农学院办公厅及教职员住宅等计共5座，五月一日宣告复课。经过数月艰巨的工程重整之后，高山苍苍，流水泱泱，始重闻昔日弦歌。九月二日林景润校长休假赴美，十月二十日陈锡恩代校长及教师多人由美抵校。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一月六日林校长积劳成疾，卒于纽约。三月，校董会聘陈锡恩博士继任校长。六月底陈氏任期届满，赴美国加州大学复任，由校董会推杨昌栋博士代理校长。翌年十月杨请辞职，十二月校董会准杨休假，另组校政委员会主持校务。先后担任校政委员会主席的有林冠彬、郑德超、王调謦等教授。
福建协和大学是人才荟萃之所，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先后在此任教。如著名文学家、文论家、教育家叶圣陶、郭绍虞，名儒陈宝琛入室弟子陈易园，严复的哲嗣、著名教授严叔夏，著名考古学家、甲骨文专家董作宾，著名历史学家傅家麟，著名黄麻遗传学者卢浩然，著名动物学家、两栖爬行动物国际委员会委员丁汉波，著名微生物学家、“庆大霉素”发明者王岳，著名昆虫学家、博士生导师赵修复，以及著名学者陈文渊、陈锡恩、陈兴乐诸博士。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办学35年，毕业生共有1300多人，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在科技、农业、教育各方面都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有郑作新（中国鸟类世界著名学者，曾被美国国务院聘为客座教授赴美讲学）、林兰英（著名半导体物理学家）、黄维垣（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唐仲璋（寄生虫专家，厦门大学教授）、唐崇惕（寄生虫专家、厦门大学教授）；以及著名农业专家李来荣（原福建农学院院长，国际著名园艺学家）、张先光（美国密执根州立大学教授，进入“世界名人录”的著名禽病专家）等。
协和大学英文名为“福建基督教大学”，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宗教教育趋于淡化，师生思想逐渐进步。民国十六年（1927年）一月，中共福州地委直接领导的进步团体“福建涤社”出版《收回教育权专号》，该校教授陈锡襄还主持筹备召开“福州各界反抗文化侵略大会”。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协大百余名师生举行抗日救亡大会。
20世纪3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就有共产党员组织读书会，进行革命活动。三十五年（1946年）十一月，中共协大支部在学校驻地魁岐乡举办民众夜校，吸收100多名青年参加学习，并培养一批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该校已有3个共产党支部，党员学生数十人。历来福州各校师生发动的爱国民主运动，该校都是主力之一。
1947年5月16日，协和大学学生自治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经过周密策划，发动全校绝大部分学生计600余人，冲破国民党的威胁与重重阻挠，组织福州市有史以来人数最多、声势浩大的“三反”（“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散发《告福州市民书》。队伍浩浩荡荡地沿着市区台江、小桥、洋头口，穿过南门兜，一路直达鼓楼的国民党省政府，向当局递交《请愿书》。沿途群情激奋，受到广大市民欢迎，有的纷纷加入游行队伍。此举也得到福州各大专院校学生的声援和支持。
195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教育部决定接办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将两校合并成立福州大学，此为老福州大学。两校合并暨福州大学成立典礼，于此年4月12日在福州魁岐原协大举行。新成立的福州大学领导机构为校务委员会，由许彧青任主任，严叔夏、王世静任副主任。
当时，原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校区内设福州大学农学院。下年，厦门大学农学院并入福州大学农学院，统称为福建农学院。1958年该校从魁岐迁往西郊梅峰，原协和大学校舍由铁路部门使用。1994年福建农学院更名为福建农业大学，2000年10月由福建农业大学、福建林学院合并组建福建农林大学。1953年福州大学改名为福建师范学院（数年后新福州大学另建），1972年福建师范学院改名福建师范大学。
12、1916年：未名湖第一个主人
燕京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4个美英基督教差会在北京开办的一所著名教会大学，旧中国的14所教会大学之一，其中燕京大学与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是最著名、办学成就最卓著的几所。
燕京大学的前身是美、英两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3所教会学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与汇文大学。1916年，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美北长老会，英国伦敦会将这3所学校合并，初名“北京大学”，最近是在北京城里的盔甲厂。由于是不同的教会合办、不同的学校合并，所以起初管理非常混乱，一直没有满意的校长，直到1919年“中国通”司徒雷登出任校长，才开始有了转变。
其时五四运动刚刚结束。司徒雷登家族是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他后来还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上任后，立即对学校进行了改革，并把校名改为燕京大学，成为燕京的创始人和最佳校长（还是干得最久的一位，从1919年直到1946年，长达27年）。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史庇尔就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包括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也认为，他是不二人选。
随后司徒雷登开始寻找新校址，建设新校区，并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他的儿子后来创办了著名的美国《时代周刊》）的帮助下向社会各界募捐集资。经过几年的努力，该校成为当时中国最美丽的大学和最有成就的大学之一。在教学思想上，该校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与研究，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
1921年，凭着司徒出色的口才和交际能力，学校仅以6万块大洋的价格，在北京西郊海淀购买到前清亲王赐园（当时的主人是山西督军陈树藩），聘建筑设计师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
燕京大学的校园，即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1921～1926年，曾为多座在华教会大学进行过设计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1877～1954年）接受聘请，为燕京大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建筑群全部都采用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
燕京大学的东西轴线以玉泉山塔为对景，从校友门经石拱桥、华表（取自圆明园废墟），方院两侧是九开间的庑殿顶建筑——穆楼和民主楼，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行政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继续向东，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湖畔还有博雅塔、临湖轩。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均、备4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女院沿一条南北轴线，分布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和鲍氏体育馆。
燕京大学建筑群在外部尽量模仿中国古典建筑，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则尽量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
1926年，燕京大学正式迁址于此地。从1929年起，燕京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规模显赫，气势宏大，典雅华美，湖光塔影，教学蔚然成风。
燕京大学于1924年筹办的新闻系，在旧中国时期是首屈一指的，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受过系统教育的新闻工作者，是亚洲“第一所完全的新闻系”。她与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民间报纸、在民国时期影响极大、大力标举“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坚持文人论政、文章报国，被视为“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思想之堡垒”的《大公报》关系密切，渊源很深，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该报的中坚人物（如朱启平、蒋荫恩、萧乾等）多是出自燕京，而且许多知名《大公报》人（如胡政之、王芸生、张琴南等）又曾到燕京任教，对该报风格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国的大学校长，往往把学校里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司徒雷登也是如此。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延请到了刘廷芳、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及影响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20世纪20年代末，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后来还有吴雷川、陆志韦、许地山、邓之诚、赵紫宸、吴文藻、高名凯、“美国佬”斯诺等，从而提升了燕京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1930年，高中尚未毕业、完全靠自学成才的苏州人钱穆，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来到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不久，大学者钱穆又转去北大、清华、北师大任教，与胡适并称为“北胡南钱”。此后是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后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离的学生。今人称赞他是中国最后一位文化宗师、古典士大夫。
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还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20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从事中美文化教育交流。司徒雷登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
司徒雷登不仅把燕京大学看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更把她看成是中国事业的一部分，认同这所大学是“中国人的大学”。他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在当时的燕京师生当中受到极高的推崇。由于燕京大学的成功以及它的影响，司徒雷登在中美两国的声誉也在20世纪中叶达到了巅峰。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那所由他的朋友们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位临未名湖，冰心给她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很快地，这座庭院便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6月24日，燕京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受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了燕京校园中第一座坟墓。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学融为一体了。
1935年，那时的燕京大学已经享誉国际，与南京的金陵成为中国两所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但对于国民政府的一些部门来说，她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有一次，司徒雷登不免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抱怨。蒋介石知晓后，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安排了一次演讲。那次演讲，蒋介石因临时有事，未能参加。但是，在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200人出席了这次集会。在这次演讲中，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的种种状况介绍给当时的官员，以至于此后的燕京毕业生在应聘政府职员时，政府部门都不得不对他们青眼有加。
司徒雷登对于学生更是像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当时燕京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了这个规定，正当他手持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时，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那正是司徒校长。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1937年抗日战争正式打响，司徒雷登也在考虑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京大学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在燕园升起美国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而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得以正常出版。
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个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时代的最强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他说“……久仰！久仰！你们燕京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学校。司徒雷登因为拒绝与日方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2年四川省成都市办起燕京大学临时学校，孔祥熙任校长，梅贻琦任代理校长。1945年学校在北平原址复校开课，司徒继任校长（后为校务长）。1946年成都临时学校师生发回，开办工学院。1951年学校改为国立。
燕京当家人司徒雷登本来应该一直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但是在1946年，他做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在他即将离开北平时，在某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突然发现了已经认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他的即席发言中，他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华国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
不过，燕京大学校友、加拿大华裔学者林孟熹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他曾请教当时燕京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陈芳芝回忆说：“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是，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这段大使生涯让他感到心力交瘁。他想一碗水端平，却得罪了过去的老朋友蒋介石。甚至他昔日的学生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片苦心。1948年5、6月，燕京的学生代表在临湖轩就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交换意见，气氛剑拔弩张，因为燕京过去给他们的教育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年前他回到杭州祭扫父母墓地时，有人评论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随着南京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1949年8月，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曾经生活了50年、并曾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自己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毛泽东也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当然，他也因为这篇文章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的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北大迁至学校旧址——未名湖畔的“燕园”。1993年，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和北京大学分校联合成立燕京研究院。
燕京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燕京精神：坚持真理、崇尚民主、办事认真、勤奋进取、热情开朗。亲密、健康、平等的人际关系。
校长：司徒雷登、吴雷川、陆志韦、梅贻宝；孔祥熙、梅贻琦。
燕京大学毕业生主要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政界和宗教界。著名校友：雷洁琼、黄昆、侯仁之、孙道临、费孝通、谢婉莹（冰心）、李慎之、周南、赵兰坤、黄笃修、王仲翰、林孟熹、萧乾、唐振常、唐人（严庆澎）、谭文瑞、蒋荫恩、朱启平。
[附文]两位当家人
司徒雷登（1876～1962年），美裔在华教育家。生于中国杭州，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喜欢吃杭帮菜，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从血统上说，司徒雷登是一位纯粹的美利坚人；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1904年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成为传教士，其实也严格执行着对中国进行西方文化侵略的使命。1908年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1914年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1919年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京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悄然返回美国，随即退休，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园内，但是直到2008年11月才被安葬到杭州（他还是杭州市的“荣誉市民”）。
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陆志韦（1894～1970年），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长期从事心理学、汉语音韵和语法的研究、教学工作。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191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学部心理学系读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燕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校长等。建国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27年4月，陆志韦应司徒雷登校长之聘，出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心理学教授，兼任心理学系主任。他努力筹划，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把该系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科。并引进西方现代心理学，主讲系统心理学课程，成为中国心理学的先驱，与潘光旦并称为“南潘北陆”。1928年被推举为燕京大学教师会主席，1934年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而他埋头治学，很少过问政治，又有很好的人品），做了大量具体的校务工作，直到抗战爆发。他支持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1937年夏，拒绝参加蒋介石召集全国各大学校长赴庐山“集训”。抗战初期坚持在“孤岛”继续办学，继续参与校政。1941年与几位教授被日军捕后，仍保持民族气节，绝不投降。1945年重建燕京大学，领导复校工作，再度任燕京校务委员会主席、代理校长，主持行政事务，支持爱国反蒋的学生运动。
13、1917年A：东方曙光
上
蔡元培，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弃官南下，投身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蔡元培回到浙江家乡，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职。1902年，同章太炎等人在上海发起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翌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等。
1911年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回国。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反对清末钦定教育宗旨，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而以达到“实体世界”（即观念世界）为最终目的。并认为国民教育、实利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是造成现世幸福的教育，“世界观教育”是追求实体世界的教育，美感教育则为达到实体世界之手段。并起草《大学令》，确立“学”与“术”的分离，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大学教育宗旨。他这些教育观点，后来成为民国政府制定教育方针的依据。任职期间，曾提出修改学制、小学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同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专制统治，退出内阁。1913年赴法国考察教育，1915年与吴玉章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7年蔡元培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研究与学术民主，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实行民主管理与教授治校，并提出许多措施整顿校风，使经过改造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使北大不断发展成为中国文理综合的第一学府。此后10年，北大达到发展的最顶峰。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多方营救北京各大专学校被捕学生。五四运动后被迫辞职，赴欧美考察教育。1920年初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
1927年蔡元培回国，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与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唁电，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使得北大思想解放，学术繁荣。1月9日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上，他对学生提出3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即“培养人格”。
1918年，蔡元培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他强烈反对工具论的观点，声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陈独秀、李大钊、朱家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罗家伦、周作人、沈尹默、刘文典、徐悲鸿、马裕藻、马寅初、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李石曾、朱家骅、周鲠生、陶孟和、陈垣等一批重要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再加上先后来到北大的辜鸿铭、黄侃、刘师培、梁漱溟、马叙伦、顾颉刚、钱穆等，一时大师云集，北大因而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北大也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北大教授“南陈北李”相约分别在南方和北方筹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当选为第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曾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自1935年至1976年去世，长期作为中共实际的领袖人物。
据曾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朱偰回忆：
在蔡元培到北大以前，代理校长是胡仁源。胡本是前清进士，后来到英国去留学，在推尔蒙大学毕业，专门学工业。1913年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后来又担任工科学长、代理校长。他所聘请的一些教授，大多是前清遗老，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一些所谓名流。在教授中间，有拖着辫子的保皇党辜鸿铭，也有封建文人如黄侃、刘师培、姚仲实、陈石遗等。在学生中间，也大多是着长袍马褂、捧着水烟袋的遗少，上也者在报章上写写文章，捧捧女伶；下也者则打打麻将，逛逛八大胡同。学术研究的风气异常缺乏。
辜鸿铭（1857～1928年），字汤生，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州，祖籍福建，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学贯中西，却终生留长辫，穿旧服，纳妾，爱女人小脚，主张君主立宪，1915年著《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提出中国人兼有深沉、博大、纯朴、灵敏四大优点），并将《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其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
以当时北京大学的文风而论，大约可分为三派：第一派竭力提倡骈文，以黄侃、刘师培为代表。黄侃是章太炎的学生，他为文必效法郦道元、杨炫之，做诗必取法颜延年、谢灵运，说“颜谢之术，乃五言之正轨”。他当时在《中华新报》上发表的一些诗文，完全是模仿这四家。刘师培在旧中国文坛上颇擅盛名，他完全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为文好用古字，也写骈文。第二派竭力提倡古文，以姚仲实、陈石遗为代表。姚氏是安徽桐城人，自以为文章正宗，更提倡桐城派古文。第三派则主张骈散不分，以为文章本来面目是纯乎自然，只要说理畅通、描写生动，可以用散文，也不妨参用一些骈句。持这一派主张的人较多。
蔡元培到了北大，觉得这种学风、文风有改变的必要，遂决心大加改革。1917年初，首先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理科学长复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当时北京大学分文、理、法3科）。不久胡适从美国留学归国，又被聘请为文科教授。他与陈独秀等共同创办了刊物《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向旧派开火。钱玄同又从而和之，刘半农也摇旗呐喊，这是所谓新派。国文研究所（当时还没有设系，相当于后来的中国文学系）也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学生方面亦创办《新潮》杂志响应《新青年》，声势十分浩大。于是姚仲实、陈石遗等不安于位；黄侃、刘师培也先后去职。北大学风、文风为之一变。这是新派对旧派交锋的第一回合，结果是新派旗开得胜，旧派败下阵来。
《新青年》杂志的前身是《青年杂志》，原来是一种极普通的学生读物。后经陈独秀主编，始改为此名，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新文化运动，遂成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经常撰稿的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当时与《新青年》对立的，在北大有《国故》，在南方有《学衡》杂志，更有林琴南在上海利用《新申报》发表《蠡叟丛谈》，向《新青年》进行攻击。《国故》以旧派学生为主体，办得并不出色。教员中只有黄侃在课堂内外对学生骂骂新派而已，但是他向不执笔。刘师培写了一些文章，但是他只谈旧学，却未还击。《学衡》杂志出版较迟，以南京高等师范的柳治谋、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为主体。他们代表封建文化，宣扬所谓人文主义，用文言文来批评反驳，不是《新青年》对手。《新青年》上写文章的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积极采取攻势，锋芒锐利，猛厉无比。其中，以刘半农复王敬轩书最为痛快。钱玄同也参加论战，但以发表随感录与通信之类为主，大多短小精悍，像一把尖刀似地插中敌人要害。后来陈独秀于1920年在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革命传单，为段祺瑞军阀政府所捕；胡适又分化出来，变成新文化运动的右翼，《新青年》不久就就停办了。
蔡元培的另一措施，是取消过去北大的分科制度，改设14个系，后增加到二十几个系（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生物、哲学、教育、法律、史学、政治、经济、中文、天文、心理学、社会学、东方文学、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此外还有预科，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均直接隶属于校长及教务长之下，使北大成为一所现代综合性大学。
蔡元培曾到德国、法国留学，受到欧洲大陆上自由研究风气的影响。所以他做北大校长，便提出“兼容并包”的政策，并做到“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只要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不管属于何种派别，不管站在什么立场，都可以请来在同一学校讲学。于是北大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园地。在政治上极端反动的辜鸿铭，也居然在讲台上高据一席，和政治上最先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分庭抗礼。在哲学方面，许丹、梁漱溟讲印度哲学，张颐讲黑格尔哲学，马叙伦讲老庄哲学；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并宣扬他从美国贩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北大教授和学生办的刊物，如《每周评论》、《语丝》、《莽原》、《猛进》、《现代评论》、《新生》……层出不穷。在同一学校里，甚至在同一座大楼的楼上楼下，便可以听见两位教授同时在唱对台戏。
蒋梦麟写道：“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蔡元培开设新课程中最遭受外界批评的，是中国文学系里新设的戏曲小说和哲学系里新设的印度哲学两课。在这以前，我国大学里还没有开过这两门功课。当时上海的《时事新报》对于大学里开起戏曲课来，便冷嘲热讽地加以攻击。戏曲最初的教员是吴梅，后来是许之衡。印度哲学起初由许丹担任，除了讲佛家哲学以外，还讲婆罗门及外道六师的哲学，不但一些“卫道”的先生们反对，连正统派的佛教也表示不满。许丹本属于佛教密宗，不大愿意教外道哲学，教了一两年，坚决辞职不干了，随后由梁漱溟继续担任。蔡元培也感到校内外责难纷至沓来，不好应付，所以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里加以解释。
当时北大的自由研究风气，是经过一番斗争而后树立起来的。有人以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学术界、思想界的混乱现象归罪于北大，而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政策实为祸首。这是不懂得历史辩证法的妄议。如果没有当年五四运动以后百家争鸣的盛况，就不会取得后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五四运动时代北大自由研究风气的发达和兼容并收政策的实施，正是历史发展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等北京多所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为学生运动的3个代表。罗家伦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军警当场逮捕学生。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朱家骅、胡适、鲁迅当时为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6年《京剧》评选“新中国柱石”十佳人选，蔡元培获第一。
从1929年9月到1930年12月，蔡元培曾再次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只是时间并不太久。
下
1930年底，1919年任北大总务长、1923年后3度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开始执掌北大。当时北方时局虽然扰攘不定，学校经费虽然时发时欠，然而在学术上思想上和言论出版上还是比较自由的。
蒋梦麟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第三中山大学（后改为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
其实，早在蒋梦麟任北大教务长、代理校长期间，他就是蔡元培的助手和措施执行人，可谓“常务副校长”，就开始做了大量细致而具体的工作。后来到台湾后，傅斯年说他：做学问可能不如蔡氏，做事却胜过对方；同样，傅自己做学问可能不如胡适，做事却比胡氏强。蒋笑了笑说：所以，蔡先生、胡先生是北大“功臣”，我们是北大“功狗”。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3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哀悼，并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抨击。
蒋梦麟的一切制度秉承蔡元培成规，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16字方针，对学校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设文、理、法3学院，下设14个学系；实行教授专任制，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特别是理学院延揽了一大批留学归来的一流科学家，使北大理科得到较快发展；制定《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明确办学宗旨为“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养成健全的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正式设立研究院，推进高等教育的正规化。
蒋梦麟主张教育的产品应是这样三种人：活泼的个人——体力、脑力、感官、感情得到健全方针的人；能改良社会的个人——能自主、自治，能改良社会求社会进化的社会一分子（而不是主人翁）；能生产的个人——知道劳工神圣、学会科学技能、具有独立生产能力的“劳工”。
蒋梦麟还多方筹集资金。1931年，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设立合作研究特款。1934年北大动工兴建新的图书馆；理科各系设施得到相当的改善。到1935年，北大已建成实验室40多个，实验仪器6716件，标本15788种，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多件，设备条件居于全国高校前列。以地质系为例，在李四光主持下，修建了新地质馆，建立了矿物室、古生物等实验室，开辟了地质陈列室和研究室，延续并发展了北大地质系的传统优势。
于是，全国有名的学者、教授齐集北大，而万方学子也莫不以一登龙门为荣幸。有的远道前来的学生，一时考不上北大，也情愿前来做个旁听生。外国留学生到北大来求学的也颇不少。当时景山东街、沙滩、骑河楼一带小公寓里住满了各地来的学生。生活虽然艰苦，然而他们各自追求自己的理想，大多都能安贫乐道，为追寻真理摸索前进。
蒋梦麟曾经说：在一个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是3种势力。如果三者之中，有两种联合起来，反对其余一种，一种必然失败。而他很会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蒋梦麟掌校期间，正是民族危亡内忧外患之时。而经过亡校风波的北大，却在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蒋梦麟这位中国现代杰出教育家功不可没。
14、1917年B：赫耳墨斯神杖
中国医学教育的最高殿堂、号称“中国医科类院校的排头兵”、“中国医学家的摇篮”的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创建于1917年，时名北京协和医学院；建国后改为中国协和医学院；1957年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合并，院校合一；1959年改为中国医科大学；1978年改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1985年改为此名；1995年建立全国首家护理学院；2002年开始与清华大学进行合作，2006年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
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院校徽为璧形，寓意为中西合璧，其绿色和白色象征生命的常新与永恒。徽章的内容为盾牌、殿堂、长卷、训辞和院校中英文名称。徽章上方的“协盾牌”象征抵御疾病、护佑生命；其中蛇杖源于希腊传说中可以起死回生的风神赫耳墨斯神杖，这是国际公认的医用标志。其校训为“严谨、博精、创新、奉献”。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旧时又译“罗氏基金会”）在中国最大、最著名、也是它最得意的一项投资。北京协和医学院从1915年起开始筹建，1916年选址动工，1921年举行落成典礼并正式命名。它将美国当时最先进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教学计划和办学经验移植到中国来，把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医学人才作为办学宗旨，形成一整套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教学制度和方法。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进入，许多西方商人、传教士和医生来到中国，很多人纷纷设立医疗机构，扩大西方文明在华的影响。到20世纪初期，许多背景为英、美等国的医院和医学校已陆续建立起来。义和团运动时，一名原先在内蒙行医的英国伦敦会医生科克伦逃到北京开设诊所。后来通过行医关系，科克伦博得了慈禧太后及其亲信太监李莲英的好感，并得到慈禧捐助的白银1万两。1906年，伦敦会与英国、美国其他5个教会合作开办了“协和医学堂”，这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前身。
辛亥革命前后是我国近代教育体制重大转变的时期，封建科举制度被废除，近代西方教育制度被引入。就医学教育而言，国家、地方、及私人开办的新式医学校陆续建立，教会及外人办的医学校在调整和扩充。
正值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位美国石油大王也对中国的医学事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商业巨头洛克菲勒。当时，洛克菲勒正在美国拨巨款兴办医学事业，作为慈善投资。不久，他对东方的中国这个最后向世界开放的人口大国发生了兴趣，愿意投资于传教、慈善事业和医学教育。
为此，在1909年、1914年和1915年，洛克菲勒曾3次派出考察团到中国进行广泛考察，考察内容包括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和医院。最终，考察团建议在中国首都北京创办一所高水平医学院。根据这一建议，洛克菲勒于1914年拨款设立中华医学基金会，全力支持这一事业。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以20万美元从伦敦会购得原协和医学堂全部产业，又以12.5万美元购得东单三条胡同临近王府井的原豫王府全部房地产。随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投入巨资进行新校建设。新校和医院房屋的设计建筑都由美国人负责。
从1917年到1921年，建筑工程进行了4年之久。原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结果共耗资750万美元。学校全部建筑外部造型为宫殿式，画栋雕梁，琉璃瓦顶，均为高级建筑材料。优雅的环境和古典风格的建筑，无不显露出这所名校浓厚的历史底蕴。而内部则为现代化装备，病房、教室、实验室等均符合实用需要。学校有独立、完整的动力系统，电力、水暖、冷冻、煤气、自来水、压缩空气系统等一应俱全。
除学校建筑群之外，还在附近外交部街及北极阁两处建有小楼30余座供高级教职员居住；并有学生宿舍，共55幢建筑。
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会还为新校物色了一批教学人员，他们多数来自英、美、加拿大，其中也有一部分中国人。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质量。从接办到1921年期间，共聘请151名高级人员，其中外国人共123名，中国人中有25名曾在国外接受教育。
1921年9月，当新校建筑完成之后，协和医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除本校教职员工学生外，参加的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华医学基金会的代表、中国政府的代表和社会名流，以及世界各国的一些著名大学校长、教授和医学团体负责人。
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个部分，成立于1914年，1928年改为独立法人，主要是向北京协和医学院提供资助。1951年起停止资助，1980年后重新支持中国医学教育。除协和医学院外，他们还对湘雅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校、上海医学院等学校给予过经济资助，也援助过芜湖总医院、南京大学医院、苏州医院、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等医疗机构。其已渗透到中国医学事业的各个领域，对我国近代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
协和医学院步入正轨后，由于受当时美国医学教育改革潮流的影响，其办学模式基本上是以美国著名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等为榜样。为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该校实行8年学制，包括3年医预科。在培养医本科人才的同时，还开办了高级护士学校。她也是我国唯一一所历史悠久设有八年制医学教育和高等护理教育的重点医科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高等护理教育创办于1920年，培养了一大批高级护理人才，她们已先后成为我国护理界的领导和中坚力量。我国第一个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就出自协和医大。
在人员的选拔方面，协和医学院的要求极为严格。在强调重质量而不重数量原则的指导下，该校每年招收医学生和护士学生均不超过30人。因为学校当初的设计规模仅为每年25名，最多不超过50名。医学生入学后，还有严格的淘汰制度。特别是在第一、二学年，由于学习成绩差或健康等原因而留级或转他校者，往往占入学人数的三分之一或更多。学生的录取，不仅凭入学考试分数，还要参考其医预科的学习成绩和推荐情况。学生每一门学科的学习亦不单凭一次大考，而要参考平时经常性的测验，和教师对学生学习与工作态度的观察。
可以说，无论是考入协和还是在这里完成学业，都是非常艰苦的。不过这也是与其身价相匹配的。因为协和是在美国纽约州立案的，其毕业生的羊皮文凭上有纽约州长的亲笔签名。
在教学方面，协和从开办之初即明确要求用英文教学，其理由是英文可以直接吸收世界医学知识，也是进行国际交流的必要工具。
另外，该校强调启发式教学，理论结合实践。学生从本科一年级起，就有机会得到关于科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训练，如生理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等科，均安排学生做一些实验室研究和动物试验。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学习查阅文献、写综述、独立设计实验、收集和分析资料，写出英文论文，目的是使学生对科学研究工作有初步的认识。
更难得的是，为培养专才，协和每年都会有计划地派遣一些已有数年工作经验的优秀青年医师、教师和护士到欧美各国进修深造，一切费用均由学校负担，一般为期1年或2年，期满返校继续任职。这种制度为青年医师和教师提供了提高业务水平和更新知识的良好机会。
1930年，协和医学院获中华民国教育部认可立案。
为使学生学习公共卫生的知识和工作方法能初步取得一些实践经验，协和医学院曾出资在中国城乡建立起教学基地，使其医学生和护士学生通过实习了解中国的公共卫生问题。尽管协和医学院始终坚持每年只招收较少学生，重质量而不重数量；但另一方面，它又很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培养了一批高级公共卫生人才。据统计，从开办直至被日军侵占为止的25年期间，协和医学院共培养医学毕业生318名，高级护士168名，进修人员2000余名。人数虽不多，但水平较高。建国前，他们多数曾在我国许多医学院和大医院以及政府卫生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及重要职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国的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作出了贡献。建国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又继续为国家努力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美、日处于战争状态，其医学院、医院和护士学校相继停办。1942年初，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占领而被迫关闭，但中华医学基金会仍一直为协和医学院图书馆订购所有外文有关科技期刊杂志，并继续支持内迁至成都办学的护校。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派代表从日军手中收回全部校产，重建协和医学院。医学院于1947年复校。医学院设医本科，五年制。学院设有解剖学系、生物化学系、生理学系、药物学系、病理学系、细菌学免疫学系、内科学系、小儿科、皮肤科、梅毒科、神经精神病科、外科学系、产科学系、眼科学系、放射学系、公共卫生学系及一个中文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校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并更名为中国协和医学院。1957年并入中国医学科学院（1956年成立）。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原协和医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医科大学。
“协和三宝”：名教授、图书馆、病案室。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曾被誉为“亚洲第一”的医学图书馆，是我国历史悠久，藏书最为丰富（86万余册）的医学专业图书馆。病案室目前保存病案近220万册，包括孙中山、梁启超、张学良、宋美龄等名人的材料。
北京协和医学院坚持医学精英教育，以小规模招生、高层次培养为办学宗旨，实行高进、优教、严出。自建校以来，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坚持实行小规模、严要求，预科、本科分段教学，导师制等独特的培养模式，在我国医学教育体系中独树一帜。
[附文]协和名人榜
北京协和医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大批在医学卫生领域内经验丰富、学术水平突出并做出杰出贡献的著名专家、教授和学科带头人。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1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5人（其中1人身兼两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人。
历任校长：
麦克林（1918～1919年）：内科教授
胡恒得（1920～1928年，1938～1942年）
顾临（1928～1935年）：中华医学基金会驻华代表（代理校长）
刘瑞恒（1929～1938年）：外科教授，我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院第一位中国人院长
李宗恩（1947～1957年）：内科教授
黄家驷（1959～1983年）：著名胸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
吴阶平（1983～1984年）：著名泌尿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
顾方舟（1985～1992年）：病毒学家，20世纪60年代初成功研制脊髓灰质炎口服活疫苗
巴德年（1992～2001年）：免疫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
刘德培（2001年之后）：医药分子生物学专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我国医学教育领域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学校鲜明的办学特色，优良的办学传统和丰富的办学经验，使其在教学上以高标准、严要求而著称，以培养具有真才实学、学风严谨、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教研复合型人才而闻名。几十年来，学校培养和吸纳优秀人才，创造和凝聚现代科学思想，造就了像张孝骞、林巧稚、吴宪、汤非凡、诸福棠、黄家驷、钟惠澜、胡传揆、陈敏章、聂毓婵、王琇瑛、吴阶平、邓家栋、吴英恺、方圻等一批中国医学界巨匠，为我国医学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临床医学家、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护理学家和医政管理家，可谓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对我国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90余年的历史上，协和为中国贡献出了一大批医学界的大家英才，其中身为两院院士的有：陈文贵、林巧稚、黄家驷、魏曦、沈其震、张锡均、吴英恺、冯兰洲、张孝骞、王善源、黄量、黄祯祥、梁植权、梁晓天、吴阶平、杨简、王世真、吴旻、谢少文、朱既明、强伯勤、薛社普、周同惠、巴德年、刘耕陶、刘玉清、宋鸿钊、刘德培、王忠诚、肖培根、朱晓东、史轶繁、于德泉、刘彤华、孙燕、甄永苏、高润霖、陆士新、王琳芳、程书钧、沈岩等；还有几位获得了著名的南丁格尔奖章：王琇瑛，1983年获南丁格尔奖章，是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护理工作者；陈路得，1987年获南丁格尔奖章；林菊英，1989年获南丁格尔奖章。
15、1911～1918年：处处开花B
[杭州中等商业学堂（1911年），浙江工商大学前身。南通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南通纺织染传习所（1912年），南通大学前身之一。吴淞水产学校（1912年），上海水产大学前身。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13年），河南农业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科（1917年），上海财经大学前身。国立北京美术学校（1918年），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之一。]
1/1911年创建的杭州中等商业学堂；1980年成立杭州商学院；2004年更名为浙江工商大学。
2/原南通医学院前身为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由近代著名教育实业家张謇于1912年创建，是国人最早创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1927年起先后为私立南通医科大学、私立南通大学医科、私立南通学院医科；1952年改建公立苏北医学院；1956年改为该名。原南通工学院也是由张謇于1912年创建，我国最早独立设置的纺织院校，时名南通纺织染传习所；此后历经南通纺织大学、南通大学、南通大学纺织科、南通学院纺织科等发展时期；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学校迁往上海，与其他院校相关系科组建成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1977年学校复建，1985年改名南通纺织工学院，1995年定为该名。近年，原南通医学院、原南通工学院与其他高校合并组建南通大学。其校训为“忠实不欺，力求精进”。
3/1912年，由教育家黄炎培、张謇等发起创立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俗称吴淞水产学校）。历史上还曾先后使用过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农学院水产学校、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水产学校、上海市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上海水产专科学校、上海水产学院、厦门水产学院等校名。被誉为“中国现代水产教育的摇篮”，中国水产类院校排头兵。1952年成为国内第一所本科水产高校，1985年由国家农牧渔业部定名为上海水产大学。
4/成立于1913年的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之后相继经历国立开封中山大学农科、省立中山大学农科、省立河南大学农学院、国立河南大学农学院等阶段；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由河南大学农学院独立建院，成为河南农学院；1957年从开封迁至郑州；1984年更名河南农业大学。
5/1917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的商科，1932年易名国立上海商学院，1950年改名上海财政经济学院，1985年定名上海财经大学。
6/1918年由蔡元培积极倡导而成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美术教育学府，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端，即后来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50年，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与华北大学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她是中国美术类院校排头兵，中国美术家的重要摇篮之一。华北大学美术系前身，是1938年创建于延安的“鲁艺”美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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