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它们毕竟是古代的高等学府，毕竟是近、现代大学的雏形和始祖、源头。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大学的发展轨迹，以及其中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出现的一些著名人物。
如果说太学（国子学、国子监）是国立、官办的“大学”，则书院就是私立、民办的“大学”。
1、公元前135年：太学肇始
汉武帝
汉光武帝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全国最高教育机构，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也就是“皇家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礼记·王制》：“王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辟雍，相传即西周的太学。《大戴礼记·保傅》：“帝入太学，承师问道，”直称太学。
西汉武帝时，董仲舒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太学隶属太常管辖，“太常”为九卿之一，取“欲令国家盛太常存”之意，太学隶属太常更有其实际意义。东汉光武帝时，朱浮上书请广选博士亦云：“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之所由兴也。”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更明确指出：“太学以为博士弟子授业之所。”说明太学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国家教化的成败。“太学”的内含和外延，是古已有之的“大学”这一称谓所无法比拟的。清朝段玉裁注《说文》“太学”条云：“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所以，“太学”称谓本身，即是对以往教育的革新。
两汉太学，始创于西汉，鼎盛于东汉。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始在京师长安设太学。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为博士置弟子员，即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太学初建时为50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博士弟子入选”（即可补官），内由太常负责选择，外由郡国察举；经考试合格，可补文学掌故、太子舍人等缺，其高第可为郎中。贫寒学生学业满后，多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或在地方被征辟聘请为吏，亦可通过举孝廉等察举方式入京为官。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此后科目逐渐加多。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
博士逐渐加多。汉宣帝时增至12人，新朝王莽当政时又增至50人。自西汉始，以对弟子授业传道为博士的主要职责。同时还要奉使议政，试贤举能。汉代规定博士须熟习经史，“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一代鸿儒巨贤，方能充当博士。
博士弟子逐渐加多。汉昭帝时增至100人，汉元帝时达1千人，汉成帝时增至3千人，仿孔门弟子。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1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王莽末年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
东汉初建，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刘秀曾多次亲幸太学，钦鉴诸博士相互论难，考究诸生学业，观看学生的“雅吹击磐”等娱乐活动，并物质奖励博士弟子以劝学。
东汉设博士与西汉不同。西汉博士仅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东汉博士须选试而后用，很强调博士的师表风范。即“既欲其为人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所以东汉规定，太常卿每选任博士都要经过一定测试，并要上奏其能否。极为强调“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经明行修”的选任标准。由此可知，博士官的选任最后要由皇上审定。
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太学声誉日高，从事教授经学成为一种崇高的职业，匈奴亦遣人来洛阳学习。因为入学者多，又为功臣子孙另立屋舍以授其业。
汉章帝则大会诸儒于汉宫白虎观，以问难形式考详诸经同异，最后由皇帝裁决，连月乃罢。
汉安帝时，“薄于艺文”，学宫颓废。
汉顺帝采纳翟酺建议，于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重修和扩建，费1年时间，用工徒112000人，建成240房，1850室。其讲堂长10丈、广2丈（一说3丈）。竣工后，将试明经下第者全部补入太学，并大量吸收公卿子弟为诸生，还破格招收有成就的童子入学。自此，各地负书来学者云集京师，学生人数大增。所招学生开始正式称为太学生。
汉顺帝死后，在梁太后执政期间，太学更获得迅速发展。她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皆遣子受业。并规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举行两次乡射大礼，以太学生充当礼生，盛况空前。自此，游子日盛，学生人数在汉质帝时猛增至3万多。
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书经文字以全私文者。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刊正经书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共46枚），作为官定的太学标准教材，树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守。碑落成之时，其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满大街小巷，络绎不绝。经学之盛，于斯为美。宋苏轼曾赞誉曰：“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把当时生气勃勃的盎然景象表达得淋漓尽致。
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历史学家班固、科学家与文学家张衡等都在太学学习过。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1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即党锢之祸）。熹平元年（公元171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1千余人。
由于当时学生中研读风气甚浓，很多学生都思维敏捷，“善论难”。太学亦为皇帝咨询国事之所，博士、学生都可发表意见，便于养成学生关心政治和国事的风气，东汉桓帝时太学生刘陶就曾几次上书陈事。由于太学生有关心政治和国事的政治素质，他们也往往把自己置身于社会重大政治斗争中。
班固在《两都赋》中说：“是亦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而太学为其首。其后，经曹魏、西晋，洛阳太学至北朝末衰落，历时六、七百年，学习蔚然成风，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是封建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对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产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奇葩。
在教育上，洛阳太学之所以显示出勃勃生机，当来源于对先秦夏、商、周三代教育的借鉴，及在文化被禁锢后力量的迸发。先秦三代主要是“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师长多为退职官员，缺乏青春活力。而当时又是“世卿世禄”的体制，对教育的需求只是维持而不是发展。春秋时期社会正在发生根本变革，对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也终于冲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出现私人讲学之风。至战国，更出现了学术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局面。儒、墨、道、法诸家相较，儒家以有孔学六经而尤为显赫。至秦专崇法家，焚书坑儒，对文化的摧残、禁锢，使教育向前冲击的力量暂时隐藏起来。当汉代尤其是在东汉“敦倡儒学”的条件和背景下，这种力量便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东汉的太学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对以往教育弊端的抗击，和对于曾被遏制的教育革新的反思、继承和发扬。
东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于太学的官员中，有不少号称“循吏”、“廉吏”。而太学生的“嘘枯吹生”的贡献，主要还体现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当时的太学成了反对宦官专权的强大阵地。以贾彪、郭泰为首的3万多太学生，他们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形成强大舆论，被称为“清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致使“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显示出了太学生的舆论威力。并由此使社会形成婞直之风，有力地推动了公卿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这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整顿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降，儒学、佛学均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东汉经学大师辈出，如郑玄、马融、贾逵、郑众、郑兴、服虔等，都是饮誉当代和后世的著名大师。洛阳“自宋以前随时建学”，致使洛阳可与孔子设教的洙泗并称，并有“西邹鲁”之誉。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学家创始人二程夫子（程颢、程颐兄弟）即出自洛阳，这与太学数百年雄踞洛阳的实效绝对分不开的。洛阳太学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她的借鉴价值也不容忽视。
2、公元166年、169年：党锢之祸
李膺
郭泰
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专权，世家大族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公元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一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最终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也就是一辈子都不许作官。
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犹如昙花一现。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他们“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所以出现了一批娃娃皇帝。外戚专权，造成政治上异常的黑暗。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当政，“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冲帝、质帝时期，外戚梁冀势力更大，皇帝的废立全取决于他。质帝骂他是“跋扈将军”，立即被毒死。外戚专权妨碍皇权。皇帝为打击外戚势力，便依靠身边的宦官，和帝、安帝、顺帝如此，桓帝也不例外。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桓帝把宦官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并利用宫中卫士翦除梁氏外戚势力。从此开始宦官擅权的局面。
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宦官郑众因翦除窦氏外戚有功，被和帝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在打击梁氏外戚集团之后，桓帝为酬谢宦官，一天之内就封单超、徐璜等5人为县侯，世称“五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假传圣旨，飞扬跋扈；许多官僚士绅为了谋求私利，也巴结宦官。宦官像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
宦官大都是暴发户，他们到处抢掠，兼并土地。中常侍侯览“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夺人宅舍381所，土地118顷。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宦官在朝廷上，“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在地方上，“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官擅权甚于外戚。
在外戚和宦官疯狂的掠夺下，加以自耕农纷纷破产，国家经济收入大减，出现“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景象。农民起义事件不断出现。质帝时暴动事件发生多起，桓帝时起义事件也有十多起。
东汉中叶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使东汉政权处于摇摇欲坠之势，终于演成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
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还有官僚和儒生。东汉初年，刘秀注意整顿吏治，他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样，就为儒生入仕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扩建太学，儒生数量发展很快，到质帝时太学生已增至3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至少也有七八万人。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官僚的后备军。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他们任人唯亲，裙带成风，使官吏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6位名孝，实际上早已内定5人。所以当时人说：“今之进者，惟财与力。”在选举制度败坏的情况下，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官吏：“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宦官掌权时，他们的“子弟亲戚，并荷荣任”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更加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
李膺是个敢于主持正义的有骨气的人，他不怕五侯的威胁利诱，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膺当了司隶校尉以后，执法如山。桓帝宠信的宦官张让有一个弟弟叫张朔，他任县令时不但贪污勒索，甚至残杀怀孕的妇女。张朔听了李膺的厉害，吓得逃到了洛阳的哥哥家。李膺亲自带人来到张让府中，将张朔逮捕入狱，审讯属实后，当即处决。此后，所有宦官都是谨慎恭敬，甚至连说话都不敢大声，节日也很少出宫。桓帝觉得奇怪，问他们怎么啦？他们一起叩头哭着说：“我们都给李膺搞怕了。”
陈蕃，字仲举。他少年时独居一室，虽学习刻苦，但庭院污秽不堪。一天，他父亲的好友来访，见他庭院如此杂乱无章，就对他说：你怎么不打扫打扫庭院以待客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事乎？”后人也有人对他这番话严加贬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这么来的。但不管怎么说，陈蕃这番话表达了他的凌云壮志。所谓少有壮志，大有高行。陈蕃在桓帝时官至大尉，他便以自己的地位与外戚、宦官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此时，官僚同宦官的矛盾更大了。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们世代为官，经济基础雄厚，政治力量强大。如杨震四世为三公，袁安四世5人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全国，权势倾天下。这些官僚集团以“清流”标榜自己，对宦官其门徒的“浊流”是看不起的。所谓“清流”是指以儒学为正宗，凭着孝廉、征辟、策对等正途做官。在这一点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联合反对宦官的基础。官僚、儒生集团反对宦官的斗争方式，主要有上书苦谏、大造舆论、闹学潮、弹劾镇压等。
大造舆论。成千上万的太学生聚集在一起，交游的活动自然也就频繁起来。他们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不仅如此，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僚经常发生联系。据《党锢传序》载，官僚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儒生还利用风谣大造舆论。汉代风谣，其中包含着对某个人德行、学业所作的一种评价，它采用简短的韵语，上口易记。朝廷每年派人到各地采集风谣，以此作为选拔官吏的一个标准。官僚和儒生利用风谣品评人物，同宦官进行斗争，在当时叫“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往往能够左右乡里的舆论。因而也就影响到一个人的官运前程。他们对不畏权贵的人，如李膺、陈蕃、王畅的评价很高：“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因此，“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闹学潮。以闹学潮的形式进行斗争，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早在我国东汉末期就出现了。冀州刺史朱穆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羽反遭报复，太学生为此愤愤不平。公元153年，刘陶率领数千名太学生，为搭救朱穆而掀起了一次学潮。他们向皇帝上书，痛斥宦官为虎狼，表示愿代朱穆受刑。迫于压力，桓帝释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因为宦官诬陷对羌人作战有功的皇甫规，并把他下狱，又激怒了太学生。于是，张凤又率300多名太学生再次闹学潮，迫使桓帝赦免皇甫规。
官僚、儒生集团的斗争，给宦官以很大的威胁。因此，宦官集团寻机进行报复。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其导火线是张成事件。方士张成与宦官来往密切，因事先知道朝廷将要大赦，故怂恿儿子杀人。当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却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的儿子处死。宦官乘机唆使张成的弟子宋脩上书，告发李膺交结太学，共为部党，诽谤朝廷。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下令捕李膺、范滂等200余人。宦官更是推波助澜，大肆制造冤狱，弄得朝野上下一片恐怖气氛。他们动用酷刑逼供牵引同党，企图一网打尽。“钩谓相牵引也”，所以，对这些党人也称“钩党”。第二年，桓帝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党人，但把李膺等人遣送还乡，“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史载：“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太学生把敢于同宦官进行斗争的知名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李膺被迫害之后，威信更高，被儒生誉为“八俊”之首。这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不满和蔑视。
3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规模更大、株连更广、时间更长的对官僚、儒生的迫害活动，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侯览在家乡任意残害百姓，督邮张俭上书弹劾，要求惩办侯览。但是，此书被侯览扣下，并指使人诬告张俭联络党人，图谋不轨。于是，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趁机奏捕李膺、范滂等人，又流放、囚禁了六、七百人，后来又拘捕了太学生1千多人。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因此，先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高潮。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这是一次企图改良的行动。面临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给予适当肯定。
它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斗争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在党人遭受迫害时，张俭逃亡，许多人为了保扩他的安全而全家被害，“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这一记载可能有所夸张，却反映出人们对宦官的愤怒和对党人的同情。
党人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东汉末年宦官的暴政下，道德沦丧，士风败坏的现象特别严重。党人陈番、李膺、李云等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翦除阉党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明末东林党人、复社成员反对宦官的斗争，就是受东汉党人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影响的。
3、太学（国子学）发展：三国～清
清朝国子监
两汉以后，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或两者同时设立。
汉末丧乱，三国时魏、蜀、吴仍立学。晋武帝立国子学，自此既有太学，又有国子学。晋国子学隶属太学，祭酒只设国子祭酒一人，博士则分国子博士与太学博士。南朝太学，无废无常。北魏立太学。隋国子监（先称寺，继称学，炀帝定为监）所统有太学。唐制以国子监领太学等七学。太学掌教五品以上及郡公、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为生者。宋熙宁新政，分太学为上舍、内舍、外舍，确立太学生依年限等条件，由外舍升内舍，再升上舍，再经考核，定其出身并授官职。绍圣年间，一度废科举，专以三舍法取士。辽南京（今北京）学有南京太学之称。金亦有太学及太学博士。元、明、清只设国子学（国子监）。
北齐、唐、宋等朝代的太学，还设有助教协助博士施教。太学的学生，历代称谓不一，或称博士弟子，或唤太学生、诸生等。太学生入学的身分资格，历代不尽相同。唐代规定太学生限文武官员五品以上子孙、取事官五品的期亲，或三品的曾孙，以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宋代太学生须文武官八品以下的子弟及庶民之俊异者。太学的主要教材是经史，授“孔子之术，六艺之文”，以儒家五经作为基本教材。南宋时复有四书为教材，教授方法多取自修、讲授、讨论、解惑等。太学修业年限无统一规定，各朝学制亦不相同。但各都有一套考试、放假和管理制度。汉代还在中央政府设置“太常”作为兼管教育的长官，职司礼仪、选试博士、宗庙等事务。唐、宋两朝设教育行政机关国子监，总辖太学诸学。历代太学均制施各种规章制度，颁行学规，严禁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行为。
汉末自董卓之乱，洛阳太学被毁，典策文章，竟共剖散。魏文帝曹丕黄初年间开始恢复，扫除太学灰碳，补石碑之缺，备博士19人，开始招收弟子。至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又以古文、篆、隶三体刊刻石经《尚书》、《春秋》二部，以供取正。太学生在魏明帝时增至1千余。时依汉制设五经策试之法，通过考试的可补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
至晋武帝时再次“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磷萃，远方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太学生达3千人（一说7千余人）。晋武帝曾三临太学并行大射礼，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并治礼掌故、弟子门人咸在列位。又设宴班飨，对学生的“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大加赞赏。对学校各级官员，下及学生、乐工，厚施丰备。“人知所劝，宇承风，莫不景慕”。依《晋令》规定，试经及格者可拜郎中。并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颂德，此即《三临辟雍碑》，太学再次发展进入高潮时期。
西晋时教育体制的重大变化，是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了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
西晋灭亡后，太学复又被毁。东晋学校教育相当衰微。南朝则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
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亦曾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份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各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至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孝文帝迁都洛阳，重建之）。国子学一度改称中书学，后又改回。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博士达40人之多。由此，经术弥显，学业大盛，培养的人才也年年相逾。直到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太学在洛阳才告衰落。
南北朝后期至隋朝，又逐渐形成律学（习法令）、书学（习文字）、算学（习计数）三学。
唐代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校的差别，与学生资荫（即父祖官爵）身份有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国子学生员300人，太学500人，四门学1300人，律学50人，书学、算学30人。入学年龄为14岁至19岁，律学则为18岁至25岁。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
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主持政务。下设司业为副，及丞（掌判监事）、主簿（掌印）、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入学后，要根据将来考进士科还是考明经而分科学习。所习儒家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则都要掌握。这与进士、明经科的考试要求基本一致。学校每岁向礼部荐送参加科举考试者。如学业不佳而多年不堪荐送，或荐送后屡年落第，则往往要被学校解退除名。
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而享文名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时进士不由两监出身，则深以为耻。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天下举人皆补学校。但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学校由盛入衰，生员不及旧日三、四分之一，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只好降低，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亦大为减少。
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于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大学，招收内舍生200人，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宋神宗赵顼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2400人，设80斋，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宋徽宗赵佶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招生3800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材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南宋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宋末学生达1700多人。
宋代太学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内舍生由太学供给饮食。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起，外舍生亦由太学给食。南宋时，外舍生入学，须纳“斋用钱”，方能在官厨就餐；贫者减半纳；内舍生和各斋长、斋谕免纳。
学生各习一经，随所属学官讲授。学生分成三等，即上舍、内舍、外舍。考核学生成绩和学生升等的制度，称“三舍法”，规定新生入外舍习读，经公试、私试合格，参考平日行艺，升补内舍。内舍生2年考试一次，考试成绩和当年公、私试分数校定皆达优等，为上等上舍生，即释褐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生，准予免礼部试；两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舍生，准予免解试。上舍生不再参加公试。私试每月一次，由学官出题自考学生；公试每年一次，由朝廷降敕差官主持。学生分斋学习，每斋30人，屋5间、炉亭1间为全斋阅览和会议处，设斋长、斋谕各1人，负责督促和检查学生的行艺。
宋代学官与唐略同，然无助教、直讲，又增学正、学录、监书库、监厨官等。职员称学职或职事人，有前廊学录、学谕、直学等，大多由上舍生或内舍生担任，每月有俸钱。工人称斋仆、贴斋等，亦领“月给钱”。
宋代太学为统治者培养出大批官员和学者。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和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太学还成为传播理学和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场所。一些太学生如陈东等人，曾上书言事，推动了抗金斗争。宋代太学制给后代以很大影响。
4、书院简史：唐～清
白鹿洞书院
嵩阳书院
书院一般就是指由民间设立，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有专人主持。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而中央官府（如唐代中书省）设立的书院，只是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此外，书院有时也指个人的书屋（如鲁迅的三味书屋）。
书院起源、萌芽于唐代，完备、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教授方法、管理制度等教育模式，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就是中国古代的“私立大学”。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私人书院最初为私人读书的书房。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设在遂宁县（今属四川）的张九宗书院，为较早的私人书院。官立书院初为官方修书、校书或偶尔为皇帝讲经的场所。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将宫廷里原有的乾元院改名为丽正修书院，十三年又改为集贤殿书院，置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于五代末期基本形成，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
北宋初年，以讲论经籍为主的私人书院日渐增多。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睢阳）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此外还有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福建的紫阳书院、浙江的象山书院等。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较有影响的书院全部消失。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朝廷直接向州学派出教授，以削弱书院和县学；七年将有教授的州中书院并入州学。
南宋初年，随着理学的发展，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开始陆续修复书院，并成为学派活动基地及讲学的场所。理宗（公元1224～1264年）即位后，将理学定为正统学说，书院教育成为朱熹等理学大师的遗产被官府继承。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起，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才能成为每个州的书院山长，朝廷借此控制书院。
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
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世祖忽必烈首次下令广设书院。民间有自愿出钱出粮赞助建学的，也立为书院。后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并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元代将书院和理学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并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唐宋旧院，总数达到408所，遍及各路、州、府。但受官方控制甚严，没有书院争鸣辩论的讲学特色。
明初时，宋、元留存的书院多被改建为地方学校和社学。成化、弘治年间以后，书院逐渐兴复。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明世宗以书院倡邪学下令毁天下私创书院；十七年，以书院耗费财物、影响官学教育再次禁毁书院。到嘉靖末年，内阁首辅徐阶提倡书院讲学，书院得以恢复。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张居正掌权，在统一思想的名义下，下令禁毁全国书院。张居正去世后，书院又开始盛行。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造成“东林书院事件”。崇祯帝即位后，书院陆续恢复。期间书院总数接近2000所，包括新创建的1699所，出现了陈献章、王守仁（阳明）等学派。
明朝的书院分为两类：一种重授课、考试的考课式书院，为习举业而设，同于官学；另一种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各学派在此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讲会式书院，有1200多所。后者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多为统治者所禁毁。其中最著名的是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明朝统治阶级曾先后4次毁禁之，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东林书院的对联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统治者抑制私人书院发展，官学化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明令禁止私创书院。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各省城设置书院，后各府、州、县相继创建书院。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剧增，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
清代书院分为三类：其一为义理与经世之学；其二以考科举为主，主要学习八股文制艺；其三以朴学精神倡导学术研究。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诏令各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5、公元1127年：陈东事件
宋高宗
相国李纲
陈东（公元1086～1127年），字少阳，今江苏丹阳人。“早有俊声，倜傥负气”。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003年）始，先后入丹阳县学、润州儒学堂读书。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以贡入太学。
政和年间，朝廷大作雅乐，曾命太学生学习弹奏，择日试于廷殿，并迁官给赏。陈东力辞，曰：“岂有此事，万一有之，吾可以侥幸进身耶？”陈东刚直无私，不戚戚于贫贱，令众学子大为惊叹。
北宋末年，朝廷宰执蔡京、王黼、朱勔及宦官李彦、童贯、梁师成等植党营私，柄权祸国，妄起边衅。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金军攻宋，蔡京等坚主和议，激起中原百姓的强烈反抗。廿三日，钦宗即位。4天后，陈东率在学诸生数百人，奔登闻检院向钦宗上书，首论蔡京、王黼等误国奸状，曰：“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政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金敌，遂使天下之势危如丝发。此六贼者，异名而同罪，伏愿陛下乾刚决断，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金军围汴京（今河南开封），太上皇徽宗以赴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烧香为名，连夜逃出汴京，蔡京、童贯等亦随徽宗出逃。初六，陈东再次上书，请追回并诛杀六贼，以正刑典。三十日，陈东又上书，以为朱勔等人罪大谪轻，曰蔡京、童贯等六贼“盘根错节，牢不可解”，理当严惩，以平民愤。钦宗为不违天下公议，分别将蔡京、王黼等六贼及蔡京子攸、翛赐死、诛杀。
二月初一夜，京畿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擅袭金营失利，钦宗移罪罢李纲相。陈东闻讯，于二月初五率太学生数百人伏阙宣德门，为李纲请命，谴责投隆派李伯彦等人的卖国行径。书曰：“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臣等闻纲此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彦等遂得乘间投隙归罪于纲，然一胜一负兵家常事，岂可以此倾动任事大臣？”当时，汴京军民十余万人不约而期，喧呼震动，人们愤怒至极，打破登闻鼓，又杀宦官数人。钦宗见状，遂命复李纲职务。
事后，朝廷欲治罪于陈东，但遭到正直之臣的反对。四月，赐陈东迪功郎同进士出身，补太学正录。然陈东却不为所动，愤然作《辞诰命书》，踏上了归乡之路。
是年闰十一月，金军攻陷汴京。翌年四月，徽、钦二帝为金北掳，北宋亡。五月初，康王赵构即位，是为高宗。
南宋初，高宗闻陈东之诚直敢谏声名，诏其赴南京（河南商丘南）。八月十四日，陈东应召至。适逢李纲又被罢，陈东怒不可遏，以为李纲为社稷之臣，而进退任事大臣，事关宋室中兴大计，于是月十七日、十九日、廿五日连上三书，力谏李纲不可罢，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并请求高宗御驾亲征，迎还二帝；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鼓舞士气；再请高宗车驾还归汴京，勿幸金陵。疏章言辞直切。而高宗听信奸佞之言，对陈东上书置之不理。由于上书直指黄、汪等人，群屑处心积虑欲置陈东于死地。
时布衣欧阳澈伏阙上书。黄、汪等见时机已到，以言语激怒高宗，声称若不赶快诛杀陈东，恐又有骚动情事。高宗听罢，将此事交于黄潜善，并命核罪照办。
就在陈东最后一次上书后当日，开封府尹以议事为名召陈东。陈东知自己固以言忤朝中权贵，此行必无生还之望，乃索纸墨修家书，处理后事从容镇定，言笑自若。拘前，陈东与官吏谓：“我陈东也！畏死即不敢言，既敢上书，又怎肯逃避一死？”遂惨遭杀害，时年42岁。
陈东死后，由生前好友李猷出资赎尸，丹阳同乡胡中行护柩以还，葬于丹阳城东郊。
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宋高宗追赠陈东为朝奉郎、秘阁修撰，赐钱500缗、祭墓田40顷。
6、公元1594年：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
顾宪成
位于江苏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原本是宋儒杨时创立的。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后来的另一位宋代大儒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
明朝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1551～1612年）受到朝中奸臣、权阉的排挤，被削去官籍，返回故乡无锡。他和弟弟顾允成一道，倡议修复了东林书院。顾宪成十分明确地宣布他是讲程朱理学的，也就是说，他是继承杨时衣钵的。
重新营建东林书院，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帮了很大的忙。落成之后，顾宪成与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顾允成等人讲学其中。来听讲求学的人称顾宪成为泾阳先生，后来也有人称他为东林先生。
当时，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了知音，因此都争相前来，使得“学舍至不能容”。顾宪成常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书院的办学宗旨。）他的这些观点博得同志者的响应。
讲学之余，他们聚在一起，“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这样一来，朝中的一些官员，如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人，也与东林书院遥相应和、互通声气。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三吴士绅”、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东林书院周围。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意识，意在有所作为，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他们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与他们唱反调的那一派，便别有用心地称他们为“东林党”——在古代，党是一个贬义词，就像前面提到的东汉“党锢之祸”一样。
当时，明神宗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身边的侍者办事稍不称意“辄毙杖下”。且又极其贪婪，恨不得把天下财货都搜刮进宫中供其挥霍。他把大批太监派作“矿使”、“税监”，前往各地横征暴敛，阉党擅权，倒行逆施，搞得民怨沸腾。他把朝廷官员的任免都丢在一边，使在职的官吏无法得到升迁，空缺的职位难以及时补充。最糟糕的时候，六部的尚书只有1位，都御史10年不补。为了增置不足的内阁大臣，首辅大臣竟然上了一百多道奏章请求。这样一来，就助长了朝野上下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同时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
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另外还有什么“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还有什么“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秦党”的政见与“东林党”相吻合，其他各“党”都与“浙党”声气相通，党争之风甚嚣尘上。
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当凤阳巡抚李三才受到内阁大臣论处的时候，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上书给叶向高、孙丕扬，称颂李三才的政绩。御史吴亮把顾宪成的信抄在邸报中，使攻击李三才的人大为恼火。
李三才是一个正直勇敢的好官。他在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查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大量奇珍异宝，并将程守训依法治罪，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他还在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多次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范水旱，这些主张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罚了5个月的俸禄。李三才在反对矿使税监的奏章中指责神宗皇帝说：“陛下宝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护子孙，百姓亦爱恋妻儿。何以陛下要拼命聚敛财宝，却不让百姓满足升斗之需呢？为什么陛下要延福万年，却不让百姓享受朝夕之欢呢？”
对于后妃干政和宦官专权，东林党人始终加以反对，哪怕是削职罢官、逮捕问罪也坚持不改。在万历后期“争国本”事件和以后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东林党人都从维护皇权的立场出发，坚持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干政，公开抨击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为，主张严厉追查三案的当事人及其幕后主使。
东林党人还在京察大计中力图整肃吏治。“京察”和“外察”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两种制度。京察是考察在京任职的官员，每6年一次；外察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每3年一次，一般是趁外官来京师朝见皇帝时给以考察。京察是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来决定升迁、降调或罢官等奖惩。若是京察中被罢了官，就将终生不再起用。
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他们都比较正直，不徇私情。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赵南星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都因考评不佳被罢黜。东林党也借此机会罢黜了一些与内阁大臣交往很深的官员。
万历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计的是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就把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贬谪。但南京的京察大计则是由齐楚浙党主持，他们借机斥逐东林党的官员。
到万历四十五年，浙党首领又当上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京察大计，东林党人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朋党混争的局面。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和他们排除异己的动机纠缠不清，给攻击他们的人制造了口实。
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案为题，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东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顾大章、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恶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天启七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前后达40多年。
东林党（其中包括东林书院的大量师生）是明朝后期出现的以中下级官员、中下地主及知识分子为主的反对王公贵戚、权臣宦官的政治集团。他们企图以儒家正统思想挽救国家，但在强大的统治集团剿杀下遭到重大打击。而其敢于斗争、为民请命的精神却万古流芳，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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