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她梦见一片水天相接的河滩，河水湍急，岸滩上怪石嶙峋粗砺，她光着双脚在那些怪石上一路狂奔……她看见黎小明在前面的河中痛苦而绝望地挣扎着，河水很快就将他吞没了，他的双手和脑袋一直在水面上拼命摇摆，他的呼叫声悲鸣而凄凉。她一直呼喊着他的名字，一路疾呼救人呀快来救救我家黎小明吧！可是，她无论怎么奔跑却总也抵达不了那条河，眼看着黎小明被河水慢慢吞没，脚下似乎是一段永远也无法缩短的距离。她的两只脚早被尖利的石头磨破了，露出森森白骨，血流如注，河滩上一片赤红和狰狞。

    天亮的时候，她满头大汗从梦中惊醒。对于这场噩梦她几乎毫无记忆，梦一如汹涌的海水一样从她的脑子里退却了，她惟一能记住的是红色，血，鲜红奔放的血。她接下来所做的一切都跟这场梦给予的暗示有关。她一眼就看见了苫在茶盘上的白色的小方巾，这种东西在当今中国大大小小的宾馆饭店比比皆是，它们用看似的洁白和平整掩饰着旅馆业的某些暗疾或通病。她把那种东西拿过来，上面印有省城某某旅馆字样，字迹已相当模糊了，但这也正是一个重要启示，就像梦中出现的血。接着，她几乎毫不犹豫地用牙齿愤然咬破了自己右手的食指——那根指头这时候显得那么突出，它正跃跃闪动着艳丽的色彩和神奇的功用。她用汩汩涌动着鲜血的食指在那块质地并不太好的白色方巾上写下这样一些歪歪扭扭的鲜红的文字（她的文化水平有限，也许她只能写这么多了）：

    各位父老乡亲：请救一救我丈夫吧！我们是冤枉的！

    写这些的时候一串泪水斑驳地落在方巾上，使她眼前的一切充满了纷乱的潮湿和扑朔迷离。

    大约三天后，被郭英写上血字的方巾落到了省城的一家媒体记者的手中。那时候郭英几乎弹尽粮绝了，她被迫离开了那家小旅馆，因为她实在付不起每晚25块的床位费——尽管这个价目在省城已经低廉到不能再低的程度，否则，她只能去睡马路。她在离开省城的前两天经常出现在这座城市的闹市地带，比如，人民广场，步行街，百姓购物城以及麦当劳餐厅门口。刚开始她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跪在街上的疯女人是个外地来的骗子，她只是想利用人们善良的同情心糊弄两个盘缠罢了。这种人城里的确见多不怪。那时这里的气温每天平均都在28至30摄氏度之间，高温酷热加上连日的饥渴失眠和困乏，郭英终于单薄地倒在大街上，像一只被人遗弃的旧包袱瘫软下来。

    当她醒来的时候，很多陌生的目光投射在她的身上。他们中有很多人带着斯文的眼镜，脖子上挂着很专业的照相机，有的手里还拿着一台很精巧的像录音机一样的小玩意，当然，她并不知道它的学名又叫做采访机。

    嗅觉异常灵敏的媒体的出现对于此时的郭英来说不啻为绝处逢生。从那一刻起，一大群记者像被烈日烤化的驴皮胶紧紧粘上了她。

    或许，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媒体更具有权威性的发言者了，媒体的介入使整个事情忽然蒙上一层柳暗花明的虚幻色彩。黎小明和郭英夫妇俩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前后遭遇如一夜春风，一下子刮遍黄河上下和大江南北。当然，这些媒体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回报和社会效应，急剧攀升的报纸销量足以让那些老总们在这个炎热季节里好好偷着乐一阵子的，而成千上万的读者正捧着一份份印刷粗糙的小报躲在空调良好的房间里避暑消遣，或者在网上展开一些所谓的声援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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