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钱玄同

    1917年10月，适之拿这本《尝试集》第一集给我看。其中所录，都是一年以来适之所作的白话诗。

    适之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学——新文学——的人。我以前看见适之作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作诗文不避俗语俗字；现在又看见这本《尝试集》，居然就实行用白话来作诗。我对于适之这样“知”了就“行”的举动，是非常佩服的。

    我现在想：中国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合的。拿“六书”里的“转注”来一看，很可以证明这个道理。像那表“年高”的意义的话，这边叫做lau，便造个“老”字，那边叫做khau，便又造个“考”字。同是一个意义，声音小小不同，便造了两个字，可见语言和文字必定一致。因为那边既叫做khau，要是仍写“老”字，便显不出他的音读和lau不同，所以必须别造“考”字。照这样看来，岂非嘴里说的声音和手下写的记号，不能不相合吗？所以我说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的。

    再看《说文》里的“形声”字，“正篆”和“重文”所从的“声”，尽有不在一个韵部里的；汉晋以后所用的字，尽有改变古字的“声”的；又有《说文》里虽有“本字”，而后人因为音读变古，不得不假借别的同音字来替代的：这都是今音与古音不同而字形跟了改变的证据。

    至于古语和今语的变迁，更有可以证明的。例如“父”、“母”两字，古音本读，pu，mai，后来音变为fu，mu，把古音的pu，mai完全消灭了，所以未曾别造新字；但是读书虽读fu，mu，讲话却又变为 ba，ma，于是在“父”、“母”两字以外，又别造“爸”、“妈”两字来表 ba，ma的音。此外如用在句末表商度的“夫”字，古音读bu，音变为fu，讲话时又变为ba，于是就借用“罢”字；用在句末表疑问的“无”字，古音读mu音变为vu，再变为u，讲话时又变为ma，就别造“吗”字：这都可以证明字形一定跟着字音转变的。

    照这样看来，汉字的字形，既然跟着字音转变，那便该永远是“言文一致”的了。为什么二千年来语言和文字又相去到这样的远呢？

    我想这是有两个缘故。

    给那些民贼弄坏的。

    那些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像那吃的，穿的，住的，妻妾的等级，仆役的数目，都要定得不近人情，并且决不许他人效法。对于文字，也用这个办法。所以嬴政看了那辠犯的“辠”字和皇帝的“皇”字（“皇”字的古写）上半都从“自”字，便硬把“辠”字改用“罪”字。“朕”字本来和“我”字一样，在周朝，无论什么人自己都可以称“朕”，像那屈平的离骚第二句“朕皇考曰伯庸”，就是一个证据；到了嬴政，又把这“朕”字独占了去，不许他人自称。此外像“宫”字、“玺”字、“钦”字、“御”字之类都不许他人学他那样用。又因为中国国民很有“尊古”的脾气，民贼又利用这一点，作起那什么“制”“诏”“上谕”来，一定要写上几个《尚书》里的字眼，像什么“诞膺天命”“寅绍丕基”之类，好叫那富于奴性的人可以震惊赞叹。于是那些小民贼也从而效尤，定出许多野蛮的款式来，凡是作到文章，尊贵对于卑贱，必须要装出许多妄自尊大看不起人的口吻，卑贱对于尊贵，又必须要装出许多弯腰屈膝胁肩谄笑的口吻。其实这些所谓“尊贵”，所谓“卑贱”的人，当面讲话，究竟彼此也没有什么大分别：只有作到文章，便可以实行那“骄”“谄”两个字。要是没有那种“骄”“谄”的文章，这些民贼的架子便摆不起来了，所以他们是最反对那质朴的白话文章的。

    这种没有道理的办法行得久了，习非成是，大家反以为文章不可不照这样作的；要是有人不照这样作，还要说他不对。这是言文分离的第一个缘故。

    给那些文妖弄坏的。

    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作的。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又像那《尧典》里用“都”“俞”“吁”“咈”等字，和现在的白话文章里用“啊”“呀”“嗄”“哦”“唉”等字有什么分别？《公羊》用齐言，《楚辞》用楚语，和现在的小说里搀入苏州、上海、广东、北京等处的方言有什么分别？还有一层，所用的白话，要是古今有异，那就一定用今语，决不硬嵌古字，强摹古调。像《孟子》里说的，“洚水者洪水也”“泄泄犹沓沓也”，这是因为古今语言不同，古人叫“洚水”和“泄泄”，孟轲的时候叫“洪水”和“沓沓”，所以孟轲自己作文章，必用“洪水”和“沓沓”，到了引用古书，虽未便直改原文，可是必须用当时的语言去说明古语。再看李耳、孔丘、墨翟、庄周、孟轲、荀况、韩非这些人的著作，文笔无一相同，都是各人作自己的文章，绝不摹拟别人。所以周秦以前的文章，很有价值。到了西汉，言文已渐分离；然而司马迁作《史记》，采用《尚书》，一定要改去原来的古语，作汉朝人通用的文章。像“庶绩咸熙”改为“众功皆兴”，“嚚庸可乎”改为“顽凶勿用”之类。可知其时言文虽然分离，但是作到文章，仍旧不能和当时的语言相差太远。要是过于古奥的文句，还是不适用的。东汉的王充作《论衡》，其“自纪”篇中有曰，“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又曰，“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又曰，“经传之文，贤圣文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这是表明言文应该一致，什么时代的人便该用什么时代的话。

    不料西汉末年，出了一个扬雄，做了文妖的始祖。这个文妖的文章，专门摹拟古人。一部《法言》，看了真叫人恶心。他的辞赋，又是异常雕琢，东汉一代颇受他的影响。到了建安七子连写信札都要装模作样，安上许多浮词。六朝的骈文，满纸堆砌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了典故来代实事，删割他人的名号去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一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到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作”；“《文选》文章为千古文章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

    唐朝的韩愈、柳宗元，矫正文选派的弊害，所作的文章，略能近于语言之自然。要是继起的人能够守住韩柳矫弊的意思，渐渐的回到白话路上来，岂不甚好。无如宋朝的欧阳修、苏洵这些人，名为学韩学柳，却不会学韩柳的矫弊，但会学韩柳的句调间架，无论作什么文章，都有一定的腔调。这种可笑的文章，和那《文选》派相比，真如二五和一十，半斤和八两的比例。明清以来，归有光、方苞、姚鼐、曾国藩这些人拼命作韩、柳、欧、苏那些人的奴隶，立了什么“桐城派”的名目，还有什么“义法”的话，闹得乌烟瘴气。全不想想，作文章是为的什么；也不看看，秦汉以前的文章是个什么样子。分明是自己作的，偏要叫做“古文”，但看这个名称，便可知其人一窍不通，毫无常识。那曾国藩说得更妙，他道，“古文无施不宜，但不宜说理耳”。

    这真是自画供招，表明这种什么“古文”是毫无价值的文章了。这是第二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

    这两种文妖，是最反对那老实的白话文章的。因为作了白话文章，则第一种文妖便不能搬运他那些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词藻；第二种文妖便不能卖弄他那些可笑的义法，无谓的格律。并且若用白话作文章，那会作文章的人必定渐渐的多起来，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会作文章的名贵身分，这是他最不愿意的。

    二千年来的文学被民贼和文妖弄坏，固然是很可惜的事。但是民贼和文妖的能力，究竟有限，终不能灭尽白话文学的种子。所以在这二千年中，白话的文学也常常发现：

    论议和记载的文章，像司马迁的《史记》，王充的《论衡》，其中的文章，纵不能断定他纯粹是当时的白话，但必可断定他是近于白话的。此外如王羲之、苏轼、朱熹、王守仁、李贽、郑燮诸人的信札，颇有许多纯粹用白话写的（明朝爱用白话写信的人，很多很多），至于宋明两朝学者的“语录”，纯粹是用白话记的，那更不消说了。

    白话诗是更多了。我们简直可以断言：中国的白话诗自从《诗经》起，直到元明的戏曲，是没有间断过的。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谣，都是自由使用他们当时的语言作成的；看他抒情的真挚和造句的自然，实在可以和《诗经》中的《风》诗比美。其他如陶潜的五言诗，李白、杜甫诸人的古体诗，白居易的新乐府，李煜、柳永、辛弃疾、苏轼诸人的词的一部分，邵雍、张九成这些理学先生的诗，关汉卿到李渔诸人的曲……都是白话诗。

    从元朝以后，小说渐渐发达。最有价值的，如施耐庵的《水浒》，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是用极自然的白话作的，那是不消说了。其他如吴承恩的《西游记》，李汝珍的《镜花缘》，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也不失为旧小说中第二流的佳作；他们也是纯粹用白话作的。

    我拿上列的白话杂文、白话诗、白话小说去同那些文妖的著作相比，觉得文妖很是可怜。原来他们表面上虽然好像横行一世，其实他们是毫无支配社会的能力的。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缘故。你看！司马迁能作《史记》，他们只能作“某公神道碑”“某君墓志铭”；王充能作《论衡》，宋明学者的弟子能记语录，他们只能作“管仲论”“李斯论”；王羲之诸人能写达意的白话信，他们只能作毫无意思的赠序；二千年中许多真文学家能作活泼泼的诗，他们只能作无病呻吟的诗；施耐庵诸人能作善写人情的小说，他们只能作《圣哲画像记》一类的东西。他们这些著作，只有科举时代当他八股和试帖诗的参考书读读；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到了现代，略知文事的人，都不屑去研究他们，他们几乎有“烟消雾灭”的趋势：所以我说他们可怜，但是可怜而不足惜的。

    有人对我说：“你说白话文学是从前早已有过的，那么，你们现在提倡白话的文学，只是复古，并非创新了；何以又称为‘新文学’呢？”我说：他这话实在是不对的。我上面所说从前有白话文学，不过叙述过去的历史，表明以前本有白话文学罢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新文学就是这从前的白话文学，更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应该学这从前的白话文学。我们都知道：某时代有某时代的文学。文学里的思想、情感，乃至材料、文字、句调，都是为时代所支配。粗浅说来，如杜甫、白居易叹息天宝以来从军之苦，曹雪芹致慨于清初贵族的腐败家庭，吴敬梓专事形容康乾间书呆子的议论行为——这都是就当时的社会描写的。我们只承认这些书的自身有他们的“历史的价值”，决不主张我们今日该去摹拟他们。要是现在的人作诗，表面学乐府或学元曲，内容也是“明妃出塞”或“待月西厢”之类；作小说，表面学章回体，内容也是“打虎”或“杀嫂”之类：那就和文妖说的什么“学韩”“学杜”同一可笑了。

    所以我们现在作白话的文学，应该自由使用现代的白话，要是再用“遮莫”“颠不刺的”“兀不的……也么哥”之类，就和用《诗经》里的“载”字、“言”字、“式”字一样的不对，自由发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才是现代的白话文学，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新文学”。

    适之这本《尝试集》第一集里的白话诗，就是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我以为的确当得起“新文学”这个名词。

    不过我对于适之的诗，也有小小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其中有几首还是用“词”的句调；有几首诗因为被“五言”的字数所拘，似乎不能和语言恰合；至于所用的文字，有几处似乎还嫌太文。所以我于1917年7月2日曾经写信给适之说：

    玄同对于先生之白话诗窃以为犹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如《月》第一首后二句，是文非话；《月》第三首及《江上》一首，完全是文言；……又先生近作之白话词（《采桑子》），鄙意亦嫌太文。且有韵之文，本有可歌与不可歌二种。寻常所作，自以不可歌者为多。既不可歌，则长短任意，仿古，新创，无所不可。至于可歌之韵文，则所填之字，必须恰合音律，方为合格。词之为物，在宋世本是可歌者，故各有调名。后世音律失传，于是文士按前人所作之字数，平仄，一一照填，而云“调寄某某”。此等填词，实与作不可歌之韵文无异；起古之知音者于九原而示之，恐必有不合音节之字之句，就询填词之本人以此调音节若何，亦必茫然无以为对。玄同之意，以为与其写了“调寄某某”而不知其调，则何如直作不可歌之韵文乎？（按，那时我还未曾和适之见面，所举各诗，都是登在《新青年》里面的。）

    10月31日，我又写信给适之说：

    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作，才是。倘若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

    11月20日接到适之的复信说：

    先生论吾所作白话诗，以为“未能脱尽文言窠臼”。此等诤言，最不易得。吾于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话诗之时，实力屏文言，不杂一字。如《朋友》《他》《尝试篇》之类皆是。其后忽变易宗旨，以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白话诗中。故今年所作诗词，往往不避文言。……但是先生10月31日来书所言，也极有道理。……所以我在北京所作的白话诗，都不用文言了。

    ……古来作词者，仅有几个人能深知音律。其余的词人，都不能歌。其实词不必可歌。由诗变而为词，乃是中国韵文史上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诗，不合语言之自然，故变而为词。词，旧名“长短句”，其长处正在长短互用，稍近语言之自然耳。即如稼轩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此决非五言七言之诗所能及也。故词与诗之别，并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语言之自然而一不近语言之自然也。作词而不能歌之，不足为病。正如唐人绝句大半可歌，然今人不能歌亦不妨作绝句也。

    词之重要，在于其为中国韵文添无数近于语言之自然之诗体。此为治文学史者所最不可忽之点。不会填词者，必以为词之字字句句皆有定律，其束缚自由必甚。其实大不然。词之好处，在于调多体多，可以自由选择。工调者，相题而择调，并无不自由也。人或问：“既欲自由，又何必择调？”吾答之曰，凡可传之词调，皆经名家制定，其音节之谐妙，字句之长短，皆有特长之处。吾辈就已成之美调，略施裁剪，便可得绝妙之音节，又何乐而不为乎？……

    然词亦有二短：一、字句终嫌太拘束；二、只可用以达一层或二层意思，至多不过能达三层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两弊也。有衬字，则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数则可以作长篇。故词之变为曲，犹诗之变为词，皆所以求近于语言之自然也。最自然者，终莫如长短无定之韵文。元人之小词，即是此类。今日作“诗”（广义言之），似宜注重此种长短无定之体。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要各随所好，各相题而择体，可矣。

    我再复适之说：

    论填词一节，先生最后之结论，也是归到“长短无定之韵文”，是吾二人对于此事，持论全同，可以不必再辩。惟我之不赞成填词，正与先生之主张废律诗同意，无非因其束缚自由耳。先生谓“工词者，相题而择调，并无不自由”。然则工律诗者所作律诗，又何尝不自然？不过未“工”之时，作律诗勉强对对子，填词硬扣字数，硬填平仄，实在觉得劳苦而无谓耳。总而言之，今后当以“白话诗”为正体（此“白话”，是广义的，凡近于语言之自然者皆是。此“诗”，亦是广义的，凡韵文皆是），其他古体之诗、词、曲，偶一为之，固无不可，然不可以为韵文正宗也。

    关于这个问题，适之和我的意见，实在没有什么不同。近来适之作的《人力车夫》《一念》和《老鸦》等诗，都用“长短无定”，极自然的句调了。

    我自己是不会作诗的人，本不配给《尝试集》作序。所以写了这许多的拉杂话，对于适之作白话诗，没有丝毫可以贡献。不过我也算一个主张白话文学的人，现在看见这本《尝试集》，欢喜赞叹，莫可名状，不免把这点浅陋的意见写将出来，用“抛砖引玉”的办法，希望适之再把高深的话教我。

    1918年1月10日钱玄同序

    自序1

    我这三年以来作的白话诗若干首，分做两集，总名为《尝试集》。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诗为第一集，以后的诗为第二集。民国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国作的文言诗词删剩若干首，合为《去国集》，印在后面作一个附录。

    我的朋友钱玄同曾替《尝试集》作了一篇长序，把应该用白话作文章的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切。我现在自己作序，只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作诗。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尝试集》产生的历史，可以算是我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

    我作白话文字，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那时我替上海《竞业旬报》作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作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脚气病，出学堂养病。病中无事，我天天读古诗，从苏武、李陵直到元好问，单读古体诗，不读律诗。那一年我也作了几篇诗，内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万国赛珍会》，和一篇近三百字的《弃父行》；以后我常常作诗，到我往美国时，已作了两百多首诗了。我先前不作律诗，因为我少时不曾学对对子，心里总觉得律诗难作。后来偶然作了一些律诗，觉得律诗原来是最容易作的玩意儿，用来作应酬朋友的诗，再方便也没有了。我初作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读杜诗，只读《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咏怀》一类的诗，律诗中五律我极爱读，七律中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

    自民国前六七年到民国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有不满意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我近来在一本旧笔记里（名《自胜生随笔》，是丁未年记的）翻出这几条论诗的话：

    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录《麓堂诗话》）

    东坡云，“诗须有为而作”。元遗山云，“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录《南濠诗话》）

    这两条都有密圈，也可见我十六岁时论诗的旨趣了。

    民国前二年，我往美国留学。初去的两年，作诗不过两三首，民国成立后，任叔永（鸿隽）、杨杏佛（铨）同来绮色佳（Ithaca），有了作诗的伴当了。集中《文学篇》所说：

    明年任与杨，远道来就我。山城风雪夜，枯坐殊未可。

    烹茶更赋诗，有倡还须和。诗炉久灰冷，从此生新火。

    都是实在情形。在绮色佳五年，我虽不专治文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所以我那几年的诗，胆子已大得多。《去国集》里的《耶稣诞节歌》和《久雪后大风作歌》都带有试验意味。后来作《自杀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试验的态度更显明了。《藏晖室札记》第三册有跋《自杀篇》一段，说：

    ……吾国作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求一扑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况华茨活（Wordsworth）、贵推（Goethe）与白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 诗。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途径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耳。（民国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云：

    吾近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颇能独立矣。（七月八日）

    民国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文中列举方法几条，还不曾主张用白话代文言。但那时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说：“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文字也。”（《札记》第九册）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为自己要到纽约进哥仑比亚大学，梅觐庄（光迪）要到康桥进哈佛大学，故作一首长诗送觐庄。诗中有一段说：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儗。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诗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不料这十一个外国字就惹出了几年的笔战！任叔永把这些外国字连缀起来，作了一首游戏诗送我：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这诗，在火车上依韵和了一首，寄给叔永诸人：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梅觐庄误会我“作诗如作文”的意思，写信来辩论。他说：

    ……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谓之改良，则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自序2

    这封信逼我把诗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来。我的答书不曾留稿。今抄答叔永书一段如下：

    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觐庄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别，亦不尽当。即如白香山诗，“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李义山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此诸例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适赠足下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觐庄所谓“文之文字”。……可知“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

    “诗之文字”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只认风花雪月、蛾眉、朱颜、银汉、玉容等字是“诗之文字”，作成的诗读起来字字是诗！仔细分析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我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黄庭坚的《题莲华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这类的诗，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没有骨子的滥调诗人决不能作这类的诗。所以我的第一条件便是“言之有物”。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觐庄认做“仅移文之文字于诗”，所以错了。

    这一次的争论是民国四年到五年春间的事。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札记》第十册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记一段如下：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文亦遭几许革命矣。自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所以称“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谈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禅门所尝用，以俚语说理纪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其时之词也，曲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傥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但丁之创意大利文学，却叟辈之创英文学，路得之创德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过了几天，我填了一首“沁园春”词，题目就叫做《誓诗》，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四月十三日）

    这首词上半所攻击的是中国文学“无病而呻”的恶习惯。我是主张乐观，主张进取的人，故极力攻击这种卑弱的根性。下半首是《去国集》的尾声，是《尝试集》的先声。

    以下要说发生《尝试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二日，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诗。这首诗里有“言棹轻楫，以涤烦疴”，和“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我回他的信说：

    ……诗中“言棹轻楫”之言字及“载笑载言”之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七月十六日）

    不料这几句话触怒了一位旁观的朋友。那时梅觐庄在绮色佳过夏，见了我给叔永的信，他写信来痛驳我道：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为创获，异矣。如足下之言，则人间材智，选择，教育，诸事皆无足算，而村农伧父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

    甚至非洲黑蛮，南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至于无所谓“活文学”，亦与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足下乃视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

    觐庄这封信不但完全误解我的主张，并且说了一些没有道理的话，故我作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答他。这首诗虽是游戏诗，也有几段庄重的议论。如第二段说：

    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又如第五段说：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一段全是后来用白话作实地试验的意思。

    这首白话游戏诗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作的，一半是朋友游戏，一半是有意试作白话诗。不料梅、任两位都大不以为然。觐庄来信大骂我，他说：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亦数见不鲜。最著者有所谓Futurism，Imagism，Free Verse，及各种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大约皆足下俗话诗之流亚，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信尾又有两段添入的话：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七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颇使我不心服，因为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有时借镜于西洋文学史也不过举出三四百年前欧洲各国产生“国语的文学”的历史，因为中国今日国语文学的需要很像欧洲当日的情形，我们研究他们的成绩，也许使我们减少一点守旧性，增添一点勇气。觐庄硬派我一个“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自序3

    叔永来信说：

    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郑苏盦、陈伯严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滥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旷观国内，如吾侪欲以文学自命者，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洁之文学，更无吾侪侧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唯以此（白话）作诗，则仆期期以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高腔京调，而陶谢李杜之流，将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

    觐庄说，“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叔永说，“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这是我最不承认的。我答叔永信中说：

    ……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举放翁诗及山谷稼轩词为例）……总之，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

    这一段乃是我的“文学的实验主义”。我三年来所做的文学事业只不过是实行这个主义。

    答叔永书很长，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曰：

    一、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

    二、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

    三、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仍作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则决不能更有当日的价值与影响。何也？时代不同也。

    四、吾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与其做一个学这个学那个的郑苏盦、陈伯严，不如做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之。

    ……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第一次宣言不作文言诗词。过了几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傥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这时我已开始作白话诗。诗还不曾作得几首，诗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时我想起陆游有一句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我觉得这个意思恰和我的实验主义反对，故用“尝试”两字作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要看“尝试”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时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心里只有一点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须单身匹马而往”，我平时所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但是我若没有这一班朋友和我打笔墨官司，我也决不会有这样的尝试决心。庄子说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当时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乐趣，觉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写信答朱经农（经）中有一段说：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字俗话。

    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

    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一方面。

    这八条，后来成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见朋友讨论的益处了。

    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到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时，已成一小册子了，这一年之中，白话诗的试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没有积极的帮助，故这一年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

    我初回国时，我的朋友钱玄同说我的诗词“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又说“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诗，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这话我初听了很觉得奇怪。后来平心一想，这话真是不错。我在美洲作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音节一层，也受很大的影响：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后所作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作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作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虽不能处处做到这个理想的目的，但大致都想朝着这个目的做去。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处。

    以上说《尝试集》发生的历史。现在且说我为什么赶紧印行这本白话诗集。我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很快很远，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于白话诗仍旧很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两种白话韵文的集子出来，也许可以引起一班人的注意，也许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第二，我实地试验白话诗已经三年了，我很想把这三年试验的结果供献给国内的文人，作为我的试验报告。我很盼望有人把我试验的结果，仔细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静气的批评，使我也可以知道这种试验究竟有没有成绩，用的试验方法，究竟有没有错误。第三，无论试验的成绩如何，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供献的事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这一点试验的态度。

    近来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觉得中国文学有改革的必要。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他也说：“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甚至于南社的柳亚子也要高谈文学革命。但是他们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进行的计划。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形式上的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等到人问他们所主张的革命“大道”是什么，他们可回答不出了。这种没有具体计划的革命——无论是政治的是文学的——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惟一利器。但是国内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这话，他们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做韵文的唯一利器。我们对于这种怀疑，这种反对，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对付，只有一个法子，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科学家遇着一个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只可认他做一个假设；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我们主张白话可以作诗，因为未经大家承认，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我们这三年来，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实地试验，作五言诗，作七言诗，作严格的词，作极不整齐的长短句；作有韵诗，作无韵诗，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要看白话是不是可以作好诗，要看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要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实验的精神”。

    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实验的精神。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白话诗的试验室里的试验家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大多数的文人仍旧不敢轻易“尝试”。他们永不来尝试尝试，如何能判断白话诗的问题呢？耶稣说得好：“收获是很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胆把这本《尝试集》印出来，要想把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他们大家都来尝试尝试。

    我且引我的《尝试篇》作这篇长序的结论：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八年八月一日胡适

    再版自序1

    这一点小小的“尝试”，居然能有再版的荣幸，我不能不感谢读这书的人的大度和热心。

    近来我颇自己思想，究竟这本小册子有没有再版的需要？现在我决意再版了，我的理由是：

    第一，这本书含有点历史的兴趣，我作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最早，但是我的诗变化最迟缓。从第一编的《尝试篇》、《赠朱经农》、《中秋》等诗变到第二编的《威权》、《应该》、《关不住了》、《乐观》、《上山》等诗；从那些很接近旧诗的诗变到很自由的新诗，这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的诗里最容易看得出。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作到后来的《朋友篇》，简直又可以进《去国集》了！第二编的诗，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作的几首，如《一念》、《鸽子》、《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在这个时期里，《老鸦》与《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就是七年十二月的《奔丧到家》诗的前半首，还只是半阕添字的《沁园春》词。故这个时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应该》一首，用一个人的“独语”（Monologue）写三个人的境地，是一种创体；古诗中只有《上山采蘼芜》略像这个体裁。以前的《你莫忘记》也是一个人的“独语”，但没有《应该》那样曲折的心理情境。自此以后，《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都极自由，极自然，可算得我自己的“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如初版最末一首的第一段：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这才是我久想做到的“白话诗”。我现在回头看我两年前作的诗，如：

    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

    只剩得荒草孤坟，斜阳凄楚！

    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

    真如同隔世了！

    不料居然有一种守旧的批评家一面夸奖《尝试集》第一编的诗，一面嘲笑第二编的诗；说《中秋》、《江上》、《寒江》等诗是诗，第二编最后的一些诗不是诗；又说，“胡适之上了钱玄同的当，全国少年又上了胡适之的当！”我看了这种议论，自然想起一个很相类的故事。当梁任公先生的《新民丛报》最风行的时候，国中守旧的古文家谁肯承认这种文字是“文章”？后来白话文学的主张发生了，那班守旧党忽然异口同声的说道：“文字改革到了梁任公的文章就很好了，尽够了。何必去学白话文呢？白话文如何算得文学呢？”好在我的朋友康白情和别位新诗人的诗体变的比我更快，他们的无韵“自由诗”已很能成立。大概不久就有人要说：“诗的改革到了胡适之的《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也尽够了。何必又去学康白情的《江南》和周启明的《小河》呢？”……只怕那时我自己又已上康白情的当了！

    以上说的是第一个理由。

    再版自序2

    第二，我这几十首诗代表二三十种音节上的试验，也许可以供新诗人的参考。第一编的诗全是旧诗的音节，自不须讨论。这二编里，我最初爱用词曲的音节，例如《鸽子》一首，竟完全是词。《新婚杂诗》的（二）（五）也是如此。直到去年四月，我作《送叔永回四川》诗的第二段：

    记得江楼同远眺，云影渡江来，惊起江头鸥鸟？

    记得江边石上，同坐看潮回，浪声遮断人笑？

    记得那回同访友，日冷风横，林里陪他听松啸！

    这三句都是从三种词调里出来的。这种音节，未尝没有好处，如上文引的三句，懂音节的自然觉得有一种悲音含在写景里面。我有时又想用双声叠韵的法子来帮助音节的谐婉。例如：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这一句里有九个双声。又如：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夷犹如意！

    三、环，叠韵（今韵）；两、往，叠韵；夷、意，叠韵；回、环，双声；夷、犹、意，双声；如字读我们徽州音，也与夷、犹、意，为双声。如又：

    我望遍天边，寻不见一点半点光明；

    回转头来，

    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

    遍、天、边、见、点、半、点，七字叠韵；头、有、柳、头、旧，五字叠韵；遍、边、半，双声；你、那，双声；有、杨、依，双声。又如：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这诗近来引起了许多讨论，我且借这个机会说明几句。这诗原稿本是：

    也想不相思，免得相思苦。

    几度细思量，情愿相思苦！（原稿曾载《每周评论》二十九号）

    原稿用的“免得”确比改稿“可免”好。朱执信先生论此诗，说“免”字太响又太重要了，前面不当加一个同样响亮的“可”字。这话极是，我当初也这样想；第二句第一个“免”字与第四句第二个“愿”字为韵，本来也可以的，古诗“文王曰咨，咨汝殷商”，便是一例。但我后来又怕读的人不懂得这种用韵法，故勉强把“免”字移为第二个字，不料还有人说这首诗没有韵！我现在索性在此处更正，改用“免得”罢。至于第三句由“度”字，何以后来我自己改为“次”字呢？我因为几、细、思，三字都是“齐齿”音，故加一个“齐齿”的次字，使四个字都成“齐齿”音；况且这四个字之中，下三字的声母又都是“齿头”一类：故“几次细思量”一句，读起来使人不能不发生一种“咬紧牙齿忍痛”的感觉。这是一种音节上的大胆试验。姜白石的词有：

    暝入西山，渐唤我一叶夷犹乘兴。

    “一叶夷犹”四字使人不能不发生在平湖上荡船，“画桡不点明镜”的感觉，也是用这个法子。

    这种双声叠韵的玩意儿，偶然顺手拈来，未尝不能增加音节上的美感。如康白情的“滴滴琴泉，听听他滴的是什么调子？”十四个字里有十二个双声，故音节非常谐美。但这种玩意儿，只可以偶然遇着，不可以强求：偶然遇着了，略改一两个字，如康君这一句，原稿作“试听”，后改为“听听”，是可以的。若去勉强做作，便不是作诗了。唐宋诗人作的双声诗和叠韵诗，都只是游戏，不是作诗。

    所以我极赞成朱执信先生说的“诗的音节是不能独立的”。这话的意思是说：诗的音节是不能离开诗的意思而独立的。例如《生查子》词的正格是：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下半阕也是如此。但宋人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第一句与第五句都不合正格，但我们读这词，并不觉得他不合音节，这是因为他依着词意的自然音节的缘故。又如我的《生查子》词，第七、八两句是：

    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

    第七句也不合正格，但读起来也不见得音节不好。这也是因为他是依着意思的自然音节的。

    所以朱君的话可换过来说：“诗的音节必须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再换一句说：“凡能充分表现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诗的最好音节。”古人叫做“天籁”的，译成白话，便是“自然音节”。我初作诗以来，经过了十几年“冥行索涂”的苦况；又因旧文学的习惯太深，故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圈套；最近这两三年，玩过了多少种的音节试验，方才渐渐有点近于自然的趋势。如《关不住了》的第三段：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又如：

    雪消了，

    枯叶被春风吹跑了。

    又如：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又如：

    上面果然是平坦的路，

    有好看的野花，

    有遮阴的老树。

    但是我可倦了，

    衣服都被汗湿遍了，

    两条腿都软了。

    我在树下睡倒，

    闻着那扑鼻的草香，

    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觉。

    这种诗的音节，不是五七言旧诗的音节，也不是词的音节，也不是曲的音节，乃是“白话诗”的音节。

    以上说的是第二个理由。

    再版自序3

    我因为这两个理由，所以敢把《尝试集》再版。

    有人说，“你这篇再版自序又犯了你们徽州人说的‘戏台里喝采’的毛病，你自己说你自己那几首诗好，那几首诗不好，未免太不谦虚了。”这话说的也有理。但我自己也有不得已的苦心。我本来想让看戏的人自己去评判。但这四个月以来，看戏的人喝的采很有使我自己难为情的：我自己觉得唱工做工都不佳的地方，他们偏要大声喝采；我自己觉得真正“卖力气”的地方，却只有三四个真正会听戏的人叫一两声好！我唱我的戏，本可以不管戏台下喝采的是非。我只怕那些乱喝采的看官把我的坏处认做我的好处，拿去咀嚼仿做，那我就真贻害无穷，真对不住列位看官的热心了！因此，我老着面孔，自己指出那几首诗是旧诗的变相，那几首诗是词曲的变相，那几首诗是纯粹的白话新诗，我刻诗的目的本来是要“请大家都来尝试”。但是我曾说过，尝试的结果“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浪费”。这便是我不得不作这篇序的苦心。“戏台里喝采”是很难为情的事；但是有时候，戏台里的人，实在有忍不住喝采的心境，请列位看官不要见笑。

    总结一句话，我自己承认《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许怡荪》、《一笑》——这十四篇是“白话新诗”。其余的，也还有几首可读的诗，两三首可读的词，但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

    这书初写定时，全靠我的朋友章洛声替我校抄写定；付印后又全靠他细心校对几遍。这书初版没有一个错字，全是他的恩惠。我借这个机会很诚恳的谢谢他。

    民国九年八月四日胡适序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梅盦

    这半年以来，我作的诗很少。现在选了六首，加在再版里。

    适九.八.十五

    四版自序

    《尝试集》是民国九年三月出版的。当那新旧文学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当那初次试作新诗的时候，我对于我自己的诗，选择自然不很严；大家对于我的诗，判断自然也不很严。我自己对于社会，只要求他们许我尝试的自由。社会对于我，也很大度的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这点大度的承认遂使我的《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售到一万部。这是我很感谢的。

    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现在还有人引了阿狄生、强生、格雷、辜勒律己的话来攻击新诗的运动，但这种“诗云子曰”的逻辑，便是反对论破产的铁证。新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加多了。有几位少年诗人的创作，大胆的解放，充满着新鲜的意味，使我一头高兴，一头又很惭愧。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我现在看这些少年诗人的新诗，也很像那缠过脚的妇人，眼里看着一班天足的女孩子们跳上跳下，心里好不妒羡！

    但是缠过脚的妇人永远不能恢复他的天然脚了。我现在把我这五六年的放脚鞋样，重新挑选了一遍，删去了许多太不成样子的或可以害人的。内中虽然还有许多小脚鞋样，但他们的保存也许可以使人知道缠脚的人放脚的痛苦，也许还有一点历史的用处，所以我也不避讳了。

    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当时我自己删了一遍，把删剩的本子，送给任叔永、陈莎菲，请他们再删一遍。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医院里，他也替我删一遍。后来俞平伯来北京，我又请他删一遍。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把他保留了。有时候，我们也有很不同的见解。例如《看花》一首，康白情写信来，说此诗很好，平伯也说他可存；但我对于此诗，始终不满意，故再版时，删去了两句，四版时竟全删了。

    再版时添的六首诗，此次被我删去了三首，又被“鲁迅”、叔永、莎菲删去了一首。此次添入《尝试集》十五首，《去国集》一首。共计：

    《尝试集》第一编，删了八首，又《尝试篇》提出代序，共存十四首。

    《尝试集》第二编，删了十六首，又《许怡荪》与《一笑》移入第三编，共存十七首。

    《尝试集》第三编，旧存的两首，新添的十五首，共十七首。

    《去国集》，删去了八首，添入一首，其存十五首。

    共存诗词六十四首。

    有些诗略有删改的。如《尝试篇》删去了四句，《鸽子》改了四个字，《你莫忘记》添了三个“了”字，《一笑》改了两处；《例外》前在《新青年》上发表时有四章，现在删去了一章。这种地方，虽然微细的很，但也有很可研究之点。例如《一笑》第二章原文

    那个人不知后来怎样了。

    蒋百里先生有一天对我说，这样排列，便不好读，不如改作

    那个人后来不知怎样了。

    我依他改了，果然远胜原文。又如《你莫忘记》第九行原文是

    嗳哟，……火就要烧到这里。

    康白情从三万里外来信，替我加上了一个“了”字，方才合白话的文法。作白话的人，若不讲究这种似微细而实重要的地方，便不配作白话，更不配作白话诗。

    《尝试集》初版有钱玄同先生的序和我的序。这两篇序都有了一两万份流传在外；现在为减轻书价起见，我把他们都删去了。（我的《自序》现收入《胡适文存》里。）

    我借这个四版的机会，谢谢那一班帮我删诗的朋友。至于我在再版自序里说的那种“戏台里喝采”的坏脾气，我近来也很想矫正他，所以我恭恭敬敬的引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先生“评”《尝试集》的话来作结。胡先骕教授说：

    胡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

    这几句话，我初读了觉得很像是骂我的话；但这几句话是登在一种自矢“平心而言，不事嫚骂，以培俗”的杂志上的，大概不会是骂罢？无论如何，我自己正在愁我的解放不彻底，胡先骕教授却说我“卤莽灭裂趋于极端”，这句话实在未免过誉了。至于“必死必朽”的一层，倒也不在我的心上，况且胡先骕教授又说：

    陀司妥夫士忌，戈尔忌之小说，死文学也。不以其轰动一时遂得不死不朽也。

    胡先骕教授居然很大度的请陀司妥夫士忌和戈尔忌来陪我同死同朽，这更是过誉了，我更不敢当了。

    十一.三.十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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