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么说，大家是明白的，就是说我们人，有钱也罢，没钱也罢，有权也罢，没权也罢，最终都逃脱不了一个“死”字。至亲至爱的人离去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故去了，还有正常不正常、熟悉不熟悉的人死亡了，听到消息，送上一程，让人不可逃避地总要琢磨一回“死”的问题。我想得很糊涂，而我相信，一切琢磨过这个问题的人，可能想得如我一样糊涂。然而糊涂着，死却在身边和周围时时发生着。那情形好像是，大家在这个叫作“地球”的物体上忙碌着，有的种庄稼，有的开机器，有的做生意，有的搞艺术，有的当官坐办公室，而有的基本什么都不干，就是谈情说爱，就是怎么玩都玩不够，却突然不知被谁断喝一声，说你大限到了，你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你立即就完蛋了。
可怕的“死”，就是这么简单。
然而呢，却又很不简单。所以说不简单，都在于自己死后的安排了。
西安人能有什么安排呢？去“三兆”是必然的，从“三兆”出来，又往哪儿去呢？这就有了选择，西安的大街小巷，像房地产一样火爆的，就是广告牌竖得高高的墓园了。听人传说，活人居住的房子，还不如死人的墓地价高。高到怎样一个程度呢？听人传说，人啊！活得起，死不起。
哎呀！这可怎么得了。
朋友大刘别出心裁的一场追思会，我们几人相约，择了个时日，到西安南部的秦岭脚下，寻了一处墓园，钻进去，要探一个究竟，如果条件许可，我们说不定会一起团购下几个墓地呢。
虽然是死后躺的地方，舒服与否，已无关紧要。要的是一种风脉，还有一种静雅。我不知别人是怎么想的，而我就坚决地这么想了。
我随着朋友，在这处墓园漫无目的地走着……因为天气正值仲夏，墓园里不仅飘荡着浓郁的松柏味儿，而且还加进了许多清幽的花味儿。凭我的生活经验，我把这处很大的墓园看了一眼，即知那成排成排的松柏树，都是人工栽植的，碧翠一片，仿佛列队守墓的绿色巨人，在风的鼓动下，摇摆着，是威武的，更是壮观的，在松柏浓厚的阴影下，就满是自由生长的野草，相互纠缠，其中一些，依着节气的变化，开出一朵或者一串白色的、黄色的、粉色的花儿来，有的花儿大，有的花儿小，由于少有人的打扰，便都开放得十分热烈。我们逡巡在墓园里，突然会有一两个很熟悉的人迎面而来，这让我要惊诧一下，而且还要慌乱一阵……他们如我一样，生前可都是西安的市民，可是他们搬家了，从西安城搬到这里来，成了这里的居民。
任哲中、傅嘉义、石宪章……我辨识着墓碑上的名字，知道他们活在西安城里的时候，是怎样的炙手可热，是怎样的如雷贯耳，是怎样的家喻户晓，他们可说就是西安的脸面。如今，他们搬出西安，落脚在这一处墓园里了，但西安城没有忘记他们，他们依然以自己被时间所能记忆的精神气质，让西安城的活人们津津乐道，传说了又传说。任哲中是秦腔大鳄，他开创了任派唱腔，深入人心，独一无二，他生前亲传了多少弟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刻意学习他的人，太多太多，专业的秦腔剧团里有，民间的票友亦有，而且是，后者比之前者，要多得多。我们几位朋友在从西安城出发时，就耳听环城公园里，这里一丛人，那里一丛人，你一嗓子，他一嗓子，唱着任哲中拿手的《周仁回府》《祝福》……在西安城墙根听到的任哲中，让我们面对移居在墓园里的他时，他突然地被放大了，仿佛是他在自己新的居住地在演唱一样，是那么的振聋发聩，是那么的激越热烈，而与他一样，移居在此的人们，都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为他而陶醉，这其中就有我所敬仰的傅嘉义、石宪章先生，他们一个是西安城杰出的篆刻大家，一个是西安城著名的书法家；一个五十岁出头谢世，一个六十岁出头辞世，让人至今想起，都要痛惜而喟叹的。不过还好，傅嘉义的印石，石宪章的书法，没有跟着他们而移居，都还在西安有幸藏有他们印石书法的藏家手里，生着辉，放着光。我有一次，在一位书法家的案头，就见着了傅嘉义的一方印石，那位书法家写了一幅字，在钤印时，我拿起他刻的印章，来为那幅字钤印了。在我把红亮亮的大印钤在宣纸一角时，我突然有一种别样的感觉，我感到那方印石是热的，温乎乎的似乎还有点儿烫手。于是我想，傅嘉义先生是把他的满腔热情，都倾注在他刻制的印石上了。如今，他遗憾地移居他处，但他给予艺术的热情，还尚存在他的印石作品中，永远不会移居。
傅嘉义和石宪章两位先生，生前是绝对的秦腔票友，而且是任哲中的铁杆儿拥簇者。任哲中移居到此来了，他们也移居来了，他们还在醉心地聆听任哲中的秦腔演唱吗？
清寂的墓园，在我的世界和意识中，热闹起来了。我不禁想要感叹：
清寂的墓园，在时间里依然热闹着。
2013年9月17日 西安曲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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