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是，人在一天天地经历，一天天地变老，到了一定的年龄，回头来看，不难看出怀有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心理，是多么幼稚的一件事，太不值得了。
我们读书，从幼儿园启蒙，上到小学、中学、大学，十多年的统编教材读下来，大家把自己读过的篇目梳理一下，看看我们都读了谁？屈原躲不过去，司马迁躲不过去，苏东坡躲不过去……我要罗列下去，发现那些被统编进教材里的作品和作者，都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征，就是写了这些作品的人，在他们的生前，都是要被人非议、诽谤和陷害的，看透了这一点，即使我愤愤不平时，也还会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
端午节，我们享受着这一伟大的传统节日，天才的屈原写下了《离骚》《九歌》，但他活着的时候，却是那么的悲惨，在他祖居地楚都，不断地被人非议、诽谤、陷害，到头来，连英明的楚国国君都烦了，跟着那些非议、诽谤和陷害他的人，把他赶出国都，让他身无立锥之地。痛苦无望时，在汨罗江畔，仰天一声浩叹，纵身一跃，投水而亡……他死了，因为他的真诚，因为他的真爱，他活在老百姓的心中，也活在无边无际的时间当中，老百姓以节日的形式纪念他，时间以节日的形式怀念他，他没有死，他死不了。倒是那些非议他、诽谤他、陷害他的人，活着时，就在老百姓的眼里和时间的面前死了，他们死了后，就更在老百姓的心里和时间的面前，死亡得一点儿痕迹都没有。
屈原是这样，司马迁也是这样。
被陷害受了宫刑的司马迁，所承受的屈辱，真不如屈原投水那么痛快，但他默默地承受着，还创造性地为中华文化留下了一部皇皇巨著的《史记》，使我们中华文化有了一部可称信史的大作。
屈原的不幸，司马迁的不幸，历朝历代，打墙的板一样，一直地翻着，就没有停止的时候，到了北宋，突然地降临到了苏东坡的头上，这位千百年来堪称文学第一大家的才俊，从他科举考试取得大名后，几十年间，从来都与他人的非议、诽谤、陷害相交织，不是被明枪伤着，就是被暗箭伤着，从开封贬到黄州，从黄州贬到英州，一贬再贬，最后竟被贬到海南岛上的儋州……不断地被非议、被诽谤、被陷害，好像还不能清除给他制造噩梦的小人们的戾气，他们甚至想要借助皇帝的手，杀了苏东坡而后快。正如时人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一文里说的那样：“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可不是嘛，为了躲避朝廷中的是是非非，苏东坡主动申请，外放到地方任职，先先后后八年时间，相继任职杭州、密州、徐州地方首长，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政绩，老百姓拥戴他。可是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一批小人，却不怎么待见他，千方百计地要非议、诽谤、陷害他。宋神宗元丰二年，亦即公元1079年，苏东坡被调任湖州担任知府。湖州就是今日的浙江吴兴，新的环境，新的开端，苏东坡筹划着新的工作方向，打算为地方百姓多做些实实在在的好事。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陷害，差点儿要了他的性命。
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在几个小人的罗织下爆发了。小人们看不惯苏东坡比他们有才，见不惯苏东坡治理有方，就把苏东坡的诗作拿来，鸡蛋里挑骨头，断章取义地找出几句，诬陷他“讥谤朝政”“愚弄朝臣”“指斥乘舆”！哎呀呀，有此三条大罪，苏东坡被千里迢迢地捉拿回开封，下到天牢里，等着杀头了。好在有个爱护苏东坡的曹太后，得知事情的原委，告诉神宗：“因写诗文而系于牢狱，自从开国以来尚无先例。我患病已久，万不可再致冤屈之事，以免损伤天地中和之气。”苏东坡因此死里逃生，躲过了一劫。
然而不幸得很，苏东坡保住了脑袋，却依然保不住自己被非议、被诽谤、被陷害的命运。后来做了宰相的蔡京像原来诬陷苏东坡的一般小人一样，依然嫉妒着苏东坡的才华，一次又一次地诋毁诬陷苏东坡，为此还发明了一个立碑辱名的方法，把包括苏东坡在内的许多后来为中国文化所记忆的伟人名字，刊刻在上面。这座石碑史称《党籍碑》，在桂林龙隐崖的一孔石窟里，还隐约残留了一部分，历数上面刊刻的名字，计有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程颐等。
聪明如蔡京者，刊立《党籍碑》，原来是要侮辱苏东坡他们的，不承想，辱人不成反辱己，被辱的人在时间的长河里，一个一个，越来越圣洁光辉，越来越受人崇拜敬仰，而他自己却耻辱终生，万世为人唾骂。
历史是一面镜子，一个人在被非议，在被诽谤，在被陷害时，并不完全是个坏事，只要自己行得端，走得正，是可以乐见非议、诽谤和陷害的，更可以乐视非议、诽谤、陷害成为打磨树立自己才华和品行的奠基石。
2014年元月6日 西安曲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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